旧时女子在头发上的装饰，贫富之间，云泥之别。大家女子用浮夸的步摇，光影闪烁间，有团暖和的富贵气象；贫穷女儿家有根头绳绑住青丝，临水照人，亦有别样风情。在这其中，红发带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杨白劳惶恐躲债回家的路上，还不忘给女儿扯上三尺红头绳，为的是一年年末的那点喜气——大红袄配红头绳，是一种乡村中的审美，喜儿这样的女子作此装扮，该是美丽的，因为平日里太不显眼，突然沾了红色这样跳脱的颜色，有惊为天人的效果。
喜儿的红头绳，想必是大红吧，是一种张扬的欢喜；张爱玲就不喜欢这么浓烈的颜色，她挑卡片，则喜欢粉红色，云端上看厮杀的女作家，内心藏着的，是一颗幼稚世俗的少女心。众多红色中，最挑人的是桃红色，桃红柳绿，虽然是嫩的，却太过挑剔，《金瓶梅》里，只有潘金莲这样妖娆的女子，才能压得住桃红色，所以初次见面，西门庆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桃红裙子。这样的颜色，放在萧红身上，便实在很难想象了。
说她不适合红头绳的，是鲁迅。一次，萧红要去参加宴会，她来到鲁迅家里，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米色、绿色还有桃红色的发带一堆，许广平选了一根桃红色发带系在萧红的头发上说：“好看吧！多漂亮！”又拉着萧红给鲁迅看，她觉得这样的萧红是美丽的。然而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装饰她……’许先生有点窘了。我也安静下来”。鲁迅这个举动，似乎有些蹊跷，因为萧红自己也说，“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对萧红，似乎是个例外。
鲁迅是萧红的老师，穿衣着装，也要给予指导。萧红穿了新的红上衣，便咚咚咚跑上二楼，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岂止如此，他还告诉她：“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因为这样那样的细节，许多人揣测萧红和鲁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那么一点小小的情愫，这样怀疑，似乎是有理由的。比如在萧红去世之后，许广平写了篇《追忆萧红》，这篇回忆文章很奇怪，文中竟有许多埋怨：“……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女人之间，总是敏感的吧，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许广平也觉得，没有什么好顾忌的，“顺便提到”，也许是“憋了好久”的代名词。
萧红的红头绳引来鲁迅对穿衣搭配的一番理论
萧红对于鲁迅，无疑是有爱的，但这种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觉得并不是那种男女之情，而是一种女儿对于父爱的渴望。这是萧红一辈子都追求的东西。在鲁迅身边，她每每能够把身体中最少女、最天真的一面激发出来，所以，她在他面前，是任性的，是毫无顾忌的，所以她见他，能够“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她为什么笑，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这样的话，一辈子，她只对鲁迅说过，在其他人那里，她有时豪迈，有时幽怨，有时清冷，却从没有这般明媚鲜艳的，从来没有。
萧红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续弦，继母对她不好，客气而冷漠；父亲更是经常打骂她，疼爱她的只有祖父，老了的祖父虽然“喜欢流起眼泪来”，“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甚至叫她写信给她已经死去5年的姑母，但祖父爱她，在她落寞受气的时候，随着一声“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橘子落到她的手中；也会在冷夜里“赤着脚，开着纽扣”陪她去外面的厕所，因为她害怕。母亲去世时，萧红没有哭，懵懂着在花园扑蝴蝶，然而祖父去世，她却一直在哭，也许成了宿命，在这之后，她穷其一生，一直苦苦追寻着一个人能够像祖父一样保护她，然而没有，一直没有。
17岁那年，萧红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男人，这是父亲的选择，让她和在哈尔滨的同乡汪恩甲订婚。根据她的叔伯妹妹张秀珉回忆，这门亲事是由六叔张廷献提起的。他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在阿城师范同班，又一起排过剧。毕业后，汪大澄在道外区滨江小学当校长，常与张廷献接触，他一眼相中了萧红，便托张廷献保媒。在介绍的时候，萧红并没有提出反对，据说主要原因是这位未婚夫挺帅。他只比萧红大两岁，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嫁给汪恩甲，也许就可以摆脱父亲、摆脱家庭了吧。应该说，最初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同班的几个好友都记得萧红为汪恩甲织毛衣的事，织毛衣是旧时女子表达爱意的最高规格，可见两人确实在认真交往。后来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看起来，这门亲事很相配。
1930年夏天，萧红初中毕业了，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经很少见，汪家觉得，举行婚礼的时候到了。可是喜欢读书的萧红并不满足，看到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她心里很着急。可是父亲让她尽快回去完婚。这等于给已生嫌隙的父女关系雪上加霜，不善于沟通的两代人为此更加僵持起来。她最终下决心要抗婚出逃。可是出逃是需要钱的，虽然家里每个月都会给她一些生活费，但这钱也已所剩无几了。当年7月，在得到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后，萧红先是到服装店里做了一件新大衣，随后就同已婚的同学陆哲舜结伴去了北平。
萧红的抗婚出逃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呼兰城里也不胫而走，父亲更是大为恼火。在两家家长的施压下，1931年春节前，萧红被迫结束了北平之行，回到东北家中。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未婚夫汪恩甲一路追到北平，并在3月中旬把萧红带了回来。之前做媒的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这时的萧红，已经成了呼兰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弟弟妹妹们都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的父亲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没多久，萧红再一次“闯祸”了。
她替佃户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大怒，把她痛打一顿后锁了起来，又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这个桥段和张爱玲的遭遇极其相似，看来民国的女作家们都有此劫。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故事发展到这里，相信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惊讶，之前不是号称和汪恩甲分手了吗？为什么现在又以身相许了呢？当然，只身逃亡的萧红这时除了汪恩甲，似乎找不到第二个保护者，不过，多半还是因为从前织毛衣的情分吧！何况，汪恩甲还是个帅哥！可是住在旅馆里，每天都会花钱，两家切断了经济援助，于是只能赊账。到1932年春，久居旅馆的萧红和汪恩甲已欠下600多元的食宿费。他们当然是无力偿还的，住所也被换成了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
这时，日军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6月至8月，那是萧红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月，阴雨连绵，没有一天出过阳光。汪恩甲说出去弄点钱回来还债，然后一去不返。萧红被旅馆老板软禁起来，不准她外出，经常恐吓她。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许广平对于萧红的这种境遇，做了最恰当的比方：“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侯，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
