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战争|】
【反恐战争是美国及其盟友用来称呼一场以“消灭国际恐怖主义”为目标的全球性战争，起因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称恐怖袭击是“战争行为”，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表示美国会用所有的能力去打败这些敌人。2011年10月7日，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庇护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为由，打响了第一场反恐战争。2003年3月20日，美国又以消除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为由，发动了第二场反恐战争。】
但是，美国新世纪之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从事的两场反恐战争却大大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战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正面战场美军迅速取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了执政当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是，在此之后却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善后期——重建社会秩序，清剿反对势力，稳定新政权等等。在善后期，美军缺乏明显的前线和看得见的敌人，面临的是无处不在的路边炸弹，躲在暗处的反政府武装，打扮成平民的人体炸弹，这一切使得传统战争中前方与后方、战时与平时的区分被彻底颠覆，作为占美军15%的力量，女兵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战争的第一线。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她们经历了痛苦的离别、恶劣的环境、危险的处境以及前所未有的伤亡，并最终被锻造成坚不可摧的战士。这两场战争也因此成为军中女性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一、离别之痛
离别是女兵们经历的第一个考验。20世纪70年代实行志愿兵役制后，很多美国女性都报名参加预备役。美军预备役部队分为国民警卫队和联邦预备役部队两大类，总人数接近现役。其中，国民警卫队创建于1636年12月13日，当时是为保卫殖民地而在波士顿建立的一支民兵队伍，1824年8月25日改名为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是美军整体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隶属于各州政府的地方部队。平时，国防部对国民警卫队只有指导权而无指挥权，国民警卫队由各州政府指挥，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防部和各州州长的命令，维护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安全利益，维持社会稳定和参加抢险救灾；战时，联邦政府有权调动国民警卫队部队服现役。国民警卫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人事制度以及执行的条令条例均与现役部队相同。联邦预备役部队分别归各军种领导，战时集体或单个编入现役部队。通常情况下，服预备役比服现役要轻松很多，预备役人员只要每月随机选择一天时间参加训练即可，外加每年两星期的训练。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军在作战行动中极少征召预备役，预备役的动用通常与全面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国家进入总体战的信号。
预备役的特点使之更适合女性。一方面，服预备役可以拿到报酬和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同时又能兼顾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美军预备役部队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要明显超过现役。
