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为反控的需要，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曾指示夏衍以“《救亡日报》郭沫若、夏衍”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个贺电。
到了这年10月，散处在西南各省的抗敌演剧队有被迫解散的可能，有的要集体加入国民党。夏衍和抗敌演剧二队的队长吕复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讨对策。李克农告诉夏衍和吕复：第二次反共高潮有可能就要到来了，必须“放弃和平观念”，做好应变的准备。1939年6月发生的“平江惨案”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抗日军民的罪行之一。
早在皖南事变之前，也就是1940年秋冬，李克农就已经隐约察觉到广西当局的微妙举动，对国统区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转移、隐蔽工作。他叫夏衍和廖沫沙每隔几日就到办事处来谈一谈工作，以便传达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和相关指示。廖沫沙在《救亡日报》主持第一版和第四版的国内外新闻，来自新华社的新闻稿，都是由办事处送到太平路，《救亡日报》用本报讯或其他通讯社名义发表的。因为《救亡日报》不同于《新华日报》桂林版，《新华日报》是公开的南方局机关党报，共产党办的报纸，《新华日报》所用的新闻稿件，《救亡日报》一般不能全部照用，须动手术，作一番改头换面才能发表。
《救亡日报》有两个党小组，城里一个组，乡下印刷厂一个组。报社工作人员，多数是在广州时的报社工作过的，一部分是办事处从其他地方调派来的。办事处是南方局的派出机构，也是新四军驻桂办事处，又是新四军前线与后方党的领导机构的联系点。“国际新闻社”是胡愈之、范长江负责，以无党派救亡协会名义创办的，是进步新闻界的指挥中心。1941年1月8日，也就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救亡日报》的副总编廖沫沙从国民党中央社发稿中看到“新四军叛变，在某地全部被歼”的标题，就把稿子附上条子“这稿子我主张不用”，叫通讯员送给在城里尚未离开桂林的夏衍决策。
其实，在廖沫沙从国民党中央社所发稿件中看到“新四军叛变，在某地全部被歼”的标题之前，在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就已经给他的老乡夏衍来了电话，依旧用非常委婉的口气说：“本来想到贵社来面谈，怕别人碰到不便，所以请你原谅，今天的中央社通讯稿，务请全文照登。”
这位新闻检查官用一种似乎很为难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一律照办，我知道你们为难，但兄弟实在没有办法。”
夏衍考虑到这则通讯非同一般，所涉及的内容是新四军“叛变”的大事，他立即给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打电话，报告说：“方才我的同乡周老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这份通讯稿可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子，其他报纸都登了，《救亡日报》不登，这就暴露了报社的立场。李克农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好嘛！”然后补充说：“但得十分细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李克农在回答夏衍“可以不采用”的同时，也指示夏衍、范长江等可能暴露了的地下党员随时准备离开桂林，以免遭到不测。接着李克农还指示报社草拟了一个被迫停刊告国人书，在无法坚持下去的情况下，择时停刊。
夏衍指的所谓“礼物”，就是国民党中央社通发的关于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评论以及“皖南事变”经过的文稿。夏衍和报社的同志经过仔细研究，巧妙地做到李克农指示的“不伤情面”的方法，把中央社发来的电讯文稿全文付排，还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位置，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送审”。得到新闻检查所在清样上盖的“审讫”红色图章之后，在夜里排版报纸小样时，再将这篇电文稿件小样抽出，只在报纸上留下两个白空的框，以示“抗议”。结果让第二天出版的报纸第一版重要时政栏目开了两个大大的“天窗”。事情做得很周密，连社内许多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果然，第二天清晨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里都看不到《救亡日报》了。原来国民党特务发现第二天出版的《救亡日报》拒登了中央社电讯稿后，马上下令搜查和扣押了当天的全部《救亡日报》，就连已经取走的报纸也要追回来，而且“新检所”还用书面文件的形式，正式给了《救亡日报》一个严重的警告。
就在报纸被查扣的这天，《救亡日报》社所在的太平路12号附近，到处是鬼鬼祟祟的阴影在周围徘徊。
当天傍晚，《救亡日报》社城内编辑部的年轻人正在院子里打乒乓球。突然，一个穿着厚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几乎遮住半边脸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年轻人认不清是谁。连夏衍也一时认不出来人。
“好悠闲啊，打球的打球，看球的看球。”
夏衍这时一听声音，才知道是李克农来了。
夏衍陪李克农进了屋内的里间。李克农告诉夏衍，刚才南方局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局就要在桂林下手了，南方局指示要夏衍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另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被李克农的话怔住了。《救亡日报》在桂林才办了两年，有了发行所、印刷厂，连编辑部在内，已是有五十多人的“小据点”了。夏衍想，如果自己走了其他人怎么办？报纸还能否办下去。这都是一些要解决的难题啊！
李克农详细地把中共南方局来电的内容告诉夏衍后，接着布置如何应变的措施，李克农说：这要分几步走，夏衍第一步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救亡日报》。
李克农还告诉夏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看来也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做好妥善的安排和撤退的准备。
李克农已经向南方局请示了，并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的，都仍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化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如遭查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第二天，李克农立刻到广西省政府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黄旭初表明，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黄旭初也只是以笑作答，算是默认。
李克农回办事处后，思前想后，认为广西的政治情况有可能越来越复杂。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民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甚至各救亡团体内部，都存在复杂微妙的关系和随时变化的情况。而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党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对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打击反动势力这一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理解还不是很深；有的知识分子党员自命清高，不愿去与那些话不投机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我们一些刊物的言论只懂得直陈自己的主张，而不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争取各种进步力量。
为了避免局势变化后出大问题，李克农百忙中找有关人员分别谈心，给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告诉这些同志：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要深入敌垒去影响对方，要利用对手为我们服务。
对于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李克农幽默地告诉他们：“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些，和菩萨打交道，与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还是怕脏。可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就在《救亡日报》拒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诬蔑新四军的专稿没几天，报纸就被迫停刊了，办事处指定张尔华、林林在城里主持工作，迅速安排疏散报社人员，编辑部的党员都撤到香港，把印刷厂卖掉，一部分人转厂。林林、张尔华、廖沫沙也在停刊后的第六天离开桂林，从桂林步行到南宁，再搭货船到湛江，辗转到香港，到先期奉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撤退到香港的夏衍和范长江正在筹办的《华商报》报社里工作，廖沫沙任副总编辑，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任总编辑。
自此以后，国民党特务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了，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公开的和暗地里的迫害，办事处决定《救亡日报》停刊，其他文化团体、新闻单位，除保留尚未暴露身份的少数同志，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撤退。一些留在桂林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都妥善、周到地安排他们转移，并给予具体的帮助。
夏衍因拒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污蔑新四军为“叛军”的消息，给《救亡日报》开的两个大“天窗”，只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也是一种无奈的举措。但这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报纸在关键时刻，依旧坚持了原则底线，维护了共产党和新四军不屈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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