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孤墓”究竟是谁呢？为什么没有迁移，没有人来管理，也没有人来祭扫？
说来话长，这就要讲到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桂林发生的故事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桂林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聚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许多是有文化的人，其中一些还有非常有名的人，他们在桂林开展文化抗日活动，这让桂林变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化抗日中心，叫做抗战“文化城”，当时在全国非常有名，在全世界也很有影响。
广州、武汉沦陷后，许多政府机关、文化机构等纷纷撤退。桂林是当时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也是西南地区几个主要的未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共产党领导的长江局在武汉沦陷之前宣布撤销，在向南撤退的路上，周恩来与白崇禧巧遇，因为白崇禧的车在路上抛锚了，他俩同乘一辆汽车南下，在路上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想在桂林设一个办事处机构，以方便抗日工作，经商定并征得白崇禧同意后，1938年11月下旬，桂林就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个代表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机构。八路军办事处以后成为了南方地区的红色抗日指挥中心。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建立后，分几个地方办公。现在的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抗战时期为桂北路138号，是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机关挂牌的地方，这里也是对社会公开的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但在这里住的只有处长李克农等几个主要领导和一个警卫班20多人。在城北的路莫村，也就是今天桂林火车始发站后面的灵川定江乡路西村，办事处考虑到铁路边交通方便，于是在这里设有军需物资转运站。这里既是物资转运站，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室、救亡室、军需物资仓库和接待中共过往人员的招待所，以及新四军驻桂联络处所在地，也是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大部队的驻地和家属区。因为桂林办事处是一个大办事处，有160多人，除城内住有20多人，其他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都住在这里。据当年办事处当事人回忆，这里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整个村子的老百姓家中都住有八路军和过往的人员。湘桂铁路旁都是军需物资仓库，村头是办事处的厨房、招待所以及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最早来桂林住的地方。此外，办事处还在桂北路206号设立专门从事党组织工作人员的住处，在漓江东岸的六合路口设有秘密联络站，在大圩、阳朔等地设立物资仓库。
现在征收和保护的文物点只有面积为156.2平方米的救亡室和面积为149.76平方米的电台室。另外周恩来在桂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旧址位于现路西小学内，约120平方米。而村头铁路旁办事处当年做饭的取水石井则保存完好。
周恩来第三次来桂林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旧址。
救亡室位于路莫村村中央，即当时的莫氏宗祠。当年整个村庄以莫姓居多，故为路莫村。救亡室坐北朝南向，分上下座两部分，上坐高，下坐低，面积156.2平方米。下坐有天井，两侧为2.5米宽的走廊和过道；上坐有东西对称通透的两扇侧门，靠北面有两间后屋，西边侧门处建有一厢房，为胡志明在桂林主要居住点。这里是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活动中心和学习场所，当年陈设有桌椅板凳和抗战书籍，贴有抗日标语。办事处文化教员何启君曾在这里教办事处人员和村民唱抗战歌曲、学习文化知识。周恩来第三次来桂林时还在这里看望了驻地的全体同志和他们的家属。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老村民说，周恩来同志对工作人员和村民都很有礼貌，也很和蔼，非常关切地询问他们当年的生活情况。救亡室大门前是办事处人员的篮球、乒乓球活动场地，当年办事处人员还经常与在桂其他单位和村民们举行友谊赛。
办事处在路莫村转运站接受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血肉长城”锦旗。
周恩来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则位于路莫村的田洞中间，即现在的路西小学处。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庙宇，面积约为120平方米。该旧址后半部分（庙的中心位置）保存原样，前半部分经过修缮和改造，20世纪90年代前是路西小学的校舍，现改造为学校杂物间和学生活动的地方（这部分是当年听报告者坐和旁听者站立的地方）。周恩来第三次来桂林时，就是在这里连续三个半小时向办事处全体人员、部分地下党和社会文化名流等200多人传达了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了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同时还将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方针贯彻给大家。会后他还回到城内机关听取了工作汇报，直到深夜才稍作休息。
电台室位于村东头，靠近铁路附近，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农家小院，一进三开间，面积149.76平方米。一进大门就是天井，两边有对称的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宽敞的堂屋，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就设在这里，并架设有接收天线。两旁是正屋，堂屋后面是三间后正屋。这些房间既是电台人员的办公场地，又是他们的生活起居室。当时从事电台工作的有20多人，仅手摇发电机班就占了10多人。因为当年这里没有交流电，发报用电要靠手摇发电机发电来进行。
架设在这里的电台不仅是办事处的公开电台（设在城内机关二楼的电台为秘密电台，紧急情况下或与中央领导直接通话才使用），还是整个南方地区的电台指挥中心，其他各地电台都由桂林办事处派人统一安装、调试，提供设备和技术培训。此外，办事处电台还与广东省委的张文彬、广东东江纵队的林平、海南琼崖纵队、江西省委的曾山、湖南省委的高文华、平江通讯处、贵阳交通站的袁超俊等保持直接联系。桂林办事处富有成效的电台和情报工作，使党中央、南方局与南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从未间断过，这对加强我党对各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了南方各地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前面说到的那座孤独的墓，他的主人是当年住在路莫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办事处电台室的台长——刘建辉，这个当年八路军办事处唯一留在桂林的人。
