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奇制胜，独领风骚
在日新月异的商海中，切忌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要因为一棵树木而放弃收获整片森林。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商家就要顺应市场需求，不断地确立新的目标。闽裔侨商李明治就是一个例证。
创业之初，李明治在一家加工橡胶的工厂任职。在工作中，他刻苦研究，与几位同僚合作研究出一种提炼橡胶的新方法，比旧有的提炼方法更节省成本，效率更高。但李明治并不是单纯的书呆子，把自己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白白献给工厂以换来重用的机会，他觉得不甘心，因为这种新方法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太大了。在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创业的踏脚石，在没有资金自己无法利用这种方法的情况下，他决定出售这一知识专利权，把新方法卖给了工厂，和几位合作者分账后，他个人分得60万马元。从此，他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业务。这可以作为他懂得伺机而变的第一个明证。
一般来说，专注于研究科学技术的人，经济观念都不是太强。所谓白首穷经，难以和“经济策”联系起来，这种书呆气质在具有学而优则仕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尤甚。但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惟独在福建人中间，这种书生意气比较薄弱，以商为本的福建人在有什么发现后，最终都会考虑到商业上去，以经商立业、赢利赚钱为最基本的着眼点。李明治的经商意识一开始也并不强烈，因为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当老板，所以他也很以自己当时的处境为满足。但见利不取，在福建人看来等于是自虐，所以李明治虽搞科研，却并没有执拗于一域。在研究出成果后，立即就发现这可以转化为创业资金，并在此后坚定不移地向商业方面发展。这也就是说，首先在人生态度上，李明治就表现出了闽裔侨商不怕转变的积极进取精神。
李明治用这笔钱收购了马来西亚一家陷入财政困难的公司。当时该公司陷入困境，业界无人问津，但李明治明白这家公司只是在管理上存在缺陷，资金短缺，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前景却看好。他抓住对方急于出售的心理，低价买进，除了把自己出售专利所得的钱全部投入外，还另外筹借了一些。几年后，公司在李明治的经营下上了轨道，开始赢利。这时，泛电集团看中了这家公司，提出收购建议。
公司前景不错，业务结构也十分健康，每年都能赚进大量的钱，按理说，李明治完全可以留下来自己经营。但他筹思之后，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公司的发展步伐显然还是很慢，他的资金完全被套在这家公司身上，即使发现什么赚钱机会，也只能干着急，就像绑住了手脚，而单凭这一家公司又无法在市场上展开大规模行动。因而李明治果断决定把公司卖掉，转变思路，另寻目标。公司转售给泛电集团，一举赚了7000万马元，当初的投资取得了近百倍的回报值。资金在握，他又获得了自由，可以在市场上展开新的行动了。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商机无限。因为曾在澳洲读过书，对澳洲的社会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加上东南亚排斥华人，李明治对自己的发展方向再次作了重大调整，在1984年移民到了澳洲，在那里创立了辉煌澳洲公司。
此时李明治虽已有了一定资本，但在经营上仍捉襟见肘，缩手缩脚，因为这些资本毕竟仍做不了太大的生意，摊子既不能铺得太大，门槛也不敢选得太高，因此公司在最初的一两年中发展十分缓慢，遇到了发展途中第一个瓶颈。这时李明治开始面对一个取舍问题，是坚持企业的家族式经营，还是进行改革呢？他选择了后者。经过一番辛苦的策划，李明治拉澳大利亚的英资吉懋基金公司入股，公司的性质和运营机制至此大变。老实说，与合伙人合组公司，事事都要虑及合伙人的意向，即使身为董事长，在董事会上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依着福建人的性格，对这一点是较排斥的，他们一般比较喜欢随心如意地自个儿独干。但要发展，就不能不采取现代公司的经营机制。李明治和很多闽裔商人一样接受了这个选择，并积极解决改组后面临的一系列董事会磨合和工作制度变更事宜，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改组后取得广泛的融资渠道和现代企业集思广益的好处。这样，他的公司在经营运作上就有了充足的周转资金，得以开展一连串大型的收购活动，先后投资多家公司，业务不断壮大，公司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时至1993年，李明治的个人财产已达到15亿。
李明治的实例告诉我们，身为一个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而要积极求变，一日一新，在企业管理上追求合理化，在企业经营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坚持了这个原则，留意自己的企业，总可以发现需要改进、需要转变的地方。大小不是根本，搞活才是根本，只要有变化，就会有畅通。
2．善于应变、精于应变
做生意要灵活多变、随机应变，不能固守陈规、死守经验。
无论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往昔还是在当今，现代自由市场的机制并非是死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的环境即如同风雨莫测的大自然，白云苍狗，总有种种变幻。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懂得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动物界有许多动物都有根据环境的基本色调调整自己肤色毛色的本领并能随着时光的流失而进化，人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要顺应时变，必须有一个灵活多变的心灵。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变幻和各国各地的空间转移之后，商人们养成了一种因机而变的特殊能力，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变”的经营哲学。
在这里还要提到亚洲烟草大王陈永裁。
深入把握市场走势，灵活多变是陈永裁成功的诀窍之一。经营任何一个行业之前，他都对相关的市场展开仔细的研究，目的在于箭不虚发。比如在开设卷烟厂前，他研究了菲律宾人吸烟的习惯，决定走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中档路线，产品形象鲜明，结果占了菲律宾中档香烟市场七成的份额。到20世纪70年代初，福州烟厂资金雄厚，声名远扬，稳坐菲律宾中高档卷烟业第一把交椅。
