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也要懂点哲学-和气才能生财:商人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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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合作共事,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经商也是如此,商贾的实力之“势”是多种力量之形所构成的“合势”。“合势”是进一步促进自身“势”的提高的好路子,还能由此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

    1.众人拾柴火焰高

    要是一个人有能力独霸一方的话,或许就无须与人分成,只不过一般创业者没有这个条件,要联合各种必须的力量,要调动别人积极起劲地帮你做事,就不能不将你的成果与人分享。对于员工也是一样,要员工与创业者共苦,就要准备与他们共甘。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经不住人多”,“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俗语,通俗而形象地说明了联合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现代经济组织之间,联合是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使联合体收到事先所期望的成效。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逐渐认识到了联合的意义和价值。

    “‘庄吉’这两个字,是与‘质量温州、品牌温州、信用温州’的渐进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代表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说这番话的是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庄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敏。

    作为一位着名的民营服装企业家,1982年,陈敏曾在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创业的冲动,使陈敏不安于平淡的工作。一天,他突发奇想:“温州服装生意这么好,何不试着做做。”在国内商品稀缺的年代,温州前店后厂的服装生意很是火爆。陈敏便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到百货公司去买面料,请人加工制作了5件风衣拿到市场上去试销,结果一周后全部销出,每件获利20元。这第一个100元给陈敏很大的鼓舞,改变了陈敏的命运,使他从此与服装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敏在27岁时正式下海,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生产、经营西服。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温州服装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款式新、价格低、变化快、销售渠道畅通等诸多优势,使温州服装企业饱尝了甜头。赶上这一创业的繁盛期,“华联”的产值也成倍增长,第二年就赚了100多万元。经营实践使陈敏认识到,温州服装不打自己的品牌很难有长足的发展,为此他请人设计了三个商标,从中选了一个“金顶针”。“金顶针”很快在温州脱颖而出,1995年时产值超过2000万元;利润居温州市同行业之首,而且创造了产品无积压的奇迹。在理性思考和实践灵感的碰撞中,陈敏领悟到:办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营造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素质、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使陈敏在品尝创造的快乐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进入了企业经营的新境界。

    当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人的精神需求也会随之升华。1995年,全国服装行业百强评比,有上万家成员的温州服装企业竟然无一上榜。进而陈敏还看到,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服装工业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作为服装行业的一员,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促生了陈敏的一种强烈愿望:“为民族服装工业争品牌。”这一理念一旦形成,便成为他的一个不解“情结”,也决定了他以后的发展道路。

    有了这一触动,陈敏想,如果把温州几家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影响力较强的服装企业组织起来,走联合发展的道路,组建温州服装工业集团,不就可以形成温州服装联合舰队吗?而有了这只“联合舰队”,不就可以做大做强温州的服装工业吗?进一步利用这种合力还可以创造出中国一流的服饰名牌产品。遗憾的是,当陈敏把欲组建温州服装联合舰队的想法提交“金顶针”董事会时,却当即遭到了其他股东的坚决抵制,他们担心“金顶针”会被其他企业拖垮。此时组建温州服装联合舰队已经成为陈敏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一设想也成为其他同行企业嘲笑的把柄。

    或许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此时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元忠也在苦苦寻求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之路。在不断充实自己和创立品牌的过程中,有两件事使郑元忠对品牌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一件是买衣服的事。有一次他到商场买了一套国外某着名品牌的西服,标价是4000多元,而他看到国内某品牌的西服,面料、款式相近,标价却只有1000多元,这使他在感叹巨大差价的同时也在心中树起了创立品牌与洋人一争高下的信念。另一件是卖衣服的事。郑元忠到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了庄吉服装有限公司之后,在杭州某大商场,庄吉专柜和国内某品牌的专柜紧紧相邻,因为另一品牌创立时间较早,知名度较高,西服的售价差距很大,庄吉的西服只能卖900多元,另一品牌同款同料工艺还不如庄吉的西服,却能卖到1900多元,而且卖得很火。这一残酷的现实让郑元忠真正地感到切肤之痛。

    正缘于同一种共识和同一种目标,1995年,在温州服装商会的一次活动中,陈敏见到了郑元忠。通过交谈,在创立服装名牌、探索联合发展、为民族服装工业争品牌等问题上,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相同的看法,因而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志同道合的理想和信念使陈敏和郑元忠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认识到,民营企业只有走联合发展之路,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

    有道是人生知音难觅。正缘于此,陈敏在与金顶针公司其他股东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1996年初,从“金顶针”撤出了自己的所有股份,将资金全部投向了郑元忠的庄吉公司。同年3月,庄吉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在联合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后,陈敏和郑元忠又邀请时任浙江精益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吴邦东加盟。这使得“庄吉”的联合,一开始就摆脱了亲缘和家族的局限,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率先在温州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当时此举在温州可以说是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经济的超越。此时陈敏对温州服装业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走集团化发展之路,以现代企业文化推进产品升级,全力开创温州服装名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中国民营企业界学者型老板冯仑曾说:民营企业跟梁山的组织机构很像,大家目标一致后,事业一开始就是“排座次,分经营,论荣辱”三关,不少企业为这三关斗得矛盾四起甚至不欢而散,温州也不乏其例。有趣的是庄吉虽未能免俗,却很顺利地过了这三关。正缘于此,很多熟悉的人谈到庄吉时,无不称道郑元忠、吴邦东和陈敏的三人组合是“黄金三角”,堪称样板。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在温州商界,郑元忠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82年,政府决定把1980年前积存的机电产品作报废处理时,郑元忠以此为契机,开办了低压电器厂,很快就成了乐清县柳市镇上的“暴发户”。不过,此举也很快招来了麻烦,当时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工作组”找到了这个柳市镇“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对他加以审查。对工作组的审查,郑元忠难免带有对抗情绪,因而激怒了工作组,决定以“投机倒把”加“对抗调查”的罪名收容审查。郑元忠闻讯逃之夭夭,销声匿迹达18个月之久,不想回来后还是被关进了看守所,羁押达186天。被“无罪释放”后,郑元忠又东山再起地创办了乐清市精益开关厂,成为乐清柳市镇风云人物。

