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大看点

    ——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方向、时间表等，并对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先行公开的三中全会公报勾勒了怎样的改革路线图？诸多新提法、新亮点、新举措背后，释放出哪些重要改革信号？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决定》起草组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小标题）“一个主题六条主线”锁定改革大方向

    杨伟民：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6次三中全会都不同。尽管前几次三中全会也都聚焦改革，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这次全会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确定这样的主题，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适应，也与当前改革形势相适应，在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会提出了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着6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

    以经济领域改革为例，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土地制度、宏观调控等所有经济领域的改革，都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线来展开和推进。全会提出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小标题）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火车头”牵引作用

    杨伟民：虽然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但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这也是《决定》起草过程中非常注意把握的重要原则。《决定》确定的15个方面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

    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是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最突出最根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也在变化，只有加快经济领域改革才能释放更多发展动力。

    （小标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时间表”改革力度前所未有

    杨伟民：对于改革举措，社会上总有人担心难以落实到位。此次全会通过一些有力举措向外界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改革的决心，狠抓落实确保改革“不放空炮”。

    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监督落实。当前改革已到调整利益格局的攻坚期，仅靠一个部门推动全方位改革是很难的，需要一个高层次机构来把握大局做决策，统筹协调各方面，凝聚改革共识，落实监督检查，防止改革“放空炮”。

    二是鲜明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剩下的7年时间必须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一时间表为各部门和地方设定了改革最后的边界和底线，表明这些改革任务是可检查、可评估、可落实的。

    历经半年多时间起草，千锤百炼后的《决定》可谓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大约2万字篇幅、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每一句话都是改革，或者是一个改革方向、或者一个改革目标、或者一个改革举措，落实下去都会对该领域发展和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参与《决定》的起草和修改，记忆深刻的是两点重要原则：一是起草时只写改革，特别是写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但凡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的，除非有特别充足理由，一般不修改。增加的改革任务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小标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杨伟民：公报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的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也是未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其未来影响将不亚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为什么要改？一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但都不能最大限度提高市场效率。此次两字之变，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只能是市场。

    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当下大家都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未来所有经济领域改革都要以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标尺。今年推动的一些改革，包括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外界都期待政府出手，但并没有动，就体现了要依靠市场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

    三是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虽然30多年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很不完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多有关。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

    （小标题）清楚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

    杨伟民：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但作用的内涵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作用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同时，只有界定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责越位、缺位、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可概括为5项职能、20个字：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此外，相对于党的十六大，此次全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给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空间较大，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

    （小标题）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

    杨伟民：全会公报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和提法。过去我们说建设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新目标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报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体现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的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这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公报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

    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必须依靠法律。公报在不同领域列举了需要完善的制度，表明未来国家治理方式将是法治的，不再是简单命令式或单纯靠行政手段进行。

    （小标题）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成财税体制改革重点

    杨伟民：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点明财税体制作为国家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历经近20年分税制改革，财税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如稀缺资源缺乏税制保护、税制不能更好发挥调节收入差距作用、地方缺乏税源只能靠卖地方式筹资……要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总体设计，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

    外界关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问题，中央是收事权还是放财权，全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将会更加明确界定，并根据事权确定大体支出责任，实现财力和事权关系的总体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今后应减少任意设置专项转移支付。

    （小标题）“不分老大、老二”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杨伟民：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根子在于我们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全会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大突破和创新，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我们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补充，后来承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前提。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这次放在一起讲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鲜明，表明二者没有老大、老二之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准入、依法监管等各方面，都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此外，《决定》在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方面也有很多新思路、新任务，下一步必将掀起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波高潮。

    （小标题）首次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杨伟民：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而是干预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源头严防的制度，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

    过程严管的制度，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充分发挥税收和价格的杠杆作用；

    后果严惩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严格损害责任赔偿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过去的处罚很多是象征性的，无法弥补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长期损害。今后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地方领导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企业要严厉惩罚，让地方大员付出丢“乌纱帽”的代价，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坏生态环境。

    （小标题）全面深化改革最终要让全体人民受益

    杨伟民：全会明确提出，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指导思想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必须让全体人民受益。

    目前《决定》关于深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举措并没有全文公布，很多人都在期盼。我国现行体制中确实有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如自然垄断行业，需要调整利益关系，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其他领域的资本进入。对于如何分好发展的蛋糕，公报已经明确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进军号角。当前形势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引领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克服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记者韩洁）