卷烟厂成功后，陈永裁又留意到菲律宾人的膳食情况：由于市场猪肉供应匮乏，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猪肉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当时菲律宾经济状况不佳，猪肉因而成为绝大多数家庭难得上桌的奢侈品。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后，陈永裁立即决定建立猪场。他斥巨资又在马尼拉市郊买下大片土地，用以经营养猪生意，因为生产量大，而且无需进口，所以成本低而没有关税负担，推出市场后，便把猪肉价格拉得便宜了，薄利多销，能负担得起的消费者也大大增多，这一市场因而一度被陈永裁独霸。而当此后大量本地养猪场应运而生之时，陈永裁则又转移和扩大了目标，开始了养猪饲料业的生意，成立了饲料厂，向大大小小的养猪场推销饲料，而自己的养猪场也由此节约了喂养成本，仍然在市场上占据主动。
开设啤酒厂，陈永裁也是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作出的决策。菲律宾有“亚太区拉丁美洲”之称，当地人十分浪漫，喜欢悠闲、音乐、唱歌、跳舞，啤酒是他们悠闲娱乐时离不开的伴侣。很多菲律宾男人十分喜爱啤酒，而当时当地最流行的啤酒牌子是“生力牌”。经过调查、分析市场行情，陈永裁掌握了菲律宾人对啤酒的需求量，所喜欢的口味等情报，然后创建了亚洲啤酒厂。而其所开发出来的产品一举征服了菲律宾，与“生力牌”平分天下。
陈永裁深谙“钱生钱，钱生利”的道理，他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更广泛的行业中，使企业有更多的命脉和支柱。1977年他收购了菲律宾普通银行，后来易名为菲律宾联合银行，如今已成为菲律宾第八大本土银行。他又开办了甘油厂、肥皂厂、钢铁厂、地毯厂、大酒店等等，林林总总共有上百家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企业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新几内亚、文莱、中国内地及香港等地投资。至此其企业体系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真正地实现了“八足行蟹”的策略。到1993年，菲律宾航空公司发生危机，面临倒闭，陈永裁趁机注入41亿比索，持股达33％，成为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大股东，使得他一时间名传遐迩，家喻户晓。
在商界有一种“八足行蟹”的发展战略。所谓“八足行蟹”，即企业运行时，群体协同，使其心足相应，八足横行，阔步前进。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很多跨国公司和大财团都很注重这种发展方略，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的企业结构，走多元经营或联合之路，创办多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联结型企业，取得联小为大、集散为整的效果，让资金、技术、服务、销售等相互协作；密切配合，互利互惠，并能集中力量远交近攻，在国内市场利用集团优势称霸，击退竞争对手，在国外市场则利用分公司介入的方式为企业开路，同时可以集中集团企业的力量发展近期业务，积蓄开拓远期项目的力量。这种不同行业和大小相关行业的横向联合，可以横行天下的拓业能力，使各种分支行业组成的“蟹足”可以向任何一个领域延伸，而一旦企业力量集中于一种目标产品或一个目标市场，其攻势往往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事实证明确是如此。陈永裁正是因为能够善于把握市场动向、灵活多变，一旦发现潜在的商机，便立即伸出他的企业“蟹足”，将其揽入股掌。而在攫取了该市场后，他便会继续扩大优势，又发展出一些相关市场。当其他商人意识到这个机遇时，他或者已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又虚晃一枪到别的地方去逐利了。当然，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拓展能力越来越强，很少有人能竞争得过他。
作为一名福建人的后裔，陈永裁的经营风格其实是很冒险的：他以反复借贷的方式来不断地扩展资本，用巨资形成气势，使竞争对手畏而却步。但另一个方面，他的企业虽不断扩张却极少遇到危机。究其原因，应归功于他准确地把握市场并且灵活多变的改变策略的能力，每一个他介入的行业，表面上进入得很突然，但事前准备功夫总是无一例外地做得十分充足，一点也不盲目，因此他所伸出的“蟹足”常常能牢牢地攫取到猎物，占据一方市场。他所介入的行业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竞争者少，规模也小。这样他挟强大的财力和集团优势进入市场，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对他的企业造成威胁，他所伸出的“蟹足”因此跨得稳、扎得牢。
3．以己之长，攻人之短
正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样，商人是逐利而商，他们仰赖于不断变化的市场，高瞻远瞩，只要可以带来利益，他们就会锁定目标，伺机待发。
郭浩出生于福州，在同龄人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就被迫参加了工作，费尽千辛万苦进了军工电子企业，比在校读书的学生更准确、更广泛地掌握了电子技术。靠着这套在工作中磨炼出来的技术，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毅然下海，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业者之一。80年代的中国，电子产品非常走俏，而东南沿海更是电子产品最为热销的地方。郭浩西进广州，成立了建华电子公司，经营电子产品。由于把握住了电子产品发展的最佳时期，他的生意格外顺利，轻而易举便挖得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在1994年，郭浩作出了一个令公司所有人都甚感意外的决定，他竟突然丢下了手中炙手可热的电子元件，宣布他要去搞农业。不仅是公司员工，几乎身边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疯了，所有人都不认为在中国搞农业公司能赚多少钱，而他却一门心思地要奔农业而去。
郭浩投资600万元创办了超大现代农业集团。他干得如鱼得水，而且没过多久，他就吃上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国务院有关中国21世纪发展规划中有这么一条：下世纪，中国将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在农业的优良品种选育上有新的突破。就1994年当时来看，虽然这还是“下世纪”的事情，但郭浩决心就要搏一下这个“下世纪”。
在郭浩看来，“下世纪”有机农业的项目现在就有开发的可行性和广阔的市场，只要搞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就会拥有一个最大的天然资本，这就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中国的农业科学家。他们是这一产业中最为宝贵的财富，谁能充分地与专家合作好了，谁就彻底掌握了农业的核心技术，谁就会拥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今日，也许获利不会很快，但到不久的明天，它将会是一张巨额的支票。
