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也要知道点历史-工于炒作,广告高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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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谚云“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也是对于自己产品的一种信任。言语中向大家透露出一种为自己产品而骄傲的语气。只是如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酒香也怕巷子深”。再说了,现在大家最看重的问题已经演变为效率了,你的酒再好,可惜路远,也许大家还真不愿意舍近求远。都说三等企业做产品,二等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文化。企业仅有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不够的,只有配以良好的广告宣传,才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并使其丰满起来,从而使企业在波诡云谲的商海中永立潮头。

    1.酒香也怕巷子深

    广告这种东西,算得上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了。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字眼除了一些必要的标注之外,剩下的几乎是满眼的广告了。也难怪,广告这种宣传方式既简单又便捷,商家的心理是,反正你所经之处,都已经埋伏好了广告,总有一个人中招。其实商家的这种心理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中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俗话说,货好还得宣传巧。你产品再好,不告诉大家的话,谁还知道你的产品好啊。

    而且一则好的广告,是绝对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兴趣和感情的作用,加之广告质量高,这样的一则广告实际上都可称之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不仅能够真实、具体地向顾客介绍商品,而且透过广告,还能引起对生活的丰富联想,树立新的消费观念,增加精神上美的享受!如此一来,这种令大众喜闻乐见的广告自然受到追捧,其产品的销量也定然扶摇直上!

    企业通过广告传播为产品制造、传播各种极具吸引力的概念,诱导目标消费者购买其产品,从而增加产品销售量。这种情况在近代天津的商业中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医药行业。

    达仁堂与同仁堂同出一脉,90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达仁堂独特的企业文化。以“达则兼善世多寿,仁者爱人春可回”为经营哲学的达仁堂职工秉承治业祖训把质量视为自己的生命。90年的历史也佐证了达仁堂的产品质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企业获得国家一级企业称号及“中华老字号”企业的称号。1999年企业“回生”商标被评为天津市着名商标。企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中医药行业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同时在继承乐氏“祖传秘制”的基础上,也保留了许多独特的秘诀和招法,都成为了达仁堂无形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达仁堂药厂的创始人乐达仁很有乃祖遗风,十分重视宣传企业,树立企业形象,尤其是视觉形象——尽管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广告。清朝时京城每年都要挖一次城沟,用个把月时间疏浚下水渠道。届时乐达仁的爷爷乐平泉,就在各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沟灯”。每当夜幕降临,街道黑咕隆咚,而城门口“沟灯”上“同仁堂”三个大字,显得格外醒目。北京同仁堂出资创办的普善水会,不仅置备了德国水车和消防用具,而且还置办了水会大旗和挠钩手服装,那上面也都印着“同仁堂”三个大字。乐达仁不仅效仿他的先辈们抓住一切机会树立企业形象,进行广告宣传,而且新招迭出,如成立达仁乐队等,吸引着市民的注意力。

    近代天津民间音乐活动非常活跃。普通市民喜欢玩法鼓,“咚咚”的鼓声和悦耳的金属撞击声,节奏分明,令人振奋,再矜持的人也会心旌摇动,随之而翩然起舞。那时候法鼓会遍布全城,各有特色,而最为着名的,当属侯家后永音法鼓、芥园花音法鼓和龙亭井音法鼓三会了。一般知识分子,则更喜欢十番音乐,尤其是所谓“细十番”,那是一种由二胡、琵琶和笛、箫、苏笙等丝弦竹管乐器合奏的乐曲。十番音乐带有江南水乡色彩,典雅华丽,令人心旷神怡。每到夏天繁星如锦的夜晚,一些庭院就会飘出《下西风》、《小嘉兴》等十番乐曲小合奏的优美乐声,给津城夜色平添了不少情趣。20世纪20年代,天津一些有组织的民间音乐团体经常正式演出。如天津广东音乐会就经常在电台和一些集会上演奏《平湖秋月》、《雨打芭蕉》、《步步高》等广东音乐。南开中学的口琴队也经常登台演出,演奏《亚蕾女子》、《美国巡逻兵》等乐曲。在距今80年前的那个时候,能够经常组织演出的乐队,来自于工厂而且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恐怕只有达仁乐队了。

    达仁乐队是一支由20名乐手组成的铜管乐队,乐手都是达仁堂工人。乐手每人发两套呢子服装,一套红色,一套白色。并且配有大缨帽,带黄穗的肩章和写着“达仁”二字的领章。乐队利用工佘时间排练节目,请海关管弦乐队的高水平乐手给予指导。乐手们平时在厂里干活,接到演出任务,马上换上服装,带着洋鼓洋号,乘厂里的大卡车,打着一面“达仁堂乐家老药铺音乐队”的大旗,就吹吹打打地出发了。

    所谓“演出任务”,其实大都是为社会名流家里的红白喜事去服务,红事穿红服装,白事穿白服装,目的不外乎是借机宣传达仁堂,扩大影响。

    达仁乐队也有不少正规的演出任务。由于达仁乐队在天津小有名气,而且服务热情,外出演出既不收费也不给人家添麻烦,就连点心、饮水都完全自备,所以社会上一些团体搞集会,都乐意找达仁乐队去助兴。当年天津的一些新闻媒体上,经常刊登有关达仁乐队的报道。

    另外,达仁乐队也参加赈灾活动的演出,为各种会议送去好听的歌曲。据说,1922年10月,天津总商会卞月庭主持讲演会的中间,由达仁乐队演奏《卿云歌》和当时流行的学堂乐歌《春游》、《早秋》、《送别》等,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由霍元甲发起、在上海创立已有13年的精武会,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精武旅游团到天津访问。11月2日下午4时,广东同乡会在广东会馆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这次大会的会前奏乐、演说后的奏乐、呼口号奏乐和大会结束奏乐,均由达仁乐队担任。

    2.国货宣传,振奋人心

    社会上好像一直在流行着“复古”风潮,早年间的东西都被拿出来捧上天了。看见大家对国货充满信心,其实心里挺高兴的。不过也有些许的无奈。自己国家的东西好不好,居然要沦落到别人来告诉你答案,说出来倒是充满着讽刺。好多我们弃之不用,甚至是瞧不上眼的产品到了别的国家受到追捧,我们随即傻眼了,继而也开始了属于我们的独特拥护国货之路。

