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一个在红其拉甫病得已经爬不起来的士兵，被战友们含着泪颤颤巍巍地抬下山去。到了山下，远远看见一棵树。这时谁也没有想到，刚才还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那个兵，竟突然坐了起来，接着从担架上滑下来，一路小跑地扑向那棵树，再接着，他像抱着母亲那样抱着那棵树，放声大哭。痛快淋漓地哭过后，他擦干泪，对抬他下山的战友们说：我们回去吧，回红其拉甫，我的病好了。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们亲眼见到的真人真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孙超，是个超期服役多年的志愿兵，在红其拉甫边防站待了整整十八年。他潜心钻研高寒地带的蔬菜栽培技术，以在塑料大棚里种出“三亩江南”而在部队驻扎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名声大振，连远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农业专家听说后也赶来看个究竟，然后对他发出由衷的赞叹，说他现在是部队的人，他们不能也不敢挖他，哪天他转业了，希望能留在新疆工作。但是，就是这个把自己也栽种在高原雪域的七尺汉子，每次回到他临近北京的故乡河北良乡，都感到水土不服，好像身体里的哪个器官失灵了。良乡是个小镇，说不上有多么繁华，回家探亲的时候，他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车和人，头晕目眩，分不清东南西北，连步都不敢迈了。他爱人只好牵着他走，牵着他过马路，像一个母亲牵着年幼的孩子。边防站的新上任政委朱春山给我们解释，孙超那是醉氧，就是在氧气稀少的高原待久了，待惯了，待出癔症来了。回到氧气充足的平原，反倒因为呼吸了太多的氧而醉意沉沉，如同一条鱼从水里被扔到岸上。朱春山政委还说，官兵们从高原回到内地，都有一个醉氧的过程，嗜睡、两眼蒙咙，走着或坐着哈欠连天。他还说了个笑话：在北京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个干部旁若无人，老在打瞌睡，头栽得像鸡啄米似的。台上主持会议的领导看见了，大声呵斥，喂！那个打瞌睡的，你怎么搞的？太不像话了，开会还睡觉，给我站起来！旁边的人立刻报告说，他是从红其拉甫来的。会场顿时寂静无声，主持会议的领导反应过来，当场改口说：对不起，从红其拉甫来的人以后开会可以睡觉。
不用说，我们在红其拉甫，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但是，我要诚实地告诉朋友们，说是去红其拉甫深人生活，可我们的落脚点，却是驻扎在塔吉克自治县县城的红其拉甫公安边防站，海拔3100米，离常在电视里作为戍边英模出现的红其拉甫前哨班，还有216公里。出了边防站口岸大厅往右拐，一直往山上走，往茫茫雪国走，你什么时候感到天昏地转、头痛欲裂，什么时候就到红其拉甫前哨班了。从前哨班再走三公里，整整三公里，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尽头了，在那儿耸立着一座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国徽的高大国门。走出这座国门，就越境了，出国了。那边是巴基斯坦。
那天，我们六个诗人气冲如牛，发誓要在前哨班住一夜，哪怕是个火坑也要跳一次。理由非常充足：前哨班的官兵每三周轮换一次（过去是终年戍守），他们能在21个日日夜夜中坚持下来，我们就不能挺一夜？万一睡不着，我们打牌、吹牛、朗诵诗歌，这多浪漫？再说，现在的前哨班今非昔比，有坚固的营房和长年供暖，有从一百多米的地下打出的自来水，有制氧站随时制氧送氧。而且，边防站还给我们配备了随队医生和机动车辆，出现意外可以立即下山。不过，但是，然而……我们还是前功尽弃，落荒而逃：先是一个身患重感冒的女同志和一个血压高得不吃药便控制不住的诗人，在傍晚时被送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在默默坚持中熬到深夜，一个当过战斗机飞行员、飞过歼－5的兄弟，在吸过满满三瓶氧气之后，心里依然感到恐慌，感到害怕，然后拿起电话给朱春山政委报警。凌晨两点，暗暗走进我们屋子里听过两次动静的朱政委，第三次敲开了我和商震主编住的房间，对我们说：撤吧，请客人们全部下山。不在乎这一夜。
我不准备对我们那副狼狈相再做具体描述了，丢人。我只想告诉人们，那天夜里，当我们在营房前的公路上登车下山时，我看了看表，两点一刻。又抬头看了看天，只见云雾弥漫，细细碎碎的雪正哗哗地打下来，昏黄的月亮悬在用一根竹竿就能捅到的地方，像一只灯笼。
2014年6月8日 北京平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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