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儿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有“如何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喙。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那么就会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哪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儿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的红薯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儿关系，只要在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西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晃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让人会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韵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儿，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置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的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作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儿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儿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儿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儿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也许好一点儿，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儿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地生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人（主要是教授们）的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专业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儿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周边的土地，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来培养。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没学问的士子，满嘴胡说，惹得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儿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

    大学校长的素质

    前些天，有媒体的朋友让我谈谈大学校长的素质。当时我顺嘴说了几句，不想后来真的见了报，有教育台的记者扛着机子来访，非要我再说几句。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等，也谈了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虽然都是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之间其实没有可比性。过去的大学是个教育自治体，现今的大学不过是官僚大机器中的比较专门化的小机器，既没有自己的动力体系，产出也受到大机器的严格制约。在大学做校长，实质上在做官，做得好也不过是个好官。

    不过，事情总有变化，我们身为官员的校长们，近来也开始喜欢谈跟他们性质不同的前辈了，蔡元培、梅贻琦甚至张伯苓、胡适都经常被提起，尤其梅贻琦那句有关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更是被众校长并麾下的弟子们背诵得让大家都如雷贯耳。既然如此，不妨说点儿当年校长们的旧事，为大家助兴，以梅贻琦为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    （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清华，他只是一个挂虚名的王帽子，真正唱主角的是清华的老师和学生。

    当年，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传统，清华由于跟美国的渊源，这种传统特别制度化，学校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特别对清华这种制度上的教授治校，更是看不上眼。可是，当局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在清华不成功。清华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由于资金来源上的独立性和教师们的强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巍然不动，而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却只好走路。轮到梅贻琦之后，他一改前几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梅贻琦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无为而治的“王帽子”，而是个后台主管兼导演。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软硬兼施，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同时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充实教师阵容，在学术上发出大的声音，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就算是吃过洋面包的大学教授，对于民主自治，也操练得并不纯熟，学校的事务，大大小小，实际上还是得靠梅贻琦来张罗，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也须梅贻琦调解。教授自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关键是梅贻琦这个管家的激励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教授们的主张和主意，才不会淹没在时常会发生的无原则纷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梅贻琦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尊重。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而且尊重他们的自治传统和制度。教师只要发了聘书，就是校长请来的先生，什么时候都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怎么教，教什么，全都悉听尊便，如果觉得人家水准不够，下回不聘就是了。至于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校长更是不能碰，也不会碰。学校的重大事务，断没有教授们不知道的，如果有这么一回的话，那么倒校长风潮说不定就会闹将起来，让你丢了鸟位。梅贻琦曾经这样解释他能够长治久安的事实，说是倒这倒那，没有人乐意倒霉（梅）。其实，恰是他从来不做让人家倒的事情，才没有人倒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无论如何推崇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是空话。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座衙门，而且是层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教师无论职称达到多高，在校长眼里，也不过是下属，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义务之一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用梅贻琦那句名言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别说大师，小师、小小师都出不来，这样一来，校长的用武之地，也只剩下盖大楼了。

    学官的教授头衔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衙门里自然盛产学官。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当然也有不少学并不优，被上级看上了，也就“仕”了），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注意：“双肩挑”已经是大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特地借来一用）。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行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着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的好。这绝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教授带上“长”会有如许大的好处，那么说明“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开放之初，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同时期，虽然职称“毛”了很多，但官阶滥得更厉害，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得更多些。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我们的教授们，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学术，但骨子里跟传说中的卢大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的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儿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儿直不起来。

    请国家领导人到高校做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社会的基本价值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每逢暑假，许多高校都在修路。其实路早就有了，所谓的修路，是开膛破肚，重新往里装些乱七八糟的管子。当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包括校园规划）一向都做不好，铺完了路面再挖开装东西从来就不算新鲜事，但问题是，有些学校今年挖开明年还挖，明年挖完了，后年保不齐还要动，说是拉链路吧，也不能真像拉链似的总是拉个没完哪。心里有疑，找个明白人问问，说是不动也不是不行，但上面拨下来的款子，当年不用完，过期作废，而且专款专用，修路的不能修桥，即使路没有什么事，也得修，因为如果不修，明年这笔款就不拨了。有的朋友跟我讲，修路算什么，有的学校楼刚造好就扒掉盖一个大个儿的，好好的楼房玻璃窗，不知怎么就非得全部砸掉换成铝合金的，再不就推倒原来的大门，来个新的。

    从这些年复一年的大手笔来看，我们国家真是发达了，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好。可是，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高校经费一直都是很紧张的，要不然，大家就用不着削尖脑袋往什么“211”工程里钻，钻进了“211”，再钻“985”，无非是想从国家那里多弄点儿经费的支持，也犯不着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坚持对学生收费，每年4000到6000元不等的学费，对于普通市民和农民来说，不能不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方面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厚着脸皮四处张嘴，八方伸手（搞钱目前是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一方面钱却像水泼地似的花掉，毫不心痛。我相信，没有哪个校长乐意乱花钱，也没有哪一级政府打算把钱让学校去乱花，但事实上，钱就是在乱花，而且越花越多，不仅摆在面上的工程乱花钱，受到“211”或者“985”工程支持的那些项目，有多少是大而无当的花架子，恐怕报项目和批项目的人，心里都清楚。项目做完了，除了成堆的文字垃圾之外，恐怕什么也剩不下，成百上千万的钱，还不是丢在了水里。

    都说眼下莘莘学子们浮躁，其实负有培养他们的学校才真正的浮躁，房子要盖最豪华的，游泳池要室内的，体育跑道要塑胶的，课题要宏大的，题头不是“世界”就是“国际”，说白了无非是无病呻吟。口口声声叫嚷着办实事的人们，最后办出来的都是虚事，只有经手人比较高兴，谁不知，但凡兴工程，就会有油水。    《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山一样的富贵怎生消得掉，而修园子的经手人又怎么能发得起来，贾芸仅仅讨了一个栽树的小工程，立马就翻了身，由城市贫民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连宝二爷身边的丫鬟也敢吊膀子。

