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参试人员其实从上午就开始进入工作岗位了，中午只是在机房或发射场加了顿便餐，加之近一时期来一直没有吃好睡好，因此，谁都需要好好“加注加注”了。可悲痛的泪水似乎已把每个人的肚子填饱了。尽管有的早就饿了，但没有食欲。甚至那人人见了都会嘴馋的五粮液摆在桌上，也视而不见，连盖儿也无心打开。
在航天部试验队的宿舍里，悲痛的气氛自然更为浓烈。几位专家躲进一间死死关紧的小星，相互抱头痛哭。人们无心吃饭，无心抽烟，更无心喝酒，甚至连了堂的门也懒得迈进，大多数屋里的灯光都悄悄灭了，一切语言都显得是那样的多余，只有黑夜在同情地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西昌“腾云楼”宾馆专为贵宾和中外高级专家们准备的上等宴席、同样早就凉透露，也依然无人入席。
而就在此刻，离发射场不远处的协作大楼里，一个上层人物的紧急会议正在进行。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发射突然受挫，他比一般人更深知其利害关系，因而内心自然更为沉痛。但这位铁血汉子在发射场风风雨雨几十年，早就磨练出了一副坚强的性格。他宁肯让泪水咽进肚里，也决不让它流出半滴。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坐在床沿上，彼此更是焦虑万分。虽然现在箭体的故障尚待查明，但问题的，大致范围已经明了：故障出在航空航天部研制的火箭上。身为该部的两位部长，其心情可想而知。
卫星测控系统部部长李宝铭刚从发射场上赶回来。发射失败后，他最先赶到了发射现场。当他刚同基地的几位指挥员商定了抢救方案后，很快又被沈荣骏一个电话召了回来。他站在窗前，风尘仆仆，一脸花黑，领口和衣袖间都还散发着浓烈的燃料气息。
会议开得很短，决策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确保“澳星”、火箭和发射场的安全。
但在议论到当晚的宴会是否还举行时，几位头头都有些作难。
现在，宾馆的宴会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宾全都留在了这里。宴会是继续举行？还是干脆宣布散伙？举行，情调自然不对，场面也会尴尬；但不举行，岂不被入视为懦弱，更为丢人？
“我觉得这宴会无论如何，还得举行。”沉默片刻之后，李宝铭部长建议说。
沈荣骏副主任想了想终于表了态：
“对！没有别的选择了，今晚的宴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得去。这次请了这么多的外宾，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应有的姿态，才好有个交待。”
“是啊，大幕既然已经拉开、这台戏我们就得唱到底。”林宗棠和刘纪原两位部长，点头表示同意。
沈荣骏赶紧系了系领带，催促说：
“那就快走！”
“不行，得等一等，好歹也把脸洗干净。”李宝铭指了指自己花黑的脸说。
“对，先洗把脸，再换上一套西装！”沈荣骏说，“受挫可以、但精神不能垮！待会儿在宴会上一定要把精神提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
片刻之后，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前往西昌“腾云楼”宾馆赴宴。途中，两人开始商量：宴会如何安排？谁先讲话，谁后讲话？如何做好外宾的接待工作？
宴会原定是9点半开始，等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赶到宾馆时，已近10点了，这时，人们才开始礼节性地入座。
宴会由李宝铭部长先讲话。他站起来、欠了欠身，环视了一眼几百名阴沉着脸的贵宾和专家们，不知怎么搞的，心里陡然冒起的是一股难言的酸楚。
本来，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他，应该是高举酒杯，放声致贺！可现在，他却只能强咽泪水，作礼节性的发言了：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西昌观看‘澳星’发射，同时还不顾旅途疲劳，一到西昌便参观了我们的发射场。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三助推器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导致发动机紧急关机。目前，现场正在做两件工作：一件是保护好‘澳星’，保护好现场；另一件是组织专家尽快查找故障原因和制定新的措施。由于今晚没有发射成功，我们深感……深感对不起大家……”
李宝铭部长讲到这里，突然讲不下去了。
此刻，澳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福先生就坐在李宝铭的眼前。望着吴福先生那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李宝铭心里更感到一种负疚的沉痛。吴先生这次刚到发射场时便对他说：“我到中国来，有两件事最令我深受鼓舞：一个故宫，它使我看到中国曾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的卫星，它使我看到中国又有一个辉煌的现！”失败后，吴先生又拉着他的手说：“这次没有成功，下一次我一定还要来！”
