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并实际负责管理的《救亡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外围报纸，也不例外地在撤退途中选择了桂林作为最后的落脚点。
这份由共产党直接领导，1937年8月21日，在国统区上海创办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是一份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进步报纸。本来是在上海战火蔓延，即将沦陷前夕南下迁到广州来的，并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但到广州没有多久的时日，1938年8、9月间，从日军侵华战事推进的情况来看，眼看广州陷入战火，离沦陷的日期也不远了。按照中共地下党相关区域领导机关的安排，必须做再撤退和再转移的准备。具体负责报社工作的总编辑夏衍，预估形势的发展，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安排，又不得不率领刚刚安定几日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利用租借的几艘木船，带上机器设备，由珠江经肇庆入西江，再由桂江逆漓江而上，于11月7日晚艰难地抵达桂林。
《救亡日报》刚到桂林时的12人几乎是未曾办过报纸的，而且除了这十多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经费，设备也相当简陋，根本无法在桂林复刊和进行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晚夏衍和林林到桂北路138号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找到李克农处长。
这个时候，八路军办事处也是刚刚挂牌成立的，李克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也和他们共同分析了形势和办报的具体任务。李克农跟他们说，“人生地疏”而又赤手空拳的十几个人，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办起一张报纸谈何容易。但八路军办事处也刚建立，白手起家，也是没有专门经费的，不可能有经费提供，即使有经费给了，“八路军办事处‘津贴’《救亡日报》”这句话一传出，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共产党外围报纸不就会被反动派叫成共产党的伪党报了？
夏衍觉得李克农说得在理，要把这份报纸办成适合社会大众各层人士都能阅读，能够被社会上左、中、右各方面人物都能接受的报纸，确实还要下很多功夫。李克农同时又告诉夏衍，此时的《救亡日报》的社长郭沫若正在由武汉撤退往长沙的途中，《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的方针、政策以及筹备复刊必需的人力、物力，如何操作、办理，都需要尽快向郭沫若和在长沙的周恩来同志请示。
于是报社的具体负责人、共产党人夏衍，又亲自北上长沙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于11月12日赴长沙找到了郭社长和周恩来同志。这天正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周恩来同志正忙着“紧急疏散”，来不及谈《救亡日报》的事，他对夏衍说：“你来得不巧，没有时间长谈，但也可以说来得正好，现在要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是给你一辆汽车，由你和孙师毅、马彦祥护送于立群、池田幸子去桂林，把她们俩安顿好之后，可以先和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第二，现在战事紧张，第三厅不能再和散在各地的抗战演剧队联系，但考虑到《救亡日报》是公开合法的报纸，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各地演剧队由你和他们联系，如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请示处理。”夏衍清楚地记住了周恩来的话。这样，夏衍一行五人就在暮色苍茫中离开长沙。等“老爷汽车”到达下摄司的时候，长沙大火冲天，于立群和池田幸子都是孕妇，在经历艰辛“逃难”后来到桂林。随后在李克农和林林等的努力下，《救亡日报》同仁找到一处临时住处让于立群等安顿下来。
回到桂林后，夏衍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立刻跑香港筹款，想尽一切办法为报纸复刊筹集必需的资金。他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白天走水路，晚上摸黑走山路，历尽艰辛，经广州湾赴香港，得到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划拨的1500元港币。就在夏衍还在香港的时候，正好郭沫若也派阳翰笙、程步高到香港购买交通工具和国内缺乏的文化用品，夏衍从他们口中得知周恩来从长沙到桂林后，曾和郭沫若一同拜见过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要在桂林复刊事宜。白崇禧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答应每月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用。因此，《救亡日报》就和《广西日报》、《扫荡报》一样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所以，不等夏衍返回桂林，《救亡日报》就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了。
