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态度。有人说，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那么见仁见智，或者恭敬或者轻慢，基本上只能悉听尊便。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要读书，文本还是第一位的，就算是六经注我，也不好视六经为无物，不然，有“我”就好了，干六经底事？也就是说，只要读书，多少得对你选择的书有点儿尊重，即使是创造，也不好天马行空地过于豪放。
不幸的是，读书的结果，往往是在使人们知识和见识增加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自负起来，越读越以自我为中心。眼下，国家据说在往现代社会挺进，而读书人则先一步跨进了后现代，读了几本书就纷纷操刀解构起来，在解构的过程中，“自我”往往膨胀得很厉害，眼里看到的往往是书中的毛病，也就是说，看到的是自己的高明。有这种习惯和爱好的人，最好能看一看徐复观先生的问学回忆。徐先生立志向学之前，跟在大陆学界很有名气的黄仁宇一样，是国民党军人，不过，徐比黄要混得好，四十岁上下就已经官拜少将，而且进入了蒋介石的幕僚圈。大陆易鼎前徐复观弃政向学，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海外新儒家的重镇。在他看来，他成就学问的转折，在于熊十力先生的一骂。
那是1948年，有点儿厌倦了政治的徐复观前往熊十力处问学。此时的徐复观，虽然一直从政，但在线装书上下过功夫，又留学喝过洋墨水，于新学旧知都有根底。不想，见过熊十力先生之后，先生让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虽然此书他已经看过，但在熊的坚持下依然又读了一遍，再去见先生，先生问有何心得，于是他说了许多此书的毛病，不料先生勃然大怒，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干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
这一骂，据徐复观说，把他彻底骂醒了， “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从此，使他在“个人的肤浅”中挣扎出来。
徐复观先生在大陆学界名头很响，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两汉思想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作。但这本《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却更让人感到亲切，书中展示了一个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学人的心路历程，里面有政坛的风云，军界的烟尘以及他儿时的辛酸，更多的却是他读书求学的心得，这心得，在一篇篇专论中，也在给儿女的书信里，娓娓道来，透着一个学人的恳切和真挚。
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开，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儿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儿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 “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义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儿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
无可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不喜欢读书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50～60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下饭店吃饭上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等，等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儿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儿问题了。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坊间传说的历史热，说起来已经热得有日子了，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流行榜，排在前面的，总会有几本跟历史有关。这在当下这个主流历史界式微，大学历史系招生都困难的时代，显得相当吊诡。更吊诡的是，眼下畅销的历史类图书，不仅读者多半是年轻人，连写者也是。
好多年了，中国一直处于变革的激荡中，能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大仙们很活跃，挣了不少有钱和地位、但看不清未来人的银子，但即使是大仙，百分之百也说不清未来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笃信大仙的能人落马或者破产。年轻人的历史热，好像也属于这说不清道不明变化的一部分，不知怎么就来了，什么时候走，没准。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历史有什么用》的文章里说过，探究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设想，如果一天早上，你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你将怎样生活。人类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这种传说，就是人类对自己来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来源一只鸟，或者一只狗，反正得有这么个说法，否则整个民族活着就不踏实。人类也许可能一阵忙于捞钱，一阵忙于打仗，但忙活够了，总要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周期性地抽风，展示一下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历史上的中国，是具有世界上最完整历史记录的国度，记录和解说历史，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爱好，传统图书分类：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史占其一，其实其他部分也有历史的成分，连过去神圣的“经”，也被人说成“六经皆史”。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精英不说了，即使是平头百姓，也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民间通俗文学，大抵要从历史当中寻求故事的资源，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来说去，里面的人物故事，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演绎出来，添油加醋，就成了讲史的小说和戏剧。当年的说书人，巧舌如簧，说诸葛亮死，小儿出啼，说曹操篡位，大人切齿。往昔然，今日亦然。
从文学性的叙事里出来，有好事者心有不甘，要追究里面的真实。可惜，直接啃二十四史，啃资治通鉴，未免过于艰深，满满一架子，我生有涯，如何读得完，啃得下，历史系的教科书，近人编的通史、断代史，又干干巴巴，味同嚼蜡，不，应该是嚼僵尸，能硬着头皮嚼上几口的人，多半需要坚强的耐性和同样坚强的抗吐能力。于是，局面就变成了这样——一小部分多看了几本书，据说是啃过一点儿二十四史、通鉴、实录加上不少野史之类的年轻人，自己动手，先在网上写史，用自己的风格写，写成70后风格的，有十年砍柴，有赫连勃勃大王；写成80后风格的，有当年明月，各树山头，各拥粉丝，有时候还免不了有一点儿小小的“械斗”。
历史热的背后，有对真实的追求。每代新人成长起来，都不免有被上一代蒙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场景中，格外的强烈。年轻人赶上了窗户和门都打开的时代，封闭年月的教科书教给他们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无法忍了。无论受了教科书和老师欺骗的刺激，还是想要探求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反正，现在年轻人写历史和读历史的冲动，很大部分来源于给我真相的内心渴求。这其中，最坚韧的刨根问底者，肯下点儿功夫的，大部分成了写手，尽管这些写手，原来都未必是学历史出身，但是，着了魔似的兴趣，让他们钻进了故纸堆，钻了多深，我不知道，但人家肯定钻了，虽然未必知道怎么做历史的学问，却也不耽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写出来，越写，越有模有样兼有声有色。自然，看得也亦步亦趋，书出来就买。其实，过去年月里也有通俗历史的书写者，比如蔡东藩，比如林汉达，比如黎东方。可是，当代年轻人读史，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喜欢读自己人写的书，好坏不说，人家是自己人。读小说如此，读历史，也如此。这些年，有好事的出版商出版上述几位过去的红人的著作，可惜，一本也火不起来。
跟追求真实结伴而行的，是对历史的恶搞。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很长一段的故作端庄的时代，而我们中国这个时代格外的长。端庄的时代，是需要榜样的，凡是被列为榜样的历史人物，都得端着，如果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端着，死了之后，就由后面的人替你端着。这种被挑拣出来作为榜样的人，一出生的第一声哭啼，如果不是首歌的话，也应该与众不同才是。古人忽悠能力比较弱，说到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无非是红光满天，异香满室，说大人物小时候特别出色，也无非是三岁让梨，五岁偷光。哪里有后来人这样的本事，只要想宣传一个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模范，立马这人就变成神了，漫说没有七情六欲，就连拉屎排泄都给遮蔽了，一辈子都不上厕所，随便做个什么事儿，都有深刻的意义，连日记都记好了留给后人看，不，学习的。害得至今为止，若干大人物，至今还患着时刻端着的时代后遗症，现在伟大了，过去的事也都只能伟大，如果谁指出来说你当年也在人家墙根下撒尿来的，坚决不认账，写出来的文章，不能有一个错，谁说我有错，我就跟谁急，跟你打官司，封你为咬我的专业户。
充满了端着的人物的历史，让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如果不生出恶搞的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恶搞是他们的反抗，也是他们的狂欢，更是他们的生活。西方的年轻人已经搞过了，有恶搞，也有善搞，过去的神话包括神话人物，都搞成了玩笑、嬉皮、波普，严肃而端庄的标准像，统统进了哈哈镜隧道，出来之后，成了什么，只能听天由命。这个路径，我们的年轻人也在顺着走，当年的大人物，反正都得经过这一遭，早晚躲不过去。如果说，现在的场景荒诞，其实，当年端着的历史，也未必就不荒诞。
历史从来都反复演绎这正反交替的戏剧，今天有了网络，把年轻人都扔进这网络，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了。网络是个人人的可以发表的江湖，只要发表出来的货色有特色，就不愁没人捧。网络也是一个作品随时可以遭遇批评的战场，任何作品，有人捧就有人砸，立竿见影。想要端着难，造假更不易，不知道那天就冒出一个较真的，西洋镜立刻拆穿。但是，在网络上历史写手和拥趸，就如同现实世界的歌手和粉丝，历史写作和欣赏，就像一个娱乐场，认真、探索和较真，都在嘻嘻哈哈中发生。网络里的历史写作和阅读，没有研究的份额，连注释都没有人乐意去看，自然也就都没了注释。
因此，即使成了名的写手，也很难再迈出一步，进入历史研究的场域。整个国家，依旧是经济和市场的天下，聪明一点儿的学生，都拥到时髦学科，经济、金融、外贸、计算机等行业里，历史学科日暮途穷，气息奄奄，即使北大最牛的历史学教授，也招不到好一点儿的学生，连一向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也日落西山，成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玩意。通俗历史的高度繁盛和历史学科夕阳西下同时存在，形成了奇特的社会景观。
显然，这样的历史热，是热不了多久的。浮在水面的历史故事，很快就会讲完了，历史真相的真正发掘，有待于汗牛充栋的资料积累，有待于披沙拣金的史实考证，更有待于建立在长期历史阅读和考证上高屋建瓴式的论证。但是，我们这个经济过热时代的特色，是人文学科的极度衰落，历史也是如此，不仅面临着从业者后继乏人的窘境，而且需要面对整个社会和体制的歧视。
历史热，跟网络时代的一切相似，浮躁，肤浅，但火爆，其实，所谓的历史热，说到底，只是少数年轻人的热，现在迷历史的人，要算是70后和80后年轻人中，比较优秀比较有文化的一群，多数的网民，据我所知，都是看画，看视频的。比起庞大追踪女孩子大腿和裸照的网民来，这个小圈子里热，也许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最受欢迎的通俗历史作品，也不过卖上几十万本，因此，即使有历史热，也不代表文化的繁荣，说不定，它还反映了我们文化历史的危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
“受活”还是“活受”？
据说，梅兰芳访美的时候，有位美国老太太追星似的跟了梅兰芳好些天，几乎每场戏必看，最后总算捕到目标，得到了跟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没有别的要求，只想看看梅的手。当要求被满足后，老太太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总要用袖子遮起来？显然，美国的老太太不知道，正是那双不露面的手，才会使袖子生出无穷无尽的戏来，中国舞台上的手，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才有戏。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戏场上的人生万象，经济、政治、社会其实背后都有一双手，经济学上讲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明眼人知道手在哪里，但这双手却总是藏在水袖里，袖里乾坤，舞弄得舞台上那些跑龙套的走东窜西，身不由己。
政治舞台上的龙套，大多是农民。
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想要“退社”的经历。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魏，无论汉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的时候，拼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社”，挂在双槐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铁灾” （大炼钢铁）、 “黑灾” （大批判）、 “红灾” （“文化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坚持下，绝术团出外“卖艺”成为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有祖祖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权，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就开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旋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弭这种类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化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则进了“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然后上调。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高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高潮。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的子宫脱垂成为普及性的疾病。在这种举国的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 “跃进”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高潮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非是变相的“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 “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 “文革”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儿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 “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很可能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耸人听闻，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了后画，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于是，慢慢的农民“退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儿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旋涡中。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农民依旧是被某一只手拖着走。