但是，一旦集合的号角吹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后，美军现役部队不断削减，从230万下降到140万，但与此同时，美军的战事却逐渐增加，除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还包括战后漫长的维稳行动，仅伊拉克战争，美军最多时候部署超过17万军人。这样一来，只靠现役部队就显得很吃力了，预备役军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每一场战场几乎都要动员和部署相当规模的预备役，而且服役时间不断被拉长。例如，自2001年9月1日以后，对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的要求是服役1年，有的则是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女性当然也不能例外，大量的预备役女性被转为现役开赴战场。伊拉克战争前夕，在美国国防部征召的5.7万名预备役当中，女兵人数多达1.5万，创下美军历史之最。这些身为妻子、母亲、女儿的女军人必须就此告别亲人，抛开国内安逸舒适的日子，赶赴异乡开始一段陌生而又充满挑战和危险的生活。
既然出于自愿参加预备役，就应当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一点，女兵们是明白的，也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作为女性，亲情、爱情交织在一起，又让她们又难以割舍亲人，离别变得异常艰难。
马莎·萨斯，原后备役中士，她在“9·11”事件一星期后应征入伍，正式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涯。在与家人离别的前夜，她与5个孩子和丈夫抱头痛哭。当时萨斯的大女儿正在怀孕，而做母亲的却在女儿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她远去，萨斯的内心始终对女儿有一种愧疚，对丈夫与其他4个孩子也怀有同样的歉意。在离开家人后一年的多时间里，萨斯先是被派往土耳其东部因吉尔利克美军基地服役，随后又辗转来到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她主要负责受伤美军士兵的医护工作，有时也帮助救治体弱的战俘。
长时间远离家人和工作岗位，给不少预备役军人的生活带来了遗憾，他们错过了诸如上大学、升职加薪等很多事情。而对于女性来说，这种缺憾就更加突出。正常生活被打乱，她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爱情，甚至是永远地失去了经营多年的幸福家庭，孩子的抚养、教育也被迫交给他人。
二、与危险和艰苦相伴
如果说离别之痛还仅仅是情感上的打击的话，那么，这些女兵们来到阿富汗、伊拉克之后，面临的则是实实在在艰苦、险恶的环境，无处不在的危险以及身为女性在男人堆儿里的种种不便。在那儿，她们从事着与男兵一样的工作，经历着与男兵一样的考验，她们的表现可圈可点，女性的身份并没有成为她们软弱、退缩的理由。
朵恩·克劳奇中士，于2005年和2006年投身伊拉克战争。她所在的部队是一个中转站，位于伊拉克北部山区和巴格达中心。中转站只有45名士兵，朵恩·克劳奇是唯一的女性。她没有专用的卫生间或房间，全副身家都装在一个帆布包内。她把这段经历形容“孤立无援”。但是，她挺过来了。
乔莲恩·拉查恩斯中士描述了自己与男人共处的经历。她说：“我曾经把男人踢开，好在卡车里小便，用的和男人一样的水瓶。”她若无其事地和男兵们共用一个卧室，“他们睡哪儿我就睡哪儿”。她曾和6名男同伴一起在外执行任务，整整5天睡在同一个卡车里。
特里萨·布洛德威尔是个小个子的姑娘，身高还不到5英尺4寸，需要翘起脚尖才能看到自己那杆M-249机关枪的准星。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每个人都叫我‘小小特里萨’，我真正是个弱小的女孩。”但是，战争的危险不会因为你身材弱小就与你无缘。特里萨讲述了一次激战的经过。当时有3名美军士兵已经阵亡，连里的其他人员要去拖回阵亡士兵的尸首，作为机枪手，特里萨负责掩护。她说：“我一听见他们向我们射击，我就开始还击，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多想，你就这样去做了。”20岁的特里萨因此成了英雄，军方授予她一枚铜星勋章以表彰她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爱普·佩西，陆军预备队中士，服役于第404内勤营。她是第一个由于在伊拉克战争中有杰出表现而赢得战斗荣誉勋章（CAB）的女性。在一次作战行动中，她所在的分队被伊拉克军队围困在一座房屋中，她负责在房顶担任警卫任务。虽然房屋被团团包围，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她始终坚守岗位，直到最后击退伊拉克军队。爱普·佩西在CAB的颁奖仪式上说：“我选择了这项工作，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在亲眼目睹了伊拉克人民在这15个月里的巨大变化之后，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
【|美军的各种勋章|】
【美军比较著名的勋章包括：紫心勋章，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授予在美国军队服役期间负伤、牺牲或因伤亡故或可能亡故的美军成员或美国公民；荣誉勋章，美军内等级最高的勋章，由总统亲自颁发给获奖者；国防部服役优异勋章，由美国防部长亲自授予那些在履行职责时特别优秀，且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做出重大贡献的军官；银星勋章，荣获条件与上述服役优异勋章一致，只是英勇程度稍低些，但行为表现要明显突出；铜星勋章，是相对于银星勋章而言的。】