当然，在夏衍走后，留守桂林的报社成员、共产党员林林、翁从六、周钢鸣等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充分发挥团结协作的战斗精神，同样在桂林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各种条件使报纸能够尽早复刊。本来原定在桂林复刊时间是1939年1月1日，但因为各种条件不具备，未能如期复刊。
为使《救亡日报》能够在桂林尽快复刊，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秘密推动下，桂林文化界还一致发起为《救亡日报》复刊募集经费活动，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告示，发起倡议，并连续刊登有关《一年间》献演活动情况，专门为《救亡日报》复刊举行了《一年间》献演募捐报道。这样，经过在桂进步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1月10日，《救亡日报》终于在桂林复刊，并开始发行报纸了。
《救亡日报》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夏衍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协作努力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报纸复刊后，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上一律实行一体化管理，全体员工不拿薪水，不拿稿酬，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大锅饭生活。
《救亡日报》复刊后的重点是宣传抗日和进行统战宣传。当时桂林是国统区大后方，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文化人，并且还有抗战“文化城”之称。由于这一时期，桂系在政治上也显得比较开明，所以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以及一些坚持与中共合作的进步组织等等，都想在桂林建立据点。《救亡日报》在桂复刊前，周恩来、李克农、郭沫若就对省主席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态度，《救亡日报》将本着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政策、活动，保持友好的态度。加上国民党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对郭沫若社长也很敬重，表示对《救亡日报》与《广西日报》、《大公报》、《扫荡报》一样，一视同仁。《救亡日报》在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行量很快由2000份猛增至5000份，销路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量接近8000份大关，创造了当时在桂报纸发行量的一个少有的奇迹。
为适应当时社会环境，担纲《救亡日报》具体领导的夏衍有意把报社、出版社（报社下设的“文萃”专刊和合订本的发行所）和印刷厂这个整体分成三个部门，出版社叫“南方出版社”，印刷所更名为“建国印刷厂”。为了避免再遭日机轰炸而造成损失，夏衍他们把印刷厂设在东郊离城较远的白面山偏远处，夜班编辑部也设在印刷厂内，方便夜晚校看清样。在城内太平路报社编辑的稿件，由报社的工作人员步行到白面山定稿发排。
当时《救亡日报》社长虽为郭沫若，但人却在重庆，不能直接领导报社工作，所以总编辑夏衍除了具体负责领导报社的一切管理工作，还每天坚持负责撰写一篇千字左右的社论特稿，并且只要他人在桂林，他都必须每晚亲自步行一个多小时，将稿件送到东郊的白面山（现在金鸡岭附近）夜班编辑部，并亲自审校大部分稿件，在亲自过目报纸排版的版式后，才让报纸正式出版印刷。
为什么当年《救亡日报》社要选择那么偏远的地方做印刷厂呢？因为在报纸复刊初期，印刷厂也设在太平路报社内，太平路靠近桂林最繁华的乐群社和十字街一带，这里是日军飞机来桂林几乎必轰炸的地区，接连几次轰炸，报社损失不小，就连当初报纸复刊时白崇禧拨给的几十令白纸也无一幸免，被炸毁和烧掉了，可以说这是报社仅有的一点家底啊！为了不使最后的一点家底——几台印刷机也遭报废，夏衍、翁从六等几个主管人员考虑，必须将印刷厂搬离到最安全的地方。经过实地考察，东郊白面山这个地方，前面是一片丘陵的松树林，后面是山体比较大的白面山，侧面是山体挺拔，山顶高尖，而且隐蔽性很好的凤凰山。最有利的是白面山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山脚下有一个天然的大岩洞。所以，报社就当即将这个宝地定为印刷厂的厂址。在山的开阔地建排字坊、编辑部、职工宿舍、生活区，把印刷机全部安置在宽阔的岩洞里，岩洞成了印刷车间和物资仓库，这样印刷厂和纸张等主要材料和设备就有保障了。此后，同时期在桂林的《大公报》也借鉴《救亡日报》社的经验，将报社整体迁到当时也十分偏远，且交通不便（现在的朝阳路与东环路交叉处）的吊罗山一处山洞里。随后，在桂的各大报刊以及印刷厂都效仿这种做法，将印刷厂房搬到附近和远处的山洞里。