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杨氏家谱》上说：“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晋商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还对晋人勤俭朴实的民风大加赞赏。
有“天下第一乔”之称的祁县乔家，资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属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其最初财富是先祖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塞外，靠磨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其创业艰难可想而知。乔家子孙为了守住祖先一点一滴积聚的家财，继承了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
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乔贵发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到乔致庸时代，乔氏“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这几个字，在乔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里，节约勤俭，创下了乔家偌大的家业。
“大盛魁”的祠堂前和财神座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是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秤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扁担、货箱、石头、一碗稀粥，警戒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大盛魁”就是靠艰苦卓绝的努力，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地发展壮大起来的。
“大盛魁”人在大年三十晚所吃的年夜饭不是大家都要吃的象征团圆美满的饺子，而是每人喝一碗小米粥。平时，每当大摆酒席时，也总有一道独特的食物，那就是小米粥！大盛魁之所以对极普通的小米粥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晋地产小米，晋人都有喝小米粥的习惯，而且是由于小米粥曾救过大盛魁的命！
在大盛魁创业最艰难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三位患难兄弟辛苦一年，分文未赚不说，刚创办不久的商号也面临倒闭的危险。他们窘困到了极点，连大年三十吃饺子都不可能。三人只好围坐在一起，喝小米粥充饥。试想，在万家团聚、鞭炮齐鸣的除夕，屋外风雪交加，屋内三人相对而泣，是何等的凄凉！
度过这次苦难后，王、史、张三人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终于使大盛魁这家专做蒙俄贸易的商号，达到了员工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年贸易总额上千万两的规模。他们不畏艰辛，走过草原，穿越千里沙漠。他们走过烈日炎炎、灼沙遍地的酷暑，走过朔风凛凛、白雪皑皑的寒冬。他们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境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由于信誉卓着，成为公认的对俄蒙贸易的第一大商号。
没有昔日先辈用扁担创业的艰辛，何来后来大盛魁的辉煌！大盛魁人都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们长期供奉三件“硬东西”于财神像前的目的，就是以此传家宝来教育后代不忘艰苦创业的传统。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晋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干鲜果业、饮食业、典当业、铜业、洋货业、账局、票号等等，这种百业经营，需要具备的是百业的知识与经验。而晋商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从而成为这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2．艰苦奋斗，不畏艰险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天寒地瘠，地物鲜少，生存艰难。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出身的山西人，养成了与自然抗争的品格。他们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以求生存。生计困难迫使山西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正是这样，在山西一些州县形成了“重迁徙，服劳商贾”的风俗。
往来于“茶马之路”的晋商，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逾越语言和生活习惯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虽然“商之利倍农”，但远地贸易却是一件相当艰苦和危险的事业。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为北方边镇80万驻军筹措粮草，允许商人运粮运草到边镇驻军之地，领取卖食盐的执照——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这一政策开始实施时山西人便捷足先登，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运粮的艰难远远超出了人的想像，试想，千里迢迢，驱车服牛，风雨无阻，昼夜兼程是何等的辛苦？同行倾轧，强盗出没，官府勒索，是何等的凶险？
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出外经商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但明至清乾隆年间，数十年毫无音讯、病死在异乡、甚至旅途被杀或货物被抢也时有发生。出外经商的失败与危险，丧财亡命，令人心寒。即使同治光绪以来，国内安定，交通条件改善，但出外经商之苦依然如故。这种苦，主要表现为：数年才能回籍探亲一次，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加之长年劳累无一休息之日，因此积劳成疾，死在回籍的途中。
出外经商尽管有苦和危险，但毕竟比死守在家，日不饱腹强些。出外经商可以养家糊口，改善家庭生活，以至稍有积蓄甚而发家致富。所以受雇于人出外经商的人也愈来愈多，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理念，又进一步扩大了商人的群体。
山西人如不具有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敢外出经商的。晋商的活动区域，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在广袤的欧亚大地上，都有晋商长途跋涉的身影，晋商活动范围横跨了欧亚非澳四大洲。正是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国内外创造了辉煌成就。