    从1986到1989年3年间,历经攻坚磨砺,精益开关厂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率先在柳市低压电器行业领取了国家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创造了数千万效益,可谓日进斗金。然而此时已年届40的郑元忠,却出人意料地“返老还童”,到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当了两年的学生。1993年,他投资2000万元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凭着非凡的创业资历和遐迩皆知的名声,加上最多的股份,郑元忠按理说可以当仁不让地坐上集团公司董事长的第一把交椅。但郑元忠却认为服装该由懂服装的人来做——陈敏当时是温州服装界数得着的少帅,又是服装商会副会长,三个人里边,肯定他最行,而且也很年轻。于是他坚持由陈敏出任庄吉集团董事长,自己改任总裁,吴邦东任副总裁。其实他们不是在分权力,而是在分责任。民主完善的董事会制度也是庄吉获得成功的关键,它体现出一个优秀团队的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

    陈敏果然不负众望,庄吉集团一成立,他便烧起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首先是品牌重塑升位。为提升“庄吉”品牌的文化内涵,陈敏不惜重金导入CIS,改进整体视觉形象和文化理念,重新设计商标和企业标识系统。当将这一毫无意义的词组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时,一个崭新的“庄吉”品牌就诞生了。

    第二是产品重新定位。“庄吉”彻底放弃原来已打下的“天下”,建立特许经营、连锁专卖的现代营销模式。虽然抛弃老客户、老营销网络,深感“壮士断腕”之痛,但他们毅然决然,径直前进——当老客户来下订单加工低档产品时,“庄吉”一概拒绝。当时这件事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方针既定,就必须义无反顾。

    第三是实施代理商零风险经营。“庄吉”承诺只要代理商按公司的要求去经营,不管产品属于换季、还是任何卖不出去的理由,公司都给予100%的退换;并且统一零售价,不参与打折促销活动;倡导“无后患服务”,推出“西服终生免费干洗,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修衣换片成本价”等一系列服务之举。

    也就在此时同行纷纷预测“如此下去‘庄吉’能否熬过一两年”之时,一组统计资料却破译了庄吉的“天机”:全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庄吉”蝉联6年,且排名一路飙升。其中“利润总额”由1996年的第50位上升至2001年的第21位;“庄吉”商标在1998年后连续被认定为“浙江省着名商标”和“浙江省名牌产品”,2002年2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烧过“三把火”,“庄吉”果然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庄吉”有所发展了,但“为民族服装工业争品牌”的情结始终萦绕在陈敏心里。他认识到:要实现这一夙愿,仅一个“庄吉”是不够的,单兵突进往往是事倍功半,只有组建温州服装“航母”才能从容地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为此,陈敏提请庄吉集团董事会讨论,支持他参加温州服装商会会长的竞选。

    经过庄吉董事会7名成员几番激烈的舌战,陈敏的提议终于获得通过。郑元忠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大家之所以同意让陈敏去竞选商会会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为了行业的发展。当时,温州服装界还很不规范,要打造‘穿在温州’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陈敏就是这样的带头人。二是为了企业的名气。庄吉每年花几千万做广告,图的就是知名度。陈董事长当温州服装商会会长,跟各方面关系运作好了,大家会说他是‘庄吉集团董事长兼服装商会会长’,‘庄吉’也会跟着受益。三是陈敏以会长身份与外界接触多了,也会给‘庄吉’带来大量的生产和营销信息。”

    随着庄吉集团的组建和庄吉品牌的大拓展,投资7000多万元的庄吉平阳工业园区的建成和ISO9001、ISO14001等质量、环保体系认证的顺利通过,以及国际着名设计师的加盟和着名歌星的尽情演绎,“庄吉”品牌之花五年间开遍了全国——这当然是精勤于业的企业家心血灌溉的结果。

    强者与强者之间合作,彼此都有利可赚;孤军奋战,彼此都是劲敌。在现代生活里,竞争越来越激烈,你更不可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某项事业,没有人能独自成功。相反你应该利用集体的力量。团结协作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2.和气生财,同行不妒

    竞争关系往往会导致“同行是冤家”。在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视竞争对手为敌人,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势。以杀伤对方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过度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获得持续成长。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嗜杀的基因使之难成大器。

    徽商讲究和气生财,同行不妒。对外广交朋友、广结良缘,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对内处好同宗关系、强化同乡情谊,构筑紧密的商业网络。徽商还讲究以人为本,对外崇敬顾客、顾客为上;对内关爱人才、体恤下属,形成了强大的人和力量。

    明末抗清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徽商以行谦让之德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出于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徽商十分注意强化同乡情谊,遇事“做退一步想”,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因而在封建官府乃至朝廷上左右逢源,上下通达,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胡雪岩到苏州办事,临时到永兴盛钱庄兑换20个元宝急用,谁知这家钱庄不仅不给他及时兑换,还平白无故地诬指阜康银票没有信用。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自然想狠狠整它一把。

