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贾儒结合，文商交融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小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
可见，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儒商”的推崇者。崔兴柏原来在合肥永信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当年永信是联想的分销商，从而做到当地的老大，但永信的国有企业背景无法实现崔兴柏快速膨胀的“个人理想”。1998年4月，崔兴柏离开了永信，创办了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崔兴柏不仅想做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儒商”。熟悉崔兴柏的人会隐隐约约从中觅出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徽商的味道。崔兴柏本人屡屡提起徽商，并称自己愿意做“新时代的徽商”，其志不在小。
即使从生意经角度说，崔兴柏身上也散发着徽商无法磨灭的印痕。安徽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些，但IT分销之盛、竞争之激烈却与北京、上海没有根本区别。国内厂商在区域市场所上演的争夺战，安徽一场都没有漏演。惟一不同的是，当地的各品牌分销商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崔兴柏会做生意，“不独吞”。而且，有时候其他分销商做单子可能会遇到困难，找崔兴柏帮忙，崔兴柏也常常会帮他们搞定。其“化敌为友”之风不由令人想起大徽商胡雪岩的经营之道。面对媒体时，崔兴柏应对自如，长袖善舞。在其身上，徽商的形象很是鲜明。
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分不开的。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2．贾而好儒，世代传承
广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加上广东人本身的聪明隽秀，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贾而好儒”不仅是粤商主动适应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粤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粤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业商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粤商总是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世代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明代广东南海的霍韬家族亦官亦商，在当时十分有名气。嘉靖年间，霍韬在家乡创办两个书院：一是供全乡子弟就读的石头书院；另一是供霍氏子弟就学的四峰书院。霍韬九子中，除四子、五子早殇外，其余均为生员，二子霍与瑕登进士榜，着有《霍勉斋集》传世。七子、九子皆为举人。孙子辈中更有多人中文武举人。
十三行同文行潘氏家族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创始人潘启被当时中外文献称为“潘启官”。据族谱记载，他年轻时曾多次前往吕宋国贸易，精通“夷语”。这里的夷语是他在吕朱经商期间学会的西班牙语。后来，他还掌握了葡萄牙语以及广州英语。
潘启还经常收到外国商人写给他的英文信函，他可以与外商直接进行语言交流，外语水平受到外商的称道。
潘启意识到，商人仅仅富裕还不行，必须要贵。而贵的途径无外乎读书进取。他的次子潘有为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高中进士，成为钦点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衔，在京城参加四库全书的编校，后因看不惯官场作风，遂回粤潜心着述。他着书画，精金石，醉心于搜罗古钱、古印、书画、彝鼎等珍藏，并建“看篆楼”，首开清代羊城鉴藏文物珍品之风。
同文行第二代掌门人是潘启的第四子潘有度，任公行首领十余年，以诗着称于商界，着有《义松堂遗稿》。他的住宅名为漱石山房，旁边还有一间小室日芥舟，看起来和听上去都甚有文人的味道。
同文行的第三代掌门人是潘有度的第四子潘正炜，但实际的商务是他的堂兄弟潘正威经理。潘正炜则醉心藏书与文物收藏，他家建有听帆楼，用于存放藏书，“贮书极宏富”。他喜欢与文化人结交，着名的有吴荣光、张维屏、陈澧等，都是当时广州文化界的名流。
据统计，清代潘氏家族除了从商的三个掌门人外，其他后裔多以科举人仕或学有专长，他们或绘画或书法或诗文或鉴藏，留下着作的就有20多人。
广东商人亦贾亦儒，商士合一，促进了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十三行的大商人们也是或印书，或刻帖，或着书。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杂录》记载：200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着作传。
十三行泰和行行商颜时瑛家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科举进学，其中颜悖恪中乾隆进士，任刑部主事，有《常惺惺斋诗稿》；颜斯绅中乾隆举人，任开平县学训导；颜斯总中嘉庆举人，着有《听秋草堂诗钞》；颜斯缉为拔贡，任阳春县教谕，着有《菊湖诗钞》。其侄孙辈中，颜叙适中嘉庆举人，任昌化县学训导；颜葆廉中道光举人。颜家多人在广东诗坛上负有盛名。
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等共同投资广州文澜书院建设，他们在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订立议约，将位于西关下九甫的绣衣坊公产房屋捐给书院。这套公产房屋共有12间，除三间为文澜书院用房和一间为修濠公所用房外，其余八间用来出租，租银作为书院办学活动经费，造福广州学子。
