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崇信尚义，严守信誉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着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着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惟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着名的服装品牌，它的产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制高点。
2．爱国济民，回报社会
“计利当计天下利，留名要留了世名”。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式。对于商人来说，要挣点小钱容易，要挣大钱，成一世名商则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山西长期处于传统文化的腹地，必然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晋商的重义更添了一层重国家民族大义的色彩，更有许多晋商形成了“爱国济民”的价值诉求。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谋求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总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1/3；而山西的1/3，又作为大头派给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物。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惟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晋商是深知这一点的，不少晋商发财以后，乐善好施，对于公益事业，他们或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以仁爱之心，救人于水火，送炭于雪中；或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输粟助赈，破一己之财，造福一方百姓；或兴办学校、资助刊印书文等，为家乡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这些“济民”行为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
清代永济人刘向楠由商致富，于村中办义学贫族子弟多有成就。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岁歉，又输粟数十石，赈村人，各给银两使谋生，赖以全活。
对于乡邻的困难，他们也是尽可能帮助。祁县的另一家财东渠本翘早在19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
榆次常氏积极参与了捐助地方书院、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等。如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书院经费，知县在匾文上写道：“崇文尚义”。
晋商的恩厚待人、好义喜施、赈济灾荒、修建寺庙，筑路修桥等积德行善之举，都是晋商在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野无青草，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地区，说不定已经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饿殍遍野，村民易子而食。然而，当继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临危受命，频频向朝廷告急，并向其他省份发出求救的急函，调集粮款，运往山西之时，在山西本地人中，无论是留在老家的富商，还是旅居外省的富商，纷纷捐献赈灾款。在当时山西的各行业中，山西票号受灾害影响最小，而且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即使是在商界中，也首屈一指。因此，各大票号及股东就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据统计，当时晋中各家票号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
乔致庸急公好义，慷慨解囊，独自捐输36万两白银，在山西全省捐献最多。他还在乔家堡大街上设立粥棚，供应灾民。据说每天都要亲自到粥棚检查米粥的稠稀，标准是竹筷能插入粥中而不是浮在粥面上方算合格。
晋商热心于“大义”，绝不局限于捐款救灾之时，在近代救灾的大潮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乔致庸的三子景俨“居恒俭素，却华糜”，曾出资主持修了溥溪河的永和渠，可溉田千余亩，对兴学建校等公益事业也热心襄助。他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赌博强得多。乔家大门口的栓马石上常年拴着三头牛，村子里谁家需用就牵去，傍晚还回来就是。邻里有困难者，如有病无钱求医，丧葬困难等，只要上门求助，总可以得到帮助。
乔映霞光绪元年出生，是乔致庸次子景仪的长子，深得祖父器重。一生竭力重振家风，整顿商务，兴建家宅。他思想开放，倾向推翻帝制的革命，在家乡开风气之先，带头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革除陋习，多有善举。留在乔家堡村人最深的记忆，是乔映霞持一把剪刀在村里追着人剪辫子的形象。可见他内心激荡奔放，对社会殷切的责任心，并没有被自家的深宅大院所囿。他还在当地任过区长、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带人奋力铲除鸦片烟苗，不惜发生争斗，引来祸端。