这样，日军飞机再来轰炸也就不会造成损失了，也许这正是桂林抗战时期出版印刷业相当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桂林的东郊，远处是桂林老八景之一的“尧山冬雪”所在地尧山，西边是自北向南蜿蜒流淌的漓江，中间有大小不等，形状奇特的社山、屏风山、羊角山、观音山、白面山、凤凰山等等，自从明朝靖江王爷将这一带看作风水宝地，死后安详享福的王府墓地后，这里就一直是桂林百姓死后最佳的安葬地。向东出了观音山，就更显得安静偏僻了。而且当时这一带除了放养牲畜牛羊走出的山间小道，几乎没有很直很宽的大路，附近村庄住户也十分稀少。而且山道两边几乎全是新旧不同、大小不等的坟墓，白天有阳光的天气，这一带还算风景优美，田野幽静。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云雾缭绕，加上几声不明动物的怪叫声，那种情景确实有些让人心里瘆得发慌。若是下雨天的晚上，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
1989年采访夏衍时，他还清晰地回忆了那段往事。他说，那时确实还年轻，胆子也比较大，加上也是无神论者，工作压力大，又是战争年代，见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无所畏惧了。因为每天都必须往那里去一趟，白天工作忙，晚上又是排版、审稿子，半夜出报纸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晚上都得去一趟，不亲自审过文稿，看过报纸的版式、版面不放心，形成习惯了。开始时遇到下雨天，披个蓑衣，戴个斗笠，再提上一盏马灯，一个人走在山间小道上，那确实有些胆怯，心里发慌，尤其是冬天，除了有动物叫声，那个地方特别安静，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夏天还稍微好些，毕竟人活动的要多，远处还有些声响，胆子自然也大得多。在战乱的年代，由于普通老百姓都比较穷，那一片又是墓地，而且是靖江王府的官家墓地，自清代以来这里盗墓就比较厉害，有时晚上夜行时，碰上下雨天，脚下有时还会踢到死人骷髅。因为盗墓的把尸骨挖出后，没有捞到东西，也就不把尸骨埋回去，碰上夏天下大雨，就有可能把尸骨冲到路中来，踢到死人骷髅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好在南方人也很聪明，发明了蓑衣这种雨具，雨天路滑，摔一跤也不至于摔伤，冬天还有保暖的作用，有时累了，穿着蓑衣和衣而睡，坐着、躺着都能睡着。有时确实太晚了，穿着蓑衣也能睡，到第二天天亮才回城里的报社。
如果不是夏衍的亲身经历和讲述，很难有人知道夏衍夜探山路审稿，踢骷髅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就是经过夏衍他们这种常人想不到的辛勤工作和不断努力，才使得报纸在桂林复刊后，很快就在桂林立稳脚跟的，也取得与《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等相当的社会地位，并将报纸办成为左、中、右人物都能接受的，日发行量达8000份的大报纸。直到1941年报纸被迫停刊时，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并拥有报纸、出版社、通讯社、期刊、印刷厂等一系列的机构。在桂林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宣传阵地，较好地宣传和报道了中华民族正义的抗战事业。
1941年1月下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2日，因《救亡日报》拒登国民党中央社歪曲事实的通讯稿而被迫停刊。虽然报社人员在报审的时候照登了中央社污蔑“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为“叛军”的消息，但经过请示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决定在正式印刷时，将这一不实的消息拿掉，故意给报纸开了两个大天窗以示抗议，结果清晨出报时，被国民党新闻当局发现，这天的报纸全部被扣押。
《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最终坚持到1941年的2月28日被当局封闭。从广州到桂林时，只有区区12个不懂办报的人，两年后却变成了有50多人规模的大报社，报社在报纸、出版社、通讯社、期刊、印刷厂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正是紧紧依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读者、爱国华侨和无报酬地为之撰稿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血凝结而取得的成就。如果今天去到位于太平路12号的旧址参观，不仅不能忘记在极度困难中支持《救亡日报》的先辈们，缅怀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日宣传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觉得新闻工作者的笔，就像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将激励更多的人去积极自觉地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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