这时，那只手变成了市场和绝对权力嫁接的畸形骈指。
市场来了，行政的权力架构，却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大队变成了村，公社改了乡镇，书记还是书记，长还是长，只是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变成了政府、党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队伍，而且还是逐渐膨胀着。所有该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该收和不该收的钱都拼命地收，收不上来就出动武装，夜间“悄悄地进去”。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富民工程”，工程一来，农民就得毁掉自己原来的庄稼，跟着领导走，最后颗粒无收，但领导已经变成更大的领导了。几乎每个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小说里说的“敬仰堂”，有一个规划好了的升官图，不是所有领导都像柳县长那么倒霉，为自己最后砸了锅的工程付出代价，丢了乌纱，更多的好汉事实上就是踩着一个个劳民伤财的工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不，爬了上去。而农民出卖了劳力和脸皮（茅枝婆对绝术团的评语）之后，得到的往往是需要他们几辈也还不清的工程债，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卖，能卖什么卖什么，能卖的都卖了。小说中故事所在的河南，农民响应上面的号召“卖血致富”，结果出现了一个个的艾滋病村，得了艾滋病奄奄待毙的农民，逐渐连外界对他们的同情，也一并卖掉。可悲的是，农民卖的行情，并不总是像小说里描绘得那么好，经常会往下掉，有时候，想卖都卖不出去，卖的过程，有权的人还七手八脚地刮上一道，权力和资本的钱袋里，不仅装了农村小伙卖命卖血的钱，也装了农村姑娘卖皮肉的钱。留给农民的选择，只是有什么卖什么，还卖不出价钱。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农民的东西被人看上了，那么不想卖也得卖，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卖的时候，得利最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小到了不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体房屋的地步。
事实上，有这种除了上级、根本没人管得了的绝对权力，才会有这样一个又一个富民工程（或者说升官工程），有这样“民之父母”的权力架构，才有柳县长这样的升官图，旧的权力接在了新的市场上，才使得资本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既想买列宁遗体获利，又想在列宁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图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里，也许是荒诞的，但如果我们听了某些贪官“放松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之类充满革命意境的忏悔，也许感觉就不那么荒诞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和某些现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
其实，像柳县长这样的官，说到底，也是农民，尽管进了城，当了县长，却没有抖干净身上的土气（即使当得再大也一样），同样要受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他的功过祸福，造的孽和做的恶，都有那只手舞弄的影子。小说最后让柳县长弄残了自己的双腿，来到受活庄落户，其时，外面的“圆全人”都在装瘸弄瞎，变成了不残而残的残疾人，世界彻底走进了荒诞的受活庄。
小说的结尾，受活庄在经受了屈辱和劫难之后，终于换回了摆脱行政管辖的一纸“文件”，读者也许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这充其量只是作者给书中饱经磨难的人们的一个有点儿暧昧的光明尾巴，谁都知道，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啻是痴人说梦。
受活，按小说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层意思，连第二层暗含的意思也没有，满眼的只有两个颠倒过来的字：活受。同样是某种方言，意思是活受罪。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英国哲人墙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在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都是当历史来看的。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儿“历史的真实”。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儿专业训练，还真就不一定读得懂。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是范文澜先生的。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但写的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的通史的第一部。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也很有特点，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儿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惟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八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加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多年在台大历史学做教授，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
——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的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谘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持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谘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天不如一天。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面的在形式上要比前面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和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儿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儿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他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 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得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福州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历史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而且近代又是南方沿海一带，最热闹，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一个林则徐，是把晚清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见证人，就中国人自己的说法，那是第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一个福州船政局再加上一位出身于船政局的严复，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进步最耀眼的色彩。还没来福州之前，就听说出产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这些晚清名人中的名人的福州三坊七巷，是个访古的好去处。福州的旅游介绍，三坊七巷也是重中之重，堪称福州招徕游客的第一名片。
到了福州，第一个冲动，就是直扑三坊七巷，急不可待地想去看一下这个具有千年历史古巷坊的风貌。人们形容落差比较大的造访，往往会说，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然而，不到返回时，几乎在进入三坊七巷地界的同时，我就已经感到极大的败兴了，因为我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整个地区都在大拆大卸，不，应该说是大毁，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原来的巷坊，只有少数几个还剩下一点儿残余，在仅余下的几个门牌上，还可以依稀看到诸如“郎官巷某号”、“黄巷某号”这样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座古巷。几个过去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林则徐故居不开，沈葆桢故居锁门，好容易敲开了严复故居的门，里面的一个大妈开了一个门缝告诉我们，现在内部整修，不开放。只有临着繁华大街的林觉民故居还在开放。这个宅子，其实也是近代另一个名头更大的人物林长民，著名才女林徽因的父亲的故居，以及冰心的故宅（后来被冰心的父亲买下）。显然，如果这里没有出过那么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的话，故居不会保护得这么好，比一比严复和沈葆桢的故居，不用进门，仅看看大门，就可以看出区别来。
我相信，福州市政府，对三坊七巷的改造，多半不会将之变成商品房，或者商用大厦，而且我提到的这些名人故居，也很可能会得到保留。只是像梁章钜、李馥、陈袭裘、林聪彝（林则徐子）和刘冠雄等人的故居，估计就玄。改造后的模样，应该是比照上海改造石库门那样，弄出一个新生的三坊七巷来，远看古色古香，近看则金碧辉煌，簇新铮亮。似乎不大可能修旧如旧，恢复当年的旧观。因为在现场看，工人们拆得很生猛，拆下来的瓦和木料，基本上都没了，少量的旧砖，随意堆在那里，没有分类，更没有编号。将来新生的三坊七巷，包括那些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超级名人故居，如此这般地翻新起来，估计都会变成老建筑其表，钢筋水泥其里的假古董。
世界上凡是有点儿历史的古城，旧城改造，都是一个难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不是大规模地拆旧建新，就是大规模地拆旧翻新。相对而言，翻新的部分，只占很少一部分，多半是那些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古建筑，才有这个资格，否则，无论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也都是推土机上来，一推了之。现在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格外照顾的部分，翻新式的改造，也大有问题。
当年的古建筑，我们且不说其人文历史的内涵，只说建筑本身，不仅其雕梁画栋有讲究，山墙漏窗有讲究，连铺地的砖，也有讲究，据说三坊七巷这个地方，一般中等人家地上的泥，都是从海里挖来的，梅雨天不返潮。然而，我们现在的重建，这些讲究都没有了，讲究的只是华美的外表，用这样的外表，来赢得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游客的欢心。这样的现象，不止福州一地，上海新的石库门如此，北京翻新的四合院也如此。现在的中国城市，无论历史长短，走到街上，个个都像纽约，其实比纽约还新，高楼大厦，大玻璃，钢结构，随便在那里照张照片，任谁也分不出是什么地方。过不了多久，在中国的土地上，像福州这样正在拆迁中的古建筑也找不到了，要找，只能翻画册了。
全盘“文明”的时代
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其实，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明目张胆地全盘西化，比五四更早，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文明运动。那时候是“全盘文明化”，凡是西方来的东西，一概名之日“文明”，礼帽叫“文明帽”，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则叫“文明车”，话剧则叫“文明戏”。结婚如果不按中国的规矩来，三媒六证，几叩几拜，就叫做“文明结婚”，连女人放足，放出来的半大脚，都叫做“文明脚”。因为前者是学习西方的做派，后者则是西方人主张的。
所谓的文明，实际就是西化，而且是无条件赞美西方的西化，只要来自西方的，就是文明，就值得提倡和推崇，那么反过来，中国的东西，似乎就是不文明，不文明，在那个时代，就等于野蛮、落后。这场文明运动，无非是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审美为审美，全面学习西方，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和风俗。在革命的当口，全国的革命军，其实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相约不碰外国人，连加入革命的会党、土匪都能自觉遵守规矩，战场上双方打得正欢，如果有外国人出面，说你们的炮火波及了我们，那么大家就一齐停战，另选个地方再打。革命军疯狂给人剪辫子的时候，唯有外国人出面干涉，才可以令他们暂时收手。
如此疯狂地学习西方，酷爱西化，背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向刺激。这个很本土的排外运动，在清朝新政时期，就已经彻底被国人自己污名化了。不仅跟着外国人管庚子之变叫“拳乱”，而且管义和团叫“拳匪”。上层知识界开明一点儿的人，原本就不同意义和团的做法，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证实了他们意见的正确。还在出逃路上的西太后，转过来赞同他们的意见，接连发表上谕，要清军协助八国联军围剿原来被她赞为义民的义和团。本质上，义和团运动是在清朝政府于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变革，因朝廷内部的纷争而导致失败之后，一场向内部寻求资源的挣扎，这种挣扎，由于过于本土化，疯狂激烈地排外，逢洋必反，反得非常血腥无理，当然挣不出个出路来，反而给西方落下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话把儿。
在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中，从新政走到革命，朝廷覆灭，共和兴起，但学习的劲头却有增无已。主导政局的上层人士，无论保皇还是革命，对于义和团愚昧的伤疤，都相当忌讳，不乐触碰，甚而用对西方事务的追捧，加以掩饰，只是北京的人，多少有点儿矜持，而上海的人，更加大胆一点儿而已。由革命催化的高调文明浪潮，其实是新政以来上流社会思潮的合理顺延。
