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下半年，也就是“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共产党考虑到当时国统区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估计国民党反动派又要耍新花招了，中共中央从实际情况考虑，除了政治上要对反动派挑起事端进行反击，中共中央还要求新四军在军事上也要做好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同时又指示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时刻准备蒋介石反动当局的全面反共，在思想上，要重视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突然事件。
因为此前，蒋介石通过安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副主任林蔚这个亲信，就曾逼李济深下令驱逐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刘昌群等人比较倾向于同情共产党，极力劝阻李济深：“应慎重，要给自己留后路。”以前蒋介石在南京曾扣留过李济深，李济深因多次反对蒋介石，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深。因此李济深对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林蔚根本置之不理。林蔚自恃有蒋介石作后台，有恃无恐地撇开李济深，派出大批特务人员监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周围，故意制造政治恐怖，企图迫使办事处撤走。
在桂林漓江东岸六合路的“李公馆”是办事处十分隐蔽的一个秘密活动点，曾宪植、夏之栩、赵瑛（李克农夫人）三人从事党内组织联络工作的，在办事处周边情况开始有变化时按照李克农的安排就已经撤到了这里。曾宪植1909年生于湖南湘乡，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她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重要骨干。李克农为预防突发事件发生，先前将她们派到“李公馆”来，这个点主要是李克农等人与华南数省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联系交谈的地方，办事处人员要写秘密材料时也到这里住。这座房子原名“泗合别墅”，国民党将领蒋蔼城和黄琪翔先后住过，叶剑英来桂林时，也曾被安排住在这里，并叫做“叶公馆”，但叶剑英实际上是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机关里面，这里一直被用作办事处的秘密联络点。这处住宅原来是军委会桂林行营管理的，行营撤销后，改成桂林办公厅，又属于李济深管了，李济深知道这里也一直是八路军办事处在使用，所以取名叫“李公馆”，别人就不知道这处别墅是“李济深”的公馆还是“李克农”的公馆了。自然它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就更高了。
“李公馆”里养有一条军犬，这条军犬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外国训练的铜牌。有了军犬，一般初到这里的人是不敢靠近的。连进入公馆里的自己人，也要先打招呼，否则，军犬不熟悉，照样是进不去的。有时外出躲警报或办事，公馆里没有人，全靠这条军犬守舍。别说是特务爬墙，就是连飞檐走壁的小偷进去，没有一个不被吓得屁滚尿流的。“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特务就发现了这处神秘的联络点，但不知道是哪个派系的，也不敢随便下手，而且有这条军犬守卫，反动特务是又怕又恨，设计丢肉包子，这条军犬不是主人喂食绝不吃生人之食。因此放有毒药的肉包也不灵验。办事处的人诙谐地说：国民党豢养的一群特务，还斗不过我们养的一条军犬呢！
“皖南事变”后，李济深也快顶不住特务们的轮番干扰、破坏以及蒋介石的压力了，只好想办法让办事处和一些进步文化人“礼送出境”。他对桂林的主要报纸比如《广西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等，都在头版头条位置，用特号大字刊登了歪曲“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黑白的内容感到气愤至极。他电话暗示办事处和李克农“反动派要对你们下毒手了”……
李克农登门拜访李济深，向李济深具体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也了解到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国民党中央政权中分到部分权力，得到了部分经费支持，占据了蒋介石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地盘后，蒋桂之间有了让步妥协的倾向了。局外人都认为李宗仁、白崇禧是国民党中央的大红人了。而实则蒋介石企图左右和控制广西的政局，以便日后不断蚕食和兼并广西，所以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各派系的特务机关开始大量渗透到广西各个领域，对广西的控制监视也不断地加强了。这时的李济深心里自然很明白局势的变化，对李克农提出的这些情况也心领神会，他答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忙，协助办事处的人员安排和做撤离准备，以确保办事处的基本安全。
而此时的情况，是谣言四起，说“某某要人变成‘军统’头子”、“黄旭初要封闭八路军办事处”、“黄主席要改组文化供应社、建设研究会，要抓人了，赶走‘左倾’分子”、“与共产党保留一手的李任仁、陈邵先、陈此生，已不得黄旭初的信任了”。
紧接着，军警全副武装搜查学校，逮捕进步师生。《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公开被监视，不许人们进出。特务公然殴打报贩。省党部又设立“图书出版审查委员会”，严格控制进步刊物、书籍的出版发行。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毕业后的学员也处于紧张之中，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到有的单位，单位拒绝使用，不再接收；即使接收了的，也被严密监视，使之无法工作。
蒋介石的特务还不断向主子告状，说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蒋介石要黄旭初写检讨。因黄旭初是广西建设“干校”的校长，被迫到干校训话，批评杨东莼使用了共产党，要把“异党”分子赶出去。黄旭初也做了些样子给蒋介石看，以免对他“不放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便更有力打击反动派，办事处决定将太“红”的机构和人员先撤退。
建设“干校”地下党支部在白面山松林内召开会议，由周钢鸣、张海鳌和司马文森组织讨论办事处的指示，并具体布置撤退工作，决定把留在建设“干校”的同志分批撤退，布置长期埋伏的二线三线人员，能留下者留下坚持斗争。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后来被改名为中央干训团广西分团，实际就是特务养成所，性质完全变了。
该撤的人大多离开了桂林，留下的人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这时李克农将司马文森约到“李公馆”来，对他说：“桂林工作不能没有人做，办事处很快要撤离了，有许多同志不能没人负责联系，你得继续坚持工作，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不暴露。保存革命实力就是胜利，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司马文森问李克农：“上级党组织与我联系的同志走得匆忙，办事处也快离开桂林，今后我找谁？”
李克农告诉司马文森：“会有人来找你的，而且不会很久，你耐心等待。你目前要隐蔽，可以写写小说嘛。”
司马文森离开“李公馆”这个秘密联系点后，遵照李克农的指示，在一种意外激动的心境下，构思长篇小说《雨季》。没几天，文献出版社的孟超找他要办一个文艺杂志。孟超说办个文艺月刊，出版许可证有办法弄到。孟超在桂系军队内的“国防艺术社”有一个中校官朋友，广西省党部也有几个熟人。很快《文艺生活》月刊便出版了。
司马文森在桂林主编的《文艺生活》和出版的《雨季》等部分著作。
司马文森负责联系和领导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事情相当多，从广东不断有同志到桂林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不到组织。他设法安置让这些同志隐蔽下来。这时候八路军办事处正准备撤离，因此，为了来桂林的同志不引起特务的注意，一般情况下，办事处不接待了。李克农安排了司马文森接替办事处做这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中心消灭进步的抗战文化活动，以为把几颗“钉子”拔掉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活动就会瘫痪。
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破产了，反动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又过低估计了革命的力量。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不仅没有停止。相反活动面更广了。尽管广西省党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空前严密，依然有不少杂志图书出版，文化供应社出版了不少深受读者十分喜欢的书。国民党中的民主派有部分是不满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其中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李章达，他们和李济深联系，支持桂林进步文化人的抗日活动。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环境中，司马文森找到一份职业，在一家中学教书。这对他在桂林隐蔽下来有利。他白天教书，夜里编杂志、写《雨季》。留下来继续从事桂林文化界的秘密联络工作，逐步接替了“李公馆”在办事处撤退前的这个赋予神秘色彩的联络站功能。而“李公馆”随着桂林“八办”的最后撤离，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个永不会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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