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美澳三方原协定好的3月份发射第一颗“澳星”、8月份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计划彻底打乱。即是说，原计划已无法执行。下一步，“澳星”到底还让不让中国发射？如果让中国发射又何时发射？怎么发射？这等等的问题都必须要经中、美、澳三方重新协定；
第二，由于“长二捆”火箭已经实施点火，第一级火箭已经烧得遍体鳞伤。因此，下次如果发射，现有的这枚火箭是肯定不能再启用了。中国必须再造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
当然发射失败之后，中国得到了美方和澳方的理＿解与支持。还在发射的当晚，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的代表戈登，派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今晚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人人都非常失望，但你可以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我们将再来一次！’”
失败的第二天，美国休斯公司负责人约翰·帕金森和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也表示说：“火箭发射出现故障是任何国家都难免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保证了卫星的安全，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愿意同中国继续合作。”
而且，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和休斯卫星公司在失败后的第三天，还在悉尼发表了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和休斯公司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
“尽管中国的‘长二捆’火箭22日晚发射‘澳星’没有成功，但两家公司完全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下一次发射将会得到尽快安排。我们无意改用其他国家的火箭来发射这两颗‘澳星’。”
但是，休斯公司和“澳星”公司在国际商业卫星市场上，都是极守信誉的公司，它对自己的用户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而绝不允许因发射计划的无故拖延而引起与用户的矛盾。
因此，发射失败的第四天，美国休斯公司总裁鲍夫曼便从洛杉矶向中国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发来一封电传。鲍夫曼在这封电传中除了要求中方尽快查明故障原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外，还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急不可耐的焦虑心情：
正如你所知，该星的发射对“澳星”公司和休斯公司极为重要。如不能及时发射入轨，澳大利亚的通信服务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希望尽快再次发射，否则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问题。
显然，失败已成过去。失败后的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排除一切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拿出一种闪电般行动、来向这个正在怀疑、观望和期待中的世界，作出回答和证明。
北京。南苑。在以紫禁城为标记的中轴延伸线上，坐落着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火箭技术研究院。
这里，原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地；
这里，曾是与世隔绝的秘密角落。
30多年来，它始终沉默着。沉默的大院。沉默的设计所。沉默的试验室。连大院门口那荷枪伫立的哨兵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一个沉默者的姿态，忠实地守护着院里那一个个年年岁岁都始终沉默的秘密。
如多年来，它在沉默之中孕育了中国一枚又一枚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以秘密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辉煌——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都是由这儿研制的火箭发射上天的。
它用沉默送走了一个时代，它的秘密属于整个民族。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沉默的大院开始有了生气，变得有了活力，专家们的脚步开始离开这个大院向世界走去，世界的脚步也开始向这个大院走来。自年10月对外宣布“长征”系列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之后，火箭技术突飞猛进，六年中中国发射卫星的数字超过了前15年的总和。199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这个秘密的大院门口、终于第一次斗胆挂出一块赫然醒目的招牌：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便是“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诞生的摇篮。
“澳星”发射失败后，拥有近3万人的研究院一夜间仿佛便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梦之中，专家们流泪了，工人们流泪了，家属们流泪了，连几岁的孩子也跟着流泪了。刚刚热闹了一阵子的大院，又陷入了比往日更加沉默的沉默之中。
