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作内耗，团结协作
商场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没有人能够独步商场，横行天下，很多时候，同行同业之间只有进行互相合作，才能共同谋得发展和利润。
成功商人在经营运作中，不作内耗，团结协作，时刻注意处理好与同业间的关系，做到双方彼此互惠互利，不但个人赢得了成功，更实现了共同发展、共同致富的梦想。
有一吴姓商人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源泉。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撰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所以，一般情况下，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其他商人很难插手。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徽商常常是“举族”而营——个大家族从事一个行业，人多势众容易垄断市场，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徽籍商人同行之间的众志协和。
宗族内齐心，行业内团结，徽商才能与另一大商帮晋商平分秋色，驰骋商场百年而不衰。
2．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很多人赞叹于优秀商人的经商天才，感动于他们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时，往往忽略了优秀商人背后那些远在家乡，为商人的成功付出太多太多的贤内助们。她们默默无闻，她们任劳任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勤劳节烈的女人，就不会有商人们的辉煌。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女子，从小乖巧听话，出嫁后，夫家只有姑母(即婆婆)一人。这新媳妇孝敬姑母，就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平时家里家外的粗细活都包揽了，晚上还在油灯下纺线、织布，姑母劝她早点休息，她笑笑，又继续干自己的活。
虽有这样一位贤惠的媳妇，但丈夫却仍然每天唉声叹气：“我想多种田，但是家里田太少，而且老天爷又不帮忙，种田真是前途渺茫啊；我想去经商，无奈家里底子薄，哪有经商的本钱？”
妻子便劝道：“同乡出外做生意的有许多，夫君为何因家底不好就放弃做生意的念头呢？”丈夫无奈地摊摊手，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山林。
待他转过身时，发觉桌上放着几件金银首饰和衣物，先是一愣，马上就明白了，这些是妻子戴的、挂的，还有压箱底的。“夫君，这几件衣服和首饰虽然不值什么钱，你都拿去吧。”妻子捧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陪嫁时的衣褂和首饰，这可是她仅有的几件陪嫁品。
丈夫走后，妻子在家节衣缩食，过着更加清苦的日子。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后悔。
数年后，丈夫做生意发财了，家里摘掉了贫穷的帽子。但是妻子依然克俭持家，从不铺张浪费。遇到灾年，收成不好，妻子就主动提出减少佃农的租额，并说：“不要苦了种田的人。”因为当初她已尝够了清贫的困苦，至今未忘。
明清时期的徽州，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那么，这些甘作“无名英雄”的商人妇们为徽商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其一，商人妇的嫁妆和聘金是徽商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
徽州女人有着不同凡响的心智，她们不仅鼓励丈夫外出经商，更拿出自己仅有的首饰和嫁妆为丈夫打点行囊，做营商的本钱。
明歙县洪什，奉母命承父业经商江浙，无奈时运不济，“迭出迭困”，将父亲遗留的资本亏蚀一空。其母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将结婚时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全部交给儿子，鼓励儿子继续经商，奋发图强。
其二，商人妇节俭治家，使徽商没有后顾之忧。
徽商远出做生意，一般要三年回乡探一次亲，也有出去10年、20、30年才回来的。他们中间真正能发大财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徽商本薄利微，所能带回家的钱是不多的，还有些徽商在外折了本，一文钱也无法补贴家用。微商的家庭全靠商人妇操持。徽州女人在丈夫外出经商后，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支撑起一家人的希望。按风俗，徽人一般早婚，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一说，他们十二三岁完婚的比比皆是，此后就外出学徒经商，把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都丢给了年轻的新娘。
为维护家庭的稳定，作为男性的徽商就制定出各种道德规范来扞卫夫权，稳定家庭。徽州人“读朱于之书，秉朱子之教，行朱子之礼”，他们用理学提倡的“贞节”观念约束着留守的徽妇们，并制定了“训诸妇”、“肃闽门”、“事舅姑”等条款，要求妇女需严守三从四德，做好贤妻良母。
徽州妇女极其俭啬，一日三餐吃粥，数月不见鱼肉是常事。徽州妇女还极勤勉，天天纺纱织布到深夜，以贴补家用。有徽商妇的操持，徽商走遍天涯都放心。
其三，商人妇直接参与商业经营，辅佐丈夫运筹决策。
如徽州汪商在杭州开店设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的女儿汪孺人出生在杭州，自小在店铺中长大，耳濡目染，使她精于筹算。汪孺人与徽商吴次公成亲后，积极参与商业决策。那些与吴次公合作的商人，闻讯也来请教孺人。实践证明孺人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正确的。
大盐商之女胡氏也是精于筹算的，她嫁给张处士后，在家里为经营盐业的丈夫出谋划策做出决断，使张处士很快发了财。张处士死后，胡氏又培养两个儿子业盐，教他们生意经，为他们出主意，使张家成为扬州城里的巨富。
歙县溪南吴氏是商贾世家，吴氏女绝顶聪明，来往账目，她不用账本和算盘，而是用心算心记，隔的日子久了，账目也不会有一文钱差错。吴氏女嫁到徽商黄家后，辅佐丈夫，“致资巨万”。婚姻所促成的亲家之间的商业交流与合作，使徽人更精于从商之道。
在漫长的等待生活中，徽商妇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持家的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她们甚至“乡者数月，不沾鱼肉”。正是在这种逆境磨砺中，徽商妇为徽商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可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3．歃血为盟，共创大业
古人图谋大业时常“歃血为盟”，以此表示创业的决心及荣辱与共、共同进退的兄弟情义。而奋进团结的商人也善用此法。
