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琴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一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午饭，突然敌机临空，我们赶紧逃出门外躲避。只见硝烟一起，轰隆一声巨响，一枚炸弹恰好落在我家房上，把房顶炸塌了。我的亲姥爷（外公）就是在这次轰炸中遇难牺牲的。

    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的父亲李永成（是一位演红生戏的老艺人），只得眼含热泪，带着母亲、妹妹雅秋和我，颠沛流离到汉口，搭了刘五立的班，在新市场继续唱戏谋生。

    那时，武汉已成为大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热情很高。留汉各个剧团都在争相上演田汉写的《夫人城》，这是一出以鼓舞人民保卫大武汉，激发抗日热情的新编剧目，我刚好赶上参加这个戏的演出，并受到了田汉老师的鼓励和指导。

    大约在1938年10月初，由于战事吃紧，为使艺人们不当亡国奴，不被敌人所利用，并且能够成为宣传抗日的力量，在郭沫若、田汉等人的主持下，组织了一个“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所有留汉的各个剧种剧团700多名演员，都参加了这次讲习班学习。我和妹妹雅秋也参加了。

    记得在开班那天，郭沫若到会讲了话，田汉老师写了一首鼓舞人心的班歌。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唱得上来，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要把剧场当作战场，让每一句话成为杀敌的子弹，让每一位听众举起救亡的刀枪。对汉奸走狗，我们打击，打击，打击！对民族战士，我们赞扬，赞扬，赞扬！”这个班办的时间虽然只半个多月，但是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据说在结业典礼那天，周恩来副部长（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也出席了。那时，我刚满十六岁，年纪小，既没文化又不懂事，也不知道田汉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和妹妹每天都去讲习班，不是跟着人家听讲，就是看着人家募捐，还参加劳军、义卖等演出活动。记得第49次劳军公演是在法租界明记大舞台进行的。那次我和穆承斌（徐敏初）合演的剧目是《坐楼刺惜》，田汉也常来看我们的演出。我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田汉的。

    《夫人城》上演不久，敌人逼近武汉，剧场停演。我们一家于10月中旬（武汉是1938年10月26日沦陷的）坐上汉口开往长沙的最后一班舢板船，离开汉口流亡到长沙。

    我们在长沙只演出了十场戏，又传出长沙紧张的消息，于是在长沙大火的前一天（长沙大火是在1938年11月13日），我们又急急忙忙地离开长沙，步行逃难到达湘乡。1939年初，我们和“抗敌歌剧队”又一起回到大火后的长沙。并由歌剧队长盛成同志介绍，同时加入了以田汉为主组织并领导的“平剧宣传第一队”（没有第二队，简称平宣队）。为了改良和提高旧剧艺术，并动员广大艺人参加抗战宣传，我们集中了三个月时间进行学习，至四月初结束。四月中旬全队在田汉等人亲自率领下奔赴桂林，在桂林连续公演、义演五个多月。以后我们平宣队便经常流动演出于桂林、衡阳、长沙等地。到1939年11月平宣队又被正式命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平剧宣传实验剧团”。在平宣团解散之前的几年间，田汉老师都和我们在一起，先后达四年之久。

    回想起我从小能有机会跟着田汉老师学习革命道理，宣传抗日，从事旧剧改革，提高文化知识等往事，至今历历在目，真使我难以忘怀。特别是他那种无私无畏、革命乐观、勇于奋斗、不屈不挠、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更使我十分敬佩。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从小学艺的旧艺人，当时我思想上、艺术上能有所进步，能识字、懂得爱祖国为人民的道理，都是田汉老师耐心教导的结果。他对待我就像他的亲女儿一样，既严格要求，又关心体贴。他那个严师慈父般的崇高形象，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田汉在组织人马了”