玛丽·普劳菲特少校，3个孩子的母亲，在往伊拉克学校运送煤油取暖器的途中，遭到了反美武装的袭击，为救1名受重伤的战友，普劳菲特不断穿梭在炮火中。她说：“如果我们搞砸了，又有人会说女人不该上战场了。”
塔米·达克沃斯，“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在遭到火箭弹袭击失去了双腿之后，她仍然咬着牙保持清醒，直到让战机安全降落。达克沃斯说，她曾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后进入了陆军的航空兵部门，因为这是唯一对妇女开放的作战部门，“我想让他们像对待男人那样对待我，要得到这种待遇就必须和他们面对一样的危险。我要和男人们一样坚强，甚至比他们更强。”到后来，她的男性战友都开玩笑说，“达克沃斯有铜制的卵巢”。
梅丽莎·斯托克威尔，2004年4月13在承担补给护送任务途中，一枚路边炸弹袭击了她那辆没有防卫的“悍马”车，炸断了她的左腿，感染和手术随后又夺走了她左腿剩下的部分，使她的左腿总共只剩下几英寸长。但斯托克威尔是个乐观、坚强的姑娘，她说：“我无法改变事实，我失去了一条腿，也许它本不该失去，但是我一点也不懊悔，它为我开启了另一扇门。”2008年9月，在北京的水立方，斯托克威尔参加了残奥会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三项比赛。虽然在前两个项目中没有游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但正如她自己所说，“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证明了自己，这对我来说就是伟大的时刻。”
27岁的中士杰西卡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郊外，18岁就入伍成为一名预备役士兵。2004年，杰西卡在伊拉克乘卡车执行任务时，被路边爆炸的炸弹炸伤，在昏迷了6个星期后奇迹般苏醒，受伤的颅骨头用了66颗钉子来固定。自受伤后，杰西卡一度失忆，往往一觉醒来，便记不起昨日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却记得自己在伊拉克遇到的那个棕色眼睛的女孩，还有那个在路边高喊“给我们水，给我们钱，给我们糖果”的男孩。虽然战士们被警告不许扔任何东西给路边的孩子们，但杰西卡还是告诉朋友，她打算买一些糖果和食物扔给他们。
对于女兵们的表现，曾经为美军伊拉克战争联军司令皮特劳斯中将担任主任参谋的退休美军上校彼得·曼索尔这样评价：“事实证明，她们获得了男战友们的信任和尊敬。”
三、前所未有的伤亡
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也是美国女兵首次遭遇重大伤亡的战争。在此前的战争中，女性通常不会直接暴露在前线，在战争中阵亡的女军人大多是随军护士或办事员，她们往往死于后方遭袭或意外事件。比如，二战期间，有6名护士在纳粹战机攻击安奇奥一个战地医院时牺牲，还有6名护士在日本神风战斗机撞上太平洋一艘用作医院的军舰时身亡。在越南战争期间，仅有8名女兵丧生，大多死于直升机坠毁。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导弹在袭击沙特达兰的军营时，有3名美军女兵被炸死。此外，还有8名女性军事人员在“9·11”恐怖分子袭击五角大楼过程中死亡。
【|阿富汗战争|】
【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受其庇护的基地组织发动战争，代号为“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在地毯式轰炸和阿富汗反塔联盟的配合下，塔利班政府军节节溃败，于12月7日宣布投降。12月22日，阿富汗建立起了哈米德·卡尔扎伊领导的临时政府。2012年5月21日，北约召开特别会议通过《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计划结束阿富汗战争，并于2014年年底完成全部战斗部队的撤军。】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让妇女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第一次面临与男性同等的危险。从名义上说，女军人在这两场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她们从事的是街头巡逻、保护军事设施、看管和运送战俘、运输物资、语言情报、拆除爆炸装置等非战斗性工作。但问题是，这里的前线概念已经模糊了，在与各种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分子的作战中，不可预知的袭击，如各种爆炸装置、迫击炮、自杀式炸弹与火箭驱动榴弹，随时随地威胁着女兵们的生命。肯塔基州国民警卫队第617宪兵队的一名下士亚西·布伦在伊拉克接受采访时说：“你早上起床之后，就必须向上帝祈祷晚上可以平安返回”。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在中东战场牺牲的美国女兵们。