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收音机不开了，录音机不响了，偶尔有人打开电视，音量也开得很小、很小。甚至连每天上班时，往日人流如潮、笑语欢歌的大院门口，除了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和自行车轱辘的转动声外，也几乎听不到一句说话的声音。
“长二捆”发射失败，无论什么原因，不管任何理由，他们作为该火箭的研制者，心里总有一种愧对祖国、愧对人民的负罪感。他们不想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作任何说明，只想靠默默的行动重新造出火箭，来向全国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然而，这次属于他们的时间，已不再是13个月，而是只有100天！
即是说、从3月22日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无任何备件可讲，无任何价钱可谈，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二捆”火箭、保证6月30日火箭准时出厂！
于是，全院名专家和职工临危受命，星飞电急，当即拉开了重造“长二捆”火箭的大幕。
结果，100天之后，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准时出厂！
1992年7月4日晚9时40分，载有“长二捆”火箭的专列经长途奔波，终于安全抵达西昌发射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各路航天专家，亦先后纷纷到达西昌。中、美、澳三方风险合作，再次拉开序幕！
中外专家们分手100天，现在又见面了。彼此默默无声的行动，仿佛便是最好的问候！尽管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愿望，同样的追求，同样的悲欢，同样的甘苦，以及同样的执着！如同一位美国篮球教练在一次比赛失败后对队员们所说：“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放下心来干了，用不着再担心失败的问题了！”
但已被置身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中外航天人，在这次发射中，能做到无牵无桂无忧无虑吗？
据说，自“黑色的‘3.22’”过去后，中国不少的航天人都爱做梦。而且，奇怪的是，只要一做梦，大都是关于发射“澳星”的梦——不是梦见火箭飞不起来，就是梦见了火箭从空中栽在地上。
可见，失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们的心。新的“长二捆”火箭到达发射场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发射场上中外航天人的心态，那就是：担心再次失败前几次发射，每当傍晚散步时，公路旁，发射场，小河边，山坡上，沟上沟下，满山遍野，男男女女，举目皆是。加之各种文娱活动，如打球呀，跳舞呀，唱歌啦、跳绳啦等等，小小山沟每天都是热气腾腾！
可这次的业余文娱活动几乎没有了。这并非是谁有意禁止，而是的确没有了心思。因此，宿舍里听不到唱歌的，机房里听不到说笑的，礼堂里见不到跳舞的、球场上见不到打球的。
当然、晚饭后院坝里偶尔也能见到几位练香功的老专家。但他们手臂上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比从前显得轻柔，像生怕触碰了什么。
而且，大多数人的情绪都较压抑，仿佛整个峡谷都在沉思，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都能让你感到，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憋着一股劲，人人都是一副准备豁出命的样子。谁都不讲什么，亦不愿多讲什么，只有眼睛在悄悄告诉你：等把“澳星”打上去再说！甚至连空气中仿佛都有一股悲壮的气息在默默流动。
作为发射指挥长的胡世祥，“澳星”发射在即、他当然是最繁忙、最紧张的人物了。但饭堂里，会场上，路途中，依然还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玩笑声。甚至在指挥部召开的决定“澳星”发射日的重大会议上、他也依然谈笑风声，潇洒从容。
越严肃的事情越显得随意；越沉重的事情，越显得轻松；越紧张的事情，越显得不在乎——或许，这就是胡世祥的性格，这就是胡世祥的风度。
不过、这次的胡世祥没有与外国人打赌输烤鸭，玩笑声也比以前显得有所节制。而且，稍加认真体察便会发现，他那轻松表象掩盖下的内心，其实比谁都沉重；他那憋在肚子里的一股子狠劲儿，比谁都攥得厉害！
“澳星”首次发射失败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同样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受伤的“长二捆”刚从发射场拉走，国内“风云二号”卫星的合练又接着开始。为了确保“澳星”下次发射的成功，全基地从上到下进行了整整三天的反思，每个系统，每个岗位，每个人员，各自都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补救的措施。还开展了“假如问题出在我手里，结果怎么样？”的大讨论。上到司令员，下至小战士，甚至包括炊事员也都要参加。接着、又对全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技术考核和纪律整顿。并派出几个技术小组，到北京火箭研究院跟踪“长二捆”故障分析的全过程。然后就是靶场的全面恢复、设备的翻新改造和精心维护。
当这些大量繁重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新的“长二捆”火箭又来到了发射场。
紧接着就是检查，就是测试，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系统与系统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各种合练，就是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
当然就很辛苦，当然就很疲累。