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旅馆的老板恐吓他，如果再不还钱，就会找一家妓院，准备把她转卖，这显然很顺手，因为东兴顺旅馆离哈尔滨的妓院区“圈儿楼”非常近。萧红便写信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部求救，《国际协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出版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民办报纸，信写得惊悚而直接：“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不能不救啊！”
副刊部主编裴馨园收到了信，根据他的妻子黄淑英回忆：“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信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指责了老裴，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裴觉得很有趣，一边笑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老裴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说是管，其实也不过是几个人跑去小饭馆里商量对策，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刘鸿霖的人，亲密的朋友们都叫他“三郎”，而我们记住的是他的笔名“萧军”。
萧军这个名字，据说是源于京剧《打渔杀家》，里面疾恶如仇的老渔夫叫作萧恩，行伍出身的萧军崇拜这位好汉，便起了这个名字。萧军比萧红大4岁，1907年出生在奉天义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个木匠。
萧军天生有一股侠气，这点和萧恩一样。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一直很优秀，还有一天就要毕业，却为了给同学抱打不平，差点把教官劈死，于是只好肄业。这种打抱不平的侠义之气，终于让他和萧红的生命连接起来，而骨子里的鲁莽，又为他们两人的爱情注定了一层暴力的悲剧。
在裴馨园和同事们一起研究“拯救失足少女萧红”的活动时，萧军却显得非常漠然，他觉得这种营救方法，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可怜人，救得了几个呢？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办法：“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地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
7月12日中午，因为旅馆老板不给饭吃，萧红又给裴馨园打电话求救，这一次，接电话的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来电话时我是正在馨君的座位上，为他整理一些外来的稿件，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萧红的信，又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进到屋里，萧军把信交给萧红。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个蓝色的大褂，但是已经褪得几乎认不出颜色了。”
萧军把书交给萧红，转身便想离去，这时，萧红说：“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这是这两人故事的开始。多年之后，在延安，萧红也是这样主动地说：“三郎，我们分手吧。”在这段感情里，萧红并不是弱者，虽然她总是那么依赖萧军，到上海后，两人同屋分床而眠，萧红半夜都要哭醒，她是觉得两人离得太远了。
萧军坐下以后，萧红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萧军一边不经意地听着，一边看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回忆：“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这个诗很有诗意，而且把萧红这个处境完全都写出来了，让人就不能不心疼，就是不能不痛惜她，不想呵护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正义的男人，我想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
一句话，一首诗，两个人，就这么相爱了。
临走时，萧军留下了口袋里仅有的5角钱，让萧红买点吃的东西。这仅有的5角钱，是萧军的车钱，看完萧红之后，萧军步行了约十里路回家。他时常来看她，但对于她拖欠旅馆的六百多元钱，始终没有办法凑齐。
哈尔滨的大雨给萧红想了个办法。8月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洪水淹没，这时仍在裴馨园家中商议营救萧红的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于是大家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凫水去救萧红。
萧军的女儿萧耘说：“水发到二楼了，萧红的房子是二楼，坐在窗台上就可以摸着水。看她的人都跑了，逃命了，就给了她一个逃命的机会。”房客们乘坐小船，纷纷逃离时，只有萧红还依然在等着萧军的到来。但当萧军游到东兴顺旅馆时，却发现旅馆里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萧耘回忆道：“实在等不来了，她就搭了一条柴船，正好从她的窗口过。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她先于萧军到了裴馨园家。”
他们爱情中最壮丽的，便是这一刻。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她没有喂这个孩子一口奶，也许是害怕对她产生感情。因无力抚养，送给了道里公园的看门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音讯。萧红的命运中，似乎总是会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却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事情又会重现。
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这一年，萧军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下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本书此后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萧红在此后不到10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介绍了许多文坛的朋友。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对他的感情，这时候，他们郎情妾意。
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他们常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有一次在鲁迅家里，萧军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形玩具，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鲁迅儿子海婴的礼物。小孩手里擎着一根钓鱼竿，由一条细线系了一条小鱼，一摁键，钓竿扬起，小鱼就被钓起来。萧军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来，终于“咔”的一下钓竿断了。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萧军直觉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伤害了，从此就不到先生家里去了。萧红却照样欢欢喜喜地前去。鲁迅先生很快察觉了，问萧红：“那一位怎么好几天没有来？”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萧红像孩子争宠似的“揭发”了萧军，并为此非常得意。鲁迅先生温和宽厚地笑了，说：“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
但萧军还是不怎么来了，萧红便一个人来。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萧红说：“来啦！”他们之间，有种浑然天成的亲近感，就像开头描述的那样，萧红在鲁迅这里，是轻松而活泼的，甚至带有一点孩子的稚气，她觉得什么都能够和鲁迅说，即使她做了很不好吃的包子，鲁迅也会多吃两个。