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并非是山西商人的专利，而是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创业之初，往往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开创者只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地积攒，此外难有别的选择。李嘉诚从当茶馆跑堂开始，王永庆16岁卖米为生，霍英东20岁就有了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的经历。
香港富翁霍英东幼年时家境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收入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他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霍英东7岁那年，年仅40多岁的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此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霍英东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18岁时找到第一份工作，在一艘轮船上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的工作就是铲煤。那时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他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后来，霍英东又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到机场当苦力，到仓库去帮人磅米。直到他母亲倾其所有和他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霍英东才结束打工生涯，开始管理这家杂货店。
霍英东20岁时，买了一条旧的运输船雇人到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卖钱，结果没有赚到钱，几乎丧命于荒岛。25岁那年，霍英东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再后来，霍英东苦尽甘来，时来运转，从房地产发迹，又从挖海沙、承包工程中赚到很多钱，事业逐步发展，最终累积了亿万家财。
在20世纪30年代，印度尼西亚富商林绍良还只是一个小伙计或者跑单帮，出卖劳动血汗的人。他每天必须在三更半夜，一片黑暗的时候就起身，用手工磨碎咖啡豆，然后用旧报纸分包成1盎司(1盎司=283495克)，或者半盎司的小包，骑着单车跑到六七十公里外的三宝垄市，在那里兜售咖啡粉。林绍良在回忆自己从“单车跑街的小贩”开始干起的经历时，总是教导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要勤苦耐劳，不要背弃吃苦耐劳原则。
在私营企业中，企业掌舵人往往是一个多面手，既是总裁，又是日常工作的顾问，也是处理难题的能手，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被称为“标准型工作狂”的台塑董事长王永庆，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跑步6000多米，然后开始工作，除了吃饭时间之外，从不间断工作，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家族成员和员工称他是“像是24小时上紧的发条”。胡应湘、蔡万霖、霍英东、王安、庄永竞、陈玉书、吴水阁等，都是这样有名的“工作狂”。
吴水阁从10多岁开始谋生，艰苦创业，刻苦耐劳，终于成为新加坡第五大银行老板，而且还投资到橡胶种植、棕油等行业，现在已拥有马来西亚种植股森美兰公司、印尼维基尼亚橡胶公司等。不管是银行业，还是种植、加工业，吴水阁都勤于深入第一线。他虽然是老板，但每天上班总是比员工到得早。直到快90岁了，他仍坚持每天上班视察业务。他的这种勤劳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上述这些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是用辛劳的汗水奠定了自己的基业。他们艰苦奋斗的经历，早已演绎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给了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成为企业奋进的动力，不仅是企业的一大竞争优势，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
3．独立自强，承担大任
徽商有谚语说：“脚是亲，手是亲，捏起拳头靠自身。”虽说由于宗族亲缘关系，徽商之间有相互提携的传统，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深知，创业的成功主要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从出外做学徒学习生意开始，他们就逐渐养成积极上进、独立自觉的精神。从徽商对联“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中也可以看到徽商重自强自立的意识。
学徒的生涯是极其辛苦的。绩溪有首《写封信》的儿歌：“写封信，到徽州，俺在杭州做伙头。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咸菜头。”这样艰辛的生活条件，没能使他们受挫，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独立自强的精神。
歙县的鲍氏家族就是一个独立自强、杰商辈出的家族。歙县商人鲍直润，14岁就到杭州学做生意。店铺规矩，初来的学徒只能从事洒扫等杂事。所以，鲍直润在店铺里呆了半年，一天到晚只是做洒扫等小杂事。鲍直润想到什么也没有学到，心里很是焦急，于是私下与同伴说：“我们来到这里，谁没有光大门庭的愿望呢？半年过去了，可师傅却始终不教我们做生意。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不如我们互相帮助，定下约定，如果有人学到了什么知识，一定要相互转告不要保密。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半功倍了。”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师傅的耳朵里，师傅非常赞赏他，觉得他是可造之材，于是倾囊相授。学徒结束后，鲍直润走上经商之路，他发扬自尊自强的精神，努力经营，不出几年，生意大获成功。
学徒是如此，经商过程中，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更是被徽商发扬得淋漓尽致。
明朝徽商潘侃年少时随他的叔父们到四川经商。潘侃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不久，潘侃发现叔父们不善于经营，一心只想赢利，往往弄巧成拙，自己的一些正确意见往往不被采纳，心里很是焦虑。他心想这样下去，生意怎能做成功！潘侃便向叔父们要求分资独立经营，但叔父们都不同意。这时潘侃的父亲来了，于是潘侃拿了父亲的一些资本，决心独自闯荡商海，他对父亲说：“优秀的商人应该善于观察市场行情，根据商品供需变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像现在这样困守一隅，固守自封，生意怎能获得成功呢？”于是潘侃独自离开四川，远到江苏扬州、苏州、汉口等地贸易。由于他放开手脚，瞄准市场供需，大胆进行长途贩运贸易，很快便大获成功。