此外，晋商积极输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初，晋商范氏兄弟又为清王朝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晋商所追求的“创家立业”和“爱国济民”的理想，作为一种智慧和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有着极大的启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以发展。但是，这并不是企业的惟一价值目标。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因而，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各种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取得稳定的高利润，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可以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企业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亦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为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亦认识到了这一点。企业只有“经济力”和“社会力”合二为一，才能使企业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文明进步。号称“经营之神”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
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日：“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大凡出义则人利，出利则入义。”
在商业竞争中，一些商人信奉的是“无奸不商”，因此在竞争中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坑蒙诈骗、投机倒把、量短质差、加码涨价等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以从中捞取不义之财。而徽州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他们虽处财货之场，却念念不忘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坚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他们认为，商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讲究商业道德，以价廉物美吸引顾客，从而占领市场，发财致富。
清代的凌晋可以说是徽商中“以义为利”的一个典型。他虽然从事商业经营，但却特别讲究仁义。在与人交易时或有狡诈的商贩，蒙混其数，多取他的钱财，他并不斤斤计较。在付给他人货物时，若一旦发现有缺斤少两的情况，他则必如数予以补偿。他这样做不但没有蚀本，反而使生意更加红火。至于徽商拾金不昧的事例，在地方志、谱牒等材料中更是俯拾皆是。这些都是他们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的具体表现。
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还从商人角度对义和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淋漓尽致的阐述，其“义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最具有代表性。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设喻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
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收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
徽商胡雪岩经商也是以“义”为根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100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伸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专门拜访了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曾任兵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了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又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
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子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选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毕秀姑被屈打成招。
光绪元年(1875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真相大白。杨昌溶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乃武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以种桑养蚕为业。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运动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开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坟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由此可见，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的实践证明，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徽商源自深山僻壤，却声名远播。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徽商把见利思义、诚实守信作为立商之基。
4．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在乔致庸一生的经商生涯中，非常看重“合作”二字。无论是与竞争对手合作，还是与商业同行或者政府官员的合作，他都信守一条准则——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当他意外得到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后，萌生了冒着生命危险、南下疏通茶路、解救茶农的念头。但由于财力所限，自己不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这时候，乔致庸首先想到了合作。这种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非常“平等”的合作，因为合作的前提是：做完生意后，如果合作方愿意要银子，乔致庸就连本带利还给他们；如果合作方愿意要茶叶，乔致庸就将银子作价给他们茶叶；万一生意失败，则将乔家的全部生意抵押给合作方。这种“只赚不赔”的合作方式，当然有人愿意投资了。