    按道理，老百姓交的学费是他们的血汗钱，而国家的教育经费也同样是他们的血汗钱，因为他们是纳税人，纳税人出了钱，可是对于钱走向了哪里，以什么形式花掉，却一无所知，就是想知也无从知起，在我们国家的“现代话语”中，只有纳税的时候，我们才是纳税人，在其他的场合，我们只是上知下愚不移的“民”。拨款的人认为他们拨的是国家的钱，而花这笔款的人认为他们花的是国家的钱，跟“民”好像没有什么干系。拨款的人不检查款的用项（即使检查，也是走过场），用款人只要把钱借专款的名目花出去，天下从此太平。出钱人的权利，在这里没有一丁点儿踪影。眼下，教育产业化大有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势，其实，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还不如真正实现教育产业化算了，在产业化的情况下，收费高了，意味着学校提供的服务和教育的水平也要提高，如果学校不这么干，至少还可以有“消协”和“消法”管一管。而现在可好，收费几十倍地提高，但教育的质量却在成倍地下降，出了钱的消费者“上帝”，在校园里却是最没有权利，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然而，这一切却没有人管，爷没有“法”管。

    在世界历史上，西方现代民主的开始，实际上起于征纳税的纷争，可以说，所谓的政治民主，是从经济民主开始其进程的。纳税人对纳税和所纳税款用途的各种权利的拥有，在一个国家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阶段，其实比他们能选谁作政治领袖更重要。现在，政府的政务公开与透明讲得很多了，其实高校的事务也应该公开透明，因为那里毕竟是花了纳税人大笔的银子、而且是他们牵肠挂肚的子女受教育的所在。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唯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从来没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好过，态度也从来没有如今日之牛气，而教育的效果，却也从来没有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学陷在应试的泥潭里，而高校则在大跃进的虚骄和浮夸中狂欢。教育这块计划体制的绿洲，繁荣茂盛的底下，是根烂水枯的内囊。

    以高校为例，可以稍微有点儿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导。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某个学科该由谁来研究，需要国家权力来确定吗？要的，我们不仅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哪个大学哪个学科是重点学科，而且还要评出若干个研究基地，好像学术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爷们钦定赋予某些学校以垄断似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始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    “211”刚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意思是再选一些大学，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有什么名堂。不过，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于是大家拼了命挖门盗洞往里挤，争相对主管者献媚，甚至集体出动，四处运动，至于运动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健将们自己知道。大家如此卖力，如此豁出脸皮，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为了将行政权力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些评比名堂，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哪个学校卷进评比的争夺战中，胜也罢败也罢，都意味着永无宁日。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入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锺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城狐社鼠，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和“管束”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输”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为“管束”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

    如何学得明白些？

    歌德的名篇《浮士德》，我最早看的是郭沫若的译本，很煞风景的，下了几次狠心才看完，感觉已经是味同嚼蜡。不过，开场白里有一句话倒是还有印象：    “要及早学得明白些，在这个世界上，不做铁锤，便为铁砧。”不做铁锤便为铁砧，有点儿功利，也有点儿残酷。但无论做了铁锤还是铁砧，或者既非铁锤也非铁砧，都应该明明白白，意思就是受气也得受个明白，死也得死个明白。所以，学明白是很必要的。人生在世，之所以要进大学学习，专业可以有很多，五花八门，但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学了变明白，而不是越学越糊涂。    《颜氏家训》有句话说的明白：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凡是从事过某种带有知识和技能性的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最关键的还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整体感觉上的糊涂懵懂，学着、做着，同时也被老师或者师傅骂着，渐渐地好像一条黑胡同，前面忽然有点儿亮了，再过段时间，感觉自己突然明白了，于是就会了。这时，显然不是知识增加了多少，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记不住，不过，不要紧，用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了，关键是感觉找到了，眼前是亮的——明白了！再怎么做，都是对的，而在此之前，怎么做都不对．都要挨骂。

    不过，大学不仅仅是学专业的，因为我们是人。仅仅着眼于专业学习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机器，顶多是工匠。所以，要做明白人，必须在做人上下功夫。古人云，学者无他，学做人而已。现代人学问自学问，做人自做人，显然是西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分的缘故。这样固然有其功利性的好处，但人未免工具化了。大家在利益的面前，往往一窝蜂奔着学问去，奔着技术去，只是到了教堂里，才想起做人的问题。

    做人，关键是要做个明白人。怎样才算是明白人，如何使自己明白起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做人最难的是与人相处，有关人际关系的学问，可以说是天下最难的学问。人的一生，所有的成败利钝，机遇与晦气，无不与周围的人有关。机会是天赋的，其实也是人赋的，关键看你对所有跟你有关或者间接有关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说是抓住机会，不如说抓住人，抓住人，没有机会也会生出来，抓不住人，机会有了也可能丧失。

    说到学明白，有些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往奸猾和油滑方向想。与人相处，占便宜，不吃亏，是每个家长都可能教导孩子的训条。当然，这样的训条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可是，人不能只靠本能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做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有比哪怕最狡猾的动物更高的智慧。很多活得比较明白的成年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你一生中总是设法占便宜的人，到最后，发现他们累积所占的便宜，远抵不上一次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平时的小算计，实际上是在和天在算计，最后不吃亏，吃大亏，是不可能的。占便宜，往往意味着周围的人有小损。虽说损失不大，但已足以造成他们的反感。占便宜，往往意味着你对周围的人缺乏起码的道义，因此，你丧失了人赖以立足的基本资本——信任。

    所以，处处占便宜这种出自动物的本能行为，实际上是与人相处的大忌。它是一座无形的墙，隔开了你和群体。它是一种不光彩的道德标记，让佩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有不被认可的耻辱。油滑的坏处，跟奸猾类似，看似精明，实际上没有朋友，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人肯跟你合作。

    还有更多的人以为，明白人就是会运用谋略，在他们眼里，所谓的谋略，就是阴谋诡计。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像《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术，才会大行市利，名气甚至压过了《孙子兵法》，其实，那只是1941年才在陕西一个县城里地摊上面世的地摊货，是兵学的垃圾。中国古代四大实学中，兵学是最显赫的，被西方称为“战争艺术”。当然，毋庸讳言，兵学里的确有诡计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并不是古代兵学的主要部分，只是一种不得已而行之的末技。兵学的关键在于信息的控制（庙算），战略的选择（奇正），国家的治理（强国），军队的管理（将帅），形势的利用（因势），情报的获得（用间）等等。近人把古代的兵法用在商业和政治活动中，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如果置兵法的大道不顾，只专注于权术、诡计这种末流技术，则是大错。当然，即使在现今的社会，诡计也不是不能用，但诡计的运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手必须是敌人，对其用了诡计之后，即使不能彻底将之毁灭，今后也无需与之共处。二是运用者必须足够的老练，做人足够的圆滑，即使用了诡计，也不太能够让人发现，也就是说，让对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而，现在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经常能发现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自以为聪明地在玩弄诡计，其结果，往往是类同玩火。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处的世界，除非有特殊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将你视为对手的那个人置于死地，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否则大家就都活不好。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面对这个现实。不仅个人组成的世界如此，连国际社会都如此，丛林时代过去了，再弱小的国家，也不大可能被人吞并，如果有国家还想打这个主意，那么就会成为世界的公敌（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既然必须共处，诡计就不能轻用，因为一旦用了诡计，即使一时奏效，不仅永远得罪了对手，断了今后见面的后路，而且在大家面前留下了阴谋者的名声，以后再寻求合作者，就困难了，而在这个共处的世界里，合作是像阳光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