想到这些，李宝铭部长又激动起来，他强咽了咽泪水，又继续往下讲，虽然声音有些沙哑，却显得悲中有壮：
“但是，现在‘澳星’完好无损，火箭也没受到多大损伤，发射场和设备、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气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故障的原因，继续组织再次发射！到那时，我们、我们一定……一定还请大家来！”
有掌声响起，却不响亮，也不热烈。
几位外宾的叉子已经握在手里，又轻轻放回桌上；
几位女同胞，掏了手巾掩住嘴唇，发出了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宾馆的几位小姐，也在旁边偷偷抹开了眼泪。
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他说：
“……我们见到了中国技术人员高超的技术及果敢的决断，他们挽救了一场大的灾难，火箭及卫星仍然完好，我相信经他们小心查探后，‘澳星’会再次升空。我感谢工作人员的合作！”
随后，长城公司的总经理唐津安也讲了话。唐先生就是“澳星”实况转播时，最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用极其悲痛的声音宣布“澳星”发射失败的那个人物。从他当时那双深含着泪水的眼里、人们不难看出，他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悲痛！‘澳星’是商业性发射，双方均有合同在先，动不动就得赔款。何况下一步到底将对今晚的发射做出何种裁决，一切尚在不明之中。可想而知，唐先生此刻手中端着的酒，该是何等的又苦又辣！
讲话结束，晚宴在伴有极其压抑的哽咽声中开始。
李宝铭部长刚一落座，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便来到身旁，小声说道：
“李先生，有急事相商李宝铭部长、唐津安总经理和陈寿椿副总经理等中方首脑人物，又随着斯坦豪尔匆匆离开，了宴席。”
这时，有人发现，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两位代表，均未到场赴宴。
有人说，在‘澳星’发射失败的那个晚上，王德臣像瘦了一圈。
这话并不夸张。
你想，一个火箭的总设计师，当6亿中国人以及无数港澳同胞、异国朋友坐在电视机前，－心一意等着你设计的火箭升天，而你的火箭却偏偏一动不动时，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虽说责任不完全归你，但无论哪个系统出了问题、不管直接责任该由谁负，你是这枚火箭的总师，无论如何也是“在劫难逃”了。
因此，在那个难堪的夜晚，心灵上受打击最重的，或许就是王德臣了。尽管作为总师的王德臣，的确有一派大将风度。但在火箭愣是不起飞的那一时刻，什么风度恐怕也只能是硬撑了。
其实，据他的秘书说，王总在发射“澳星”那天临出发前，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一次。
的确，对那次发射，王德臣充满自信。而这自信还绝不是硬撑出来的。他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就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接着就跟苏联专家学导弹。他虽是飞机设计专业，却一直搞导弹设计，从“东风”系列到“长征二号”系列。“长二捆”火箭虽然在中国尚属第一次，但首次试验发射时，它毕竟写下了成功的历史。这就证明火箭在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案上，原则上没有问题。何况，这次在地面做过300多次试验，火箭到了发射场之后，直到临发射前也没发现问题。
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必然中总是潜伏着偶然，都认为能成的事情恰恰就是不成。而且，失败又失败得如此的大出所料——火箭原封不动，连发射架都没离开一分一寸！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火箭总师的王德臣，对每一次发射，都必然会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都必然会产生种种隐忧。这次同样如此。比如，火箭上天后，能否按时拐弯？一级二级能否按时分离？分离后的火箭能否准确入轨？入轨后的火箭能否按时与“澳星”安全分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然在他的忧虑之中，但点火后的火箭竟然无视天下众生，老练得如同一位千岁老人，打个盘腿坐在那儿，连动都懒得动弹一下——单就这一点而言，王德臣（包括许许多多的专家）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没有想到的，或者至少说是没有足够理由去想到的。
那晚、他坐在指挥大厅。当他从大屏幕上看见火箭点火失败后，便很快带着秘书，驱车赶到了发射场。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因晚上山里天气冷，王总身上只穿着单衣，我特意塞给他一件毛衣，可后来发现，毛衣被他仍在了车上，竟忘了穿！
王德臣到发射场察看了现场后，很快便组织人研究如何相反程序，即如何按相反的程序来处理现场。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如此情况，所以没有预案。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舍。