为人所熟知的实达公司就是在歃血为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实达公司总裁叶龙，198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因为他在大学所学专业是计算机专业，所以毕业后顺理成章的被分配到福建计算机研究所。报到前叶龙想的是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工作，然而报到后，所里却安排他到了销售部，这是他没想到的。那年头，人们都认为有本事的人该去坐办公室，搞搞研究，发发号令，跑销售是个没人愿干的工作。叶龙被分配去搞销售按说是个打击，但叶龙居然很安心、很认真地干起了计算机设备的买卖，一点其他想法也没有，一干就是四年。这四年之中，他不仅深化了对计算机的认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了起来，而且了解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趋势，了解了计算机的市场，后者对他人生的发展起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影响。
到了1988年，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腻烦了办公室工作，按捺不住，下海弄潮淘金去了，更贴近市场的叶龙也难免怦然心动。在他看来，既然碰上了能理论联系实际、施展个人才华的年代，好男儿当然也不愿意在家终老，于是他就作出了下海的选择。这一年6月，包括叶龙在内的福建计算机公司和光学研究所的16位同事——一批福建人走到一起，在福州温泉大饭店一间会议室成立了一家名叫“实达”的公司。他们约定合力办好这家公司，一要尝试一种体制，使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二要创造一个新机制，使科技产品迅速转化为商品；三要树一个品牌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样的一个约定，颇似桃园结义、歃血为盟，有股哥们义气。约定的内容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当回首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市场竞争的坎坷历程时，就会发现他们的“约法三章”实际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敢于尝试的人便是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最早地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观和遁世倾向中走了出来，正如从一场梦中转醒一样。当时叶龙等人还树立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五年之后，每个人都成为万元户；到世纪末，过上香港人的生活。
公司就这么成立了。根据专业特长和工作经验，由叶龙担任主抓市场销售的副总经理。创办初期，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电脑领域从事产品零售和技术服务。为加速资金积累，他们还做过油料、电话机和空调生意，组装批发了200台IBMPC机，搞劳务输出。“实达”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营路线是混乱的，没什么特定的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目标只有一个——赚钱。随机应变，看锅吃菜，找到什么机会就赚上一笔，不能再赚下去了就转业。这种“一锤子买卖”式的经营方式虽非长久之道，但当时的目标是赚取足够的创业资本，所以他们就在市场上打开了这种游击战。
有趣的是，靠着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实达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种暂时不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做限定的灵活性，虽使公司受益不小，但知识分子创业，还应以“知本”为主，因而使“实达”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内里仍然是计算机业务的支撑，是以计算机行业为后盾才完成的。譬如当时企事业单位办公方式革新，搞计算机网络自动化，给“实达”提供了绝好的发展良机，叶龙趁势把销售的方向定在行业大户们身上：银行、保险、公安等各系统，都是他的主攻对象。到了年底，由他主抓的销售部签下了第一个大订单：中国银行订购了400台STAR-500终端机。这一年，公司实现了1800多万元销售额，赢利150多万元——这个原始积累数字当时令人咋舌。
1994年，当上“实达”执行总裁后叶龙即提出“从电脑业非主流起步，逐步向主流靠拢，最后形成主流和非主流并重”的方针。这时的“实达”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终端生产厂家，是福建最具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商誉价值被评估为4000万元，年销售收入达2．58亿元。1996年“实达电脑”上市，打开了向社会吸纳资金的最佳通道。1998年，实达企业所生产的终端、打印机、POS等电脑外设产品以及Modem等网络产品已居国内领先地位，实达电脑进入了国产品牌前五名，在家用电脑销售排行榜上也取得了排名第二的业绩。在软件方面，1997年“实达”注资成立了北京朗新公司。1998年投资8000万元给北京实达软件集成产业公司，使“实达”软件总部占据了北京这一中国信息产业中心地带；接着公司又投资了“铭泰”和“东方龙马”等软件企业。也是在这一年，实达Soyou网站开通。叶龙一连串的举措，令业界惊讶，实达企业出手不凡，成为同行中的黑马。这时的“实达”总资本已超过16个亿，年销售额突破30亿，被列入中国电子百强企业，居第36位。
实达公司经过十年的发展历程，从25万元的资产扩展为16亿的巨额资产，从由16人组成小公司成长为中国电子百强企业。如此迅猛发展之势正是得益于当时“歃血为盟”的盟约，使之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创千秋大业。
4.同舟共济，所向披靡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牢牢抱成团。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团结合作，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所向披靡。
享誉全球的丰隆集团就是郭氏四兄弟联手打造的。
1940年，郭芳枫成立了丰隆公司，最初的丰隆公司是由郭氏四兄弟郭芳枫、郭芳来、郭芳玫和郭芳良合作经营的，经营建筑材料、五金、油漆及橡胶园作业器材。在几个兄弟的精心管理下，公司业务逐步扩大，颇有势头。不料一场战争却使他们陷入困境——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经济一片萧条，公司经营的五金建材更无用武之地。战时，五金建材没什么生意可做，但随着战后重建步伐的日益加快，五金建材市场便火了起来。早在目睹战时百业凋残的情景时，郭氏兄弟就已经看出战后五金建材将十分紧俏，甚至会出现货源不足的情形。因而战争一结束，郭氏兄弟就马上廉价购入战争剩余物资，包括废钢铁、弹壳、弃置的废机器，甚至还有军装、旧鞋等。战后新加坡人民生活条件并没有立刻好转，生活物资紧缺，郭氏兄弟收集的某些剩余物资经过再加工后就成了临时的代用品；战后重建建材的需求量暴涨，郭氏兄弟收购的废钢铁便派上了用场，成为钢铁公司竞相买卖的抢手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赚得的巨额利润立即使丰隆公司崛起，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财力基础。