23岁的女兵洛丽·普里斯特瓦，因部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误入伊拉克伏击圈而受重伤，最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她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第一个女兵。洛丽是美国印第安土著人，来自于霍皮部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一带），有一个4岁的儿子和一个3岁的女儿，离异单身。
26岁的军士迈莉莎·瓦利斯在2003年7月9日腹部两次被子弹击中，官方对死因的解释是“遭到非战斗武器射击”。
21岁的安娜罗拉·埃斯帕扎·古蒂里兹于2003年10月1日在距离提克里特附近美国陆军堡垒般的兵营外大约27米的地方被枪杀。
19岁的女兵雷切尔·波斯维尔德于2003年10月26日在伊拉克抵抗力量用迫击炮袭击巴格达阿布格来布警察所时阵亡。
20岁的华裔女兵卡林娜·刘2003年11月2日因直升机被袭阵亡。当时，卡林娜正准备前往巴格达机场，乘军方的班机回国度假并庆祝自己21岁的生日。卡林娜参战后，全家人都认为她不会有太大的安全问题，因为卡林娜是个广播通讯员，隶属于美军第3通讯旅16通讯团。美国总统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的时候，全家人都欢呼雀跃，他们认为卡林娜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面对着媒体的采访，卡林娜的妹妹含着眼泪说：“战争结束了！但是伤亡却更多了……姐姐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
27岁的排爆专家金伯丽·沃尔茨上士于2004年12月在工作中死于意外爆炸。她也是首位在伊拉克行动中身亡的排除爆炸装置的女专家。
金伯丽死在了丈夫马克斯·沃尔茨的怀中。马克斯·沃尔茨的军衔同样是陆军上士，与自己的妻子同属一支17人组成的爆炸军械处理小队。处理爆炸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稍不留神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金伯丽是这支小队中唯一的女性。金伯丽的父母在听到她的死讯后，精神已濒于崩溃。尽管如此，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女儿是在执行一项自己喜欢的任务时牺牲的，而这种充满危险的工作也是她一直追求的。“吉米（金伯丽）喜欢充满风险的工作，从小就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金伯丽的妈妈卡罗尔坐在厨房里，翻阅着一本厚厚的记录着女儿军事生涯的相册时这样说道。
【|《拆弹部队》|】
【《拆弹部队》是由马克·鲍尔编剧、凯瑟琳·毕格罗执导的战争题材影片，讲述了驻守在巴格达的美国军队中一小群专职拆弹任务的精英级人物的故事。在那里，每个当地人都像是潜在的敌人，每一个目标都像是伪装的炸弹，他们必须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该片获得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6项大奖。】
2005年6月23日，一支运送大约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女兵的车队在费卢杰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人员伏击，至少4名女兵丧生，另外11名女兵受伤。这是美国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女兵伤亡人数最多的单起袭击事件。
在伊拉克丧生的不只是这些花季女孩。46岁的军士长玛丽莲已经是祖母，她死于直升机遭袭。玛丽莲是爱荷华州国民警卫队第一位女军士长，服役27年，担任军士长3年。与一些被派往伊拉克的士兵不同，玛丽莲是主动请缨前往战场的，她想成为爱荷华州高级士兵顾问，但是这种晋升需要实战经验，玛丽莲必须获得一枚战斗奖章。
2006年12月26日，玛丽莲到达巴格达。她的先生爱德华说，当时成千上万的军人都已经从伊拉克平安回来，所以，家人并不真正担心玛丽莲的安全，觉得她会和其他人一样顺利回家。
夫妻俩经常通电话，每天发邮件，但由于时差的原因，妻子读丈夫写给她的邮件是在早上，而丈夫读妻子的邮件则是在晚上。在信中，他们会聊聊家务事，孩子、母亲等等。
那天，玛丽莲和战友们临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们去参加一个纪念牺牲士兵的仪式。在前往仪式现场的路上，他们所乘坐的黑鹰直升机先是被轻武器火力击中，接着在迫降时又中了埋伏，被手榴弹击落，机上12人全部牺牲。
