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许多优秀商人都是从一穷二白，一张白纸似的起点上掘第一桶金并开始逐步走向致富之路的，绘出绚丽的发展蓝图。细察成功商人们的发展轨迹，或多或少应了一句古语所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本身有着勤学上进、高瞻远瞩的品性。在企业尚未创立或起步阶段，他们通过读书学习竭力“修身”，伴随着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又使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不忘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富商邓广殷一家三代的事迹令人感动，发人深思。原全国政协委员邓广殷的父亲邓文钊(1908~1971年)是广东长乐(今五华县)人，曾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一开始，他便参加了保卫中国大同盟，曾设法在经济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协助创办《华商报》并任董事长兼督印人。建国后，他团结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海外侨胞集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在广东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广州华侨大厦、南方大厦都是“华企”所建。“华企”还把从商业和外贸得来的利润投资于工业，创办了南方针织厂和东莞生粉厂以及若干地方的糖厂和松香厂等。“华企”于1953年并入了华侨投资公司。个性耿直、待人诚恳的邓文钊把最后分给他的职务奖金5千多元全部捐给广东省工商联建会所。
邓文钊还是1938年与宋庆龄在香港共同创办保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时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福利会创办之初，他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倾其家产支持机构的抗日救亡活动。从那时起，邓广殷就深受父亲影响，对宋庆龄无比景仰，对宋庆龄的事业满怀热爱。在20世纪50、60年代，帝国主义对我新中国经济和物资实行严密封锁的时候，邓广殷源源不断地从香港为内地提供所需物资，宋庆龄临终时将自己的全部书籍赠送给邓广殷，而他又全部将书捐赠给国家。
为了促进我国边远山区和农村教育事业，他拿出20万元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设立了邓文钊教师奖励金，从1995年起在安徽金寨和海南文昌两地奖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
他还教育他的子女，热爱宋庆龄的事业，支持祖国的建设。在他的影响下，他女儿在英国学医期间，经常利用假期到海南文昌妇幼保健院当义工；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选定的毕业论文是《宋庆龄与中国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新新日用品董事长温畅芬，20岁时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从一个四处游荡的打零工的变成了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但由于不懂专业知识，他连电工也管不好、制不服。倔强、不肯服输的温畅芬一气之下报读了业余中专，专攻电子专业，毕业后继续读大专。1983年，他毅然辞去车间主任的职务到广州市区，一边做临时工，一边读业余大学。若不是温畅芬当初于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学习的积累，恐怕也难有今天以一小小“烫衣板”笑傲欧美市场的骄人成绩。
如今，他的企业不仅解决了千余人的就业问题，还是当地有名的纳税、创收大户。2006年3月24日，在广州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各界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作为市工商联成员的温畅芬提议：通过引导、鼓励民营企业招收农民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进行农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为民营企业营造搞好自身发展的“内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生力军作用。
南海渔利董事长徐峰在公司业务的冗繁中挤出时间攻读从工商管理硕士到心理学博士。徐峰读书并非要一个好听的名头，而是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因为中国有名言“民以食为天”，饮食之道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思想。在设专宴款待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暨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第一届理事会的与会者时，徐峰已经完成了《中国饮食文化心理分析研究》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2004年2月18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国与科威特足球之战在广州天河体育场举行。第二天《广州日报》报道了在比赛当天的一些感人小故事，其中就有南海渔村酒家为球赛做出“牺牲”一例。因那天同时又是农历正月廿八，按民间说法是一个结婚吉日，之前已有五六对新人预订了天河体育场南海渔村的婚宴，但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希望南海渔村能够在当晚暂停营业半天。徐峰当时向记者估算，加上比赛前两天体育中心禁止停车的损失，南海渔村前后共亏损了近100万元，但社会效益高于企业利益，为了支持体育事业，他们愿意做出“牺牲”。
广东丝绸集团董事长蔡高声，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化州县丝厂工作期间就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学习。20世纪90年代中他任化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期间，又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攻读本科学位。1996年当上广东省丝绸公司总经理后，他还花了三年业余时间参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难怪乎有人说广东人拥有“明天的眼睛”，他们的眼光更注重教育、更注重以教育来换未来。也正是好学善读使得客商们的跟界更加开阔，境界更加高远。