乔致庸历尽艰险，终于贩回茶叶，并且北上恰克图，将茶叶卖给俄罗斯商人，结果众人分利，皆大欢喜。经过这次合作，乔致庸不仅赚取了大量银子，更重要的是给商业同行留下“义大于利”的良好形象。
乔致庸决心进入票号业的时候，曾经对广晋源大掌柜成青崖说过这样的话：“……广晋源首创票号业，第一次让商人们利用自己的信用而不是现银，使走遍天下做生意成了一种可能……如果把这件事办大办强，让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在全天下由众多的票商织成一个广大无边的信用之网，让大中小商家皆能以这个网为依托，凭信用做生意，就能实现晋商前辈一直梦寐以求的货通天下的理想，做成天下从来没有过的大生意……”
乔致庸一心进入票号业，看中的并不是其中的利润，而是希望振兴大清朝的商业。但要想真正做到汇通天下，一己之力显然不够，因此他反对广晋源一家画地为牢，希望天下的生意由天下的商人一起来做，这其中也包括那些资金比较少的商人。
正因为乔致庸具有“轻利润，重合作”的经营思想，又为商界树立了诚信的榜样，因此每次做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生意时，总会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从未陷入过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困境，而是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惊人业绩。
见利忘义者是成不了企业家的，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是利物、利他、利人的，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义先于利；既要反对重义轻利，也要反对利先于义。这是对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健康完整的经济人格是“义利并重”，讲究“义利合一”。《周易》就强调“义利的合一”，即按照阴阳互补的原理，使“利”和“义”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和谐统一起来。
见利忘义是小智慧，这样的商人永远是一个小商人，因为他失去了义；舍利取义是大智慧，这样的商人有大气，因为他得到了义，即得到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蔡继有是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是香港有名的海产大王。蔡氏家族主要经营出口急冻海产、冰厂，此外还有粮油、地产、贸易等业务。新华集团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大型跨国企业，蔡氏家族资产估值已超过30亿港元。奠定集团贸易坚实基础的是与日本人的海产生意，蔡继有为建立与生意伙伴的友情，牺牲了不少利益。
蔡继有原籍广东中山县，1929年生。蔡氏的祖先世代务农，家里一直比较穷。从1950年开始，21岁的蔡继有做起了海产生意。他先向乡亲们赊购海产品，运到澳门出售之后再结账，从中赚取差价。
1954年蔡继有到澳门做生意，次年他的妻儿获准到澳门与他团聚。一家人从澳门贩些鱼类、海产到香港去卖。1957年他在香港西环的贝介栏市场开了“华记栏”，做起了渔栏的批发生意。到了60年代，他的生意做得不错，但还只是小富而已。
蔡继有真正大富起来，是在和日本人做海产生意之后。从他的经商之道来看，也是靠诚心赢得贵人支持的。
1965年，蔡继有在田湾租用一个4000多英尺的加工场，把贝壳类的海产急冻，再售给贸易商运销日本。两年后，为了扩大经营，蔡氏购入“华记冻房”，建立起海产急冻业的“桥头堡”。
为了避免中间商从中渔利，蔡继有决定自己直接和日本人做生意。但蔡继有没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能否成功也没有底。他是那种敢想敢干的人，打定主意后他拿了一袋冻虾样品，径直来到日本一家株式会社驻香港办事处，拜会办事处负责人。日本这家公司知道蔡继有的来意后，并没有立即表态。
蔡继有耐心地解释为何要不经过中介商而直接与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但老练的日本商人立即问道：“你能给我们什么优惠条件？”
“如果贵公司有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先收八折货价，等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货，验收满意后，再交余款。”
在当时，只付80%的货款是很优惠了，而且剩下20%蔡继有让对方感到满意后再付，更是心诚之表现。日本商人很高兴地握着蔡继有的手说：“你的条件确实比一般人优惠，看得出来，你是诚心诚意要和我们做生意。既然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决定和你做生意！”
在生意上，蔡继有常常考虑对方的利益，日本这家株式会社的人对蔡继有非常信任，日本人觉得蔡继有讲信誉、重友情，就与他做生意。他们之间的生意越做越大。这样，蔡继有成功地打开了直接运销海产品到日本的渠道，生意越做越红火。蔡氏家族的生意上了正轨，此后才真正大富起来。
在合作的事业中，重承诺，守信用，是对合作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如果你的合作者连这一点最起码的商业道德和做人道德都不讲，那么，你们合作的事业就离失败不远了。所以说，在现代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信誉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
5．乐善好施，投资公益
“乐善好施”是一项光彩的事业，它直接体现了公民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念。李嘉诚先生说过：“财富总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爱心却是无价的。”助人为乐，扶弱济贫，“乐善好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公民所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是公众人物、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的必然彰显。“乐善好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好事”，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弱化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先富起来的人自愿通过多种形式捐助和帮助弱势群体，“先富”带“后富”，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财力物力，其实是一种“饮水思源”，以爱心和道德为基础，来缩小贫富差距，拉动社会分配公平的善举。“功在眼前，利在长远”，至少为缓解社会矛盾能作出一点奉献。