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出外经商的占了7/10。大多数商人都是出身寒微，受环境所逼不得不出外经商。他们在经商之初只能从小本生意做起，但他们却有一种不怕艰苦、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商业活动中能够经受住各种挫折，进而把生意越做越活，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一些豪商巨贾往往就出自他们之中，像潘侃这样的徽商就是典型代表。
在成功商人的身上，我们能挖掘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不安于贫困，也不固守自封，失败绝不气馁，他们更多的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发扬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坚决与困难作斗争。
4．薄利经营，小本起家
大学者胡适曾经总结道：“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有着厚重乡土情结的胡适对家乡的一切都十分留恋，也十分熟悉，他对于徽商成功的道路也非常清楚。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
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自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断学业，走上经商之路。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带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读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许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遥想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但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
徽商凭着他们特有的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5．勇往直前，大业有成
成就大业者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要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高远的目标会在前方一直指导着自己不断地攀登新的高峰，所以，一定要把目标定得高远些。这样才能激发勇往直前的动力，进而创造一番伟业。
“一代酒王”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从小就立志要做生意。16岁那年，张振勋就去印度尼西亚巴城谋生。当时的巴城是荷兰的殖民地，它美丽的风光，只是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黄姓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这一干就是三年，三年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在他的努力经营之下，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得知此事后，更加器重张振勋，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不久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许配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和陈兰香结婚当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只能维持生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应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喜欢喝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是一个很识大体的人，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非常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甚至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因为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承办酒楼和典当捐务的资格。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随之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他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迅速崛起的大富豪。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一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更加源源不断。由于他一贯讲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他在这一行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几百万的资产！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并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首屈一指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他行业。在巴城，他开办了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事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了！
此时的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都尊敬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瑷，奉命考察欧美各国探求他们的强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人说起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去会见他。会见中，龚照瑷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样一来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
至此，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创制了世界上最好的酒——“金奖白兰地”。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如张振勋所说，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6．欲望强烈，忍辱负重