超大农业集团注册成立后，郭浩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老家福州，先后从北京、广州和福州当地召集了一批当时全国最为着名的农业生物技术和种子专家。这时他才发现，中国的农业科研和世界相比并不落后多少，有很多研究成果甚至是居于领先地位的，所差的只是投资者太少。郭浩做出的姿态是：他愿意为专家们提供一块“试验田”——一个实践的平台，只要项目有前景。最后他选择了一套当时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经费，就这样他开始了生物有机肥和优质农业品种的开发推广。经营农业公司也很难，首先难在选择基地。但对于这点，郭浩胸有成竹。他先是带着农业专家在福州附近选择合适的超大型基地。经过对气候、土质、水源等方面进行严格地考察，最终选中了泉州。试验用的土地哪里来呢？郭浩决心花大钱向当地的农民租赁。为此他找到了当地政府，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请政府出面将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收回来，然后再以一定价格租赁给超大农业集团，超大农业集团每年付出每亩380元左右的租金，由政府直接将租金返还给农民。这种做法使超大集团和农民得到了双赢。就这样，1997年，超大集团第一块农业基地——占地800亩的泉州基地正式启动。
紧接着，郭浩火速地从国内各地召来农业专家和农业技术精英，以及各地的种植能手，采用超大集团自己生产的种子和有机肥试种。对于基地的每一块土地，他都要求员工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定期作相应的检测，认真采集数据，选择适合种植的品种下种、施肥、喷灌等。“超大”基地很快便生产出了第一批优质蔬菜。当优质蔬菜大量投入市场后，出人意料地大受福州人赞誉。出师告捷使郭浩的信心倍增，之后他再接再厉，借助获得的利润开始了新的计划，很快就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从最南端的海南一直到最北端的辽宁，再到沿海一些发达的地区，郭浩到处都布下了超大集团的基地，没过多久，他的蔬菜基地便已扩张到10万亩以上。
此刻，郭浩已经充分看到了“超大”农产品的广阔市场前景和其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于是迅速打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营销战。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迅速将产品直销到当地的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借以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打出知名度。逐渐地，人们对农业产品也有了一定的品牌意识，在品牌贫乏的蔬菜领域，天然、优质的“超大蔬菜”就轻易地扩大了其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郭浩并没打什么广告，但在蔬菜产品上贴上商标，在当时还是并不多见的新鲜事，而人们总是要吃菜的，天天买菜，“超大”标牌便走进了千家万户，非常普及，这本身就已是最好的广告。知名度的树立，就像水到渠成一般自然了。此外他还得到了很多附带的好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为了扶持农业，向来都有种种优惠政策。郭浩不但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还获得了一大笔用来开展并推广实验田的开发研究基金。
在超大集团，农业产品的生产一切都按国际标准进行运作，这是郭浩一直坚持的原则。他之所以这样要求，在于他在意的不是短期效益，不是一点点得失，而是一个大前景的追求，是使自己的事业一直延续下去的途径。他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农业的航空母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在世纪之交加大了发展力度。而要发展大计划，开展更多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就要有资金，仅靠企业运营利润和政府提供的项目发展基金是不够的。而取得资金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上市。2000年12月，郭浩率领“超大农业”在香港正式上市，一举融资6亿港元。
郭浩本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却能高瞻远瞩，看到了别人不屑一顾的地方隐藏着的商机，进而作出了令人惊诧的选择。眼前的成功证实了他的这一选择并没有错，也使他从此变得不平凡，由一个电子销售大王成为中国的“超大农民”。
4．创新者生，墨守者死
人们常说，“商海如潮”，时而涨，时而落。那么，作为弄潮儿的商人，又该如何掌握潮汛呢？成功商人在滚滚商潮中摸爬滚打数百年，总结出这样的商潮规律：低潮则进，高潮则缓。
高居中国富豪榜第二位的许荣茂就是一个成功的弄潮儿。
许荣茂1950年出生于石狮一个五代中医世家，因此他最初的职业是世传的中医。当时许家在当地是小康之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人生活十分贫困，像许家这样的经济条件自然是令人羡慕的，所以当许荣茂决定去香港闯荡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别人看来，人家出去闯世界是为生活所迫，而许荣茂出去是图什么，很多人对此都百思不解。许荣茂自己当然是心里有数的：他不愿让一个闭塞狭隘的环境困自己一辈子，他想走出去，经一经外面风吹雨打的滋味，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由此体验一下更广阔的人生。7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许荣茂义无反顾地来到梦幻般的东方大都市香港。
从最熟悉的事干起，几乎是创业通例，但到香港后，由于许荣茂只会讲闽南话和普通话，与讲粤语或英语的香港病人没法沟通，所以当不上医生，只能在药店当伙计。但语言障碍犹存，当伙计也常出错，经常弄不明白病人要的是什么药。在药店干不下去，许荣茂便去工厂当工人，后来又在街上扫马路，在工地当小工，在码头当劳力，甚至当过小贩摆过地摊。这期间，他一直努力学习粤语和国语，时常与周围的人交谈。几年后，许荣茂终于完全适应了香港的环境，学会了广东话，同时了解了香港社会，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蓝领身份了。
1981年的一天，许荣茂无意间走进了香港证券市场。看了会儿热闹后他忽然间意识到：香港是座梦幻之城，而股市是梦幻中的梦幻，它可以令你一夜赤贫，也可以使你一夜暴富，对于像自己这样目光敏锐却没什么身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条创富的捷径。凭着一股子冲劲儿，许荣茂一头扎入股市中，凭着自己敏锐的直觉去捞金。