如此发展到1948年，丰隆公司扩大规模注册为有限公司，其下已附属有6家大公司，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已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着名公司。到1962年，郭氏兄弟由实业转向金融业，正式成立了丰隆金融有限公司，连同原来的企业群，形成了庞大的丰隆企业集团。这个集团以金融为枢纽，以企业为后盾，立足新加坡，面向东南亚，业务远涉欧美。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强手如林的东南亚，丰隆金融有限公司已被认为是组织最完善、规模最大的金融公司，以它为核心的丰隆集团在新加坡的总资产额近40亿美元。1980年，郭氏兄弟以2000万新元的资本成立丰隆基金有限公司，每年以这家公司赢利的80％用于慈善事业，以进一步扩大丰隆集团的影响，提高它的社会地位和企业形象。1982年，又创立丰隆投资控股公司，广邀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加入丰隆智囊团，为丰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充电。1983年，丰隆金融集团终于登上世界银行业的第二位。
随着世界各国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建设，郭芳枫断定战争时期人们被长期压抑的物质追求将随之复苏，并必然促进战后重建步伐加快，世界经济不久将以高速走出低谷，届时将涌现出多个经济亮点，而地皮、房产、建材则是高峰期的热点之最。根据这个预测，郭氏兄弟从1947年起就开始关注房地产业和建材业，准确预测出珊顿道和罗敏申路之间的地带将在日后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中心地段，于是投入巨资，将那一带有发展前途的地盘一块一块廉价买进，建起了面积35万平方米、楼高45层的丰隆大厦，以及一连片新颖的住宅。而丰隆大厦成为战后新加坡最早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丰隆大厦落成之后不久，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的超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郭氏兄弟的超前之举此时开始体现坐地收利之效，之前收购的地皮和新建楼房的价格一年年攀升新高。到20世纪90年代，有的地皮和楼房已是身价百倍，这成为丰隆集团迅速膨胀的一个强力发动机。
而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水泥等建材成为紧缺物资。郭氏兄弟在从事房地产开发时便看到这一问题。于是他在1957年投入巨额资金，联合三井和黑龙洋灰公司创办了大型水泥厂。经过长达5年的建设，水泥厂正式投产。不出所料，1961年他的水泥产品投放市场时，适逢新加坡房地产发展最旺盛的阶段，水泥一下子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紧俏货。郭芳枫再次搭上了建筑业发展的快车，随着源源不断产出的水泥，钞票也流水般滚进丰隆集团的钱柜。
丰隆集团的事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壮大，是郭氏四兄弟之间几十年来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同舟共济的结果。有了这一条件，丰隆集团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机立断，利用诸多有利条件，作出计划更精密、利润最可观的投资决策。将家庭凝聚力转化为企业原动力，这也是绝大多数闽裔侨商比别人更多地成功于天下的原因之一。
5．与人分享，双方赢利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门谋生、独闯商海，困难可想而知。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他们的经商观念是“利益大家分”。
胡雪岩在做“市面”时有一条金律，就是“市面需要众人围”。其意思是指市场的安定、繁荣与发展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与合作的。从现代的角度来解析胡氏这一金律，就是胡雪岩深刻明示了在做市面、做营销的时候，团队的协作精神非常重要。
现代的企业家，更应注重团队精神的作用。团队成员各方之间的强烈归属感与一体感、成员间的相互协作及成员各方之间的尽心尽力和全方位地投入。
一百多年前的胡雪岩就已经意识到团队精神的作用并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给予了实施：
其一是体现在他对自己钱庄和其生意的经营上，他对自己的员工团体关爱有加，特别注重大家齐心协力办事。在与其他同行做生意时注重贯彻互惠互利的双赢理念，更注重大伙儿的团结合作，共同发财。因此胡雪岩的“市面”做得越来越红火。
更能体现胡雪岩“市面需要众人围”的经营理念的一个例子是，他在做上海的市面时，不遗余力地介入朝廷与洋人的争端之中，试图在朝廷与洋人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让各方握手言和，团结协作，一起把上海的“市面”做好做大。胡雪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深知：上海的市面靠他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需要朝廷和洋人各方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可以如愿。
胡雪岩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胡雪岩要在上海创下除销洋庄之外的更大的事业。他要在上海设立阜康分号，他要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他要在上海开米行，他甚至还想在上海开戏院、茶楼。不过，所有这些生意，都一定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上海必须要保持繁荣的势头。而要保持上海的繁荣，首先必须设法使上海安定。
但实际情形是，上海此时非常不安定。上海不安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上海有小刀会起事。当时的上海事实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海县城，一个是外滩的外国人租界，也称“夷场”。尽管外国人曾经接济过小刀会，租界因此并不受战火影响，但小刀会起事以后占领县城，终成掣肘之患。其二，由于洋人接济小刀会，与太平军从事军火交易，惹恼了朝廷，朝廷于是决定对洋人在上海的生意采取限制，颁布了禁止丝茶运往上海的禁令，并且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增加关税。而洋人好像也在与朝廷较劲，关系弄得很僵。
有这两个因素起作用，上海的进一步安定与繁荣自然也就要受到影响。