    学明白，就是让自己变得有智慧。聪明是天生的，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脑瓜好使的程度，反应的快慢，但聪明不代表智慧，智慧是后天习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就是一种知人、明事的本领，智慧就是对那些世俗所谓“小聪明”和谋略局限的体悟，智慧就是对自身局限的透彻感知——如苏格拉底所谓，知道自己的无知，即知道自己无知的所在。《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信条是知己知彼，知人，即为知彼，知道自己的局限，即为知己。如果既能知人，又能知己，而且又能超越了世俗所谓的权谋诡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有智慧的人。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揭发由他揭发，教授自我为之。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回马枪和倒打钉耙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儿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网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得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己家的。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以前也有，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20世纪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其实有点儿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教授们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只是稍前一点儿的弟子们抄袭的少，被发现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们抄袭的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满地都是学术腐败似的。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儿都没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也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辞，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的时候，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到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随着新一届的新生入学，贫困大学生的援助问题又凸显出来。这一次，教育部据说是很动感情，先是“不讲情面”地批评了几个省在助学贷款方面的无所作为，而后又很动情地强调了帮助贫困大学生的重要性。无疑，这是件好事情，虽然成效尚无从知晓，但毕竟标志着该管这事的行政主管当局，开始管他们该管的事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这么大的国家，上千万的大学生和上亿的中小学生，只有一个教育部，把一切都包下来根本不可能。但是，同是一个教育部，似乎不应该在没钱帮助贫困生完成起码的教育的同时，一只手却大把地将钱撒出去，做锦上添花的无益之事。这样说，绝不是无的放矢。

    这几年，高校里开展了一项“精品课”和“精品教材”的评选工作，每项评上了，当事人都会得到几十万的资助。姑且不论这种评选跟学界众多的评选一样，有多么的不公平，有多少的暗箱操作，就算是评出来的东西都是绝对的好家伙，真正的精品，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奖励如此多的钱。大学里的课，当然有上的好与不好的分别，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学里没有淘汰机制，有水平没水平都在讲台上混，又不准学生选择，没人往下轰。在外面市场的刺激下，有的教师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其实是没有精力顾学生，上不好课，自在情理之中。管理部门没有勇气对不好的加以惩罚，对于上课上的好的教师，给一点儿鼓励，当然也无不可，可是，奖励度达到几十万，有这个必要吗？况且，什么叫做“精品课”？什么叫做“精品教材”？标准是什么？在实际的评选中很难把握，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有力者的一次分赃。

    退一万步说，上课上得好，原本是教师的本分，本来就应该上得好。教材的撰写，本来也是教师份内的事情，当然也应该写得好。课上得好，教师有自己的工资、奖金和补助，这些钱，半出自纳税人的血汗，半出自学生家长的腰包，教得好，只证明他配拿这些钱，纳税人和家长们的付出有所值。至于教材就更是这样了，不仅有相应的工资报酬，而且还有版税可拿，卖得好的教材，每年的版税就上万甚至几万，有什么道理再挂上个“精品”的头衔，再花上纳税人几十万昵（更何况，现在的情势是，我们的教材，瞎凑的居多，即使筷子里头拔旗杆，拿到国际上，也是贻笑大方）？要知道，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下，还有那么多大学生交不起学费，每顿饭只吃两个干馒头，甚至还有的家长被学费逼得寻了短见。

    我本是个对数字和金钱比较迷糊的人，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出高校里头，类似的靡费还有很多。有些大学每年都要修路，翻修房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路扒了修，修了再扒，好好的楼房，说推就推了，硬是要盖新的。浪费钱不说，那份扰民，就让老百姓受不了。一问才知道，这些钱都是专款专用，今年不花掉，明年就没了，而且可能以后就不拨了，所以，尽管路不需要修，房不需要盖，也非折腾一遍不可。

    跟十年前比，现在的高校，尤其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尖的学校，好像真是有钱了。某些所谓的“重中之重”有额外的拨款不说，    “211”工程完了还有“985”工程，入选的高校，一个个巨大的课题项目，什么“全球化”，什么“大战略”一个接一个，于国与民不仅无用，而且误事。大家都心明眼亮，一起编故事骗钱，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都上百、上千万，当然，还有几个上亿，甚至几亿的巨无霸。真不知道，在儒家经典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情况下，凭什么还要去弄一个“儒藏”？而且要花掉上亿的资金？是比照“道藏”，还是比照“大藏经”呢？在编“道藏”和“大藏经”的年月，儒家还是正统，居然都没有人编什么“儒藏”，现在编这个是干嘛呢？同时，那个大清史是不是也可以停停，连参与编写大清史的人都承认，他们这些人水平并不比《清史稿》的编撰者高，那么有什么必要耗费几个亿重修清史？

    王朔先生有部小说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讲的好像是些痴情男女的事。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似乎也处在这个状态，一边是贫困生在火里，苦苦挣扎，各种救助杯水车薪，而一边则是莫名其妙的大把花费，像水一样流淌。当然，也许即使将这些所谓的“精品”和项目都砍了，可能还是不足以救助所有的贫困生，但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嘛，至少，我们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靡费而失望，甚至绝望。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制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大跃进的进程是同步的。姑且不说大跃进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大跃进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大跃进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大约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且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作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要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领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是学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做人(Learn to be)。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儿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儿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做假。教师带头做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大跃进，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尽管写博客净挨“．愤青”的骂，但是作为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孩子头，心里对“愤青”还是满同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学校，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愤青”的养成所。骂我的人，也许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作法自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眼下讲成功与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们还给这类书起了个名儿，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儿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工夫看，人活到50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工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19世纪末时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倍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戒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儿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厉害，“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愤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大学教师的种类

