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爱金生说的，中国处于极度艰辛的环境下，戏剧工作者尚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奋斗。这中间所指的“艰辛”二字就是包含有说不尽的心酸，道不尽的苦楚在里面。他们不但要保卫中国的文化，还要拥护并保卫文化的民主自由，这是加在他们身上多么沉重的一个负担！在盟国朋友的赞扬之下，他们心里实在是饱含了无限“艰辛”的滋味的。
从当年历尽千辛，排除各种阻挠，千方百计都要参加剧展，并且在剧展已经开幕七天了，才最后一个赶来桂林报到参加展演的团队来看，可见那种“艰辛”的滋味是多么让人感慨啊！
那么，最后报到的这支团队是哪一个剧团呢？他们又是如何冲破重重阻力，如何历尽千辛来到桂林的呢？为什么这个团队这么有毅力、有信心呢？这个团队说起来，可不是一般的团队，它就是从未脱离过中共党组织领导，而且团体的负责人就是最早提议举办戏剧展演大聚会的倡导者之一、中共地下党员吕复任队长的抗敌演剧宣传第九队（简称“剧宣九队”）。
抗敌演剧宣传第九队原本隶属于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等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原名叫“抗敌演剧第二队”。1938年8月在武汉组建后，该队原来主要负责在赣北、湘北等前线一带宣传演出。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进步文化发展，打压进步文化团体，为保存实力，继续服务抗战宣传，根据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指示，该队易名为“抗敌演剧宣传第九队”，隶属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更名后还负责在湘北、赣北前线及长沙、湘潭、衡阳、吉安、南昌等地宣传演出。
在武汉大撤退后，由于各个演剧队、宣传队都被分散在各战区工作，吕复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为尽快使他的团队找到党组织，就近接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他在1939年至1944年间，为请示工作就曾先后多次来过桂林或路经桂林。
为尽快寻找到党组织，1939年8月是吕复第一次来桂林。遵照撤退时上级党组织指示，为尽快与所在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随时使自己的队伍接受党的领导和指示，他趁全队来到衡阳演出后并作短暂休整的机会，先是前往抗敌宣传一队所在地曲江联系，然后得知长沙、衡阳的八路军通讯处都不存在了，在华南和西南一带只有桂林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又马上前往桂林，在位于桂西路与太平路交叉口的《救亡日报》社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报社负责人夏衍，再由夏衍引见并领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处长李克农。当李克农听取吕复队长的汇报后，他在肯定抗敌演剧二队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同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具体向吕复传达了中共南方局的有关指示。其内容要求就是：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存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士，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各地情况不同，各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不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与张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全自己。李克农还要求吕复要广交朋友，在戏剧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既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防止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遭到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这是因为1939年国民党当局要求所有文化团体都必须全部加入国民党），能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必须注意三点：一、必须向全体队员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的人，应该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主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李克农的这番谈话，实际是代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给抗敌演剧二队指明了工作方向。在得到党的指示后，吕复于9月初返回衡阳，随后率队全线开赴长沙，并将李克农的指示向当时也在长沙的抗敌演剧宣传第八队队长刘斐章做了同样的传达。
