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迎来了新的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依旧待死不活儿。倒数是见不着了，作业偷奸耍滑也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属于中下游的学生。
按理说，都三年级了，家长也应该着急了，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岂不是完了吗？可惜，那时我的父亲对我早已心灰意冷。他没有受过好一点的教育，对于一个孩子该怎么学习、怎么考出好成绩可谓一窍不通。他认为我从小学习就不好，能不考倒数已算不易；他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绝无再进步的可能。虽然成绩不好，虽然没有被人看好，但我还是痴痴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现在想来，如果依照那时候我的日常表现和学习成绩都能上大学的话，那全中国就人人都是大学生了。
身边没有人监督、教育，平常也接触不上功成名就的大学生讲什么经验与方法，更没有人鼓舞说：“你一定能上大学！”九岁的我从没认认真真地思考过自己的未来。就这样，我每天都没有目标、没有计划地活着。上学，听课，放学，看似匆匆忙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躯壳罢了，毫无生机和朝气可言。
对中国的应试教育稍稍有点认识的人，也能琢磨出我将来即会面临什么。
也许是上天怜悯我，就在那一年，只因一个人的出现，便完全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来到了AD小学，他将在这儿实习半年。他叫陈国树，是林往前校长的一个表侄。无巧不成书，由于AD小学没有宿舍，林往前家又没有闲置房子，他一来便住进了离学校仅有十米之遥的土房里，而我家和学校也只隔了两座砖房。因为和陈老师挨得实在太近，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他那里坐一坐。有一天他突然问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答说想考大学。
“那你知道怎样才能考上大学吗？”他问。
“这……我还没想过，”我把板凳拿过来，坐在他旁边，“等长大了以后再说吧！”
我以为陈老师会顺着我的话茬儿往下说一说他的大学生活，可不曾想他却话头一转，给我泼了一盆凉水：“你这个成绩别说想考大学，就算考个高中都费劲。如果想考大学就必须先考上重点高中，想考上重点高中就得上重点初中，想上重点初中就必须在小学名列前茅。如果平时不排在前三名，根本就无法谈什么大学。”陈国树还说如果我以后还坚持这个比倒数稍强的名次而毫不动摇的话，那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农村种地，别妄图什么理想和未来。
我低下了头，流出了眼泪。我说自己简直就是在混日子，有时看似很努力，但却是被迫的，就像一支被人使用的牙膏，挤一点儿，出一点儿。我抱怨自己太笨，无论学什么都感到费劲；我恨自己太没出息，从来都是班里的中下游。陈老师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你到底喜不喜欢语文和数学呢？”
就是这一句话，它像警钟一样将我敲醒：是呀，我到底喜不喜欢语文和数学呢？
“回家拿去看吧，看完记得还给我。”陈老师从柜子里挑出几本书扔给我。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书皮都已破损、但却改变了我命运的书：《小学数学题精编》、《中国著名大学》、《故事荟萃》、《水浒传》、《你可以考进北大》。这几本书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课外书，任何一个大一点的书店都不难找到。但是在农村，尤其是1996年的AD村，他们就是稀缺品，就是雪中之碳。一有时间，我便会投身于它们的世界中，沉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
不知不觉地，我数学能力大增，解题方法、思维方式、计算力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语文汉字的听说与读写也突飞猛进。我开始知道中国那些最顶尖的大学，开始了解什么是中专、大专、本科，开始明白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的天壤之别，也开始逐渐清楚：要想考上中国最高学府，要想克服一切不平等的录取分数线只有付出、付出、再付出，努力、努力、再努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还得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踏上成功的彼岸。就像《你可以考进北大》中所引用拿破仑.希尔的一段话：
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被打败，
那你就被打败了；
如果你认为自己并没有被打败，
那你就并未被打败；
如果你想要获胜，
但又认为自己办不到，
那么，你必然不会获胜。
如果你认为你将失败，
那你已经失败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发现成就开始于人们的意识中——完全视心里状态而定。
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落伍，
那么，你已经落伍。
你必须把自己想得高尚一点，
你必须先确定自己，
才能获得奖品。
生命的角逐并不全是，
由强壮或跑得快的人获胜；
不管或迟或早，
胜利者总是那些认为自己能获胜的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的时候，四大名傻却开始分崩离析。
首先是冷晶。到了三年级，他已虚岁十三。这个年纪的孩子要是放在今天，没准还在跟父母撒着娇呢。可冷晶却已踏上了打工的道路。在AD村，一个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没有能攀上权贵的裙带关系、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而又不想在家务农的辍学少年，除去给人打工，还能干什么？
AD村很穷，连稍微像点儿样的小型企业都没有。邻村不远有个张家屯，那里倒是比较富裕，小加工厂多如牛毛：印刷厂、冲压厂、胶印厂、线路板厂、汽车配件厂。在张家屯打工，工资不是很高，待遇不是很好，但起码可以养家糊口，混个温饱。
然而冷晶却没有选择到张家屯来，在他眼中，这里不仅挣得少，技术门槛也低，根本没有发展前途。他虽然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可他心中有理想，有激情，有要过上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就像老舍笔下那个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一心要在城里立足的祥子一样，再沉的担子他也坚信自己能够扛过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他发现摆在面前有三条路可以走：一，干建筑；二，电焊工；三，大车司机。
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冷晶选择了大车司机。说实话，干建筑和焊接实在太累，他那么小的年纪是要被压垮的。开大车，就必须先跟车，虽说整日坐在副驾驶上陪着司机穿国道，爬山坡，上高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也实属无奈之举，谁让自己那么要强呢？
可当冷晶真正开上大车以后，他才明白，这活儿可一点也不易。看着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听着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他开车的胆子越来越小。原先总想趁着自己年轻、硬朗、精力充沛，好好地干他几年，争取买辆大货车，然后也搞搞运输，当老板。但随着日子一天天长久，他却开始厌倦这种非正常人一般的生活：风餐露宿、冷风热气、撇家舍业、黑白颠倒、颠沛流离。
有人说不少建筑工人的工资已超过白领，不少普通电焊工已赛过大学生，拼死拼活地上回大学还不如农民工。的确，这事可算不假。但有谁想过那些农民工的心酸与付出？接工程就像闹饥荒，吃了这顿，没下顿；干起活来像磨上的牛，十二小时正常班，无礼拜、无节假；破皮、划口是小伤，摔胳膊，断腿是万幸；人家山南海北地逛，他们山南海北地闯；人家老婆孩子热床头，他们把自己的骨肉当留守儿童；人家把脑袋挂在脖子上，没事儿理个发，染个色儿，他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生怕弄丢；人家在城市中过得腻了，想出门旅个游，他们好不容易混进城去，却还受人白眼，遭人冷视。
在中国，某些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爱恨情仇，他们以讹传讹，互相指责，明争暗斗，不甘下流。他们喜欢在同胞身上加上“农民”二字，搞得你无处藏身，体无完肤。我曾经听说，在BJ人眼里，所有外来者都是群众；在SH人眼中，所有外来者都是乡巴佬，在广州人眼里，所有外来者都是穷人。难道农村人只能用目光仰视这个世界？难道从农村走出来的工人就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难道农民工的形象必须是“乡巴佬、穷人？”“难道农民工身上的“农民”二字就永远摘不掉？难道那些带着贬意高喊“农民工！农民工！”的市里人就不曾想想自己的祖辈也来自农村？
刘志公随着叔叔南下深圳时，张平江也早就务起了农，曾红极一时的四人组合，如今只剩下了于博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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