粤商的财富除了一部分用于再生产领域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兼济天下，回报社会，投资社会的公益事业。
广州市海珠区新淄镇龙潭村矗立着一座花岗石“乐善好施”的石碑坊，1891年(光绪十七年)奉皇帝颁布圣旨所建，目的是表彰该村白纶生一生热衷行善的义举。
白纶生1823年(清道光三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15岁到广州，在其堂舅父开设的洋行谋生。1841年，因舅父不在家，擅作主张与英商签约，白纶生被舅父驱逐出店。英商获悉后，以定金1万两鼓励他自开商行，白纶生遂开设“悦盛行”，经营爆竹生意，成为巨贾，又陆续增开商行20多间。白氏发家后，热心善事，在广州创办一间爱育善堂，每年拨款资助广州城西的方便医院和四庙善堂，平时对贫苦者施粥、施棉衣棉被，施棺木等。
1873年，家乡龙潭村西的西滘地区，有陈、卢、吴等姓数十人租种河边茅寮，因天灾失收，生活难以为继，只好向白纶生求助，他无偿捐赠土地72亩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并将该地命名为西滘村。西滘人建村后，知恩图报，建报恩祠，塑白纶生肖像以祀之。
白纶生对教育事业也捐助极多，1882年捐白银2000多两，在家乡建立兴仁书院，全村儿童免费入学，并捐地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1890年，湖南发生重大洪灾，白纶生再捐巨款。
有的商人限于资金，难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回报社会，但他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家族性的公益事业。清代广东南海人黄元康，从小一直梦想能通过读书应试，取得功名来光宗耀祖。可是贫困的父母不能满足他读书的希望，他只好放弃学业，走上经商谋生之道。他经商致富后，仿照宋代范氏义庄，出资建设黄氏始祖祠永享堂和小宗祠泽长堂，购买义田50余亩。义田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给家族中孤寡老弱以及家贫不能读书者，他手订分配条例，告诫子孙要“守其法”。他的“俭积而厚施”，也扩大到宗族之外的贫困人士，当地百姓“微识与不识，皆知君为善人”。
广东番禺县的张殿铨也因家贫而改习商业，在广州城西的十三行街创办了隆记茶行。张殿铨致富后，慷慨好施，除了为家乡修路筑桥，还出资修筑防止潮水侵袭乡村的堤围。1844年，他带头捐资并倡议设立螺阳七约社学，地方官赠他“为善最乐”的匾额。
简照南年轻时因家贫随叔父远游经商，经过多年的打拼，兄弟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着名的香烟制造商。作为大商人的简照南也最乐为善，大凡振灾、兴学等义举，或独立赞助或热心倡议，“每举一事，所捐动以巨万计”。他对教育的捐助最为积极慷慨，曾捐助过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学校等，还出资设立留学欧美的助学金。他拿出不少资金设立女学、孤儿教育院、贫民教养院、残疾收养院，使贫弱者也能享受社会的温暖，尽到了一个商人对社会的责任。他告诫后人，在生活上“毋妄费一钱”，但“周人之急、济人之危”，则“皆吾人分内事也”。
今广东珠海市的翠微村有一条两米宽的花岗石板街，长达2000余米。他的修建者就是大买办吴健彰。1859年(清咸丰九年)，年近古稀的吴健彰从上海返回原籍，传说他在家乡广置良田美池，建有陶春园、夏美国、棣园、秋爽园和稻园等园林，并出巨资修整家乡翠微街道，将“本乡街道悉铺以石”，捐送吴氏大宗祠义田数百亩，周济村中的孤寡残疾人，捐银500两，用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他还曾向河南灾区捐银22万两。
粤商们的善举不但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乐善好施”是社会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先进企业文化。财富有价，爱心无限。有财富更要担责任，有资本更要讲道德，有地位更要有良知，个人越富有越是能乐善好施。粤商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出“乐善好施”的富人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知恩图报的价值观。
6．移家为国，利国利己
俗话说得好：“国泰民安。”国家安定富强，个人才会稳定与发展。徽商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家的荣辱安危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徽商无不得意地称之为：移家为国，庶几不利为利乎！
徽商阮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歙县岩镇有一大姓阮氏，家道殷富，其主人生平持家素咀仁义为本。平日若有人家生活出现困难，阮家便慷慨给予支援。日久天长，有些不良人便把阮家的仁义视为愚蠢，于是便以种种借口，借了钱不还，甚至出现到他家借钱还别人欠款的现象。如此阮家家财日见空虚。
明嘉靖年间，阮家出现了一位杰出少年，他就是阮弼，字良臣。阮弼年轻时就出外经商，后到安徽芜湖从事浆染业，从此事业蓬勃发展。
阮弼继承了祖辈遗德，生平乐善好义，行善无数，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是如此。如果有好读书的，阮弼就尽量帮他读书入仕；如果有经商才能的，阮弼就引导他走经商致富之路。如果手下有人经商积累一定经验可以独立经营但仍缺乏资金的，只要他们开口说一声，阮弼便会借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独立经营。
对待乡族朋友，阮弼的原则是：若有人犯了过错就给予指导，努力劝他们从善；有困难的极力给予帮助；出现矛盾就努力帮助化解，即使因为经济问题争闹不开的，阮弼往往会自己掏钱给予平息。阮弼正是具有这种与人为善、调忧解忿、助人于急难的古道热肠，所以睦邻关系极好，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跟他推心置腹、交际无间。
对于小家如此，对于大家——祖国的安危、和平与稳定，阮弼更是如此。
嘉靖年间，沿海一些不法分子勾结倭寇入侵，他们从闽浙登陆，沿长江一路烧杀抢掠，一直入侵到芜湖边境。因为地处内地，所以芜湖虽然是个古城，却没有城池卫护。倭寇逼近，守城的兵将却束手无策，想不出应对办法。
