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上坝后，高瑞斌就被分配到北曼甸分场一个叫塞罕敖包的重点火险区，负责火情瞭望。没有房子，只有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由于饮水污染，他染上了肝炎。但他毕竟年轻啊，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1965年9月，肝炎恶化，竟然去世，年仅24岁。
“文革”中，党委书记王尚海被打倒了，脖子上挂着5公斤重的拖拉机链轨条，每天批斗。妻子心疼地劝他辞职一同回老家。他说：“林场还没有建成，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坝上！”。
1975年，王尚海调任承德市内工作。临下山时，他依依不舍地又来到马蹄坑，指着这一片树林说，这里是我的坟地啊，我死了后就埋在这里。
1989年12月24日，王尚海因病去世。塞罕坝遵照他的遗愿，葬他于马蹄坑，并命名这一片树林为“尚海林”。
……
张启恩：问心有愧
从北京到坝上，工作和生活环境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北京可以随时洗澡，在这里不行啊，只在夏天下雨时让老天爷帮着冲洗一回。电影、音乐会、电灯、收音机、新华书店、自行车等等，全部告别了。
家里只有一间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起。屋内没有地方，就在屋内的地下挖一个深洞，把粮食和土豆放进去。屋内靠墙壁埋几根桦木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钉几个木板，那就是书架了。书架上满满的，那是他的世界。
昏黄的煤油灯下，梳理着坝上造林的经验与教训。两年后，他写出两本书——《塞罕坝机械造林的技术要点与规程》《塞罕坝人工造林的技术与规程》，从地理、气候、植物学和各个细节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技术总结。
在坝上，不会骑马，简直寸步难行。他拼命地练，与马交朋友，用自己的吃食喂马。后来，他终于敢骑马了，一匹大白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来去如风，驰骋百里。
“文革”开始了，工人造反派夺权。他首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押送到一个最偏远的林区去劳动改造。
常常挨打，浑身鞭痕。他随身带着酒精和药水，自己涂涂抹抹。夏天的傍晚，批斗之前，造反派将他的双手捆住，站在外面，让蚊子叮咬两个小时。还有一次，造反派用手抓住他的头发，后仰，把开水从脖子向胸前倒了下去……
1968年春天，造反派开着拖拉机，一起到山坡上植树。他正站在车上卸树苗，造反派司机猛一发动车，他猝不及防，摔了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
从此之后，一生与拐杖为伴。
中苏珍宝岛战争时，塞罕坝地区被规划为战场，坝上全兵皆兵。分场的全体职工都去参加战备动员了，只有他一个人被民兵持枪看押着，关在小屋里：“他是反革命！”
战争气氛越来越紧，造反派挖了一个深坑，内部传达，如果战争打起来，要把敌人放进来，关门打狗。撤退时就把张启恩等人就地打死、埋掉，免得留下来，给苏军当奸细。
万幸的是，战争没有起来，他的命保留下来了。
只到1975年，他才恢复工作。
但他永远地残疾了，用一条腿走完了残生。
临终之前，张启恩最愧疚的是家人。
妻子张国秀原来在中国林科院搞遗传育种研究，上山后只能从事最简单的手工劳动，事业和学业全部荒废了。还有3个孩子，本来正在北京市上小学和幼儿园，来到坝上后只能上复式班。十几个孩子分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
夫妻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3个子女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
李兴源：“右派”的奇遇
李兴源，1937年生，抚顺市人，1955年考入东北林学院林学系。
他是以“右派”身份上山的。
当年，东北民间普遍有反苏情绪，因为抗战后期苏联部队军纪败坏，在东北期间大肆强奸妇女。他曾在一次同学集会上说：“老毛子，可把咱东北妇女祸害多了！”1957年底，他因“破坏中苏友好”被打成右派。1959年，本应该毕业分配工作，可他是右派，只得回校再教育。直到1962年8月，才分配到塞罕坝。
到坝上后，他被分配到大唤起分场，负责育苗工作。
当地育苗全是土办法：遮阴育苗，费力费料，效率又低。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全光育苗。
首先改良土壤，把40厘米深的土壤挖出来，下面垫上一层细碎石头，铺上塑料布后，再把肥土覆盖上去。这样就远离了盐碱，保证了地力。