这个刘建辉不简单，他在抗战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曾担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电台台长，可以说他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红色电波工作的元老级人物了。在那个文化人很少的年代，能够懂得电台、使用电台的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而在从武汉向南撤退时，一路上电台设备的搬运、转移都是他具体负责，从武汉经长沙、衡阳、邵阳、南岳到桂林，几处电台的架设、安装和使用也基本上是他指挥的。按理说这么重要级人物，怎么孤独地留在桂林，没有任何评价呢？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他的墓碑上只有“刘建辉之墓”几个字呢？而每年清明节都很少有人来祭扫，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他的家人来寻找和看望，甚至现在桂林许多人还不知道当年办事处还有一个人永远留在了桂林。那么，刘建辉究竟是怎么死的？怎么他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没有一点评价的字迹？
就是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没有任何人提及刘建辉在桂林的事。不论是故地重游，回来探望的，还是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一丁点信息。即使问及此事，大多采取的也是回避，不愿提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年在桂林发生了什么？因为没有答案，所以也就引发了许多对刘建辉死因的猜测，大致版本有三个。
之一说，可能是叛变革命了，被处决的。如果是这样，作为一名叛徒，被处决了绝对是不会立碑的，也不会收尸安葬，只能胡乱隐埋，也不会留下标记。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之二说，是病死在桂林的。如果是这样，作为革命工作期间病死的，怎么也得算工伤，必定会定为革命烈士，建有纪念碑。而且这类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也应当是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如同时期作为中国抗战第五战区陆军顾问的苏联陆军步兵中校巴布什金，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于1939年9月援华来到桂林任第五军军事顾问，1940年9月16日病逝在桂林，葬于甲山，被确立为革命烈士，1955年桂林市人民政府还将其遗骸迁葬于风景秀丽的桂林西山公园内，并在西山建有很大的纪念碑和纪念园，还作为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组织学生群众举行隆重的祭扫仪式。这说明刘建辉应当不是自然病逝或执行任务牺牲的，肯定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隐情。
之三说，是犯了个人生活作风错误，服毒自杀或上吊自缢的。据说当时他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在路莫村这个相对偏僻的乡下，晚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办事处里也不是天天有活动，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与附近村里的村民熟了，很自然地与外界的人接触多了，他与附近村里的一位姑娘好上了，日久生情，而且没有控制好感情的发展，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本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很要命的，因为战争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混乱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刘建辉从事的是电台工作，电台工作实际上就是情报工作，尤其是国共合作开始出现摩擦以后，在国、共、日之间的“敌中有我”、“我中藏敌”的渗透与反渗透的谍报战线中，是来不得半点差错的，所以当时中共南方局对电台等与情报工作有关人员的规定是极为严格的，情报人员绝对不允许与外界单独接触，特别是对对方底细不了解的情况下，要慎之又慎，更何况当时办事处驻地的村后驻扎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炮兵团。在刘建辉的事情发生以后，考虑到事态的严重，办事处领导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作出了暂时停止其工作、隔离审查的处理。而这个时候正好周恩来也在桂林，对刘建辉事件相当重视，他不仅批评了刘建辉，还责成他作深刻的反省，也同意办事处对事件的处理。这样，刘建辉自知严重违反了情报工作与保密规定，所犯错误非常严重，如果真是敌人的渗透计谋，那是后果不堪设想的。他越想越觉得害怕，在不堪忍受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最后上吊自缢了。这就是他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评价字词只有“刘建辉之墓”的原因。所以这可能就是当年的老同志们没有一个提及，甚至新中国成立后来桂林也不愿提及刘建辉事件的缘故吧！何况当年大多数老同志来桂林故地重游时，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加上在“文革”中都有受审查、受迫害的经历，自然不便大胆说话，对这样的历史事件更是缄默为妙。另一种情况是，作为当时的一般工作人员对这些事情根本不知道内幕，所以也就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了。而历史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就让我们今后继续去猜谜吧。
是也非也，不管怎样，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刘建辉也许就是千千万万个被战争毁灭人性的牺牲品之一。今天看来，他的事情不管对错，客观来讲，他毕竟是为抗日战争出过力，有过功的。如果他没有违背良心，背叛革命事业，而只是犯了个人生活作风错误，那我们还是应当记住这个曾经的桂林“八办”电台台长，这位办事处唯一留在了桂林的“八办”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桂林政治形势剧变，环境恶化，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于当月20日随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桂林后才结束工作，与办事处一样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现在路莫村旧址的救亡室和电台室都进行了复原陈列与专题陈列，并对外开放，每年都要接待几批越南客人参观，部分老同志及其家人也常故地重游。旧址也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点，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