玛丽莲与丈夫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她牺牲那天的凌晨两点半。他们对彼此说了‘我爱你’。丈夫爱德华不知道，这是他和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一早，当爱德华打开CNN电视新闻时，第一条就是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遭袭。爱德华强烈预感到玛丽莲可能出事了，因为她已经一整天没和他联系。由于直升机坠落导致机上12个人全部没有可辨认的特征，军方需要验DNA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7天之后，爱德华拿到军方通知，确认玛丽莲在伊拉克牺牲。
还有3年玛丽莲就可以退休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玛丽莲牺牲后，她获得了一枚铜星勋章，但这枚勋章对于她的晋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已经离开几年，但她的丈夫爱德华仍然深深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之中。
在美国中部的德梅因市波克城有栋白色的房子，虽然它与周边房屋并无二样，但经过的人们都能从它窗户上挂着的金色小旗读出不同的信息：这家有军人在海外战争中死去。这就是玛丽莲的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关于她的回忆。
冰箱上放着玛丽莲的照片，墙壁上挂着夫妻俩的合影，而他们曾经睡过的卧室则成了这座“纪念馆”里最大的“陈列室”。玻璃壁柜里分三层整齐摆放着妻子从军以来所获得的各类勋章；床单上铺满了印有妻子相片或名字的各色盖被；衣柜外挂着数套妻子曾经穿过的军装；角落里摆放着以妻子为原型的提枪雕像；橱窗里摆满了夫妻合影和有关妻子的媒体报道版面；就连抽屉里都整齐地摆放着打印出来的所有电子邮件。
“她的死给我们带来巨大影响，每一天都很艰难。”作为军人，爱德华说他理解妻子在战场上的牺牲，也为她感到光荣，但他却无法释怀自己对妻子的爱。也许，他一生也不会走出来了。
据美国国防部统计，自2001年以来，共有144名女兵在伊、阿两场战争中阵亡，865人受伤。过去的战争留给美国人的记忆通常是坐着轮椅的男性老兵和手拿国旗的军人寡妇，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公众又熟悉了另一种场景：女兵们流着泪向父母、丈夫和儿女告别开赴前线，又带着终身残疾回到美国，还有的女兵是被棺木运回祖国的。
四、她们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美国女性奋战在反恐战争前线的同时，美国国内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参与作战行动的争论也始终没有中断过。
反对者认为，尽管国家在是否派遣男人参战的问题上没有选择，但在对待妇女参战的问题上国家却有选择权，文明国家没有权利让女性的生命面临危险。此外，女性的自然特征使其不能够承受近战中所特有的高强度体力和心理负荷，参加战斗的妇女面临着不公平和更大的风险，只有极少数妇女有能力应对这种身体负担。
一些国会议员因此建议，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女军人出现在前沿地带，哪怕是以医生、专业后勤保障人员或是货车司机的身份出现。这一建议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法律生效，那么仅在美国陆军中，目前由女性从事的22000个岗位就会出现空缺。考虑到美军在人员补充上面临的问题，女军人大规模离职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美军的战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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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志愿兵役制下，美军越来越难以征召男性入伍从军，而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更愿意选择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军队，通过服兵役养家糊口。例如，伊拉克战争最著名的女兵——被俘之后被解救出来的杰西卡·林奇，就是因为中学毕业后无法在当地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她的家乡失业率高达15%）才选择了穿上军装。与林奇一起遭到伏击后来死亡的单身母亲洛丽·普里斯特瓦，从军主要是为了有一份可靠的收入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被俘的另一名女兵肖娜·约翰逊也是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单身母亲。
从另外一方面看，由于宗教、风俗、文化的差异，女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很多职能也是男兵不能替代的。根据当地行为准则，男兵不能对女性搜身，甚至不能与她们有太多的交谈。这样一来，在各种检查站、街头巡逻以及入户查询中，女兵不可或缺。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就有专门的“雌狮计划”，即在检查站用女兵搜查伊拉克妇女。2010年，海军陆战队又在阿富汗推出了“妇女群众工作队”，由四五名女海军陆战队群众工作队员组成小组，陪同男海军陆战队员在赫尔曼德省巡逻。女工作队员到阿富汗妇女的家中访问，看看她们需要美国人提供什么援助，顺便搜集点儿情报。一名陆战队的军官说，如果你只跟一半的人口说话，你不能争取到阿富汗人民的信任。
