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它抗战时期在桂林开展的活动，那还真是有些神秘。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有“救国会”这个组织，这是一些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教授等文化人开展活动的组织，在市面上它是公开的，并没有神秘可言。但这个高级文化人的聚会及开展活动的组织是如何聚会、开展活动的，进行的又是一些怎么样的活动？这就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了，它的神秘就在这里。
其实救国会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由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救国会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抗日，文化人在一起是为了商讨抗日方法、策略等方面的事情。1935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194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基本上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并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威望。
抗战时期救国会重要成员沈钧儒、王立明、杜重远等看望学生军。
救国会在桂林的活动主要是由该会的重要成员沈钧儒、胡愈之、夏衍、张志让、范长江、金仲华、张锡昌、千家驹等人发起和进行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后，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相继聚集桂林，救国会在桂林的活动也是十分活跃，会定期在桂林的天然酒家以聚餐会形式秘密组织读书座谈，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参加各种座谈会、报告会等，以此商讨抗日救国的方针策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时为各党派、各组织、各团体以及相关的抗日决策部门出主意，提建议。特别是1939年夏季，救国会重要领导沈钧儒来到桂林，与胡愈之等人具体商谈救国会在桂林开展的工作事宜，更进一步推进了救国会在桂林开展活动的范围与规模。为了在桂林结合抗战宣传的需要，救国会还主办了该会会物《国民公论》，并以此为宣传阵地发布抗日言论，吸纳好的抗日经验、方法，探讨抗日主张，规范抗日宣传口径和原则等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等轮流负责编辑。周恩来在1938年底至1939年6月间，三次来桂林时都曾单独约胡愈之、千家驹等人晤谈，对救国会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切，同时指示在桂救国会成员要密切配合抗日宣传形势，多开展活动、吸纳会员、团结有识之士，积极广泛地开展抗日斗争与宣传活动，最大程度地利用好救国会的团结作用和影响力。
抗战时期邹韬奋、沈兹九、金仲华等救国会成员在桂林李家村兵营慰问学生军时合影。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广西省政府于1937年10月成立的一个智囊团体。当局曾聘请当时在桂林各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人士担任研究员，定期座谈广西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和计划方案，有时也座谈抗战形势以及全国性的问题。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是进步民主人士李任仁和陈劭先，文化部秘书陈此生也一直参加救国会的聚会和活动。在桂林的好些救国会成员也被聘用担任各部门的研究员、负责人，比如胡愈之任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任经济部副主任，秦柳方任文化部和经济部的研究员，李四光任文化研究部特约研究员等。不少救国会成员还在研究会的会刊《广西建设研究》上发表文章，有一段时间张锡昌和秦柳方还为该刊撰写特别署名评论短文。以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桂系智囊机构的名义发布言论，具有一定的导向与文件式的规范宣传的作用。在桂林文化界，胡愈之等通过陈劭先的推动又创办了文化供应社，并说明是救国会与广西当局合办的，当时不在广西的沈钧儒、杜重远（在新疆）、黄炎培（在重庆）等也积极参加资金投入，在桂的文化界人士又大多以工资、稿费收入等分月缴款认股，另外部分资金则由广西有关方面承担。这实际上把文化供应社办成了社会大众的、官办与民办相结合、本地与外地联手合作的多种形式，较好地取得了社会合法性和地方政府的保护，使之成为一个更具隐蔽性的、接受共产党影响的一个宣传堡垒。该社的编辑部由胡愈之主持（以后由杨承芳主持），出版部由宋云彬负责，发行部则由赵晓恩负责。该社在抗战期间先后发行了不少进步书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此外夏衍主持《救亡日报》，杨东莼主持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张锡昌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以及工合组织西南办事处（设在桂林），夏衍、宋云彬主办《野草》，田汉领导抗战戏剧运动，欧阳予倩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和从事桂剧改革，杜宣在桂林创办新中国剧社等等，所有与抗战有关的活动，当时在桂救国会成员都曾分头积极参加。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针对敌人散布的种种谣言，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日病、悲观论、速胜论以及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种种怀疑，救国会都能首先从政治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做出正面宣传。
救国会成员在桂期间经常组织集会，分析形势，商谈问题，交换意见，以利于开展各种抗日工作。集会一般在桂南路的天然酒家楼上，采取聚餐会形式，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两周一次。其中1939年五六月间，沈钧儒特地来到桂林，与留桂救国会成员商讨会务，以便推动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为此，他还曾特地到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同部分同志座谈，不仅全力支持在桂救国会成员开展的各项抗日救亡运动，对他们的工作倍加赞许鼓励，同时还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恳听大家的意见。救国会的成员平时比较注重自己学习水平的提高，1939年至1940期间，经胡愈之、张志让发起，建立了读书会，这是成员们自觉学习的一种形式，一般每两周一次，每次由一名同志报告读书心得。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参与救国会活动，并对在桂救国会重要成员进行秘密联系和加强领导的，在桂的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杨东莼等就是与李克农单线联系，开展工作的。救国会成员在接受党交给的工作任务之后，曾多方加强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代表党组织看望寄居在桂林的革命老人何香凝，广泛团结进步文化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4年，日军由衡阳南犯，桂林形势紧急。随着桂林的大疏散，在桂的救国会成员有的向西南撤退去云南或重庆，有的则转移到桂东的平乐、昭平一带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并准备在那建立桂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誓死与侵略的日寇斗争到底。
就这样，这个神秘的抗战救国的文化人组织，在桂林的活动因湘桂大撤退而全部结束工作，最后救国会随抗战的胜利转移到重庆，并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工作，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面完成了救国会成立时所预定的目标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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