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亦秋

    最初的结识

    田汉是我国戏剧界的老前辈，也是京剧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早在南国社时期，他就和欧阳予倩、梅兰芳、周信芳、高百岁等著名京剧艺术家交往，一起研究戏曲改革。抗战时期，他又与京剧、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剧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亲自辅导平剧（京剧）宣传队（重组队时曾短时间用文艺歌剧队）。田汉先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先后编写和排演了十几出鼓动爱国主义思想的好戏，如：《岳飞》、《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双忠记》等。田汉毕生为革命文艺事业，特别为京剧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是我国戏剧事业上一位杰出的戏曲作家和戏曲改革家。

    田汉为人正直，心胸坦荡，热情可亲。他性格豪爽，很能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他总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当你来到他的身旁，就会感到他像是一团火，给人以无限温暖和精神鼓舞。可以说，他是同人的挚友，青年的良师。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的真切，如今回忆起来，仿佛他仍站在我的眼前。

    我最初和田汉先生结识是在1939年，当时我与南方四大名旦之一的刘筱衡一起，带着一个京剧演出组从湖北宜昌到桂林演出。那时他正在抗战的后方桂林一带，从事着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记得我们到达桂林的第二天，刘筱衡就约了几个人一起去看田汉领导的平剧宣传队的演出。这一看可真开窍，大开我们的艺术视野，特别是对京剧改革有了新的认识。那天晚上，平剧宣传队演出的剧名虽是一些京剧老戏，如李迎春的《长坂坡》、徐敏初的《打棍出箱》、李雅琴的《三堂会审》。可是，这次的演出，却别有一番新意。他们没有把旧戏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将一些“噱头”、不健康的唱词都删掉了。一个戏有一个戏的风格，整个舞台十分严肃，没有俗气之感。

    我边看戏边对坐在旁边的刘筱衡说：“这台戏可真不错，内容高雅，不落俗套，真有个精神劲儿。”还没等我说完这句话，刘筱衡用手一指坐在前排一个带着眼镜、穿着西装的中年人说：“喏，那就是鼎鼎大名的田汉先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田汉正异常兴奋地瞧着台上的表演，还不住地鼓掌。这时，我心里揣摩，过去就曾听人说，田汉先生如何了不起：他致力于京剧改革有胆识。今天，面见其人，又看了在他指导下演的这台戏，果真是名不虚传。我不由得对田汉先生更加敬重，暗暗想到，如果有一天能和他合作该多好哇！

    到桂林后不久，有一天我们在国民大戏院演出，演的是改编历史剧《明末遗恨》，开场前二通鼓刚打过，管事的就走进后台说，田汉先生来看戏了。我听了这消息，开始还有些紧张，在我旁边扮装的刘筱衡看到我的神色，便转过脸来说：“亦秋，别紧张，田汉先生可不是那些专挑刺儿来扒人的，他最支持改革。你就放开来演吧！”这是刘筱衡先前与田汉接触的体会。确实，在我后来和他接触中愈加感到，田汉先生没有咬文嚼字的文人作风。

    戏散后，我刚要卸妆，这时从外面走进来平剧宣传队的人，为首的就是穿西装的田汉。他一进门，就操着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京白话不停地向后台的人道谢：“辛苦了，辛苦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刘筱衡迎上去恭敬地问候：“田先生，感谢您光临，请多多指教！”说着，他又把我介绍给田汉先生。

    我这时有说不出的高兴，连忙躬身抱起拳来说：“田先生，我演得不好，请田先生指教。”

    田汉见了我，满脸绽开了笑容，拿着一把扇子也抱起拳来爽朗地说：“久仰、久仰！你演的戏还是挺规矩的，不像有的南方演员那样的火暴。”初见田汉先生就感到他很随和，十分和蔼可亲。这初次的会面很短暂，他忙忙碌碌地只说了两句话，就带着人匆匆走出后台。想起我们第一次结识的情景，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鲤鱼跳龙门