只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狂热，跟五四运动一样，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动。握有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里，反映的还是相对开化的江浙农村，如果到了内地，情况还要令人泄气。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分子，大力度鼓荡文明，但连作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标志的男人头和女人脚，都很难改观，即使强悍的革命军，也只能在城里给进城的乡下人剪辫子，断然不敢冒险下乡去动剪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民变，再来一次清朝入关时的嘉定和江阴式护发（辫）抗争，也未可知也。至于给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缠足，更是收效甚微。开明女人文明脚的示范，仅仅是人们的笑柄。当时的民谣，没有歌颂革命的，反对“文明”的却有不少： “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是讽刺剪辫子的，时人把剪了辫子的人都讥为和尚。“你说邪不邪，娘们儿穿着爷们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是讽刺放足的。正像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那样，农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龙庭，但却在意自己头上的辫子。抵抗文明，比维护皇权更起劲儿。
跟农村的人们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对于革命或者不革命，进而对于共和或者帝制反而更在意。当家的袁世凯日趋保守，祭天祭孔，强调尊孔读经，连官衔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后看，着眼的是帝制的恢复，不过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连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复大清的旗号，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戏。搭完了台，戏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价，传统掉了价。
因此，当五四运动再一次鼓荡西化的时候，虽然林琴南之辈特别希望伟丈夫荆生，也就是段祺瑞的爱将和谋主徐树铮出头，将覆孔孟，铲伦常之辈一鼓荡平，但徐树铮毕竟没有介入，反传统依旧没有深入农村，但社会对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却微弱了许多，听任白话文占领学校，听任西方的学科体系，扫荡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曾经的体育课
现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体育课基本上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课，跟升学没有关系。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呢，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而已，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的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裤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掖吧掖吧，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儿鼓，还是蛮精神的。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儿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扛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只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儿行进。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不应该缺乏才是，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可惜，这套鬼子操练法，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孙子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乎，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满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儿，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但是，清朝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的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儿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惶惶，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扛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谎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体育课变成兵操，原本是为了给官办的新教育摆样子，而摆样子是一切官办事业的共性，只是，清朝末年学堂里的摆样子，却无意中帮了官府的对头，看来，古今一理，凡是摆样子的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欢摆样子的人，一辈接一辈，这个道理，死都不会觉悟的，觉悟了也没用，还是要摆样子。
奴才的创造性
一次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胡扯，谈及创新性国家这个话题，我随口说道，没听说过奴才有创造性的。有人不服，认为我看不起奴才，有种族歧视（严格说应该是族群）之嫌。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如果碰巧是个能工巧匠，碰巧有条件，也许能有创造性，但是一般我们说的奴才，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一般我们所说的奴才，都是指家里的下人、仆人。这样的人，就是有创意，也无非表现在如何揩油上，买菜买贱报贵什么的。这一点，晚清和民国在华的外国人，印象特别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特别用的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有一阵皇帝感觉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来说，即使在上者权威再大，禁人这个，禁人那个，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独禁止不了下面人的低声下气，自我贬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只好听任满人一口一个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实，满人这样的自称，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汉人自称“臣”，满人如果也称臣，那不就没区别了吗？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意思里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能打能骂，贱称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个狗子、驴蛋什么的，说明彼此关系不寻常。汉人的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汉臣们，其实特羡慕满人这种自称，可惜几个胆大的，冒险试了一试，热脸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头土脸。别的人就不敢再试了。因此，汉臣只好称臣如故。这个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也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下了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不希望他们提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那么，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好像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大印，汉人主文稿，也就是说，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方面大员，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臣子最高的评价，还是“会办事”。在老佛爷眼里，即使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不过是会办事而已。正因为如此，为我们某些大人物特别看好的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就像《红楼梦》里探春等人三驾马车当家，下人请示办事，不懂事的李纨，下人说什么都照样批准，而聪明的探春则一律让查以往的旧例。这种聪明，就是奴才的聪明，照既定方针办，不出错。只有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儿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200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应，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写了好些让人快乐的文字，但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儿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原本就跪着，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儿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呆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的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因为别人想不到）。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儿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 “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 “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是最发怵的，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粟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儿肝火上窜。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儿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儿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在“文革”中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 “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跟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出主意，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本，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儿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的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儿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唐德刚先生走了，媒体的朋友觉得我该说点儿什么。看到报纸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觉自己是该写点儿什么。写什么呢？我不认识先生，仅仅是先生的读者，千千万万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之一。只是，在有些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弄史的人，写作风格，跟唐德刚先生有几分相似。甚至还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刚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个，我也该写几个字。
没错，我很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风。但要是说我的写作风格受他的影响，倒也未必，因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写东西已经是现在这个德行了。细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实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刚先生的东西，是北师大出的内部资料，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先生的口述史，绝对是没有版权的。不过，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事稀松平常。这套胡适口述史，正文远没有注释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释。唐德刚的注释，跟别人不一样，对正文的考订解释，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评论。大段大段的评论，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几乎每段正文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订，有解释，更有点评，调侃，借题发挥，甚至还有自家身世与胡适身世的比较，我就是在这套书里，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如何到美国留学，如何到餐馆刷盘子挣学费。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文艺复兴史》作序，结果序言比人家正文还多。后来再看唐德刚先生专门写的《胡适杂忆》，虽然也觉得内容比较丰满，但《口述史》注释的那股子放肆的劲儿，似乎却少了一点儿。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忆录》，做的中规中矩，史料价值极大。但由于没有先生那特别的注释，就文字而言，对我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
我对唐德刚先生的经历不怎么了解，只从他对胡适的注释中，了解只鳞片爪。但我感觉，虽然先生也受过西方史学的科班教育，但骨子里却依旧是个中国的文人，确切地说是民国的文人。所以，他做史，无论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为之，也是无意中的流露。有时候闸没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变史学随笔了。