在延伸产业链方面，蔡高声说，丝绸集团在省属国有企业中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都不大，但是集团依靠“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一头联结国际市场，一头联结千家万户，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既提高了集团的市场竞争力，又带动了30万农户、150多万农业人口、35万企业员工脱贫奔小康，在增强了集团参与全球化竞争能力的同时还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
商人是在艰苦环境中创基立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他们闯荡大江南北，凭超群胆略，以争先气魄，驰骋各界。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优秀商人普遍的做法。这不仅为自己创下基业，也为当地社会和家乡祖地做出巨大贡献，由此赢得世人尊敬以及家乡人民的爱戴。
2．恋祖爱乡，回报家邦
古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个中国人，优秀商人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即爱桑梓、爱祖国。优秀商人以自己对祖国、家乡的倾情之爱，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为海内外的中国人树立起一座水远的丰碑。
田家炳秉着“取诸社会、用于社会”、“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代”的中华传统美德，于1982年决定捐出十余亿元的财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事捐办公益事业。田家炳在全国各地均有独资和襄资捐建善业，项目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文娱、社会福利等，以“田家炳”命名的单位和建筑物有数百项。他履仁崇义，不求闻达，深得海内外政府各级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嘉许。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1996年，英国女皇授予他MBE勋章。美国环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院士荣衔，国内30余省、市、县授予他“荣誉公民”、“荣誉市民”称号，数十所大学聘他为荣誉教授。
田家炳一贯主张，捐款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而是真正造福于人民。他不但关心家乡的事，凡是社会上的事，他力所能及地都给予关心。
他对教育事业是很关心，而且对文化事业亦很重视，如大埔县建青少年宫，他积极捐资赞助。大埔县汉剧团缺乏服装道具等，他也捐巨款解决。他不分行业，能帮就帮。田家炳不仅关心家乡的发展，而且也关心香港的公益事业。
田家炳敦品励学、勤俭自勉、治事严谨、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不分界域地举办善业、关心教育的可贵情操，深为世人所钦敬。
“裕华”创始人余连庆身居香港，心系乡土，他热心公益，早期多次捐助官坪村建学校，挖水井，修水利，并捐赠汽车给松口区。1982年，他独自捐资100万港元兴建松口中学连庆礼堂。同年他又以公司名义捐资人民币18万元必建裕华科学馆，1986年更发起集资捐建松口中学80周年纪念楼，其义举对其家族和社会影响深广。在他逝世后，其子女亲属遵照其生前遗嘱，捐献20万港元给松口中学和官坪小学设立“余连庆先生教育基金会”，为兴学育才再做贡献。
余囤春、余鹏春也从没有忘记自己对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一份责任感。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港事国事恪尽一份力量，为内地和香港的各项福利事业捐款无数，回馈社会。余氏兄弟浓浓的家国情怀，大概是“裕华”强烈民族特色的一个很好体现，是裕华始终不渝坚持经营国货的深层原因。
何冬青是梅州市第一批荣誉市民，也是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香港七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28年出生于平远石正，早年就读于平远石正中学及江西寻乌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入读广州文化大学，主修中国文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49年只身移居香港。初期他从事出版工作，1953年创立大中国印刷厂、中华文化事业公司和大道书局，集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于一体，享誉文化界。1966年他创办的香港静宜女子中学，至1972年发展为7间分校，跻身香港中学十大之列。1968年他与香港市政局议员黄梦花、香港政府华员会(相当于内地工会组织)会长钱世年联名发起成立香港中文教育促进会，以抗衡港英政府重英轻中数典忘祖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而于1970年发动争取中文法定运动，被推举为“香港各界促成中文为法定语文联合工作委员会”总干事，负责策划及执行具体工作。这最终迫使港英政府宣布中、英文在香港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成功扞卫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尊严。1984年他获港督委任太平绅士勋衔。1985年香港推行代议政制时，他当选为第一位民选议会主席，并连任三届香港区议会主席联谊会主席。1991年他联合香港政坛精英千余人，组建稳定香港协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兼秘书长。1995年他被国务院聘为港事顾问，为香港乎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提出不少重要建议。1986年5月他首次应邀重归阔别40年的平远老家，毅然成立何冬青基金会，开展龙腾盛世系列工程，迄今为止已捐资两千多万元，主要用于教育、文化、医疗、路桥等福利事业。
