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李叔同与多情苏曼殊

    杭州的风，比别处是不同的。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可见杭州的缠绵之处。郁达夫也爱杭州，尽管鲁迅再三劝说，他还是不惜憋在旅馆里写无聊的消遣小说，以换取在杭州盖房的银子。不过，郁达夫在西湖边溜达，看得最多的，却是“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杭州与佛门的渊源，素来是深的。灵隐寺至今还是香火旺盛，连星巴克都要凑一把“大慈大杯”的热闹。若是图清净，倒是我常去的西南角大慈山白鹤峰下的虎跑，绿草如茵，竹林深处，有泉之声。虎跑寺是名刹，千年来高僧辈出，但世人能熟记的，不过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和剃度在此的弘一。

    看弘一字，读弘一文，你感受到的是高僧的慈悲弘忍，凡尘中的人只能默默敛衣起敬，但脑海里也许弥漫的是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的词作者，叫李叔同，李叔同，是出家之前的弘一。

    翻开李叔同的历史，这是一个俗世中一等一的翩翩佳公子：他第一个把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介绍到中国来；在日本第一个创办话剧春柳剧社；第一个启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育（刘海粟语）……当国人还在为了剪不剪辫子而发愁时，他已经在日本自编自导自演《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连日本剧作家松居松翁也赞叹道：“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然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对于中国剧的怀疑》）

    李叔同也曾是位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先追随康梁，自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辛亥革命胜利，他家的产业因为票号倒闭而遭遇到致命打击，李叔同却毫无怨恨，一阕《满江红》，只有热情，没有家愁：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为什么做了和尚？俗世的人们总也想不明白，因为李叔同变成弘一，真的只是一瞬的事情。所谓开端，不过是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为了躲避来学校演讲的一位社会名流，便雇了一叶扁舟，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喝茶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自己说，于是便“索性做了和尚”。索性两个字，看着简单，入律宗的弘一守戒之严格，让人瞠目。他着粗布衫，一日仅两餐，不吃菜心、冬笋和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丰子恺有次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弘一到湛山寺，寺中特意准备了四个菜送进寮房，法师没动一筷子；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只好送去一碗众僧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来人答是，他这才用餐。

    为什么做了和尚？有人猜因为经济原因，这一说法似乎有点不靠谱。事实上，当时的李叔同靠着教书的工作，每月可领105元薪水，不但应付自己生活绰绰有余，还有余力资助赴日学习的刘质平。又有人猜因为搞不定两位夫人，这当然更不靠谱。带着日本妻子回国后，家中的原配确实大闹了一场，但很快，他便把日本妻子送往上海，自己也在半年后搬至上海居住。还有人猜因为对政局失望，更有些可笑，那时的李叔同，已不复当年的热血男儿，他避世般在杭州教音乐，并不太过问政治。

    章太炎读佛经，鲁迅读佛经，马一浮读佛经……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士们，读佛经的并不在少数，乱世之下，精妙佛法也许真的可以抚慰人的灵魂，但抛妻别子遁入空门的，却只有李叔同一人而已。

    何况这位妻子，还是从扶桑千里迢迢跟他回来的，孤苦无依。

    这位日本妻子，并不曾留下姓名，后人有“诚子、福基、薰子、千叶子”等等说法，均是附会，是他在日本租房时房东的女儿。这是个有勇气的女子，所以她为他做了裸体模特儿，她为他抛弃故土，甚至在得知他当了和尚的时候，她还是质问：“为什么当了和尚，便要抛弃家庭？日本的和尚，不是可以有老婆么？”

    她并不管他出世入世，她只要他别抛弃她。

    据说他对她，并不是没有交代的。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本妻子送回日本。日本妻子不同意，于是辗转来到杭州，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无奈，只好先只身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同意会面，关于会面的地点，黄炎培说是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杨白民说是在“西湖边的某家旅馆”，根据黄炎培的描述，“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杨白民的说法则更加人性化一些，李叔同送给妻子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不管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李叔同一个人雇了一叶扁舟而去，“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剩下只有岸上失声痛哭的妻子。

    他说的“有技术”，是指什么呢？我并不曾查到这位日本妻子有什么才能，除了会做裸体模特儿之外，也许会纺织？也许会伐木？

    我并不相信那个日本妻子拍着庙门高叫“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的琼瑶式画面，我相信大哭之后，她再无一语地回日本去了，因为她必定知道，他想要做任何事，都要尽力做好，在俗世则为翩翩佳公子，出俗世则为慈悲真菩提，他爽快地“索性做了和尚”，便一定是真的决意要做个好和尚了。

    此后再无她的消息，而弘一法师的故事还在继续。夏丏尊去看弘一法师，法师留饭，是咸菜和馒头。夏丏尊尝了口咸菜说：“这咸菜虽好，奈何太咸。”弘一说：“过咸也是滋味。”夏丏尊又尝了馒头说：“太淡。”弘一说：“淡有淡的滋味。”

    这幸亏是夏丏尊和弘一对话，倘若换了苏曼殊，定然不依不饶要再去吃两大碗牛肉。

    苏曼殊，是弘一的另一端，是和尚的另一种范式。

    佛教虽然流派众多、戒律纷繁复杂，但有“五戒”，是随便什么流派，都要遵从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犯其四。

    第一次出家，苏曼殊就犯下了杀生大戒，他抓了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吃，并因此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津津有味讲起此次被逐事件，并作为素材写进小说中。之后他又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苏曼殊还曾经打算组织枪杀康有为。