我是个野路子的弄史之人。虽然也曾经想学正路子的人规矩一下，写点儿正经东西，也确实这样写过。但写出来的玩意，让正路子的人见了，还是野狐禅，时常被人讥为带注释的随笔。可是自打见了唐德刚，我感觉吾道不孤，前面有人这么干来的，比我干的还放肆。虽然后来我得知，唐德刚先生跟黄仁宇先生一样，在美国史学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么受待见。两人的区别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进入主流，对遭遇冷遇，感到万分委屈，而唐德刚先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主流的学问很大，理论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学，如果没有唐德刚这样的文人掺和掺和，多少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有一点儿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长、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改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儿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儿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
走运的曹汝霖
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倒霉鬼的话，那肯定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位。五四这场学生的街头抗议，章宗祥挨了顿胖揍，曹汝霖则房子被烧掉。从此，风头正劲的三位，仕途整个被毁了，终其一生，再也没做过一官半职，当然，最糟糕的是，三人因此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章、陆等于卖国贼，几乎成了数学公式，在海峡两岸都适用，小学生都知道。
其实，五四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1919年5月4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一直很走运的。曹汝霖身为江南富家儿，1900年“庚子大乱”之际，自费到日本留学，由于那时留学者甚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优待，无需考试就可以进大学深造，因此曹得以进东京法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笃介遗孀的照顾，日子过得惬意，而且跟中江的公子中江丑吉结下终生的友谊（此人就是五四火烧赵家楼时，拼力保护章宗祥的那位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中国的榜样，虽然在甲午年间将中国人打得很惨，但此后的日本却摆出东亚老大的架势，力图用“文明”的姿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日占区秩序最好，占领者日本人也相当友善。至于对那时仅有不足百人的留日学生，则既稀罕又善待，再加上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让黄种人扬眉吐气，饱受优待的曹汝霖等人，想不亲日都不可能。直到暮年，年近九十的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坦承自己就是亲日。他不知道，自打他学成回国之后，由于新政的缘故，中国学生成千上万地涌入日本，人多了，混日子的多了，有劣迹的人也多了，优待不复存在，考一专门学校都难上加难，对“清国留学生”的歧视也日益浮现，为了骗中国人的钱，大办速成学堂，无论学不学，一年发毕业证走人，后来的人，有心向学者，日子越来不好过了，而无心问学之辈，在每日伎寮酒馆，混得倒是满舒服。
曹汝霖回国之后，赶上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风云际会，从商部、外务部一路升上去，到辛亥革命前，已经成了部领导，外务部左侍郎了，比起当年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留英海军将领，运气好到不可以道里计。当年的倒霉鬼们，一般都得从底层做起，上军舰做水手的都有。此后回国海归日众，机会也没那么好了。况且，一步赶得上，步步赶上，此后在北洋政府里，此公也禄星高照，按理说，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主要是有英美背景的人，后来得意的，也是此辈，可曹汝霖例外。北洋政府有三个部的缺儿最肥，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外务部。财政部自不必说，管钱的，再不济也有关余和盐余（缴纳庚子赔款之后剩下的关税和盐税余款）经手。交通部可以管几条铁路，京汉、京张和津浦路，铁路自然有收益。外务部照例是内阁第一大部，不仅经费优先，而且可以经手某些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曹汝霖分别在这三个部门轮流做，不是总长，也是次长。段祺瑞上台之后，曹汝霖更是得意，一度身兼财政和交通两总长，取代有财神之名的梁士诒，成为北洋新的财神。
即使五四铩羽之后，曹汝霖的境况其实也是不错的，首先是产业多多，工厂、矿山、医院，应有尽有，官虽然不当了，但却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不像章宗祥、陆宗舆两位，很快就陷入困窘。其次，桃花运佳，年近半百，还纳了一个当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年仅17岁的女学生做妾。晚年靠跟这女学生生养的两个女儿照顾，享年九十高龄。当然，最大幸运是，自打五四这么一闹，抗战之后虽然曹汝霖留在了北平，但却顶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进入伪政府任职，而且可以利用跟日本人的交情，做点儿好事。鉴于他资深的亲日资格，日本人对他不肯下水的坚持，也只好随他去。
像曹汝霖这样的人，显赫之时官虽然做得挺大，但也就是一介技术官僚。跟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一样，谁来执政，都得用他们。政治上野心不大，见识也有限，行将就木之际写回忆录，依然幼稚地认为，五四运动他成为箭靶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初没有借给林长民的钱，惹下了麻烦，林长民放了一把野火（徐世昌语），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归咎于他，属于挟私报复。只是，这样的技术官僚，下野之后固然活得相当滋润，却也相当在乎名声，五四火烧赵家楼的一幕，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将近九十岁的他，叙述起这段经历，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遗憾，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嘛，没有官做了，毕竟不舒服。
无疑，曹、章、陆三位，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当家的段祺瑞亲日政策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不是他们。但是，作为亲日的政策执行者，尤其是经手大笔的西原借款，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明明知道借来的大笔款项都用做内战的军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张罗借款，一误再误，事后无论再怎样洗刷，也洗不干净的。一向命好的曹汝霖，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风光不再，好运不再，其实也不冤。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早年学近代史的时候，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有点儿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 - - -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似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好在后来的淮军的对手，大抵是像捻军这样的国内农民起义队伍，装备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双方对阵，只要淮军一阵洋枪洋炮轰击，差不多就垮了，因此，洋操练出来的淮军显得很有优势。这种状况，在日后的几十年里，不能说一点儿改善没有，但大体如旧，结果，甲午年碰到学西方学得更加到位的日本军队，就一塌糊涂了。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只是，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旗人，不止对洋操不感兴趣，对洋枪也不感兴趣，不仅洋操操练不起来，连洋枪也懒得拿。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抗，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连朝廷早都不指望八旗打仗了，有事，全靠湘淮军。等到湘淮军不行了，就只有签约投降了。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两协由冯国璋统帅的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儿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帅，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儿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本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起子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进一步洋一点儿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的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廿到廿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的，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儿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询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儿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什么印象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汉阳陵的残片
几年前，一个朋友来看我，临别的时候，给了我几块地砖碎片，说是汉阳陵的。朋友走了之后，我仔细端详了这几块土得掉渣的碎片，虽然是残片，但看得出，上面有整齐的花纹，跟我们现在铺地的瓷砖相比，除了一个是陶的一个是瓷的，没有多大的分别。看来，中国人两千多年，在铺地方面的智慧，进步有限。从那以后，一直想着，以后有机会去西安，一定要看看汉阳陵。可惜，后来机会是有了，但每次行色匆匆，都没有空去拜访一下汉景帝的地下宫殿，直到今年五月，我的西安之行，得以空出一天，才得以成行。
到了阳陵，首先看到的，是若干穿着据说是汉代深衣的漂亮女孩，只是身上的衣服古色古香，脚上却还是旅游鞋，她们都是阳陵的解说员，虽然在外面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一进入博物馆，解说还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只是所有的解说词似乎都是生背下来的，问一个相关的其他问题，哪怕非常简单，她们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阳陵到目前为止，还只挖掘了一部分，展示给游客的，还只是一些随葬坑，属于汉景帝的主墓室，尚未发掘。汉景帝是西汉初年文景之治的主角，跟他老爹汉文帝相似，都属于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主儿，因此，从葬坑里的玩意儿，都比较寒酸，随葬的青铜器物，比如兵器，都是微缩规模的，连找到的几枚官印，无论铜的还是鎏金的，都只女子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儿。不像此前发掘的曾侯乙墓，家伙都是真的。大批的陶俑，也比秦始皇的兵马俑要小得多，至多只有正常人的1／3大小。当然，由于这些墓葬都有盗洞，说不定值钱的随葬品都被盗走了也未可知。不过，至少从目前看到的随葬品刻意微缩的规制看来，汉景帝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的确有节俭的意思在。
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观念，一向比较糊涂，一方面觉得死了等于生命的结束，大家都会戚戚的，隆重的葬礼，无非是表达悲戚的一种形式。可是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觉得，死无非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活，因此，一面力求尸身不朽，弄不朽的玉把七窍塞上，更有钱的，则用玉把整个人都裹起来，比如金缕玉衣、丝缕玉衣；一面则费心地在地下营造一个跟死者活着的时候相似的环境，把地面上的一切都变个法子，弄到地下去。晚近一点儿的人，已经比较精明了，他们将这些玩意儿都扎成纸的，无论房子、车马还是侍妾，现在还可能有小姐和二奶，扎好了，一把火，烧给死者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实在，大家倾向于把比较实成的东西往坟里埋。
阳陵里的随葬品，有一些是实物，比如大量的粮食，以及一些殉葬的动物，好让皇帝在地下依旧可以食有米、食有肉，以及烹制这些米肉的炊具和武士的兵器，还有更大量的是陶制的随葬品，当时所有的家畜，马牛羊猪狗还有鸡，在阳陵都成群集党的排在那里。更多的是陶俑，从武士、宫女到宦官都有，成千上万。
由于当年养猪的经历，我特意注意看了阳陵随葬坑里大批的陶猪，这些家伙跟现在的猪不大一样，嘴巴比较长，还有隐约可见的獠牙，分明有野猪的某些特征，说明驯化历史还不够久。秦汉时节的马是最漂亮的，无论陶马还是汉墓砖上的马，都身高腿长，矫健极了，只有这样的马，才能让人造出马踏飞燕的玩意儿来，也说明那个时候汉地跟西北游牧人之间，马匹的交易，数量相当大。有不同品种的良马引进，还可能杂交培育，产生出新的品种。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汉人才可以在跟匈奴人的战争中，占尽上风，汉人机动性不弱，武器占优势，匈奴自然吃不住劲儿了。后来有人考证，宋代汉人之所以对外战争失利，马不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阳陵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陶俑。比起秦陵的兵马俑来，阳陵的俑要小得多，不仅小，而且样子怪怪的，一律没有手臂，除了脑袋还像人之外，身子和腿光溜溜，细长长，活脱脱长着人脸的长腿鹭鸶。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陶俑的“肉身”，陶俑原来的样子，有木制的胳膊和手，可以转动，身上还有各色的彩衣和盔甲，不似秦俑，连衣服和盔甲都现成地烧在身子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汉俑更有人的意思，不仅手可以动，而且还穿衣服。因此，这些俑都分男女，具有性器官。还有宦官，有性器被切了的痕迹。只可惜，这些木胳膊和衣服，都因年代过久，腐烂掉了，唯余下一丝痕迹，让人遐想。想多了，麻烦就出来了，阳陵的陶俑相当多，不仅有大批的武士，步骑车兵齐全，而且有大批的宫女，大批的宦官，一点儿不比秦始皇的兵马俑少，烧制陶俑时也许费工少点儿，但制木胳膊，再装上，配上衣服，整个加起来，显然比秦俑更费钱费力，因此，节俭一节，即使没有随葬品被盗，也吹灯了。
最有意思的是，阳陵博物馆里的随葬坑，居然是按官署排列的，一个坑，就是一个汉景帝生前伺候他的机构，九卿里的太常衙门里的太乐、太祝，太卜衙门里的车府等四令五监，卫尉、中尉这样的护卫机构，都搬到了地下，车骑将军这样的军队首领及其部下，都被制成了陶俑，在地下保卫着皇帝。特别是掌管伺候皇帝吃喝拉撒的少府衙门，各个机构，诸如太官、汤官、乐府、太仓，以及庖人、谒者、黄门、宦者、永巷等大小门口，一应俱全。一个坑里全是生殖器被切的宦官，一个坑里全是宫女，连永巷这样的冷官，也都随着皇帝到地下世界来了，大概准备在地下也要施行法律，嫔妃和宫女犯了错，要有地方去的。