欲望是创富的动力之源，在人的各种欲望中，最原始的欲望莫过于谋求生存。优秀商人一般都是“苦出身”，“能干常人不肯干的活，能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能赚别人看不起眼的钱”，这是对优秀商人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这种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造就了今天的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商人群体。
着名策划人王志纲曾经赞许过浙商的顽强：“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练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如果说南存辉所代表的低学历、出身“寒酸”的浙商是沙漠中生命力极强的“玫瑰”的话，那么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浙江籍儒商也大都能像沙漠骆驼一样，忍辱而负重。
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是一个以历年捐赠超过1亿元而名列“中国大陆十大慈善家”之一的浙商。李大鹏1976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学的专业是西药，但他自幼迷上的却是中医。1985年，李大鹏向国家投标进行制剂和临床的研究。当时，一些好心的人劝他搞口服制剂。李大鹏认为，口服液显然容易搞，但如果知难而退，中药提高就无从谈起，外国能搞我们也能搞，外国没有的我们更要搞。
但是困难像山一样堆在了李大鹏面前：没有钱，狭小的实验室连一只最普通的排气扇都安装不起，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1989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李大鹏正在艰难地做实验，1万毫升的易燃易爆化学溶剂因高温突然爆炸喷发……经检查，李大鹏全身烧伤面积在Ⅱ度以上的占65%，其中Ⅲ度烧伤占40%，10个手指全部失去功能，四肢曲形，嘴唇、鼻子、耳朵都烧焦了，肾功能恶化衰竭，肝功能严重损伤，抢救中几度濒临死亡。
肉体上近乎崩溃的打击过后，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折磨又接踵而至：报考母校研究生的机会错过了，出国继承财产、当现成老板的机遇放弃了。极度痛苦之中，前妻又给他致命一击：未待他整形就提出要和他离婚。李大鹏凄然接受这样的事实。离婚后，重伤的李大鹏和老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一起开始了艰难地生活。
在病床上度过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的艰难日子后，坚强的李大鹏终于站了起来。在浙江中医学院一位院长的帮助下，他坐着轮椅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实验室。在重建实验室的日子里，李大鹏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写下了“拼搏自强，苦战100天”的口号……
付出总有回报，1992年底，李大鹏向卫生部申报了重要二类新药。1993年5月，时任浙江中医学院药物研究室主任的李大鹏领头举债创建了“杭州康莱特实业有限公司”。两年之后，康莱特注射液获得卫生部新药证书，正式取得了生产许可证。就像不死鸟，李大鹏不仅战胜了死神，还拖着伤残之躯，“出生入死”地创立了事业的基石。
“沙漠玫瑰”与“沙漠骆驼”是浙商精神的写照。面对重重险阻，浙商仍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奋斗。商界的特殊环境，使得从商之人面对的困难险阻要比常人更多，当面临困难险阻时，是放弃还是坚持，是普通人与成功者的不同选择。真正的成功者会坚信“苦难是对人的最好的磨炼”。
许多人停下前进的步伐，丧失了生存的勇气，追根究底是因为心理上的恐慌和绝望。企业的发展遇到不顺时，如果经营者在这个时候懂得坚持的意义，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坚守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而责任会让坚守者得到最后的微笑。
浙江人耻于贫困，立志脱贫，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贫穷是一笔财富，生计艰难，人就会有试图摆脱它的动力，为实现自我助燃。一个人只要不甘心清贫，那么贫穷就是成功的基础。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一切产业，只要人们勇敢地坚持去努力，就会获得成功，贫困的环境就可以打破。
出生在浙江一个小镇上的陈言礼，因为人多地少的不利自然条件，加上兄弟姊妹多，家庭穷苦不堪。早早懂事的陈言礼在读书期间就想着为父母分忧解愁，他常常利用周末到稻田钓黄鳝，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售，挣得块八角钱贴补家用。1981年，18岁的陈言礼刚读高二，家里实在拿不出近100元的学费，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梦想，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为了早日脱贫致富，陈言礼决定到江西承包工程的叔叔那里打工。一次不小心，被尖利的石块划伤了左掌，顷刻血流如注，在诊所里缝了9针才算止住了血。为了能多给家里寄点钱，陈言礼硬是每天忍着疼痛坚持到工程完工。
工程完工后陈言礼回到家里，他用积攒的一点工钱学起了裁剪，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缝纫店，同时兼营纽扣、松紧带等相关用品，生意还算不错。有一天，当他从浙江永康贩回大量纽扣和松紧带时，中途翻了车，车从公路上翻进很深的水沟里。沟里的水有两米多深，幸亏他会游泳，方才死里逃生。纽扣全散落到水里，松紧带也变了质，挣的一些钱全赔进去了！陈言礼没有被失败吓倒，他决定去闯关东。
陈言礼和一位同乡从国内有名的江苏丹阳眼镜市场批发眼镜贩到内蒙，在包头东河区支起了眼镜摊。不过这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直想赚大钱的陈言礼时刻在寻觅新的致富良机。在与蒙族群众的接触中，陈言礼发现，当地居民有爱吃糕点的习惯，几乎家家都喜欢面包、奶酪，而当地食品厂较少，且制作不够精细，陈言礼便动了办食品厂的念头。
恰巧，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部队食品厂对外承包，陈言礼东挪西借甚至不惜高利贷，凑齐资金将食品厂承包下来。为了挖掘市场潜力，陈言礼一方面深入调查当地民众和官兵的口味特点，一方面从南方引进先进的糕点制作技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陈言礼就已经起来和面、醒面、烘烤、外卖。冬天零下40多度的低温使人呵口气就可结成冰花，寒冷彻骨。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凭着对顾客的优质服务，陈言礼的糕点生意越做越好。第二年底，陈言礼不但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净赚5万元。
由于陈言礼经营有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的食品厂能胜出一筹，效益可观。随着身边同行逐渐增多，效益又都不错，陈言礼萌发了新的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争做糕点，那么卖电烤箱、打蛋机、和面机等食品机械一定畅销。为此，陈言礼果断地退出效益正好的食品厂，南下温州、上海等地和当地食品机械厂取得联系，顺利成立了呼和浩特、通辽、长春三个食品机械销售处。