    按道理说，大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官僚化的地方，一旦官僚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其官僚气、衙门气、衙役气、甚至有可能超过真正的衙门。毕竟，现在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政绩观是否正确，都要有政绩，而且这些政绩多少要有点儿实在东西，怎么也要修几条路，盖几栋楼，引进一点儿资金，增加一点儿GDP。然而，大学不一样，首先不需要制造GDP，其次没有升学压力，最后连毕业生的就业也基本上不用操心。上级评估考核的玩意，无非是论文发表数量，课题数量这些可以通过卡学生的毕业证“土法炼钢”，以及让教师挣计件工分实现的。至于能拿到多少博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中国的外行不明白，外国的内行也不明白的标志大学档次的东西，关键看朝中是否有人以及运作的水平。因此，如果大学变成衙门，那就是一个没有政绩压力的衙门，这样的衙门，当政者除了摆官架子，玩虚招子，没有多少实在事可做，风气之恶，或者恶化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衙门里，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种。一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在这些教授之中，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只要进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无论你是谁，立马身价百倍。其次是两院院士，当然，如果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则是当然的老大。排在最后的，是各个学科有点儿名气的学者，对于这些人，也是只看名头，不看实力。如果这样的人不懂事，跟领导闹别扭，那么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第二种是学官。所有有头衔的教授，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都是学官。学官有学衔，职称是教授、研究员，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官。严格来讲，这些人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所谓的衙门，就是各级复杂管事的官僚构成的，教授可有可无，包括前面撑门面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紧，花工夫、出高价再找就是，但是没有了官，衙门可就玩不转了，衙门的架子搭起来，由于国有而且垄断的缘故，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来教书，没有人来上课。

    第三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件工人。除上述两类教师之外，所有的教师均属之。虽然这些人里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计件工人，唯一的特权是学校方面不大好轻易解聘，但必须完成计件工作，从上课课时到科研任务，完不成，轻则扣工资，重则降级。别小看这计件工的活，所有的读书人都抢着干，在学校领导眼里，三条腿的难找，两条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须说明的是，大学里最大的官，校长副校长之类的领导，无论自家有没有这个本事，都会带上若干学术的头衔，跻身第一类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得挂上著名学者的桂冠，身兼若干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副组长。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去处，领导是官老爷，但必须挂上学者，乃至大学者的头衔，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干部，只要当上了书记副书记，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学术地位陡升，轻松地化为学术泰斗，如果此前只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干任司局长的，一旦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也马上会变成著名学者，同时还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爷是具有实在利益的官员，而大学者，则是校长们自我荣耀的光环，别的官老爷，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这种闪着学术光芒的光环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长说过，要想办好大学，只有一句话，招徕最好的人才，让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学衔， 一般指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而讲师教授之类，被称为职称。其实泛泛地说，职称也是学衔，按道理说，总得先有了学位，然后术有专长，才能有职称。虽然说，眼下的中国，党校和各个大学纷纷乱撒文凭，博士硕士满天飞，各行各业都有职称，连政工干部，也有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相当于讲师、教授）这样的职称，但一般来讲，在人们眼里，有职称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管学衔滥到什么地步，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授予。从讲师教授到政工师，都是拿着国家授予的资质证书。获得资质的过程，差不多举国一致：外语考试、学术评审，而且全部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认可。严格来讲，这种学衔，不意味着职位，有没有这些玩意，理论上说，跟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很多高级官员都喜欢拿一个博士头衔，但没有这个头衔，也不一定就当不上官员。即使属于技术职位，也不一定有高级工程师头衔的人，必定会担任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东西只有科举制下的科名，即所谓秀才、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最接近当下，越久远越不像，在察举制下面，各地向上举孝廉，所谓的“孝廉”，根本没有职称的意思，如果没有官做，什么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习惯把举人类比为孝廉之时，那时候中个举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养着你，拖家带口，带着田亩来投充到你的门下。这样具有含金量的头衔，跟今天一样，都只能由国家掌控，由国家特定的机构和程序来颁发，个人纵然权倾朝野，也得按规矩走。比如秦桧想要自己的孙子当状元，也只好参加考试，顶多吩咐考官照顾，断不能自家相府里弄出张纸片盖上印就算数。

    古代学衔含金量之高，是国家与社会合力为之。国家看重这些人，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而社会也看重这些人，无论得没得到官职，都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待遇，就是一个小小的秀才，不仅见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会对你客客气气，乡间礼俗活动，少不了他们，宗族管事，也优先考虑，至少，教学生谋束修，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混成举人进士，则自己一辈子加上儿子一辈子，如果不发狠败家的话，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叶浅予回忆说，他老子是举人，他这个举人老爷的儿子，小时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贩会自动地把各种好吃的塞给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过去所谓的乡绅，大多跟功名（即我们所说的学衔）有点儿关系，没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会打折扣，而地方地面的维持，我们知道，有乡绅自治这回事。

    不用说，这种国家颁发的学衔，对于读书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与宇宙粒子一般。《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说，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于赶考，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功名后面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还因为这玩意意味着来自家族、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荣誉感。就算可以抵御利禄的诱惑，也不大能抗得住这种光宗耀祖的魅力。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可以在自家的书里把迷恋于科考的士子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其在某些方面晚年得一个岁贡生，也一样喜不自禁。

    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这就是“国家学衔”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诱惑，放弃追求的。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一名教师，我一向认为，教育部是中国最有创意的一个部门，经常提供给全国人民很多解闷的话题。这不，在教育部开展冬季长跑的通知中，我们发现，原来全国亿万学生长跑的里数，是按共和国的年龄60为基数的，小学生跑120公里，初中生18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240公里，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小学生每天得跑1000米。

    这个消息，令网上哗然，让学校的校长窘然，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怎样逼学生跑完这个规定的里程。这个富有创意的通知，让我想到的是两个词，一是政治的高度，一是行政命令。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大中小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眼见的事实，20岁的儿子，爬山跟不上50岁的老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稀罕，但凡进入高中，不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好像就无法从学校里走出来似的。教育部提倡一下体育锻炼，增强点儿学生的体质，显然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规定学生冬季长跑的里程，不是根据学生目前的体质状况，循序渐进，居然是建国多少周年，建国多少年，跟体育锻炼的强度，学生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高人能回答出来？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建国100年，那么小学生就得跑200公里，初中生30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就，导400公里。按我愚笨的理解，这种长跑里程的规定，是讲政治的结果，发文者，跟我辈平民百姓不一样，人家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的，因此，一出手，立意就高。其实我们的学生得感到庆幸，如果教育部按照中国有国家的历史开始算，无论是5000年还是3000年，学生们都非得累吐血了不可。