综观粤商的发展史，粤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少不了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远远胜过明清两朝，现代人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粤商“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3．学而优则商，商学互补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从南国海滨到塞外朔方，万里逐利而动，经营诚信有笃，需要有非凡的才干才行。此外还要能够读写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风习，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和信息资源，能对时局及时进行准确的预测，擅长有效的公关交际……做到这些，商人必须是人中之强者、智者。这些经商素质，仅有勤劳和俭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厚重的知识底蕴来支撑。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贾为业”，重商不轻学，重学为经商，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走出了一条商学互补的路子，不断为其商号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子孙。继承祖业，或弃官，或弃文，皆以商为本，200多年竟长盛不衰。
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着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历练，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4．吃小亏赚大便宜
大智若愚，大得若失。“吃小亏赚大便宜”这一厚黑术在于以小本赚大利。在人际关系中，很多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些明争暗斗，有些摩擦。因此，在适当时候恰当地舍小求大，往往会收到奇效。
唐代有个叫窦公的商人，很善于经营家业，但财力上很困难。他在京城里有一块宝地，与大宦官的地段相邻，宦官看中这块地想得到它。这块地仅值五六百缗(古代一千文为一缗)，窦公很高兴地把这块地献给了那位大宦官，却根本没有提价钱。在讨得宦官十分欢喜之后，他就借故说自己打算去江淮，希望得到两三封信给神策军中的护军，那宦官便替他写了信。窦公借这些信总共获利三千缗，从此，他的事业便发达起来。
长安城东郊有一片空地，地势低洼有积水，窦公就用低廉的价钱买到手，然后让女佣人带着蒸饼盘在那块空地上诱儿童：哪个孩子如果扔砖瓦击中空地上的一个目标，就奖给他一个蒸饼。小孩们都跑来争相扔砖瓦石块，这样那片洼地填平了十分之六七。接着又用好土垫在上面，在这块地上盖起了一个客店专门留波斯的客商居住，每月能获利数百缗。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很多时候不爱吃看得见的小亏，反而吃了看不见的大亏，正所谓“抓了芝麻，漏了西瓜”。其实，如果想顺利解决一些小事情，办法只有一个，以“吃亏时就糊涂一下”当作自己做人的原则，凡事多谦让别人一些，自己吃点小亏，就万事大吉了。
张某与李某是对门的邻居，这天不知哪家的鸡在两家的路正中下了一个蛋，张某有事出门正巧看见了这枚蛋，当他伸手要拾起来的时候，李某正巧也出来了，李某上前一句“我家的鸡下的蛋，凭什么你拿起来？”张某不服气“凭什么说是你家的鸡下的，这是我家的鸡下的”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犟起来，李某见自己的嘴快不过张某，便抬手给了张某一巴掌，张某见自己吃了亏，跑回家拿了剪子来，一气之下捅向了李某的腹部，李某当场死亡，张某被抓进了劳改所，两天后，张某对自己的做法越想越觉得窝囊，就自寻短见，一命呜呼了。
还有一顾客到菜市场买菜，向菜主讨价还价，菜主不同意，一番争执之后，菜主终于同意优惠一点，可当顾客选好了菜，要付钱时，菜主还是按原价收，顾客见菜主少找给了自己1元2角钱，就一肚子的不满，菜主说“愿买就买，不买就算”。顾客一听火冒三丈“我还不买了呢，你怎么着？”说完把菜往地上一扔，准备要走，菜主见状忙追上去让顾客捡起来。顾客硬着就是不捡，菜主一急踩了顾客一脚，这个顾客不服输，拿起一秤砣就打向菜主的脑部，菜主当场晕倒，被送入医院。顾客本来想占点便宜，不愿吃1元2角钱的小亏，没想到自己却吃了管人家医疗费、医药费，还得照顾病人的大亏。
这里举的两个例子都表明了有些人看问题时目光短浅、眼前利益太重。像张某与李某，任何一方肯让一步，吃点小亏的话，也不至于断送两条人命；而顾客不愿吃1元2角钱的小亏，最后却吃了百倍的大亏。
人生在世，即使什么也学不会，也得学会吃亏。只要学会吃亏，烦恼就从不上身，遇事游刃有余，心底坦坦荡荡，吃饭有滋有味。这种神仙般的滋味，是爱占小便宜的人根本体会不到的。例如，在单位里多干些工作，哪怕工资还不如那些整天闲着的人拿得多也没关系。虽然眼前你付出的要比别人多，而得到的却又比别人少，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吃亏了，但是谁工作干得多，谁的能力强，老板心中自然有数。若是将来有一天单位优化组合，想必哪个老板也不会让勤勤恳恳干工作的人下岗，而把那些吃饱了混天黑的人留下来，除非老板是个傻子或有特殊原因。在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于养家糊口的你来说，难道不是福吗？
因此，遇事该糊涂时就糊涂一下，吃点亏让一步，不是弱者而是英雄。因为他用糊涂的智慧躲避了身后不可想像的事情发生。
经商中的“先赔后赚”之计，也就是欲取先予。美国人出外旅游，有一去处可以不花一文钱，甚至还有节余，这个地方便是大西洋赌城。从纽约出发，到那里来回车费才20美元，到达后马上可以得到赌城当局馈赠的15美元现金，还有一顿丰盛的自助餐。第二次来时，凭车票又可以得到8美元的回赠。
这是赌场老板谋利的一个妙计，吸引顾客前来，来的愈多愈好，因为到赌场来而不赌者寥寥无几，不管赌客运气如何，总体上是赚少赔多。因此，所谓来去不花钱，实际上花费的是赌场老板从顾客身上赚来的零头。落最大好处的当然是赌场老板，但顾客的心理上还总能承受。这就是赌场老板的诀窍。所谓“降价销售”、“有奖销售”、“品尝销售”、“买一赠一”，等等，实际上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然而，商战中因此取胜的却是很多。看似吃亏，实则赚大便宜。