    没有路费的时候，和尚也犯过偷盗戒。1903年，苏曼殊打算去香港，陈独秀等执意强留，自己又没有路费，便偷了章士钊30元钱卷铺盖走人。第二次出家后，他还偷了师兄的度牒和钱：“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这里的“已故师兄”，是和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

    苏曼殊的犯戒，确有种出家人的天真，一如他会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章太炎觉得很无聊，叫他去买“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找答案，苏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苏曼殊没钱了，孙中山和廖仲恺资助他200元，当晚，曼殊广邀朋友，说是有钱了，晚饭请客，居然还邀了“债主”孙中山，廖仲恺有些生气，倒是孙中山一笑了之，居然还真的去赴宴，可见挚友之间，确实明白，和尚的天真，是真的天真。

    苏曼殊平生最爱，只有两样，美人和吃。苏曼殊的画难求，他自己的规定是，如果是美人来求，“每画一幅，须以本身小影酬劳，如果是男子即一概谢绝”。不过，为了吃，似乎美人也是可以不要的。《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了一批进口的五香牛肉，据说非常香，“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3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的美术编辑室，邀请苏曼殊有空品尝。苏曼殊一听到牛肉和糖，连忙前往，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别想出来。最终，苏曼殊投降了。

    苏曼殊对食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苏曼殊又说：“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做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两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如此豪饮雄食，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为了吃的，苏曼殊甚至可以用锤子敲落镶金的门牙，只为了拿金牙换糖吃，章士钊为此还特写了一首诗调笑他：“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李叔同头也不回地走了。苏曼殊一餐饭吃了好多东西。

    在男女之事上，苏曼殊似乎一辈子都很矛盾。一方面，他频繁出入青楼，早在1908年尚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苏曼殊就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而对苏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诵经一通，柳亚子也专门写文章痛骂。苏曼殊登报声称专为年轻女性作画，其他概不接待，亲朋好友，各宜自遵。有求画女子，不必送润笔费用，也不须其他礼物，只要玉照若干。苏曼殊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同游者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在上海时曾昵一妓，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其家如同己室。与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爱也。柳亚子曾代为解释：“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狭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

    苏曼殊的一生，有好几段唏嘘的爱情。13岁时，他曾在上海和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庄湘有一个和苏曼殊年龄相仿的女儿，名字叫雪鸿。苏曼殊对这位女子似乎并没有一见钟情，但雪鸿却爱上了这位浪子。1909年，苏曼殊前往南洋，在船上，他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送给苏曼殊一束曼陀罗花和一册自己珍藏的《拜伦诗集》——这本诗集是由苏曼殊翻译的。诗集的扉页里，有佳人一张小照，照片的反面，有“曼殊惠存”四个字。苏曼殊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此后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15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到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河合仙的姨侄女菊子一见钟情。菊子身上，一定有养母的影子，温柔而娴静，所以苏曼殊一生，都没办法忘掉这段恋情。苏家强烈反对这门亲事，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甚至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在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当天夜里，菊子居然蹈海而亡。这个故事这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后来，这段故事被写在《断鸿零雁记》里，读者一读，便为之断肠！

    苏曼殊在红尘中翻滚，也忘不了自己僧人的称号；可是开始念经，又不忘红尘种种。比如和艺妓百助，依旧是一见钟情，依旧是火热恋爱，甚至给刘三等好朋友写信，寄去百助的小像。朋友百般相劝，苏曼殊不以为意，只说一句：“不爱英雄爱美人。”可是最终，依旧分道扬镳，分手时，曼殊再赠百助诗：“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后来，曼殊寄住在好友陈仲甫在东京的寓所清寿馆，这期间他曾写过十首《本事诗》，如实地记录了这段感情经历，其中种种哀苦：“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甚至在1909年8月，从日本回上海的船上，苏曼殊说起这段感情往事，同船好友戴季陶和阎锡山诸人有意逗弄曼殊，假装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大家看，而后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哭，众人都惊呆了。经历了此事的陈独秀特别写诗记之：“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离开日本后，他仍然会想起百助，曾写《寄调筝人三首》赠予百助，诉说相思：“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语正黄昏。”

    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曾经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时，苏曼殊又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的他觉得愧对佛祖，只好悄然回国。

    1918年，苏曼殊两次住上海宝昌路某医院，钱用了不少，可病老是治不好，于是苏曼殊就请好友周南陔代他向医院方面交涉，那个医院的院长也不多说，就拿出从枕头边搜来的糖炒栗子，让代理人周南陔无话可说。后来转到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仍然严禁他吃糖炒栗子，可他如听耳旁风，照吃不误。死后，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很多糖炒栗子。

    苏曼殊的病一天天坏起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胡汉民，并附一纸让其转交萧萱，信上只画了一个鸡心，旁边注明“不要鸡心式”。谁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有萧纫秋叹着气道：“和尚就要死了。他大概是想托我在广州买一块玉佩，好带着去见他地下的未婚夫人吧。”于是立即去珠宝店买下一块方形碧玉，托徐谦火速带往上海广慈医院。原来和尚在16岁时欲东渡日本寻母，却没有盘缠，得父亲为其订下姻缘的富家女子雪梅以随身玉佩资助，方得成行。等到苏曼殊回国，雪梅已红颜早逝，这也许成为和尚在病危时仍不能释怀的事情。

    1918年5月2日，玉带到上海，和尚已在弥留，他强撑着用手把玉放到唇边，亲了一下，含笑辞别人世，和尚大归矣。临终遗言：“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好友陈去病、柳亚子等集资为他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孤山北麓做坟，和名妓苏小小的墓南北对望。

    苏曼殊死后第17天，李叔同跑到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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