最大程度地使女兵免于危险的企图也遭到女兵们的反对，她们对这份“善意”并不领情。很多女军人都表示，在部队服役是在生活和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形式，军事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品质（精神力量、勇气和决心）与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她们不希望因为性别的原因而得到特殊照顾。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开始讲述女兵们的故事，公众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尽管女兵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但美国国内并没有爆发抗议活动。所有人们过去预期将发生的恐怖状况，比如一旦女兵受伤，男兵将军心涣散，或者一旦女性阵亡，美国民众将无法忍受等等，其实都未发生。美国公众意识到并逐渐接受，女军人在伊拉克战争中起着与男军人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她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女性在战争中伤亡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在美国民众的头脑中，“女兵只能从事后勤工作”的传统观念慢慢发生了转变。盖洛普机构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4位美国人当中，16%的人表示妇女应该永远不要分配给战斗任务，但高达45%的人却表示，只要妇女愿意，她们就可以执行这种任务。
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女儿的家庭仍然支持女兵上前线。洛丽·普里斯特瓦的母亲就拒绝在抗议让妇女执行战斗任务的请愿书上签字。她说：“我们不应该对妇女进行限制。她们有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洛丽本人选择的。作为她的家人，支持她是我们的责任。”排爆专家金伯丽的父母表示，虽然自己的女儿牺牲了，但他们支持妇女执行危险任务的立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并不希望女儿从事护士、文职人员，厨师或后勤兵等传统女兵的工作，因为处理爆炸装置是金伯丽热爱的工作，她为从事这样一份工作而自豪，她并不想整天坐在桌子后面从事文字工作。
五、无法言表的痛苦
如果说美国女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表现让她们赢得了外界的赞许、喝彩和尊重的话，那么这些并不能保证她们始终生活在鲜花和掌声里。除了战场上直接的流血、牺牲，女兵们还要承受更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首要的一条就是性侵犯。不夸张地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战场上女兵遭受“战友”强暴和骚扰的人数远远超出伤亡女兵的数量。
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先后有22万名女军人在中东服役，这个数字比海湾战争多5倍，比越南战争多26倍。尽管从绝对数字上看已经相当可观，但她们仍然是少数，是男兵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美军没有单独的女性部队，男兵与女兵混编在一起，如果某一支部队女兵数量多一些那还好办，如果女兵数量很少，甚至整个军营只有一名女兵，那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男兵们常常在营房墙上张贴穿着暴露的女人照片，谈论黄色笑话，在女兵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偷窥，甚至有男兵按捺不住，摸进女兵的房间。
尚泰勒·亨内贝瑞，2005到2006年间在伊拉克服役。她回忆说：“我们排里有五六十人，我是唯一的女兵，也是最年轻的——17岁。那些士兵总是忘记了我的存在，经常说些对女性不敬的吓人话。其中一个被我当作朋友的男兵曾试图强暴我，还有两名军士一直勾引我。”“比起每天不断的炮弹，我更害怕那些每天和我一起吃饭的男战友。”