    运用各种媒介传播、强化某种消费者本身固有的、有利于产品销售的价值观念,来劝导目标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提高销售量,这是中外企业惯用的广告经营谋略。该价值观念可以是一种民族情感、一种对真理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等心理趋向。用广告宣传国货,是民族企业家宋则久吸引人们眼球的重要手段。

    宋则久创办的国货售品所的游行广告,在当时的天津是一种新事物,吸引了众多人驻足观看。最早出动的游行广告,是由国货售品所同人组织的法鼓队领先,后面跟着几面大旗,上面写着:“劝同胞,用国货,富人民,强中国”。售品所的总理宋则久带领同人沿途散发传单,并作街头演讲。宋则久首创这种宣传方式,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和讥笑,认为一个商号经理沿街叫卖,有失身份。宋则久却毫不在意。毕竟身份那个东西都是外界给的,如果为了身份一味的矜持在那里,那还不如将自己进化成一座雕像,上面有着“仅供观赏”。

    多年来,宋则久用多种形式,宣传提倡国货,要求国货售品所全体职工都要用国货,不用洋货。宋则久有时甚至主动示范,身体力行,起到一种表率作用。清朝末年,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建立电车公司,驶行电车,宋则久宁可自己走路,绝不坐比商的电车。从接办售品所之初,宋则久便发动职工,利用星期日或节假日,参加各种业余活动,练习演说,唱歌,演奏乐器,说相声,演话剧,变魔术,还练习京剧清唱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并不单纯为了活跃文娱生活,更着重于使职工掌握各种宣传手段,成为广泛宣传国货的能手。

    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大门两旁墙上镌刻着醒目的八个大字:“欢迎参观”、“随便入看”。售品所的后商场常常是宣传国货的演说场地。邓颖超、刘清扬都曾在这里登台演讲过。演讲以后,由国货售品所职工或约请外人在此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宋则久还约请地方知名人士到各演讲所作宣传国货的演讲。在主持直隶国货维持会时,宋则久首创专门宣传国货运动的《白话报》,四开铅印一张,使用通俗易懂的天津味儿白话文体,比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还早七年。他用白话,编了不少合辙押韵的顺口溜,来宣传国货。这里选出一段:

    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厂多时闲人少。

    国货好,国货好,衣食充足知礼仪,地方安靖盗贼少。

    国货畅销工厂多,穷人工作得吃喝。

    1915年2月15日,宋则久创办了《售品所半月报》,由他主持编写、设计,在当时天津是独有的一份由商店出刊的报纸。《售品所半月报》的内容包括言论、要闻和小说,另辟“孩童小岛”栏目,刊登童话、歌谣等。这份小报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毛边纸,先后出版了七年,为国货的售出立下了汗马功劳。

    宋则久除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国货外,还采用各种营销方法,达到推广的作用。截至1926年的14年问,宋则久共举办国货展览会11次(每次会期一个月或40天),竞卖会七次,每次一个月;儿童选举会五次。在历次会上,或随货赠彩券,或随货赠选举票,或随货赠礼品、赠荣誉章、赠名人书写对联等,名目繁多,形式新颖别致,总以刺激顾客购货心理,扩大国货影响为主,收效甚大。

    1915年夏,直隶国货维持会大会在天津公园举行了三天,大会场内陈列着80余个厂家的产品,散发传单,推销商品。有十余辆游行售货车在场内游行售货。“公园门上悬灯结彩,荷花池前,有售品所的花鼓会、音乐会,或吹或打……此外又有各种戏法、西洋景、狮子鹤龄老会、卖艺的等等。又有卖饮食的,如炸糕、蜂糕、鲜货、干果……共有103家,可见会场人多,带来了丰厚的赢利。”三天大会有3340多人报名入会。展览会的“装饰与陈列皆格外完备,国货品类亦较前增多,游览人意想不到,无不见而惊讶,说国货竟有这些样东西。”

    1916年8月和10月又以工商研究会的名义举办国货展览会,以达到“衡量优劣,比较粗精,互受观摩,共筹共进之谋”。参展厂商已达144家,展品有397种。为了宣传国货,在两年之内,宋则久以一个商店独力举办了34次展览会,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

    国人用国货打的就是爱国牌,在当时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人购买国货,抵制洋货的行为已经衍生成为一种爱国的表现。当然了,不管是在那个时期,还是在当下,支持国货都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认可与支持。不管怎样,自己国家的产品肯定是最适合自己的。而且,国货意识是一种知识,一种科学知识,也是一种爱国信念,更是一种思想觉悟。

    3.踏破万里觅鞋处

    广告对于企业所起到的宣传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要想将企业形象更为立体地呈现在大众眼中,只靠广告不免有些薄弱。在力量上达不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由此看来,要想塑造出成功的企业形象,如果仅仅只是依靠那些华而不实的广告来打响知名度的话,得到的成效不免有些弱小。利用如此手法,要想大家在短时间内形成对这个企业完整的印象,恐怕是不行的。不然怎么会有人说,企业形象的建立,就如同鸟儿筑巢一样,尽管使用一些我们随处丢弃的稻草杂物建成,但是却坚不可摧!