苏联发射卫星时，火箭是在发射场附近的技术阵地组装，组装完后就直接在发射塔上进行垂直测试便可发射。美国更简单，直接在发射塔上进行垂直组装，组装完后做好垂直测试，便可发射，由于苏联和美国火箭的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强，加之测试手段主要靠自动化，因此测试火箭的时间，一般都在三五天，至多一个星期。这样，许多繁琐的工作程序自然就可减少，人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自然也就要少得多。
可中国发射卫星，从火箭运到发射场，再把火箭发射上天，一般需要近两个月的准备周期。原因是中国的火箭现在还不具备直接在发射场组装的条件，而是火箭先在北京组装好后，再从北京用专列拉到西昌发射场。加之目前又没有全自动化的测试手段，许多问题就只有靠反复细心的测试，靠穷尽人的脑力和体力。
因此，在“澳星”发射的前三天，胡世祥在记者招待会上刚一露面，就一脸愁眉苦相：“这次发射，要求更高，压力更大，大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大到了几乎使人精神崩溃的地步！”
原因在于，这次发射又遇上了夏天和雨季。西昌本来就是全国的强雷暴区之一，赶上雨季，雷暴自然愈加凶残。要是下起雨来，潮气特大。为了满足美方厂方的温度要求，中方只有昼夜加班。为了防止发射场的设施被雷电摧毁，所有防雷措施都需落实，包括每个房顶都要测量，整个山沟里的每一根接地线部要一一检查。为了防止雨水淋湿火箭，连发射塔都用钢板焊上。再加上西昌的夏天室外温度相当高，一出太阳，火箭就“出汗”。于是防雷、防雨、防潮湿、防出汗，便成了这次发射场上一项又忙又难的工作。
最令胡世祥头痛的，还是设备的可靠性。西昌卫星发射场已有20多年的历史，多数设备都是70年代设置的，已经开始老化。所以，有专家说，若按现代化靶场的要求，大多数设备都该更换了。但更换设备需要钱，国家又拿不出这笔钱。于是靶场设备就只好像雷锋同志的衬衣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次发射前，都要对各系统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每次发射后，又要对设备进行改造保养。年年维修，年年改造，尽管钱是省了，人却累得够呛。
但不管如何修来改去，设备本身先天不足，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每次发射时，每个人担心的都是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故障。
尤其是发射外国卫星，外方要求中方的设备必须要连续工作。胡世祥举例说，有的机电设备正处于工作状态，某个开关突然就给你掉了下来。开关一掉电就停，电一停美国人就叫唤。没办法，只好就用绳子把这个开关捆上。还有的设备总是出故障，为了保证它的工作连续性，就只好被迫派人24小时值班，用眼睛盯着，一看哪儿出毛病，立即想法补救。
在热热闹闹的发射场上，测控系统往往容易被外界忽视。搞测控工作的人，自然亦就常常被人省略。
主管卫星中心测控系统的专家叫王渝贤。这是一位一向不好张扬自己的人物、今年53岁，一身书卷气，满头短白发，说话办事，稳重而老练。平时只顾埋头干活，从来不吭不哈。用他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反正我一心干好活儿就行，其他什么事也不想！”
王渝贤17岁考入哈军工，在太学时就因走“白专”道路而被拔过“白旗”。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又去了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再后来便到了西昌。几十年一直搞火箭的测量控制。
测量控制火箭很难，王渝贤说、难就难在中国与外国的情况不同。国外发射火箭及其他航天器，是在全球布置测量控制站。因为人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有全球撒网的气魄。由于满世界都有测量控制网，因而它对火箭的测量控制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有把握得多。
中国缺钱，无法全球布网，只有在小小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网。这样，对火箭的跟踪、测量和控制，必然就受到很大限制，加之火箭飞行的航区长——从四川、贵州、湖南、广东，再经过台湾海峡和台湾，直到太平洋上空。光从西昌到台湾海峡，陆地航程就是1800多公里。而要在如此漫长的航线上对火箭实施高精度的跟踪测量和绝对的安全控制，当然就难。
难其实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对火箭实施控制时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中国不能在海上发射，故火箭在飞行中一旦出现闪失，便将对沿线一些城市构成威胁。因此，为了保证厦门、桂林、高雄等几大城市的安全，中国对火箭的安全控制采取了双保险。即是说，一方面火箭本身有一个自我炸毁装置——飞行中的火箭一旦偏离了规定的航线和超过一定的倾斜角度。火箭便会在空中自我爆炸；另一方面在地面还设置了一个人为的炸毁系统－飞行中的火箭到了某座城市的上空一旦出现故障，将对城市造成空难时，地面控制系统将用计算机和人工同时发出“炸毁指令”，让火箭在空中炸毁，以保证地面城市和人员安全。
但到底空中的火箭该炸还是不该炸？该什么时候炸不该什么时候炸？要下定这个决心和掌握好这个火候，仅仅是一两秒钟的事情，关键时刻就看王渝贤副总师的了！
王渝贤发射时就坐在安全控制台的后面，令人触目惊心的“炸毁开关”便设在安全控制台上。火箭起飞后一旦出现意外，王渝贤一声令下，安全军官便迅速按下“炸毁开关”，在零点几秒钟之内火箭便会在空中爆炸开花！
但王渝贤副总师说，这个决心一般是不会轻易下的，因为除了火箭之外，火箭的头上还顶着一颗价值上亿美元的卫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有一枚火箭曾在空中爆炸开花。事出之后、有人曾大搞阶级清查，说是“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要抓“反革命”。幸亏调查分析结果，是火箭自行炸毁，当事者才幸免一场灾难。
因此，安全指挥官和安全控制操纵员（即按“炸毁”电钮的人）被称为发射场上可怕的“杀手”——火箭起飞后，人人都在一心一意地盼望着火箭顺利到达预定轨道，惟独他们在时刻准备按下“炸毁”的电钮！
这次发射“澳星”，是纯商业性的发射，中方对此不仅格外小心，连美方对此也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每次路过安全控制台时，总要用手指点着“炸毁”开关半开玩笑说：“到了发射那天，你们可不能按这玩意儿啊！”