    好像记得是去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学生跳交谊舞，连怎么跳，什么姿势都规定好了。现在又下令要长跑，连里程都规定清楚，还好，没有规定跑步的姿势，穿什么服装。我们的教育部真是很累，他们看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把自己当成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总校了，事无巨细，全国统一步骤，统一行动，连跳舞、跑步这样的小事都要管，而且管得非常具体、细致，简直把所有的校长，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当成了自家的办事员。真难为他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学校，这么多学生，情况千差万别，居然劳驾我们一个部这样的管法儿。

    其实，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应试型的教育体制，打幼儿园起，学生就在赶考，频繁地排名，稍不留神，名次降下来，不仅自己受到羞辱，连家长一块儿跟着丢人。学生书包越背越重，练习越做越多，复习资料看不过来，各种补习没完没了。前些年，说是提倡素质教育，但高考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弄了半天，素质不知道在哪儿，反而给学校和学生增加了负担。现在可好，素质教育问题没解决，又加上了长跑，不知老师是否打算研究一种方法，让学生一边做题，一边跑步。

    按我的理解，教育部真正该做的，是教育改革，实现从应试到素质教育的转变，而不是今天让跳舞，明天让跑步，可惜，真正该做的，没人做，不该做的，一会儿一个令。一个教育主管部门的创造性都用在这上面，不仅我们的主管部门很累，底下的各个学校也很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舆论说我们的学生营养不够，那么，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要出台规定，规定学生吃什么，怎样吃呢？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争论的时候，殊不知全武行已经悄然升级，而且是血腥地升级。一位政法大学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学生砍断了脖子。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

    为了什么呢？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有学生在网上发帖，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未经证实。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师生反目，乃至于挥刀相向，显然，不是一些什么凶手自陈的理由所能解释的。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师生，是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成分，所谓“五达尊”天地君亲师，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崩解，但传统的观念不见得会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学生杀老师，毕竟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儿心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其实过去还没多久。    “文革”后师生关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高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赐予和接受的奴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实在是比衙门更像衙门，一个具有超级垄断地位公司的衙门，一个充斥了铜臭味的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的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目，出人命倒也一点儿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但愿。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这年头，北大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一方面大家盯得紧，一方面人家自己也喜欢露脸。这不，有消息传出，北大自主招生，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孝道，凡不孝顺父母的孩子，不能被北大录取。

    已经有些日子了，国学复兴，儒学复兴，连带着儒教、孔教一并都复兴起来，祭孔变成国家庆典，孔子立像高耸入云，以孔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城，听说也要兴建了，一个文化副都，就要出现的孔孟的故乡。已经有人在提倡小学生读经，而且有人在实践，也许，过不了多久，某部门真的会推出一个方案，小学教材就改成四书了。

    这样的儒学或者儒教的复兴，能否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兴盛起来，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却可以立竿见影地有些成果，比如生出国学的若干热闹，仿造道藏，编出一套儒藏，再就是入学标准加入孝道云云。

    孝顺父母不是个坏事，但说孝道就比较麻烦。古今的孝，大有不同，古代才有孝道。所谓的孝道，是绝对而且单向的道德标准，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孝道，要求人子，绝对服从父母。古代的法律，忤逆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凡人子，被父母或者其他长辈送官告日忤逆，无论事实怎样，都是死罪。父母打死儿女，不过是轻罪，反过来，哪怕是挨打不过逃跑，父母在追逐中跌倒，伤或者死，儿子都会因此而判死刑。自从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进行改革，孝道在法律上的绝对标准，就开始松动。后来从北大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虽说未必像批评者说的那样，    “覆孔孟，铲伦常”，但“打倒孔家店”，推翻旧伦理，旧道德，却是目标之一。从那以后，孝依然是国人的道德条目，但已经从绝对单向的生存尺度，变成了普通道德。在法律上，父杀子，一样有罪，在日常生活里，子要孝，但父也须慈，子女跟父母顶嘴，乃至吵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罪过，一种只要父母高兴，就可以置其死地的罪过。在今天，只要不是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弃养，或者打骂，人们一般不会说子女不孝。反过来，说谁孝顺，也不必再如二十四孝那样，赤身喂蚊，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或者如老莱子一般，七十多岁成天穿着儿童服装，弄个拨浪鼓耍，讨父母的欢喜。

    所以，在孝仅仅是普通道德的情况下，要求人们行孝，无非跟遵守其他公共道德一样，就算中国人特殊，看重传统，可以把孝突出一点，但也不一定要高到哪里去，因为在其他民族那里，也都有要求孝顺父母的内容，圣经的十戒，不也有这一条吗？因此，在入学条件里，单单拿出孝道来说事，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公认不孝的孩子，其实跟打架斗殴耍流氓没多大的区别，任何学校如果知道了，都不会乐意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教育机构，却还真的不能因此而拒绝人家入学，严格地来讲，只要法律上没有证明此人有罪，需要刑囚入狱，学校就没有权力剥夺他的教育权利，道德上有缺失的孩子，也需要教育，甚至可以说更需要教育。

    北大自主招生，作为特殊人才的选拔，排除有劣迹者，可以理解，但是单把孝道拿出来说事，还是不合适的。特别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五四作为自己生日的大学（真的考证出来，绝对不可能是5月4号），做出这样的举措，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人们不禁要问，北大是大学乎，太学乎？如果是太学，当然没的说，孝道当先，理所当然。但是先得把学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个点才合适。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    “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虽有庄子的话在前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    “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齿的帝制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    （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在古代，底层民众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但是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凤毛麟角，但是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招聘，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儿，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阶层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如果出现了等级固定化的趋势，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地位不高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给这些人中有才能有志向者留下一个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经过努力奋斗，有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渠道阻塞了，就必须及时加以疏通。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了一篇一位在校高中生写的文章，诉说了他在应试阶梯上攀爬的过程中，如何被学校和家长联手挤压的故事。应该说，虽然家长们未必都会像文章里那位父亲那样决然，动辄扬言“去死吧”，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每个有学校的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客气地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活像是一个绞肉机，一个只有一个出口的绞肉机，能在绞杀中爬出去，就是“一本”的大学生，爬不出去，就被淘汰成垃圾。这个把学生绞得快要发疯的绞肉机的动力，有绝大部分来自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