不能不说许荣茂是有好运气的，一个初入股市、没有身家的人进得门来，偏能频频得手——当时香港经济正处于一个飞速成长期，股市行情大好，只要头脑聪敏，不难捞到钱。几年间，靠着买进卖出，许荣茂真正海捞了一票。接下来，他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证券经纪人，不仅自己炒股也替别人炒，这是香港股民们的赚钱之道。自己有眼光，有经验，但资本不足，就利用别人的资本，赚到后抽取佣金，如此上升速度更快。如此这般，许荣茂的资产滚雪球般猛增，两年光景便翻了几十番，转眼间也从一个散户成为投资大户，开了一家金融公司。
许荣茂的性格属于那种机敏类型，而且藏而不露，善于收敛锋芒，更能看风头行事，把握自己在“冷”与“热”之间的投资尺度。他认识到，创业初期最怕的是折腾，当一个人的财富能有李嘉诚那么多，事业能像比尔·盖茨那么大，想垮也不是很容易，而在创业起始阶段，资本少就难以经受几次大的冲击，所以在投资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局势不明时不能莽撞。话虽这么说，一个人要想完全掌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也不太可能，因而他的对策就是掌握好“冷热”之间的尺度：在投资的低潮期，表面上看机会不多，但若认准目标入市，反而往往会大捞一笔；而在投资的高潮期，看上去机会多多，做什么赚什么，但投资过热有时会产生泡沫，市场的吞吐量太大反而使市场变得脆弱，此时就应谨慎行事，采取抑制态度，因为市场可能会在意外冲击下崩溃，使投资者来不及抽身。这就是市场的正反两面，是一种祸福相倚、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有鉴于此，面对市场形势，许荣茂的表现一直是冷静和抑制的——当市场太沉寂时，他会预感到其中潜伏的爆发力；当市场太热时，他会反而觉得华而不实。这样的冷静也许使他失去过一些机会，但行商总如张网捞鱼，一网打尽的事是难以做到的。他从商20余年来很少蒙受过大的损失，这就不能不说明是他的高明处了。许荣茂的商法可以说是一种张弛相间、多赚少赔的商法。
由于在股市上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许荣茂在商界的地位在短期内直线上升，这使得他心中反而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进而有所警惕。几年来股海操舟，许荣茂赚了不少钱，但也使他身心交疲。老实说，炒股的人日子真的不好过，虽不至于像欧·亨利描述的那样连自己已娶过老婆的事都忘了，但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却是经常的事。整天提心吊胆，始终像一只弓那样处于紧张状态，睡觉都要睁着眼，这种生活许荣茂体验得足够了。钱赚得再多也有累的时候，渐渐地许荣茂开始有了危机感，正如他当初所认识的那样，股市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但也是充满风险的地方，它能圆很多人的发财梦，也能把很多人的梦打碎。他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不用再过这样紧张的生活，不用再承受不可知的风险，应该尽快转到实业上去。而当主意既定，就在股市上股指涨得牛气朝天之际，许荣茂却悄然抽身而退。这一退的结果，使他躲过了1987年香港股市的一场严重股灾。在那次股灾中，很多人倾家荡产，许荣茂却安然无损。急流勇退，这是许荣茂的明智，也是他的勇气。
随后许荣茂又根据市场需求先后投资纺织制衣业，转而又投资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令业界人士叹服。
许荣茂曾说：“我是学中医的，中医讲究冲淡平和，浮躁是做事业的大忌，一些人却屡犯这个大忌。”而许荣茂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是因为她遵循着这样的商业规则：一个是低潮入市，一个是滚动开发。低潮入市成本不高，升值空间大；滚动开发则可迅速回笼资金，开发新项目，哪怕只有一块钱，也能做十块钱的生意。
“低潮则进，高潮则缓”，是许荣茂的基本市场策略，在创业初期尤为常用。从香港到内地，从海外到海内，许荣茂基本上没有脱离理性投资的观念，对市场发展形势和商机把握得极为准确，所以他的发展步伐显得平实而稳，在投资取舍上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见性。
5.转移撤退，以退求进
兵家常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同样适用于商场。瞬息万变的商场总会潜藏着重重危机，是商家无法预料的。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与风险，商家往往采取转移撤退的方略，以退求进。这样做至少可以保存实力，不必随风险的日益加大而陷于绝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退是为了更好地“进”。郑周敏就是一个懂得转移撤退的智者。
郑周敏，籍贯闽南石狮，1930年出生于菲律宾，因少小家贫，早早就经历了许多闽南人海外谋生的艰难，10多岁就开始以打渔为生，从早到晚漂泊在水上，将捞到的鱼虾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一点钱养家糊口。后来又改行当小贩，也是一个仅能谋生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周敏到了马尼拉，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专业技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一份工作，不得已他只好再当小贩，在街边摆摊卖小商品。一次，他在卖东西时获悉纺纱厂十分需要绕纱用的纱管，于是四处询问收购废品的店铺及一些织布厂可否供应纱管。他的思路果然选对了，那些纺织厂用完了棉纱后，一个个的纱管成了废物，一般情况下当垃圾扔掉，如有收购破烂的小贩需要，也会很便宜卖给他。郑周敏与这些织布厂建立了稳定的纱管买卖关系，然后又向急需纱管的纺织厂签订供货合约。他以贱入贵出的办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赚到了10多万比索。