其次，作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讲，发射“澳星”不过只有400秒钟的任务。但要完成这400秒谈何容易！测控工作千头万绪，无始无终，而且看不见，摸不着，全靠“内功”。何况“澳星”的测量精度高，难度就更大。临近发射时的王渝贤年前就已经肾摘除，身体状况一直欠佳。但他是西昌基地的测控专家，所以还得白天夜晚没完没了地蹲机房、查数据、算程序、排故障。
当有人问他苦不苦时、他笑了：“这算什么苦？当年在戈壁滩那才叫苦！白天挖红柳根，晚上加班到凌晨3点，第二天照样抓革命，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脚！那时加班从来没有夜餐，连方便面都没有。现在加班强多了，好歹还有两包方便而什么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另一个知名人物叫唐贤明。
唐贤明是计划处处长，一个普通的团职干部。
唐贤明这个人说复杂也复杂，复杂得叫你没有个说头；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得用四个字便可概括：精瘦，能干。
北京一位老作家这次去发射场采访，刚与唐贤明握手，第一句话就是；“哎哟，八年了，你老兄怎么就没长一两肉？”
还有人与他开玩笑说：“唐贤明，你怎么老是一脸旧社会？”
唐贤明的确很瘦，却相当能干。也许正因为他太能干、太苦干、太肯干，就很瘦在发射场上，知他者，莫过于美国人。
“澳星”发射失败那晚，美国休斯公司部分人员在山坡上看发射。一见失败后，大家先是板着脸，不吭气，片刻之后，一个美国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可怜的唐先生哟，这次又白忙乎了！”
美国人说的这位“唐先生”便是唐贤明。
平常的唐贤明，其辛苦与忙乎，足以想象！
唐贤明成为军人，算是二进宫。他老家安徽，1967年高中毕业后下乡两年。1970年首次参军。1975年退伍回家干了四个月钳工，然后上了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1978年再度穿上军装来到西昌发射场。统观十余年的历史，他的特点仍是两个字：能干！
“亚星”发射时，他是发射站的副站长。有人说，他成天披着件军大衣，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对讲机，一会儿发电机房，一会儿技术阵地，一会儿发射阵地，24小时挨个检查每个要害工作岗位。美国人的卫星很娇气，发射站负责勤务保障、温度、洁净度，还有供水、供电、洪气，甚至包括每一个灯泡、每一个笼头、每一块转插板、每一根接地线，都一点不敢马虎。有时晚上实在困了他就大农一靠，往地板上一躺，或墙角边一靠，匆匆打上一个盹。
“亚星”发射成功后，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此时此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伸手挡住话筒，苦笑一声，说：
“我只想睡会儿觉！”
“澳星”失败后的唐贤明就更忙了。作为基地计划处处长，大量的组织计划和内外协调工作，都得落到他的头上。冲下来的“澳星”怎么办？拖回来的火箭怎么办？发射场的设备下一步保养、维修、改造怎么办？所有的怎么办部得拿出个计划怎么办。
不仅中方有事找他。美方有事也找他。无论是技术方面遇到了问题，还是生活上碰到了困难，休斯工作队的头儿总是一句话：“找唐！”
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不过两点：一是唐贤明热情、能干、诚恳、乐意帮忙：二是在中方大客数技术人员部不会英语的情况下，他多少会些英语。虽不说水平有多高，但一般的技术协调和生活交往方面的事，他能对付。
“澳星”失败不久，唐贤明随一个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向休斯公司介绍发射受挫的原因。卫星测控系统部的联络官许建国先生后来透露说，中方代表团情况介绍结束后、休斯公司一位名叫吉姆，富兰克林的工程师，一定要自设家宴请佟连捷总师和唐贤明。这位美国朋友在自家的小院支起烤炉，烟薰火燎地烤了一大盘肉。就餐时，大家不用刀叉，而用手抓，吃得满嘴油渍渍，满手黑乎乎，于是宾主互望，彼此开怀大笑。
有人问这位美国朋友，你为什么要请唐先生？这位美国朋友说，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干得很苦、可“澳星”居然没有发射成功，他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我就想了这个办法逗逗他们，好让他们高兴高兴！
更有意思的是，“澳星”发射失败后，美国休斯公司送给中方发射人员七份纪念品——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卫星模型。谁也没想到的是，排居这份礼品赠送名单上的第一名竟然是“唐”！
上有司令员，还有总师、副总师，若照中国惯有的传统和观念，按职务的高低、官位的大小来排列，怎么也不会轮到小小团职官衔的唐贤明，更不可能排居第一。
于是，中方有人试探着问：
“这个‘唐’是那个瘦个子唐贤明吗？”
美国休斯公司的“澳星”项目经理海伦笑了，反问：
“发射场上，他最苦！不是瘦个子唐，还有哪个唐！”
“长二捆”总师王德臣明显瘦了。
“澳星”失败后的王总，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想想，短短100天，就重新推出一枚“长二捆”火箭，这可不是任何一位总师都敢拍板的。
当然，在中国当火箭总师的确很难，难就难在试验费用有限。国外搞航天发射，试验经费富裕，火箭做地面试验时，10次不行可作20次，20次不行再做50次，反正经费有的是。由于它的地面试验可以做得相当充分，总师在技术方案和火箭质量的把握上，心里就要有数得多。
但中国做地面试验时，作为总师来讲，不光要考虑技术方案，还必须考虑到试验经费。可以做10次试验的，只能做8次。因为次数越多，经费用得越多。而要在有限的试验中获取最大的把握，这对总师的水平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此，有的项目明明知道有一定的风险，但总师最后一咬牙，还得拍板！
王总的牙近几年一直不好。来西昌前，他曾去过北京的一家医院，医生看后建议拔牙。但要把牙全部拔完再安好，一般得需两三个月的时间。王总没有这个时间、只好违背科学采取了快速拔牙法：一次拔三颗，一周内就拔了十一颗！接着又快速装牙。所以现在的王总满嘴上下，全是假牙！