    其实有很多消费者信息的接受渠道是很闭塞的,这样的话,透过广告这一媒介就会让消费者整理自己的消费理念,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如果没有了广告,那么那些物美价廉的产品,由于没有得到消费者的关注,就会很难打开市场。可见,广告不光是对商家有利,对消费者也发生着其他媒介无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要赢得顾客的认知、偏好、信赖,不能不注重良好形象的建立与维护。名牌商标是金字招牌,体现企业信誉。花香引彩蝶,物美招客商。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关注,离不开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的,而所有这些又都与企业形象有不解之缘,难怪《日本公司经营》一书中提出:“在商品日趋丰富的社会中,选择哪个公司的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会使客户慕名上门,推销人员会事半功倍,甚至不用推销员,也都会有顾客上门。营业额的提高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坐落在和平路与荣吉大街交口处的老美华鞋店,90年悠久的金牌商标,至今让顾客盈门,他们中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也有为母亲买鞋的年轻人。老美华的鞋不单单是质量好,款式多,更为难得的是你可以在这里买到目前市场上罕见的尖足鞋,只此一家,你别无觅处。

    小脚,是封建社会留在中国妇女身上的畸形产物,天津一个聪明的商人庞鹤年便萌发了开设一家专营缠足鞋店的念头。向顾客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不光让他们体会到与众不同,特别的项目也会使得自己的经营蒸蒸日上。何况旧时大家对于小脚的误会还是很深的,如此一来,小脚姑娘就有了一个买鞋子的好去处,这样贴心的服务大家又怎会拒绝呢。

    1911年庞鹤年创办了老美华鞋店,前店后作坊,自制专营双塔牌尖足鞋。店铺内一幅广告画引人注目:“一对仙鹤伴寿星,三层塔松拉铜铃,时有微风吹铃动,百里传遍迎客情。”鞋店的生意很是红火,光顾这里的不仅有普通妇女,更多的是名门闺秀、豪门主妇及文艺名流等。

    勤于思考的庞鹤年根据各种缠足、放足的脚型,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鞋楦,适应各种畸形脚的需要,有人到此,一买就是四五双鞋。为了满足奇特的“三寸金莲”的需要,庞鹤年开创了划脚样定做的先例,千里百里外的订单纷至沓来。

    老美华各道工序均为手工缝制,生意越好,工艺越细,再加之选料精良,设计合理,生产出的各种绣花软缎小脚鞋,犹如精美的工艺品。庞鹤年并未满足于此,他有很强的经营意识,每天都要亲自到柜台转转,看看买卖情况,听听顾客意见,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生产。

    老美华鞋店对饱受封建习俗摧残的不幸小脚妇女,怀着深深的爱心,依传统为她们订做鞋、修鞋、寄送鞋,每卖出一双鞋,就让顾客感到一份人间的温暖。这其中,他们为顾客做过只有一只脚的鞋,一个脚趾的鞋,特宽特厚的鞋。对这些特殊需要,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来者不拒,且反复试穿修理,使顾客心满意足地离开鞋店。另外,在全国27个省市中还有许多从未见面的顾客,感受着老美华的温暖,传颂着它的美名。

    老美华鞋店自己选料,自己出样子、出楦型,自己制作,自己销售,质量优良,价格合理,加之多种便民措施,优质服务,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老美华仍然受到顾客青睐。为了老美华90多年的美誉,为了顾客的利益,老美华至今坚持独家经营,不设分号。

    老美华的经验告诉我们,商品竞争法则是“满足顾客需要,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家要用眼睛盯住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研制出优异质量的产品,在相似价格水平的同类产品之中,使之鹤立鸡群,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并用优良服务取得顾客的特别青睐和信任。这叫质量独尊策略,不是着眼于某一次交易卖出几件产品,而是从战略考虑,要长远占有市场,这不是与竞争对手争分毫得失,而是获得顾客的无限信赖。

    在我们现在看来,经济竞争的表现通过名牌与非名牌之间的比拼轻松地表现了出来。名牌坐天下的局面十分明显,而且产品份额日趋加重。其实个中原因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名牌产品质量好、信誉高,能给消费者信心,如此一来,消费者自然固执的信任名牌产品。因为它们的形象就已经摆在那了。

    4.广告开辟成功路

    广告就是广而告之,要通过某些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个企业的存在,同时把该企业的某些特性告之他人,并使之深入人心。从而当人们对某种产品有需求的时候,就能在第一时间想到你的企业。一个广告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销售业绩,如何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在同行中做到鹤立鸡群,成功的广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竞争是一种压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了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处处维护自己的信誉,保持并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其实在市场竞争中,广告不仅是产品的宣传书,而且是企业的保证书,同时也是企业给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企业的一封挑战书。由此看来,小小的一则广告,其身上承载着的内容还真是巨大。

    广告做得巧妙,有品位,既宣传了自己,还不一定多花钱。做广告也并非就是大厂商大企业的专利。事实上花小钱的小企业也一样可以做出效果显着的广告宣传。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看你如何去运用。

    近代天津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名不虚传。上一点年纪的人都会将天津的名特产如数家珍似的说出来,言语之间带着一些天津人的骄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景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天津当时的工商业比较发达,企业产品质量可靠,赢得顾客的信任;二是大小店家都比较注意商业广告的效应,以广告为武器,拓开市场通道,以货真价实的产品源源跟进,终至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成为广大消费者心中的名牌。

    天津成兴茶庄就特别重视广告,更是善于宣传,以此来扩大影响。据记载,成兴茶庄每年用于广告宣传的开支约有10000元。宣传广告的方式多种多样,反正是极尽当时的各种办法。诸如报刊、电台、电影院、杂货铺、茶馆、浴室的窗帘、唱大鼓的围桌、年历、茶盒乃至电话机传话器的罩布,都有成兴的广告。几乎是做到了无孔而不入的地步,分布各地的袋茶代销店门外都钉有“代销成兴茶庄”的瓷牌。着名京剧演员谭富英、张君秋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时,成兴亦随戏票每票赠价值一角的袋茶一袋。成兴茶庄创办20余年,其名声能与其所出的正兴德茶庄相颉颃,这与它广告宣传的得力不无关系。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管怎样,我把什么办法都用上,总有一两招能够奏效的。或许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使得成兴茶庄真正用自己无孔不入的力量攻破消费者的壁垒。

    注重宣传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造大声势。天津中西药厂所产的几种名牌成药,除在本市和全国报刊上经常刊登广告外,广播电台也成为宣传的另一个主要阵地,在节目间隙中经常广播药品广告。而且厂方更是不惜重金,请人谱写词曲,请着名曲艺演员演唱播放;此外,还大量制作广告牌、宣传画在本市内通衢要道以及京奉、津浦铁路沿线两侧广事宣传,甚至在一些戏院的戏单上刊登广告。让人们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如此一来,“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净”几乎无处不在,如此强大广告效能,无疑能成为人们需要时的首选药品。