刘宇新祖籍兴宁市坭陂镇，旅居香港，任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他爱国爱乡，感情真挚；艰苦创业，慷慨为公。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为母校坭陂中学捐资兴建科学大楼、舍、体育场，购制教学设备，帮助、支持学校工厂发展生产，设立奖教奖学基金；为嘉应大学、体育运动中心、剑英公园以及梅县、大埔、五华、丰顺等县捐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项目。同时他为发展家乡的乡镇企业出谋献策，开展来料加工业务，提供车辆、织布机等各项资助，并为家乡侨务、城建、公安等方面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邹锡昌认为：“个人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钱应该用在刀刃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最好的作用。”2004年，中山大学成立80周年之际，邹锡昌捐赠2000万元为母校哲学系兴建教学大楼——“锡昌堂”。2005年12月，邹锡昌大力支持家乡梅州医疗事业的发展，在梅州市人民医院迎来80周年华诞之际，捐资1200万元修建住院大楼。让手中的财富回归社会和家乡父老，他认为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商人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成功者，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改变更多人的生命旅程。
3．情系民生，饮水思源
在获得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刘汉元及通威集团始终坚持以一个成功企业家和成功企业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情系民生，饮水思源，用真情和爱心回馈社会各界的厚爱，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和思源工程为支持水产行业发展和地方建设，帮助贫困、弱势人群改善生活，支持我国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以及探索创新扶贫助困形式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2年即捐资成立了“通威——希望工程奖励基金”，共资助四川省凉山州、巴中、广元、达州等贫困山区贫困学生和优秀教师近1200名；成立了“通威水产教育奖励基金”，一次性捐助100万元支持四川农大水产教学大楼建设；独家资助“壤塘县观念扶贫工程”；1998年向湖南、湖北洪涝灾区人民捐赠320万元；独家资助北极科学考察活动；2007年，通威积极支持民建中央发起的“中华思源工程”，捐赠5000万独家设立并启动“思源·阳光计划”，以10年为期平均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太阳能清洁能源的科研投入和新产品研发，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山区农村送去优质、高效、环保的太阳能生产、生活用电；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给四川同胞带来了巨大伤痛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当天，在刘汉元先生的领导和指挥下，通威迅速成立了内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集团旗下九十余家子公司近万名员工积极行动起来，向灾区募捐资金和物资，整个集团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参与到抗震救灾当中。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中，通威集团个别子公司团结一心，克服自身困难，全面参与整个抗震救灾大局当中，积极组织公司人力物力，大力募集资金和物资参与救灾。与此同时，刘汉元先生与公司高层多次冒着余震等危险亲自深入灾区一线，实地考察各地受灾情况，积极寻求后重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经过实地考察了解灾情和召开公司内部专题会议后，迅速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支援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的行动计划和支持方案。方案主要落实在援建希望学校和帮助灾区养殖户恢复生产两个方面。通威集团在本次抗震救灾工作中捐款捐物总额已超过1250万元。作为全国知名的四川本土企业，通威集团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中以最有效的方式和自身力所能及的力量，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相关工作当中，全力以赴为这场突发灾难贡献了一份力量。2010年1月，响应成都市总工会组织的“家乡再创业、建功试验区”号召并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贡献力量，通威集团专门捐赠20万元支持成都农民工返乡再创业；一次性慷慨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专项支援眉山永寿集镇道路硬化、美化、绿化工程项目建设。迄今为止，通威集团各种捐款捐物总额已近2亿元人民币。
在引导企业获得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刘汉元更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立足企业发展实际，深入市场，深入群众，实地调查，收集情况，同时进行深度分析和研究，切实履行政协委员的应尽职能。刘汉元已连续13年参与全国“两会”盛事，并通过60余份高质量的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积极参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等重大国事，全面关注和反映社情民意，诸多良策为国家所用。许多提案颇具前瞻性、全局性，且立意新、针对性强、操作具体，不少提案的真知灼见为国家机关相应政策的形成、出台、施行、建设等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并被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内部参阅资料《全国政协信息专报》和《参政议政动态》所登载并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开发三峡渔业安置库区移民》、《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等提案及《减税轻负振兴经济》的大会发言受到李鹏委员长、贾庆林主席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并指派专人督办；《在供电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经营》、《加快绩公司上市、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等提案更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好评；《建议完善、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道路建设规范标准和交通管理办法》提案获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刘汉元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所展现出来的高度责任和道义，体现了其浓浓的普世价值和家国情怀。