不过，这时也不是没有能够加以周旋的余地。能够加以调停周旋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洋人和朝廷都不想长久僵持下去。对于洋人来说，假如一定要与朝廷僵持，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就将全面受到影响，比如现在他们急需的丝茶，因为货源断绝，就只能在上海高价购进。而朝廷主要也是恼恨外国人资助小刀会和卖给太平军军火，才发出禁令。从事实利益来说，如果真正断了洋商的生路，朝廷也断了一道财源，起码关税就要少收很多。禁制之举，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促使胡雪岩要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胡雪岩认为，朝廷与洋人的争端，决不会长久搞下去，洋人自然要受损失，但上海市面也要萧条，最终会两败俱伤。他想要做的是，在朝廷和洋人之间从中斡旋，把彼此发生争端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也叫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那时开戏院、茶楼也好，买地皮也好，全会无往不利。
就这样，胡雪岩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决定把自己囤积的生丝尽快脱手。这本来是他准备在销庄的过程中用来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的一批丝。他这个时候脱手，就是要向洋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因为洋人想要在中国做生意，一般来说还比较重视中国商人的态度。另一件事则是去苏州拜见现任苏州学台的何桂清，想搭上官场的路子，在官场找到人来出面调停。在胡雪岩看来，假如有得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平息朝廷和洋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办不到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雪岩实现了其个人的愿望，让朝廷与洋人同时休战，握手言和，一起协作维持上海“市面”的稳定和繁荣。
以上事情之顺畅，归结到一点，是胡雪岩认识到：“大家只有齐心合作，才能真正地稳定市面，才能够共同发财。”假如各方彼此争斗，不团结，于人于己皆无好处。
无论做人还是做生意，都要像胡雪岩这样具有“分享利润”的意识，才能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优秀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与他人分享利益，让他人觉得有利可图，这是其事业成功的一个秘诀。
6．合资经营，抱团打拼
在商业竞争中，往往造成了“同行相妒”，一门生意，同行之间由于经营内容的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分享同一市场。对同一市场的分享，也就是利益的分享，因此同行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为了各自的利益，同行之间又互相忌妒。以至于由嫉妒到倾轧、竞争，成了同行间的常事。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落水；或者两败俱伤，第三者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的一轮竞争。徽商是非常注意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
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商业竞争的加剧，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小商小贩独力难支，即便是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也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合资经商的现象便应运而生了。尤其是传统的遗产均分制度给当时微商扩大经营规模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往往一个商人经过毕生的努力，积累起巨量的资本成为“上贾”，诸子袭业后，均分产业，每人又重新沦为“下贾”。为了克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们便不得不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徽州商人中，兄弟叔侄之间合资经商的现象最为普遍。
早在明朝中叶，徽商中合资经营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弘治年间，歙人程锁就曾“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各持三百缗为合纵，号日正义……长公（程锁）与十人者盟，务负俗攻苦。久之，业轻骚起，十人者皆致不赀”。万历年间，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因合赀贩术，亏折本银900余两而特立文约，规定照股均赔。文约称：“奇峰郑元桔、逢曙、逢春、师尹、大前，原三十九年台伙拼买杉木，至饶造捆，往瓜发卖。不期即遇风潮，漂散捆木，又遇行情迟钝，耽误利息，以致蚀本。今托中鸣誓，将原留买木并在瓜木各名下支银逐一查算明白……共计该银九百余。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文约中还载明，逢崂、大前的投资额分别占全部经营资本的十二股之五和十二股之四，其余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摊赔76两余。足见在明代，等额投资与差额投资两种形式的合资经营制都已为徽商所采用。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已采取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这表明当时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
当时的徽州商人已普遍认识到合资经营对于扩大商业利润所带来的好处，“财从伴生”已成了徽商的共识，“合本求利”已成了徽商常用的做法。为达合本求利之目的，在合资经营制下财务管理制度已相当严密，对投资合股者的权利与义务也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入清以后，徽商合资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他们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几无不有合资经营的事例。如婺源人程金文之父“与亲友合伙业茶”。董桂照“与兄台赀贩木姑苏”。歙县盐商鲍志桐“与仰山从兄合赀营运……十年累巨万”。婺源人汪启逊“与程某共贾获利，清厘市籍，分无求多”。潘启权“尝与戚某贷资合贾”。程国远“尝偕粤人业茶，共亏金八百”。清末九江已成华茶出口的重要商埠，在该埠“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且多属合股而做”。这种“多属合股而做”的现象大概不仅是九江茶叶生意中特有的现象。