    商业广告证实了一个真理: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任何人在看了广告以后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认同感,表面上看来该广告感人至深,毫无商业性质,实际上却悄悄地拉近了目标消费者与企业的距离,极大地促进其各类产品的销售效果。

    5.绿竹商标招人来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拥有良好的形象,则较易赢得众人的信赖。近代的时候,名片这种东西尚未流行起来,所以消费者的口碑就成了这些企业最好的名片。如此一来,商家就要处心积虑地把消费者给“伺候”好了,只有这样,自己的商号才能在众多商家之中脱颖而出!这样的效果,怎么看都比现在递名片这种机械的方式要好得多。天津着名老字号正兴德茶庄就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茶叶店。

    正兴德茶庄是由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所创办。刚刚开业的时候,它也就只是一个小门脸里面有几个伙计,在天津就地买卖一些湖南、湖北素茶及安徽六安大叶,另兼卖闻药(鼻烟)。后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店里开始派人直接到江南茶叶产地设庄、设厂、收购窨制,然后运津销售,颇受爱品茶者们的欢迎,就这样逐渐达到了北方执茶行牛耳之地位。

    正兴德茶叶店的经营者尤其重视商标的宣传作用。对于商标的设计也颇为费心。他们以绿竹为商标,上面绘有绿竹、行云、流水的图案。对于商标的设计,他们有自己的诠释:商标之意义,竹性坚节,中虚能容物,枝干不曲不折,而行云之高洁,流水之不息,均系象征为国产始终服务之原则。在如此强大的商标意义的支持之下,正兴德茶庄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己的经营策略。

    为了能够美化装潢,在店里他们还自设了机器制罐部这一部门,用来制作装茶筒罐,而且还请着名画师来绘制绿竹图标铁印。包装纸上也都加印此商标,通过此种方式使“绿竹”茶叶名噪津城,乃至华北。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不管路程有多远,不管是不是刮风下雨,只要能够喝上正宗的正兴德茶叶,他们都要亲自登门购买。他们不愿意喝别的牌子的茶叶,常说:“咱就爱喝这一口!”可见,正兴德的牌子深深印在天津人心间。正如俗话说:货好人缘就好。不过通过这些老顾客的语言,我们不难看出,一旦消费者对于商家的产品上了瘾,要想戒掉的话,还真是有点身不由己的味道!

    1928年,“绿竹”茶在天津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获得优等奖章。1934年又在第三届铁道沿线出产展览会上荣获超等奖证。同年正兴德茶叶参加美国芝加哥百年竞赛展览会,颇受彼邦人士欢迎。可谓是满载而归,由此正兴德的声誉更振,生意更为兴旺。分店由早期设在北京、保定、沧县、泊镇各一处或二处外,又于1926年和1935年先后在天津法租界梨栈和东北角设立了第一、二支店,还设有仓库六处。

    正兴德在全盛时期,市内总、分、支三店的每日营业额可达5000元,节日期间约达一二万元,全年共达180万元,连外地批销额在内可达300万元。全年销茶330万斤,每年可得利润20万元。

    正兴德自设以记银号,一切结算都由该银号进行,大大提升了正兴德的可信度,促使茶行中的许多商家都愿意与正兴德做交易。

    正兴德直接从产地购进正宗的高档货,专备门市部销售。尽管高档货的销售额仅占全年销售额的20%左右,但卖出去的是正兴德的牌子,赢得的是那些高端顾客们的赞美声。

    正兴德在天津当地收购中档和低档货品。按茶行的旧规矩,买成货多采取赊销的方式,但正兴德却打破惯例,一律以现金购买。这样,每到来货的季节,正兴德便以低价抛售一部分高档次的茶叶,以此来压制新货的开盘价格。资本小的供货家,为及时收回成本,不得不把趸来的茶叶以低价卖给正兴德,造成了正兴德的批发业务也日趋发达。当年,正兴德的“买卖经”有两条:一是“客到店,买一半”,即不把客商的货都买下,要留有余地,以便资金周转灵活;二是“三不买”,即行市大不买,用以压低价格;期货不买,以避免风险;陈货不买,买新货,以保障商品的质量。

    正兴德在福州一地每年就制茶10000担,每担140斤,每百斤茶叶的成本费仅10元;而那些没有茶厂的同业商家则需20元,自然无力与正兴德竞争。一次,北京有名的徽州帮汪正大茶庄从福州窨制出大批的茉莉小叶,因为北运时遭受水灾不好出手。平素闻听正兴德既有财力,又有信誉,于是商请正兴德代销。经过正兴德品试,认为尚有利可图,于是取名“京庄小叶”,试销后颇受欢迎。从此正兴德即与汪正大议定,由汪正大负责供应这种京庄小叶,归正兴德专卖,但限制汪正大仅得利二成,不准自行开盘。

    在店外的销售上,正兴德一律采取赊销的办法,对欠款的商家,不但不催不索,而且用“照顾同行”的名义,可以旧欠接新欠,经销商或代销商自然愿意销售正兴德的茶叶。在天津以外,正兴德设包销店40余处,代销店多达800家。正兴德几乎控制了华北的茶行市场,并把触角伸展到东北和西北地区。

    正兴德茶叶店的例子说明,商家对商标的重视,使之效果可达到最大化的目标。工商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肯动这个脑筋。比如,有的厂家生产出一种质量信得过的产品,已投放市场,消费者也很喜爱,但因没有考虑设计一个能代表自己企业精神与文化的名牌商标,以致影响产品的销售。因此,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名牌商标的激烈竞争就是企业家们之间智慧的竞争。没有商标战略的企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再说了,商标也是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敲门砖,而且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固有的经济规律。企业要是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要主动采取方法对自己企业进行广告宣传,建立自己品牌的知名度。如此才会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6.“名人代言”效益多

    商家之所以会做广告,无非是想让自己的产品得到重视。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从而提升销售量。所以广告的目的就是让原先不注意产品或企业形象的消费者注意产品或企业形象,让不想把钱掏出口袋的消费者不由自主地掏口袋。