4．富而有德，回报家邦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共同趋向。浙江大学教授戴文标说：“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同时，社会责任感和爱心道德意识的日益增强，这是中国企业家日益走向成熟的最直观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责任，即企业家要遵纪守法，对员工实现承诺，这是每个小企业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崇高责任，企业家要对社会有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现在一些企业以及企业家们，在一些错误经济理论指导下，以为自己是在真空中发展，连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承担，更谈不上承担崇高的社会责任。一个好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应追求社会的尊重，追求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培养与客户的感情，加深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自己的持续竞争力，最终形成对社会、企业都有好处的良性的循环发展模式。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最活跃、最受关注的企业家之一。28年前，为了让孩子过年时吃上一点肉，兄弟四人卖掉了自行车和手表，凑了1000元开始创业。近30年来，面对数轮让无数企业沉浮起落的商业周期，一个又一个“明星企业”交替登场，一个又一个“问题富豪”黯然倒下，一个又一个暴利产业冷热轮回，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路走来，却30年屹立不倒、事业长青，谱写了最为成功的故事，堪称中国民企发展史上的奇迹。
刘氏兄弟虽贵为“中国首富”，在他们的身上从来找不到社会名流和大富豪的派头。他始终操着一口懒洋洋的“川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土豪：执着、敏感又不失精明。尽管个人拥有数百亿财富，却从不穿名牌服装，总是乘坐最廉价航班，住低价酒店，顶着半个世纪不曾变换的发型，常与基层员工在餐厅共进午餐，最爱吃的依然是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兄弟俩生活节俭，但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总是出手大方，动辄几千万、上亿元。
刘永好的身上有着十几个头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乳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在众多的头衔中，他最看中的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刘永好认为作为民营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首先就是要把企业做好，企业做好同时一定能多交税收，一定解决就业。目前，全国有400多万私营企业，2000多万户个体企业，他们解决了可能超过2亿人的就业，这是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对社会最大的责任。除了税收、就业以外，私营企业还向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些需求。现在都感觉到社会生活方便了，而这些方便跟私营企业所做的贡献相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企业逐步做大、做强以后，社会责任就应该更强一些。
刘永好先生亲身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帮助，而企业回赠社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事情。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消费者“谈猪肉色变”。许多网站、媒体，开始进行对“希望”饲料的“有罪逻辑推理”，新希望集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布消息称，高温高湿、气候变化、圈舍卫生条件差等应激因子是诱发猪链球菌病的主要因素。这才让新希望集团走出“蒙冤之困”。禽流感袭来，对新希望集团再次带来重大冲击。新希望集团通过按原合同购买家禽、销售饲料让利1/3给养鸡的农民、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续竞争力。”刘永好算明白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大账。这笔账算得好，算得精明。
刘永好宣称，“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将在未来5年里，为我国贫困地区的100个行政村捐建100所新农技推广站、博爱卫生屋、阅读培训屋以及红十字会医疗站，以上设施的建设模式由新希望集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成后将移交给中国红十字会或当地村镇。
此外还将在该基金打造的平台下，扩大每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实现新希望农牧体系的目标：通过3到5年的努力，联系帮助100个村，通过组建养殖合作社和其他形式，帮助和带动约100万农民加入产业链体系，农民的纯收入要超过100亿，同时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企业”，销售超过500亿元。