王总拔牙活受罪，拔完牙的王总还受罪！王总到发射场后牙继续发炎，加上一直在拉肚子，吃饭问题自然就成了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王总平时不喝酒，不抽烟，更不喜欢在酒席上逢场作戏，吃穿都极不讲究。他的秘书小焦说，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王总这次来西昌不久，就住了一周的医院，出院后牙和肚子照样不好。可他在生活方面早就习惯了不吭不哈，既不说要吃什么，亦不讲不吃什么，反正你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他的秘书小焦着急，四处打听，终于得一妙方：酒可治拉肚子。于是，他悄悄告诉炊事员：在王总的饭桌上，每顿放上一小盅白酒。
果然，两周过去后，王总的肠胃小有起色，腹泻渐渐得以控制。至于牙的问题，再有办法的小焦也没办法了。
其实，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发射前夕的王总来说，像压根就不存在似的。他太忙了，要想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什么拉肚子啦，牙疼啦，还有苦呀累呀的，他毫无感觉。
但对这次发射，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作为火箭总师，他熟悉国外的航天情况，对本国航天的现状自然也了如指掌。所以他心里明白，科学这玩意儿不讲客气，也无便宜可占，中国要挤进国际发射市场，就得付出代价！因此，百忙之中，他也没忘了多一个心眼：让秘书买了只大手电，并装好电他，发射那天随时带在身上。
他对秘书说：“这次发射万一再出现意外，带上这玩意儿好钻仪器舱。不然到时黑灯瞎火的，又乱套了！”
这次来西昌的美国人，照旧住在“腾云楼”宾馆。
两年前，这个宾馆曾留下了美国人在西昌发射“亚星”的故事。现在，这个宾馆又有了美国人在西昌发射“澳星”的故事。
但，两年前的感觉，是再也找不到了。
“澳星”即将再次发射，中国人忙，美国人也忙，整个宾馆好像都很忙。美国人每天从宾馆坐车到百里之外的发射场，然后再从发射场坐车下班回宾馆，每个人的脸上较之过去，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缺少笑容。
美国人可是一个爱笑的民族。两年前发射“亚星”时，住在“腾云楼”宾馆的美国人干得欢玩得亦欢；每当周末或平时晚饭后，打球的，游泳的，跳舞的，唱歌的，喝酒的，说笑的，玩牌的，逗乐的，无论是过道上、房间里，还是酒吧间、娱乐场，比比皆是。整个宾馆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潇洒，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奔放，甚至包括偶尔发生的争吵，也充满了热烈和无所顾忌。
首次发射“澳星”时，住宾馆里的美国人也同样如此。休斯公司组成的参加发射澳星的工作队约50人，除一小部分人曾经参加过“亚星”的发射外，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西昌，都是第一次同中国朋友携手合作。所以他们在闲睱之时，同样充满了兴奋与欢乐。
参加“澳星”发射任务的美国人是1992年元月到达西昌的。那时，失败的阴影尚未降临。因此，尽管西昌贫困落后，文化生活枯燥，但从大洋彼岸过来的美国人照样拼命干活，照样绞尽脑汁变着戏法就地取乐！
星期天，他们请中方帮他们把自行车从宾馆拉到发射场，然后他们再从发射场骑车回到宾馆。100多里路途中，一路欢歌笑语，一路嘻嘻哈哈，一路豪情激荡，一路自由奔放。悠哉悠哉，享尽大自然赐予的一切乐趣。
晚饭后，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从宾馆步行到西昌市里先逛上一圈，玩玩转转，然后既不“打的”，也不乘公共汽车，而专门找上一辆马车或毛驴车坐回宾馆。一路高高扬起鞭子，一路笑声不断。用20元钱的兑换券，享受一次“中世纪”的快感。
逢上休假的日子，他们便在中方的组织下集体出动，到几百里外的彝乡游玩。白天，和彝族同胞一起，参加“斗牛”、“斗羊”等活动；晚上，便举起用松枝点燃的火把，满山遍野，到处乱跑，疯狂叫喊。末了，将所有火把扔在一堆，举行篝火舞会。他们与彝簇姑娘一起，手牵着手，一边纵情欢跳，一边“嗷嗷”狂叫，闹得山山岭岭都不得安宁。
节日里就更热闹了！
美国人到西昌没几天、就赶上了过春节。在中国过春节，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另有一层意义。中方许多人在发射场过春节已有好几次了，美国人却是第一次。因此，为了能让美国朋友轻松轻松，中方决定为美国朋友在除夕之夜搞一个焰火晚会。中方经费不多，但宾馆老板狠了狠心，还是买了250元的鞭炮。美国人就更来劲了，各种鞭炮、焰火、礼花买了几大包、几大桶。在国内时，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放鞭炮，有关部门也不许放鞭炮。现在好了，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西昌，人烟稀少，天地宽广，又时逢难得一遇的除夕。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机会，都恨不得把兜里的钱全掏去买鞭炮。于是，时辰一到，他们争先恐后，高高举起各自手中挂满鞭炮的竹竿，走向宾馆门外，来到月光之下，掏出火柴，哧啦一声，顿时礼花齐鸣，鞭炮乱响，整个月亮城都被逗得眉开眼笑，心花怒放！
大年初一，中美合伙聚餐，联合包水饺。美国人只会吃，不会包。有的用手擀，有的用掌压，有的用嘴啃，有的用牙咬。包出来的水饺，各式各样，百花齐放，有的像狗，有的像猪，有的像兔，有的像鸟。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再往锅里一放，全都成了面疙瘩！结果便是一阵起哄，一阵打闹，一阵满屋子的哈哈大笑！
而且，有些美国人在西昌玩得不过瘾，为了满足某种精神的需要，过上一段时间，还乘上飞机飞到香港，灯红酒绿逍遥一番之后，再坐上飞机飞回西昌。
然而，高兴的日子已成过去。“腾云楼”宾馆这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宾馆好像安装了消音器。