    在长沙集训学习的时候，田汉老师仍本着“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的宗旨：“……得把一切旧戏演员组织起来，多少使他们认识一些民族存亡的责任，抗战救国的大义；至少使他们觉悟到不做顺民，不给敌人唱戏，并且能为抗战宣传。”办集训学习班，他平易近人，很快地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正如郭老赞扬他那样：“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能和民间艺人搞得很熟，这是寿昌的大本领。一方面把时势问题和抗战意义向他们灌输，另一方面也想改造他们的习惯，让他们了解一些新的戏剧艺术。”在学习期间，田汉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学文化，帮助我们摘掉文盲的帽子。我在学文化时，总是像背戏词似的顺口溜出来，可是要单独测验我哪一个生字时，我又变成了睁眼瞎子。他摸到了我这个毛病，不仅在课堂上严格要求我，有时下课后，还赶到家中来抽查我的识字成绩。他把成段的句子捂住两头，单让我念中间的单字。这一下我念不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手足无措。为了帮助我学文化，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啊！他还让任光老师教我们唱歌，龚啸岚同志负责排练，还有许多位临时请来的老师给我们讲课。洪深先生也为我们操过心。

    当时，我们是一面学习，一面排练演出。每次排练或演出，田汉都亲临现场，随时提出改进意见。如果你在排练时不严肃认真，或者演出时在台上东张西望，他便毫不客气地问你怎么不好好演戏？然后又耐心地跟你说：“你不是一个旧艺人，你在台上是一个宣传抗日的战士啊！”要求非常严格，直到说得你心服口服，改正错误。所以我们大家在这期间，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文化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通过我们上演一些富有鼓舞抗日热情的新剧，以及带有新意的旧剧，大大地繁荣了大火之后的长沙城的文化生活（当时长沙烧得只剩下民众和银宫两个剧场可供演出）。我们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民众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另一方面也遭到反动派的嫉恨，或明或暗地散布流言蜚语，如说什么：“田汉在组织人马了！”同时这个时期日寇不时地派遣飞机前来骚扰。在学习期满结业典礼那天，当我们刚要开会的时候，突然警报一响，敌机就成群地飞来了，在我们会场上空盘旋示威，这样怎能开会哪？我和父亲躲在墙根下，父亲搂着我等着敌机的离去。田汉为了照顾大家的安全，不断地走来走去地察看，当他走到我父女跟前的时候，便含着微笑慈祥地问我：“你还敢不敢演新戏啦？”我那时年轻，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敢写，我们就敢演！”田汉老师听后，满意地笑了，父亲在一旁也笑了。田汉老师不仅对我如此，对全队的人，都经常用这样的话，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如他对徐敏初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敌机总在这一地区飞来飞去盘旋不走，大家都很纳闷，这时有些胆大的青年人，便跑出去察看，忽然发现就在会场隔壁一家餐馆的楼上，有一个人正在打着一把红伞晃来晃去，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真相大白了！大家真是气愤极了，立刻一拥而上，把这个民族败类抓了下来，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一个小铜佛。敌机由于找不到轰炸目标不得不扫兴而去。田汉老师处事泰然、果断，临时改变了开会地点，才使大家避免了被敌机轰炸的灾难。

    他们越骂我们越红

    田汉老师一面坚持编演新剧如《新雁门关》、《土桥之战》，以及欧阳予倩编写的《梁红玉》等，同时坚持改革旧剧，整理改编旧剧，力图使旧剧能为抗日救国服务。他还临时编写一些时事短剧，这些都是我们在边学习边演出时经常上演的剧目。想不到上演这些剧目，竟然也遭受到一些反动报刊的谩骂。不是说我们乱唱戏，就是说我们唱不好，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在去戏院演出途中，碰到一个卖报人，手里举着报纸边走边喊：“卖报、卖报！”一直将报纸举到我的面前，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识这样做，还是为了兜揽生意。我想，大概有什么重要新闻吧？于是我买了一张，带到后台。打开报纸一看，果然有篇骂人的文章。我虽然文化低，但文字的大意我还是看得懂的，更何况还有我李雅琴的名字在上面呢。真把我气坏了。这时正好田汉老师也来到后台，我就将报纸递到他的手中说：“您看，您看。他们又在骂人啦！把我也骂上了。我想不通。我们从来不演坏戏，难道我们演鼓励人们抗日的戏不对吗？我们没有错，他们凭什么要骂我们？”我以为田汉老师听了我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之后，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地怒发冲冠。可是没想到，他听了以后并没有显出生气的样子，而是很平静，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将报纸甩在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他们爱骂，让他们骂嘛！”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骂呢？”田汉老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而又亲切地对我说：“傻孩子，我们是要给人骂的。人家不骂，我们就不红喽！”歇了一下，他又坚定地说：“人家越骂我们，我们就越红！”我当时听了这话，简直不能理解，因为那时我还年轻，我也不知道田汉老师是党派在国统区的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学习我才逐渐明白当时说这话的含义：一方面说明被敌人反对，证明我们的工作做对了，刺到了敌人的痛处；另一方面从他冷静沉着地处理敌人的攻击这件事中，也充分表现出他那威武不屈，坚持抗战到底的献身精神。