    消除机制体制弊端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思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用单独的一部分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对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论断。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重要提法和改革要求，指明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

    而对于如何实现《决定》中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目标，楼继伟表示，需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方面入手，消除各种体制机制弊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小标题）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税收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

    问：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决定》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将带来哪些重大变化？

    楼继伟：改革的一大着眼点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平衡状态更多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这一重大转变带来的变化很多。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预算审批的核心如果是收支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税收任务，否则就会扩大赤字。这一方式很容易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经济较热时，完成税收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倾向于少收点，民间钱越多，经济就越热；经济偏冷时，财税部门为完成税收任务倾向于多收点，就会收“过头税”，民间钱少了，经济就更冷。预算审批重点转向支出政策，收入预算从约束性任务转向预期性，意味着更多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抓紧研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此外，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也将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目前预算公开的一般是收支情况，下一步将更多推进政策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

    问：《决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一要求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楼继伟：这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我国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GDP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科技、社保等7大类。2012年仅财政安排的上述7类重点支出就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8%。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加大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强项、弱项也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也不一样，挂钩制度往往使财政预算安排脱离实际，也容易引发攀比，同时也是造成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的重要原因。

    （小标题）完善税收制度 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

    问：税收制度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完善税收制度，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哪些税制改革？

    楼继伟：根据全会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营改增。从增值税角度看，也是增值税的转型和扩围，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围就是将增值税引入服务业，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清除重复征税问题。

    下一步还将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决定》还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其中包括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下一步，房产税改革方向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收，配套推进清费立税。

    问：过去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次《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此举初衷是什么？将如何清理？

    楼继伟：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过滥。据统计，已经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必须下大力气清理整顿。

    下一步，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小标题）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决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楼继伟：目前，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全国总支出的15%，地方实际支出占到85%。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大量交给地方管理，又通过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事务。

    根据《决定》，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基础上，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委托事务，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支出责任。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而对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否会改变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问题，《决定》也明确提出，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韩洁、高立）

    以开放促改革 为发展赢动力

    ——访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对上述改革应怎样认识？具体将如何推进？新华社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小标题）以开放促改革 实现经济增长“换挡”不“熄火”

    记者：《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一部署的背景和意义何在？

    高虎城：35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改革为开放创造了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从而共同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期，开放经济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十分复杂。

    从国内看，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坚实，有利条件很多；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用工成本在上升，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此外，政府职能转变和中介组织建设相对滞后。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国际经贸格局、产业竞争与合作、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一方面，国际社会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与合作，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换挡”而不“熄火”，必须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决定》第七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下一步的对外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很多新的判断和新的举措。这将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必然会推动涉外法律体系、行政管理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有助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小标题）坚持自主开放“以开放换开放”

    记者：请您谈谈商务部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

    高虎城：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方面，商务部要具体推动的工作有很多，需要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当前，我们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坚持自主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以开放换开放”，推动与经贸伙伴相互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接下来，商务部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支持内陆地区依托本地优势，吸纳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推动沿边地区根据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周边和谐的需要，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促进加工制造、贸易物流、旅游等产业在开放中发展壮大。比如，支持内陆和沿边地区更多地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相信这两条丝绸之路会同样精彩。

    二是放宽投资准入，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效益。加快推动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一般制造业也将进一步放开。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资投向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器、生产力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服务平台建设，更加注重引进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人才。

    三是优化外贸结构，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支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完善贸易、产业、财税、金融、知识产权相关政策；促进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物流营销等环节拓展；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扩大文化、技术、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流通、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出口，发展服务外包。

    四是统筹多双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双边层面，与发达国家创新合作模式，完善合作机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在多边层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早期收获。在区域层面，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主动参与新议题谈判。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图们江等地区合作，比如，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中韩、中澳、中日韩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区谈判。

    （小标题）对内对外开放互促进 国际国内市场深融合

    记者：《决定》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在这方面商务部将如何具体落实？

    高虎城：这方面，商务部近期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正式启动，主要特点是体现主动的、内在的开放，核心是制度创新，并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我们将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其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在稳定出口增长的同时，要不断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通过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促进我国产业提升和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扩大粮食、能源资源等的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从而丰富国内市场，并缓解我国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约束。