    英美烟公司是1912年在天津建立分公司的,之前它在天津的业务委托美商老晋隆洋行经营。1919年该公司在天津建立了卷烟厂。它在天津建厂之时,正值各类现代广告形式不断舶来传入,而且有着日渐红火趋势,各种各样的广告媒介齐头并举,群雄逐鹿。

    天津英美烟公司为了能够创造成功的广告,可谓是煞费苦心。采取了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方针政策,不仅利用报刊、路牌、印刷品、月份牌画、车船码头、电影广播等多种形式做广告,而且还施以灵活多变的促销奇术,促使其产品形象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对大众进行信息轰炸。让你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为了能够有力的进行广告宣传,英美烟公司还特意成立了广告部。广告部并非什么闲置的部门,光是就职人数都达到了50人之多,而且其广告费支出约占办公费的80%左右。公司广告部门内可谓是高手云集,不时根据新品上市或产销变化推出新的创意。

    悬挂户外广告牌似乎是可以让自己产品人尽皆知的最好方法了。鼓楼是天津旧城中最高的建筑,周围店铺林立街市熙攘,如此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了商家户外广告的必争之地。老刀牌香烟广告牌曾经一度高置于城墙之上,绝对的惹人注目,带给大家很强的视觉效果。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租界地繁华处开始出现不固定形式的路牌。英美烟草的广告牌,请了本地一些设计师依样稿绘制,与其他同业展开竞争。与此同时,马场道一带逢马会热闹之时,其临时广告展牌也屡见不鲜。

    在那个时期出版报刊已是最具普及性的现代广告形式,英美烟草在此方面的做法尤为突出。其实,早在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就在1906年出版了《北清烟报》月刊,其主要内容就是宣传香烟产品。根据数据,1936年6月天津英美烟公司仅支付中外报纸广告费就达1600余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中档香烟30万支的售价。

    为贴近国人的欣赏情趣,英美烟草报纸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大炮台香烟广告移入了古典文学故事《红楼梦》的有关内容。画面上黛玉床前愁眉不展,宝玉送上大炮台香烟,并印广告词:“大炮台是解闷儿的妙品。”这显然是借古典名着,强化宣传效果,可见创意者的良苦用心。

    英美烟公司的印刷招贴广告多用在国外印刷好的成品上。后来,具有海派风格、以名坤美女和传统故事为主要题材内容的“月份牌”招贴广告画,开始大量涌入津门。于是他们又专设印刷厂自行设计印刷,张贴街巷,赠送顾客。月份牌画工细腻,印刷精美,又附加月历等,有很强的实用性,颇受欢迎,对其产品的旺销无异于推波助澜。从艺术角度讲,月份牌招贴画的广泛印发,为水彩擦炭画法在天津美术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抽奖活动,抑或是促销,好像一直都是商家最为喜欢的宣传方法。这种宣传方法不仅场面热闹,在吸引消费者上面着实有着过人之处。天津英美烟公司还不断推出抽奖、赠卖等销售手段,用尽心机吸引烟民。其奖品琳琅满目,从昂贵的小汽车、手表、金银饰品、铜床,到日常所用的布匹、香皂、毛巾、丝袜、镜子、烟缸等,都曾奖赠。明眼人都晓得,这无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告费和奖品费早已计入成本,商家几乎无损。虽然如此,好奇喜热闹的心理仍是驱使相当多的人纷纷购买,以试运气。

    当下,我们在影院欣赏电影的时候,放映之前,画面上也会出现广告的身影。而且,对于开放在如此庞大的屏幕之中的广告,我们好像会倾注更多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商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放映电影在当时也是英美烟公司为其推销卷烟服务的一种重要手段。1921年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董事长柯伯思提议拨款25000银元开办电影广告,经过几年的筹备,驻华英美烟公司于1923年在上海虹桥路正式成立了影片部。当时影片部自有资金50万元,由英国人海勃道夫主持。最初,它只拍摄一些记录各地风景、赛船、赛马的新闻片,以及介绍名媛淑女社交活动的短片,在这些短片中间穿插公司出品的香烟广告。《天津赛马》一片是由中国导演管海峰和英国摄影师强生在天津拍摄的。随着广告电影事业的开展,中国各地影院纷纷订租影片,使得上海英美烟公司影片部应接不暇。于是又派人在天津、汉口、香港等地分设影片部,这些影片部都附在公司的广告部之内。

    天津影片部成立于1924年底,设在英美烟公司运销部院内(今河东区六纬路果品公司),由英国电影专家岳赛担任主任摄影师,天津影片部把华北各地富有趣味的新闻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各项典礼制成影片,送往各地映演。这期间还拍摄了《北京张家口古景》、《蒙古真相》等风景影片。

    英美烟公司拍摄的影片多不赢利,所收票款15%用于各地经销部门自给,85%用于租园、搭棚、印刷说明书及电影票、雇人费用等种种开销。电影票价不一,分成三四等。如天津三炮台影院票价为四种:即三角、二角、铜元16枚、铜元八枚。而且附带赠烟,如三角票送“三炮台”一盒;二角票送“哈德门”或“黄狮子”一盒。

    为鼓动人们看电影,影片部还雇用鼓乐队在大街上游行宣传。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中国还属新鲜事物,在偏僻地区更引人注目。英美烟公司1923年在湖南祁阳放映广告电影,特假县城财神殿放映,每晚售票千余张,当地人争先恐后“有如梅兰芳偶临沪汉,大有叫座之能力”,与此同时,公司卷烟在当地的销量也如“一日千里之势”。

    英美烟公司影片部在拍摄广告影片获得利益后,一改过去的方针,一方面拍摄故事片与中国民族电影业竞争,企图垄断中国电影事业;另一方面在上海、天津等地收买、自建了一些电影院,建立放映网,企图控制中国的影片放映市场。但是自1925年爆发“五卅”爱国运动之后,英美烟公司在华利益受到极大影响,广告电影也随之一蹶不振。1926年2月4日,英美烟公司影片部更名为红印影片公司,但仍未逃脱经营衰退的厄运。

    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大背景下,多姿多彩的英美烟草宣传广告,是其倾销商品、垄断市场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却丰富了老天津广告的形象,成为这座城市广告传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7.影院“活”广告