    田汉“宣传赤化，挂招牌啦”

    我们平剧宣传队在桂林演出期间，田汉老师在他原编剧本《渔父报国》的基础上，开始创作《江汉渔歌》。当他刚写好三场戏的时候，便叫我们先在乐群社的小舞台上试演，不料戏未终场，突然闯进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勒令立即停止演出，并且把门也封了。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后来经过交涉，才弄明白，原来在《江汉渔歌》中，有一场戏是描写渔翁、渔婆、渔郎、渔娘等几组群众打鱼巡江，防御敌奸的场面。渔郎是年轻娃娃，渔娘是年轻姑娘，每人脖子上都系了一块红布；渔翁、渔婆都是老年人，每人脖子上都系了一块蓝布，红蓝相映，显得十分整齐好看。谁会想到，就为这块红布被扣上“田汉宣传赤化，挂招牌啦”的罪名，因而不准演出《江汉渔歌》；后来经过田汉据理力争，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他们才不得不让我们照常演出。这出戏后来在衡阳演出时，也曾被禁演过。

    “傻孩子，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在桂林演出期间，经常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几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汉渔歌》的定稿，也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完成的。有一天，警报响了，田汉带着我们到七星岩躲警报。趁着敌机尚未到来的时间，他找了一张石桌子，掏出文稿及笔墨纸砚，聚精会神地埋头写起来。往日，他不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叫我伴随着他，我也总像是秤不离砣似的随着他老人家，以便随时接受他的指点。偏巧这回我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儿而没和他在一起。突然紧急警报响了，敌机临空一阵狂轰滥炸，这时，我才发觉田汉老师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隐蔽得是否安全。大家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我更是忧心忡忡。可是又无法出去，好容易盼到警报解除了，大家便急忙跑出来寻找。我和龚啸岚一同奔跑着，呼喊着，当我们找到一个洞口的石桌子前，只见原来桌上的纸笔文稿全都炸飞了，纸屑散落满地，却没见到人。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以为他老人家遭到了什么不幸，心中十分难过。我们心情沉重地收拾着地面的东西，当我们再次抬起头来看到面前的山洞时，才发现田汉老师正屹立在洞口，昂首怒视着天空，看着敌机逸去的方向，从他那严肃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无限激愤。大家见他安然无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特别我们一伙小青年更是激动地拥到他的面前，围着他蹦呀跳呀！我难过地两眼噙着泪水，带着歉意对他说：“田汉老师，我今天没跟您在一起，让您一人受惊了！”接着又说：“在敌机空袭时没有见到您，真是好急呀！”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他很慈祥地对我说：“傻孩子，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每逢我想到“傻孩子，哭什么”这句话的时候，就引起我对老师的怀念。他的这句话鼓励我要勇敢地做人，同时也指出世间的许多事情，不是能用眼泪来解决的。

