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实践证明，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是难兄难弟，不但不能相互解救，而且越闹越厉害，由经济问题闹成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问题。

    陈云同志是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人物之一。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的思想行动中贯穿一切的主线。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很多重要的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实践证明，按这些规律办事，就胜利，违背了这些规律，就失败，就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以致重大损失。

    194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言的一部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中指出：“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半个世纪以来，陈云同志就是按照这一思想来领导经济工作的。

    早在抗战后期，在日军和国民党部队围困陕甘宁边区的1944年，党中央决定调陈云同志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边区的经济工作。他经常召集财办副主任贾拓夫、秘书长曹菊如、财政厅长南汉宸、贸易部长叶季壮、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同志开会，解决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有时也让我列席会议。他亲自抓银行工作，多次到边区银行了解情况，组织座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主管全面的财经工作，更是为人民为党为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建国之初，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遇到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状况。我们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加之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给国民党军政人员找出路，我们采取了把它们都包下来的政策，更加重了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的支出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而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省、市、区、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收支脱节和财政上的不统一如果继续下去，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全国人民经过了12年的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努力制止通货膨胀。于是，陈云同志亲自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于1950年3月3日公布实行。他还提醒财经工作的干部，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得好，不仅关系到4.75亿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加以统一使用。

    在贯彻执行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过程中，1950年三四月份物价即由上涨趋于平稳，5月涨势基本上停止，货币流速大减，银行存款大为增加（银行存款对财政贸易周转起了大作用）。到1950年6月15日，陈云同志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即财经工作业已实行统一，财政收支业已接近平衡，通货和物价业已趋于稳定。这是我们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表现，最广大的人民已经看到并开始得到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利益。”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仅仅过了8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这样一些成果，国际上不少国家的人们认为是奇迹，也实在是稳定经济、稳定国家大局极其宝贵的经验。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仅仅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就根本改变了面貌，使我们国家健康起来，顺利前进了呢？这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陈云同志的深谋远虑，统筹规划。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深知中国的国情，一动手治理，就如药到病除。就我自己直接的体会有三点：

    （1）陈云同志平时很注意调查研究，摸规律。在延安一次会议后，他对我讲，遇到问题，一是收集论点，二是收集证据，三是三番四复，四是确认现实。《陈云文选》中《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概括的“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和他对我讲的精神是一致的。

    （2）陈云同志十分注意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次，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报告，说：保卫党中央，这是全局。晋西北或哪个解放区损失了，可以救起来，党中央不能遭受损失。

    （3）陈云同志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在巴黎和莫斯科出版发行。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他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我于1936年秋冬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对我参加革命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书中对共产党、国民党，讲人讲事、深刻对比，讲述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状况、思想情绪，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和《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脉相连，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他说：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6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同志提出的三大观点，不只是商业系统学习、执行了，银行系统也积极地学习和执行了，其他许多部门都学习和执行了。

    陈云同志在财政经济工作中还提出了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付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以后，又提出了外汇收支平衡。在这些平衡中间，以我体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支平衡。建国以来，经济一遇到困难，有些人就想打赤字财政的主意。越搞赤字，财政越困难，国家只好被迫要银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实践证明，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是难兄难弟，不但不能相互解救，而且越闹越厉害，由经济问题闹成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问题。通货膨胀实际是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不同于征税，征税有一定的限度，该谁交什么税，交多少有政策规定。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搞起来，很难有个限度，不是“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就怎样办”，而是专向老实人要钱，搞投机的人不是交钱，而是利用物价上涨，发通货膨胀的财。赤字财政、通货膨胀使老百姓看到党和政府与老百姓是两条心了，是搞两极分化。邓力群同志写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说：“陈云同志坚决反对用列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他说，你们不怕通货膨胀，我给你们讲，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一连说三个“害怕”。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中说：“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绝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建设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早在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料有多少。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生活，关心农业，关心回笼货币。大跃进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了。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花尽心血，开动脑筋，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发言。其中，头一条就说的是进口粮食，他说：“现在有进口二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来一些，我们也要。”他指出：要说服同志们把有出口市场的零零碎碎吃的东西如核桃、瓜子、红枣等都集中起来出口，换粮食进来。如果有400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就是为了这件事，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抽调了副行长江东平同志到上海口岸接运粮食将近半年。国家把进口的粮食和从古巴进口的糖集中使用，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把进口的麦子的麸皮用于养猪。卖高价糕点、糖果、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解决了不少问题。陈云同志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个大主意。”结果，几年就把在市场上膨胀的货币基本收回来了，共回笼五六十亿元。

    早在1957年9月，陈云同志就提出了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他说农业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今后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其中，‘卡普隆’是很可以发展的一种。它的原料是煤炼成焦炭的副产品。‘卡普隆’比棉纱坚牢，照理论计算，牢度比棉纱强五至十一倍，从使用寿命来说，如果生产三十万吨‘卡普隆’，即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吨棉纱，也就是三千万担棉花。”“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只能紧吃紧穿。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乔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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