    ——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鼓励企业通过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等方式提高竞争力。要进一步简化企业境外投资手续，改善管理方式，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同时，对外商签投资协定，比如，推动与美国、欧盟商签双边投资协定。

    （小标题）做好顶层设计 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决定》提出，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请问商务部将如何推进这方面的改革与相关工作？

    高虎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发展，流通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也存在着流通成本高、信息化水平低、法制环境差、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

    《决定》指出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这对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国内贸易流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围绕《决定》提出的相关要求，我们重点将做好以下五项工作：

    一是制定指导国内贸易流通全局的发展规划，特别是要做好生活资料包括农产品等关系千家万户的重要消费品的流通和生活服务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二是推进国内贸易立法，建立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进一步促进发展。

    三是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功能健全的内贸公益设施，培育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推进信息和数据平台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目前，在网络购物方面，我们缺乏权威统一的数据，商贸流通领域的很多统计不尽完善，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五是清除市场壁垒，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例如，针对市场壁垒，我们已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制定了一个工作方案，将从完善法律法规、考评、社会监督机制等，尽快建立解决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雷敏）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文化部部长蔡武谈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部署。围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问题，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文化部部长蔡武。

    （小标题）进一步深化改革 协同作战啃硬骨头

    记者：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怎样体现各领域配套协同推进？

    蔡武：我们从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改革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域单兵突进。改革到今天，剩下的都是比较难啃的骨头，都是涉及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利益格局调整。

    我举个例子，院团改革涉及到土地、财政、税收、人员等问题，一系列有关政策必须是配套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比如国有院团用地性质，随着院团转企改制由公共用地变成商业用地，性质变化了，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措施必须随之完善起来。土地问题要不解决，我们的剧团永远只是给剧场打工，发展不起来。

    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到深化、提升的阶段，更加系统性，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相关部门的联动。下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重点做好这几件事情：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履行好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现在还抓着很多具体事情，还可以进一步下放，交给社会，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用购买服务、招标的办法，让有能力的社会团体、中介机构来承担。

    二是要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增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加强对转制院团扶持政策的落实。

    三是要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探索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能，推进保留事业体制院团企业化管理。

    四是要完善和健全文化法制，推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各市场要素的流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我国的文化市场，本身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发达、初步建设的市场，所以不仅仅是管的问题。首先是要建设好培育好，要创造条件使市场主体能够迅速壮大，建设和管理并重，培育和规范并重。

    （小标题）“现代”二字彰显时代特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

    记者：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请谈谈“现代”这两个字的指向和意义。

    蔡武：我理解，所谓现代，是要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现状，并与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时代潮流、全球化浪潮、信息化的发展相适应。从观念上我们要突破过去形成的传统认识，要对国情有科学客观的评价。

    关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解决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不足、总量偏少的问题。二要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究竟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包括哪些项目？保障哪些权益，保障到什么水平？要有个标准。三是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要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喜闻乐见，便于参加。四是参与主体多元化。要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和舆论各种手段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我们所要建立和完善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主要表现在：

    ——市场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要减少行政审批、不再过多干预市场行为。就国家整个经济体制而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文化建设领域，考虑到文化既有产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宽松。要求文化市场的准入更加宽松，最大限度地给市场主体松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关键。必须采取有效举措，使人才、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参与竞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样式更加丰富。

    ——文化市场更加开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符合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

    （小标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记者：《决定》提到要“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蔡武：这个问题分几个方面。一是从艺术家创作主体来讲，要引导他们深入生活、接地气。鼓励那些深入生活、充满生活气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而不是闭门造车关在象牙塔里面的产品。

    二是要鼓励在人民群众中的创作，我们是普及和提高并重，不能只把眼睛盯在那些专家或已经成名的人。要看到在人民群众中间鲜活的创造力，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

    三是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不能只是以某些专家的标准为标准，要结合老百姓的反映。比如目前优秀保留剧目、舞台艺术精品评选都有演出场次的要求；“十艺节”评奖过程中，随机抽取观众代表参与评奖。

    四是文化产品和服务要让人民共享。为什么反对豪华晚会？花费几千万，看完就完了！创作本身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不是只给少数人看，不是为了评奖，不是为了政绩，而是真正要愉悦老百姓、教育老百姓、引导老百姓，要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