这一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一些纺纱厂发觉到纱管的来源后，也逐步自己直接与织布厂建立供纱及返还供纱管的关系。这样，郑周敏这种中介性的商人便处境艰难了，因为他的纱管本来就是从纺纱厂的废物堆里来的，而要与纺纱厂竞争是不可思议的事。关键时刻，郑周敏果断地决定放弃纱管生意，开起了一家小型织布厂。利用自己在买卖纱管时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他的纺布厂业务获得了迅猛发展，不到10年先后办起6家工厂，很快成为菲律宾商界的知名人。20世纪70年代，郑周敏结识了菲律宾当时的民主派参议员阿基诺，并给予阿基诺一定支持，因此得罪了当时执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后来因菲律宾政局动荡，马科斯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令当时的菲律宾经济严重下滑。此时在分析了政治和经济形势后，郑周敏感觉到菲律宾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好转，便放弃了当时在菲律宾的一些陷于困境的工厂，将大部分资金转至台湾，到当经济正在腾飞的台湾开设亚洲信托公司，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和贸易。由于他准确把握了台湾经济上升的机遇，及时转移来台，从此业务平步青云，在台湾所取得的利润十倍于他在菲律宾遭到的损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局再变，阿基诺夫人开始执掌政权。郑周敏趁机折返菲律宾投资，在马尼拉湾投资180亿美元兴建亚洲世界城，当时堪称惊世之笔。郑周敏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拥有大量的土地，旗下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拥有农工商集团、亚洲与亚洲人集团、环亚集团、中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加州银行、亚世分公司等公司数十家，世纪之交又转向中国大陆内地投资，其个人财富已超过20亿美元。
影响市场经济的因素很多，风云变幻，凶险莫测，而作为敢斗风浪的商场闯海人，闽裔商人在经营中似乎能更准确地预见风险的来临，能更客观地认识到风险。而当面对经营风险时，他们的防范措施也更灵活多变。懂得运用缓冲、分散、规避、退出乃至正面挑战诸多娴熟方策，表现出处理风险的胆略和驾驭风险的才干。
许多情况下，知难而退和坚持努力奋斗并不矛盾。成功学家希尔认为，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再试一次，仍不成功就该放弃，愚蠢的坚持毫无益处。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在生意场上，如果一种项目眼下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妨索性放弃，另谋他途。
6.居安思危，力求发展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无论你发展得多好，时刻都要做好准备，在稳健基础上力求进展，居安思危。商人的谦和沉稳的经商态度，可以给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可靠的保证，因为“守业”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急不躁、兢兢业业的精神。
福耀集团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亏到盈的路线上升式的发展，是归功于技术突破、销售网络、还是生产基地的扩大？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居安思危、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正因为福耀的董事长曹德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实现了技术的突破、销售网络的完善和生产基地的扩大。
1983年，38岁的曹德旺在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将主业迅速从大路货水表玻璃转向利润空间巨大的汽车玻璃。1987年，曹德旺联合多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中外合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理顺了产权关系，并在1993年将福耀玻璃推上国内A股市场。至今，“两辆中国车就有一块福耀玻璃”的市场份额还在继续延续。可谁又知道，“福耀”的每一次跃进的背后都是曹德旺居安思危的不眠夜呢！
当时，PPG、加迪安、圣戈班、皮尔金顿等世界级竞争对手都瞄准了中国市场，而且圣戈班选择在长春和上海直接投资建厂，为当地汽车厂商提供配套。随后又与韩国汽车玻璃厂商合资，在上海成立一家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套汽车玻璃的新公司，在国内也已经将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神龙汽车、长安福特、东风汽车等作为发展的主要客户。这一影响“福耀”国内60％的市场占有率的事态初露端倪，曹德旺预知到如放任不管，事态的严峻性将不言而喻。防患于未然的曹德旺迅速出击，建立了上海福耀。
随后，曹德旺马不停蹄地又在重庆、长春布下生产基地，在北京的全资子公司也开始动工。曹德旺通过生产基地靠近汽车厂家的“追着汽车生产基地跑”的战略来应对国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挑战。虽然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东部布局已定，而且这样公司可以全面渗透汽车的设计、生产过程，但曹德旺认为福耀玻璃仍旧不能高枕无忧。
紧接着下一个预见性的“难题”又徘徊在曹德旺的头脑中。福耀仅靠地缘渗透是远远不够的，而外国汽车玻璃之所以贵还能卖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和汽车生产厂商有多年的合作默契，可以直接进入汽车的设计环节。长期以来，福耀公司所做的汽车玻璃，实际上只是汽车玻璃的后加工程序，而日本的Mazak推出一种Uvcut玻璃，正在通过和汽车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广。车子一旦装上了这种玻璃，更换的时候就不能用其他品牌的玻璃。这样很可能将福耀玻璃挤在市场外面。为此曹德旺下决心打通汽车玻璃生产的上游。2003年8月，福耀玻璃通过二级市场募集了56亿元的资金，正式启动总投资达20亿元的浮法玻璃生产项目，不但解决了生产玻璃的原料问题，也为福耀进入汽车设计行业的最高层——参与新车型的设计，打下了物质基础。
此外，对海内外客户，对上游原料、设备供应商，甚至对股票市场上不知姓名的散户，曹德旺都有一个原则，“要让人家有钱赚”。而对跟着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员工，曹德旺却出了狠手：裁员1／4。现在福耀6000多名员工，已经有600多人离开了福耀，这个数字最终将超过1500人。面对这个数字，曹德旺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福耀不断地居安思危，创新发展，终于开创了如今这样一个大好局面。重庆公司投产福耀已经形成年产夹层玻璃390万片、整车钢化玻璃220万套的生产能力，在行业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随着企业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居安思危是任何一个企业立足市场的一个重要经营素质。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居安思危，清醒地意识到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并及早动手“防患于未然”，从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优惠的政策，人际关系、地方保护等方面。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正是这个道理。一旦江山打下，有人就会盲目乐观，急于享受，从而放松了警惕，等到大难降临，才如梦初醒，到那时再想行动则为时已晚。因此，要想留下财富，忧患意识不可丢，一定要居安思危。