    胡雪岩得知永兴盛在经营上有问题,他们为了贪图重利,虽然只有10万银子的本钱,却放出20几万的银票,已经岌岌可危了。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将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等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而且这一招借刀杀人,一点痕迹都不留。

    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之所以放弃报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太辣太狠,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另一个考虑则是这样做法,很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胡雪岩为人宽仁的一面。胡雪岩下不得手,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这其实可以看作是胡雪岩的一条经商准则。俗话说“给人一活路,给己一财路”,从商者都应该把目光放远一些。

    胡雪岩准备开办阜康钱庄,当他告诉信和钱庄的张胖子“自己弄个号子”的时候,张胖子虽然嘴里说着“好啊”,但声音中明显带有做作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胡雪岩帮王有龄办漕米这件事上,信和钱庄之所以全力垫款帮忙,就是想拉上海运局这个大客户,现在胡雪岩要开钱庄,张胖子自然会担心丢掉海运局的生意。为了消除张胖子的疑虑,胡雪岩明确表态:“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就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张胖子不太放心地问:“你怎么打法?”“这要慢慢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既然胡雪岩的钱庄不和自己的信和抢生意,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自然疑虑顿消,转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在胡雪岩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信和钱庄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都要归功于他当初没有抢了信和生意的那份情谊。

    不夺人之美是胡雪岩做人处事方式的基本准则,这样既没有得罪同行,又博得了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日益巩固着自己在商界中的地位,从而为他带来更长远、更巨大的商业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肯德基的地方,基本都有麦当劳,他们是竞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肯德基发动个什么“战役”把麦当劳给消灭了,相反,他们在互相竞争中促进彼此的进步,同样共同培育了市场。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身上,二者互相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两家企业却从来不搞恶性竞争,甚至连促销活动往往都有意错开。

    现代商业社会,讲的是在竞争中合作,最后大家一起成长。企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懂得共存共赢,这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道。竞争对手在市场上好比两位武德很高的拳师比武,一方面要分出高低胜负,另一方面又要互相学习和关心,胜者不傲,败者不馁,相互间切磋技艺,共同提高。

    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赛场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胡雪岩的话值得我们沉思。

    3.得道者多助

    孟子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自古以来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那如何才能得人心呢?那就是广结善缘,积累人脉。

    靠经营“白花油”起家的颜玉莹就是凭借人际关系而成功的。

    说起来,他的白花油配方似乎是偶然而得,但其中曲折又不仅仅在于机缘巧合,而应归因于他善于打理人际关系,很得人缘。几乎每一个了解颜玉莹的人,都乐于相信他,成为他的朋友和伙伴。得道者多助,有了“人和”这个先天条件,颜玉莹的成功就很难说是偶然。与胡文虎相近,作为闽南漳州海澄人的颜玉莹的父亲也是一名中医,所不同的是颜玉莹出身于闽地老家,海边出生海边成长。按理说,行医养家有一技傍身,尚可安身立命。颜玉莹出生时家境尚且小康,但当时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繁,民生困顿。颜父见在人口凋零的乡间靠行医谋生十分不易,便萌生了“过番”、“出洋”的念头,带着颜玉莹到新加坡另谋生路。到新加坡后,颜玉莹并没有继承父业去当中医,而是在一家“办馆”(注:为人办事的服务所)当小工。由于品格诚信,待人亲切,乐于结交朋友,并且勤劳节俭,因此颜玉莹在所处的环境中很得人缘,这给他从事商业无意之中带来了机会。打工储蓄了一些钱后,颜玉莹就开始自己做些生意。自然一开始他是有什么就做什么,不怎么挑剔,既做“办馆”生意,又开设糖果厂,还给停泊在新加坡的远洋轮船的船员包伙食。颜玉莹天生爱交朋友,性格平易近人,开朗随和,待人接物,无分贵贱,一律以谦和亲切的态度对待,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和很多远洋轮船的船员都成了相识。当时一艘远洋轮船上有位随船的德国医生与颜玉莹产生了很深的交情。

    德国的医学和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西医学有所不同,一般西医学都较排斥中国传统的中草药学,而德国医学虽然也采纳一般西医学的疗法,但受中国古代医学理论影响较多,因而也很重视草药的重要性。这位随船的德国医生恰巧就是一位草药学家,由于他所在的轮船经常穿越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船员都易受暑热和炎阳侵扰,经常会中暑、生疟疾等流行病。为了解除船员们的病痛,这位医生经过多年研究,把若干草药配合起来制成了一种药油,对治疗一些轻微的中暑症候十分理想。但随即他也发现,这种药油更适合东方人的体质,用在西方人身上疗效并不那么显着,于是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转而把这种药油用在治疗南洋百姓多发病上。

    对颜玉莹而言,尽管他没有继承父业,但由于家学的渊源,他对于中医诊疗和药理毕竟有一定积累。正缘于此,在为远洋轮船员提供伙食期间,颜玉莹和这位德国医生常就医学交流意见,进而无所不谈,最终成为朋友。德国医生觉得颜玉莹不仅为人平和,而且也有一颗医者之心,便在自己离开南洋时,把药油的配方赠给了颜玉莹,希望他继续自己的志愿,帮助南洋百姓。这个配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白花油。它的成分包括薄荷脑、樟脑、桉叶等。颜玉莹按照配方上的药材成分加以泡制,起初只是小量调制,赠予亲友使用,亲友们在使用后争说效果很好,鼓励他大量生产,并坚信这是一门赚钱的大生意。于是,颜玉莹在新加坡注册了白花油药厂。