    1941年，李迎春找我，并由他引荐，参加了由田汉先生领导的文艺歌剧队，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演出。开始一段，我与李迎春、李雅琴合作先后演出了《群英会》、《平贵别窑》、《乌龙院》等剧目。后来，我们一起排演田汉编写的京剧《岳飞》。那时，这个剧本已经出版了，只是还没有把它搬到舞台上。在我与田汉一起排戏过程中，对他的为人处世，他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及对京剧改革的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这个在旧社会梨园行里奔波多年的艺人，受到很大教育，渐渐懂得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应该奔着什么方向走，应该怎样做人，怎样认认真真地演戏。

    我来到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歌剧队后，给我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这里与旧戏班大不相同。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钩心斗角，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彼此团结得像兄弟姐妹，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特别是田汉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像磁石一样，把大家团结在演剧队里，我们都十分喜欢他，称他是“田老大”。值得回忆的是田汉那种炽热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使大家都敬佩他。平日里，总见他忘我地工作。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困难面前他总是那样轻松愉快，他心里仿佛不知什么叫愁，什么叫烦，始终那么地乐观、豁达。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起来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重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吃饭他甚至去典当。

    记得有一天，田汉拉着女儿——玛琍（即田野），为着吃饭正打转磨呢，见了我便问：“吃饭了吗？有钱吗？”我自从进了文艺歌剧队也没了钱，还时常为大家开伙吃饭垫上些钱，便和他实话实说了。他听了笑着对我说，没钱不要紧，我口袋里也是空的，你没吃上饭就跟着我走好了。这样，田汉走在前面，我拉着玛琍跟在后面，一直向桂林街里走去。在街上好不容易他才碰到一位熟识的朋友，田先生走向前便照直说没钱吃饭，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那位朋友听了连连点头，二话没说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领到一个饭馆里，总算使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样的事当时许多人都经历过。

    田汉的生活是极为俭朴的，他不讲究穿，不讲究吃。那时，他住在桂林七星岩南边花桥附近的一排房子里。这儿既是他的寓所，也是排练场，有时对词排戏也在这里。一时间人来人往好是热闹，简直像个小旅馆。到这里来，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没地方睡觉就在这里住宿。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田汉的全部衣着就是一套黑西装，一套军服，一双马靴和一件旧棉袍。他的衣服和其他人的衣服都一起挂在墙上，除了他授衔的肩章和少将军装没人穿戴之外，其余的大家任意挑选着穿。有一次田汉早晨起来，到挂衣服的地方一看，那里没给他剩下一件外衣。这时他又急着上街，没办法，只得现从屋里人的身上扒下来一件穿上，这才算救了急。即使这种情况，他却依然笑嘻嘻地没有一点怨言。

    我们那一段的生活是够艰苦的，演出挣不来钱，弄成吃了上顿没下顿，演出场次也多，可是一天忙到晚大家总是那样热乎乎的，很有朝气。所以会这样，除了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田汉先生善于团结人，他的乐观的精神也感染了大家。平时，田汉常与同志们聊天，拉家常，关心群众的生活，他常常鼓励大家朝着光明看。他说的话，总是那么入情入理，使人易于接受，三言两语说得人心花怒放。他的知识渊博，古今中外，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无所不通。和田汉接触，使我学到许多知识，提高了艺术修养，也受到极大鼓舞。

    记得在一个夜色朦胧的晚上，我和孟超几个人来找田汉聊天，一个人搞来了点酒，田先生又弄来一盘蚕豆，用小锅放在炉子上煮了煮。大家围着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一边传递着杯子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田汉给我们说抗日前线的战况，又讲汪精卫无耻的历史，还讲俄国斯大林那儿的情况……田汉越说越激动，他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我们是烤着不暖的火，纵论天下大事，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可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啊！”最后，田汉还鼓励在座的人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将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说到这里，田先生又转过头，专指着我说：“你，你要鲤鱼跳龙门！”他的话说得那么恳切，那么炽热，我总觉得这是对我们大家的莫大希望和给我们的巨大支持力量。