正在这紧急关头，阮弼挺身而出。他召集一些芜湖商人中年轻力壮的子弟，再招揽当地壮丁，两相合并人数达几千人。阮弼把他们集合一起，杀猪宰羊举行誓师仪式。在誓师仪式上，他挥臂高呼：“这些眼前的敌人，我们把他当作是邪恶的贼寇还是凶恶的猛虎？如果是猛虎，我们只要齐心台力，众志成城，就会唾手将其擒获；如果他们是远来强贼，我们也不必怕他们，因为他们长途奔波，到这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们虽然张狂不可一世，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定能活擒他们，到时，我们定要将他们剁成肉酱，向皇上请功。”群情为之振奋，齐声高呼定要将倭寇剁成肉酱，纷纷表示为保家卫国，誓与倭寇血战到底。
阮弼见军心已被调动起来，于是便不再拖延，立即吩咐布置军民投入到紧张的防御准备工作中去。芜湖守将觅阮弼自动组织了民兵协同他们抗敌，自然是大喜过望，顿时精神振奋。于是军民日夜不停修筑工事，准备应战。全城百姓无不斗志昂扬，均抱誓死一战的决心。
不久，倭寇接近芜湖，他们派人察看芜湖情况，看到芜湖军民都已做好作战准备，一切已无懈可击。如果强行进攻，己方必然是死伤惨重。于是倭寇便不敢贸然进犯，他们趁晚上夜深人静悄悄地退兵了。
这样，这次倭寇袭击，其他地方都是损失惨重，倭寇所至之处是一片狼藉，而只有芜湖安然无恙。因此，朝廷准备重赏芜湖军民。因为阮弼功劳最大，大家均心悦诚服地推他受首功。然而阮弼却很谦逊，他坚决推辞，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个人分内的事，而且全城百姓都出了力，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们这些商人，怎敢单独受此重赏呢？日后，如果倭寇再来侵犯，需我们这些商人出力的话，那么我是第一个出来贡献一份力量的。”爱国为民之心，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过了几年，倭寇再来侵犯，芜湖又成为他们进攻的目标之一。芜湖地方长官紧急召见阮弼议事。阮弼立马应召。
这次，阮弼提议为长久计，建议修筑芜湖城墙。并且声称自己亲自捐资参加修城。地方长官深表赞同，并委任阮负责修筑城墙的重任。阮弼号召全城商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共同投入修筑城墙的任务中去。于是全城又掀起修筑城墙的高潮。不出几月，城墙完工，真正是铜墙铁壁，易守难攻。
这次倭寇进犯依旧是无功而返。芜湖城墙的修成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此官府又要加以表彰，阮弼与上一次一样坚决不受。
其实阮弼心里很清楚，没有大环境的安全与稳定，绝不会有小环境的繁荣与发展。保家卫国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职责，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不过如此一来，阮弼的声名更是远扬。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顺。他以芜湖为根据地，又将店号向附近繁华地带、交通要道积极扩展，其分布遍及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当时人们说他做生意不图厚利，质高价平，因而发展迅速。
所以说，“仁”也是徽商商法的重要精髓，是徽商的大智慧。其宗旨在于，“有慈善心，肯施惠于广大群众，肯在危难之际报效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企业的形象，才能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利润。因而，可以说，徽商的“仁”，也是其取财的正道之一。
7．捐资教育，科技兴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最能影响中国人的一句格言。科举考试与做官紧密相联，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商人要想发财、站稳脚跟，也非得和官发生联系不可，商人于发财后，总会捐纳也就是花些银子买一个官职，也可称为“商而优则仕”吧。
商人们正是在商海沉浮中体验到当官的重要性，所以对子弟的教育十分看重。活跃在各地的商人，经常大力投资兴办学校，尤其是举办近代的新式教育。
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巨额的捐献，无数的善行义举，为李嘉诚和他的企业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更使他的企业产生了震撼大地的品牌效应，20世纪80年代在向海外的拓展中引起世界瞩目。
李嘉诚出身书香世家，父辈多是教师，他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曾立下了长大后做一个教师的志愿。即使走上经商的道路以后，仍希望赚到一些钱后，改行做学问或当教师。另一方面，他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深为自己从小没能多读一点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感到遗憾，因此，希望捐资办学，在国家的教育事业上有所贡献。
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巨资兴办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叠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园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满，人类都要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达1000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这里的乡亲们深感遗憾。
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庠、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非常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兴、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1000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
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仿佛跟前已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创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