5.建造善堂，扶弱济贫
善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机构，只不过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机构，善堂的规模较小，职能较单一而已。广东人积极建造善堂，推动了以善堂为主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善堂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公益事业的进步。如善堂一般都设有赠医施药的服务，聘请医师坐堂诊治，或遇到突发事件派医生前往医治；善堂的施棺代葬、打捞浮尸等善举使社会公共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减少了疫病对居民健康及生命的影响。
民国《增城县志》卷十二《慈善》记载：“粤人乐善好施，尤中外所同仰，不可无以纪之。”以慈善为目的的善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广东各地建立起来。而善堂的活跃人物多来自商界，时称“善堂为行商代表”，善堂的管理通常也是商人，如被称为“九大善堂之冠”的方便医院，即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
广州的善堂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九大善堂，它们是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方便医院创建于1899年，原址就在今天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等发起募捐建设，当时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慈善事业。创办伊始，旅港商人陈鹤云、丘静轩等在港捐募，先后建立病房十余间，后来改名为方便医院，以收容病重垂危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殓的处所。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发展为留医、施药、急赈、救灾、施棺、施衣、招待病侨、代收华侨骸骨等，成为华南最大的慈善团体。
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是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的遗骸。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大新公司老板蔡昌，根据医院章程，为大新公司全体职工及自己的亲戚朋友，缴纳基金，成为方便医院会员，并借会员选举当选董事会董事，后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
广东商人与善堂组织息息相关，参与创办的善堂遍布全省各地，如嘉庆朝番禺的恤嫠公局，同治朝南海的爱育善堂、清远的尚义善堂；光绪朝佛山的万善堂、广州的广仁善堂、南海的广济医院、香山的福善堂、清远的同善堂、广州的崇正善堂、五华的回春堂、番禺的乐善医院、香山的崇德善院、龙门的同善堂、高要的同仁医院等。民国《东莞县志》卷十九“善堂”称：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
善堂初始经费大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维持善堂运作的经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善堂物业的租金，二是商人每年的捐助以及向社会的募捐。
广东南海商人潘壁光青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外经商，独立在广州的长寿街开设顺记号，待积资稍裕，便筹划创办爱育善堂，他对善堂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年逾八十，仍重视善堂的建设与管理，常常步行到善堂，而将原本乘坐舆马的交通费，节省下来周济穷人。
商人作为社会人群中占有财富相对较多的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家一时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的主角。广东各地建立的善堂机构，由于来自商人的广泛捐输，不但规模大，而且积储也丰厚，从而对社会的施济也自然广泛。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
以粤商为主体的民间慈善事业达到新阶段，收到了显着的社会效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州设立的善堂组织不下18家，由商人主导举办的慈善事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趋势。
郑雨生自豪地认为：“而粤人之性质，则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他认为广东在当时是全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并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海运通商，商业发达，风气早开，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侠义悲悯的公义心肠；二是广东濒海，受到气候影响特易成灾，人们容易形成互助慈善的行为。
6．跻身科研，为国争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知此理的福建人为了民族振兴，毅然决然的跻身于科研领域。 对我国普通公众来说，李爱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2007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结果，使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女科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她的生平。
李爱珍于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石狮永宁港边村。1954年，她从福建泉州第一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任职。