    新排《岳飞》

    从参加文艺歌剧队的第一天起，就使我有一种新鲜感，不像旧戏班那样，特别是在与田汉一起排演《岳飞》的接触中，增长了我的见识，真正懂得了当一名演员和演戏的意义。

    那时，我们排演是十分紧张和辛苦的，没有上下班一说，演戏排戏的条件也极差。新排演一出戏往往是由田汉现编，一边誊写剧本，一边排练。堪为称道的是田汉现编戏的速度，真叫惊人，他总是走在我们拿本子排戏的前头，从未让我们等着他写的。有时他还来听我们设计的唱腔，帮着矫正。大家说田汉一心可以三用或四用。

    我们开始排《岳飞》这出戏时，先由他派定了角色，我演岳飞，李迎春演岳云，杨瀛洲演牛皋，洪镇（洪深之子）演杨再兴，经过二三天工夫就把全戏串下来了。

    在排我的戏时，田汉特别关照，站在身旁指点。有一场戏里，岳飞上场来就有一大段唱，开头一句倒板“立马蛇山豁壮眸”，唱得平平淡淡，没有一点气氛。田汉反复听了以后，就耐心地讲解戏词，再接下去的一段唱腔里，从词到运腔，一句一句地帮我抠。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唱词是：

    又只见洪涛滚滚流，

    白帆片片汉江口，

    芳草萋萋鹦鹉洲。

    祢正平当年骂黄祖，

    小周郎用火攻烧曹操百万貔貅，

    这几辈古人今在否？

    江上空余黄鹤搂。

    田汉坐在一条破板凳上，听我一句句唱出来，他自己用手拍着板。当他见到我唱得嗓子哑了时，才让胡琴停下。可这时，他却像入了窍一样，凑到我跟前哼一句说一句词的意思，还让我了解岳飞此时此景的心情。突然，他一时兴奋地给我高声朗诵了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一段：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背诵如流水，琅琅有声。经他这一番朗诵，使我对岳飞的理想和抱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我们排演岳飞从鄂州到武胜关，见到自己从军时路过的一座古庙，岳飞曾经在庙墙上题过诗的情节，岳飞唱：

    看罢了当年纵笔书，

    烟尘满壁字模糊。

    这一片雄心虽未吐，

    且喜今吾似故吾。

    耳听得疏林响暮鼓，

    准备明朝把贼屠。

    这一场戏，我们设计岳飞站的位置和身段时，是让他侧身对着残墙断壁，观众只见到半个脸儿。田先生看了，便和我商量，改成面对观众，岳飞眼前的观众方向就是墙，他说这样使人物有个整体的表现，观众能够一目了然。我听了有些顾虑，觉得这么一来，造型是否真实，道具也用不上了。田汉见我有些踌躇，就耐心给我讲艺术的戏剧立体感、舞台调度、艺术的真善美等见解。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想通了，这一实践，果然效果很好，不由我暗暗敬佩他在艺术上的真知灼见和不拘泥于程式的改革精神。

    此外，岳飞的这段唱词，都用的是吹腔，我唱时怎么也上不去，与笛子老合不到一起。而且越唱越差劲儿，眼看这出戏就要上演了，如何是好呢？田先生见了这情景也很着急，憋了半天他才说了话：“把吹笛子的人找来一起商量，问能不能把调门降一降。”开始，吹笛子的人不肯改，说要按照笛子走。后来，经田汉的死说活说终于使吹笛子的人同意试试，果然这么两下一凑合就唱得顺当了，大家高高兴兴。等吹笛子的人走了以后，田汉跟我小声说：“人不能太死板了，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呀！”他这么一说可逗得我笑了好一阵。