    白花油上市后虽然有了一定的商业基础,但与胡文虎的万金油相比,依然只是后生晚辈。于是颜玉莹想尽一切办法加大产品知名度。一次,颜玉莹发现香港仔避风塘有数百家艇户,便和那些接载客人去吃海鲜的艇户联络,愿意把白花油免费赠送他们,在艇身做广告则另付广告费。于是,凡是前去香港仔吃海鲜的人,都能看到白花油的广告,乘船晕浪时即可向艇家购得以减轻痛苦。

    颜玉莹的另一招宣传办法则是借助粤剧界名人宣传白花油。当时凭着优秀的社交能力,颜玉莹已在香港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和很多名伶影星交上了朋友。他原本处事慷慨大方,来到香港后更是有意广交人缘,为此他把精心制作出来的白花油慨然赠给影星名伶,让他们试用。这样一来,依赖影星名伶的影响力,白花油的名声不胫而走。影星名伶手中都有白花油,都用白花油,香港社会的大批追星族、发烧友于是竞相效仿,很快便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

    不难想见,由于实力的关系,颜玉莹所采取的宣传办法难以与胡文虎相同。作为闽裔富商的胡文虎当然财大气粗,并且有着自己的集团媒体,所以其万金油广告不惜重金,铺天盖地。由于一开始实力就弱小得多,颜玉莹没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好的条件去展开广告攻势。他的优势就在于其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于是他就巧妙地把人际关系网转化为了宣传网。这可以说是颜玉莹创业早期的取巧之道,直到后来生意做大了,他才改进宣传方式,投入重金,与万金油在广告上一较短长,这自然是后话。然而在当时,凭借着人际关系网的奥妙,颜玉莹也在宣传效果上展示了自己不凡的一面,而且人际关系网的妙处使他一生都受用不尽。

    颜玉莹的成功经营方略在于他广积人脉,与人为善、尊重人、善待人,为人处事令人感到亲切可信,人们都乐于帮助他,给他宝贵的机会、忠告和建议。

    4.抱团打拼力量大

    在雁群的飞行过程中,会发现每只大雁在拍动翅膀的同时会本能地成人字形队列;同时位于队形后方的大雁会不断发出鸣叫声,是为了给前方的伙伴打气激励。如果发现受伤的同伴队,群会自发地出现两只大雁脱离队形,靠近这只遇到困难的同伴,协助它降落在地面上,直至它能够重回群体,或是不幸死亡。领雁并非一只贯穿飞行始终,当领雁疲倦时,便会自动退到队伍之中,另一只大雁马上替补领头的位置。这种团队合作的成果,就可以使飞行效率增加70%。

    善于经商的福建人就是依靠团队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泉州人周少雄做了一件令很多人都费解的事,他决定辞掉书店铁饭碗的工作,去开办服装厂。周少雄是一个认准就不放弃的人,当他萌发了做服装的想法之后,很快召集和自己要好的六个伙伴,开办了服装厂。在经营过程中,周少雄发现,当地的服装与海外那些胸前绣有商标的服装价格相差很大。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创出一个国产品牌呢,强烈的创业欲望在周少雄与他的伙伴心中萌发了。于是,七个年轻人坐在一起,琢磨起海外那些有各种各样图形图案的品牌来。经过集思广益,大家一致选定了狼!因为狼是非常有团队精神的动物。具有机灵敏捷、勇往直前的个性,而这些都是企业创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素质。“既然是七个人一起创业,就叫‘七匹狼’吧,按闽南风俗,‘七’是寓意生命、活力和胜利的吉祥数字,既象征着一个由奋斗者组成的团体,又体现了年轻人同心协力、矢志不移的创业精神。”

    现实生活中,周少雄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创业时几个人都能鼎力相助,即使在没资金、没人才、没项目的困难条件下都能取得成功,可是当企业做大以后,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在有资金、有人才、有项目的情况下,企业反而垮了。原因何在,周少雄认为,如果没有组织的概念,没有团队的精神,那么所谓的组织充其量只是一个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是不能成大事的。考虑周到的周少雄,吸取他人因人心不齐而导致最终失败的教训,与他的同伴们发誓:为了共同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像狼一样,精诚团结,创出一流的品牌。

    企业创办开始,周少雄提出了他们的经营指导思想:宁愿暂时不赚钱,也一定要在服装的质量与款式上下工夫,追求高品质,力争创名牌。为此,公司利用侨台的渠道,及时捕捉海外新款服装信息,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与部分优质面料,高薪聘请海内外服装设计师,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销售网络。很快,其生产的夹克系列便以面料精良、款式新颖、穿着舒适的上乘品质,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名牌。但是“七匹狼”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们刚刚获得市场认可的时候,适逢国家政策鼓励企业贷款,“七匹狼”便以贷款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但由于缺乏计划性,在固定资产上投资过快,没有协调好规模发展与适度经营的关系。于是当国家宏观调控出现紧缩时,企业一方面要还清大量的款项,另一方面又没有流动资金可以继续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致使已在服装界捷足先登的“七匹狼”的生产与销售都陷入了困境。

    在困难面前,坚强的“七匹狼”团队并没有放弃,他们痛定思痛,及时调整了经营战略,重新审视与观察市场的切入点与关键点以及市场的新动态,决定从头再来。当时国内服装企业大多沿袭商场代销或者是市场批发模式,此时“七匹狼”看到了一线生机,率先在国内采用代理制的经营模式。这一转变立即给“七匹狼”带来了希望,并成为大多数品牌企业普遍跟随的营销模式。

    积蓄了数年实力后,周少雄终于爆发了自己的能量。2001年,“七匹狼”的夹克市场占有率跃居全国第一!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媒体将“七匹狼”与“雅戈尔”等中国服装业的龙头企业相提并论。至此,“七匹狼”终于确立了自己在休闲服装领域的领先地位。