静。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反常。静得让人很容易怀念过去。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没有了叫嚷，没有了打闹。一切都像有了新的规矩，新的秩序，新的格调。美国人尽管依然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尽管依然站在走廊上谈话聊天，依然在酒吧喝酒抽烟，但无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见过的和没见过的，脸上的笑神经仿佛全都短了路，讲话的声音也似乎换了调，甚至连走路的脚步亦放得很轻很轻了。
都是因为“澳星”发射失败。
“澳星”失败后的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中国人还难过。本来“澳星”让不让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国内就有不同意见。上到布什政府、国会、众议院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都有意见分歧。甚至当时有人还说，让不让中国发射“澳星”的问题，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布什总统下一届的竞选。下边的各个火箭公司，意见更大，有的还抗议政府给中国发放“澳星”出境许可证。因为这是商业竞争、“澳星”要是让中国发射，就等于抢了美国有些火箭公司的饭碗。
因此，到中国参加“澳星”发射的休斯公司人员，从上到下，都是背着某种心理包袱踏上中国国土的。成功了，回去好说：失败了，回到祖国，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又该作何交待？
同时，美国人来一趟西昌也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交通困难。从美国洛杉矶到中国西昌，由于没有直达飞机，就只有从洛杉矶飞到上海或者广州，再从上海或者广州飞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坐飞机或者火车到西昌。
如果运气不错，一路顺风，得三天；要是运气不好，遇上倒霉的气候，或者机票没有到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出点麻烦，那路上耽搁的时间，就没个准了。其途中之辛劳，则更是苦不堪言。尤其是从成都到西昌，途中全是山区地带，加之又是小型客机，气候稍有不适，飞机便推迟或者停飞。
比如，“澳星”首次从洛杉矶运往西昌时，原计划是专机从洛杉矶起飞，先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办理入境手续后，再从上海飞抵西昌。可等一切安排停妥后，上海偏偏又出现连日大雾。于是只好被迫临时改为专机从广州入境，然后再飞往西昌。
又比如，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叫惠特曼的首席科学家，只身一人来西昌。他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飞到成都。本来成都到西昌，飞机40分钟便可到达，可他2月13日一到成都，偏偏碰上航班停飞。由于他急着赶往西昌，便决定改乘火车。可当他从宾馆赶到火车站时，一看全傻了：火车站南来北去的旅客和扛大包小卷的男女民工，呼呼拉拉一大片，挤得小小车站水泄不通。老头儿早知道中国人多，但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愣了半天还是坚持往里挤，挤了满身臭汗，搞科学的专家最终还是没挤过背铺盖卷的民工，只好连声叹息，打道回府。直到第四天才坐上一架小型客机到达西昌。
因此，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上，当中方特请这位首席科学家讲话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得首先感谢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费了好大好大的劲，才把我从美国弄到了西昌！”结果逗得大伙一片哈哈大笑。
美国人的另一困难，是在异国土地上要生活、工作好几个月，因此在饮食、气候、水土、身体，还有情感等各个方面，都很不习惯。
“澳星”发射失败后，由于“澳星”仍然留存在西昌发射场，就意味着一部分看护“澳星”的美国人还得继续留在西昌。而留下来的时间到底多长？一时谁也说不清。也许三月，也许半年，也许更久。总之，一旦留下的人员，就得继续要忍受大山沟的孤独，忍受性生活的苦闷，忍受不适应异国土地上生存所带来的一切痛苦！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颗“澳星”是美国休斯公司首次推出的第二代通信卫星的第一颗，只有尽快将它发射升空，并很快投入使用，这一新产品才会赢得信誉，迅速占领国际商业市场，从而为后面一系列的卫星打开通道。但现在迟迟没打上去，当然就无法用事实回答这种新研制的卫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就无法加入飞速运转的商业轨道，因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元钞票或者港币法郎，也就不能迅速滚进美国人的腰包。所以发射“澳星”失败后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人轻松。
宾馆的小姐说，那晚美国朋友们回到宾馆后大家都沉着脸了谁也不讲话，谁也不吭气，往日热热闹闹的宾馆，一下就平静下来。本来，那晚餐厅为美国朋友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可敲了；他们几次门，谁都不去吃。后来，只有四位美国朋友去了餐厅。但他们只喝了点饮料，吃了两口菜，便放下餐具回房间去了。美国人身体好，晚上睡觉一般都打呼噜，有时站在走廊里都能听到。奇怪的是那晚每个房间里都很静，一点呼噜声也没有。
但休斯公司的项目经理江深在失败的当晚，便向指挥长胡世祥专门打去慰问的电话：“胡先生，有你这样坚强而优秀的指挥官，我们是放心的。请你不要难过，我们干的这一行，就是大喜大悲的事！我们美国的卫星五八年就上天了，但也常有失败发生。失败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们今晚把卫星保住了，这已相当不错了。”
后来胡世祥说，我没想到失败以后接到的第一个安慰我的电话，竟是美国人打来的！