    《岳飞》正式演出前，还在桂林高升戏院进行了彩排。那天，田汉先生请来各界友好人士和报社记者看戏。他从进了戏院，就台前台后忙个不停。当我扮好装，扎上靠快要上场时，走到台帘前，透过帘缝儿一眼便看到田先生正站在场面上，一手拎着大锣，一手抡着锣锤，正起劲儿地敲着，可谓聚精会神，锣音也垫得严丝合缝。我看到田汉这么起劲，精神振奋，自己第一次演岳飞的胆怯心情，也就一扫而光了。

    《岳飞》上演后，小有轰动，队员精神焕发，田汉也很高兴。每次出外演出，慰劳抗战军队，他都跟着。有一次，我们去西南行营演出（那时李济深任西南行营主任），田先生还邀请了欧阳予倩来看戏。只见他在台下陪着欧阳予倩，还不止一次地征求意见，当听到称赞的话时，立即跑到后台告诉我们。

    又有一次我们文艺歌剧队到离桂林城里十几里路的“汉民中学”演戏。开演前，田汉走到台前给青年学生讲话，主要意思是，希望青年学生树立民族观，他还揭露汪精卫说：“汪精卫这个人，没有一点灵魂……”讲话不长，却博得台下阵阵掌声。

    那天演完戏已是深夜一点多了，队员们集合起来，得步行十里路才能回到住处休息。一路上，我们三三两两并肩走着，队伍前面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上边挑着一盏汽灯照明。当时，我演完戏浑身乏得没了劲儿，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多亏一位青年搀着我。但田汉走起路来却精神抖擞，忽前忽后，四处照应。他走到我跟前关切地说：“亦秋，你身体可不够棒呀！哎，早知道你身体这个样子，咱就不这么唱了！可你看群众的抗战情绪多高涨！”他这一说我也十分感动，忙说：“我还得多练练，习惯就好了……”心里想到，还真要向田汉先生看齐。

    别山会义演《双忠记》

    一天，田汉兴致勃勃地走进屋子，见了我们便问：“有没有钱？”说后嫣然一笑。

    我们见他这副神态便也会意地笑开来，知道一定是他写的文章换来了钱，他兜里不空了。这时，我便对众人说：“喂，诸位知道吗？今天田先生可是财星高照，请咱们吃面去！”经我这么一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了一阵，最后一致要求田先生带着大伙儿去城里吃凉面。田先生看到这个场面乐得合不上嘴，没说二话转身往外走。我们一个个眨眨眼习惯地紧跟后面，这样一拉一帮人，到桂林街上吃凉面去了。

    这天，气候比较冷，田先生胳膊上还搭着一件薄大衣，边走边指指划划，大讲桂林的几处好风光。当我们刚走进桂林城里，在迎面街头的一扇大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十分醒目，下面聚着许多人。我们走近海报前细细观看，海报的内容是为了纪念明末以身殉国的烈士张别山，由李济深、巨赞等名流人士牵头组织别山会。张别山号同敞，他是明末忠臣瞿式耜的学生（注），后来与瞿一起在桂林殉难。

    田汉站在海报前一目扫过，便对我讲：“亦秋，咱们给别山会演个新戏好不好？”

    我随口说：“好哇！那就等您编剧本了！”

    自从那次随便交谈后，田汉还真的与李济深先生组织的别山会商妥，要给他们演个新戏。

    再有一次，我和田先生一起到月牙山躲空袭警报，只见他手里捧着一大厚本明史，在昏暗的防空洞里，借着一点亮光仔细翻阅。要不是我提醒他，解除警报的笛声响过了，他还待在洞里看书呢！

    事隔多日，一天，下午两点多，他突然派来一个学生捎信叫我去，说田先生有急事找我，要我马上去。我一听这么紧急，就立即跟在后面去见田汉。

    刚进门，田先生便对我说：“唉！上次和你讲的，演个新戏，今天晚上就上！”

    我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十分惊讶地问：“演什么新戏呀？”