古人常说：“过犹不及”，是说凡事要讲一个适度。对于功名利禄，凡人几乎没有不梦寐以求的，但如果过分热衷，弄不好也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最终毁灭自己。身外之物应当被人奴役，而不应奴役人，这话一说出来，大家都能明白，可是世上的事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中人就不容易明白，不容易跳出三界外了。因此，真正聪明之人，对待功名利禄也是“得放手处且放手”，讲究个“吃亏是福”，讲究个装糊涂，不可过分执着。
张良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权势登峰造极时，他毅然决然放弃了权力，这在一般人看来，算是“吃亏”了吧？殊不知，天下的君王和臣子之间，都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都是说的天下清平之后，帝王就要收拾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呢？所以，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看似吃亏，其实是莫大的福气哪！历史上有多少不知急流勇退，抱着权力不放的臣子惨遭毒手啊。这种抽身退回的功夫，岂是那些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呢？
一首《吃亏歌》中唱道：“做人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其中道理耐人寻味。从人的本性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便宜虫”，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许多时候能占点小便宜，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这些小便宜就没法生活了，恰恰相反，这些小便宜对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厚黑学提倡你在生活中能装装糊涂，吃点亏。
5．行大于言，少说多做
《论语·里仁》里有一句话：“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在实践过程中，应该多行少说，先行后说，言行一致。
“讷于言”不是不能言，而是不以偏概全、只言不行。用行动说话，做出实实际际的成绩，才可以称之为“君子”，这是古人也明白的道理。
据说温州企业家和其他地方的企业家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温州的企业家低调“讷于言”。一位温州老板，企业庞大，业内一直享有盛名，但十几年来他从来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不但在公司的宣传资料上见不到老板的相片或只言片语等，在行业内的通讯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就连平时企业赞助活动的讲话、剪彩等也一概由老总出面，别人都知道企业的名字，但很少人知道老板的姓名。
温州商人做事低调，为人朴实。
在温州，假如你在路边看见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面两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坐着两个人在办公，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很可能就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在经济发达的温州，至今没有一个五星级饭店，温州人解释说，来温州的人都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浪费钱的。
正是因为温州人“讷于言”，不好场面上的事，因此他们的精力才能更集中在事业上，一遇到机会马上投入十分的热情，牢牢把握。
一个依靠做雨伞雨具和笤帚等竹器起家的小作坊，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电能表生产商；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成为目前国内惟一掌握了CDMA核心技术的王者；成功控股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1家，国内上市公司3家，2004年实现102亿元销售总收入的大型企业集团。这是一个商业神话，而这个神话的缔造者就是汪力成，一个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第一商人”的浙江人。他的创富技巧无疑为很多创业者提供了借鉴。
1978年，汪力成进入了“华立”的前身——余杭仪表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全国电表行业出现前所未有的供过于求，余杭仪表厂生产的“华立”牌电表作为地方品牌，由于名气不大，销售当即下滑，产品积压严重，工厂陷入半停产的状态。在1987年4月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年仅27岁的汪力成被推到厂长的位置上。
面对困难，汪力成凭着不服输的“野”劲，提出“不懂就学”。很快，他找了本厚厚的“参考书”《改革开放十年管理成果汇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研究。就这样，汪力成对管理有了些了解，并写出了他的第一份企业工作报告。
尽管职工们并没有看好汪力成，但上任后他结合企业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企业这么困难，汪力成就想，是不是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是不是只做电表呢？如果继续做电表，那肯定做不过大企业。于是就想到要另找一个产品来做，渡过眼前的难关。“我们当时就想多元化，这成为后来华立大规模搞多元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汪力成说。
到底另做一个什么产品呢？正在这时，浙江省计经委给了汪力成一个消息，当时杭州有一个金钟洗衣机厂，该厂引进了日本松下的金鱼双缸洗衣机。日本人把技术给了金钟洗衣机厂，但是很多核心零部件要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人购买。其中有一个定时器，上面分强、中、弱，几分钟洗，就这么一个定时器也要从日本进口，一个定时器12美金。因为当时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寻找机会让一种为洗衣机配套的定时器全面国产化，以降低国产洗衣机的成本。