在竞争中，他逐步发现生产、销售一条龙要比单纯的生产或销售更能赚大钱。为此，他又与人合作在温州老家办起了食品机械厂和包装机械厂。有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大大降低了成本，然后陈言礼便开始选择销售市场。最后他选中了东北市场，在东北各大城市的权衡中，他又选中了长春作为总经销处。这不仅因为长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又可作为圆心辐射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省。在长春，他又看中了人流比较集中的火车站，在其附近开办了长春市天池食品包装机械商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品种吸引着来自东北各地的客户，每年都以十几万元的利润递增。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你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但你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7.勤奋进取，稳操胜券
相信命运的人，命运会故意捉弄你；与命运抗争的人，才能出人头地。面对他人的成功，我们不能仅仅感叹这是幸运、机遇，而要看到成功背后的拼搏进取。
郑裕彤，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今顺德市)一个贫寒的家庭。幼时一家人仅靠父亲开小店勉强糊口。因与父亲挚友周至元的女儿指腹为婚，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周至元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伙计。三年后，在周至元的主持下，郑裕彤果真与周家的掌上明珠周翠英结为连理。
周老板相信，郑裕彤必定会出人头地。郑裕彤在生意场上逐渐变得老练成熟。1946年，2l岁的郑裕彤到香港设立了“周大福分行”。他跑遍了全港各家金银珠宝行，集各家之所长用于领导分行的经营，使分行生意十分看好。但郑裕彤并不满足，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商场上‘守业’就等于‘败业’，要在不断创新中前进才能图谋发展”。到了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控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1956年，周至元将全部经营权交给了郑裕彤。因此，他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一改原有的资本结构模式，邀集同事，组建“周太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这也是香港金饰珠宝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
当时在香港，金铺比比皆是，竞争十分激烈。那时，黄金成色一律为九九金，而郑裕彤却大胆投入资金，首创制造了九九九九金，率先开创了金饰制造的新工艺，同时也领导了消费领域的新潮流，此项壮举为“周大福”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郑裕彤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市场，短短几年，“周大福”分行便已增至11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便召集所有的分行经理开会，共同研究如何开展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都排得满满的，从未有过休息日。有人说他是靠运气发的财。郑裕彤却说：“香港是个充满无限机遇和挑战的地方，机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面对挑战是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关键在你如何去辨识，有无足够的心理准备。”
当郑裕彤将“周大福”推上一个新台阶后，他又开始向新的领域进军了。
郑裕彤具有极强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在香港，郑裕彤享有“珠宝大王”的美称，而这还不仅仅指他的金饰，更有后来使他进入世界珠宝之林的钻石业。郑裕彤十分关注国际珠宝饰品的流行款式，他在观察中发现，许多极有身份的西方女士，喜欢佩戴钻石饰品，黄金饰品已不被她们所器重，得出此结论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钻石业。到70年代，郑裕彤已成为香港最大的钻石进口商，每年的钻石进口量约占全港的30％。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郑裕彤成为香港声名显赫的人物。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然而，当人们还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另一个陌生行业——房地产。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房地产刚刚起步，看好并敢于投资房地产的商人寥寥无几。郑裕彤抢先介入，开始陆续投资跑马地的蓝塘别墅并在铜锣湾三角地兴建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动乱，许多富人纷纷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郑裕彤也是这样。到70年代，郑裕彤开始在地产业大展拳脚。首先在尖沙咀兴建香港新世界中心，1982年竣工的这座恢弘的大厦至今仍然是尖沙咀的招牌建筑。这里有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还有两座闻名全球的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1986年，他又投资兴建香港会展中心。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在这座会展中心举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座建筑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并于1998年获选“全球十大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就在“新世界”在香港声名鹊起的同时，郑裕彤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内地。
1980年，“新世界”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饭店，是新世界在内地投资的第一个项目。那时候，很多港商对内地只是观望，认为风险太大，没有人敢贸然闯进内地房地产市场。郑裕彤却果敢地将100多亿砸向内地，并在后来源源不断追加投资，令众多港商咋舌。直到今天，还有人问郑裕彤：当初为什么这么坚决投资内地？回顾当时的情形，他认为：当时．内地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制度还不是很健全，初来乍到的“新世界”吃了很多亏，如果新世界迟来七八年会更好。