    观念和思想是比行为早先一步产生的,思想与观念经过一系列的变化,才能促使行为发生质的飞跃。随着促销方式的新型化、促销手段的多样化,将人作为吸引大众的广告招牌也逐渐在旧时的天津流行起来。

    20世纪30年代,女招待之风开始从北平传入天津。因为当时无声电影逐步走向衰落,估计大家也都没有耐心去看那些纯粹的肢体语言了,加之新兴的有声电影影片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影院经常是几部片子反复放映,从而导致天津电影院的上座率普遍不佳,营业额是一落千丈。比“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速度还惊人。于是,就有“肯动脑筋、善于经营”的新明电影院(今人民剧场)率先将女招待作为活动的广告招牌引进到了电影院。

    1932年秋,新明影院辞退了全部由男人担任的“三行”,突然间添设了十几名女招待,对于她们的定义,是在影院内卖茶,只不过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卖茶,她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往来穿梭于观众之间,忽而为观众递茶倒水、送糖果,忽而俯身与观众低头窃语,挑逗、勾引观众,实则与妓院“打茶围”并无二致。而且影院还在门前立起了一块“内有女子招待”的大字招牌。女招待的消息一经公布,新明影院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竟出现几天后的预售票被一抢而光的现象。当然了,影院之所以能够门庭若市,可全然不是因为影片的吸引。人们出于好奇,都争先观看新明影院女招待这道靓丽的风景,相互招呼着:“看女招待去!”为此,新明影院赚了一大笔钱,并用这笔钱先后建起了新中央、新东方和皇后影院。

    女招待能招徕观众,为影院创造巨额回报,全市各中小园子纷纷效尤,争着邀聘女招待。各饭店、球房、咖啡馆见女招待可以招徕顾客,丰富服务内容,无不竞相邀聘女招待。一时间,女招待竟成了津城年轻妇女的热门职业。1946年,在社会局登记领有执照的女招待就有上千人,加上一些不在册的“黑”女招待,估计总人数超过2000人。群体之庞大,简直让人招架不住!

    女招待的年龄多在16~35岁之间,工作时,每人胸前戴着一个银圆大小的圆形布地儿徽章,上面绣着各自的排号。这排号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是影院以女招待的姿色、服务质量为她们排列的序号,1号是最出色的,2号次之,依此类推。观众可依据女招待的序号,按质论价,确定给付小费的标准。各园子依自己的规模酌定女招待的人数,一般在20人左右。在新明影院,女招待最多时一直排到30多号。

    女招待通常被分为三个等级,服务于不同的对象。以影院有20名女招待为例,服务于楼下散座的应该是10号以上的,她们多是年长貌平,从三等妓院“转业”过来的女招待。侍奉包厢观众的是4~10号的,多是20来岁的少女,容貌俊俏,只是在行内还未曾出名。1~3号的可就非同小可了,她们不但貌美妙龄,而且还善于左右逢源,长着一张会说话的“俏嘴”,最重要的是服务“全面、周到”,她们专与富人、贵客打交道。在“招待界”,她们久享盛名,是影院的台柱子,关乎着影院经营的成败。所以,园主不但要花“大价”聘请,而且遇事还得对她们忍让三分。

    女招待没有工资,以出售茶水杯数与剧场分账,但主要收入还是靠收取观众小费。为了多收取小费,她们就要满足一些特殊观众的特殊要求,所以,多数女招待都会利用影院的黑暗环境,与观众搞一些不正当的勾当。更有一些女招待利用影院勾引观众,散场后到旅馆或转子房(按小时出租专供男女进行皮肉交易的简易客房)进行皮肉交易。

    由于女招待善于逢迎观众,所以,有些观众特别是一些轻薄少年极易上钩而终日痴迷于女招待,为了赢得她们的欢心,有的竟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为了多卖茶,多与观众接触,看电影期间,女招待总冷不丁地凑到观众的耳边问:“先生要茶么?”她们虽是柔声细语,但全神贯注的观众有时还是会被吓一跳,特别是那些只想看电影的观众,认为女招待经常影响他们观看,深为反感。有些女招待公然在剧场内与观众搂抱,搞下流活动,观众为争夺一个女招待而大打出手的现象在电影院也是屡见不鲜。一方面由于女招待对观众影响极坏,正派人从此不敢涉足这种场所,影院上座率随之下降;一方面由于一些社会人士以“有伤风化”为由,向官方提出严厉取缔女招待的要求,官方也采取了一些取缔措施。所以,在解放前夕,女招待逐渐退出了电影院。

    如今,随着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打造特色经营占领市场,是企业经营者必须采用的绝招,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企业应当坚决摒弃那种不正当的、给人的精神生活造成危害的广告宣传和经营方法。

    8.上乘质量铸造良好口碑

    产品质量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注重产品质量的话,最终只会寸步难行,功亏一篑。毕竟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没有质量也就换不来效益。如此一来,质量才是企业的硬道理。

    近代企业中不乏“质量第一”创名牌成功的实践者。如郭天祥机器铁工厂的管理方式,核心就是抓质量、创名牌。它也正是靠这种质量过硬的产品,树立了有口皆碑的企业形象。

    天津的三条石,以机器制造、翻砂铸铁等工业闻名,被称为天津市近代工业的发祥地。“郭天祥”是三条石中规模最大的铁工厂,是机器制造业的着名工厂之一,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生产的轧花机,30年代就驰名于河北、山东省的产棉区,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机器。

    “郭天祥”的创办人郭东波,系河北省吴桥县人。家中因遭受涝旱天灾,连年歉收,再加上贪官酷吏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难以维持生计。郭与其弟便来天津投奔同乡,到郭天成机器厂学艺当徒弟。1898年开办的“郭天成”当时尚不称机器厂,是由郭庆年以制作铜锣、人力车铜件和其他铜活开设的“天成铜铺”,直到1905年才开始制造机器,改为机器厂。主要是为日本田村洋行生产的轧花机、织布机加工零活。郭东波在“郭天成”学徒出师后,曾向高阳县的布商借钱,找了一个徒工,自己开设万顺成铁工厂,用长锉、锻打等手工方式加工一些织布机和人力车的铜铁活零件。后来,他回到家乡把仅有的几亩田地典当抵押并借款,共凑集500元,在南马路开设郭天利机器厂,专门制作人力车的铜铁活零件。这时,“郭天利”仍是一个手工操作、规模很小的铜铁匠作坊。