    眼下，    “成功教育”是个时髦的概念，几乎我们每个学校都在标榜自己推行的是成功教育，但实际上，学校的教育，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教育，是出产失败者的摇篮。只要进入中学，恶性的竞争就启动了（有的地方甚至在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了），孩子们只能在分数的阶梯上攀爬，老师和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互动良好，构成了鞭策学生攀爬的两条鞭子，爬在前面，则学校和家里都是天堂，掉下来，则学校家里都是地狱。没有选择，没有自由，只能顺着一条狭窄的通道往上爬，如果爬不上去，就成了垃圾。老师和家长天天这样的灌输，在现实生活中，差生的确也被实实在在地当成了垃圾，饱受所有人的白眼，在白眼中自暴自弃。即使那些从通道里爬出去的学生，也一样有挫败感，因为考得理想的，毕竟只有少数人，只要考不上北大清华，没有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心底里依然有缺憾，每个人都跟前面的人比，每个人都是失败者。

    应试已经成为我们教育的灵魂，一旦没有了这种畸形的考试排名竞争，老师不知道该怎样教，学生不知道该怎样学。小学升初中，一旦没有了考试，则全体放羊，教与学两下不知所措。同样，高中生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了统练，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整个学习过程，很少有学生会上图书馆，更没有学生会根据问题，查阅图书资料，甚至由于除了课本之外什么都不准看，中学生连什么叫好书都不知道。我很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中学生喜欢低俗的日本漫画，喜欢同样低俗、甚至有抄袭之嫌的郭敬明的小说。也许，只有这样的货色，才能让他们在攀爬中得到一点儿无聊的慰藉，他们在一点儿可怜的空闲时间里，只能偷偷看这样的东西，才能不至于对攀爬的过程造成冲击，如果看了别的什么，万一有了点儿想法，也许就该反叛了。

    我知道，即使那些放狠话威逼孩子的家长，其实心里都是为了孩子好，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迫切地望子成龙。为了让孩子成龙，必须把孩子逼成野兽，逼成只会考试的野兽或者机器人方能在绞肉机中脱颖而出，为此，甚至不惜将孩子金色的童年变成血色的。学校和老师，也在千方百计诱使家长这样做，如果有家长胆敢不这样，那么他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学校里，根本不可能有好果子吃，除非家长有本事将孩子送到国外，否则，没有人敢不随大流。

    就这样，家长们忘记了，什么叫属于孩子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忘记了成功，其实标准未必只有学历、身份和地位，一个做体力劳动的人，未必就没有尊严，在人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垃圾，除非这个人做了不齿于人类的事情。一个人，只要能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快乐，对家庭负责任，让家人感到幸福，对社会有益，就是一个成功者。他们更忘记了，按照我们现行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所谓成功者，实际上在心智上是一种畸形的人，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竞争力是有限的，个人生活也未必幸福。可惜，这样一些属于常识的人类教育理念，在我们的国度里，特别的缺乏，缺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因此，我们的家长，一边痛恨这个教育体制，一边却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这个体制的维护者，给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动力和养料，他们对于改革，反而深怀疑惧。人人都陷在恶性循环里面，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坠入深渊，却无可奈何。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通过这个循环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家长和学生则得到了最大的恶果，但在事实上，却都在维护这个体制，维持这个循环。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某地方政府，用政府财政偿还几所大学还不起的贷款，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人们质疑，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替学校还债？为什么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大学负债居高不下，早就不是新闻了，事实上没有负债的大学很少，大学的负债，估计多半这样，最终由政府出头解决，就像大学贷款时想的那样，反正政府不能让大学破产，早晚得出手还贷。

    大学负债，据教育部门自己讲，是因为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大学又要扩展，于是只好靠自己贷款解决。就目前来看，大学的贷款，多半跟前一阶段大学的迅速扩招有关，8年之内，大学在校生容量，扩张了将近十倍，一些地方学校，原来招3千人的，现在则能招到3万人。这样的扩招，当然导致大规模建设，于是扩招、贷款、盖大楼，成了当下大学的三部曲。我们的大学事业，这些年最可称道的功业，就是盖大楼，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新建成的大楼，还有很多学校，正在建设中，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有地方教育界人士告诉我，现在岂止大学在搞建设，中学小学也在建设。校长就像包工头，学校最大的事，就是盖大楼，修操场。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教育界，变成了建筑业，教育的事业，就是各种名目的建筑事业。

    学校的大楼事业，源于扩招，当初不该搞大跃进，一下子招那么多人。但是，现在人已经招进来了，只能将错就错，徐图补救，盖大楼似乎也算是补救的一种方式，毕竟，没有校舍，怎么把这些学生装进来呢？如此说来，大学贷款，贷了款还不上，也是无奈之举。但问题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无奈，而是一种建设的热情。

    对于错误的扩招（目前教育部门依然不认账），真正的补救，应该是紧急刹车，然后强化教学各个环节的改进，至少保障大学教育质量不要迅速滑坡，校合当然要建，实用就行，在建校舍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教学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大学纷纷在大兴土木，搞宏大建筑，高、大、洋，一个校门，居然要花几百上千万，甚至有些学校趁机修建一些规格很高的写字楼，对外出租。反过来，学校的教学，倒得不到起码的重视，文科自不必说，很多学校把功夫都花在了专业设置上，什么专业花哨，听起来热门，就设置什么专业，不管自己学校有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连工科学校，也一直在滑坡，一些工科大学的同仁告诉我，现在的工科，已经变成了“文科”，是纸上的工科，大部分的实习环节，根本解决不了，只好像文科一样，放羊，让学生自己找门路实习，结果大多数学生找不到，就作弊，找关系填一个实习证明交差，学校心照不宣。文科学生按道理，也应该有实习环节，没有扎实的实习，也缺了培养环节，但相比较而言，实习对工科至关重要，从来大学的工科专业，动手能力是非常关键的能力，没有大量的实习，动手能力根本谈不上，甚至学生对机器工业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这样的工科学生，无论其成绩如何，有什么用呢？都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毕业生，有谁敢用呢？