如果再加上陪葬的功臣，皇帝的陵寝，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下王朝，地上过完了，转移到地下，接着过，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坟被挖了，就到头了。汉帝诸陵，没有不被盗的，据说汉武帝的茂陵，随葬最丰，因此被盗的也最狠。西汉末年，赤眉军赶着车从茂陵里面往外拉，好多天都拉不完。拉完了，剩下的，就是土。再牛的皇帝，到头来，也不过就是土。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勖。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儿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人多满人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儿，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勖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风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已经早已把那点儿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勖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 （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勖却始终不倒。比奕勖更明白事儿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儿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儿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生了点儿小气，骂了一顿。倒是庆亲王奕勖，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报人林白水当时是这样报道的： “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的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老，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一本奏折奏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地骂了几句。”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而那位盐商，抗战时做了汉奸，被军统的铲奸队瞄上，一枪毙命。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当然，到了这个份儿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香山·珠海·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儿都不费力。这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特区城市，说起来跟深圳一样，属于一个平地拔起的现代化都市，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洋得一塌糊涂。然而，珠海其实跟深圳并不一样，深圳仅仅是个跟香港接壤的小小渔村，最古遗迹，无非是座所城，明代等级最低的军事建制，没出过什么人，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事好说，但是，珠海不一样，这里，由于明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葡萄牙人在澳门登了陆，而天高皇帝远的广东一隅，官员们也懒得将这些红毛夷人费神费事赶出去，而中央政府也不打算认真对付，于是，西方人在古老的大陆有了块落脚地。凡是来中国的洋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要先到这里来落脚，而周围的农民，有幸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于是，时间一长，跟澳门相接的今天叫珠海这块土地，出现了很多奇迹，见证中国走入现代的最初的奇迹。
早就知道，珠海是唐绍仪的老家，在珠海，他有座很有名的园子。因此，到珠海，我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儿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前来造反的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台不高，周围又尽是高大的榕树，所以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一线天而已，名日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儿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五百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右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的机会，和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中国独一无二，那时的香港，还属于没开化的小渔村。香山人几百年耳濡目染地跟洋人厮混下来，自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这个小地方的人不惟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买办，其实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企业家，他们不仅自己办厂，而且对早期的洋务企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润、郑观应、唐廷枢这样的洋务大老，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华侨商人娶了夏威夷公主的陈芳，都是香山人。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由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还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中后来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跟徐润一起的一个买办，以把女儿嫁给詹家而且不要嫁妆的代价，才说动了詹天佑的父亲。其实，发起计划的容闳，也是早年家境贫寒，到澳门谋生，得以被传教士看上，被带到美国受教育，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这个留美幼童计划，也许就不会出台。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精神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此时曾国藩已死，接任的洋务派大老李鸿章太油滑，不肯担责任，结果这个比日本人留洋计划还早的工程，半途而废。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很多人都直接派到军舰上做水手，唐绍仪奋斗了若干年后，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而是他的责任心和胆量。在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有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辛亥革命爆发，主持南北会谈，将清王朝谈得归了天，接下来唐绍仪成了南北都能接受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可惜，那个年月，大家都不知道共和国的官该怎么做，唐绍仪三个月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玩起了失踪。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大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只想着权术和彼此的交情。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家热心地出山。从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花掉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儿。可是，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东园度过，这是他的大不幸，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他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还挂在园子的门上。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中国人比较喜欢下跪。只要仪式需要，情感需要，都可以坦然双膝跪倒，忽的一下，矮了半截。小时候看石印的毛宗岗父子版的《三国演义》，说到刘备东吴招亲，先跪吴国太，再跪新婚夫人。跪来跪去，拐了孙权的妹子逃走，让碧眼儿赔了夫人又折兵。金圣叹评日：先跪丈母，再跪夫人，今日丈夫多此类伎俩。真实情景，刘备是娶了孙权的妹妹，但肯定不会如此不堪，但小说却非要这样演义不可，否则，男人们不喜欢看。
下跪不是男人的专利，但在过去的中国，男人却比女人跪的机会多。出来抛头露面，多半是要跪的。见长辈要跪，见官要跪，有求于人要跪，碰上投机的，拜把子结义也要跪。当然，回到家，如果怕老婆，没人处，对老婆或者小老婆也要下跪的。怕老婆的故事，是民间笑话中的永恒主题。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讲究父权、夫权、三纲五常，乡里社会永远都在欣赏男人跪女人，跪的花样翻新。连一些民间公认的英雄也要委屈一下，比如上面讲的刘备，还比如杨家将的故事，杨老令公跪过佘太君，杨宗保跪过穆桂英。欧洲人下跪比我们稍微打了点儿折扣，官面上，见了国王，也不过跪一条腿。但是，看他们当年的版画，怕老婆的男人，也是给夫人双膝跪倒。中西文化有差异．但怕老婆的光景，却都差不多。
下跪这种仪式，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事还真难考证。反正无论什么人种，差不多都跪。某些高级哺乳类动物，等级低者向等级高的表示臣服，也是把身躯低下来，匍匐在地。讨好异性，也是躯体性谄媚。人是站立行走的，弯着腰，不如干脆双膝跪倒，于是有了下跪的仪式。我想，这样猜测有点儿道理。所以，古代有人论证人长了双膝，就是为了下跪的，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儿根据没有。下跪，就是臣服或者是讨好异性的仪式。这个仪式，有动物的本能在里面。
人是能创造文化的动物。很顺理成章的，就把下跪变成了政治仪式。不仅要跪，而且要跪的规规矩矩，轰轰烈烈。于是，祭祀仪式要跪，见面仪式要跪，上朝仪式更要跪。等级社会，不跪，用什么行为来展示等级尊卑呢？时间一长，下跪又跟某些政治理念挂上了勾，比如天下观，朝贡结构。理论上讲，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中心，自己的王朝，也是天下共主。因此，只能万邦来朝。不朝也没关系，但来了就得朝。接待外国使节，没有外交部，而是礼部。无论你是谁，从哪儿来，见了中国皇帝，都得按中国的礼仪，双膝跪倒。
原本，西方人跟中国是不搭界的，来往非常稀少。但是，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处走。看见弱的就欺负，看见强的就跟人做交易。西方的近代不是我们的近代，要早很多，人家开始第一波手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如果非得跟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比较麻烦的事，是礼仪问题。无论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见自己的国王或者首领，都是不跪的。可是，在中国见皇帝，却非跪不可。因此，在英国皇家使者马噶尔尼来华之前，所有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使臣，见中国皇帝都下跪。毕竟，利益要紧，不跪，什么事也办不成。
反过来，按天下观的道理，中国皇帝的使臣，是不应该跪任何一个番邦的国王的。因为这个所谓的道理中，皇帝的使臣，等于钦差，跟番邦国王平级。可是，清朝自康熙跟俄罗斯人接触之后，双方打了一仗，签订了一个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双方使臣来往，俄国使臣跪中国皇帝，中国使臣也跪俄国沙皇。只是后者有意被中国人隐瞒了。在清朝，俄罗斯跟其他外国不一样，是放在理藩院来管的。而且，俄国悄悄地被视为同等对待的王朝，而非需要进贡的番邦。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字记录中，依旧把俄国使臣来华，说成是进贡来朝而已。而俄国使臣的规规矩矩的下跪，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殊不知，我们的人去人家哪儿，也这样。
雅克萨之战，中国皇帝动用了几万大军，才攻下哥萨克几个小据点。仗虽然打赢了，却也见识了俄罗斯人的凶悍和实力。因此，此后的中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一种对自己人刻意隐瞒的平等。可是，中国人却不想把这个平等给那些从海上来的红毛番。当家的满人，不懂海上的事情。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依旧得下跪，而且并没有中国人回访——其实中国人连他们之间的分别，也不清楚。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事情起了变化，英国人马戛尔尼( Macertney)伯爵来了。
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国王来的。此时的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最有野心的国家，绝非此前荷兰那些海上马车夫所能比拟。马嘎尔尼们要用他们的世界图景，改造这个星球。中国天圆地方的天下，碰上这些番人，有麻烦了。马戛尔尼要的是平等关系，却不是中俄那种被遮掩的平等。其实，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之前，双方的交涉，英方做了让步。即马戛尔尼可以按中国礼仪见皇帝，但也需中国相当的大臣，对着英国国王的御影，行同样的礼节。可是，这不是在遥远的俄罗斯，那里做什么中国没人知道，在家门口如此这般，没一个大臣敢于这样做的，即使皇帝同意，也存在巨大的文化障碍。谁要是做了，连家乡都没法回。几十年后，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使节出了洋，结果卸任回乡，大家都骂，何况当初？
丝毫没有觉察到英国人强大的满人统治者，用轻蔑的态度打发了狂妄的英国人，平等通商告吹了。但是，在中国从南走到北的英国人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国家，随行的画师，像照相一样，画了很多中国的画。他们看透了，以往传教士笔下强大和谐的中央帝国，不过是只纸糊的老虎。下次再需要建立关系，就可以带船炮来了。下跪这点儿事，终于惹出了大娄子。
地戏与文庙
贵州的安顺，有座保存完好的文庙。标着“宫墙万仞”字样的围墙，门口“文武官民人等下马轿”的界石，一概完整。里面的半月形的泮池，池上的桥，以及大成殿，明伦堂，都好好的。只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放了一些不怎样的蜡染作品，看来是曾经做过展出。可以看得出，文庙的建筑没有经过修缮，都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文庙是文物保护单位，进去要收票，但我进了几次，似乎整个庙里只有我一个人。离文庙不远，还有座残缺的学官，就是明清时代的官方学校。这样的配置结构，大概那时的每个县治和府治，都都差不多。只是安顺的学宫，已经残破得岌岌可危，一座砌在墙里的牌楼，还算安稳，而主建筑，早已风雨飘摇。我当时还给安顺行署的官员写过信，要求保护这个当时全国来看极少数幸存的宝贝，但也没有下文。估计现在这个建筑已经垮了。
在明清两代，贵州是个文运不佳的偏远地方，总共出不了几个进士。但是，好歹也是一个省，生员（秀才）的名额还是不少的。因此，就像现在高考一样，进学（中秀才）的标准就比较低。考生能够完篇，无论优劣，差不多就会录取。有时，甚至做完破题，下面空着，也可能录取。反正是筷子里面拔旗杆，高一点儿就行。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高考”移民混进来。明朝的江浙名士徐渭，就做过贵州的高考移民。画画的好，但八股文却总是上不去，没办法。
晚清洪杨造反之前，胡林翼是做过安顺知府的。但是，胡大人只在剿匪上有所贡献，在劝学方面，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事迹。所以，尽管今日剩下的文庙和学官，里面肯定留下过他的足迹，但安顺的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估计没有因此而有多少改变。
贵州多移民。安顺这地方的人，多来自重庆。因此，安顺话跟重庆话非常相似。但目前能看到最早的移民，却跟重庆无关。是明初傅友德、蓝玉西征时留下的驻屯军的后代。问起他们来，都说自己的籍贯是南京，连哪个巷子都说得清清楚楚，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六百多年，这些巷子多半不在了。这些屯军的后代，被当地称为屯堡人，说话跟一般安顺人不一样，其声调经常被拿来开心的。，屯堡人现在还有很多，依然住在过去的堡寨里。他们中的中老年妇女，还穿着青布长衫，左衽，头上包着花布头巾。乍一看，还以为是少数民族。一问，人家回答说，我们是大汉族。的确，她们的服饰，是未被满人改造过的原装明朝汉服。比我们这些后来的汉人，更加纯，有资格自称大汉族。