76岁高龄的“大力神”火箭副总师史密斯在失败后的几天日子里，也一直沉默着，直到他三天后即将登上飞机离开西昌时，才拉住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部长李宝铭和联络员许建国的手说：“我搞了一辈子的火箭，重大的失败经历了三次。虽然你们这次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充满信心。你们火箭的自动紧急关机系统，的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我们看到的，将会是继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失事后的又一大灾难。现在卫星和发射场都完好无损，人员无一伤亡，岂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而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美国国防部空军中校柯茨先生，平常虽然一脸威严，但在即将返回美国时，也对中方流露出了体贴和关注。他对中方联络员许建国先生说：“许先生，请你转告你的上级和同事，我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可以负责地说，中方完全遵守了美中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境内发射美制卫星的技术安全协议。在‘澳星’签订合同后三年多来的历次技术协调以及这次双方的联合操作中，均未出现过未经许可的技术转让。我对美中双方的合作极为满意，并对你们的协助表示感谢！”
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代表戈登·派克的心情，似乎要微妙一些。
作为卫星的澳洲主人，之所以选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价格便宜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至少还可以说明一点的是，他们信任中国的火箭和发射技术，并非出自侥幸的心理和商业的投机。
派克先生42岁，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话显得柔和而又真切，颇有点东方人的书生气味。
据说，失败那晚，在指挥大厅的派克先生，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在机场告别时，他还对中国朋友说：“等着我，我会再回来的！”
果然，一百天之后，派克再次作为“澳星”公司的全权代表，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但是，再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卫星澳洲主人派克，在这“澳星”临近发射的前夕，尽管外表若无其事，内心却比谁都着急、担心！
因为澳大利亚从美国购买的这颗卫星，花去了1.38亿美元，而目前国内正在天上运转的通信卫星又寿命将尽，等着中国将这颗卫星发射上天后接替工作；倘若这次中国再打不上去，那澳大利亚国内的通信系统下一步就有面临瘫痪的可能。
还有一位不得不谈到的美国人叫麦琪。
麦琪是美国休斯公司的女安全官。她的真名叫玛格丽特，麦琪是她的爱称。
麦琪这次来西昌，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两年前西昌发射“亚星”时。那次麦琪担任的也是休斯公司的安全官，主要任务就是看守卫星。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给中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而她在西昌发射场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亦对中国有了感情。
发射“亚星”时，由于中国开展对外发射服务尚属首次，因而一方面缺乏经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也不完全具备，自然在生活条件和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能完全令美国人满意。所以休斯公司部分人当时有不少意见。据说后来回到美国后，有人把西昌说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有人发誓说，今后再也不去西昌了！
麦琪不。
打完“亚星”回到美国的麦琪，对中国西昌依然充满回忆，对在西昌共事过的中国科技人员依然充满怀念。“亚星”发射成功的当晚，在“腾云楼”宾馆举行的中外庆贺宴会上，她和中方联络员兼翻译官许建国先生一人高举着一杯中国红葡萄酒，然后相互搂着照了一张“结婚照”。这张照片被她带回美国后，还专门做了一个镜框，将照片放在镜框里，然后摆在自己的梳妆台上。要是家里去了朋友，她便指着镜框中的“新郎”，向朋友们大讲中国，大讲中国的西昌。讲那儿的人，讲那儿的事，讲那儿的宾馆，讲那儿的发射场，讲那儿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以及美丽的“月亮城”那又美又圆又明又亮的大月亮！
当有的休斯公司人员对西昌说三道四，过于挑剔指责，并问她下次打“澳星”还去不去西昌时，她说：
“西昌的条件是差。若单从物质条件上比，各方面肯定不如美国。但中国人热情、诚恳、友好，非常愿意合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美国人日子过得愉快些、舒服些，而且是有求必应，这就足够了！还要让人家怎么样呢？下次打‘澳星’，你们要是不去，我去！”
果然，这次她真的又来了。
麦琪第二次到西昌的感觉，用她的话说，像回娘家。她是1992年1月份再次踏上西昌土地的。在那段阳光灿烂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本来就活泼开朗的麦琪显得愈加开朗活泼。她上班拼命干，下班尽兴玩。她喜爱迪斯科，一有舞会就去跳，跳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甚至平时在酒吧间里，她也一边端着可乐，一边纵情地跳。她尤其爱笑，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她的笑声。因此，有人说，只要麦琪在，就肯定有笑声。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后，麦琪的舞步停止了。麦琪的笑声消失了。那晚，她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望着窗外的夜空，悄悄地抹着眼泪。