两年之内，他和雇用的农民工一起，硬是改良了300亩苗圃。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繁重的工作量。
全光育苗不仅大大提高了苗木质量，更使育苗产量提高了10倍。
李兴源对塞罕坝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当地引进了一个新的树种——樟子松。
塞罕坝的乡土树种主要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较差。李兴源想，大兴安岭一带有一种更加耐旱的品种——樟子松，是否适合塞罕坝生长呢？
樟子松的家乡在大兴安岭，建国后，科学家曾引种到辽宁的彰武台地区，南移了5个纬度，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和发明。而塞罕坝又位于彰武台之南何止5个纬度，而且教科书上指出樟子松怕风。塞罕坝地势高耸，更是大风口，能不能成功呢？
1965年春天，李兴源开始试验引进樟子松。
把种子用雪和沙拌在一起，放在野外，当年5月初播入苗圃。
必须用大粪做底肥。从此之后，他与大粪就结缘了。路上碰到马粪驴粪，拾到筐里，见到羊粪蛋蛋，扫进筐里。附近的每一个厕所，他都成了常客，稍有堆积，便前去清收。他让妻子缝制了一套专门掏大粪的工作服，挂在门外，随时使用。
一个月之后，松芽出土了，像婴儿的胎毛。
这时，松芽最怕鸟啄，一口就是一棵松树，一口就是一丝希望。他拿着铜锣，在苗圃周围使劲地敲。又用二踢脚，不停地轰炸。
第二年秋后，苗儿长到七八厘米高。
第三年春天，植进大田里，开始观察是否适应当地气候土壤……
他是右派，来到塞罕坝的第一天，就认命了，便最早在当地农村找了对象——一个地主成分的女人。
“文革”来了，他的噩运不期而至。无休止的批斗，挨打。1970年春天，被赶到离家30公里的梨树沟作业区。
但他就是一个工作机器啊。重新创业，又把大梨树沟的苗圃全部改造了，从20亩扩展到100亩。
妻子要生孩子了，托人捎信，让他回去。可造反派不准假，喝令他跪下求情。这个刚正的汉子，实在没有办法啊，不得不暂时舍去尊严，流着泪，双膝跪下了。造反派这才格外开恩，准许三天假。
1972年冬天，妻子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袄棉裤，步行30里，亲自送来。可造反派偏偏不让见面。一个姓王的造反派头头把这套新棉衣穿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脱下的一套破棉衣扔给了李兴源。
在他的多年努力下，樟子松育种终于全面成功，被推广到塞罕坝。
有了成绩，上级领导来参观。造反派却把他关押在黑黑的地窖里，不让见人。
1980年，他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开始走上分场、总场的领导岗位。
1983年初，省林业厅一位副厅长来塞罕坝考察，意外地发现了这个许灵均式的知识分子，便向副省长王克东推荐。王克东亲自悄悄考察，回去后又向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推荐。
3个月后，李兴源直接上任河北省林业厅厅长，创造了河北官场的一个奇迹。
……
刘明睿：黎明的凋谢
刘明睿，吉林市人，身高一米七五，清清瘦瘦，文文弱弱，在大学时喜欢拉小提琴，打球，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骨干。
上山后，他被分配到北曼甸分场，这里条件最差，海拔1800多米。
他住在一个叫高台阶的地方，共6户人家。地下水位高，红红的，用白矾沉淀半小时，煮过后，锅底留一层红粉。
一年春天，去一个叫大窑口的地方造林，离住处10多公里，中途全是山沟和次生林。他不会骑马，只好步行，经常遇到野猪、狼。后来，他有了经验。手里拿一根棍子，一边走，一边大声唱歌，一边挥舞棍子，为自己壮胆。
后来，他终于学会骑马了。
一次，再次遇到一群野狼。马惊了，猛跑，拼命地跑，狼紧紧地追。他急中生智，死死地把马缰绳拉回来，瞪大眼，面对着群狼，把马鞭高高举起，嘴里“哇哇”“嗬嗬”地吼叫着，像野人一样。
对峙了5分钟，狼群悄悄地后退了。
他的身上汗淋淋的。
他的主要工作是育苗。
5月中旬下种后，幼芽15天出土。这时候仍是春寒时节，最怕的是霜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冻死幼苗。最好的办法就是烟熏了。
他摸索、积累了一套经验和做法。傍晚的时候，只要温度在零上四五度，第二天早上肯定有霜冻。这时候，需要在苗床周围特别是上风头的地方设置若干草堆，从半夜开始就要点燃，一直到天亮，浓烟滚滚，像棉被一样，把苗床全部覆盖。
太阳出来之前，再用喷壶撒水，把幼苗上的冰碴儿和白霜全部冲下。
早霜结束一般在6月下旬。
8月中旬，秋霜又下来了。这时候，又要放火了。
刘明睿善于动脑筋，还琢磨出很多小发明。比如植树时在泥浆里加些氮肥，树根浸泡后，长势会明显加快。植树用的苏（联）式科罗索夫锨，比较笨重，他和几个铁匠师傅一起进行改造，叮叮当当，红星乱紫烟。几番试验，一把新式的植苗锨出炉了。