明朝留下的屯堡，现在有的还在，里面还住着屯堡人。堡寨修的相当坚固，所有的建筑，都是堡垒，有碉楼和枪眼。在冷兵器时代，即使攻破了寨墙，巷战肯定能坚持很久。可是，屯堡最吸引人的东西，却不是这些石头砌的城堡，而是地戏。
安顺的地戏，一般是被人称为傩戏的。但是，地戏其实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傩戏，除了有面具以外，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本质上讲，地戏不属于各种类型驱鬼驱邪的宗教表演，而是有情节，讲故事的世俗戏剧。安顺地戏有点儿像川剧，一人唱时众人和。但不会变脸，一副面具扣在脸上，一演到底。地戏没有专业演员，所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确切地说，是屯堡农民。
没有专业演员，演技就高不了。翻跟斗，打把势，就玩得不漂亮。加上屯堡人没有中原那样的庙宇以及祠堂，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戏台。演的时候，就在一块空地上插面旗，昭示各方，就可以开演了。地戏虽然简陋，但生旦净丑一应俱全，跟过去的传统戏剧一样，旦角由男人扮，反正也不需要什么表情，一副俊俏的面具全有了。
看了看地戏的本子，居然全是历史剧，从武王伐纣，到大明英烈，全套的。每个环节不一定真实，旦演得相当细。我看过宋高宗泥马过江一段，不长的故事，足足演了一个多小时。当年的时候，据说正月里要唱一个月。现在看到的脚本，都是后来整理的。当年就靠农民口耳相传，真亏了他们。
事实上，所谓的地戏，就是当年的屯军自娱自乐的玩意。离开家乡，来到这人地两生的所在，周围都是深怀敌意的少数民族。一群种地的武人，跟城里的读书人，又没有关系。若要保持跟家乡的文化联系，只能靠这通俗讲史故事。把这故事演出来，就成了地戏。
地戏是汉人的文化，文庙也是。但是，同在一个地方，两者却隔得那么远，似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文庙的丝竹韶乐，跟地戏震耳欲聋的锣鼓，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上面的不理下面的，下面的地戏也就进化不了。下面的不睬上面的，安顺的文运还真就昌盛不起来。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贵州的安顺，是座古城。但是，这已经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事了。现在的安顺，除了少数几座为了旅游保存下来的古堡，整个城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统统现代化了。全国一致的高楼大厦，火柴盒似的住宅楼，再加上举国一致的广告牌，霓虹灯，站在街上照张相，任谁也辨不出这是哪里。记得当年苏联有个电影，说的是两个城市的住宅楼建的一模一样，结果甲城的人到了乙城，进到跟自己家一样的楼里，同样的一个单元，一个门，居然钥匙还能打开门。因此阴差阳错，成就了一段姻缘。我想，这样的好事，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不过，20世纪90年代，安顺还很有点儿古城的模样。石子铺成的街道，大屋檐的老房子。临街的铺面，一块块破旧的门板。门前一个个穿着棉布长袍，坐在火炉前的老人，手里还拿着一支破旧的水烟壶，不时地咕噜咕噜抽上一口。如果你想跟老人聊聊，老人根本不问你哪儿来的，顺手递上一个茶碗，一块烤洋芋，聊就是，天南海北。这样的街，很旧，也很脏，但在这样的街上，有很多好吃的小吃。什么豆腐圆子，丝娃娃，怪鲁饭，即使简简单单的烤洋芋，也烤的冒油，吃到嘴里，都好吃的不得了。旧街上小铺子里的饭菜，简单得一塌糊涂，好吃得一塌糊涂。什么辣子鸡，炒猪皮，牛肉粉。吃上一次，就老是惦着再吃下一次。所以，安顺这个地方的人，除了打麻将，满脑子想的就是吃。这顿吃完，就开始策划下一顿上哪儿吃。顺便说一句，那个地方的东西，无论鸡鸭鱼肉，还是洋芋蔬菜，都不含什么脂肪，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不过，每次出去吃之前，当地的朋友会告诉我，记得先吃点儿黄连素，说是否则会拉肚子的。听人劝，吃饱饭，除了吃火锅，每次做老饕，都遵命先吃黄连素。还好，几次到安顺，美食享用不少，但拉肚子却一次也没有。说起来，安顺这个地方，也有挺豪华的酒店，里面看着挺干净的，生猛海鲜一应俱全。但是，真正的安顺人，一般都不会去那里消费，街上的小摊和小铺，才是人们去的地方。做同样小菜和小吃的摊子或者店铺很多，但哪一家好吃，大家都知道。越是破烂而且脏兮兮的小铺，生意就越火红。就是在外面排队死等，也得等在这家吃。至于别个店铺，大概只能做点儿外地人的生意。
安顺人的麻将，跟川人一样，打的很有境界。反正在街上走，无论什么时候，耳边都会听到搓麻将的声音。屋里打，屋外打。街头打，巷尾打，白天打，夜里打。真的不知道这里的人什么时候上班挣钱，总是在打麻将。赶上婚丧嫁娶，大家在屋外支起棚子，众多亲友摆上一个个的桌子，集体麻将表演。哪怕死人挺在旁边，照打不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吊唁的，匆忙跟死者磕个头，马上有人摆上桌子，立刻开打，谁家人缘好，关键看这家办事时麻将桌的多寡。
我的一个学生放假回家，老妈非常高兴，接连几天给他做好吃的。突然有一天跟他讲，太难受了，我都好几天没好好打麻将了。学生说，你不是天天都在打吗？他妈说，这哪儿算。于是一头钻在亲戚家，连续几天几夜鏖战，回家后长出一口气：这回算打了回好麻将。这里的人，如果单位安排出去旅游，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麻将游。带着麻将出去，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回来谈体会，说的都是手气和输赢。麻将没有不沾钱的，但输赢都不大。安顺这个地方工资收入不高，打大了，大家都受不了。有钱的人，也有大赌的。有老板的司机拉着老板去赌，等到回来的时候，连车带司机都换主人了。好在，这样的事并不普遍。老百姓都是持之以恒地小打小闹，连续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麻将就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仪式，如果不能跟当地人打上几宿麻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社交圈的。
成都人好泡茶馆，也好麻将，人生在茶馆和麻将之间来回窜。安顺人则是在小吃和麻将之间来回穿梭不停。即使再瘾大的麻友，也不肯饿的时候啃口方便面将就。到了饭点儿，就得出去吃。而且吃什么到专门那个店，一点儿都不肯马虎。吃完了，点评一下（因为有时候也有做差了的），然后再继续回到麻将桌再战。如果有店铺的老板连续几次做不好，那么，立竿见影，这个小店的生意就砸了。用不了一天，所有人都转移吃场，奔另一家了。好在，安顺总会有让人吃得舒服的小店冒出来。
善于做美食的安顺人，似乎从来不屑于将自己的美食带出安顺地界。怎么劝，怎么诱惑都没有用。这些年，似乎贵州菜在京城已经有好多家了，可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家安顺人开的馆子。安顺人的饭菜和小吃，就是给安顺人吃的，如果外面的人想吃，到安顺来。
谣谚里的北大荒
一生中，由少及壮，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北大荒这个概念，其实很糊涂。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像整个东北都是北大荒，而在东北，在似乎专指最北边的黑龙江，而到了黑龙江，人们认为只有在三江和松嫩平原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才是北大荒。当年清朝流放地宁古塔跟这个地带比起来，已经相当繁华了。这个地带，自1947年起，陆续来了从军队转业的军人开荒屯垦，建立国营农场。而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
踏上北大荒土地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歌谣： “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对于现在的北大荒，这个稍显悲凉的歌谣基本上是不合适了。大部分地方，既不见兔子也无狼，但姑娘却一点儿也不少。可是我小时候，这个歌谣还相当贴切。兔子满地都是，冬天小伙伴上山套兔子，一串串地拎回来。上山砍柴，也时常见到兔子乱窜。狼也能看见，只是距离稍远点儿。上中学时，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的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 “棒打狍子，瓢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所谓拉帮套，就是女人在丈夫之外，还有一个或者几个副夫，稀里糊涂地在一起过。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马，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做：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是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屋外在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如果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本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暧都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趾头也经常会冻伤。
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 “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是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即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干活也带着破棉袄。 在我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曾经的余杭
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一位是大学问家章炳麟，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的北大，文史部分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动辄嘟哝“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一起成的名，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妈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儿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要求在不留级的前提下离开半年，大概鉴于我这个特殊学生总是承担老师的课业，而且包揽了学校的文艺宣传的脚本，学校居然痛快答应。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说也奇怪，我的脚一踩上江南的土地，似乎就没事了，在上海和杭州的亲戚家，待了若干时光，东跑西颠，好像一点儿也不痛，杭州做医生的小姨，领我拍了片子，说没什么事，西医也没什么办法，然后找下放到一个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扎了扎针，贴了几帖膏药，自我感觉，真的一点儿事也没有了。然后一个人逛西湖，走东走西，感觉冷清极了，偌大的西湖，满打满算，也没几个人，有桃花，没人面，也不收门票，随你怎么走，逛到灵隐寺，累就坐在观音像下面歪着，绝对不担心有僧人出来劝你烧香。张岱笔下，西湖七月半的盛景，景似乎都在，但人的影子却没有。在这之前，妈妈已经先我回到了余杭的外婆家，听说我脚没事了，让我也去。
就这样，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车，坐了四十里地，来到了余杭。
外婆家挺大的，一幢临街的两层楼，楼下是一溜的大门板，楼上是木头窗户，一架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叫，但好像没有塌下来的意思。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灶间，一个天井，一个竹园。但是妈妈说，外婆这个房子，跟你爸爸家比，也就算个鸡窝。但是她又不让我去父亲家，说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姓张了。
我去的时候，余杭只是一个乡镇，县治已经搬到了新余杭，临河一条街，此外就是农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很多山上，不是有残存的庙宇，就是有完好的佛塔，尽可以上去发思古之幽情。我这个北方佬，到了江南的乡下，感觉什么都新鲜。水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感觉这里的农民，不是在种田，而是在绣花，每一针都一丝不苟。门前的河，表姐告诉我可以通到上海，还真的就停了很多张岱和鲁迅说过的乌篷船，运货，也搭人，表姐告诉我，她就搭这样的船，去过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我想，原来张岱说的夜航船，就是这东西。船上和岸上的人，洗衣，淘米，洗澡，都在河上，有时候感觉水不大干净，但人人都不以为意，这里习惯是，见水为净，只要过了水，不干净也是干净的，吃的，穿的，包括人自己，每天都要见水，过水，过了水，才踏实。
这里的人都能干，黑龙江最勤快的农民，到了余杭，都是懒汉。几乎看不到闲人，所有人都在忙，扁担是人人随身带的，上车旅行也不能免，挑的担子，都奇重无比，连我16岁小表妹挑的草肥担子，我试了试，硬是直不起腰来。在余杭，我还看到了版筑，用两个板子夹上，然后往里填土和石头瓦块，一边填，一边夯实，夯实一端，抬高一段，最后一道墙就起来了。看着看着，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商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是干这个的。在黑龙江垒墙，如果不用砖的话，都是用草耙子沾上泥，盘一个个木柱子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版筑是个什么样子。在余杭，也看到了鲁迅说过的曲尺型的街头酒店，当街卖老酒，一个大柜台，农民下工回来，倚在柜台上，要一碗咕咚咕咚喝掉。奢费点的，可以要一碟茴香豆佐酒，喝得到稍微慢一点儿。不是年节，也不请客，家家都在街头吃饭，一律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跟鲁迅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看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曾相识，而且让我最震惊，也最不习惯的事，也有，是上厕所。余杭不像上海杭州，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用旧式马桶。需要的时候，躲在屋子角落方便就是，每天早上由女主人倒到例行来收粪的车子里。当时在上海和杭州，早上千万别早起。早起的话，鼻子里满是粪便的味。余杭满街都是厕所，但每个厕所都是开放式的，不分男女，一个大粪缸，前面一个木头的杠子，方便的人可以坐在木头上，屁股伸到缸里。这样简陋的设施背后有点儿遮挡，但是前面则对着大街，一点儿遮掩都没有。方便的人，既可以跟相邻的人说话，也可以跟街上的过客聊天。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真是不好意思，扭捏了许久，不肯脱裤子，但排泄不比别的，忍不得，也将就不得。后来习惯了，脸倒是不红了，但碰上熟人，尤其是女性，想跟我聊天，还是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余杭的厕所，是那个时代我所见过最干净的厕所，比上海抽水式的厕所都干净，稍微有一点儿粪便，马上就会被人收走。在那里，粪便，绝对是除了粮食之外，最为宝贝的东西。
在余杭最为开心的事，是春天用竹枪挖竹笋。一场春雨过后，你可以听见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白嫩嫩的一片，说实在的，委实很性感。拿竹枪一抠一个，一抠一个，表姐剥开了，用鸡蛋和肉炒一炒，那个鲜美，真让人馋到要死。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植物，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了对鲜笋的挚爱，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
在余杭的时候，妈妈每天都在陪外婆说话，任我到处乱跑，唯一的一次跟我出去，是看她们余杭的文昌阁，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阁，虽然已经残破，但却很精美很漂亮，大概是我一生所见最漂亮的文昌阁了，但是妈妈却说，这个阁，四面环水，使得余杭文运不佳，科举上没什么人。其实，余杭历史上出没出过科甲出身的大人物，我不清楚，妈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文运而言，余杭能出一个章炳麟，足矣。