    不管大兴土木的背后有无腐败的因素，是不是盖大楼才有大好处，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校长们，已经变成了大楼事业的体现者，跟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样，他们的政绩和事业，都体现在很扎眼的建筑上，而且只要地面建筑，不要地下建筑，越辉煌，他们事业就越耀眼。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负债，才会愈演愈烈，越背越重，辉煌记在自己的账上，债务，由纳税人来背。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一个做了村官的大学生，因公务员考试失败，疯了，到处打砸乡亲的东西，父母无奈，将他关进铁笼（《现代快报》2009年3月18日）。这样的悲剧，有其特殊性，一个内向的农村孩子，进入村官这个狭窄的通道，考不上公务员，似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此，考试的失败，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不要把做村官看成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而仅仅是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阅历。但是，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的内涵。

    众所周知，眼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热度异常的公务员热。当年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已经变成了通途大路，但公务员考试成了独木桥，千军万马挤着过。一个毕业班，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屈指可数，几成怪人。不消说，公务员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大学生的首选职业，前面提到的那位疯掉的大学生，其实只是这千军万马大军中的一个。

    按道理说，在中国，现代教育跟古代教育的最大分别，就是现代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人，是为了在社会中就业，进而增益整个社会的知识含量和现代性。而古代的教育，是跟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社会上基本上没有针对除了做官以外行业的职业教育。在隋唐实行科举之初，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学算数的，学医的，学兽医的等等，但是，随着科举的推行，很快这些职业性的学校，就被边缘化，最终消亡。社会各个行业，入门者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道理很简单，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尽管倒脏水倒掉了小宝宝，把考试选官制度也给废了，但把教育从面向官府，改成面向社会，这个大方向却并不错。自那时以来，新教育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无数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记者、会计……虽然当官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出路，但毕竟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并不都会进入仕途。就在前些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职业，还不是官员。

    风水轮流转，世界是平的，但却总在循环打转。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又转了回去。奇怪吗？一点儿都不。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古代中国的状况，做官是最稳定，最显赫的职业。姑且不说那些腐败问题，不说那些灰色收入，就是从最合法的角度，当今之世，有哪种职业的待遇，以及职业所带来的荣耀感，能超过官员呢？就算在机关里做司机，医疗保障和退休的待遇也被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好上许多，如斯，焉能不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在大学里，学生耳濡目染，教授带长和不带长的巨大差别，亲眼目睹学校里官员的专横独行，饱尝有权就有一切的官场逻辑。连学校搞校庆，都无一例外是做官的人最受欢迎，那些被奉为学生楷模的，都是高官。这样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不追求权力，怎么可能？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漩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媒体爆料，《商场现代化》刊物，凭借核心期刊的名义收版面费，敛财上千万。其实，随便问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事还是新闻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大学发明了让学生土法炼钢，炮制论文以增加学校的发表量的高招以来，有哪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没有交过版面费呢？过去穷得叮当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突然之间，就抖了起来，编辑们待遇大大改善了。明码标价的收费有，我就看过这样的价目表，一论刊物名望，二论文章长短，按尺码收费，一丝不苟。暗中收费的也有，为了多发文章，大学的各个学术机构，不惜降尊纡贵，巴结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所谓一级学刊，有什么头衔，都可以奉上什么头衔。主编副主编神气活现，纷纷进入大学当上了兼职博导，分享课题经费，出去开会，顺便旅游。

    同样，媒体也爆料，某大学申请博士点失败，教授们如丧考妣，一个声言罢教，一个要求行政复议，网上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也不是新闻。争夺博士点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硝烟弥漫，银弹纷飞，早在两年前，一个地方院校的副校长，就跟我说，为了争博士点，把胃都喝坏了。这些年来，大学的领导人，拼命奋斗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吗？什么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先争后保，争到了欢天喜地，争不到哭天抢地。

    这两件事，都跟中国的大学有关，如果大学不逼学生发文章（不发不让毕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期刊大收版面费，但是，如果大学不争博士点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比赛发表数量，两件事构成了头尾相衔的链条。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大学，所谓的档次，标志就是行政系统赐予的这些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就像一个人，地位高低，全靠华丽的衣服撑着一样。

    这样的竞争，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可是，将这特色的油彩刮去，里面露出来的，却多是虚假的货色，不仅所谓核心的期刊的发表是买卖交易，就连期刊本身的评定，也充满了交易，用这样发表量堆积起来的各种硕士点，博士点和某某学科，研究基地，里面不仅文章是空的，连耗费大量国家资财的课题，也是空的，自然科学我不了解情况，人文社科的国家课题，有多少是有用的？

    大学一直以来，都处在超级的亢奋之中，大家都拼命要升级，职业教育的中专技校，有点儿本事的，都升了大专，原来的大专，升了本科，进了本科，就想着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博士点，连博士点都有的了，就琢磨某某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有了一个就想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原来的职业教育被废掉了，因为好一点儿的职业学校都升格了，变成本科中的垃圾，原来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也废掉了，因为大家一起虚胖，什么都顾不得，全体力争虚胖，肿得越高，学校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一个外界看不懂的中国式游戏，国外的外行不懂，内行也不懂，如果有哪个高手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如此的名堂，如此的争夺，给老外解释清楚，无论如何都是天才。只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的学术也随之变成了自己园子里的菜，自产自销，决不出口，跟国际学术没有了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办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的大学不仅背离了五四运动引进西方的大学传统，而且背弃了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传统，不追求大学内涵，只追求大学的形式，那种外在的，被行政系统强行赋予的形式，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些“点”，某某学科，基地，好像没了这些，大学就没了魂似的。试问，自从现代大学体系兴起以来，有哪个国家的博士点是由政府的行政体系决定的呢？又有哪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某某学科，某某基地呢？即使是官办学术、官办教育，也得是学术中人来决定教育和学术的形式和内涵，不能由官方机构来决定，官方机构决定的学术和教育，只能是贴在衙门表皮上的油彩，好看固然是好看，但一点儿用都没有。今日大学的种种乱象，教育质量低劣，学术造假成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园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的学术，已经变成自家园子里一种蔬菜，跟外界没有了多少关系。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有买卖就有店铺，小的店铺叫铺子，大的店铺叫商场，购物中心，购物广场，但本质上都是店，买卖东西的地方，一边进货，一边售出。据报道，武汉大学附近，出现了“学店”，专门买卖论文，一边代写出售，一边帮忙联系发表，一手托两家，一家是需要买文章的人，一边是众多的学术期刊，明码标价，买家遍及全国各地。