    田汉马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和你讲了？给别山会演个《双忠记》。”

    我问：“《双忠记》？那谁演呢？”

    田先生说：“你主演，我已经通知西南行营了！”

    我连忙说：“田先生别开玩笑了，这比不了演旧戏。新戏得一场一场地排。那我可演不了，要演您演，我帮着排戏还可以。”

    这时，田先生不由我说，执意让我现排现演，像哄小孩似的说：“就你，就你，没你还不行……”说后，他又叫来李迎春几个人进了屋，田先生三言两语就让大家开排新戏《双忠记》了。让我演瞿式耜，李迎春演张别山。

    先是他拿起稿子给我们念，说剧情，讲得慷慨激昂，等我凑上前一看，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才写到第二场。这时，我就问：田先生，你编完了吗？

    他赶忙说：“编完了，在脑子里还存着几场，那你们先排着，我把后面的戏写出，咱们编、排两不误……”说后，他欣然走进里屋去了，把我们撂在外面。这一下我没辙了，只好和李迎春几个人商量着串戏。

    一会儿，我们总算把他写的第一场拉下来了。在第二场戏里，田先生写了一段很长的【二六】唱词，我怎么也记不住，就去找田先生请他改改词，进屋一看，田先生手里拿着几张稿纸正在屋里来回走着。一见我进去就将稿子塞进我手里，说：“给你三场的稿子……”

    我接到稿子内心一惊，万没想到田先生编戏这么神速，我二话没说就退出来。可是竟把改词的事忘了，刚要往回走，一想算了吧！别再打搅田先生了，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吧。

    下午五点多，前三场戏将近排完，这当儿田汉也从屋里走出来，把最后一场戏的底稿交出来了，又说，瞿式耜给张别山赠了一首诗，亦秋，你看是当场写？还是事先写？

    我回答说，您的字漂亮，现在就手写下来吧！

    田汉笑盈盈地叫着拿笔拿纸，大家争着看田汉写字。

    过了一会儿，待他写完字我凑上前俏皮地说：“田先生您的字写得潇洒飘逸，可您写戏词一句那么长，叫我记不住。在台上我要实在唱不出来，我可就‘念英文’啦！”

    田汉乐呵呵地说：“行哟！平（京）剧念上了英文，那就成了世界剧了！”

    在文艺歌剧队时，我们经常开玩笑，为着热闹一番。别看嘴上逗哏，但做起工作来，却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

    就这样，我们经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双忠记》就一气排出来了。

    当天晚上我们演出《双忠记》，前面垫了两出小戏，田先生邀请了“别山会”的人和许多朋友来看戏，戏演得很有气势。

    演出结束时，田汉走进后台，见了我们哈哈大笑，嘴里不住地说：“大家辛苦，你们演得还真有点烈士的风格！”

    又有一次，在桂林的桂剧、湘剧、平（京）剧联合演出，地点在广西剧场。上演的戏是桂剧谢玉君的《芦花河》、湘剧吴绍芝的《打猎回书》一折，最后是我们的《双忠记》。

    这次，田汉请来洪深看戏，事先他还加了一段戏，是孔有德见瞿式耜（内容是孔来劝降清兵），演起来还真有戏，特别是戏文里，田先生又精心加写了瞿式耜的一大段念白。我练了一个下午才算弄下来。

    晚上演出时，我在台上刚念完这一大段白口，立刻听到坐在台下的洪深激情满怀，扬起喉咙，喊出一声洪亮的声音“好”！

    喊的这一“好”声，使我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我见到洪镇时就问，你爸爸喊什么呢？

    他回答说：他是为田先生写的好台词喊好啦！

    这一下，更使我体会到田汉写戏的功力。这种功力是他写的剧本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之所在。