7.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俗语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场站稳脚跟，关键时刻就要懂得变化，适应变化，随环境变化而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战略，转危为安。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懂得随机应变、应付危机的高人。
胡仙在继承父业后，历尽艰难对星岛报业进行整顿，终于使得星岛报业立稳脚跟，这时的胡仙开始考虑怎样扩大经营。有一次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位华人得知胡仙来自香港，很热切地问她：“香港现在怎么样？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件事给胡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世界上有几千万海外华人，身处异国的他们平时最渴望知道的就是祖国的消息，而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尚未开辟海外业务，致使华人无从了解祖国。而香港地近中国大陆，香港媒体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满足海外华人的阅读需求。于是，胡仙立即对全球华人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调查，然后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
她选择了海外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惠灵顿等城市进行发行。很快地，《星岛日报》就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版的发行过程中，胡仙又发现这些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关心香港和内地的命运，但中文水平较低，于是她又将报纸的重要文章和版面以双语刊出。
为了能与时俱进地及时报道香港及内地的消息，胡仙投入巨资建立了卫星传输系统，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印刷厂，从而保证《星岛日报》的内容能同步传送到各地，做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而每一地的地方性新闻版，则由当地的采编人员完成。广告业务也由当地工作人员完成，这种同各事业部一致的承包制的实行，使《星岛日报》在全球均获得成功。“星岛”是新加坡的别称，“星岛”二字本来具有地方性，设立分支机构而不更换报名，既保持统一整体性且兼具地方性，这就是《星岛日报》的成功之处。在全球报界，曾有多家报纸对星岛报业这一管理模式进行过类似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惟有《星岛日报》以同一报名在全球发行并获得成功。这固然要归因于《星岛日报》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争取的读者群，也就是华人社会，但胡仙顺应时变的办报才能在其中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星岛日报》被全球同行公认为第一份真正的国际性报章，而胡仙也在1998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卡尔·范·安达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非美籍人士。
自海外版发行以来，《星岛日报》迎来了其全盛时期，成为香港一百多家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重量级报纸。1972年，“星岛”报业上市，成为在香港第一个上市的报业集团。股票由每股2元升至每股6元，大受追捧，最高峰时期曾创下每股20元的高价。至20世纪80年代，星岛报业集团的年利润破亿元大关，是香港最赚钱的报纸。
再精明的商人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可以及时修正自己的失误，也属难能可贵。并非神人的胡家女也曾有过经营体制的失误，但她及时地补救了过来。事情起因于1984年的中英谈判。胡仙对香港的前途产生疑虑，便暗暗撤资到澳大利亚，最后竟将星岛报业集团的总部也迁到了澳大利亚。《星岛日报》的根基在香港，它最大的读者群也在香港，失去了香港，《星岛日报》也就如鱼儿失水，再也鲜活不起来了。而胡仙的根基在报业，她最得心应手的也是报业，失去了报业，胡仙那段日子也就显得很落寞、很失意，一时间找不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坐标。这时她开始认真地思考：香港回归大陆，结果难道真的会像外人说的那样糟糕吗？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指点了她，使她明白自己的失误原是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状所致。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并将逐步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收回香港后不但不会搞港人所担心的所谓贫富均等的共产与革命，也不会实行公有化，香港社会基本上不会有明显变化。中央政府对像胡仙这样有声望的实业家更会予以支持和保护，因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中央政府的希望，中国只会更加开明，更加民主，更加快速、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
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原本将信将疑的胡仙豁然开朗。她立即乘港商仍处撤资状态时重新杀回香港，重振《星岛日报》，很快便收复了失地。1985年底，她与恰胜太平洋集团联手，以63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地盘。作为撤资潮中醒悟较早的人，她赶上了向香港注资的最佳时机。太阳广场的地皮买得极为便宜，一年后转售给华侨，她本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1174亿港元。1986年，她与“恰胜”再度联手，成立了基业实业，准备翻新后待价而沽。然而次年全球性股灾爆发，怡胜太平洋母公司受到债权银行追款，胡仙和“恰胜”只好将基业股权出让——但尽管出此意外，胡仙仍然赚了2900万。两个月后她再次出击，通过星岛集团以14亿港元购入深水湾香港道Deepciene住宅物业，几天后即以178亿港元出售，又赚了3800万。4年之内，胡仙在香港地产界屡屡得手，净赚了3亿多港元。