由于常年处于没有规律的生活环境中，加上高寒、寂寞，本来文静儒雅的刘明睿也染上了喝酒、抽烟的习惯。大口抽烟，没钱买卷烟，就抽土烟；大杯喝酒，喝当地的烧刀酒；野外无菜，盐巴配饭；没有水，就熬雪水，喝地沟水。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的心情阳光了。
他先后担任阴河分场党委书记，第三乡分场场长。
但是，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的身体早已发生了质变。
1978年，他被查出肝酒精中毒，继而发展为肝硬化，
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只有41岁。
曹国刚：最后的遗愿
曹国刚生于1940年7月，沈阳市辽中县人。
他是那一批大学生中落户塞罕坝最坚决的一个人。
到塞罕坝两年后，得知自己的档案被转来，命运无法扭转后，他索性把乡下的妻子、父亲和弟弟也全部接过来了。
他在第三乡分场当过多年的技术员。那一年，松毛虫泛滥，他带领工人喷施林药，连续几天沉浸在药雾中，导致中毒。
又有一次，安阳林药厂发明了一种新型烟雾剂，要在塞罕坝林区搞试验。他自告奋勇地担任最危险的主持人。凌晨5点，点燃药剂，形成烟雾，在林中萦绕。连续试验一个周，他又中毒了，昏迷了两个昼夜。他从此患上肺气肿，落下病灶。
坝上特殊的生活环境，加上他直爽豪放的性格，使他也与酒交上了朋友。一次，刚领到工资，就请人喝酒，花去13元，考虑到无法向老婆交代，就托人从围场县城的商场里用7元为老婆买了一条灯芯绒裤子，回去报账时就说花费了20元。
曹国刚身材不高，不讲穿戴，不修边幅，一双皮鞋穿到扔，从不打油。在山上造林，可以几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不刮胡子，与农民工完全一样，从外表上看根本不像是一个大学生。
他与农民工关系铁好。冬天太冷，他和民工们挤住在一个马棚里。那年月，民工们更穷更苦，连褥子也没有，睡在干草上。只有他带了一个褥子，自己不铺，挂在门口，为大家挡风。大家的心底热烘烘的。
1985年之后，他担任了第三乡分场场长。
仍然是拼命三郎的作风，干活不要命。平时在工地上，他随身带着干粮，如果放到地上，常常会冻成冰疙瘩，所以只得捆在腰里，饿了就啃一口，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一次冬天，上山砍柴，他口渴了，就用斧头挖雪吃，不料冰冰的斧刃与舌头粘在了一起，无法分开。他只好大张着嘴，咬着斧头。猛一用力，斧头分开了，舌头上的肉却被粘下来，血淋淋的……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把油松引进到塞罕坝。为此，他进行了多年的试验，又与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教授一起联合攻关。
1988年之后，病情突然出现恶化症状，最终渐进至肺心病，进而呼吸困难，心肺衰竭。
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用笔写。把同学们找到床前，一一交代，写了好多张纸，每天写得满头大汗。
他又让把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教授请来，用笔商讨引进油松事宜，他写：“我不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写着写着，泪水又浸湿了纸页。
一直哭，一直写，后来不能写了，只能颤抖着用眼神交流。
最后的时刻，他疼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紫紫，但眼睛一直圆睁着。妻子号哭着说，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
这时候，他闭上了眼，平静地走了。
1990年7月，曹国刚去世，享年50岁。
石怀义：“反革命”的追求
石怀义，承德双滦区偏桥镇人，1944年3月生，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62年上坝。
石怀义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人，爱写诗。
1964年，他因写信反映工作待遇不平等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主要成员，被下放到大梨树沟营林区管制劳动。
白天干活，晚上挨打。用三角橡胶皮带抽打，用红荆条抽打，浑身青青红红，黑黑紫紫。
一边挨打，一边干活，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坝上天凉，露水浓，每天上工的时候，造反派强迫他走在最前头，用木棍把沿途草叶上的露水全部打掉，他的双腿裤管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在山上干活，中午吃饭时不许他同餐，直到众人吃完后才让他吃冷饭，吃剩饭。
常年如此，20多岁的他便染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胃病。骨瘦如柴，面色焦黄，弱不禁风。