浙江省计经委的领导还拨款20万人民币给金钟洗衣机厂以资助研发。有了20万的研发资金后，汪力成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3个月以后，终于建成了一条定时器的生产线，并制造出了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洗衣机定时器。
从汪力成的成长经历来看，不管是他去读电大，担任厂长，还是后来西进重庆，到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很多人认为汪力成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赢家，但我们别忘了这么一句俗话：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在找到“定时器”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火线上阵的汪力成还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形，很快提出了产品升级创优、出口创汇和技术进步等10个方面的措施，以止住企业经营下滑并走出困境。1989年，汪力成又大胆地推出了当时还很少见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从而激发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胜了重重困难，研制出了具有较高品质的电能表产品，进一步开拓了市场。
1991年6月，仪表厂利用“华立”的名字成立了“华立电气集团公司”，真正做起了“华立”品牌。
汪力成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发现并抓住了很多很好的机会，似乎别人想要的机会他都抓住了。汪力成哪来这种能力呢？汪力成说：“企业家不一定要求是专家，而更应是一名‘杂家’。而作为一名‘杂家’，必须广泛地获取信息，把自己所学、所懂的连贯起来，为你所用，用于规划设计未来。说到底，就是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而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是直接来源于你的学习能力的。”汪力成业余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除了工作以外，他不打扑克，也不打麻将，惟一的爱好就是学习。从最初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到资本市场的游刃有余，全都归功于学习。
汪力成说，他养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每天再晚也要看完一大摞报纸后才睡觉。不但看新闻，还看专版；不但看经济专着，还看金庸的武打书；不但看书、看报，还看电视、听广播……这样，才能立体地、全方位地去接受和获取信息。
机会永远存在，关键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特别是读了电大电子专业之余又学习了经济课程，他深深地体会到，知识是财富，是力量。想成为一个成功者，一定要培养一个好的学习方式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同时，他告诫年轻人，做事先做人，要沉得住气，踏踏实实做事就会有回报，因为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靠自己的底蕴。
6．勤劳务实，不屈不挠
“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就能挣别人挣不了的钱”，“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发财”，这不仅是成功商人赚钱的经营总结，更是他们赚钱的行动指南。
科龙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人公是一个叫潘宁的人。就是他曾经带领科龙12000名员工紧紧地拧成一股绳团结奋斗，为后来科龙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业。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方面的原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容奇镇，大多数企业处于产品滞销、生存艰难的尴尬境地。当时的镇领导决定将镇上两家濒临倒闭的容奇味精厂和容奇镇第二机械厂合并到效益较好的容声家用电器厂，然而容声电器厂的主导产品电饭煲、电风扇调速器亦面临市场日趋饱和的不利前景。
1983年，容奇镇的镇工办副主任潘宁，容声电器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梁贵添和副厂长陈福兴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一下市场，希望能为企业找到一条出路。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调查之后，他们决定把宝押在电冰箱上。
要创业，最为关键的是资金。潘宁能制造冰箱吗？这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的，潘宁向镇政府提出要9万元试制费的要求，接着就打响了试制冰箱的攻坚战。资金问题勉强解决之后，没有制造电冰箱的专业技术人才便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潘宁将手上兵马分四路，第一路人马是筹备组的两名技术人员，去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制冷技术；第二路人马则是派去全国各地冰箱厂参观、“拜师学艺”；第三路人马是前往全国各地进一步考察消费者对冰箱的意向；第四路人马则集中调查与本行业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发展趋势，调查竞争者的基本情况，购买国内外各种型号的冰箱做样机，分析研究，吸收众家之长。
除了“拜师学艺”这批人出了一些麻烦之外，其余各路兵马都收获不小。调查消费意向的了解到消费者不仅把冰箱当作高级日用品而且还当作厅堂的装饰品，这要求冰箱在质量好的同时，还应具备外形新颖、豪华美观等特点，筹建组选定了“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双门双温103升电冰箱作为开发项目的突破口。
