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文包外形呈长方形状，黑色，纯羊皮手工制作，对折开闭式。长32.2厘米，宽21.5厘米，厚2.3厘米。内有四层夹袋，内侧为一层，外侧为三层；外表还有6厘米宽的羊皮扣带和金属暗锁，折叠处有一手提，长20厘米，宽2厘米。这个公文包是1974年10月24日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从重庆特殊钢厂副厂长、当时属于被改造对象的廖其康家里征集得来的。
抗战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经常深入国统区做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为方便装放公文和文件的保密，1937年，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廖其康在征得他同意后，从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八路军办事处，也就是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那里为他领取了这只公文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随着日寇侵略范围的扩大加快了步伐。就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指示》，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及时致电当时在天津、西安和广西等地从事统战工作的南汉宸、叶剑英和张云逸等，要他们以党中央和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各地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7月14日毛泽东特地致电张云逸，请他与广西、四川等地方当局恳商，“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方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为重要”。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商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努力和极力争取，国共双方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谈判后，蒋介石迫于整个抗战形势的压力，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以此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政治局面正式形成。
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之前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向国民党方面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并提请国民党公开发表。为推动国民党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毛泽东于7月23日代表共产党提出八项办法：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六、实行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此间，蒋介石在庐山也发表了两次谈话，对日态度从“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改变为“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防会议，再次催促南京政府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决定红军改编事宜。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岌岌可危。此时国民党政府发出自卫宣言，“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同月18日，蒋介石转变态度同意红军设立总司令部。19日，双方就此达成协议。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陕北的红军主力于25日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于同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完成红军改编的同时，蒋介石南京政府通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来南京与国民党方面的张冲、康泽、孔祥熙等会谈，国民党方面签字同意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称宣言精神“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又表示“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的事实。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辛努力，最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正形成，全国性抗战不断兴起和发展。
不管是与蒋介石会谈还是与国民党各方谈判，周恩来都带着这个极为普通的公文包，里面装载着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草拟的一份份合作协定与具体会谈内容。也就是这个普通的公文包，它参与了与国民党的谈判，见证了国共合作抗日达成最终协定的经历，承载了两党合作抗日协议最终签订的那份沉重。这也是这个公文包特别的地方。因为特殊的事件、特别的经历赋予了特殊的内涵，所以它与一般的公文包就不一样了。
以后随着共产党在各地国统区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联络站等的增多，周恩来又带着这个公文包先后在西安、太原、武汉、汾阳、桂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石家庄、保定、云岭新四军军部、延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各地进行工作指导和统战工作时，用它装放党的机密文件、书籍和文稿。周恩来平时十分爱惜这只公文包，总是习惯将它夹在左腋下。他不仅自己非常小心和珍爱这只公文包，还时常叮嘱警卫副官廖其康要细心保管。遇有紧急情况要包不离手，晚上睡觉必须放在枕头下，因为里面装载的是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抗日指示精神，具有极高的保密性和重要性，丢失和损坏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间，周恩来为亲自部署和指导南方各地的抗日斗争工作，曾三次带着这只公文包来到桂林，除具体指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外，还广泛做桂系各层和抗战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他应邀参加了白崇禧主持的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并做了《军训工作之重要》讲话。在桂期间，他十分关心广大文化人和进步文化团体的工作、生活，还特意到东江小学去看望驻扎在那里的“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并亲自从公文包中拿出书籍给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积极向上。
1939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经桂林去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部署和指导工作时，一路要跋山涉水，路途遥远。此次去军部是为了处理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问题的决定是经过党中央高层领导讨论定下的，带去的文件是代表党中央的最后决定和处理问题的依据，相当重要，如果丢失和损坏了，就失去了政策文件的严肃性。所以每当过河、淌水时，周恩来都再三叮嘱警卫副官廖其康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即使自己衣服湿了，也不能把文件弄湿，即使自己掉进河里，也要先抱住公文包，绝对不能把它弄丢了。有时在路途上遇到特殊情况，周恩来还坚持自己亲自携带着公文包，可见这只公文包的经历是相当特殊的。
1939年2月周恩来路经桂林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
1939年底，廖其康要奔赴延安抗大学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周恩来没有其他更好的纪念物送给廖其康，于是将这只见证他们共同生活、经历过艰险与艰辛、一起战斗过的公文包赠送给了他，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更有作为。廖其康抗大毕业以后，就带着这个象征鼓舞与激励的公文包继续踏上革命征程，走南闯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使在十年动乱中，在其他东西全被抄走的情况下，廖其康仍将它作为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冒险悉心珍藏着。直到1974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去重庆特殊钢厂采访当时还依然被当做改造对象的廖其康时，才意外得知这个公文包的特殊经历，于是向他作文物征集，他此时才依依不舍地将这只珍藏了几十年的黑色公文包郑重地捐赠给了当年他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桂林“八办”纪念馆做文物。现在这只公文包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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