正因为如此，当局警告在伊拉克的女兵不要单独上厕所，外出要结伴而行——以免遭到男兵的性侵犯。据发生了虐囚丑闻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前长官卡尔平斯基揭露，有三名女兵在伊拉克因脱水而死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不是因为三位女兵无水可喝，而是她们不愿意喝水，她们担心因为喝水而要去厕所的时候被男兵强奸。夏天在摄氏52度的沙漠里不喝水，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施暴者也包括伊拉克男性。2003年在伊拉克南部小镇希拉的一处商店内，47岁的美国海军女医官普拉伯特遭到多名伊拉克男性轮奸。她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与其他队友分开、落单后，被几名伊拉克色狼强拉到商店后面奸淫的。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还发生了一起女兵为逃避性侵犯出走而被起诉判刑的事件。事件的女主角是苏珊娜·斯威夫特，第42宪兵旅第54宪兵连士兵，2006年1月9日上午，斯威夫特未经请假外出。而两天后，她需要随部队返回伊拉克战场。
当时，斯威夫特已结束先前在伊拉克12个月的服役期，回国不满一年。随着第二次赴伊拉克行期临近，她开始焦躁不安，严重酗酒。1月8日晚上，她突然之间想到要逃跑，她告诉自己的母亲：“我不能走，我不能回伊拉克。”
东躲西藏了5个月之后，警察敲开斯威夫特家大门，把她带走。在当地监狱关押两夜后，她被转移至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军事基地。
身为军人，斯威夫特应该知道临阵逃脱的后果。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以身试法呢？斯威夫特说，她之所以选择逃跑，是因为在科威特、伊拉克和刘易斯堡军事基地服役期间，她曾多次遭3名长官的性侵犯。她说，无论是战争还是性侵犯，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压力，她承受的是二者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在抵达伊拉克之后，她经常一天执勤16个小时，曾亲眼目睹战友被自己人误伤致死，还有一位好友在汽车炸弹袭击中受伤。前两个月，她所在的军营几乎每晚都遭到迫击炮弹袭击。
另一方面，更让斯威夫特不堪忍受的是她的顶头上司。刚到伊拉克的第一天，他就对她提出性要求。她被迫与他维持了4个月的性关系。只要他在夜晚敲她的房门，提出要求，她就得满足。当她不再听任摆布时，他便展开报复，命令她在夜里独自开车穿过营区，并当众进行羞辱。
军方提出与斯威夫特达成一项交易：只要她签署一份她从未遭到过强奸的声明，就可以获得减刑。但是斯威夫特拒绝了。军方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斯威夫特指控上级对她实施性侵犯证据不足。斯威夫特被带上军事法庭，剥夺了军衔，在莫哈韦沙漠服刑。她必须在军中多待两年，随时可能被召回送到战场。
海外女兵遭到性侵犯的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广泛关注。2010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教授海伦·贝内迪克特出版的《孤独战士：驻伊拉克女兵不为人知的战争》。书中写道，在接受采访的40名女性当中，有28人遭受过男性战友的强奸、性侵犯或性骚扰。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几项调查数据也显示，30%的驻伊女兵被她们的男性战友强奸，71%遭受过性侵犯，90%遭遇性骚扰。
除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性侵犯，战争中的美国女军人还要做出其他额外的牺牲：高离婚率。虽然男兵与女兵一样要到海外执行任务，但是，在一般人的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似乎是天经地义，妻子可以待在家里带孩子、操持家务，等待丈夫归来，或者与丈夫一起驻扎在海外基地，但能做到这些的丈夫似乎并不多。那些嫁给平民的女军人仍被社会和丈夫期待承担家庭责任。而如果夫妻俩都是军人，固然彼此更容易理解对方，但是这又对两个军人的职业生涯平衡构成了挑战，因工作需要而导致的分居常常难以避免。女军人长期处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高离婚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组数据。根据五角大楼2010年的统计，女军人总的离婚率相当于男军人的两倍多（7.8%：3%），而征募的女军人（非职业军官）离婚率更是高达男军人的三倍（9%：3%）。另一方面，女军人离婚率高于平民，而男军人的离婚率却低于平民。
前陆军中士、38岁的麦克劳2004年从伊拉克回到德国基地时，同军人丈夫离婚，两个女儿也不见了。在巨大的压力和苦闷下，她开始酗酒。她说，“我家里面安静得要把我逼疯了，就我一个人。那对我有可怕的影响。……我只是试图没有任何感觉，什么都不想。我当时喝酒，日子很难。”
珍妮弗·索贝中士，因为海外战争而两次婚姻失败。索贝和第一任丈夫两人都是军人，他们忍受了长期分居。她丈夫被派遣前往阿富汗时，她的第一次婚姻崩溃。索贝又同另一位曾经到海外参战的退役军人结婚，但他们由于两人都有创伤后紧张紊乱症而再次分手。