自60年代末，分子束外延(MBE)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带来了半导体科技的一场革命。1980年起，李爱珍开始开拓和研究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与分子束外延单原子层生长技术这一前沿学科领域。1980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的专家，李爱珍被派到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做了26个月访问学者，师从国际半导体权威米尔纳斯教授（Milnes)，转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生长超晶格、量子阱、异质结人工合成超薄层纳米材料。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爱珍还去着名的贝尔实验室拜访过卓以和，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回国后，李爱珍在科研一线致力于发展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在1984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上，李爱珍和国内科学院同行分别报告了用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生长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应用的论文，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她与中科院同行研制我国新一代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1993年，李爱珍开创和发展了至今仍为中国惟一的可生长台砷、含磷量子结构的压力控制气态源分子束外延技术(GSMBE)和GSMBE材料和器件方向。199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单板型量子级联激光器(QCL)之后，李爱珍带领课题组开拓了中远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全新领域。因为她知道，工作于中远红外波段的激光器和探测器对于国家和国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激光器可以灵敏地检测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在内的各种气体，在环境监测和医学检测以及反恐等领域都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所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刻不容缓。1998年，李爱珍用气态源分子束外延（GSMBE）和技术，研制出亚洲首批中红外5微米和8微米亚纳米量级400层的量子级联激光器(QCL)材料，并经器件验证，发表了亚洲首篇量子级联激光器SCI论文，使中国进入了掌握此类激光器研制技术的国家行列。这也是李爱珍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事，因为在贝尔实验室挂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国际上谁有量子级联激光器，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图上亚洲用红笔标注的只有中国的李爱珍小姐。这是中国的骄傲。卓以和说过，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材料制造相当困难，“世界上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到，而且这些实验室的人员大多有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李爱珍能够独立地做出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学术界熟悉的名字，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球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院士荣誉是一个国家对各个领域里最有学识、最有才华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院士，其中一条核心标准就是“在某一科研领域中长期的、源源不断地作出卓越、原创性的贡献”。李爱珍的研究水平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准。在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标准不会低于本土院士……在一定程度上，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李爱珍在获奖致谢时是这样表示的：“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熟悉李爱珍的同行们深知她在分子束外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李爱珍虽然在几次的国内院士评选中落选，但她始终对祖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李爱珍经常对学生讲：“任何人都会从地球上消亡，也很快会被人们忘记，但是‘中国’这两个字会永远在地球上存在下去。与国家的需要相比，自己的得失实在微不足道，国家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今天能够当上外籍院士，如果没有国家给我那么多平台、项目研究经费、科研环境等支持，没有恩师邹元燨院士不顾个人政治风险，极力举荐出身于华侨世家的我为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学习、研究分子束外延，就不会有我李爱珍的今天，对国家的恩情、对恩师的恩情我是不能忘本的。”
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研究所，只要提起李爱珍，无论同事还是学生，她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拼命搞科研”。“人家是勤奋，她是拼命”，李爱珍的学生这样形容她。李爱珍曾说过：“我不是把科研看成一种职业，如果是职业，那就上班来下班走，挣一份工资。我把科研看成我生命中的绝大部分。”2008年5月，在纪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之际，李爱珍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2008年7月被科学中国人评选为“科学中国人2007年年度人物”。如今，李爱珍在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中红外光电材料和器件国际会议科学委员会、磷化锢及相关化合物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等多个重要序列国际会议任职，为我国在这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重大贡献。