    到1918年以后,郭东波将天津南马路的工厂迁回三条石,改名郭天祥机器铁工厂,有两间门脸矮平房,前店后厂。柜房迎面竖立个白地红字牌子,后边安装几台车床,制造轧花机、切面机、织布机配件。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由于产品质量好,工精料实,价格合理,打开了农村销售市场,使“郭天祥”的机器创出了名气。

    工厂有了名气,机器越卖越多,“流水”越做越大,郭东波的资财也日渐增多。为发展企业,郭在工厂南边的谭家胡同买下一块旧房基,拆除翻盖,新建起五蹬高台阶、房顶拉电网的“三合”式大瓦房。同时,在郭天祥厂的西边百多米的地方,兴建起坐北朝南的三间相通的楼房大门面,作为机器产品的卖货门市部,通称“西柜”。楼下三间是12扇玻璃门,进去是四丈长、三丈深的大方厅,迎面正中悬挂天津颜体书家杨佐才写的“郭天祥”三个金字黑漆横匾,两边靠墙有玻璃橱窗,放置零件、成品和定活的样品。厅中摆设轧花机、织布机、切面机、车床、座式保险柜等产品。厅后下面是有天井的仓库,堆放各种成品和待装的半成品及零配件。楼上是三间临街的大客厅,用作招待宾客休息、娱乐消遣、洽谈交易的处所。这处巍峨壮观的大楼成为当时三条石街上门面最大、式样最新的建筑。

    “郭天祥”的机器能打开市场,是郭东波本人“亲、勤、严、细”作风的结果。他干活办厂,事事亲自过问,亲自动手。生产上亲手做工件,亲眼验货;经营上亲自接待顾客,当面协商。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进厂,催促学徒落门板,擦柜台,清扫车间。看到车床上有铁刨花、碎沫子,就动手去清理。瞅见铸铁活放置不平稳,就上前搬挪摆好。他眼看、耳听、手动整天不闲。对人、对事、对原料、对产品都是严格要求,不敷衍、不马虎、不迁就、不凑合、不和稀泥。尽管此人文化水平不高,貌似粗人,但心路很细,记忆力也较强,遇事专心研究,主张开厂要有规矩,用人不能看表面,账目核算要清楚,家庭过日子应俭朴。工厂做出来的机器有啥疵点毛病都瞒不过他的眼,工人徒弟品德行为的好坏,他都清楚,买材料卖成品的账目,即便他不翻账本,心中也有数。同行业的行情他也十分了解。

    三条石大街上的机器铁工厂,一家挨一家:东口路北的“金聚成”,是早在1897年建立起来的老厂;路南一溜矮平房是郭东波出号的“郭天成”;街中的南面有张惠卿在1910年开设的“春发泰”;北面有两家紧靠相邻各三间门脸的机器厂,一家是李元才干的“德利兴”,一家是孙恩波与人合伙的“三义成”。街西边有一家带“炮楼”(监督工人的房子)的工厂,是王维珍开的“福聚兴”。这些人的厂家也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大厂,都是郭东波的竞争对手,郭东波为使他的机器在三条石市场站住脚跟,就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他曾说:“耍手艺,做出机器来得好使,没毛病,有人买,才能赚钱。”他制作的轧花机、织布机、切面机、零配件和车床,都是用真材实料;规格尺码按规定,对照标准毫不马虎,并以“日光牌”作为商标注册,列作名牌作为竞争的手段。

    工人做活、验活,他往往站在旁边不眨眼地看,有时候就挽起袖子与工人、徒弟站在车床前一起干,拿着千分尺比划量卡,一短一毫也不放过,绝对不允许偷工减料,讲究做出活来平整光滑。刮净无毛刺,安装对口铆上榫。外表涂刷的黑漆采用进口的“水罗宋”(即沥青清漆、黑瓦力斯),锃光瓦亮。轧花机的滚筒、轴棍、转轮和切面机的压滚、条刀保证锋利敏锐耐用。产品制作出来装配成型,他亲自把关检验,从上到下,由外到里,从大架子到小螺丝,仔细过目,差一点就让返工,毫不含糊。

    “郭天祥”卖机器的特点,其一是有宽阔明亮的门市部,各种轧花机、织布机、切面机和机器车床,每种有四五台在“西柜”楼下大厅陈列摆设,任客挑选。这是别家狭窄门面小工厂无法与之竞争相比的。其二是当场开机试验,让买主亲眼目睹机器的灵敏度和运转力,卖轧花机,用从地里摘下来的棉桃放在机器里试验表演。卖切面机,放上和好的面团搁在机器的圆滚上压面、轧条,几分钟后流出有宽有细的长面条来。车床也是转动天轴皮带,看车刀飞快刨铁镟活,保证使用顺手、方便、耐用。其三是赠送工具。卖机器随带各种常用工具,以备机器保养和维修应用,并负责教会安装与拆卸。其四是精选原料,细选成品。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让一个姓侯的师兄弟在三条石南北方向的普乐大街上开设祥利公铸铁厂,专门为“郭天祥”的机器配套做翻砂铸铁件。让一个姓杜的出号徒弟在金钟桥北河沿下开一家聚兴机器厂,专门制作和销售日光牌各种机器。这两家都有郭东波的投资,与“郭天祥”合在一起形成原料、制造、销售一条龙系列经营。除天津市门面销售外,还在济南开设了郭天祥机器厂山东分销部。随着声名远播,生意十分兴旺,销售蒸蒸日上,每天二三十台,销货银洋数千元,位列同行业之首。郭东波的名声更加显赫,被同业拥举,当选为天津市机器制造业同业会会长。

    9.大力宣传,家喻户晓

    在孙子兵法中,强调上兵伐谋、奇正相生、示形造势。商人理解了孙子兵法的这一点,所以不吝花钱做广告。要抢占市场,没有广告是不行的。在很多名牌产品的背后,都少不了立意高远、构思巧妙的广告策划。不少企业界的人士意识到,要拿到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就必须推出名牌。而要实施名牌战略,必须通过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家喻户晓。