但其实，她并不快乐，因为回到家，她总是挨打。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是在青岛吧，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据说是他外面有了女人，却又不跟萧红分手。萧军觉得自己对萧红有责任，但他究竟对她有怎样的感情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军绯闻不断，萧红的痛苦无处可藏。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为了缓解冲突，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在渡海途中，萧红给萧军写信：“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即便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等等。这种爱，温柔而又沉重，因为此时的萧军，对于萧红是有一点厌倦了。他在青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管他遵从了萧红的叮嘱吃了鸡蛋（这让萧红特别高兴），在感情上，他有了别的意向。后来，他自己反省道：“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完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在日本的萧红回来了，然而，萧军并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地切断他的感情，后来，临终前的萧红向病床前守护的骆宾基讲述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里去，那友人是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发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走走多好呀。’这时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的。她说‘你这样不冷么？’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敏感的萧红陷入了痛苦之中，然而更痛苦的，还有身体上的摧残。胡风夫人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对“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他们也想要挽救彼此的感情，他们想过，是不是换个城市，就可以重新开始。1937年4月27日，萧红前往北平，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平。她先是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洁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萧红想要萧军离开上海，和她一起去北平。她给他写信，然而每一封信都是绝望的：“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几天后，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中，萧军还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
在北平，萧红和老朋友去逛了长城，看戏，看电影《茶花女》，还独自去北海坐了两个钟头，每天吃饭则到东安市场，花一角钱买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钱买两个花卷或炒素菜。5月9日的信中，萧红告诉萧军在北平找民房长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处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来北平后再说。5月12日，萧军发出一封催促其南归的短信：“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40年后萧军注释萧红信时说：“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京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萧红回到了上海，她为他们感情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
之后，萧军和萧红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不久晋南战局变化，日军向临汾进攻，萧红和萧军在准备撤退的方向上，再次发生了分歧。固执的萧军一心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发挥所长，他的特长是写作，文化人的岗位应当是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萧军说：“我们还是各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若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萧红忍着泪水回答：“好吧。”车站送别时，萧军拉住和萧红同行的聂绀弩说：“萧红单纯，缺乏处事经验，请多加照顾。”聂绀弩就问两人是否已决定分手，萧军却郑重地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她，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的。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就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萧军说的明显是赌气的话，之后他一人横渡黄河，越岭翻山，步行二十余日，到达延安，在丁玲的安排下，他再次见到了萧红，他有点想她。
可她以为，他真的已经和她分手了，于是她选择了对她更加温柔的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
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萧红的身边站着端木。端木虽然不失礼貌地和萧军拥抱，却偷偷地跟聂绀弩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忙啊。”萧军进屋后，萧红也跟了进来。她站在一边看着正在洗脸的萧军，微笑着说：“三郎，我们分手吧！”
这时候，她的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这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可是萧红对于萧军的感情，到死都没有变。1938年5月，萧红和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是骨子里，她还是渴望那种父亲的爱，然而端木给不了她。端木能给她的只有平静的生活，他执意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但这并不意味着端木懂她，理解她。端木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丈夫，却并不是萧红爱的那个人。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1942年1月，香港沦陷，萧红滞留在医院里，临死前，陪伴她的，不是萧军，不是端木，而是仰慕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年1月22日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这里的“同居者”当然说的是端木，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端木后来的夫人钟耀群辩解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究竟谁说的是真相，已经无从得知。但萧红在死前，确实也曾经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到了最后，她还是怀念一个能够来拯救她的人：小时候的祖父，1932年时的萧军，鲁迅先生，答应娶她的端木……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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