    成功了,但是他们的团队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奋斗。2002年,他们再次向业界展示了自己的雄心,力邀齐秦为形象代言人,大打品牌之战。“七匹狼”展示着狼的个性,传递着狼性之美;而齐秦与“七匹狼”的品牌文化内涵不谋而合,“七匹狼”也就拥有了最匹配的形象代言人。

    如今的“七匹狼”已拥有一支优秀的具备国际水准的设计师团队,能够准确把握国际服饰流行趋势,每年有数百种新款服装问世,以不断创新的国际化设计理念,确保了“七匹狼”在男士休闲服饰市场上稳居时尚潮流的引导者地位。

    毋庸置疑,竞争是现代生活的主题,但团队合作完成任务的时间远远比个体所花费的时间更节省。这使得团队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时间竞争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而这也恰是团队的主要优势。

    整体和部分辨证关系原理是这样阐述的:整体和部分不可分割,整体是由部分构成,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处于统率的决定地位;整体与部分相互影响,部分也制约整体,有时关键部分的功能会对整体功能状态起决定作用;当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整体和部分辩证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我们既要树立全局观念又要搞好局部,要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同时必须重视局部的作用,要学会优化结构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七匹狼”的发展壮大正验证了团队力量的巨大。

    5.人和则财通

    在成功商人眼中最重视的就是人,而无论这个人在当时能否看得出有何可利用处,他们都一视同仁,待人友善,遇人敬重。“商运”亨通,往往能把生意做大。优秀商人经商,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个商人在开业以前,相关的人际关系便早已在无形中理顺了,从来不做“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和“过河拆桥”的事。

    郭鹤年祖籍福州盖山。其父在1909年下南洋,打过杂工,做过咖啡店伙计,后接管兄长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由于郭父聪明能干,在南洋,东升公司在其操持下逐渐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商号,到1924年郭鹤年出生时,郭家在当地已是殷实之家。正缘于此,到了学龄的郭鹤年被父亲送入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读书。中学毕业后,郭鹤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马来西亚的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从李光耀等朋友那里,郭鹤年吸取了不少新思潮,常和朋友们一起组织小型辩论会,探讨国计民生。在这种辩论中,郭鹤年因其商人后裔的天性,对经济产生了兴趣,后来与朋友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拉扎克、侯赛因·奥思先后任马来西亚总理;李光耀成为后来的新加坡总理,跨入政坛;郭鹤年则进入了商业,成为一代糖王,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利克船务公司,注册经营轮船船运和一般商务。作为一个善于处世、有闽地传统的商家,郭鹤年对顾客诚然相待,服务周到,船务公司因而发展迅速。

    郭鹤年本打算在几年内把利克公司发展为大公司,但意外事故使他改变了初衷。他的二哥因参加马来西亚游击队被捕后被枪杀,父亲在一连串的打击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郭鹤年只得放弃发展航运的计划,与其母和三个堂弟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以求发展家族事业,重振家道。1949年,由于郭鹤年既有学识,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经商策略也趋于成熟,因而被家族推举为董事长,成为郭氏家族的掌舵者。

    郭氏兄弟公司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的进出口生意。由于郭鹤年在东升公司干过,当年父亲也曾对他有意栽培,所以郭鹤年和东升公司的许多老客户都很熟悉。郭氏兄弟公司成立后,他逐一走访这些老客户,表示自己继承父业,请大家能一如既往给予支持。一方面因为原有的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大家比较了解郭鹤年,所以这些老客户成了郭氏兄弟公司的支持者,这使郭氏兄弟公司的业务迅速地走上了轨道。

    1955年,此时郭氏兄弟公司及利克船务公司的业务由于发展顺利,已拥有较雄厚资本。郭鹤年借机又在新加坡创立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商贸。同时,他又与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联手建立了第一家糖厂——马来西亚糖厂,从印度购入粗糖后再加工出口国外。而其明田公司则专事贸易,从古巴购入蔗糖转卖东南亚各国。该公司的成立使他赢得“亚洲糖王”的称号。

    原来的家族生意也在郭鹤年的重建和扩展下焕发了新的生机。1962年,他创办联邦面粉厂,为郭氏兄弟公司的米业经营注入了新鲜血液。1966年,他在吉隆坡西部的巴生市新建的面粉厂也在落成当年投入生产,此后由巴生市及新山(柔佛巴鲁)市合营的四家面粉厂相继上马,年产量达到22万吨,控制了马来西亚40%的市场。在新山(柔佛巴鲁),郭鹤年与人合资创办了马来西亚木板厂,为发展木材加工业,还租赁了4000公顷的森林。而他于20世纪40年代创建的利克航运公司也扩大了经营,并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

    郭鹤年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创办了彩虹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了彩虹花园、拍龄花园等住宅区。1971年,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合资兴建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在其高质量经营下,如今,“香格里拉”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资产达数十亿美元。1984年,又在新山市收购了1000余亩的友兴橡胶园作为开发用地。

    与此同时,郭鹤年又开始向香港注资,以此来确立在香港的地位。他在这个市场里所用的主要策略就是纵横术。所谓的纵横术实际上来自于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策,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所提出的战国生存之道——战国时齐秦两霸分据东西,暗地里都在争取他国,以力争孤立对方,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或联齐抗秦两派。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了“合纵”、“连横”运动的产生。从地域上说,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之策;“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合纵连横的策略常被后人借鉴,用于政治权力斗争。而在当代社会里,经济市场也同样是一个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领域,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更是优胜劣汰、强存而弱亡,在这样的环境里,纵是参天大树也难免独力难支,要生存发展便要适当地采用“合纵”、“连横”之术。尤其是,凡事必须以利益为先,不争意气,纵使是竞争对手,只要有着共同利益,也可以做合作伙伴。