    商人舍得花钱做广告,以使自己的产品比别人的更具“知名度”。每个成功的企业或产品都有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广告词。如七匹狼的“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安踏的“永不止步”……

    因为这些产品有良好的广告宣传,因此很快打入并占领了市场,使其一上市就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优秀商人为了宣传产品,还不惜投入巨资,大力宣传。

    胡文虎也是最早投入巨资采用广告的侨商。在新加坡,为了使万金油进入千家万户,胡文虎不惜以重金大做广告。一开始,他模仿日本仁丹的宣传手法,印刷了大量万金油宣传广告。不到一个月,新加坡大街小巷到处都可见到万金油的广告张贴。也就是从广告张贴开始,胡文虎发现了广告的巨大商业效用。于是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以广告形式向公众展示企业和产品。有一次在广州,他看到正举行善款筹集义演,便走上去问最贵的座位多少钱,然后花500元买了一张名誉券,由演出主持及众人前呼后拥引至前排正中入座,众人不知他是哪位大人物,争相围观,记者更进行了专访。第二天羊城各大报都刊出华裔胡文虎用500元买名之事。

    尝到甜头的胡文虎深知广告的妙用,因而在探索设计广告形式方面处心积虑、乐此不疲。20世纪20年代,他以企业名义印制日历在社会上进行大派送,“永安堂美女伴虎日历”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日历珍品。时至今日,印日历派送仍然是当代企业常用的宣传手法。此外,胡文虎很早便重视媒体广告,他在报纸上所做的广告更是魅力无穷。当时精神生活匮乏,人人爱听故事,而报纸则是最主要的传媒,也是登载通俗小说的重要园地。认识到报纸传媒的影响力,胡文虎专门请人撰写故事广告在报纸上刊登,用以宣传产品。其中一则“关公刮骨疗毒为什么不会痛”的广告故事,说关公攻打樊城,中箭后服用药散,才让华佗刮骨疗毒,面不改色。手术完后,关公又抹了药油,很快便痊愈。华佗问:“你吃的药散是什么灵丹妙药,伤口上涂的又是什么药,能不能介绍介绍,让我也买一点?”关公说:“我吃的是从永安堂买的虎标头痛粉和止痛药,涂的是鼎鼎有名的虎标万金油。”人们看到这里,往往摇头一笑,心想太会胡扯,只当笑话看,可心里却不自觉地留下了虎标良药的印象。

    胡文虎也是最早采用行为广告的侨商。1935年10月,他率华侨代表队回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运动会。为此,他特地花巨款请美国福特汽车厂造了一辆虎头轿车开入上海,这种怪车立即轰动上海滩,成为全运会上的亮点之一,各大报争相报道,使胡文虎一下成了上海妇孺皆知的人物。胡文虎做广告不怕花钱,而且求新求变。他说:“一切标新立异并非是出风头,目的只不过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虎标良药。”为此他还发动了最早的广告战,在中国商业史上上演了一出激烈的“虎佛大战”。当时,与万金油类似的中成药“佛标二天油”几乎与“虎标万金油”同时转向中国国内市场。佛标二天油一开始就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率先在报纸上大做广告,致使万金油销量骤然下跌,很快就处于下风。眼见各地永安堂分号致电告急,连胡文豹也垂头丧气,坐困愁城,胡文虎说:“商场如战场,强存弱亡,别人永远不会把市场让给你。和他争,和他抢,才能夺回市场。”他立刻展开行动,专门以佛标二天油为对手,只要佛标二天油刊登一版广告,次日他就在同一报纸刊登两版万金油广告。佛标二天油自然也还以颜色,双方斗得天昏地暗,最后胡文虎硬是以广告战把佛标二天油赶出了中国国内市场。另一场广告战则极富政治色彩: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在四川针对日本的仁丹打了场广告战,组织了五个宣传队,一边演戏宣传抗日,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不吃日本仁丹,只吃中国药;一边免费义诊,免费发放虎标药,结果使得日本仁丹在四川没有立足之地。这件事使得日本人对胡文虎恨之入骨,轰炸重庆时曾将永安堂列为轰炸目标。

    广告到了胡文虎手中,就成了妙趣无穷的利器,运作巧妙,作用无穷,不但宣传自己企业的产品,有时也用来打击竞争对手。这种成熟的广告观念,不仅在南洋,而且在中国商业史中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胡文虎每年都要花费巨资在报纸上做广告,仅在上海报刊投入的广告费用就高达100多万元。尽管胡文虎舍得做广告,但在结算后,这样巨大的广告开支还是令他瞠目。但为了万金油的宣传,广告开支不仅不能减少,反而要逐年增加。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可如何缩减经费呢?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自己办报纸。陈嘉庚创办了《南洋商报》,成为南洋最早的一家商报,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商报。胡文虎一直密切注意着陈嘉庚的动向,虽然两人经营范围不同,此前也一直没有发生正面竞争,但陈嘉庚的做法启发了胡文虎,使他一下子就想通了:与其花费巨资做广告,不如自己办份报纸,这样不但解决了广告问题,而且还可以刊登别人的广告,赚别人的钱。1927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了《星州日报》,一开始就将《南洋商报》作为赶超目标。此后数十年中,两份报纸作为新加坡的最大报纸,一直龙强虎盛,难分伯仲,两家的较劲直到1971年被当局接管合并才作罢。由于《星州日报》,当时办得很有声色,不仅使虎标良药的宣传声势迅速扩大,而且作为一种新闻舆论工具,胡文虎也有了发表社会见解的阵地。

    直到今天,万金油依然是人们使用得最多的家庭日常必备药物之一,流传到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万金油”这个名称也被国人引申为对某些具有多种才能的人的代称。万金油而今已经很普通、很常见了,这正说明它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新旧世纪之交,印度人仍对来自中国的清凉油求之若渴。

    胡文虎通过广告宣传,使“万金油”走进千家万户,赢得万千百姓的信赖,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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