    一盘辣牛肉干

    还记得有一天，我到桂林街头去散步，顺便买些牙膏、肥皂等类的东西，一进街头，就看到许多人抢着买报。

    卖报的大声吆喝：“特大新闻！快来买报哟！有关陈嘉庚的消息！”这下也把我吸引过去了，于是挤进人群买了一张报。我赶忙打开报纸，看到一条显眼的新闻，大字标题是“陈嘉庚是汉奸”！我看了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在我心目中，陈嘉庚是一位了不起的华侨富商，他很爱国，在南洋一带积极组织募捐，支援抗日救国。我很纳闷，怎么一下变成了汉奸呢？我不明白，就拿着报纸去找田汉。

    田汉看到这条消息时勃然大怒，瞪起眼睛大声说，你是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呀！

    他这么一说，更使我莫名其妙，只得听着。过了好一会儿，他静下心拍着我肩膀说：“亦秋，这可是骗人的，要把眼睛擦亮呀！”接着他又详细地介绍了陈嘉庚的人品，说前不久陈先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痛斥孔祥熙假抗日大发国难财的罪恶，从而刺痛了孔氏，因此孔系报纸就造谣中伤……

    经田汉先生这么一介绍，我才恍然大悟，也使我大长见识。事后不久，果然在昆明爆发了反孔的大游行，使我对孔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愈益感到田汉政治见解的敏锐。和他结识，受益匪浅。

    后来，六战区把歌剧队的人要了去，准备组织个京剧团。我便征询田先生是去还是不去。田汉说，不要参加，因此我就决计回江西演戏了。

    离别桂林的那一天，我买的是晚七点的火车票，下午就到街上转转。可巧，我路过三明戏院时，见到他的学生，那学生说：“田先生正在找你呢！”他的话音刚落，只见田汉和几个人向我赶来，其中有孟超。田先生见了我就说，走，走，咱们去看画展。他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沈逸千画展室。等看完画展，田先生还是拉着我不让走，正赶上沈逸千请田汉、孟超吃饭，这么三拉两扯就来到一家饭馆里。他们坐下来，点了几个菜就开始谈画的事，我坐在一旁左看表右看表，心里惦记着上火车的时间。等田汉知道我上火车的时间，他才和我说上话，他问：“怎么，你今天就走，有什么要讲的或要办的？”话没说多久，跑堂的端上来一盘辣牛肉干，田汉不等主人发话，找来一张报纸，把这一盘辣牛肉干倒在纸上，随口说：“你路上带着吃，湖南的辣牛肉干满有味道！”

    这时孟超说：“亦秋，我听说江西那边还是挺沉闷的，有志兄去就好了。”

    这一分手，直到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才重逢。见面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提起那盘辣牛肉干来，三个人笑作一团。

    1943年，我在江西排演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还参加了戏剧改革的工作。其间，田汉虽在遥远的西南，却一直非常关心我，他先后给我写来二十几封信，孟超托他内弟凌思复带给我一本他的杂文集和田汉的问候。可惜，经过十年动乱，田汉的大部分来信都毁掉了，幸存下几页残片。前不久，田汉的三弟田洪看见便借去用。有的信的内容我还记得清楚，其中一封信上说：

    “亦秋兄，此间报载，我兄在江西搞戏改委员会，我和孟超听了都很高兴……”

    还有一封信上说：“此间盛传，我兄在江西已然去世了，在抗战中牺牲的人士中，几乎又加进我兄的名字……”

    现在想起这些信，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些许文字也正是反映田汉始终那样热情地关怀同志，鼓励大家进步，也是他乐观的人生观的真实写照！想起这些，真是催人落泪。

    （黄新树 整理1983年5月19日）

    注：瞿式耜（1590-1650），明朝大臣，常熟人。1646年清兵破汀州，唐王被俘，他与丁魁楚等拥立桂王于肇庆。1647年清兵破肇庆，逼梧州，丁魁楚、吕大器等皆遁，唯他跟从桂王趋桂林。清兵围桂林，他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战守达三月，人无叛志。后清兵破桂林，他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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