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把中国当作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受左宗棠的鼓励“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如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起丝生意。然而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于是他寻求与居于湖丝产地并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的合作。两人携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的丝生意得到庇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从中可见，这都是因为同行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总之，只有克服了“同行相妒”的短浅目光，将眼光放远，舍得抛去目前的利益，与同行精诚合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7．人心齐，泰山移
在1995年7月的《福布斯》杂志上，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被评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个人拥有的资产达到129亿美元。然而你可曾知道，盖茨却是与其好友保罗·爱伦合伙创业的。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盖茨与爱伦所开办的合伙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成为了今天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微软公司的发展与壮大过程，是合伙企业从弱小到强盛的艰苦创业过程，是志同道合的合作，是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创业过程。
齐心，是就自己的商号内部而言的，就是说自己商号内部的职员都是一条心，有着相同的意志愿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每个人的饭碗连在一起的商号的兴旺发达，而共同努力。人缘，是就商号的外部而言的，也就是说商号经营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购进卖出的经营活动中能较好地取得他人的支持、合作，形成良好的生意形象。齐心与人缘，可以说是一个商号生存发展的双桨，双桨的和谐划动，是立足商场的制胜之道。
徽州人经商往往以宗族、亲戚和乡党进行组合，并以族规、门规及家长式管理为核心，合伙并力，成帮结队。因此，徽商成功兴业之后，非常注重建宗祠、修家谱、办会馆，从而强化宗族意识，增强商帮的凝聚力。这种传统的企业组合方式，在明清时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在过去时代，无论行商还是坐贾，只要是以个体形态出现，都很容易商海沉船，只有依靠宗族的力量，才能抵御大风大浪，战胜意想不到的困难。
正是这种传统的组合方式，把大量的徽州人引入了经商之途，也是这种组合方式，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发生了重要作用，使徽商在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基础上构筑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从而使徽商在经营和竞争中独领风骚。
徽商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每个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些会馆、公所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源泉。就以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即有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如果一个商号不能上下一心，以致个个“乌眼鸡”似的你不服我，我鼓捣你，像一盘散沙，那么绝对不可能有生意的兴隆和长足的发展。
为此，一个做统帅的人，在调度和使用自己手下人的时候，如何既能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又能使他们很好地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是一个需要花费心力去仔细考虑的问题。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而要请帮手、伙计，就要做“齐心”的工作，把大家的智慧、能力拧在一起，店铺才有兴旺的可能。有了这个内部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有“人缘”，也就是良好的外部环境。胡雪岩也是交结人缘的高手。如开阜康钱庄时，为了消除信和钱庄的疑虑，他声明，自己的钱庄将不会抢信和钱庄的生意，而是要另外新辟门路，浙江海运局的钱款往来将按原来的约定由信和钱庄经营。这样一来，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当然疑虑顿消，进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对其他方面，尤其是官僚们，胡雪岩也是极尽拉拢之法，不时打点，加之他守信用、讲义气，逐渐赢得了各方的信任。人缘，为胡雪岩一步步发迹提供了机遇。
8．忍耐相让，和衷为贵
在商业活动中，讲究一个“和气生财”，天天与顾客吵成一片的，必然是门前冷落，晋商深知这一点，将“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发扬得淋漓尽致。和即“和气、和谐”，衷在这里同“中”，“和衷为贵”即追求和谐，讲究团结。除了前面提到的做买卖时态度要和气，对待顾客要热情，要笑脸相迎，要百问不厌、百挑不烦；遇到不讲理的人，骂不还嘴，打不还手，等等。晋商的和衷为贵的信念还包含有更为深广的内容：如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甚至自己的竞争者，与同行、合股者、管理人员、伙计或工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其主要体现为以下的两个方面：
第一，商帮内部团结。晋商少有因“内争”而两败俱伤的惨局，像前面所说的祁县乔氏家族内，始终能团结一致，共谋“做大”。同样，介休侯氏家族内兄弟分家后，各商号经营就有了差别，兄弟之间没有排挤和兼并，而是过些时间“重新混合而匀拨之”，“以有余补不足”，如此三分三合，在乡里传为佳话。
家族内长期能和睦相处，并不因分家或其他因素而内耗已属不易，商号和商号之间也能同舟共济，友好“相与”，那就更值得称道了。太谷曹家与祁县乔家和渠家都是明末清初崛起的巨商。由于各自发家的“根据地”不同，乔家和渠家在蒙古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在关东也办有许多商号；曹家在关东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垄断地位。三家的票号各发行一种叫“钱帖子”的信用券。有一年，不知为何盛传乔家和渠家在关东发行的“钱帖子”贬值的谣言，一时挤兑成风。乔家和渠家面对被排挤出关东市场的危险，便亲自上门去信誉卓着的曹家求救。