如今，新世界中国地产已完成全国包括17个分布于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里主要一、二线城市的战略发展布局，可供发展土地储备达1700万平方米，资产总值约为318亿港元。新世界中国地产正在进行的有37个主要物业项目，总楼面面积达1550万平方米，另外已落成的投资物业组合包括14项出租物业及4间酒店，楼面面积逾110万平方米。新世界中国地产的物业项目涵盖各种类型的住宅社区、服务式公寓、别墅、写字楼、商场、多用途综合大厦、度假村以及酒店等。在内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建立起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及沈阳为主的六大地区项目管理中心。
周大福集团旗下的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管理着在香港、内地及世界各地不同性质的业务。除了房地产，所经营的企业涉及汽车、酒店、设施管理、建筑、百货零售、公共交通、电讯、道路网、自来水、电力及金融服务业等十多个行业。
周大福集团是郑裕彤及其家族拥有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私人商业集团，集团总资产值超过50亿美元，所经营的业务遍布全世界，共雇用员工约8万人。集团业务主要由两间公司经营：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专注投资业务；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经营周大福品牌钻石金饰生意。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在香港及国内的珠宝首饰行业里，每年销售额占市场第一位。
郑裕彤先生已经年逾八旬，翻开“周大福”的创业史，每一页都有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足迹，他勤奋进取，所以得以在商场上稳操胜券。郑裕彤创下的业绩，早已传为佳话。就像郑裕彤所说：“一个人的一生，幸运碰上一两次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永远幸运。如果你希望永远幸运，你一定要付出永恒的‘勤’与‘诚’，那幸运才会常伴你左右。”
8．稳扎稳打，求实务实
温州的经营模式被称为“地瓜经济”，以市场为导向，日益细化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合作，使温州民营企业不仅具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大”的实力，从而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这是温州人求真务实精神的真实体现，同时这又得益于温州精神的核心理念。
太原华北服装城的总经理苏德生，是生活在山西人中间的、能够巧妙地把钱从山西人手中“赚走”的一个温州人。此人平素里爱剪一个平头，身高1．59米，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不认识他的人大概会把他当一个打工仔，而认识他的人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却会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苏德生年龄不大，却做了好多年的“老总”。而且，他这个“老总”不是靠继承祖辈遗产起家，而是从一个小木匠做起的。
作为地道的温州人，苏德生家住温州乐清县，祖辈都是农民。他15岁就来到了山西，在山西待了16年，如今已是满口的山西话，不知底细的人根本想不到他是温州人。早年苏德生与叔父及兄弟4人来到山西榆次，先做木匠，为人做南方式的家具。后来叔父兄弟们发现在山西做服装有市场，苏德生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起了服装生意。这是苏氏叔侄们最苦的一段创业史。在榆次，冬天下着大雪，街上没有几个人，可他仍然摆上服装摊子，指望能卖出两条裤子，卖出一条就能赚10元钱。寒风凛冽，苏德生的十个手指都快冻僵了，可他仍不敢收摊。榆次离太原不远，这儿冬天的寒冷是他这个温州人从没经历过的，瘦弱的他裹在一件旧军大衣里守着自己的小摊，与他相伴的是漫天的大雪。
第二年，他离开山西，与兄弟几个分开，到了成都荷花池摆了一年小摊。1985年他重回山西，因为资金小，大城市不敢做，就去了经济条件较差的黎城县。当时的黎城县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什么个体户，他在县贸易中心租了半个楼开始做买卖。等到后来黎城县做服装买卖的人多了后，他又到长子县去开辟另一个新市场，在长子县一待就是4年。苏氏兄弟几个约定最后在太原汇合，进军大城市。但因实力毕竟有限，当时就在太原朝阳街灵活出摊，也就是在这种“游击战”中，苏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决定立足于太原。
苏德生的转折点在1994年——苏氏兄弟在原太原市安装公司的地盘上盖起了太原市最大的华北服装城。这一举措对于苏氏兄弟来说当然可以说是改地换天，但却是他们在山西从商经历中最难的一段——华北服装城没盖好苏氏兄弟就遭遇了官司，原因是他们在准备盖服装城时，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必须挂靠一个单位。他们以每年交12万元管理费、另交100万保证金的苛刻条件挂靠了市经委下属的一个公司，但盖华北服装城的所有资金包括手续费等却是苏氏兄弟自筹。在盖了一半时，市经委下属的这家公司又突然变脸，要求分一半产权。苏氏兄弟不服，只好硬着头皮打官司，边打官司边撑持着盖服装城。官司打了一年半，苏氏兄弟觉得一定要保证入城的1000多户经营户按时开业，不然没有了信誉，以后就做不成生意。华北服装城虽然按时开业了，但苏氏兄弟的官司却亏了，一次性把150万元判给了对方。一得一失，历尽艰辛。
苏德生经营的华北服装城，现在几经扩大，仍是太原最大的，有1000多个经营户、2000多名营业员，每年税费要交200多万元，服装城里下岗职工占50％。年过而立的温州人仍不满足——苏德生还想在太原建个最大的鞋城。除此之外，他又敏锐地看到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机遇，准备西进秦川，在西安筹建一个更大的服装市场。
谈到当地百姓所谓的“山西的钱都让外地人赚走了”这种说法，年轻的温州客商说：“在机会面前应该说人人平等。相比之下，温州人在生意场上干得比较成功，这并不是说温州人就比别人聪明，关键是能吃苦。像我，从摆地摊做起，到租柜台，从小县城做到省城，可以说，做买卖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苏德生认为：在做生意上温州人与山西人的区别主要在于能不能吃苦。在温州，一个人要是整天晒太阳，啥事也不做，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有个温州人在太原解放大厦前给人补了7年鞋，赚了40多万——补鞋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要的就是吃苦精神。有一段时期内山西人喜欢吃大锅饭，老子退休小子顶替，都不想干个体户，好像做个体户不光彩，现在仍然有人看不起。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恐怕是温州人做生意重根基，能做多大生意就做多大，而且总是自己找机会。山西人做生意有点飘，什么好做全跟风，歌城火爆做歌城，桑拿好做做桑拿，保龄球火了又一窝蜂地去做保龄球。这也是懒于思考之故。
苏德生说自己初中只念了两年，现在经常感到做生意时文化不够。在有些领域虽然看到了赚钱的希望，但不懂，不敢做。苏氏公司现在也在摸索引进各方面的人才，也考虑到让一些文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来参与管理。企业大了，就要不断改变管理手段。公司准备在西安投资，就聘请了专业人员来作测算、分析，还准备搞电脑联网，都要请专业人员。企业目前需要升级，根据现代企业的操作规则来运营。