他一回到宿舍，一声未吭，便仰身躺倒在床上。他住在一楼，进门后，没有关门，没有脱衣，没有脱鞋、就那么重重地躺下了，闭着眼，一动不动。秘书说，甚至连灯也忘了关。
其实，他没睡。他无法入睡，也不可能入睡。
我们无法知道躺在床上王德臣在那个不眠的夜晚到底都想了些什么？也不清楚那个夜晚他心灵上的痛苦究竟大到了何种程度？但由此可以肯定的另一个问题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典故，绝非历史的虚构。
因为，第二天有人发现，壮壮实实的王德臣不仅瘦了一圈，而且那本已斑白的头发，似乎又多了一片。
一连几天几夜，他忙于分析查找故障，始终沉默着。其实，他能说会道，善讲善辩。一般场合，他寡于言谈，一时兴起侃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一把好手！难怪早在20年前，当他还在某厂工作时，工人们便都叫他“王铁嘴！”
你想，围绕“澳星”若干问题，中美双方先后共进行了十次技术协调会，而每一次会上，都是舌枪唇剑，你来我往。美方先后曾提出大小几百个难题，主讲者都是王德臣。要是嘴皮子上没点功夫，能行？
但‘澳星’失败后的王德臣，的确沉默了，话也少多了。而且，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竟也在百般紧张的工作中稀里糊涂就改变了——
王德臣没什么业余爱好，兴奋点几乎全都被火箭这位“恋人”勾去了。这位黑土地上长大的东北汉子、年轻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体育。打球、溜冰、赛跑，样样都厅。还在齐齐哈尔念高中时，他听说“美国佬”在朝鲜战场凭着先进的飞机，控制了整个制空权，因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就立志要报考航空学院，将来为自己的祖国设计飞机。于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他顶着＃寒，每日冬晨，坚持在雪地里长跑。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后改为北京航空学院）。
进大学后，他的业余爱好还是体育。他是足球队的队长，跌跌撞撞，拼拼杀杀，输输赢赢，挫折与失败，伤痛与苦难，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更强健了魄的心智。
但，随着年华的流逝，随着生命的削减，随着繁忙的工作愈加繁忙，随着沉重的日子愈加沉重，当中国的火箭一天天强壮起来时，他的身体却一天天衰弱下去了。
他的秘书曾专门查过他的病历：1957年至1990年33年中，他只因1958年拉肚子住过一次医院，这一方面说明他过去的身体的确很棒，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没时间住院。
但近几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在1990年“长二捆”火箭首次试验发射时、他因燃料中毒住进了医院，之后身体便急转直下，本来无论是航天部还是研究院的领导，都让他自选地方，去疗养疗养。可疗养的地方有的是，他就是没有时间。至于体育活动，他早就顾不上参加也无力参加了。
但他对体育的兴趣依然不减。只要有重大的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他每场必看（只要工作离得开）。秘书说，要是一有比赛，王总总是提前告诉别人：注意看啊，今晚有比赛！
比赛开始时，他便一人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津津有味。有时，等他看完－场比赛，已到夜半，可正处于高度兴奋中的他，也顾不上别人是在睡觉还是没有睡觉、便会从自己的房间跑出去，敲开别人的房间，告诉别人比赛结果。然后再对这场比赛评头论足，大侃一通，直到侃兴已尽，方才问屋睡觉。
但足球比赛毕竟有限，不能保证每天部能一饱眼福。再说他长年奔波在外，电视机又不能随身背在背上。于是，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他又有了一个业余爱好：喜看武侠小说。
王德臣爱看武侠小说，远近有名。无论是金庸的《鹿鼎记》，还是梁羽生《绝代双娇》，他都爱不释手。出门时，他的工作包里，总要塞进一两本武侠小说。坐火车、乘飞机、住旅馆，途中总免不了要看上几章。平时工作之余，只要一有空闲，他也会抓紧捧读。午休和晚睡前，翻上几页才睡觉，更是成了陈多年的习惯。甚至连蹲厕所，他也照看不误。
要是出差在外，晚饭后，他不逛商场，不进舞厅，却专逛街头书摊。他在书摊上寻来找去，一旦发现有好的武侠小说，便买下来。只要书好，即便经济有限，也欣然解囊，在所不惜。
而且，真本伪本，他一看便知；好坏优劣，他一目了然。若是你陪他一起逛书摊，他会告诉你，谁谁谁的书最有看头，谁谁谁的书写得精彩，什么样的版本是真本，什么样的版本是盗本；哪位作者的书唬人，哪位作者的书有劲：哪些没意思，哪些值得买。要是碰上他兴致好，还会为你吹上一段武林中的传奇故事，然后再把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大侃特侃一通。
等回到火箭院，他便将在外面获得的有关最新的武侠小说信息、传递给同评，并向其他专家和师傅推荐一些好的武侠小说。他说，搞科技的人生活太单调，看看这些，不费神，又可换换脑筋。