本来，这正是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的天赐良机，曹家如果只表示爱莫能助，乔家和渠家就会被疯狂的挤兑风刮出关东，曹家就可实现独霸关东市场，这应该是曹家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宿愿。但在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与慷慨允诺、鼎力相助之间，曹家老板选择了后者。乔家和渠家渡过了难关，也自然不忘为曹家提供方便，这样以来，曹家与乔家和渠家的“钱帖子”都有了良好的信誉。
晋商重视稳妥经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大盛魁凡买大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
晋商一旦建立“相与”关系，则诚心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即使一方出现变故，另一方也要伸手相助、决不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着名的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互相帮扶，关系密切。一次天亨玉快倒闭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大盛魁慷慨供巨银，使天亨玉得以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已经改组为“天亨永”的王掌柜派人送2万银元，伙计们坚决反对，认为此款借出之后就无法归还，王盛林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
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着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李宏龄经商不仅考虑本号之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单位的利益。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而带来“一损俱损”局面的出现。所以，当与本号发生业务联系的单位发生危机时，李宏龄不仅不“釜底抽薪”，而是设法联合同业，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认为如不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整个市面。便带头出面联合同业以巨款接济炉房，市面乃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士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
第二，商号内部和谐。晋商对内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如慎用重托(即对商号掌柜任用前慎之又慎，任用后全权委托经营)和人身顶股(给予伙计股俸，让其一起参加利润分配)等，正确处理了财东和伙计的关系，从而使商号内部上下齐心协力，形成了关系协调的和谐局面。如光绪十年，大德通票号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这种上爱下，下尊上，相互间宽容体谅，自然会增加票号内部的和谐协调。
晋商秉持“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使得晋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在商界和金融界保持了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局面。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晋商所选“相与”，既为共同分利，更为危机时互相帮护，所以选择“相与”，对晋商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必看其实力、信义。而一旦选择，就要以信义相待。
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自己的利益。因此，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让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晋商人明白“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的道理。“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在晋商的成功经验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制度。“相与”是晋商对生意合作伙伴的通称。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计较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选择“相与”，是晋商经营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因此，选择时晋商总是慎之又慎，而一旦选定贸易对象，与之建立“相与”关系，就世代交往，永不变更，同舟共济。如祁县乔家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关系，否则均婉言谢绝，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当看准对象，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相与”商号，若其有难，一定倾力相帮，甚至“相与”所偌巨额债务，也往往一句话就减免了。“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五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而如果生意上有利，一定与“相与”共享，绝不恃财依势，“吃独食”。“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
在长期的市场交易活动中，信用作为一种人为过程，表现为交易双方的共有理念和选择。商人作为交易主体，必然会受到市场信用的约束。如果商人在市场交易中失信，其潜在的交易对象(如客户、原料供应商、资金提供者等)为防范风险而避免与其企业交易，从而使他们失去后续交易机会。显然这一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商人在一次失信后带来的净损失程度，是商人在交易中失信而对方守信时所获得净收益与失去未来多次交易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从长期来看，这种失去更多客户群体的损失是主要的，而一次失信所获得收益是暂时的。“相与”这种信用形式就是在此基础上晋商作为理性的经纪人自发且行之有效的选择。它把置信威胁加在能够观察到的、打算违约的交易对手上，一旦某一方违约，将在损失巨大市场利益的同时由于信誉贬值而在将来的业务交往中增加交易成本，即违约的机会成本很高。晋商这种长期交易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建立双边声誉机制，而违约交易方的背叛行为会自行受到处罚。