遗憾的是，余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读书的人似乎也不多，当时在余杭，走了几家亲戚，连一本书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时期，大家也拼命种田，拼命想办法挣钱，生活比起黑龙江的农民来，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环境，还依稀能感觉到张岱和鲁迅笔下的样子。到了后来的后来，我的父母之乡已经变成闻名世界的富庶地区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余杭，当年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乡亲们都很富，房子很气派，舒适，房子外观像积木一样鲜艳，稚气，但家里依然没有书，街头的曲尺型的酒柜没了，开放式的厕所也没有，再也看不到人们端着饭碗，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外婆的竹园，早就变成了一幢幢华屋伟厦。
外婆的余杭，我曾经的余杭，没了。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眼下，有关乡村自治的研究出现了某些实质性的转机，一些有心人不再斤斤于村民选举及其程序，而是把目光投到了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上。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所设计的方案基本上还是在原有的基层行政框架上打转，只是自治的重心落点有差异而已。其实，现在全国一盘棋式的基层县、乡镇、村的三级架构，本身就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极度扩张，最终实现动员性体制的结果，与自治的路径正好相反，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基层结构。很难设想，如果不是为了动员的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如此大的国度，各地农村生活状态、风俗文化、居住习惯、生产方式乃至地形地貌千差万别，却整齐划一地采用三级架构。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基层架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从来没有统一过。县以下既有我们常见的保、甲、乡镇，也有庄、都、图、社、约、堡、寨等名目。
历史留给乡村自治的是这样一种面目的基层政权，首先它们带有很浓的传统色彩，基本上属于任务导向的，也就是说，它只关心税收和秩序的问题，且行政效率低下，而结构相对臃肿（主要指县级政权，虽然正式官员不多，但书吏往往会有膨胀，至于衙役常常超过限额数倍乃至十数倍）。而且，我们知道，传统政权关心的重心在秩序的稳定，而且自知其效率的低下，所以一般不介入经济活动参与经营。但是，我们现在的基层政权，不仅承担着传统政府类似的事务，而且还要负有领导当地经济发展的职责。结果，一方面“拍脑袋”式的“首长工程”在乡镇甚至村庄遍地开花，造成大多数乡镇陷入了足以令它们破产的债务危机。而且，政府机构自身福利过分地依赖的“创收”，本身已经使政府行为趋向牟利化，各种“富民工程”之所以毫无效益地一个接一个地推开，跟干部们借此牟利的强烈动机有关，不折腾点儿事出来，就不好捞钱，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只有大兴土木建园子，各色人等有了差事，才有机会，尽管“庙”要破产，但里面的方丈和某些和尚却因此而富了起来。个中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鼓励政府自己创收，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官员为自己牟利。另一方面，刚刚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的半行政机构，诸如电力、电信、保险等等部门理直气壮地走向牟利化，垄断性和强制性地向农民榨取高额利润，它们的行为往往又和基层政府行为搅在一起，强化了本来就已经政府行为的牟利趋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政府，已经成为具有传统特色的牟利机构。
其次，我们的基层结构，仍然带有过去动员体制的色彩。不仅治理架构是划一的半军事化的残余，而且基本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还是“运动”，只不过，过去运动是喊口号整人，现在运动是喊口号整钱。
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基层政权的架构里，留给民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目前进行的村民选举，即使都能按民主程序进行，也能选出符合村民意愿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仍然难以实现自治，一方面，以任务导向的政府在面对各种上面下来的刚性任务，必须刚性地执行，根本不允许村级架构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另一方面，政府和半政府部门的盈利需要也必须满足，否则它们就无法生存。不用说，在这两条刚性的管道面前，村委会连谈判的可能都没有多少，更何况自治。况且，我们现在的行政村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构，村委会也不是村民自愿结成的组织。我在调查中发现，凡是在农民自发组成的乡社组织中，农民中产生的负责人往往都很有责任感，较少腐败行为，而村干部则不然，即使参加村民委员会竞选的村民，抱有借此牟利动机的也不在少数（显然，这符合农民传统的思维，当官为了发财）。由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厕身其间的农民对它们的期待也不同。
因此，乡村自治比较适宜的出路，在我看来只能是乡镇政权的退出，取消乡镇一级的行政架构，各地农村按照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实现自治。如果村已经形成了自治能力，村民委员会和党组织已经成为具有经营和对外谈判能力的村民组织核心，那么不妨依旧架构自治。已经被大公司吞噬的村庄，可以按公司模式自治，而更多的村庄，则可以利用村社的自组织结构，形成各种面目各种形式的村社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实际上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共同体”。村社联合体形成之后，由联合体出面与国家政权（县级）和外面的公共事业的大公司达成契约，在税收、司法、计划生育以及各种有偿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实行团体负责制，避免国家政权与单个的农民交易这种尴尬的局面。这种县以下的乡村共同体，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各种规模，随着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大量农民进入中心城市，那么很多村庄可以合并，剩下的小的可以比村还小，大的可以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地方，只要条件成熟，都可以组成一个农民的城市，只要它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含量和人口，到了那时，农民也就转化为市民了。农民的自治市，也许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一条新路，显然，它与我们前阶段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小城镇建设是有本质不同的。
对于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在农村中原有的组织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农村还能否产生自发的乡社组织，会不会导致黑恶势力抬头，导致农村社会恶化？对于第一个疑问，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尽管现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已经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乡绅，从前的宗族、祭祀、娱乐和互助性的村社组织基本上都被取缔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能组织起来了，实际上，现在学者所观察到的农民“原子化”的现象，并不是农民自己乐意的结果，我们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空洞化的道德诉求无疑要对此负责任。其实，对于农民而言，组织化（不是那种动员体制的组织）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需求，在解放前，农村中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乡社团体，不仅有各种松散的花会、香会、社火会，还有各种名目的社、以及武术和自卫团体，更有各种宗教和半宗教团体，它们的存在，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民的某种生存需要，而且，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并不是乡绅主导的。今天，随着改革的进程，我们看到，农村中民间的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现在农村的民间组织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原有乡社团体，如花会、香会和庙会、宗族团体等等的再次复兴，其中有的组织凝聚力相当强，已经开始为成员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二是新兴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即NGO，农民自己组织的产生经营组织。三是各种宗教组织，有民间宗教也有基督教团体，其中有合法与半合法的，也有所谓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组织和非法的宗教组织。一般来说，国家对于这三种组织，除了现代性的NGO还能限制性地以予认可之外，其他的两种，基本上取遏制态度，至少是不乐意为它们民政登记。
至于后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凡是政府认定的非法组织，政府都可以取缔，对于组织中出现的黑恶势力的苗头，当然也必须以予打击，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不能还沿袭过去组织控制的思路，应该切实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其实，不仅仅对那些非法组织，就算是对社会无害的民间组织，也要依法管理，只是用不着事事都操控在自己手里。更不要将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就算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组织，也并不具备与政府对抗的意识，甚至连这种意图都没有，这些组织的发展，客观地说，对社会治理只有好处。
在农村外部的力量，包括关心三农问题的学人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农民恢复组织能力，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输入外部的信息，建立相应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乡村重建，再一次做当年米氏父子、晏阳初和梁漱溟做过的事情。
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当前的农村中，依然存在着自组织的积极性和自组织的能力，过去的乡绅虽然不可能重现，但乡村中却不缺乏能人，尤其不缺乏组织民间组织的人。只要农村的环境足够宽松，乡村的民间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起来，而那些出外打工者中的精英，包括一部分大城市难以消化的大中专学生，至少有一部分会转回来发展，形成新的“乡绅”。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眼下，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国人的关注，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各种慈善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赢利，三是在政府之外，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是这种非政府组织目前还存在有很浓的官方色彩，以至于有人根本不认为它们是中国的NGO。倒是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如山东荣成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不仅运作良好，而且性质上更接近西方的NGO。这些组织一出世，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中国进入WTO之后，实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发展NGO看来是一条无可替代的途径。
那么，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中国要想发展NGO只能着眼于引进呢？否。实际上，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中间虽经社会主义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多少有些死灰复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织，就是一例。介山庙的庙产管理组织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关的一座旁临汨罗江的山上。这个庙，似乎跟佛、道两家关系都不大，庙里供奉的主神名叫陈公昭，据说是一位曾经在武当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后似乎并没有多少名声，只是不知怎么就传出来说他在太平军的一支经过平江时，曾经显灵退了太平军。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头烂额的朝廷巴不得出点儿“神迹”，于是捕风捉影地就报了上去，结果陈道士被封为真人。同治年间又修了这座庙来供奉他。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头脑，他们很快就在庙里塞进了私货，一位被人称为介山老爷的神被请到神座上。据说这位介山老爷是位民间医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对儿科尤其擅长。介山老爷虽然在庙里位在陈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盖一样，坐在上座不过是摆摆样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爷，日子久了甚至连庙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庙的庙务管理组织是1989年寺庙重建时成立的。庙宇的重建完全出于民间的自发，政府没有拨一分钱，但是盖庙总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就凑在一起选举出了一个管理组，庙盖好之后，管理组没有解散，继续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届。每届都是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上千。现在的管理组由9人组成，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管财务、总务和基建。除了常设的九人小组之外，管委会办公室的还挂着一个写有40人名单和联系电话的“联络图”。据负责人刘妙涛说，这些人只要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管理组下分7个小组：财务组、后勤组、卫生组、茶水组、香火组、接待组和保卫组。每组由核心组成员带上几个联络图上标出的外围组人员组成，平时每日保证3～4人值班，每逢庙会和春节期间，全体都要出动。管理组的成员都是尽义务，1995年以前连中饭都自己带，后来财务状况好了，也只有几个人有少量的补贴，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