身为闽商家女，胡仙一生从商，经营路上风险不断，危机重重，每一次看起来岌岌可危，每一次又都转危为安。即使是险象环生，胡仙仍然挽狂澜于既倒，揽大厦之倾，体现了一股拼搏之气和求变精神，伤得筋骨，伤不了元气，这其实正是随机应变之功。
8．灵活机动，服务周到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为了保证商誉，提高服务质量，扩大业务，稳定产销关系自然十分重要。所以他们不仅仅采取以销联产的办法，实行销产挂钩，甚至直接组织生产加工，而且还根据客观需要，创立了销运结合、自运自销、赊销等多种灵活务实的经营方式。
晋商的商品经营因其主要是贩运贸易，其运输自然就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供货及时，货物完好，并赚取地域间的差价，往往采取销运结合，自运自销。大盛魁始建于康熙初年，停业于1929年，经营了250多年。大盛魁的主要业务是在江南和中原地区采买茶叶和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制品，然后船载、车拉于河南，改骡驮北上到库伦、恰克图、喀什咯尔四大部、唐努乌梁海，进入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欧洲市场，或经科布多西行，到新疆古城、塔尔巴哈台，进入西亚。大盛魁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骆驼商队，骆驼多达16000～20000匹，养狗1000余条，并且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整个蒙古地区东西6000多华里、南北2000多华里，基本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号组织贸易活动。并根据蒙古地方特点，基本不依靠铺面柜台做生意，而是用自己的驼队在草原上流动售货。其驼队的行动路线和销售业务由总号和两个分号直接调度，灵活机动，应变能力很强。
在对外贸易中，曹氏商业是后来者，但凭其强大的资本、灵活务实的采购销一体化策略，终于后来居上。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曹氏抓住时机，向国外开展业务活动。以太谷为大本营的砺金德账庄、三晋川商号、彩霞蔚绸缎庄的名义出资，在张家口、赤峰、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开设商号、分号。根据俄、英、日、朝等国所需商品，专营茶、烟、绸缎、纱、绢等贸易。
曹氏在张家口设立大型商号——“锦泰亨”，分别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设立锦泰亨小号；在伦敦设立锦泰亨驻庄；在朝鲜、日本设立三晋川驻庄，分别向欧亚等地开展贸易。
为了经销茶叶，曹氏在徐州设立了丰冶通钱庄，出资加工、运送出口茶叶。俄、英等国喜爱中国的丝绸，曹氏“砺金德”、“彩霞蔚”、“三晋川”等商号便在山东、湖南、江苏、浙江等地选购，后运回太谷大本营，再分路打包，贴上曹氏商标、车运驴驮至张家口锦泰亨总店经销。仅张家口的“锦泰亨”，转往俄国等地的绸缎每年就达万余匹。货销后又从俄、德等国收购毛毯、呢绒、金砂等货物运回国内。来回贩运，多头赚钱。
为了减少商品批发环节，以获取高额利润，曹氏商号从同治、光绪年间就聘雇外国商人大办外采生意。在天津、张家口、平泉等地都有“彩霞蔚”和“三晋川”的跑外老板，与英、美、德、法、日等国商人洋行挂钩，或驻国外洽谈业务，采办洋货，销往关内各地。如平泉三通当账庄特聘日本商人大野担任该商号办货老板，出入日本采购商品或进行汇兑达十年之久，既沟通了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又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开办赊销业务是曹氏商号扩大业务的又一门径。
曹氏采用这样的经营手段，让购货者暂不付款，先取货转卖或使用，由购销双方议定付款“标期”，然后按期偿还。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代销商的经营活动，又博得了社会信誉，招来了生意，扩大了营业面，获取了更多更大的利益。曹氏的烧酒业、杂货业、饭庄、粮油、食品加工等行业均采取此法，广开经营之路。一段时期，朝阳、赤峰的曹氏商号虽然已关闭多年，但依旧汇给曹氏不少银两。
榆次城里的麻铁专营店瑞隆裕经营的各种农具均为农民所需，可农民一年中只有夏、秋两个收获季节才有收入。越是需置备农具的时候，往往越是其缺钱的时候。于是掌柜就出台了先记账拿货，到年终再统一结算的办法。就是对一些不熟悉的顾客，只要有人作保，同样可以赊销。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商店急人之所急，不违农时，救助燃眉；实际上，年终算账避免了季节变化造成的物价波动。瑞隆裕体体面面、稳稳当当便赚了钱！
太谷曹氏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信誉，大量发放钱帖子，以之获取利润。太谷、朝阳、赤峰等地的曹氏账庄，都印制有这样一种纸质的钱帖子，以之为当地商人、绅士专供所需商品。每送一次这样的钱帖子，即将所送商品名称、数量、金额一一写在帖子上，一季或一年结算一次。或以银两实物偿付，或以预付款相抵，然后在年底结算，长退短补，一一写明在帖子上。之后再根据求供者所需商品情况，启用新的钱帖子。这一经营手段，大大方便了客户，又弥补了曹氏商号的资金不足，达到了扩展销路，从中敛财之目的。
大盛魁的销货方式更为特殊。他们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未必有大量现银，于是采用赊销办法，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运转内地销售，获取双重商品利益。既是赊销，自然要计算利息，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若干，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于是又获取了较高的利息收入。这个办法尽管剥削较重，但是由于保证了蒙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也解决了蒙民土特产品的适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够全部按时收回，大盛魁并非全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欲赊购商品者，须持有地方官吏负责担保的约据，上盖地方政府印章，俗称“印票”，交给大盛魁。印票上写着这样的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没有放债收不回来的事了。大盛魁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他们与蒙区的王公贵族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为了获得他们的欢心，对于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和每年进京值勤的物资供应和资金借贷，大盛魁则全部包了下来，满足供应。大盛魁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收益颇丰。