    以个人恩情重于国家的汉奸戏必禁

    我们也经常上演一些传统剧目。但在内容上较差的剧目，都要尽可能经田汉老师改写后才演出，并且还要加上一个“新”字。如《新铁公鸡》、《新玉堂春》、《新武家坡》、《新十八扯》、《新打城隍》、《新拾黄金》、《新四进士》（焦菊隐改编）等。本来《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每个演员差不多都会。可是那时候正处在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紧张时期，杨四郎是一个个人恩情重于国家贪恋异邦安乐忘却国仇家恨苟且偷安的人，我们平剧宣传队是宣传抗日的，怎能宣传他这样的典型呢？所以，我们在田汉老师教导下，从来都不唱这类戏。可是有一次在长沙为第九战区某部官兵演出中，却碰到了难题。原因是一些高级军官非要看《四郎探母》不可。那天，从清晨起来他们就把田汉老师找去了，提出要看这出戏。虽然田汉老师两次三番婉言拒绝，都无济于事，一直磨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是没有结果。看来不演不行，但又怎样演呢？那时我住在田汉老师的隔壁，只见他走来走去地在思考着应付的办法，我便问了一句：“您在想什么哪？”他很感慨地对我说：“他们一定要看《四郎探母》，我们怎么好演这个戏呢？看来不演又不行！……”那时，我既年轻又幼稚，见他很着急，我便不知轻重地插了一句话说：“老师，我们整不赢人家，不唱又不行，唱就唱嘛，您看哪里不合适，改改词儿，不就敷衍过去了！”谁知我这句不知深浅的话，竟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赞许，连声说：“好，好。你这个意见好。”于是他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便伏案挥笔给铁镜公主写起新词来。铁镜公主由我扮演，杨四郎由徐敏初扮演，词写好后，已到了扮戏的时间了。于是，在我化妆时，田汉老师就站在化妆桌旁边，把新词一句一句地读给我听。那时候，自己年轻，脑子又灵，一听就会。听了几遍之后，妆化好啦，词也背会了。又由于铁镜公主是用旦角的小嗓唱，恐怕观众听不懂，还临时用一张大白纸把唱词写上，然后贴在一块大木牌子上，在铁镜公主上场时，便把那块木牌子往台下一竖，白纸黑字非常醒目。这一来戏也唱了，词也改了。

    “我们总是有办法的”

    “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这是田汉老师经常爱讲的一句口头语。与其说是口头语，我看不如说是他老人家对待困难的态度。当时我们常常遇到许多困难，譬如人家刁难我们不给剧场演出；或者因经费不足，剧团困难到没米下锅，再不就是碰到难以应付的特殊晚会；等等。但他从来很少显出愁眉不展着急万分的样子，而是笑着安慰大家：“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同时想方设法把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比如，没有剧场演出，他就不顾疲劳、不怕麻烦地与各有关方面接洽求得解决；剧团经费不足，等米下锅，他就用自己写作得到的稿费来买米，以免断炊。例如，有一次奉命去南岳演出特殊晚会，他就针锋相对地安排了两组既能鼓舞观众抗日热情激发士气又颇不适合蒋介石口味的剧目。记得这一次一共演出两天：第一天是募捐戏，演的是《梁红玉》，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天是所谓给蒋介石的“祝寿”戏。一开头，先由王笑笑（原歌剧队演员）变魔术作为开场戏，接下来便演由田汉老师及时赶写出来的一出类似《打金枝》的剧目，名字是《程咬金上寿》（由徐敏初扮王子，我扮公主）。等到蒋介石临场了，马上演出田汉老师创作的《土桥之战》，这些戏的内容都是强调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不要打内战的。这些是我对剧目安排的理解，田汉老师并没有直接跟我这样说。

    再有一次是他去重庆后再次返回桂林时（那时平剧宣传实验剧团已经被迫解散了），我们一家也都回到桂林唱戏，当我听到他老人家又回到桂林的消息时，真是高兴极了，便兴冲冲地买了点心去田家探望他。我一进门便看到田奶奶、安妈妈（安娥）。她们见到我都非常高兴。田奶奶对我说：“孩子！你坐，你坐。他出去挑水去了，等一下就回来！”话刚说完，只见田汉老师挑着一担水回来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生活上竟会困难到这种程度：身上穿着一件百孔千疮的破汗衫，一个洞一个洞的就像蜂窝似的，他那微显斑白的头发也好像有几个月都没理了！看到这种境况，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了，安妈妈也在旁边陪着我流了许多眼泪。而这时，田汉老师却仍一如既往的乐观开朗，并微笑着对我说：“傻孩子，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嘛！”接着又用他那句口头语来安慰我说：“我们总是有办法的。”我听了以后便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您现在过的日子太艰难了，现在我的收入还不错，您搬到我家去住吧！我来养活您。”接着我又说：“我要接您去，把奶奶和安妈妈一齐接了去！”沉默了一会儿，他便亲切而又富于深情地对我说：“傻孩子！我一生就是这样，我的境况不能好，不能享福。如果生活过好了，我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生活越恶劣，我才能写出好文章啊！”这段平凡的对话不是充分表明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了吗？田汉老师他不仅经常用“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这句话来鼓励我和宣传队的全体同志，以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而且还把这句变成台词，写进剧本。如在《新儿女英雄传》一剧中，从剧中人的口中就曾三次说出这样的话。我想这其中也是在潜移默化地鼓励观众，要人们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的前景，增强战胜日寇的信念。