1940年4月，在长沙搞创作的田汉准备在桂林筹办戏剧刊物——《戏剧春秋》，田汉希望在西南地区的各演剧队为此事公演筹款时，吕复代表二队即刻答应并准备为此排演了夏衍的《一年间》。5月初，当队友杜宣从桂林来长沙，正式为田汉筹备《戏剧春秋》事宜，需要二队给予支持时，吕复二话没说答应支持。同时杜宣还与他商量，考虑将在桂林组建一个职业剧团，也就是1941年10月5日成立的新中国剧社。同时欧阳予倩也正在桂林创建广西省立艺术馆，一样希望给予人力支持，吕复又当即召开队务会商量，决定同意本队成员许之乔、许秉铎、严恭、石联星、徐光珍离队随杜宣到桂林参加新的工作。这批新生力量到桂后，除许之乔负责编辑《戏剧春秋》，其余的参加了广西省立艺术馆工作。1941年10月新中国剧社成立时，这批人员又随党组织安排，成为新中国剧社的主要成员，也是后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阶段的骨干力量之一。
1941年11月抗敌演剧二队在衡阳慰问负伤官兵演出《胜利进行曲》，并为当地军民举行公演后，决定全队放假两周休整……随后再分批返回长沙帮助铁血剧团排练《最后一颗手榴弹》。在此期间，吕复又秘密地南下去了柳州，以探望剧宣四队和剧宣五队的老战友名义，路经桂林到柳州会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左洪涛（因为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了，西南和华南一带的演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已交给了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担任张发奎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洪涛负责）。吕复到达柳州后经演剧四队队长舒模引见，与左洪涛接上了组织关系。左洪涛向他传达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关于下一步在国统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与暴露”的方针。吕复也向左洪涛汇报了该队8个月来在湘北、赣北前线巡回演出情况和该队今后工作打算。11月15日吕复经桂林赶回长沙，并向在长沙的部分地下党员进行了传达。
1942年11月下旬，由于新中国剧社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举行巡回公演，吕复通过队务会决定支援并配合新中国剧社进行旅行公演。他们先后在衡阳、长沙、湘潭联合演出了《蜕变》、《胜利进行曲》、《重庆24小时》、《钦差大臣》、《日出》、《风波亭》、《求婚》、《大雷雨》、《越打越肥》、《突击》、《青春第一部》、《远方来的客人》等十几个剧目和歌咏。在长沙期间，由于吕复和新中国剧社的领导人瞿白音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时期的老搭档，两人经常一起聊天，无话不谈。当他们谈起抗战以来，感觉戏剧运动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一向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戏剧队伍，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有些已经渐渐变得无声无息了，一些队员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也感到很苦闷、很彷徨。他们想如果能把散处在西南各地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观摩，互相交流经验教训，探讨戏剧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那是一件好事。两人通过交流，经瞿白音倡议，最好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瞿白音回到桂林后，马上求得欧阳予倩和田汉的支持，最后将这个美好的愿望于1944年2月15日以“西南剧展”在桂林开幕为标志，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为实现戏剧展览的愿望，吕复于1943年11月下旬，又一次经桂林前往柳州向左洪涛请示，关于演剧九队能否参加“西南剧展”的问题，经党组织同意后，该队力争必须参加。于是，吕复随即转回桂林参加了西南剧展的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从此开始，吕复带领着他的演剧九队积极从事着与戏剧展览相关的各种准备活动。
剧宣九队在获准党组织代表左洪涛同意参加“西南剧展”后，吕复便着手带领全队筹备本队参展的内容。他首先于1944年1月5日召集队务会召开了参加“西南剧展”的筹备会议，决定先行整理本队史资料和制作舞台模型方案。为配合资料整理工作，决定重新划分生活小组、资料小组、戏剧展览小组，并确定具体工作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1月26日九队各小组加紧进行资料整理，放大照片，拍摄生活照，绘制图表，制作模型。同时准备拿出三个剧目参加剧展。在排练《杏花春雨江南》的同时，还对《胜利进行曲》、《愁城记》进行改动加工。1月30日，吕复考虑到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复杂，组织队务会开会研究当前不利形势会产生的影响，因为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不同意九队去桂林参加展览。他对吕复说：“你们的戏我看了，很有水平。像你们戏中演老头的演员（指扮演梅岭春的刁光覃）在重庆也是难找的。如果你们去桂林演出，人家就会挖你们的角色。”吕复当即向他保证一定将原班人马一个不少带回来，但这位主任还是不同意。吕复分析认为只有经过多方面努力，才有可能前往桂林的机会。于是，他决定首先在长沙举行队史展览，造成准备去桂林参加展览的声势。其队史资料内容包括：一、在文字图表方面，有队史沿革、建队以来的工作路线、人员异动表、上演剧目与歌曲统计表、舞台设计图、建队以来的大事记；二、在照片方面，有战地演出和城市演出的剧照，练歌、学习、开小会、全体会、行军、战场参观的生活照；三、在模型方面，有战地各种舞台、前线舞台装置、城市舞台装置，以及汽灯控制照明等发明创造的模型。这些资料展现的是演剧九队7年来走过的道路，反映出这支戏剧队伍在抗日宣传工作中的成就。