    郭鹤年深明这一策略,充分发挥了他的纵横之道:他曾与香港太占集团合作,在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也曾和印尼首富林绍良联手,建立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还曾与日本八佰伴合作,在日本札幌兴建大型共管共寓及购物中心。此外,他收购《南华早报》则是取得了澳汾大王梅锋的支持;而与李嘉诚的多次联手,更显出其运筹帷幄、幕后操纵的神威。作为一名以高素质着称的商家,郭鹤年靠智慧胜出,多次一击得手,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次次的事业高峰。

    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要用善意谦和的态度与人交往。只有保持一团和气,生意才能达成,而财源自然会滚滚而来。

    6.有利共享,竞争中求合作

    竞争是生存的一种状态,没有竞争,社会就不会进步。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讲,除了竞争以外,合作也是极其重要的生存方式,如果为了竞争而竞争,就会失去公司发展的方向,丧失成功的机遇。所以要在竞争中求合作,实现利益共享。“大卖酱油”的黄庭芳就是一个善于在竞争中求合作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庭芳决定收购“杨协成”,此举在香港引起轰动。港人纷纷猜测,黄庭芳为什么要收购这间家族性的老字号企业呢?黄庭芳却认为“杨协成”正是上天所赐的一份厚礼,物有所归,是专为他黄庭芳所备。

    “杨协成”并不是一个人的姓名,而是新加坡的一家杨记百年品牌。由于家家难离,影响深远,提起“杨协成”三字,人们就似乎闻到了名优酱菜的馨香。杨记百年老店的创始人杨景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他1860年出生于晋江,儿时家贫,只得早早地就进入一间酱菜铺做小伙计。同黄庭芳的经历十分相似,杨景连早年虽然没有文化,却很有头脑,在酱菜店工作期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学得了做酱菜的手艺。1895年,他用积攒下的40块银元在漳州开了杨协成酱园,自制自售。1927年,杨景连临终之际,把自己的儿子叫到床前说:“我为酱园取名‘杨协成’,就是要让你们兄弟团结一心,只有齐心协力,杨家的家业才能兴旺发达。要记住,杨家绝不允许分家。”杨家四兄弟将父亲的遗训谨记于心。因国内战乱,1947年南下新加坡的杨氏兄弟,在新加坡兴建了机械化酱油厂,重振“杨协成”,从20世纪50年代起几经奋斗,使之成为名噪南洋的跨国公司。至70年代实现多元化经营,又发展成为亚洲软饮料大王。“杨协成”鼎盛时期,黄庭芳在酱油行业尚未扬名,虽呕心沥血想尽办法也只能小成格局,这使他认识到短期内无法与“杨协成”相争,从而转至房地产业,而后又转战香港,成为香港地产界新星。但嗜好酱菜、酷爱酱园的黄庭芳打心眼里在意“杨协成”,早就存有驾驭这家企业、一展身手的夙愿。只是无奈于它的良好运作。本以为与之终生无缘,命中注定要走一条与“杨协成”井河不犯之路,殊料杨氏家族的一场内乱却给了他一个购进之机。

    1987年,“杨协成”第二代掌门人杨天恩行将作古,临终之际将家族企业经营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杨至耀,结果这一决定成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家门遗训抑而难发的家族矛盾爆发的引线。杨天恩的世袭方针既出,当即引发非议。杨家其他兄弟的第三代公开表示“杨协成”不是杨天恩一家的私产,所有子孙都应有公平继承的机会。杨天恩谢世后,杨至耀无法服众,内讧愈演愈烈,结果半个世纪以前创始人杨景连担心的事终于发生,杨家四分五裂。

    作为酱园同道,对“杨协成”,同是闽裔商人的黄庭芳再清楚不过了。他对“杨协成”的情感十分复杂,在做酱油时对它既有崇拜又有敌视,在目睹它的没落时既有快意又有惋惜,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收购“杨协成”,一方面是为了发泄自己少年时有志难伸的一股愤气,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不忍心看着一个自己崇仰的优秀品牌就此淡出江湖。作为一名闽裔商人,从中他也看到了采取商业收购可获得的好处,那意味着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和一个软饮料大市场。因而当杨氏兄弟阋墙,企业摇摇欲坠,股价一落千丈,臭得没人要时,对黄庭芳来说,正是收购的最佳时机。

    1994年5月,黄庭芳通过旗下的上市公司斥资2600万新加坡元,在市场收购了“杨协成”66%的股权。等到了6月份,黄庭芳手中持有的“杨协成”股份已达到14%,成为杨家之外的最大股东。黄庭芳迅速扫荡散股,积累“杨协成”股份。杨氏家族血缘渐远,堂兄堂弟之间任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纵使是在祖传企业生死存亡之际,因争产伤了感情的杨家成员也不愿再同聚于一块招牌之下,他们任凭黄庭芳继续吸纳股份而无暇顾及,等于是白白放弃了“杨协成”。杨家第二代的杨天华伤心无奈地说:“今天杨协成形成这样的局面,是谁也料不到的。”

    然而就在收购即将完成之际,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马来西亚巨富郭令灿家族也开始对“杨协成”展开收购行动。郭令灿也是福建商人,祖籍同安,是新加坡闽裔富商郭芳枫的儿子,靠不断开设新公司和收购兼并发迹,是马来西亚业界闻名的收购高手。由于同样看中了家乡前辈创下的这块招牌,郭令灿欲把这块金字招牌纳入丰隆企业集团囊中。郭令灿通过柯麦林公司正式向“杨协成”提出全面收购。黄、郭两大南洋企业家族的争夺使“杨协成”的股票在市场上直线上扬,郭、黄两家很快持股相当。