因此，他除了继续享有他“王铁嘴”的绰号外，近些生又荣获一个新称号：武侠高手！
王德臣喜看武侠小说，缘由何在？传说响一次他回到家里，听上中学的女儿讲：“不读金、梁、古，纯属二百五！”“金”指金庸，“梁”指梁羽生，“古”指古龙。于是便去找来几本港台武侠小说随便翻翻。谁知这一翻就翻上了瘾，从此，兴趣便愈来愈浓、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么，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仅是出于一种兴趣吗？
是。恐怕也不全是。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强烈的悲剧性！明枪暗箭、刀光剑影、杀机四伏、险象环生。它向读者展示的，是鲜血淋淋的人生！尤其是金庸的小说了，写人生悲剧美的境界，可以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人类为了进军宇宙所从事的航天发射，其最大的特点恰恰同样是强烈的风险性——悲则性！发射场虽不是战场，却胜似战场，同样充满了生生死死血血火火，同样潜伏着光明中的暗影和壮美下的陷阱。一点微弱的火星，可以引起燃料爆炸；一颗小小的螺钉，可以导致发射失败：一段程序的错乱，可以让火箭从空中栽落下来；一个手指头的失误，可以造成箭毁人亡，让发射场在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
可见，航天发射这一事业本身，就决定了它的风险性和悲剧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除了向人们展示辉煌壮美的一面之外，另一面所展示的，同样是鲜血淋淋的人生！它与武侠小说中所揭示的这一悲剧的同构性，或许正是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的真正内因。
于是，王德臣看武侠小说，除了娱乐消遣之外，他总能从中体味到一般人无法体味到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层的悲剧意味！
他在发射场、研究院、试验室风风雨雨几十年，硝烟与烈火，燃料与毒气，挫折与失败，曲折与艰难，使他对人类与自然都有了更深层的感悟。于是，他一旦读起武侠小说来，当他潜意识中的悲剧意识与小说中的某一点相碰并沟通时，竟能读出泪来！
但，“澳星”失败后，他竟中断了武侠小说的阅读。
失败的阴影笼罩着他一颗沉痛的灵魂。
瞬间的偶然改变了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或许，他的确没时间；或许，他怕武侠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触动他某根敏感的神经了或许，他不愿让小说中那血淋淋的故事再从他脑海中勾引出世界航天史上那血溅天疆的一幕幕。
总之，武侠小说是无法再看了。
从发射场回到北京的王德臣，很快在一个上午走进了航天部刘纪原副部长的办公室。他屁股还未落座，便冷不丁甩出话来：
“刘副部长，罚吧！我全认了！”
刘纪原副部长莫名其妙：
“罚什么？”
原来，王德臣听秘书讲，航天部曾在“澳星”发射前有过规定：如果“澳星”发射成功，奖励火箭总师人民币1000元，要是发射失败，扣罚三个月工资外加半年奖金！为此，他今天便主动找上门来。
王德臣见刘副部长没明白自己的话意，忙补充说：
“部里不是订了奖罚制度吗？既然订了，就执行。扣吧，应该的。只是老于是快离休的人了（指研制总指挥于龙淮），他的就别扣了，都从我一个人的工资中扣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组织分期扣款，不要把一个月工资全部扣完，不然我就该饿肚子了！”
“澳星”失败后，西昌市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街头巷尾，几乎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西昌、四川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特别是在西昌，在军界排居老大，自然当之无愧。过去，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在西昌市里也是举目皆是。
而且，当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战士）出现在西昌市里时，一般来说，都要比别的部队的军人要显得神气，自我感觉也更为良好。你有什么办法？中国发射的近十颗同步通信卫星，都是从他们手上发射上天的。若单从发射角度讲，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次次成功。而且，更令世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在1990年4月7日，他们还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上了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从那以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更是卫星上桂喇叭——名声响遍天下了。基地的人别说出现在西昌市里，就是出现在别的场所，人们都会尊敬三分。而且，除了尊敬、信任、热情之外，还有求必应。