2月4日，九队还邀请战区政治部第三科科长参观队史资料预展，争取他对九队参加西南剧展的赞同。5日至6日，吕复又借长沙“忠爱社”举行九队参加西南剧展的队史资料预展，并举行茶话会招待长沙文化界。次日举行公开展览，长沙各报均有消息报导此事，但战区政治部仍不同意九队前往桂林。7日，九队演出部召开工作人员会议，布置整理公物，做好随时去桂林的准备，同时队务会决定再次向战区政治部呈写报告。12日，西南剧展开幕在即，但战区政治部还是没有批准去桂林的报告。吕复决定由副队长赵明和队员顾鍪携带全部队史资料先去桂林。这时队友石炎刚从桂林来到长沙，受西南剧展筹备负责人之一的瞿白音委托，带来消息称：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拒绝担任“西南剧展”大会名誉会长。这时吕复他们才意识到，战区政治部之所以不同意，原来是第九战区对“西南剧展”态度冷淡，这下可把吕复急坏了。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南岳衡山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政治部主任一定随薛岳去了南岳，于是吕复在石炎的陪同下决定到南岳做最后的争取工作。为此，吕复曾三上衡山找薛岳交涉。薛岳参加会议住在山上，山上戒备森严，没有通行证是绝对不能上去的，这时吕复通过各种关系，居然搞来了张灵甫的一辆专车，他与石炎坐着专车，拿着通行证直奔南岳。对吕复的到来，薛岳先是感到惊讶，然后又是避而不见，吕复与石炎在南岳前后待了五天，三次上山，最后吕复历尽艰辛想办法，请出与九队保持有较好关系的高级将领罗卓英出面，请他在九战区军事首脑和政治部主任面前说情，并再向其他熟悉演剧九队的将领说明参加“西南剧展”的种种好处，也请他们一同帮助九队说话，最终由罗卓英和杨森答应出面，并表示支持此事，在得到九战区政治部主任接见和同意后，于17日，吕复才得以率剧宣九队全队火速离开长沙向桂林进发，结果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冲破层层阻力后，最后经过四天四夜的紧赶慢赶，也才于21日抵达桂林，最终如愿参加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和演出大会。
等他们到达桂林时，“西南剧展”已于2月15日开幕了，九队已经迟到了七天。对于九队历尽艰辛的到来，剧展组委会表示了热烈欢迎，大会接待组派石炎负责接待他们，还给他们派了随队摄影记者。当时桂林的报纸报道称：剧宣九队一行35人，由队长吕复率领从长沙抵桂。该队将在剧展演出《胜利进行曲》、《愁城记》等，并带来文献图片16部，舞台模型2座，剧作手稿、导演计划及出版物20余册参加资料展览。以上资料在长沙预展曾获高度评价。下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还专门召见全体队员，对九队迟到表示关心，晚上，全队人员到广西艺术馆新建剧场观摩平剧《太平天国》。入场时，许多兄弟团队的同志热烈鼓掌，对九队能排除困难前来参加剧展表示真挚的欢迎。
3月1日至11日，吕复率全队出席了“西南剧展”的戏剧工作者大会，在7日的大会上，他代表九队做了六年来工作报告。17日，参加剧展的资料展览开幕式，22日，主持在桂参展单位在艺术馆举行中华全国剧协西南支会筹备会，商讨组织和如何开展工作。会议选举欧阳予倩为筹备会主任，瞿白音、吕复、王小涵三人负责起草章程。24日，应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邀请，吕复带本队去该厂演出《胜利进行曲》。29—30日，在广西艺术馆剧场连演两场《愁城记》。4月上旬，鉴于剧展活动日程安排到5月中旬，为实现向九战区许下利用参加剧展机会向四战区进行宣访演出的诺言，吕复向剧展秘书处备案后，率队离开桂林去柳州，并在柳州各地演出了《杏花春雨江南》、《寄生草》、《音乐舞蹈会》、《海国英雄》、《北京人》等。5月上旬由柳州返回桂林，随后带队在桂林近郊进行演出活动，参加了各队篮球赛，并获冠军。17—18日在公共体育场连续两天免费公演话剧《胜利进行曲》。19日，参加剧展闭幕式。20日与剧宣四队、七队、新中国剧社联合举行会餐。25日罗卓英在广东会馆邀请田汉、欧阳予倩等设宴招待全体九队成员，并即席赋诗题赠九队。27日，吕复率全队离桂返湘，抵达衡阳。
吕复带队刚到衡阳，就传来日寇第四次进攻长沙的消息，他们只能暂时逗留衡阳。后因日寇要打通粤汉交通线，吕复率队南下东安，并于6月上旬在东安举行劳军公演和音乐会。8月8日，衡阳失守，吕复得知九战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已转移耒阳，经与党支部研究，拟不随往，争取该队去柳州，寄居第四战区。随即吕复在征得队务会同意后，立即前往柳州向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左洪涛汇报，并取得同意。一方面由左洪涛向四战区长官张发奎疏通，另一方面由吕复与四战区政治部联系，说明战局影响，回不了九战区，希望暂时由四战区解决给养。同时电请军委会政治部批准。由于九队4月间来柳州进行了宣访演出，此事很快得到解决。
6月底，吕复率队移住柳州，并全体参加了柳州各界献金运动。同时由于桂林吃紧，新中国剧社也随“十万人大流亡”撤退到柳州，与演剧九队、演剧四队相继汇合。随后三个剧团联合集体创作并演出了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和《怒吼吧！大后方》慰问盟友。7月24日，九队接军委会政治部通知，同意该队调配第四战区政治部工作。8月中旬，赴四战区干训团举行音乐会，并演出童话剧《幸运鱼》。8月底，到一八八师演出《胜利进行曲》，与该师政工团举行联欢。9月6日，为慰问抗日前线官兵，吕复又冒险带队到桂林前线城防司令部永福总部慰问演出，不仅访问伤兵医院，而且去各病室唱歌慰问，代伤兵写信。9月17日至11月25日，桂林被围，柳州告急，大批难民涌向黔桂铁路，往大后方转移，九队在吕复的带领下也随撤退的人流，一路宣传，一边撤退，于11月底，撤到贵州、四川等地，继续从事着抗战救国宣传。
抗战七年间，吕复率领他的剧宣九队行程15800余里，共演出剧目800余场，编导了话剧《胜利进行曲》等很多优秀剧目，为抗日宣传始终战斗在最前线。这支不屈不挠的戏剧团队，是何等的令人敬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