几天后，她在电梯里同许建国先生相遇。刚一见面，便拉住许建国的手说：“从发射失败那晚起，我就在找你，可总也找不着。我只想对你、对你们说一句话：中国人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火箭！你们不要愁眉苦脸，要露出点微笑来，啊，要微笑！”
一说完，她就强迫自己先笑。可脸上的笑容还没挤出来，眼里的泪水却先流了下来。
许先生感动了，上前紧紧拥抱着她。她靠在许先生的肩上，一边抹着泪水，一边喃喃地说：“许先生，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西昌。西昌就是我的家，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的火箭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就什么时候打。”
两天后，休斯公司大队人马要返回美国了。由于“澳星”决定留在西昌发射场，美方自然得有人留下来看守保护“澳星”。
留谁呢？
麦琪第一个举手：“我！”
结果，麦琪留下了。从1月到8月，她在西昌大山沟里一呆就是半年！
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十几位美国安全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卫星厂房里的“澳星”。卫星厂房就在发射场附近，离“腾云楼”宾馆有100多里。“澳星”发射失败后，云集于发射场的中外专家和技术人员几乎全撤走了，热热闹闹的发射场几天之后便变得一片沉静。偌大的卫星厂房，除了中方仍留有少许勤务人员外，剩下的就只有麦琪和另外十几名美国安全官了。
麦琪和她的同事们看守卫星是三班倒，24小时昼夜值班。他们每天早上6点从宾馆乘车去卫星厂房，中午2点半换班，晚上10点半再换班。卫星厂房内设有安全办公室，办公室里装有几个监视器、对卫星和厂房四周进行全方位的监视。此外，他们还要在厂房内和厂房外的四周不时进行巡逻，巡逻情况，计算机随时都会记录下来。
为了便于中美双方在工作上随时取得联系，中方也有一个专门的为卫星服务的勤务保障分队住在卫星厂房附近，24小时为美国的卫星提供水、电、气等，并在工作中随时给美方提供协作和方便。同时，中方还派出一名翻译24小时住在哪儿，以保证中美间的随时联络。
据中方的翻译说，留下来的美国人都很团结，工作上相当负责而又十分仔细。在卫星厂房里的大小纸箱上，他们都写有休斯公司的具体工作指示，有的还写上一段誓言。每天工作上的任何一件细小事情，他们都用打字机严格地记录下来。美国人原则性特强。平常时候，中美双方非常亲切，随便。闲聊时，谈什么都行。有时彼此打闹、开玩笑，亲热得不得了！但当中方工作人员一旦有事要进卫星厂房时，你同他再熟也别想进去，必须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进门前，中方人员要出示证件。你进去做什么工作？多长时间？几个人？全都得一一登记。然后才发给你一个证件，并派上一个人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你一起进去。等你干完事情后，再“陪”你走出厂房。而且你在厂房期间的一切大小活动，几个监视器时刻都在对你进行着毫不含糊的监视。麦琪平时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十分潇洒。但工作起来相当卖命，原则性也强，甚至在一点点细微的小事情上，也不作半点让步。比如，有一次卸气瓶时，卫星厂房门前的台阶有三个小地方被打烂了。中方工作人员认定是美方打烂的，而当事者便是麦琪。但麦琪只承认其中一块是她打烂的，另外两块是原来坏了的，与她毫无关系。并且拿着碎片，找中方工作人员签字，证明她确实只打烂了一块。还强调说、签字时一定要写英文！否则写上汉语他们不认识，等于白签。
中方的翻译还说，麦琪的业余时间也安排得挺有意思。她一有空隙就学汉语，而且还学得不错。同时，她对中国的民间音乐很感兴趣，常听中国音乐的磁带。司令员胡世祥知道后，为了丰富一下她的业余生活，特意给她送去一把二胡，还请去一位老师，教她拉二胡。
为了感谢中方的关照，麦琪有一天特意将自己的房间打扮了一番，还专门换了一条红地毯，说这是她在中国的“新房”。然后邀请胡世祥等中方人员去她“新房”做客。
可胡世祥刚一进麦琪的“新房”便发现一个秘密：卫生间的门缝处贴着一大块胶布！胡世祥问麦琪：“为什么这儿要贴一块胶布？”
麦琪说：“这房间里有老鼠，好大好大的老鼠！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它就趴在那儿看我！”
胡世祥说：“怎么不向中方工作人员反映？”
麦琪忙解释说：“不不不，这与中方工作人员无关，全怪我们从美国带来的好东西太多，把老鼠全给吸引出洞来了！”
胡世祥听后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一声令下：“灭鼠！”
“澳星”发射前夕，当有人问麦琪，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发射任务的美国人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时，麦琪想了想，很认真地说：“能到中国参加卫星的发射任务，我从心里感到荣幸！中美之间能合作一起，共同开发空间，这很不容易。因此，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发射‘亚星’时，由于中美间在航天发射上是第一次合作，彼此都不太了解，加上工作方式不同，难免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这次发射‘澳星’好多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工作进展顺利！”
的确，从“亚星”到“澳星”，中美走过了一个从误会到理解、从冲突到和谐的过程。现在，一颗小小的“澳星”，已把双方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尤其是经历了失败之后，中、美、澳三方都在暗暗使劲，以形成股巨大的合力，将“澳星”托举上天。甚至为了支持中国的这次再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居然还提前支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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