石怀义的专业是育亩，30多年来，对落叶松和樟子松从幼苗到成材之间每一个时期的发育生长情况，他都有详细的纪录，竟然记录了50多本生长日记。他常常在半夜起床，观看和记录生长情况。坝上的寒气浸透着他，他的身体更差了。
他在家乡有一个女友，是初中时的同学，两人曾经海誓山盟，互许终身。但由于他是“反革命”，村里不开证明，不能结婚。女方痴心等待，非他不嫁，一直等了12年，直到红颜褪去，白发渐生，最后不得已，在家庭强大的压力下，与别人结婚了。
石怀义大哭一场，彻底埋葬了爱情。
直到1977年，他才与当地一个农村姑娘于淑芬结婚成家。
平反后，他先后任大唤起分场生产股长，三道河口分场场长，大唤起分场书记。
他的工作更主动了。每年10月底，上冻前，要把苗子起床，假植到一个大大的地窖里，用冰雪埋住根部，几个月不见阳光。他像探视婴儿一样，每天都钻进去，细细地端详。
第二年春天，植树前，他提着一只桶，桶里装满泥浆，每棵苗下地前都必须浸透根部，不能失水，不能暴晒。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一直工作在山上。春天造林的最佳时间是25天，从4月20日到5月15日，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他的风湿病更厉害了。
腿已经完全变形，走路要借助拐杖，但仍然每天上山。
二三十年过去了，塞罕坝上宜林土地都已绿化。下一个课题就是石质山地如何造林？他一直在探索着，试验着。
经过几年实践，他与技术员邓宝珠一起，终于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干插缝造林法”。
这是一项巨大的发明，很快被推广到各分场。从此，坝上的石质山地也开始披上了绿衣。
但是，他的风湿病却是越来越厉害了，双腿绞痛，不能走路。但他仍然每天让人把他搀到山上，坐在地头，看着大家植树。
2005年2月，类风湿转肾衰竭，石怀义怅然去世，享年61岁。
我去采访的时候，在大唤起分场就餐。给我们餐桌服务的一位老年妇女，竟然就是石怀义的妻子于淑芬。60多岁了，还当服务员，端盘子洗碗。场领导无奈地告诉我，没有办法啊，于大嫂的身份是农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为了照顾她，分场给她提供了这么一个岗位，每月800元钱。
董加仑：无青春，不爱情
董加仑，1943年生，济南市人，1962年毕业于林业部白城林业技术干部学校。
来到坝上后，他一直是拖拉机手。
由于是地主成分，父亲历史上又有问题，他从来没有奢望调回济南。
董加仑在济南有一位美丽的初恋女友，等了他5年，见他调动无望，就分手了。
1970年，他在家人的介绍下，与一位相貌普通，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士结婚了，女方在一家玻璃仪器厂工作。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他做妻子工作，希望调来团聚。妻子犹豫了两年，决定亲自来塞罕坝体验一下，没想到体验过后，却死活也不来了，并闹起了离婚。两个人从此便进入了长期的冷战状态。
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回济南一趟，多么遥远啊，单程就要三天时间，来回则需要一个星期。写一封信呢，来回也要一个多月。
妻子不来，他也调不回去，本来感情就勉强，现在见面就争吵。就这样，信也懒得写了，过年也懒得回去了。渐渐地，夫妻的感情竟然淡化为水。女儿从小与他没见几面，本来缺乏亲情，又受到母亲影响，对他竟然也不理不睬了。
他是一个老实人，便只有把力气用在工作上。
那一年春天，拖拉机落入一个深深的水淖中，怎么也找不到车前的挂钩，无法拖出来。这时候，只见他脱光衣服，一下子跳进冰冷的水里，潜到底部，把钢绳准准地挂在牵引钩上。
可怜一个大男人，竟然孤身一生。
一天三顿饭吃食堂，晚上就抱着收音机，听广播，听邓丽君，听李玲玉。有时候，他会感到一种通天彻地的悲哀，就无来由地大哭起来。
是啊，他的青春呢，他的爱情呢。
一切都远去了！
只落得满头白发，满脸沟壑。
2003年，他退休了。这一年，与他冷战一生的妻子也郁郁而死。
他回去，为妻子举行了一个真诚的葬礼。站在妻子的遗像前，他呜呜地痛哭着，哭得天晕地暗，哭妻子，更哭自己。他与妻子之间，到底谁错了呢？
谁也没有错，错的是自己这一生的命运！
后来，他干脆把老宅卖掉，彻底告别济南。
既然这一生都献给了塞罕坝，那么干脆也把骨灰献给这里吧。
2007年底，65岁的董加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黄昏恋，与昔日好友兼同学曾祥谦的遗孀陈彦娴结婚。
平生第一次有了家的温暖。他特别爱干家务，挂窗帘、拖地、养花、养鱼、掀日历、洗碗……
听着那一声声细微的声响，像音乐，像歌声，像童年，像初恋，那么温馨，那么芳香，那么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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