邓小平对此做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支援汕大。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莅临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诚还亲自确立了“立足粤东、面向全省、顾及全国、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和“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付出再大的资金与精力的代价，他也毫不吝惜。
之后，李嘉诚在海外组建“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的一个10万千瓦的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汕头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绝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8．悬壶济世，扶资医疗
“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
最早引起中国人兴趣的西医大约是种痘。1803年(清嘉庆八年)，英国人在澳门试种牛痘，但未成功。1805年，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获得成功，并撰文向中国人进行宣传。
行商郑崇谦在澳门得知牛痘接种成功的消息，立即请皮尔逊写一份详细的说明，然后翻译成中文，这就是着名的《种痘奇书》，随后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
十三行行商巨富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又资助皮尔逊到广州行医，并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每八天开种一次，城乡百姓纷纷前往接种牛痘。据统计，自1810～1840年间(清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广东接种牛痘者达到30万人次之多。可以说，没有“洋行好善诸公”的极力推广，就不会有牛痘术的迅速传播。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
时南海人邱熹奔走于澳门与广州之间，师从皮尔逊学习种牛痘术，受郑崇谦雇募在广州主持牛痘局。他历经十数寒暑，为人种牛痘累百盈千，为中国传播接种牛痘术的创始人。1817年，邱熹采《种痘奇书》的精华，根据亲身经验，撰写《引痘略》一书，成为中国人自撰牛痘术最早的着作。该书后在湖南，上海、广西等地多次重版，加速了牛痘接种术在全国的传播，对遏制天花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以后，各地纷纷派人到广州牛痘局学习，或聘请广州的痘师到各省设局接种牛痘。1828年，广东盐商潘仕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持，邀请北京的医生参观学习。一时牛痘局遍布全国。广东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推广牛痘术的中心，各地的牛痘都是从广东输送出去的。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医师伯驾来到广州，引起了广州行商们的注意，十三行商出资在新豆栏街租借房屋，为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伯驾高明的医术不断吸引病人前往就诊，超出了医局的接待能力。1835年11月，伍秉鉴在其商馆中为伯驾提供一所楼房，每年租金很少。1842年11月以后，不收租金，任其使用，作为医局的分局，取名博爱医院，后定名为广州医院。1865年(清同治四年)，更名为博济医院。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7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患有疝气病，曾请伯驾治疗。伯驾留下的第6565号报告记载：“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林则徐向伯驾要了一些治疗疝气的药物。伯驾建议林则徐，为了减轻症状，必须带上一种托带，并给了林则徐半打托带。伯驾还根据描述，判断林则徐患有气喘病，也为他开了一点治疗的药物。林则徐为了表示感谢，专门派人给伯驾送水果，对眼科医院开展的工作表示肯定。
1866年，博济医院在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1879年改名为南华医学堂。1886年夏，20岁的孙中山以“逸仙”之名在南华医学堂求学。
在南华医学堂学生中，“西关小姐”张竹君是首位在此求学的女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至今还保留着张竹君的求学记录，记录显示她于1897年入学，1900年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她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救护队，投入战场救护伤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
活跃在上海的粤籍商人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海宁路创设广肇医院，作为服务同乡的慈善医院。民国初年，该医院已可容纳数千人就诊。1918年9月，广肇医院改革同乡就医办法，规定凡是广肇同乡，只要有亲属签字，即可入院，专门收治麻风病患者。
广东医院原名粤商医院。1918年，旅沪广东社群内发生一次激烈的冲突，20余名原广肇公所董事退出公所，另组粤侨商业联合会。该会成立后，主要领袖为重塑自己在同乡社群中的形象，挽回不良影响，酝酿创办一些同乡慈善公益机构。建立一所正规的同乡医院，就是粤侨商业联合会推出的第一项大工程。
此前，旅沪广东同乡社群，设有一家医院和一个善堂，即广肇医院和元济善堂。元济善堂虽说是一家善堂，但以施医给药为主，同乡向来视同医院。广肇医院由广肇公所主办，设于19世纪末，位于海宁路。元济善堂和广肇医院的主办者虽然也倾注了诸多心血，但因规模狭小、设施过于简陋，难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同乡社群的需求。办一所正规的同乡社群医院，确实反映了同乡的愿望。
广东医院坐落于闸北天通庵路，占地20余亩，1919年起正式筹备，经过4年募款和建造，至1923年4月，正式落成。总共花费了20余万两银元，投入之大，超出沪上各同乡医院。
广东医院的征信录显示，捐赠者包括了广东不同地区的旅沪富商，既有广肇地区旅沪同乡中的商业领袖，如陈炳谦、简照南、简玉阶、赵灼臣等，也有潮州富商郭子彬、郑培之等人，因而广东医院是一家面向广东全省旅沪同乡的慈善机构。
