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还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国王与爱尔兰叛党经常通信，接受过他们的建议和贡献，甚至他正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可是，当查理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以掩盖他和爱尔兰的秘密接触。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还没有达到目的。爱尔兰共有一万多名士兵，军饷不高，又很少有机会休息，根本不够平乱，只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还没开始之前，议会曾计划出大力气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打算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只是在当地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说几句安抚的话，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祸害都是国王的责任。查理很少注意爱尔兰人民的利益，也很少为爱尔兰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安抚爱尔兰人民的款项，自己却截留下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取走了枪炮子弹。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亲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贵族，陆军的军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都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为人民所爱戴，他两次击败叛党，却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撤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院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想恢复失去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最终将他们逼回英国。从这时起，爱尔兰所有军政大权都集中到国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爱尔兰叛党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握有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井井有条并审慎地管理乱党。他们不止一次对国王表示服从与亲密，劝他不要再与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能完全置英格兰舆论于不顾，所以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他认为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于是把正在爱尔兰平叛的军队撤回英国，以攻打更恶劣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不谈别的，只说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不想再当兵。同时将这篇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和议会都知道他们的痛苦。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谈判正在进行，也快要达成协议。9月底，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接受它与苏格兰订立的新条约的前几天，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来，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
各方面一片哗然，爱尔兰人成为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都以同样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和胆小怕事。议会十分欢迎这些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回想他刚刚才郑重发布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复时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杂有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居然还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愤怒不止。国王不仅不为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万恶的凶手在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没有群众那样感情用事的偏见，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重用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
查理很快得知这种情形，并察觉是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曾在宣言中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国王认为，同意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通过反叛放弃了所有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海德听完国王这番话，十分惊诧，又很着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它需要很认真地考虑。我个人无法想象，因为陛下禁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他们就不再前往那里。陛下的严令反而会让许多已经脱离他们的人重新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会判无效，至少我希望它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有人指责说陛下想解散这个议会，想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许多对人民很宝贵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就应该知道发布这样一个宣言会使多少忠诚善良的人民忧心。因此，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再郑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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