    说实在的，听到这消息，我一丁点儿都不感到奇怪，真要奇怪，是奇怪我们的媒体怎么这么迟钝，这么滞后。这还是新鲜事吗？早在八九年前，我就听说网上有这样的服务，包写论文包发表，按论文质量和发表的期刊等级随行就市，随后，我还见过价目表，期刊等级，字数多寡，价目一清二楚。也知道一些贫寒而能写的学生，是靠这个挣生活费的，连一些中国最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是这种公司的产品，实际上应该打上“Made in Xuedian”的标记才是。记得前年，北大的汪丁丁先生实在气不过，还在《读书》杂志组织开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与会者发了些牢骚，恨恨连声，最后不过是徒呼负负。

    出现了论文买卖的“学店”，人们很愤愤，好像天都塌下来了似的其实，这种“学店”，仅仅是更大“学店”的小兄弟。试想，是哪个制了论文买卖的市场？是这些买卖论文的小店吗？当然不是。现在看来，文市场的源头有三，其一是研究生强大需求。自打研究生招生恢复以后都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论文发表了更好，但不发表，跟毕业与否没有关系。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各个大学突然强行规定，研究生（有的大学是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两篇（有的更多）以上的文章，才能毕业，否则，不许论文答辩。现在的中国，光博士就有几十万，发表需求之大，可想而知。其二是各大学对教师的量化管理。这种管理指标，最核心的就是定期发表的论文数，教师，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教师，挖空心思也得完成工作量，完成不了，别说以后评职称别想了，就是眼前的位置都保不住。其三，就是全国各行各业大评职称，无论什么职称，都要论文，连政工人员也要评职称，也得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三者之中，大学占了两项，而且是分量很重的两项。大学逼学生和老师发论文，能写出来还好，写不出来，那就只好花钱买，况且，现在的学术期刊，有哪个不卖版面，或者变相卖版面呢？一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只要你要发文章，只要你没有什么名气，稿子寄过去，多半立刻就会收到一份用稿通知，但对不起，后面要求你支付几百上千甚至数千的版面费，不交，文章就发不了。大学尚且如此，社会的职称论文，可想而知，离了买和卖，根本玩儿不转。

    既然存在这么大的需求，自然就会有市场。对于想要发文章的人和期刊而言，这种买卖毕竟见不得阳光，单线联系，一对一，既不安全，也不经济，双方相互乱碰，碰出事来，也未可知也，所以，在市场中出现了专门的公司，对于交易双方来说，是大好事，有了公司，专业化运作，可以很好地整合期刊资源，买卖双方都很方便。如果公司足够多，那么价格还可能降下来，有了公司，那些出身贫寒，靠代人写论文挣学费生活费的学子们，工作就毕竟有保障了。单就论文市场而言，公司的存在，实在是双赢、三赢的局面。只是，这种多赢的局面，对于中国学术，却是灾难。这样的灾难，把我们的大学变成了大个的“学店”，买卖文凭的“学店”。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有大学店在前，我们怎么能单单谴责附在大学店旁边的小学店呢？

    应该说，大学如此催化论文，效果的确明显，当今之世，我们中国已经生产出了世界数量最多的论文，按这个势头走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的论文数量会大大地压倒所有国家，比世界论文总数还要多，真正的车载斗量。但是，我们的论文引用量，却可怜地敬陪末座，试问，成批地产出这样没人理的论文，能给中国人脸上增光吗？

    其实，中国人脸上有没有光无所谓，我们的有关部门的领导，脸上肯定是有光的，即使没光，自己也感到有光。虽然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个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度，但这个国度的某些领导人，对于数目字却有着出奇而且顽固的爱好。君不见，每当年终总结的时候，领导作报告，总是会兴高采烈地列举一大串数目字，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这样的数目字，可以关起门来编，但我们的大学领导者是知识分子，大学者，无论是部领导还是大学校长，都有院士和教授的头衔，不屑于干那种鸡零狗碎的买卖，他们追求的是实有其事而且发表了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数量，构成了高校系统评高论低的主要指标，虽说咱们的科研拿出国去，算不了什么，一个“诺奖”都没拿过，但关起门来自己排高低，还就是顶事儿。只要发动群众发动得好，把数量拼上去了，就是第一。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虽然炼出来的钢什么用都没有，至今堆在田头，变成一堆堆的红土，但当年在数目字上，硬是让咱们赶过了英国，超过了美国。这不，现在我们又一次实现了赶英超美的愿望，有关部门在万人的笑骂之中，依然把这光辉成绩，郑重地载入自己的记录，凡是公开场合，就拿出来炫耀。笑骂由人，好官我做，做的就是爽。

    不用说，正是这种疯狂的数目字追求，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的周围，才有了这一系列怪事。论文公司，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玩意儿。单就论文质量而言，某些买来的论文，其实比那些抄来的论文，质量还高些。同样是武汉大学，一位著名学者的论文抄袭官司尚在打，此前的判决，洋洋洒洒几万字，虽说判怀疑抄袭者胜诉，但却告诉人们，他的确抄了，但只因为抄的都是常识，所以不问罪——连常识都抄的著名学者，我们说他什么呢？我真想劝他们干脆去那个公司去买吧？这样的买卖，至少还能让那些贫寒的代写者，挣点儿生活费。

    这些年，虚假繁荣这个词，经常被人提及。如果说别的领域虚假繁荣，也许还不一定确切，但如果放在大学教育上，真是货真价实。有关部门煞费苦心，制造出这样的用数目字堆积起来的教育繁荣，将社会所有其他的领域都害得很惨，唯独在自家院子里堆起来一座土山，有关领导站在山顶上，如果不把眼光放出国境，的确真能找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里面也有真的繁荣——大学官僚机构的繁荣，学术期刊的繁荣和论文公司的兴旺发达。

    可以预计，论文公司浮出水面，如果有关部门加上公安机关认真去查的话，这样的公司还会有许多，一查，一打击，暂时可能会销声匿迹，但是，风头一过，所有的公司都会再浮出来，因为，市场在，市场需求在，市场背后那只看得见的手，也还在，还在大力度挥洒，操控一切。

    一年之痒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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