广东医院分设中西医部，部设主任，除医生外，配备一定数量的护理人员。附设产科医院是该院的特色，当时不少广东旅沪同乡集居于闸北和北四川路，送租界内的妇婴医院颇为不便，广东医院附设产科医院，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乡妇女的生育难。
商人对医疗事业的扶资，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水平，另一方面解决了贫民“看病难”的问题，真正起到救死扶伤的作用。
9．奉行公平，不欺不诈
在道德观念上，福商一贯奉行公平，不欺不诈。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凡事都应以道德信义为根基。他们提倡生财有道，不欺不诈。反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明代商人王文显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商经验：“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另一位商人樊现则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弟子：“谁说公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诚信经济，离开了诚信，市场经济根本就无法运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诚信已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备的生存理念之一。一个人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人们怎敢与他打交道？
福商在“诚信”方面，也经历了一个知耻后进的过程。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有个北方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福州皮鞋，没料到在两天后的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
恼怒之下，小两口把鞋用邮包寄给了福州市的市长，质问福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红不红脸？其实，市长也有口难言，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无序的当时，他经常收到类似邮包。由于缺乏有效约束，全市几千家皮鞋厂与十几万供销员中，生产销售这种早晨穿上、黄昏就破的“晨昏鞋”的不是少数人，你上哪儿管去？
市场经济初期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福商更早地明白诚信的商业精神的重要性，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
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福州大多数企业老板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事理。后来在福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
1994～1995年，余进华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福州制造”的牌子。福建一个老鞋工，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他12岁就开始做鞋，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处世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福州拥有很高的声誉。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初拼鞋摊时福州皮鞋畅销，许多福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操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福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消费者对福州鞋无不深恶痛绝。这样一些原本名声很好的鞋业也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全部下架，严重地阻碍了鞋业的发展。
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老鞋匠痛定思痛。在福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他肩担道义，毅然筹建起鞋业协会，历任四届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福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
任职8年间，他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福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福州人整整用了14年。
信与利是一对矛盾体，如果我们只求信不求利，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经商地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如果我们只求利而不讲信也不行，因为这有损社会道德规范，有损公众的利益。且从长远利益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会损害自身的利益。
“花香蜂自来，林暖乌思还。”引来翩翩蜂蝶，靠的是百花的争妍吐馨，诱得百鸟啁啾，靠的是林木的繁茂葱茏。这句古诗反映的是一般自然事物，但引申至经商便可得到新的涵义：一个商家企业要招徕顾客，靠的是诚信服务。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现代市场经济已经进入诚信时代，诚信已经成为企业的立足之本，发展之源。优秀商人已从假冒伪劣商品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他们深知诚信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如果商人或企业失去了诚信，那么他就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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