    “雅琴哪！你就像我的亲女儿”

    田汉老师特别喜爱、关心我们年轻人。那时，老生徐敏初、武生李迎春、丑角曹百岁和我等人，都是十多二十岁的年轻小鬼。他关心照顾我们，就如同对待他的亲生儿女一样。不管是政治学习、文化学习还是业务学习以及排练演出，对我们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注意纠正我们从旧剧团带来的自由散漫等恶习。由于田汉老师慈父般的教导，使我们懂得了许多知识和道理。他对我尤其疼爱，我那时虽然才十六七岁，个子长得很不矮，幼时习老生很有些男孩子的爽直性格，也比较适宜于演一些女扮男装的角色，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张兰英、《新铁公鸡》中的向金屏（妹妹雅秋扮银屏）等。所以，他不管到哪里都喜欢带我去。后来大家都对他说：“雅琴哪，就像你的亲女儿似的，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呀！”他有时非常亲切地对我说：“雅琴哪！你就像我的亲女儿！”老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1939年的春节，在我与他老人家拜年时，他真的很愉快地接受了我作他一生中唯一的义女。当时洪深先生、欧阳予倩先生都在场，他们也都为我能有这样一位义父，能在他的教育熏陶下健康成长而高兴。过去义父和我合拍的照片中，还有海男、田野兄妹与我和雅秋，这张照片我一向视如珍宝地收藏着，每逢看到这些照片时，就感到又回到他老人家身边，感到像家人团聚般的温暖。可惜这些宝贵的照片连同我在平宣队的不少剧照，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我和田汉老师——我的义父的这层关系）也和我本人一样受到株连，被洗劫一空了。后来，我虽多方设法查找，但始终踪迹全无。

    平宣团被迫解散了

    1940年下半年“平剧宣传实验剧团”（由平宣队改编而成）由于田汉老师、龚啸岚同志等人相继离去而被迫解散了。田汉老师临走前虽然也曾委托团内几位负责人以及田洪（田汉弟弟）一定要把平宣团坚持办下去，可是在他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经费无着和敌机经常轰炸衡阳，一连十多天都不能演出，后来连大锅伙食也开不出来。起初我还有一点首饰拿出来变卖，暂时维持开伙，可是日子一长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接着几位负责人又商量着把台上用的幕布及《江汉渔歌》用的服装卖掉，买米熬粥以解燃眉之急，但这又怎能持久呢？由于环境的恶劣，剧团无法维持，于是有些人便离团各谋生路去了。最后只剩下连我一家在内的二十多个人，这样更演不成戏了，当时又无法与田汉老师联系，一些负责人和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父亲虽不是负责人，但他是一位很受大家尊重的老艺人，所以开会时也经常吸收他参加，听取他的意见）。这时刘筱衡在桂林国民大戏院搭班，因与老板赵华（《扫荡报》编辑主任）不合，他想另外组班，又因合同期未满不能离开，他听说我一家困在衡阳，就派王三子到衡阳来接我们。当时我父亲李永成抱着戏班的义气思想说：“你也看见了，我们平宣团现在剩下的还有二十多个人都很困难。你们如果接人，那么就把我们都接走吧。如果只接我们一家，我们不去！经过磋商，最后他们是同意了。平宣团也就这样解散了。到桂林后由于与刘筱衡在演出上意见不合，没几天也就散伙了。

    最后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昆明市劳动京剧团，徐敏初在云南大戏院工作。田汉老师因公来到昆明。知道我与徐敏初都在此地工作，便委托谭碧波同志找到我和敏初，约着到冠生园与他老人家见面。阔别多年，当我见到他的时候，竟然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老人家也是两眼湿润，默默地看着我——他一生中唯一的义女，在饱经离乱之后，终于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又重新见面了！怎能不感慨万分呢。金素秋同志当时在场，看到这种情况，为了缓和气氛，很风趣地说：“瞧，怎么啦？这爷儿俩见面怎么连话也不说呀！”这才打破了寂静的沉默，破涕为笑，畅叙离别。他老人家特意给我与敏初每人带来一个广西出产的黄澄澄的大柚子，真是吃在口内甜在心中。谁又会想到这竟是我与他老人家最后的一次会面呢？

    （赵凤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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