苏德生认为：人的欲望、追求没有满足的时候，人赚多少钱没个标准。但从他个人来说，赚了钱，就把钱投向社会，并不是追求个人享受，而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人活一世，如果把想做的事都做了，就会觉得没有白活。他经常想到祖父当年的教诲：人一生要多做善事，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吃多少苦，也不能违背做人的根本。最起码，要在死时不能被人骂，要让子孙们知道，你这辈子没有白活，而且要让下一代知道，你这一生活得有意义。
人们常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职业不分尊卑，就算你从事的是一份很普通很平凡的工作，只要你踏实守信，稳扎稳打，你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希望！
秦和平是温州鹿城区人，现为沈阳亚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经理，沈阳温州商会仅有的两名女性理事之一。从外表看，秦和平身材瘦弱，是个地道的江南女子；但熟悉她的朋友都说，秦和平的性格很像北方人，豪爽、耿直。虽然是个商人，但她的朋友圈非常广，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出租车司机，朋友们都亲切地叫她“秦大姐”。
秦大姐在温州商圈里是有点儿名气的。这不仅因为她是位女商人，也因为她的直性子。一些温州商人对她的评价是：无论在生意场上，还是在生活当中，都勇于面对现实，事业中总有一股特别坚韧的劲头。
1995年，秦和平来到沈阳。当时南方人特别是温州人，在沈阳名声很不好，当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处处为难温州商人。注册企业不让温州人当法人，只能聘用当地人担任企业法人；当地一些商人也不跟温州人合作，担心温州人中途跑掉。
刚来沈阳时，人生地不熟，一个弱女子在千里之外有着诸多不便。说起在外创业的艰苦，秦大姐直言外地温州人的团结和帮助给了她不少帮助。“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他们的信任。”秦和平说，有一次，一个北方人来买仪表，但他们公司有个员工将仪器销售价格报低了，但为了赢得诚信，他们只能按所报的低价销售。
刚到东北时没有固定的目标客户，秦和平便随时注意收集客户需求，一步步把销售网络建立起来了，客户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拓展东北市场，几年来，秦和平风尘仆仆，转辗于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之间。肚子饿了就随便找家路边摊，啃两个馒头继续上路。
经过近10年的奋斗，秦大姐在沈阳一步步实现着她的人生梦想。“我们的理念是不恋家，只要有商机，就有勇气走出去。”秦大姐如是说，充分利用温州人网络资源更有利于温州轻工业的发展，先是不断地往外输出温州人，最后才会有温州产品的源源不断地输出。
目前，秦大姐已经拼下了东北仪表、仪器市场，她现在主管着东北三省的仪器销售，年销售额达500多万元。努力的人终会得到回报，秦和平现在事业顺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她在沈阳不仅买了房子，还配了车子。
当我们提起汽摩配，都知道有座城市名叫温州，那里盛产汽车摩托配件，并被评为“中国汽摩配之都”。而在荆州，提起“神明汽配”，当地人也都知道，这是该市汽配行业的龙头老大，国内众多知名轿车、卡车的配件供应商。
神明汽配有限公司的厂房并不怎么起眼，旧旧的，矮矮的，但就在这不起眼的厂房里，汇聚了国内外最为先进的生产设备，从这里运出去的汽配件，年销售额接近一个亿，稳居当地汽配企业之首。这是一家很牛的汽配生产企业，一汽大众、神龙、吉利、东安、奇瑞等轿车是他的多年客户，大柴、锡柴、洛托、玉柴等卡车生产厂家称他为信得过的合作伙伴。
公司董事长郑存奎是乐清籍商人，来荆州之前，他曾是乐清一家航空制造业公司的经理，也是乐清最早投资房地产的一位房产商人。
2001年，他携巨资来到荆州涉足楼市，盖了当地最高的一座大厦，同年，成立“神明汽配有限公司”。后来，因与合伙人产生分歧，孤身一人离开拥有着1000多名员工的房产公司，另起炉灶，创办了“神明房产”，目前正在盖当地第二高的一座商住楼。
郑存奎称自己搏击商海多年，起起落落，但始终坚持着求实务实的原则，这也为他取得如今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9．独立自强，从不低头
温州人不但精明，更具备一种可贵的独立品质。温商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是做大买卖还是做小生意，都不觉得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三分。这也是温商较早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领域，从而率先致富的原因之一。
温州每年有好几万下岗职工，但下岗的温州人从来不找政府。一方面，是因为温州的市场发育较早，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吸纳了一部分人。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温州人自主意识强，从来就没有找政府的习惯。温州人说：“自己的事情，干嘛找政府？找市长不如找市场。”在温州人的脑子里，从来没有遇到困难就去寻求别人帮助的依赖思想，他们总是认为要想创造幸福，只有依靠自己。
“洁厕精”的发明人王麟权就是一个下岗职工。
对于下岗，王麟权没有怨言，勤奋自立的意识他自然是有的，他所愁的只是自己找不到创业的门径。有一天，他家的坐便器堵了，怎么也弄不通。心情本来有些烦躁的王麟权就和坐便器较上了劲，非要把它弄通了不可。开始时他乱捅一气，忙活半天也不起作用。王麟权便开始琢磨这坐便器的事：自己为坐便器阻塞所苦，天下有多少人没准也有同样的烦恼，若是鼓捣出个什么专门疏通坐便器堵塞的东西来，岂不是救了大家的急？
刚这么一想，王麟权立即意识到这里面的商机，于是便开始研究起来。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陶瓷厂工作，天天和卫生洁具打交道，有过接触化学试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激励着他锲而不舍。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了专门用于便池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两种产品。
“洁厕精”和“塞通”研制成功后，王麟权一边挂出公司的牌子加紧生产，一边申报专利保护。由于产品对路，需求甚大，自然也就销路大开。而当时还没有其他厂家生产同类产品，王麟权的产品迅速行销国内市场，尽管公司规模一再扩大，有时还是供不应求，订单堆满抽屉，都来不及生产。自强自立的精神使王麟权最终成为温州商界巨子。
不等、不靠、不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坚信创业是一种仰赖于个人奋斗的行为——作为创业个体的温商就是这么做的。也正因为从不依附于别人，立足于个人创业，温州商人才有着一种似乎是天生的自由的心境、自由的意志、自由的精神，这种素质正是创业所必备的。