    （小标题）搭建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扶持体系 推动出口模式不断提升

    记者：下一步文化部在“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方面有哪些新思路？

    蔡武：多年来，我们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民间参与、合作共赢”的要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许多文化企业在“走出去”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下一步，要具体做好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搭建和完善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扶持体系。建立重点出口项目的申报、评选机制，建立对外文化贸易资源库。继续加强央地合作，建立外向型文化产业聚集区，继上海、深圳后设立新的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二是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实施信息服务计划。搭建国际文化市场的信息收集、研究和发布机制，让所有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的人员都可以共享国际文化市场信息。

    三是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建设。举办中国文化产品国际营销年会，开展专题推介会、产业论坛等活动。发展国内重点展会和交易会，提升其国际吸引力和辐射力。

    四是实施人才培养和智力引进计划。积极培养我国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所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并加大海外文化产业各领域专业人才的引进。

    五是推动出口模式的不断提升。鼓励企业通过深度参与创意、制作和国际市场营销，针对国际市场打造文化产品，实现高附加值贸易。加大对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扶持力度，支持外向型产品开发、优秀产品对外推介及企业海外落地经营。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周玮）

    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易纲详解三中全会金融改革新看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下一步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

    改革有何新意？具体又将如何推进？新华社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

    （小标题）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在条件成熟时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记者：三中全会《决定》中对利率市场化的表述从“稳步推进”变为了“加快推进”，如何理解这一表述上的新变化？怎样加快？

    易纲：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决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到位，所以《决定》中对改革的表述有了新的变化。

    利率包括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还有债券和金融产品的利率。其中，债券和金融产品的利率多年前就已放放开，贷款利率基本上也已完全放开。现在就剩下存款利率，我们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进存款利率的市场化。

    所谓条件成熟，就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基准来代替央行目前的存款利率。新的基准可能是上海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也可能是七天回购拆借利率。当商业银行完全习惯于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以shibor加点或者是减点来定价的时候，当商业银行内部的资金核算也用市场基准来核算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存款利率放开了。

    因为存款利率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慎重。另外目前我国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并不低，外部经济体不管是港币还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其利率都远比中国的存款利率要低得多。

    存款利率的放开将会进一步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对百姓、对金融机构及中小企业，及金融产品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

    （小标题）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利好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

    记者：《决定》中有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述由“逐步实现”变成了“加快实现”，该变化背后说明了什么？这方面有无时间表？

    易纲：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可以说，正是因为经常项目实现了可兑换，才有了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就资本项目来说，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外商对华投资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相适应，需要资本项下实现可兑换。如果我们实现了资本项下可兑换，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同时中国也将成为对全球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这样一个双向开放的资本市场，无疑会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大大提高。

    现在有人担心资本项下可兑换意味着国门大开，意味着热钱可以自由的流入流出中国，实际上并非如此。《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这说明我们要对资本进行监测，使它既方便兑换，同时，我们会对国际收支的统计、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到位，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后，还会保留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等机制。这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并不是对热钱完全没有管理、允许自由流入。

    记者：《决定》中还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这是否可以理解成今后中国居民可以买国外的股票，而国外的投资者也可以买A股呢？

    易纲：资本双向开放的含义非常丰富。既有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有债券市场、其他一些衍生产品市场的开放，其双向开放会从易到难逐步推进。双向开放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者可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更大范围内来优化资源配置，选择更广，效率更高，视野更宽阔，我们的经济主体将有更大的自由度。

    稳步加快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将有利于企业走出去投资，这将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投资，有直接投资，有联合融资，有绿地投资，同时也有股权上的投资，也有兼并收购的投资，企业有各式各样的需求，我们需要满足他们这些需求。同时我们也不用担心是不是说一开放会流出的多，流入的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全世界的资产管理者都希望将资产配置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对中国非常有信心。如果我们进一步开放市场，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上、在投资上可以更加便捷的进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会进一步提升。

    （小标题）允许民间资本发起办银行 存款保险制度可抓紧出台

    记者：《决定》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方面有何具体安排？

    易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可以做银行的主发起人，这无疑是进一步的对内开放，这一改革举措将使得国有资本、非公经济、民营资本都能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进入银行业，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最终小微企业、普通百姓将得到更为便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记者：《决定》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是出于何种考虑，该制度建立以后百姓存在银行的钱是否就保险了？

    易纲：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存款保险制度相关方案，目前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考虑抓紧出台。