后来成为科龙集团副总裁的陈福兴担任了冰箱试制组组长后，他买了一些制冷技术的书籍，在反复研读之后，终于理清了思路。然后将手下的人分成了五组，按筹建组选定的双门双温电冰箱开发突破口和设计方案各自开展攻关。当然，陈福兴在抓好组织协调的同时，也亲自出招，迎战一个个不易对付的挑战。在试制过程中曾跳出了一只拦路虎——自制的“真空拉塑机”质量不过关，塑料“内胆”总是成不了型。于是陈福兴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吃掉这头拦路虎”，还向潘宁立下军令状：制不服这只拦路虎我就不出车间大门。
陈福兴卷着铺盖搬进了车间。“制服不了拦路虎，不出车间大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执着与专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狂热的表现。在58个小时的连续实验之后，也就是在陈福兴住进车间的第三天下午3点多钟，终于搞出一个完整的能用的塑料内胆来，此时，连续58小时没有睡觉的陈福兴，早已筋疲力尽。
陈福兴安排用简陋工具去敲冰箱外壳的工人满肚子疑惑“我们整天这么敲外壳，真的能做出冰箱来？”直到安装那一天他们才恍然大悟。陈福兴采用了“化整为零、逐个击破”的办法，让大家分头攻关去了。在第一台冰箱试制品组装好了之后，陈福兴让人买了10瓶汽水回来装进冰室，插上电源后，让谁都不准动它，然后回家休息。
第二天上班，大家都早早地赶到厂里，陈福兴拉开冰箱门冷气从里面一喷而出，可装着汽水瓶的冰室却拉不开。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弄开往里一看，大家都傻了，冰室里的汽水瓶已经冻破了。冰室里结满了厚厚的“汽水冰”，当温度计测出零下18摄氏度时，大家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喜悦的泪水溢满每个人的眼眶。
1983年9月，科龙的创业者们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用手锤、手锉等简陋方法制作冰箱外壳，等等，经过反复实践，日夜奋战，终于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并有了自己的名字——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要得到生产冰箱的材料，必须成为国家的定点生产厂，于是他们找到了广东省机械工业厅。但当潘宁踌躇满志地带着两台冰箱与省机械厅电子仪表工业公司的领导一同前往北京汇报情况时，竟被机械工业部的领导认为是骗局，说他们是在从中国香港买来的产品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后来机械工业部的一位领导同意派人到工厂里看看。当6人组成的鉴定小组挟着厚厚一摞照片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支持定点，定额5万台。
容声冰箱生产出来后，潘宁带领三两个副手到北京、四川跑销售。北京那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雪花”冰箱，做了很多年了，卧榻之旁，哪里容得下一个无名小卒“容声”来“蹭饭”。为了省钱，潘宁等人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的地窖，然而收效甚微。心里打鼓的潘宁只好转战四川。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卖瓦罐的小店里，店主人好歹同意潘宁等人寄卖冰箱的恳求，挂出牌子：本店主卖瓦罐，附售容声冰箱。
这就是科龙产品销售的起步阶段。虽然是上门推销，但那毕竟是个“饥饿经济时代”。商品只要产得出，就走得动。
科龙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构建的生产单一产品BYD-103双门双温直冷式容声电冰箱流水线上，用土洋结合的办法，于1984年10月28日开始了她神奇的光荣之道。容声冰箱因为价廉物美，加上借助于先人一步的明星传播，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一时翘楚。
“科龙”自1984年靠着9万元起家创立，到1999年15年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成为国内外制冷行业的佼佼者。科龙资产总额已达78亿元，其中净资产46亿元。公司拥有员工逾万人。先后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佳300家企业前二十位”，连续被中国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商人中大多的成功人士都曾在社会底层品尝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和辛酸，他们以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横下一条心，向命运挑战，搏风雨，历尽沧桑，最后成为人上人。
7．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明清时期，以经商着称于世的山西人，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于商业经营之中，作为处世立业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其中敬业精神更是贯穿于晋商的整个商业生涯中，成为其事业成功的活水和源泉。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而晋商却摒弃旧俗，以经商为荣，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逐渐形成了勤奋、刻苦的优良品德。正是由于山西人如此重商、敬商，我们才看见了在改革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山西企业，而这种敬业精神正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而晋商称雄国内商界长达五个多世纪，其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在这成功的背后，他们始终发扬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统称为“晋商精神”，其中，敬业精神更是为世人所称道。