比如，要是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人坐在火车上，开始肯定不会有人理睬他的存在。但如果当有人偶然对他问上一句“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而他只轻声回答一句：“俺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那么问的人就有可能掏出红塔山或者希尔顿，热情地为他送上一支，说：“兄弟，辛苦了，来，抽上一支！”然后为他送上香蕉、苹果或者雪花梨，甚至还会将靠着窗户的位置让出来，让他坐在那里，自己才感到过意得去。接着、人们还会纷纷围拢过来，热情地向他问寒问暖，神秘地向他打听这打听那。于是，只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会从“傻大兵”变为上等客。如果是一位女技术员或女战士，那局面恐怕就会更优美动人了。
又比如，要是有人没搞上卧铺票，临时钻进了卧铺车厢里，当晚上列车长要将无票人员统统赶出车厢时，如果他礼貌地对车长说上一句：“车长同志，我是西昌发射基地的，能不能照顾我在这里坐一晚上？”那么，列车长就会客气地说：“好吧，你们是打卫星的功臣，就照顾一次、下不为例。”要是他运气不错，遇上一位喜欢看发射而又不是势利眼的车长，那不但不会被赶出车厢，而且还可能被车长叫到边上，乘没人时贴着他的耳朵说：“照顾你，打卫星的兄弟，还有一张卧铺！”
因此，有不少干部和战士出远门（尤其是进西昌），当觉得需要和有某种意义时、总是喜欢自我广告一下：“我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做此广告时，一般声音都很洪亮，说得潇洒自如，理直气壮，语气中总是含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而且，自我感觉一般都很良好。
而外界的人们，对基地和基地的人们也的确怀着一种崇敬之情。尤其是西昌市里的有些姑娘，过去对基地的“大兵”并不感冒，但随着卫星从西昌一颗又一颗地升起，随着基地的牌子越来越响，姑娘们的眼里也就渐渐开始有了别一样的光芒，而基地“大兵”们的身价也就开始“水涨船高”起来了。
据说，基地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在西昌找了个姑娘，姑娘第一次把这位技术员领回家里，当姑娘的母亲一看未来的女婿是个“大兵”时、便满脸的不高兴，后来一问，小伙是发射卫星的技术员，很快便双手补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
但“澳星”发射失败后，那感觉可就大不一样罗！
一夜之间，发射基地的人都有了一种内疚的心理，许多人部不好意思去西昌。有的人急着要进西昌办事，也都换成便衣。而且就是穿着便衣走在西昌街上，浑身都有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仿佛四周总有无数双蔑视的眼睛在盯着似的。过去走在冲上那种得意洋洋、飘飘然然的感觉，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因此，一连好几天，据说西昌市里很少看见穿军装的，上街买菜的军人，都像开过会似的，一律换成了便衣。整个西昌市，绝对听不到过去常常听到的那句话：“我是卫星发射基地的！”
据说有的同志连发的工作袋也不好意思拿出去用了，因为怕老百姓认出自己是基地的人。甚至有的战士还不无担忧地说：“进了西昌，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会不会挨揍哟？”
有几位探家的战士坐在火车上，当听到旅客们都在纷纷议论“澳星”失败之事时，一个个都缩紧了脖子，感到脸红发烧。当有人问及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时，有的说是西藏的，有的说是成都军区的，支支唔唔，反正就超不说是西昌发射基地的。要是过去，一听有人议论发射卫星，恐怕早就胸脯一拍：“我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
有几位正在杭州参加某个会议的干部，当在电视上看到“澳星”失败后，当晚连饭都咽不下去，而且一夜难眠。甚至第二天就守在房间里，连会议也不好意思去参加了。
特别是发射站的干部和战士们，在失败后的好几天里，不少人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战士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下一步这颗“澳星”到底还让不让中国发射？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失去了信任，将“澳星”另找婆家、不再让中国发射，那他们将永远失去一次重新证实自己力量的机会。就像一个运动员，第一次失败了，最担心的是怕自己失去下一次参加比赛的资格！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变得更为奇怪了：过去不少连队常常收到一些假电报，内容不是父亲去世，就是母亲病故。可“澳星”发射失败后，一封假电报也没有了。而且，电报明显减少。即便有的家里真的来了电报，收报人也悄悄将电报藏起，不好意思去找领导。