温州青年尚虎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自小兄妹三个，父亲多病，家中重担压在柔弱的母亲身上。为此小尚虎很小就懂得了要自立自强，靠自己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道理。1997年，尚虎高考落榜，他考虑到家中的生活艰难，没有听从父亲去学校复读的意见，而是随在北京某酒店当保安的表哥来到了北京。可是他发现，像他这样没文凭、没技术的外来打工者在北京找工作是很难的。但他并不想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北京。于是，他就到处寻找财路。这一天，他看到一位老人把一盆花扔进了垃圾桶里。“好好的花为什么扔掉呢？”他走过去问。老人无奈地说：“养久了，花盆中的泥土越来越少，只能扔啊！”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尚虎一想，既然城里人养花缺少泥土，那何不从自己居住的郊区给他们弄些泥土来卖呢？也许，这样也能赚到钱！于是他试探着说：“您这花扔了多可惜，我住的地方有泥土，我给你送点泥土来。”老人听了很欣喜，忙说：“真的？”
第二天早上，那位老人果然在原处等尚虎。见他真带去了泥土，连声道谢，并且付给了他15块钱。
北京的泥土竟这样值钱！尚虎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于是，每天一大早他就装上一大袋泥土，到大街上或居民小区叫卖。但几天以后，他失望了：根本没有一个买主。他想了好几天，终于弄懂了一件事：只有养花的人才会买泥土，而他们一般都把花放在阳台上，如果先在楼下观察谁家的阳台上摆了花，再向这户人家推销泥土，不就省劲了吗？有了这个主意，他又提着泥土出发了。
这招也并没有改变现状，他奔波了整整一天，只卖了四块钱。此外，许多小区的保安见他穿着破旧，而且四处张望，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将他驱赶出来。
那一晚，他久久无法入睡。他终于明白，不管卖什么，让人家接受自己才是最关键的。于是，他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个旧手机，还印了一盒名片。他心想：喜欢养花的人多半也会志趣相投、互相来往，只要认识一小部分养花的人，就可以通过他们去认识另外的一大部分人。这一招还真管用，不到半个月，他每天至少要接十几个业务。一天下来，就有几十元钱进账。
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他接到的业务慢慢地少了。他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此，他特意询问了一个以前买过他泥土的老人。老人说：“小伙子，你卖给我们的泥土里没有什么养分，时间一长，花就又枯了。你说大家还会买吗？”他这才明白泥土里还有学问呢。
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后，他立刻就去书店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学习。他这才知道，原来花盆里的土是要加一定比例的肥料的。看了好几天，他慢慢摸索出用肥的门道了。之后，他特地买了一些包装纸将泥土包装好，注明“高肥花盆土”的字样，然后再去兜售。这样一来，他所卖泥土的价格相对于以前提高了几倍，买泥土的人却比以前多了很多。到了月底，除去肥料、生活费等一切开支，他净赚了3000多块钱。
3个月后，尚虎接到的订单又多了起来，有时候一天能挣500多元。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和稳住顾客，他就租了一间民房作为自己卖泥土的基地，并在泥土的配方上下足了功夫。他先后推出了甲类、甲类A级花盆土等多种品种，分别标明富含钾、磷、氮等元素，适用于种植月季、菊花等不同的花卉。他还聘请了一位农科院的技师做顾问，为养花人解决实际问题。后来，办起了自己经营“花盆土”的公司，将泥土推销到了京城各处，总资产竟然超过1000万元。
正是凭着一种独立自强、敢于创业的精神，才使许多像王麟权、尚虎这样一度挣扎在贫困之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面对贫困，温商从来不会灰心丧气，放弃努力，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行动起来，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那些胸无斗志，怕苦畏难的人，受穷是必然的。一个充满着强烈求富欲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贫穷与富裕都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固定不变的。
穷不可怕，穷就要思变，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贫穷的状况。这里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创富，去不懈追求。
只要永远保持一种不安于现状的心，即使面对贫困的处境，凭借自己的能力，努力去做，也能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勤劳吃苦的温商有许多是靠“一身薄技”，诸如补鞋、裁缝。温州一位普通的城镇妇女就是凭借一手做菜的“绝活”走出了贫困。
陈兰是一位普通的温州家庭妇女，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仅靠老实的丈夫在一家工厂做工，所得工资并不丰厚，一家4口的生活甚是拮据。陈兰决定自己动手，改善目前家庭经济困难的现状。一个偶然的机会撞上门来。这天傍晚，丈夫邀了几位朋友，说是到家里来玩玩，陈兰便去准备晚餐。其实，朋友来玩是丈夫虚晃一枪，请朋友品尝陈兰做的菜肴才是真。陈兰有一手很好的烹饪技术，但这么匆忙，丈夫事先又没交代，有朋友来吃饭，也没做什么准备，陈兰只好随便做了几道家常菜。但就是这几道家常菜，令丈夫的朋友吃得赞不绝口。有个朋友心直口快，对陈兰说：“你的烹饪技术最低都可拿个二级厨师职称，开家餐馆，顾客一定会很多。”
另一个朋友也附和说：“我走南闯北，跑东窜西，吃到这么好口味的菜并不多。”陈兰听了朋友们的夸奖，心里自然高兴。但她觉得马上就去开家餐馆，从自己的技术方面考虑，条件是具备了，而要租铺面，添设备，资金就一时难于解决。想到开餐馆的这两个条件，她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这时，她看到朋友们酒兴正浓，便想去做一些点心送上桌再给朋友助酒兴，于是又下厨房去了。
不久，当陈兰再端着点心上桌，朋友们先闻着香味，再品尝到味道，又是一阵叫好。于是又有朋友说，你开家食品店，就卖这种点心，保证能赚。陈兰说：“我是想开个食品店卖点心，就在家里做，只要早晨在门口租个摊位就行了。”
这样，陈兰便每天早晨出摊卖起自制的点心了。她规定，一次做10斤面粉。由于她做出的点心色香味俱全，早上摆出去，采取薄利出卖，很快就卖完了。到后来，一些顾客熟了，来迟了见没有了点心，还会到她家里来寻找，往往把留下给自家人吃的点心都一起拿走。有的顾客要她多做一些。陈兰不多做，说是留下一些市场余额，创造第二天快卖的机会。
陈兰卖点心，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所赚的钱比丈夫的工资要高出3倍多。陈兰觉得，卖这种点心虽然赚钱，但仅仅只能帮助一些人解决早餐的问题，若是作为一种商品向社会行销，没有品牌的名分，这就有困难了。于是，她开始琢磨创办起自己的点心专卖店，取名就叫“兰心糕点屋”。
从此陈兰走上了致富之路。
贫困有时像一顶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透不过气。但是成功的商人却不畏惧贫困，他们总是将贫困视为一种激发自己改变现状，努力寻求赚钱机遇的外在因素，于是他们能从贫困中奋起，从贫困中创富。因为要强自尊的商人不想因贫困被自己的乡亲们视为懒惰、无能，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羞辱，只有铆足了劲由贫困走向富有，才能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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