    存款保险制度有三大要点。一是该制度是从存款人利益出发，是保护存款人权益的，绝大多数的存款人都会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受到保护；二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将有利于中小企业。因为在过去我们对居民、老百姓的存款保护的力度比较大。对单位的存款，企事业单位的存款保护的力度比较小；三是存款保险制度整个机制的设计是正向激励，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防止了道德风险，使得银行都愿意更加地谨慎，更加地遵纪守法，这样保费就会比较低，风险就会比较小，声望会越高，声望越高银行就会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存款保险制度是我国金融市场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金融稳定的一块基石。

    存款保险制度在全球各地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存款保险制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增加了金融稳定，提高了整个社会对金融业预期的透明度，我们有存款保险制度，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就更加保险。

    存款保险费都出自金融机构，百姓不会感觉到变化。其费率按风险测算和全球相比将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当费率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可以不再收了。

    （小标题）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

    记者：《决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如何继续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现象？

    易纲：第一就是要加快市场建设。现在有些产品、有些交易还不够方便，这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产品，使企业在套期保值、风险防范方面都有相应的工具；第二是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可以双向浮动，形成一个充分弹性的、双向浮动的、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第三是在完善机制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记者：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34%，是否已达到均衡水平？您认为均衡水平应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易纲：目前人民币汇率已非常接近均衡水平。要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既要看到升值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升值所带来的实惠。升值对出口企业有压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升值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相当的实惠。一是人民币升值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加强大；第二是升值后包括大豆、原油等跟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量进口产品价格更便宜了；三是人民币强了，出国买东西、旅游留学就便宜了，这些都是人民币升值给百姓带来的好处。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名义汇率升值了大概17%，意味着一年升值不到2%。这样的一个速度反映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经济效率的提高。客观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竞争力正在逐步提升的过程。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王宇、王培伟）

    稳中求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访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作出部署。

    围绕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关系政府部门权力格局的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部门利益的调整，各种利益矛盾和复杂问题交织，许多时候绕不开、躲不过。”王峰说，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下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同时，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坚持稳中求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小标题）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在您看来，行政体制改革在总体部署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全会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和要求，都直接间接地涉及政府的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甚至包括一些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调整，这些都属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理解对行政体制这项具有综合性特点的改革来讲，就是要把握好“四个协同”。

    一是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相协同，行政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是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相协同，要按照《决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推进各领域改革中涉及的相关体制机制问题、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问题等，促进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性完整性；

    三是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相协同，这就是按照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要求，突出经济领域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经济领域的行政体制改革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

    四是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步骤相协同，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总之，要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去谋划，放在全面实施改革的全过程中去推进，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小标题）政府和市场两组车轮“四轮驱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两个作用？

    王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说到底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既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课题。

    三中全会提出发挥“两个作用”的观点，这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所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直接关系政府职能定位，对政府职能怎么转、向哪里转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求政府把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事项一律放给市场，切实做到不干预，把政府越位的地方退回来。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还要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必然要求。

    按照这一要求，就是要把政府该管的事管住管好，把政府缺位的地方要补上去。“两个作用”优势互补、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要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

    这就好比行驶在马路上的车辆，一般情况下靠一组车轮去驱动即可正常行驶，但如果遇到特殊路段，遇到坑坑洼洼或泥泞湿滑的路段，就需要另一组车轮也驱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四轮驱动才能保持车辆的平稳行驶。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目的就是想说明“两个作用”的职能关系。

    （小标题）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和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记者：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核心来推进这项改革？

    王峰：转变政府职能要抓关键、抓突破口，这个关键和突破口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大力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简政放权。本届政府已经在此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前不久，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工作也已作出部署，摆在首位的一条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按照三中全会“两个作用”的要求，我认为还要持续不断推进这项改革，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关键是要增加取消下放审批事项的含金量，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真正让企业、让社会、让老百姓感受到、享受到这项改革的成果，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创业活力。

    （小标题）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要有收有放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政府部门不要越位，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能？

    王峰：这就是《决定》提出的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这包括进一步明确需要加强的职能，比如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方面的制定职能，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的提供等。这些都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加强市场监管。据了解，国务院在大力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降低准入门槛、放权搞活的同时，将抓紧研究如何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如何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措施和办法。这就是说一边要简政放权、一边要管住管好，两者缺一不可，都需要同时发力、同时给力，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小标题）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记者：《决定》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我们应如何看待这项改革？