晋商致力于建立信用形象、维护个人声誉，在短期看来可能会出现偶尔被欺骗的现象，但是长期的合作毕竟利大于弊。这也正是晋商在经营中赊销商品、预付货款、延期付款得以实施的原因所在。
9．联号经营，汇通天下
晋商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成帮结队的群体行为，而不是特立独行的个人冒险。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
联号经营制为晋商首创，是由东家对自己创办并经营的分布在不同地域、跨不同行业的商业机构实施有效管理的一种模式，有些类似于现代企业的集团公司。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联号并非平等的组合，而是采用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总经理)，掌柜率领伙计的分级管理方式。东家可能是一人，可能是数人乃至数十人，完全依其投资情况而定；掌柜也可能有数人，但大掌柜只能是一人，是真正的“管事的人”。分号同样可以有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但总号只能有一个。
山西商人联号制的总号，一般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太谷县曹家就是一个总部设在山西，以这种联号制形式，管理着庞大“子公司”的“母公司”。它通过励金德账房管理设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通过用通玉账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通过三晋川商号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如励金德管辖的彩霞蔚，是曹氏规模最大的绸缎庄，而彩霞蔚又管辖着张家口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榆次的广生店、太谷的锦生蔚等号。这些商号的经营和盈亏，财东曹氏不直接过问，而是由彩霞蔚负责，彩霞蔚则向励金德负责。如果彩霞蔚所属锦泰亨等商号经理想面见财东，须由彩霞蔚经理先引见励金德经理，再由励金德经理引见财东。曹氏办的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但是各商号在上一级商号的领导下，无论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相互支持，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商业集团。
晋商中也有少数集团总号设在其经营的大本营，如大盛魁商号的总号就设在归化城。它在外蒙、内蒙和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它有许多流动贸易的“房子”，还有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生意的小组，活动在广大的外蒙草原上。它还出资开设了若干小号。大盛魁分支机构有乌里雅苏台分庄、科布多分庄、汉口分庄、库伦分庄、召河养马场地。这些分支机构，负责当地的收购、储存、运销业务。其中乌、科二分庄业务范围大，地位重要。
总号由归化城派出去的货房子是大房子。一般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只，共是196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四匹，总共是200峰（匹）。按15顶房子计算，共有210把子、2940只骆驼。到了外蒙以后，就把每把子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这种贸易单位组织，也是灵活的。根据各地域和人口情况，可以用一把子骆驼组成，也可以用二把或三把子骆驼组成。这些流动贸易的单位，也各带一顶小型的帐篷、一般也称为一顶房子。每一单位有一个领房子掌柜，有几个做生意的助手。这些流动贸易单位，到各部各旗赊销货物。同时，也协同放印票账的人员，把赊销货物的价款，换算为印票账的价款，向王府取得贷款凭据，任务就算完成。它不做零星售货的生意。
大盛魁的小号是随着规模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大盛魁在外蒙市场上销售的各种货物，是由内地贩运去的。初期，它只是从归化城购买，没有力量从产地进货。以后，随着营业的发展，它就投资开设了各行各业的小号，依靠这些小号，从产地来进货。这就把这方面的利润，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初期，它的资金的周转、调拨和汇兑，完全依靠别的钱庄、票号来办理。后来它又投资开设了钱庄和票号，把这部分利润，也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了。
大盛魁的小号有大盛川票号，三玉川茶庄，天顺泰绸缎庄，东盛昌发货店，德亨魁牲畜店，盛记毛庄，协盛昌、协盛公、协盛裕京羊庄，分别设在祁县、归化、天津、北京等地，分别承担着大盛魁的金融、茶叶、绸缎、牙记、牲畜等业务。大盛魁的这些小号，绝大多数都在各行中占据着巩固的阵地，它们本身也成为殷实的商号。它们对大盛魁的扩大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三玉川和大盛川，由于总号设在山西省祁县，加入了山西资本集团，是大盛魁系统中两根有力的支柱。据说，大盛魁有几家小号都分配过巨额的红利，它们资本的总额，都大大地增长了。最盛时期的资本总额，甚至超过了原资本的数十倍。这种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晋商的商业资本集团性的加强。
联号经营制，显然是造就晋商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武器”之一。晋商建立的联号经营制度，不仅在经营方式方面采取了非常先进的形式，而且比连锁制更加完善。
首先，商业覆盖更远。做到大生意的时候，晋商意识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特利润之道，同时，市场总在变化中，各个行业的利润也在变化中。晋商通过联号制度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商业覆盖，就是把利润不错的各个行业都进入了，这样，不但自己可以通吃各行各业，而且还可以保证在某个行业利润出现下滑的时候还有其他行业可以来补充。小买卖自然无所谓商业覆盖，但是买卖要想做大做强，商业覆盖是必须走的路子。晋商通过不同商号的设置不但覆盖了不同的地区而且覆盖了不同的行业，从而达到了对商业利益的占有和保证。
其次，品牌经营趋势更强。晋商在各地的同名商号是连锁，但是，联号又绝不仅仅是连锁，联号针对不同的行业分别设立了不同品牌的商号，有利于在本行业进行经营和拓展。但同时，晋商又绝不把不同行业的商号做同一个品牌，这样也有利于差异化的品牌经营。因此，联号制度实际上是晋商在商业运营中非常聪明的一个举措。
第三，晋商联号制的根本优点在于其商业互助。我们都知道，任何产业都是有一个链条的，商业经营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晋商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从商业理论上来讲，商业大道都是相通的，各个行业都一样，实行联号制以后，如果某个行业的经营发生了异常情况，通过联号制，就可以提高同一母公司的另一行业的经营警惕。至于大商业上的集中采购、战略营销等等，这些都是联号经营直接能够带来的好处。
