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国统区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当时可谓是轰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事。

    当时戏剧展览会能够会聚西南八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一起，历时3个多月，规模盛大，又举行了轰动一时的“戏剧大展演”、“戏剧资料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三大活动，在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经费又十分拮据的条件下，的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展览会于2月15日在新落成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开幕，出席当日典礼的有参加剧展的粤、桂、湘、滇、黔、鄂、赣、闽等八省戏剧团队人员，各界代表，社会名流，国民党党政要员，外宾及中外记者等千余人。2月16日，戏剧演出展览正式开始。演出节目有话剧23个，平剧29个，桂剧8个，歌剧1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多种剧目，总计演出175场，观众达10万人之多。3月1日，剧工大会也在艺术馆开幕，17日闭幕。出席大会的有西南8省的32个团队成员和特约戏剧专家等1000多人。大会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做戏剧运动总报告和各地工作报告；二是专题报告和具体讨论；三是讨论和通过提案。随后的3月17日戏剧资料展览开始，展出资料有：剧运文献、戏剧团队史、戏剧珍本、戏剧论著、作家手稿、创作经验、导演手记、舞台模型、服装道具、戏剧脸谱、世界名作家像、剧中人的雕塑像，以及各种统计图表、剧照、图片、生活素描、宣传品等，共1000多件。展品中还有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用飞机运来的戏剧照片，有英国神父赖贻恩送展的莎士比亚时代与近代英国舞台模型。展览会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区域和国界的阻隔。

    抗战时期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因为活动内容丰富，展览品种琳琅满目，戏剧节目精彩，影响深入人心。当时桂林、西南、东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和评论，对大会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祝贺。就连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评论称：“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的……这次聚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过去，策励未来，它的贡献尤其重大。”应该说它是一次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大检阅，又是国统区进步戏剧运动的一次大总结，是标志中国抗战戏剧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广西省立艺术馆也因此名声大噪，被誉为是当时大后方“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物”。

    说起这次活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次戏剧活动的具体筹备和举办虽然是以田汉和欧阳予倩为领导人，以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新中国剧社两个单位为主要筹备单位，并借助了所有在桂进步文化力量的作用。但是最早倡议举办“西南剧展”的并不是田汉和欧阳予倩两人。他是谁呢？

    那是1941年以后的事了，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严重变换。这时的日军集中力量正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断发动反共摩擦事件，政治上日益走向反动。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进入了艰苦的发展时期。由于国民党投降、反共逆流的日趋猖獗，对进步抗战文化运动百般阻挠和实施限制政策。一个时期内，许多抗战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对进步文化的钳制也愈加厉害。椐1944年12月1日《华西晚报》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国民党公布的扼制进步文化运动的出版法竟多达24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检查局从成立到1944年4月，发布限制言论和出版的电文就有200多个，“仅1941年和1942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达1400余种”。其中“郭沫若、阳翰笙、夏衍、于伶、陈白尘、田汉、石凌鹤等人写的160多个剧本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禁止上演和出版。桂林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救亡日报》等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就曾联合35家同业分别致电第三次全国国民参议会和蒋介石，坚决反对当时图书审查制度，明确要求当局“迅速明令撤销原稿审查办法，以利抗战宣传”。这一时期以来，进步文化运动几乎走向沉寂和衰落。

    这个时候，在桂林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决执行周恩来同志关于“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的指示，皖南事变不久，就以民间形式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新中国剧社，为打破南方国统区相对沉默的戏剧活动局面，1942年和1943年间，新中国剧社在负责人瞿白音的亲自带领下，先后到湖南的衡阳、长沙一带进行旅行巡回公演。1942年11月下旬，新中国剧社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举行巡回公演时，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吕复通过队务会决定支援并配合新中国剧社进行旅行公演。他们先后在衡阳、长沙、湘潭等地联合演出了《蜕变》、《胜利进行曲》、《重庆24小时》、《钦差大臣》、《日出》、《风波亭》、《求婚》、《大雷雨》、《越打越肥》、《突击》、《青春第一部》、《远方来的客人》等十几个剧目和歌咏。

    “西南剧展”期间演出《草木皆兵》散场后的情景。

    1943年元旦，当新中国剧社与抗敌演剧九队在长沙会师，由于吕复和瞿白音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时期的老搭档，在长沙期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无话不谈。当他们谈起抗战以来，感觉戏剧运动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戏剧团队渐渐变得无声无息，一向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戏剧队伍，有的被迫更名，有的已经遭到解散，许多戏剧人感到苦闷和彷徨。如果这个时候能把散处在西南各地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观摩，互相交流经验教训，探讨戏剧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那一定是件很好的事。两人交谈后，随即经瞿白音倡议，最好能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活动。不久，瞿白音回到桂林后，马上将这个想法汇报给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戏剧前辈。正巧欧阳予倩所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即将落成，也正好有这方面的想法：一是西南一带有了能供演出话剧的理想场所，可以通过各地团队互相观摩演出，加强戏剧界的团结和联系，共同商谈戏剧发展的有关问题；二是借此机会向广西当局申请经费，同时也可适时机地打破因政治因素影响，戏剧活动处于沉寂的局面。随后经过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以及演剧九队、剧宣四队等单位的同志们商量，一个倡议在桂林举办戏剧展览会的决定就这样定下来了。

    此倡议很快得到广西周边各省戏剧团队的热烈响应，并决定展览会具体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新中国剧社两家单位筹备。在欧阳予倩和田汉的主持下，设立以瞿白音为主任的秘书处，从1943年11月开始筹备工作，经过前后3个月的准备，最后将这个美好的愿望于1944年2月15日变成了中国戏剧史上从未有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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