也有幸运者，通过努力保住了婚姻。阿富汗战争退役军人、24岁的前陆军中士吉布森和军人丈夫分居4年，曾经花费数千美元打长途电话，夫妻关系多次到了难点。她说，看到别人的婚姻破裂，对自己的婚姻也很难感到安全，即使是个欺骗的谣言也能影响你。吉布森怀孕之后离开部队，她的婚姻维持下来了。
对于那些前线的女兵来说，离婚不仅带来情感的失落和经济上的损失，她们甚至因此而走上无家可归之路。47岁的奇索姆上士2010年被派遣到伊拉克，当时她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对儿子的监护权，失去她和丈夫共有的房子。
离婚也对军人的孩子产生了不良影响。军队中有更多单亲妈妈，她们的孩子很可能得不到妥善的照顾。
此外，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女军人还面临着高失业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2011年12月，在两场战争中服役过的女性退伍军人中有近22%处于失业状态，估计人数在5000人。从军人到平民的角色转换，对于女军人来说似乎更困难一些。
与死亡搏斗、目睹惨状也让数以千计的美国女兵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回归正常生活变得遥不可及。随军护士凯瑟琳上尉曾在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作战支持医院服役。她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每天值班时间长达15个小时，患者以烧伤居多。凯瑟琳说，“我知道会死人，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要照顾那么多平民，而且很多都是孩子。”当无力照顾到每个人的时候，凯瑟琳的精神开始承受压力。她患上了“惊恐发作”，感到呼吸困难，有自杀企图。回国后，凯瑟琳发现，她与5个女儿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她不想见到她们，怕她们抱她、碰她，她觉得与其中一个女儿重新建立感情尤为困难，因为她黑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眸“看上去像伊拉克人”。一次，11岁的女儿追着年纪最小的妹妹四处跑，后者边跑边顽皮地喊叫。此情此景马上将凯瑟琳脑海中的镜头切换到伊拉克：“它刺激到我，让我回忆。我的大脑会回放很多镜头。”为了解决女兵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问题，美国国防部还专门推出了“女性创伤平复项目”。
【|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异常的精神反应。导致产生PTSD的事件是发生在一个人经历或目睹威胁生命的事件，包括战争、地震、严重灾害、严重事故、被强暴、受酷刑、被抢劫等。许多创伤后的生还者恢复正常生活所需时间不长，但一些人却会因应激反应而无法恢复为平常的自己，甚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糟糕，这些个体可能会发展成PTSD。PTSD患者通常会经历诸如常发噩梦和头脑中不时记忆闪回，并有睡眠困难，感觉与人分离和疏远。】
但是，有付出就有收获，每一项进步都是建立在千百人的牺牲基础上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女兵经历了她们从军以来从未有过的磨难与牺牲，她们也因此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一方面，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公开质疑女兵能力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美军正在成为一支离不开女性的军队，向女兵进一步开放工作岗位乃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宝贵的战争经验也消除了长期以来制约女性向更高职务晋升的障碍，女性高级军官和领导男性部队的女指挥官越来越多，女军人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有两位女性还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突出表现而获得了将军军衔。
美国女军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经历和表现给全世界的女军人乃至女性树立了榜样。在争取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需要的是停止抱怨，忘记性别，在心态和行动两个方面真正将自己与男性放在一个平台上。只有我们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我们才有资格与他们谈平等，平等也才有可能光临到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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