日升昌票号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款从海上乘船回山西总号。途中遇到台风，飘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总号，钱款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的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遭遇到土匪，他赶紧将钱物埋到树下，与土匪巧妙周旋，终于满载而归，银钱分文未失。商号伙友忠心事主、协力同心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做到钱物不丢，满载而归。正是由于伙友这样执着坚韧的敬业精神，使票号业长盛不衰。
晋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顽强的毅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品行修养上“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在经营上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且终身不渝。这种良好的品行和严谨的经营作风，体现出了对工作、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感。
“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李宏龄在任上海分号经理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取道汉口返晋休假。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对李宏龄说，“江西抚台奏定立案，每月接济甘饷3万两，由南昌分号一家领汇，可是总号信电俱至，让递禀退办。在南昌各钱铺闻讯，纷纷来汉口探听兑费，企图领汇。果若如此，我南昌分号恐不能立足。”
李宏龄说，“既然总号措置有误，为何不向总号拦阻？”侯克明说，“此事我不能插手。” 李宏龄最后说：“我虽是过路人，也不能不管。老号不知外情，我等坐视成败，岂能对人。请将我的名字参入合词致信，以为何如？”并让侯克明告诉江西分号，不必告诉平遥总号，待他自己回到平遥后向总号交代，如果责怪违令，与江西无关。
李宏龄回到平遥后向总号说明了情况，总号并未提出异议，而南昌分号在其后的二三年结利甚丰，并受到了总号的表彰。
本是休假，且是过路之人，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也非江西分号主事，但为了票号的利益，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携起手来。就是在今天，他们这种精神境界及胆识都应是我们潜心学习和追求的。
自古以来，敬业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在山西商人中更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晋商精神中，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山西商人中，勤奋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勤奋依然是我们需要提倡的优良传统。经商需要不怕苦、不怕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晋商的产业之所以能够遍布全国各地，是与他们能吃苦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们经商通常是离家数年，经常在外“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晋商以谨慎而闻名，他们做事情不轻易冒风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不打无准备之仗，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益处。例如他们在放款时，一定会将对方的资产、用款目的、偿债能力、家世背景等都一一查清，以决定是否放款。
在现实生活中，敬业是一种优秀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中，你接受了任务就意味着你作出了承诺，作出了承诺你就要付出努力，全心全意地去完成任务。每天精神饱满地去迎接工作的挑战，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去发挥你的才能。你付出了多少，就会得到多少的回报；相反地，工作中缺乏自主性、积极性，害怕承担责任，对工作没有一点热情，总是天天抱怨自己的工作不好、枯燥乏味，等等，试想一个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情、不积极的人，又谈何事业成功呢？当你在寻找自身发展前途的时候，永远不要对自己说：“做这么平凡无味的工作有什么意思啊，而且又脏又累，没有一点发展和希望。”你要学会的是在平凡的工作中坚持下来，认真、踏实地去做手中的工作，不仅如此，还要想方设法去做得更好、更专业。敬业、敬业、再敬业，将敬业当成是一种习惯，从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树立新的目标来挑战自我。你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千里马总会有伯乐赏识的。只要你有了这样的敬业精神、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那么成功很快就会向你招手的。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脚步的加快，世界处于迅速发展变化之中。但不管怎么变，敬业、乐业的精神都不会变，永远都是值得提倡的一种职业道德。它追求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加班加点，而是要你全身心投入到你的工作中去，对你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使命感、责任感，从而感受到工作给你带来的挑战和满足。一项工作，只有你真正地热爱它，你才能用心做好它；只有学会了敬业，你才能享受到工作带给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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