    就黄庭芳来说,收购“杨协成”的一个原因是圆青年时代的一个未圆之梦,这是他的一个心结,必须解开,因而他对收购“杨协成”不惜代价,志在必得。同是闽商名流,郭令灿清楚黄庭芳的底细,对他的心理也摸得很透彻,明白黄庭芳不可能打退堂鼓,若一直争夺下去,只会使“杨协成”涨到天价,而郭、黄两大家族也将就此结怨,两败俱伤。于是郭令灿改变目标,决定试探到黄庭芳的底限后,赚一把就走。待时机成熟,郭令灿明白再斗下去怕会坏事,便将自己吸纳到的股份悉数转让给了黄庭芳。郭令灿得了套现实惠,黄庭芳则得到了“杨协成”。两大家族龙争虎斗把冷落已久的“杨协成”重新炒热,等于帮了黄庭芳的大忙,虽让郭令灿赚去些钱,但看亏不亏,“杨协成”易主后上升势头良好。

    黄庭芳的入主翻开了“杨协成”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三年后,“杨协成”进军大陆市场,使这个阔别故乡漳州半世纪的老字号传遍了中华大地,内地很多超市中都可以闻到这一品牌酱菜和饮品的芳香。

    无谓的竞争必然导致无谓的结局,商场的厮杀尽管也非常激烈,但毕竟不同于战场,把对手击败是战争的最高目的,而商业上的合作往往是比相互的恶性竞争更加有力量。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有利共享。

    7.和气生财,双胜共赢

    豆科植物将养分输送给固氮菌,固氮菌向植物提供氮素。彼此生存,互为条件,保持和谐,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自然界中的生物懂得和谐共处,互利共生,这是一种双赢的智慧。

    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澎湃的经济大潮,各大公司为了生存与发展,纷纷采取合作的方式,彼此联手,互通物资与信息,在奔涌的潮流中,彼此互动,共谋发展,保持不倒,壮大自己,这也是一种双赢的智慧。

    “双蠃”,是目前人们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何谓“双赢”一是指人们在某种非敌对性的社会活动和经济生活中,双方都想得到利益,于是结成互助伙伴,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一种过程;二是在某件事中,当事者双方互相帮助,优势互补,其结果双方都获益,都得到了好处。

    福建商人在商业交往中,注重和气生财,与合作伙伴同进同退、同心同德,这样双方才能够彼此信任,精诚合作,创造最大的利润。

    台湾着名商人王永庆具有广阔的胸怀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与他人合作时,他一直坚持利他利己的合作原则,他认为,越是为别人想得多,自己的收获就越大。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本着互相提携、互相扶持的精神,一直坚持精诚合作、共存共荣共谋发展的原则。1958年,塑胶粉的销路出现了问题,在此情况下,王永庆决定对塑胶粉进行一次加工。于是,他设立了南亚塑胶厂,但是南亚厂的规模并不大,所要消耗的塑胶粉也较有限,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塑胶粉销路不畅的问题。王永庆经过仔细琢磨,考虑到对塑胶粉进行二次加工——生产日用品,他认为塑胶制品若能走进千家万户,其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因此,这种办法有利于解决塑胶粉销路不畅的问题。为了能找到开办二次加工厂的合适人选,他费尽周折。

    有一次,他乘坐飞机途中遇到了一位名叫卡林的美国人。双方经过简短的交谈,王永庆了解到卡林熟悉塑胶加工工艺,而且,他已经在日本神户开办了一家属于二次加工性质的吹气玩具厂。王永庆想,如果能与卡林合作就可以解决塑胶粉的销路问题。下了飞机,王永庆便热情而真诚地邀请卡林到台湾办厂。而当时卡林的加工厂已在日本落户,他考虑到自己并不熟悉台湾市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办厂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有些犹豫。王永庆对他说:“台湾的劳动力比日本还要便宜,如果你肯去台湾,办厂的费用我出,赚的钱归你。”卡林对此感到非常惊讶。王永庆认真地说:“我是生产塑胶粉的,正在寻找销路。我决定自己开设加工厂,如果办厂成功的话,塑胶粉的销路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你我合作,你赚了钱就等于我赚了钱。”卡林对王永庆十分钦佩,便拿定主意与他合作办厂,双方很快进行了有效的协商,王永庆向卡林提供厂房与资金,同时台湾当局在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优惠。

    王永庆与卡林合作的工厂取名叫卡林塑胶公司,主要生产雨衣、浴室帘布、小儿尿裤等塑胶制品。后来,王永庆又陆续与其他人合作兴建了几家二次加工厂,塑胶产品销路迅速扩大,仅卡林塑胶公司就消耗了台塑总产量的20%,卡林也因此获益匪浅。二次加工厂逐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王永庆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认为二次加工的业务范围比较有限,市场开发力度不够充分,必须进行三次加工生产人们日常必需品。经卡林的介绍,王永庆结识了几位从事窗帘业务的商人。由于这几年他开办的公司的规模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他本人也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经过充分准备和洽商,他创办了专做三次加工的新东塑胶加工公司,而且创办三次加工厂进行得比较顺利,并且其产品以价廉物美的优势逐渐地进入了国际市场。