介山庙最忙的时候是庙会和春节，阴历五月廿四日相传是介山老爷的生日，在生日前后和春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届时不仅平江四乡的人要来参加，周围县市乃至长沙湖北的都有来上香的。届时管理组不仅要安排戏乐活动（花鼓戏和皮影戏，我在庙里还看到了一副皮影戏的戏台），收取香客额外的布施，供应茶水和负责接待与维持秩序，还要安排一个宴会，参加宴会者都要买饭票（给多给少随缘，等于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当然，跟其他地方庙会一样，赶会的人既来上香礼神，也是参与娱乐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管理组头上。在管理组的管理下，庙产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将寺庙所在的山建成了一个花园，免费开放，供人游玩，还拥有三个商店，一个1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刚刚建成），并打了一眼深水井。这一切，都是民间的管理组“管”出来的，而且这些财产并不属于管理组。到目前为止，管理组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只有雇员才发工资。 “管”出来的钱，都用在了庙宇的维修扩建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如果非要问庙产属于谁，那么他们会说属于介山老爷。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张石根告诉我，他们这个管委会，县委统战部、政协、公安局以及城关镇和寺庙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着（但经费一分不投），不过一直都对他们非常满意，庙里从未有过违碍现象发生（我去的时候，寺庙的墙上，挂满了反对邪教的宣传画）。
介山庙除了像其他寺庙一样，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还设有禅房，供一些老人念经），似乎已经成了平江一处公园。除去庙宇，管理组还建了杜甫纪念亭台，负责山上的绿化和道路，我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锻炼的老人，几对卿卿我我的恋人，还有些人在凭栏眺江，似乎正在酝酿诗意。这个公园，在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城乡接壤处的集市，一个供节假日娱乐购物的去处。这样，介山寺的庙产管理组就像国外的NGO-样，为平江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而且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财团的资助（这对于国外的NGO几乎是必须的）。在平江期间，我还去过官办的平江起义纪念馆，那里有固定而充裕的经费和拿工资的管理人员，但是馆外就堆着垃圾，而完全由民间非赢利机构管理的介山庙所在的山，却干干净净，连一张废纸都看不到。
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发现的。跟残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大殿的正面，还有一座漂亮的戏台，台上很干净，看来一直没断过笙歌锣鼓。在彼处早已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或者为有钱人服务），这里居然还在贯彻着酬神演戏的古义（当然，实际上还是给人看，殿堂与戏台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据说此公是个医生，有年正值瘟疫，他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亲已经染病故去，于是医生悲痛万分，身穿麻衣跳河自尽。后来，人们就建了孝子祠纪念他。
虽然孝子祠和介山庙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经成神的医生，但人们礼神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人们有灾有病也上介山庙求介山老爷，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祷告，与上其他神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显眼地摆着一溜很大的签筒，里面盛满了签。一般的事项如子息、婚姻、财运等当然也可以来求，但孝子祠的签最主要的还是供求医问药之用的。庙里设有兑签处。兑签窗口上贴着兑签说明，分别标出所求事项与对应的签号，一般事项都是第1～60号（兑签时，根据所求事项的不同，同样的签号，有不同的判词），而问病求药则是第1～132号。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看病分科，有男人科、妇人科、小儿科、眼科等，求到的签可以依照不同的科从兑签处换出对症的药方来。这些药方，都是当地的有名的中医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开出的验方，而且庙务管理机构还不断地根据疗效进行调整。庙的外面，就有一个中药房，取了药方之后，就可以到药房抓药（到别处抓药当然也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周围的农民付很少的钱（抽签换药方时每方付1元），就可以得到虽然粗糙但还算实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目前缺医少药，进城又看不起病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系统，在2001年，兑签处总收入为10652元，等于说，这年一共为四乡的病人开了10652个药方，无怪乎庙修缮那么好，香火并戏乐那么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庙务管理委员会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选出的，管委会也组织庙会，安排会餐，施合药茶，负责庙宇的维修，庙里也有自己的产业——一个酿酒作坊，每年产生药酒。跟介山庙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还有一个查账监督小组，庙里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均由监督小组核准。看来，山乡的农民也知道权力的制衡，而且运用自如。西江洞村的路会
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修路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向上争取项目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畅依然是阻碍平江发展的瓶颈，许多山村，至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但三墩乡的西江洞，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山村出山有一条长达20华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缮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间起，村里就起了一个路会，村民们凑了一担茶油（一百斤左右），作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鳏寡孤独之外，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每户出一人），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工。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一顿饭（一般都要吃点儿好的），饭由当值者提供。对于当值者来说，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那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在这一年期间，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利，但最后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有人家拒绝当值的现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有全村一起上他们家吃饭的物质惩罚，所以没有人承受得起。就这样年复一年，路会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后，虽然基层政权多有变化，政治运动不断，但路会的事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政府出不起钱来修路，而这条路一年不修，村里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会因水毁等原因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路会又不存在什么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主或者乡绅，自然不会因为乡村精英的兴废而受到影响，路会本身与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抵触之处，所以，路会就这么维持下来了。
以上这三个民间组织，都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前两个庙会组织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宗教因素已经相当淡，人们不过是借宗教的壳来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实上就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医疗体系。而路会则一点儿宗教色彩都没有，完全是为了一村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农民自组织团体。应该说，平江的这种类似于现代NGO的民间组织，并不是什么此地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而是传统农村组织因素的复苏。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像介山庙会这样集信仰、娱乐、交易于一体的民间组织是随处可见的，互助、慈善、自卫之类的组织也相当多，路会实际上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类似于孝子祠这样的医疗组织，在某些具有中医传统的民间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来，基层社会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国家体制，这些民间组织统统被扫荡了，只有像路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山区特别的情况而残存了下来（国家顾这里的路，但不修又没有办法），其他两处则都是在全能体制松动的情况下，艰难地死灰复燃的。
现阶段的农村改良或者说治理，需不需要汲取传统的组织资源？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还批评我过于浪漫，但是我坚信，像上述我所列举的民间组织，那里面蕴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们改造农村所必须借助的。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再加上我们这些浮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自治与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农村的事情根本办不好。
当然，我承认，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产权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更没有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本质的联系，或者说，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却是跟现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间自组织的产物，属于“通过志愿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社区性和公益服务性，能为本社区的人们提供付费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产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不仅存在着行为上的传统惯势，而且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亲和力，便于引导和操作，非常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早已适应了政府干涉较少的生活，习惯于自己组织起来满足社区的需求，虽然经过建国以来全能体制的培育，有了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依赖已经没有了 “靠”的地方，过去渗透到农民家庭的政权形象，已经逐渐化为不断地要钱、要粮、要命的异己和对立的力量。过去的依赖性，现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经转化成某种对现实不满的怀旧情绪，而就整体而言已经开始消淡了。在现阶段，适当地改善农村的政治环境，强有力地抑制导致农民负担逐年增加的基层政权的自我扩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就会得到复苏，在这种复苏的基础上，再注入某些现代的理念与制度因素，自治或许才能实现。现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借助知识分子下乡从事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更为关键的途径是通过一部分进城（打工、经商、就学）的农民的返乡，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这种注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然的渗入。现时进城的农民宁可在城里做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乡发展（比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农村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而且日趋恶劣的因素，如果农村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纳一部分见过世面的农民返乡的，形成新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农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乡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多么的规矩，他们还是会感到某种莫名的担心和不安，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有朝一日会失控，甚至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旧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没有转变成现代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乱的可能性从来都不大，农民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脱离土地的游民，动乱才会发生。当前恶劣的乡村政治，日益强化的行政控制，不仅不能保障农村的稳定，恰是制造游民的土壤，只有加快进行农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灭危机于无形，而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并将之导入现代国家的法治轨道，应该是一条农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认为我虽然提出要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农村的自治，但没有指明开发利用传统资源的路径。现在，平江庙会和路会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路上，我们还需要走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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