李爱珍的成就来源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怀着感恩的心将科研视为自己的生命。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着研究，为国家争取了光辉的荣耀。
7．“慈善”是一项事业
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不仅所捐善款总额冠绝全国，涌现了一批批“慈善大亨”，更勇于开拓进取，倡领中国慈善新潮流：2002年12月，晋江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慈善总会，其理事多为本土企业家，七年筹资八亿，惠民八万，被视为民间慈善机构典范。
闽商行善，心系桑梓，使慈善之花在八闽大地处处绽放。亦能抛弃地域隔阂，虽身在异国他乡，也心系故土，积极参与故乡的公益活动，行善不倦，成为“仁爱”象征。乐善好施的闽商早已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
闽商的慈善事业始于明朝。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里，民不聊生，海商领袖郑芝龙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不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进宝岛开发。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风，善堂善会林立，如义仓、义塾、义渡此类的民间慈善机构多由闽商独力捐资设立，并受其管理。即使是官办色彩浓厚的育婴堂、普济堂，虽由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却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势力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当地慈善机构规模。
翻阅史料，闽商“敦亲睦族”、“捐施贫乏”的记录随处可见，甚至还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声望的慈善家。如晋江商人林瑞冈，早年曾参与上海“果育堂”创办，后又捐银五千两在家乡倡办“明善堂”，使“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赈济灾民，名闻京师，被朝廷授予“乐善好施”匾额，并被赏戴花翎。
近代之后，由于地狭人多，许多福建人出海谋生，历尽艰辛，创业有成，成为侨商，他们虽有千万身家、却恋爱家乡、努力回馈桑梓，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像陈嘉庚、胡文虎等，使侨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许多闽商不惜毁家纾难，捐款捐物，救济难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今日闽商彪炳善界，是历史的传承与发扬。
《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也特别提及陈发树和曹德旺两位企业家在近两年都提出了将自己公司价值数十亿元的股份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计划。2009年2月，曹德旺公开宣布将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股票的60%——当时市值38亿元，成立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8个月后的10月份，陈发树对外承诺捐赠当时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有意效仿“盖茨基金会”的形式发起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
计划成立慈善基金会的不仅有陈发树和曹德旺，2010年5月1日，正值恒安集团成立25周年之际，恒安向晋江慈善总会捐赠1亿元，设立“恒安慈善基金”；2009年10月，安踏体育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及其家族成员以每股10港元的价格配售了8000万股安踏股份，约占安踏全部已发行股本的3.2%，共套现8亿港元，其中的部分资产将被丁世忠家族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中国龙工董事局主席李新炎成立了“李新炎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1000万元，注入资金3000万元重点开展扶贫助学项目。与此同时，还有闽商直接担任了慈善组织的领导，如恒安集团董事长许连捷、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分别担任了晋江市慈善总会和南平市慈善总会的会长。
闽商之所以积极成立基金会，是出于把慈善公益事业做得更规范、更有效益的考虑。对此，福耀集团曹德旺的儿子——曹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金捐赠好比吃面包，吃了就没有了，而成立基金会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断，才能更稳健、更持久地做慈善。”事实上，闽商的善举不仅在于回报乡里，远在他乡创业生活的闽商，也同样热心投入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以西南重镇云南为例，据云南省福建商会秘书长吴世界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有福建人跋山涉水到云南经商，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云南全省范围内经商生活的福建人近30万，投资总金额达千亿元。在云南，闽商和浙商、粤商是名列前三位的重要商帮，而在公益慈善捐赠榜上，闽商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据吴介绍，截至目前，云南省福建商会会员企业已经向云南当地慈善机构捐赠总计超过8亿元的善款，用于扶贫济困和帮助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爱是人类共同语言，是成功的真谛，是人性的无私体现。正是因为大爱，闽商才能广受欢迎与信任，在千年岁月中屹立不倒，成为国际商界的璀璨之星。虽有极少数恶徒打着慈善旗号，招摇撞骗，但最终不为闽商群体所容，身败名裂，备受唾弃。在新的历史时期，闽商不仅能秉承大爱本性，竞仿先辈，更能推陈出新，成为时代弄潮儿。相信在未来，闽商还将继续扬帆善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海西建设发挥更大贡献，开创中国慈善新时代。