    王峰：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改革目前正在按计划有序展开，其中国务院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分类工作大体完成，地方也在抓紧进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政府不花钱或少花钱养人，要花钱或多花钱办事。对此，改革要求进一步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和事业单位关系，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加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还要逐步推进一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小标题）深化机构改革推动职能转变

    记者：《决定》提出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等，这些改革有哪些指向？

    王峰：转变政府职能必然要求深化机构改革，因为机构是行使职能的平台，是行政体制的载体。实践证明有时候如果不下决心动机构，职能转变必然受阻。这就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大部制改革，进一步明确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解决职能关系不顺、机构设置不科学不合理、运行不顺畅、效率不够高等问题。还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明确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以及地方事权的范围，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强化责任落实。

    同时，要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等。当然，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特别是在行政区划调整、县改市等方面，防止发生相互攀比和失序行为。

    （小标题）改革要最大限度提高现有编制利用率

    记者：编制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决定》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请您谈谈如何管理好编制资源？

    王峰：《决定》指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这对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要切实贯彻落实。这是当前相关方面正在努力抓的一件大事。新一届中央编委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关键是下决心先控制住增量，强调向改革要编制，向管理要编制，向信息技术要编制。

    当前编制管理面临的状况是机构偏多，人员总量偏多，结构不太合理，有的部门和地方人员比较宽裕，甚至一些部门人浮于事，有些地方和部门却人手偏紧。改变这种状况，一要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各地各部门应严格按规定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在核定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内配备人员。严格控制和减少机构编制增量，最大限度提高机构编制资源效用。二要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妥善处理严格控制与满足需求的矛盾，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形式和办法，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于办事上，挖掘潜力，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效率等，改变以往一增加某一方面的职能或工作就要机构、要编制的做法，树立新的管理理念。三要严肃机构编制纪律。严格遵守机构编制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严禁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混用，严禁上级部门干预下级的机构编制事项。健全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和协调机制，加大违法违纪行为查处力度，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黄小希、华春雨）

    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化解

    ——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解读《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理解这些新的论断？发展改革委在这方面将有什么考虑和安排？记者19日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

    问：怎么理解“决定性成果”“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答：《决定》强调，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我们理解，所谓“决定性成果”和“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主要是指：《决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要求突破的关键性、核心性制度障碍基本破除，要求建立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制度基本建立，已经建立的更加科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完善、成熟，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取得的成果，集中在七个方面：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巩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明显增强，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发展。

    ——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宏观调控更加科学，政府治理更加有效。

    ——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基本形成。

    ——开放型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同时，按照全会要求，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方面，也将取得决定性成果。

    问：《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您如何理解这些新的论断？

    答：《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理解，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仍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任重道远。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牛鼻子”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可以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

    问：《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答：《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差别，但这是《决定》的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一样，将对我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市场作用不仅是“量”的加强，更是“质”的提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发挥作用的分量。

    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职能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明确，政府要在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直接配置的同时，切实履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和作用，做到“三个加强”，也就是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

    三是“两个作用”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各有千秋，但不是对立的关系，应该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一方面，要从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问：发展改革委在这方面将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答：《决定》就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多项重大任务。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综合部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各项配套改革。重点推进行政审批、投资体制、宏观调控、价格改革等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今年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我委取消和下放了44项。下一步，我委将根据形势发展再取消和下放一批。总的考虑是：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于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企业能自主决定、行业组织能自律管理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让市场优胜劣汰，由企业自负盈亏；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对于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坚决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第二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我委已完成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的修订工作，按计划2015年还将再次修订。同时，正在抓紧修订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和备案制指导意见，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下一步，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在面上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

    第三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我们将进一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减少政府定价项目，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将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同时加快健全科学合理的价格调控体系和公开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

    概括起来，就是“减”、“建”、“保”。“减”就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坚决交给市场；暂时不具备放开条件的，要建立健全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建”就是，建立有利于促进节能环保、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差别化价格政策体系，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保”就是，按照“保基本、促公平”原则，完善居民生活阶梯价格制度。

    第四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是涉及我委的重点任务。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江国成）

    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谈城乡发展一体化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怎样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小标题）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参加决定起草工作的陈锡文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法律已经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是最基本的。这方面工作正在推进。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等举措，就是为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奠定重要基础。