“汇通天下”的票号的成功，则更是联号经营的成功。如果不联号，汇通就根本无法进行；如果各地分号不通力合作，那如何能实现信誉为本呢？“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在全国设分号达35家，鼎盛时汇总银子在2000万两以上。如果不联号，那银子的异地兑拨就难以实现，恐怕连一笔业务也做不成。正是因为有了联号经营的商号，才有了汇通天下的票号。
10．利用会馆广聚乡谊
日本人岩崎继生研究过晋商后曾称赞说：“山西商人相互之间通过连锁关系，保持着一种团结局面，以便实现维护商业利益，防止同业间的竞争，在采购及销售方面相互扶助，处理纠纷等项目。乍一看，同其他的一般中国商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资本流通等方面，其经营手段是十分巧妙的。”
岩崎继生所说的连锁关系，正是晋商群体组织特有的形式。他们是按地缘和业缘结成的商帮，有着共同的精神凝聚，那就是崇信关公。在足迹所至之处，都建有会馆，既充作他们聚会“睦乡情”之所，更作为“谈生意”的“中心”。“天下晋商是一家”，在与其他商帮竞争中，在与牙行(旧经纪人)及外商争斗中，晋商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总让人惊叹和敬服。
会馆的建立，很多是为了“同乡贵游”，惟有晋商的会馆基本为商业目的而建。晋商认为，只有按地缘关系组织起来，才能保证“广其业于朝市间”。这样，在晋商足迹所至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会馆就建起来了。
晋商所建会馆，几乎都在主要商路上，是连通商路的据点。例如：北京是各商帮云集之地。建立的工商会馆尤多。据不完全统计，晋商在京建立的会馆至少有40多处。康熙年间，在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了山陕会馆。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苏州建立了全晋会馆。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广东佛山建立了山陕会馆。同时。随着商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专业性会馆。如雍正五年(1727年)在北京的山西烟商建立了河东烟行会馆。甚至，在汉口的山陕会馆，包括了许多行业和山西省内的区域帮商人，如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合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皮货帮、核桃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晋商会馆数量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充分说明晋商经营范围之广及同乡情谊之密切。通过这些“联乡亲”的地方性同乡组织，远离家乡的山西人通过祭祀关公、财神以及聚餐演戏、开展各种庆典等活动，实现了“以教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碟福利”。“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丽他乡遇之则尤洽。”所以，逢年过节或每月朔、望，同乡欢聚一堂“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当同乡有困难时，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有义务组织大家予以帮助。
会馆不仅仅是晋商交流商业情报的地方，更是在外地经商的晋商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场所。由于关羽是晋商心目中“信、义”的象征，所以他们即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圣的“信”来取信于顾客，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山西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凡逢年过节，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餐演戏，有时在商业活动中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活动。晋商成员以共同的精神支柱来团结与规范晋帮成员，从而形成了一种“拟家族”式的忠诚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进而组成重义务、重责任、牢固和谐的商帮内部关系。
会馆在晋商中的作用还有现代商业行会的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维护山西帮团队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二是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清朝末年，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牌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
三是处理商务纠纷。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弛，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1909年（清宣统元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护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古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商业行会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无疑是积极的。
晋商信守“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更相信群体的辉煌既有天时、地利，更来自于人和。他们是保持我们民族传统美德最多的商帮，现代商人也应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美德，它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对于一个健康的现代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具有优秀素质的团队成员，拥有这些人才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使企业成员形成为了企业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协作、尽心尽力的意愿和作风，保持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统一从而实现组织高效率运作的理想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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