晋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产销结合，并以其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在历史上，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布匹、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碗瓷壶、果品等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且，他们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就直接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由于他们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9．重视宣传，广而告之
广告，是传递商品或劳务销售信息的主要手段。它对于促进供求，沟通产需，活跃市场，指导消费有重要作用。中国商人在数百年来的企业经营管理中，注重广告宣传在商品营销中的作用，创造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广告宣传术和成功的广告制作经验。
关于雷履泰，后人的定义是中国金融业的一代巨人，岂不知他还是一位具有广告意识的策划者呢！
“日升昌”后院正屋门檐上有一块“汇通天下”的牌匾，想必所有去过“日升昌”的人都看到了。但说起这块牌匾的来源，还要从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南京条约》说起。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要赔款白银2100万两。如此巨款，肯定要从各省筹集调拨，时间紧、任务重，这下可急坏了清廷上下。没想到日升昌利用其良好的商业信誉和遍布全国各地的业务网络，不到十天的时间，便替清廷解了燃眉之急，惊得道光帝连连感叹“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
消息很快传到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耳朵里，这个天才的商人立即想到：道光帝的话可是货真价实的“金口玉言”啊！传出去日升昌一定会名扬九州的！于是，立刻命人把北京分号的牌匾改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一时间各地盛传“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从这以后，不但各地的商人和地方官吏更加信赖“日升昌”，甚至连英国汇丰、美国花旗等外国银行也和“日升昌”有了业务关系。由此可见雷履泰不只懂金融，还懂广告宣传呢！
晋商深知，商品的销售必从让消费者“知”开始，而如何让他们知、知些什么、在哪一个层面上知，则完全是商人用“智”的范围。晋商广告手法之高超，不仅使得“广而告之”的内容，而且“广而告之”的过程本身，都取得了“策动人心”的效果。
曹氏商业兴盛，它的成功诀窍，除善于把握市场，善于利用经济信息，能够出奇制胜之外，注重商标广告的宣传，以之招徕顾客，又是他的绝招之一。如豫生堂药庄，商号开设在太谷，销路却远涉南洋诸国。除药品货真价实外，依靠的就是商标广告。每每出售一服药，一粒丸丹或一张膏药，都要附送一张石印商票。
商标中云：“请认商标，货真价实，言不二价”，“本堂开设山西太谷县三官庙前古槐树北，历有所年，颇蒙各界欢迎。本堂系采药料生意，非他行营业可比，唯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专以利是图。”“本堂配合至宝、玉枢、定坤、小金丹、龟龄集、回生紫金锭等。诸药药价贵重，收效神速，久为四方驰名。凡丸散内之主要药品，不惜重资，务求特色之药料。”“近有无耻射利之徒，只为利厚，药票上说得精美异常，实则主要药品只图低价利已。本堂恐各界诸君有不明是理，不识真药者，误症非浅。今本堂另加仿单，惟名目颇多，而治症各有奇效，特设总汇一篇，录其主要，以便采览。欲知服法详确，细阅各种丸票乃能尽悉也……赐愿诸君，认明商标为记，庶不致误。山西太谷县曹氏豫生堂参茸药材庄谨启。”
从上述商票广告宣传不难看出，曹氏商业和商标广告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曹氏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依靠广告呼唤顾客，呼唤发展，在发展中获巨利，既显示了商标广告宣传的威力，又宣传了本店商品之特点；既反映了药店经营宗旨，又满足了顾客所需。
广告既然可以为商贾带来利润的增加，所以每一个晋商都绞尽脑汁变换花样在广告上下足力量，如小馈赠、巧包装、亮身份等，无不欲达到宣传自身、招揽生意、讨好顾客的目的。而利用漫画丑极生美，寓意深刻的形式制作广告，使人们在笑声中留下深刻印象，也是晋商富有情趣的广告形式。如近代某晋商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刷店，请人特制了一幅漫画广告，画面是一柄大牙刷，牙刷柄上贴着一个大孩子，正用尽气力拔一根牙刷毛，画名就叫“一毛不拔”，把这个贬义的俗语和过硬的牙刷质量结合起来，使人叫绝。
明代，太原城中有一家刻书刊印店很有名，出版商的利润也很可观。于是，有些外地人眼红了，纷纷拿了这家出的书籍，私自刻版发行。太原人印刷的书出版不久，盗版书就跟着充斥市场，由于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律法，所以这家太原出版商虽然大为恼火，但也无计可施。
后来，这家刻书刊印店的掌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编辑刻印了一本新书，在该书即将印成发行之前，他先向太原官府递上诉讼状子，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新印的书，其中有多少发往某地，半道上遇见强盗，书全被抢走了，请求官府为他出通缉令捕盗，并声称愿意拿出多少银两作为赏银，用来奖励捉到强盗的人。
官府的悬赏缉拿文告一出，立即传遍各处，这本新书的名声随之传了开去。新书一发行，便成了畅销书，而且由于生怕到时候说不清楚，没有人敢私刻翻印这本书、这位掌柜的广告术可谓一箭双雕。
做广告无非为了让消费者知道两件事：一是有这么样一件东西；二是这是一件好东西。抢劫案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酒后饭余之时，无论于己有关无关，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更不用说官府布告和赏格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了。
而且众所周知，强盗历来专抢值钱的东西，现在竟然连书也抢了且不嫌累赘，那一定是本好书，值钱得很。虽然这种“强盗摆书摊”于情理上说不过去，但却给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人们在对抢劫案的悬念未曾消除的情况下，更将注意力转向了新书本身，欲一睹为快。这样，广告效果出来了，但广告的痕迹却没有留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