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恶战使保王党灰心丧气，比起他们的对手来，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可是他们的坚韧却远不如对方。保王党这次损失巨大，在国王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二十多个著名军官阵亡，其中有几个不但官居显要，而且德才兼备。例如新婚不久的森德兰勋爵，阵亡的时候不过二十三岁。他才识兼优，无论是明智的领袖还是本党基督教徒都爱戴他。又如凯尔纳丰勋爵，是个优秀的军官，他以待人公平赢得军人的爱戴，他最重诚信，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算数。又如福尔克兰勋爵，他是保王党的光荣。虽被伦敦斥为公敌，却是一个爱国人士；虽是牛津的一个大臣，却被人民所敬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看到人民所受的痛苦，预见到更大的灾祸，他的希望破灭，内心深处长期处于不安。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两手托住头，一言不发，最后惨然地喃喃自语道：“和平！和平！”只有看到议和希望时，他才能稍微振作一下。战争的那天早上，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对朋友说：“我对这种时局感到厌倦了，我预料本国将来要受许多痛苦，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摆脱痛苦。”于是他自告奋勇投入拜伦勋爵的队伍，刚一开战就有一粒子弹打中他的肚子，他坠马而死，但是没人看到。翌日才寻到他的尸首。他成为这个崎岖动荡时代的道德牺牲品。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德，因为失去这个好朋友而感到无比悲痛；大臣们却因为一向与他不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查理表示了相当得体的惋惜，但是之后同大臣们议政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9月24日，两院派来的代表团到达里丁，向埃塞克斯表示感谢，询问军中所需，还问他要求些什么。议会得救，而且自认为现在的形势已足以避免危险卷土重来。和平谈判也同样顺利。当埃塞克斯正在格罗斯特解围的时候，哈里·文终于抵达爱丁堡，同苏格兰人签订了很亲密的同盟和协约。这是一个庄严的政治性和宗教性条约，它的宗旨是联合两国力量来保护同一事业。当天苏格兰就分别召开了国会和宗教议会（8月17日），投票批准。次日，苏格兰委员们启程前往伦敦。两院在伦敦同教士会议协商之后，也批准了这个盟约（9月18日）。一星期后（9月25日），全体议员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免冠肃立，举手向天，宣誓恪守盟约。盟约承诺改革教会并拯救两万一千名苏格兰人。这个盟约受到伦敦市的热烈欢迎。长老会的忧虑消除了，希望也实现了。9月26日，埃塞克斯进入伦敦，议会和伦敦市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伯爵和他的朋友们决心尽量利用这次胜利。他走入贵族院，向他们辞职，求他们允许自己退隐到大陆（10月7日）。他说国家已无危险，因此他逗留在这里的责任已经解除。当他统兵的时候，已经饱受痛苦，而且他预料不久后这些痛苦将会重来。威廉·沃勒爵士仍然拥有一个不受他节制的独立官职，他自己担任着大元帅的名位，就必须独自负起全部责任，现在却有人拥有不服从大元帅命令的权利。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地位的痛苦。贵族们听见他的宣言，大为诧异，决定即刻同下议院会商。下议院得知埃塞克斯的宣言后，就迅速赶来告诉上议院：沃勒已辞职，以后愿听大元帅的指挥，而不再听从议会指挥。他们要求派一个委员会，在议会散会以前就把这件事办妥。沃勒和他的朋友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了，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胜而不骄。如此，两党好像在开始竞争的时候就言归于好了。
【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
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26]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27]，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28]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
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
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29]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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