有一个战士，母亲病危来了加急电报，可他将电报压到枕头底下，就是不向连里请假。后来指导员知道了，问他为什么不清假回家，他吭哧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澳星’没打成功，我回去了，要是村里的人一问起来，我、我怎么交待嘛？”
还有些战士，由于长期住在深山沟里，远离西昌一百多里地，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西昌，有的甚至好几年都没去过一次。因此，“澳星”失败后，连队领导想利用这点空隙让有的战士去西昌逛逛。可他们就是不去，说：等把“澳星”打上去再说吧，现在去实在不好意思！
“澳星”失败后不几天，司令员胡世祥面对一斤半大红枣，感到为难。大红枣是“澳星”失败后山西太原一位叫李文文的同志寄给基地的，并有这样两句附会：一颗红枣一颗心，请亲人收下！
在此之前，胡世祥曾经收到过一封电报：“长城奇耻，国人心寒”。当他捧着这封电报时，手部在发科。事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恨不得把电报上那八个字录写下来，挂在我的办公桌前，让它时时提醒告诫我、一定要卧薪尝胆！”可想而知，“澳星”失败后，胡世祥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沉痛！但作为一名指挥员，即使天塌下来，他也必须咬牙顶住。他白天强装笑脸，连流泪也只能晚上偷偷背着人流。
一连几个晚上，他无法入睡。作为一个从几岁起就在大冬天里打着赤脚拣煤渣的铁路工人的儿子，他曾饱尝了家境贫寒的滋味。科技不发达，国家就难以强大：国家不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就无法直起腰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已想了几十年！
由于人们并不了解研制火箭和发射火箭完全是两个部门，因此几千封信件和电报全部一齐对准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甚至有人直接点名问“罪”：
“胡世祥，‘长二捆’怎么了？”
面对全国父老乡亲的各种来信，他深深为之感动，无论是安慰还是理解，不管是责备还是臭骂。他说，有人骂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爱到了恨的地步！
因此，面对这远方亲人寄来的大红枣，他胸中翻腾起的，是一种愧对人民养育之恩的复杂感情。
这大红枣该怎么办呢？
存放起来？会坏。送给连队的战士？又少了一点。最后，他想到幼儿园。
是的、孩子代表着未来。中国未来的航天事业，还要靠孩子们去承担。把这发射失败全后寄来的大红枣放进他们的嘴里，咀嚼起来或许别有一番意味。于是，胡世祥把这一斤半大红枣送给了基地幼儿园。
幼儿园的阿姨们接到这大红枣，心头平添的并非是喜悦，反而是几分沉淀。
尽管这枣只有一斤半，但她们捧在手上，却感到极有分量！虽然这些阿姨们远离发射场，未能直接参加“澳星”的发射任务，但哪一次发射不牵挂着她们的心！何况，她们的丈夫都在基地，有的就在发射第一线。
而且，她们知道，自“澳星”失败那晚起，孩子们都像患了流行感冒，一个个都减了精神。别说比较老实本分的孩子少了几分天真几分活泼、就连那些平常十分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一下变得乖乖听话起来，仿佛孩子们一夜间全都长大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叫阿姨们感动的呢？她们比谁都了解，这儿所有的孩子们，几乎全都生在发射场，长在发射场，他们对发射场那祌从娘胎里就烙下的感情，外界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的父母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呆在大漠或者山沟。除了发射场，孩子们几乎无处可去，除了观看发射，孩子们几乎什么也看不上；发射场，成了孩子们心中最迷人的童话世界。在发射场上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卫星和发射架的，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发射时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的。他们从小就看，甚至有的裤裆里还夹着尿布时就开始了观看。
因此，看发射火箭、成了孩子们人生的一大乐事；看发射火箭，成了孩子们枯燥的日子里最美丽的梦幻；每看一次，就像过了一次年。
而且，他们每次看到的，都是胜利，都是成功，都是鲜花，都是笑脸，都是彩旗，都是锣鼓，都是飘香的杯酒和那噼里叭啦放不够响不完的鞭炮！
然而，这一次，那美丽的梦幻飘走了，那童话的世界粉碎了，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不见了。
孩子们无法接受失败。他们那幼嫩的心灵还难以承受失败。他们虽然什么也不问，但从父母和阿姨们的眼里，似乎早已悄悄读懂了一切；他们什么也不讲，什么也不会讲，但只有阿姨们最清楚，孩子们的心里比谁都更难受。
一个工程师的儿子，平时调皮得不能再调皮了，野得不能再野了、也贪玩得不能再贪玩了——有时从早上一出门，就可以在外边疯上一天。可“澳星”失败的第二天，不知怎么回事，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小伙伴，叫他出去玩就是不出门。他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上托住个玩具飞机，始终望着天空，不吭不哈，整整犯了一天傻。