    今非昔比,经过几年的努力与发展,这时的王永庆已经建立起了石油化学工业一体化生产体系:台塑公司生产塑胶粉,南亚公司利用塑胶粉原料制造二次用胶布、胶皮等产品,再供应给新东与其他众多三次加工厂生产各种塑胶制品。

    在经商的道路上,王永庆与别人合作时始终坚持共存共荣的原则,台塑与美国PPG合作也充分显示了王永庆一贯坚持的这种共存共荣的合作理念。PPG在玻纤方面驰名世界,与王永庆开始合作时,他们提出了Know-how的费用。王永庆说,双方合作应该以合作公司未来的成就及发展为前提,而双方不但要放弃各自的片面利益,而且还要承担各自的义务,在这样的前提下,双方投资比例各占一半,这样可以避免产生揽权的现象。

    关于PPG要求支付Know-how的费用问题,王永庆认为,公司将来的发展成就是以双方合作为最优先目标,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为了一时的利益,在未获利之前就要求一笔费用,这势必会对公司将来的发展造成负担。如果一切投入都是为了合作公司的长远发展,那么合作公司可以建立一个稳固的财务基础,双方也会彼此尊重,互利,这样才可以为公司的更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于合作公司生产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PPG提出所派人员应当和该公司其他外派人员一样应该有津贴,并且要求对于这部分费用要由合作公司承担。王永庆说,双方合作人员都是在合作公司任职,应该一视同仁。如果在待遇问题上有任何差别,尽管主要的合作者都能理解,但双方所派人员还是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造成人事纷争,这会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双方在意见相同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南亚方面为表诚意,同意将19公顷的工厂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卖给合作公司。新的合作公司成立后,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PPG派来的工作人员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在采购设备方面,双方又产生了分歧,PPG力主采购他们过去有名气的品牌,而台塑企业却坚持自己的询价参考制度,最后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工厂完工时,实际费用只有PPG预算的65%,这样就为合作公司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合作双赢精神的引导下,王永庆成功地与国外企业携手,把先进技术引进台湾,在壮大自己的企业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竞争力。由此可见,合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对方的利益,这为双方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商者在与他人进行生意合作时,本着双赢的原则,做到和气生财、共同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8.与人为善,于己有利

    统领长江实业、和黄集团、香港电灯、长江基建等集团公司,全球华人首富,全世界华人最成功的企业家,十四岁投身商界,22岁正式创业,半个世纪的奋斗始终以超越为主题:从超越平凡起跑;为超越对手努力;达到巅峰,超越巅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于是世人称之为超人。李嘉诚不仅是创业精英、商界巨头,而且在其创业的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正如李嘉诚说: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利益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李嘉诚在经商过程中,特别注重自己为人处世的方法和能力,宽厚待人,坦荡诚信,这是真正的大商人,有着极高的品性和处世之道。

    李嘉诚平易近人,对朋友,乃至对下属都关照入微。香港着名的才女作家林燕妮对此就有切身体会。林燕妮曾经主持过一家广告公司,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公司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属买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通常会采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态度。但在长江实业公司,林燕妮却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

    据林燕妮回忆,“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商谈,李嘉诚十分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办公厅,更换了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衣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成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取得了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我们就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做生意啦?’”

    加拿大着名记者约翰·德蒙特也曾经采访过李嘉诚,他对当年的采访过程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李嘉诚这个人不简单。如果有摄影师想为他造型摄像,他是乐于听任摆布的。他会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侧身向前摆个姿势……他不摆架子,容易相处而又无拘无束,可以从启德机场载一个陌生人到市区,没有顾虑到个人的安全问题。他甚至亲自为客人打开汽车尾箱,让司机安全地坐在驾驶座上。后来大家上了车,他对汽车的冷气、客人的住宿,都关心周到,他坚持要打电活到希尔顿酒店问清楚房间预订好了没有,当然,这间世界一流酒店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1991年9月5日,李嘉诚在亲笔回复一位因生意落败、万念俱灰的丁姓英籍华侨的信中,很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业观。这封在几分钟内一气呵成的信,充满了对友人的真挚关怀和鼓励,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李嘉诚的敏捷思路和文学才华。

    丁先生:

    人生起伏无常,尤其是从事商业,穷人易做,穷生意难做。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只是数千年来亿万无数生意人曾经面对的苦痛的一部分,但如果明白大富由天,小富在人,如果肯勤俭有效地面对现实,尽心经营,则俗语所说:“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不久你们又能有一个好和新的局面,即使一切都不如意,退一步想,海阔天空,以今日美国的工资水平,大不了最多再找一份工作,生活应绝无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送上英镑五百,请你俩一顿晚餐,想想明天会更好!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更苦的人!

    李嘉诚

    1991年9月5日

    这封信给遥远的英国朋友以极大的鼓舞,乐于助人的李嘉诚,也由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一个能够从细微处关心他人和善待他人的人,一定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必定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他成功的基石。李嘉诚一贯严于律己而宽待他人,哪怕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也是如此。这一点使他在生意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同样也赢得了朋友们由衷的爱戴。

    李嘉诚说过:“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自己反省,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为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对手怡和洋行。李嘉诚鼎力相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手中购得香港电灯公司,还率领众华商“围攻”。

    这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李嘉诚并没有因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第一次战役后,他们握手言和,联手开发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次合作。”追随李嘉诚二十多年的洪小莲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说,要想成功,首先得学会做人。品德高尚是成功之本。会做人,别人喜欢你,愿意和你合作,才容易成事。习惯于真诚地欣赏他人的优点,对人诚实、正直、公正、和善和宽容,对其他人的生活、工作表示深切的关心与兴趣。李嘉诚以其谦和亲切的姿态,最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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