8．桃李满天下，发展教育事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程，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教育，科教可以兴国。“凯旋归来”的福建商人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回馈桑梓，回报祖国，他们毅然的兴办起教育事业，孕育的英才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地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学村。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赠，义无反顾，相反地，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说：“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在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着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论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陈嘉庚与陈敬贤-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苑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9．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山庄是粤商专门集资创设的安置客死异乡同伴灵柩的场所。广东商人长期在异地经商，有的长期寓居客地，直至老死他乡，这在当时繁华的大都市，因粤商人数众多，情况更为普遍。出于浓重的乡情意识，粤商集资创办了“山庄”，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粤商山庄又成为所在地的一项重要的公益场所。
晚清以来，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在上海十分活跃，结成为广肇商帮。上海的广肇山庄坐落在新闸桥的西南方，最初由徐润的伯父徐钰亭等人捐资购买，占地30余亩，起初只是普通坟冢而已。清末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多达十七八万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廷枢、徐润等又在上海添置土地八九十亩之多，扩大了山庄的规模，这次购买的土地靠近上海租界的繁华地段，建造有敦梓堂、地藏殿等设施，后又陆续购买土地，使得粤人山庄达到上百亩。
山庄本来只是对客死异乡者的临时安葬场所，但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灵柩相当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有的甚至永居客乡。活着的人总希望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东西，让这些孤魂野鬼感受到他们的思念，又可借此凝聚同乡之情。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合而为一，超度亡灵，普度众生，提倡孝顺与博爱。各地粤商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已故同伴，山庄成为重要的迎神赛会场所。上海的广肇山庄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专门建立水陆道场，设坛讽经，届时各种纸扎的人物、供品，争奇斗巧，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赏。同时，在山庄的道场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杂耍、演戏活动，“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广肇山庄举办的盂兰盆会已经超越了原先祭祀先贤的内涵，既带有摆阔式的广告味道，又具有宣传广东地域文化、丰富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公益色彩。
广肇山庄在每年七八月间举办盂兰盆会活动时，上海地区非粤籍民众大约因迎神赛会有特色，或者以为粤商祭祀的神灵比较灵验，也纷纷涌来，美女香车云集，“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山庄周围，一时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为了维持场内外的秩序，山庄主办者还聘请西捕(也就是租界警察局的西人警察)站岗放哨。
光绪年间上海竹枝词写道：旅申广肇有山庄，地步宽宏寄枢忙。每遇盂兰开会日，各般陈设独辉煌。广肇山庄竟被灵活的粤商开发为繁华都会的大聚会场所。
天津也是近代粤商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末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晚清以来，紫竹林梁家园一带的闽粤山庄，当地百姓俗称洋蛮坟地。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广东会馆于1916年在东局子半道之北购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山庄一所，山庄内遍栽花木果树，参仿西式。
天津的广东山庄和上海一样，也在每年七八月间，“醵资作会”，搭建起长达数百步的活动场所，悬挂着无数灯彩，聘请能工巧匠设计捆扎粤戏中的人物形象。在祭奠的那一天，锣鼓喧天，这些栩栩如生的纸人造型都挂在祭坛周围，“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至夜晚，彩灯齐放，“照如朗日”，还施放焰火，抛散食物，依然是香花鼓乐，游人兴致不减。
汉口的香山会馆每逢中元节，也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活动。据《申报》报道，1878"年，有460多名粤商捐资数百金，举行祭祀神灵活动，讽诵藏经三昼三夜。1891年，粤商的祭拜活动也是讽经礼忏，铺张华丽。
山庄的建立，满足了旅居者叶落归根的愿望。山庄是乡情凝聚的表现，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也是组建者赢得人心，提高威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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