另一位工程师的儿子，从来就不好好吃饭，喝饮料却比谁家的孩子都自觉。用他妈妈的话说，是个“见饮料就不要命”的孩子。而且，不光在家里馋，在外面更馋！“澳星”发射那天，为了看发射，整整一个下午在山上没喝一口水。发射失败后，他随一个叔叔从山上回到饭堂。当叔叔见他渴得实在不行了时，便从摆好的宴席上拿了一听健力宝塞到他的手上，可他竟趁叔叔不在，又踮着脚尖走过去，将健力宝偷偷放回饭桌上。
一个只有4岁的小女孩，发射失败后，她刚从山上下来、就独自闯进机房，扑进妈妈的怀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
“妈妈，为什么要失败呀？为什么要失败呀？”
失败，像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击碎了航天城孩子们往日天真的梦幻；
失败，像一条游动在孩子们脑海的毒蛇，给孩子们造成了心灵的恐惧。
于是，面对这一斤半大红枣，阿姨们同样感到了为难。该向孩子们述说些什么呢？
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懂得这一切？
或许，生活本身更能教会他们。
于是，阿姨们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只向他们讲述了这大红枣的来历。然后，每人一颗，将大红枣分别发在了孩子们的手里。
孩子们把大红枣捧在手心，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却谁也舍不得吃。
一位5岁的小女孩，将发给自己的那颗大红枣带回家里，悄悄放在自己的小枕头边上，每天偷偷看上几眼，就是不吃。
几天后，等她妈妈发现时，大红枣已经蔫了。妈妈拿起大红枣，问女儿：
“你怎么不吃？”
女儿从妈妈手里接过大红枣，想了想说：
“妈妈，这是‘澳星’失败后，一个阿姨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寄来的。我……舍不得吃。”
妈妈抱住女儿，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澳星”发射失败的第4天，一列从西昌开往北京的专列火车即将起程。
专列停在距发射场30余里的漫水湾车场。漫水湾是当地有名的风沙湾，每年风季一到，风沙弥漫，尘土飞扬，人们行走起来都很困难。据说，那天的漫水湾车站没有风，是个阴天，但，比有风还冷。
在西昌参加发射任务的部分航天部研制人员、各自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将同伤痕累累的“长二捆”一级火箭一起，随同专列返回北京。国防科工委和西昌卫星基地有关专家与领导，以及发射技术人员，专程前来车站送行。
这是一次少见的带有几分凄凉与悲壮的送行。天气阴沉，一片清冷，平时吵吵嚷嚷的火车站静得几乎听不见什么声响。
人们相互紧紧拉着手，彼此默默注视着对方，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一句也讲不出口。没有任何语言，只有反反复复地握手。要说的一切的一切，仿佛全都包含在那紧紧的握手之中。
本来，发射站的同志还特意准备了鞭炮，想在这送行之际，为航天部的专家们放上几串，让他们高兴高兴。可当彼此泪眼相望，双手紧握时，不知怎么搞的，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为了怕再刺伤火箭研制者们的心，他们只好又将鞭炮悄悄收了起来。
汽笛一声长鸣、打破了车站沉闷的气氛。专列即将启程，航天部的专家们开始登车。“长二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再一次返身回来，含着眼泪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
于龙淮已是61岁的老人了。“澳星”失败后，一连几天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作为研制这枚火箭的总指挥，从组织、协调、指挥、生产，到火箭出厂、安全运到发射场，他不知粍去了多少心血。两个月前，当“长二捆”火箭从北京乘坐专列来到漫水湾车站时，迎接的场面是那样的喜庆热烈！“长二捆”是那样的威风凛凛！可现在，“长二捆”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如同一个出征的战士，枪炮刚一打响、便躺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他，恰似一位打了败仗的指挥员，现在不得不带着受伤的队伍离开前线了。
人们望着明显衰老的于龙淮，想说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口。有人只轻轻地叫了一声：“老于……”便哽咽住了。
列车徐徐启动，无论是车上的还是车下的人，部一直含泪挥动双臂，招手致意。车上有几位专家，还禁不住哭出了声音。
于龙淮总指挥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使劲挥动着紧握的双拳。窗外的冷风，吹拂着他那稀疏的白发，于是有人忍不住冲着车上的于龙淮大喊：
“老于，我们等着你们快点回来！”