    二是创造更好的制度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更好的运用。为此，全会决定要求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等，就是为保障和实现农民财产权利而提出的重要举措。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损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也不能让农民流离失所。

    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此，陈锡文表示，这一表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曾提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明确要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陈锡文认为，这些是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举措。

    陈锡文强调：“我国是人均耕地非常稀缺的国家，土地制度再怎么改，也不可能、更不可以随便让耕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陈锡文说，“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必然要占一部分农村土地，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权益，让农民失去土地后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在陈锡文看来，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一是土地是谁的就要尊重谁的权利。过去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财产权益尊重不够，所以矛盾纠纷不断。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对土地利用严格按照规划进行用途管制。

    陈锡文说，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认真总结农民的诉求，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也要总结各地实践中创造的有价值的经验，使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时俱进。

    （小标题）从全局角度为农民真正提供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制度

    陈锡文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跳出“三农”，从全局角度，为农民构建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制度保障。

    陈锡文表示，全会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16个字含义深刻、意义深远，当然任务也非常艰巨。

    他提供了两组数据：

    ——2003年中央财政对于“三农”的全部支持是2300多亿元，2013年则是1.3万亿元以上，增加了4倍多。这是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一整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村这些年的变化不会这么大。

    ——到今年9月底，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有1.7亿人，在本乡本土从事非农产业的超过1亿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半左右不依赖土地就业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今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将会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需要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固定为一种制度，成为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障碍，所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除。”陈锡文说，“为此，决定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一是指推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平等交换。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二是指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对农村的均衡配置。近年来，我国农村已经建立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但是待遇和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方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是今后要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小标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适应

    陈锡文说，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耕地越来越少、对农产品需求越来越高的矛盾，怎么解决？既要靠增加农业投入、完善水利设施、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举措，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要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今后，除了大多数的普通农户承包家庭经营之外，还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产业化经营等新型生产主体。

    “如今，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两类主体。一类生产农产品，种粮种菜，是生产经营主体。还有一类不直接生产农产品，而给生产者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讲的服务主体，也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陈锡文说，“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

    陈锡文说，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必须要走的路。但这个过程要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业人口转移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

    陈锡文说，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决定对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明确了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放开落户限制的各项要求。今后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将使大批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真正的“人口城镇化”。决定还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就是说对那些在城镇常年务工的、暂时不能或者不愿落户的农民工也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陈锡文最后表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携手几亿农民一起奔小康。三中全会的决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刘羊旸、董峻）

    八问“单独两孩”政策如何实施

    ——专访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单独两孩”政策如何启动实施？各地是否有统一的时间表？今后计划生育工作要放松了吗？新华社记者16日就公众关心的几个问题专访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

    （小标题）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

    问：您怎样评价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意义？

    答：经过反复酝酿，党中央作出了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决定。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合乎民意的重大举措。一是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三是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问：这项政策如何启动实施？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按照这一规定，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再生育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次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我委将做好调研指导工作。

    问：各地启动实施有没有统一的时间表？

    答：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是，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问：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何时能申请再生育？

    答：当夫妇俩的户籍所在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专门规定，允许单独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就可以按程序申请再生育了。如果二人户口不在同一个省份，只要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就可在那里申请再生育。

    （小标题）“单独两孩”不会给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太大压力

    问：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会不会出现符合条件的夫妇扎堆生育，导致短期内出生人口大幅增长？

    答：从全国来看，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再加上单独两孩政策由各省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启动时间，由于各地人口发展形势、工作基础有一定的差别，准备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启动实施政策会有时间差，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问题。

    但是，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人数较多的地区要注意防止这个问题。这些地区可以采取倡导合理生育间隔、优先安排年龄较大的单独夫妇再生育、做好再生育审批等，防止出生堆积。国家将根据“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近年出生人口变动情况以及单独两孩政策启动实施情况，编制年度人口计划，加强引导调控，确保出生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防止发生大的波动。

    问：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会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

    答：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据预测，政策调整后，全国每年出生人口不会有大的增加，到2020年总人口将明显低于14.3亿，峰值总人口也将大大低于15亿。另外，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但仅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会给粮食安全以及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大的压力。

    （小标题）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

    问：为什么现阶段不能实施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答：我委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出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长期看，将形成周期性出生人口波动，总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峰值推迟到来，影响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的实现，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部门和研究机构独立开展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问：针对此次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要放松了？

    答：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要继续坚持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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