这声音于龙淮听见了，心里好一阵发颤！身为总指挥的他，当然是希望尽快查明故障原因，早日造出新的火箭，让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返发射场。可火箭如同一名受伤的伤员，拉回去后还得住院检查，治疗诊断。病根能否查出？措施是否有效？下一步到底作何决策？此刻的他心里也是没数。
他悄悄抹掉泪水，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卧铺上。
车厢里的气氛仍然很沉闷。大家沉默着，各自望着窗外，都不愿多讲什么。那躺在车厢里的火箭发动机，可怜巴巴的待在那儿，谁也不忍心再看上一眼。
列车穿过几个山洞，越过几座大山，于龙淮的心才开始渐渐平静下来。
然而，由于于龙淮在发射场连续苦战了100余天，加上“澳星”失败后心情受到沉重打击，因此，工作的疲劳和心灵的创伤，终于使这位刚强的汉子倒下了：专列刚到成都，他便高烧39度，卧床不起。
昏迷中的于龙淮躺在车上，个中辛酸，苦不堪言。同事们来看他，他很想给大家汫几句什么，又觉得有点多余。他就那么平平地躺在那里，既有几分激动，又有几分平静，仿佛在这个世界闯荡了61年，总算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权利。
于龙淮！93！年出生于东北，不久便随父流亡到了北京。他的父亲，是与周恩来一个大学的同期毕业生。年，年仅6岁的他，跟随着当八路军的父亲和一个当抗日联军团长的舅舅，经一年的辗转跋涉，终于逃到了延安。1940年，他上了延安保育院小学、从此成了一名“红小电”。
1945年，他刚入延安中学不久，又随着父亲和张闻天的一支队伍北上。他全家6口人，只分给了一匹毛驴。他拽着驴尾巴，一路走，一路打着瞌睡，从延安到张家口，整整走了3个月。那驴尾巴留给他的印象，40年后仿佛还握在手里。
有趣的是、当年这位不知道电灯为什么会亮、火车为什么在铁轨上跑，甚至连走路还得拽着驴尾巴的“红小鬼”、小八路，40年后，当中国的科技要改革开效、走向世界时，竟又乘上波音飞机到大洋彼岸游说谈判，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
1988年，他应邀参加了莫斯科航天博物馆年会。会议期间，有一次他听见宾馆的小姐在哼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便情不自禁地合着苏联小姐的节拍用俄语唱了起来。苏联小姐惊奇地望着这位中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会唱苏联歌曲？他笑了，用俄语向那位小姐讲述了30年前他在苏联留学的故事。苏联小姐听后很感动，当即送给他一本俄罗斯民歌集。回国后，他竟利用闲暇时间将这本歌曲集作了翻译。
是的，他天生就活泼开朗，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即使年过花甲，依然童心不泯，难怪有人称他为“老顽童”。
1988年，发射“澳星”的合同签订后，他被任命为“长二捆”运载火箭的研制总指挥。在那样紧张繁忙的日子里，他依然忘不了要哼上几曲小调。尤其是这次到了发射场后，他信心百倍，始终保持一副乐而不悲的态度。
可此刻，躺在车上的于龙淮似乎第一次有了年纪不饶人的感觉。研究院的同志们就在身边，身旁的茶几上，是同志们送来的香蕉和苹果。他不用睁眼，只凭感觉，就能体会到同志们那一片片温乎乎的感情。可他还是睁开了眼睛，张师傅、刘师傅，还有那么多张熟悉的面孔，都在望着他。虽然谁也没讲什么，但从那一张张面孔上，他已分明感到，大家伙儿的心里都在暗暗攥着一把劲！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念头：想坐起来，为这些情同手足的老哥们唱上一支歌，那支他一直喜爱了几十年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只要一想起这支歌，那深沉优美的词曲便会在他心中激荡起来“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但他浑身没劲，无力坐起，病魔好像是故意要他躺在那儿，好好体会一下那失败的滋味……
3月30日晚9时，经过5天5夜折腾的专列驶进了北京车站。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王礼恒等，前来车站迎接。
夜色中，沈荣骏、林宗棠和刘纪原、王礼恒已在站台伫立好些时候了。北京三月的夜晚，寒气依然袭人，当专列徐徐驶进站台时，他们翘首热望，心里涌起的，是一股难言的复杂滋味。
作为中国航天的挂帅人物，每次火箭运往发射场时，他们总要去车站送别这支出征的队伍，每次发射成功后了他们也要去车站迎接这支凯旋的队伍；今天，当这支“打了败仗”的队伍悄无声息地撤回北京时，他们同样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这里，而且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更早，站得更久！
然而，当专列停稳，车门打开时，人们首先看到的，却是一个慑人心魄的悲壮场面：在伤痕累累的一级火箭卸下的同时，重病不起的于龙淮总指挥躺在担架上，被几位同事从车上抬下，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进站台。
站台顿时一片沉静。人们的目光被那沉沉的担架牵引着，一直送出去好远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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