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秋之交，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被集中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有关部门在农场北头的“三余庄”新组建一个教养中队，叫做二大队七中队。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只好回来！”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职工大队。把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惠。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是管理干警们的文化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见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管教干警们都知道这些右派分子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最明显的区别。每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则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问，也没那水平不是？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大类，口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人物来，进行批判。
这个“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全书的，有研究古汉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悄悄儿告诉他的“知己朋友”，消息终于透露出来，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来。有位难友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敖乃松不但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归于尽呢？
敖乃松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不问别事。由于敖乃松写的小说从来不给人家看，大家也都不知道小说的内容。直到他的稿子被搜走，由队长、指导员加上右派中的“积极分子”们经过阅读分析，肯定是“反动小说”之后，才决定对他进行批判。多数人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发言中，方才得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1968年冬天，团河农场原址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职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了三分场。
三分场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1969年夏秋，敖乃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有个叫刘乃元的，被分派去看守葡萄园。刘乃元解放前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上海英文报纸《中美晚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新华社外文部当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桃园和葡萄园相距不远，两人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守的“佳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刘乃元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琴，加上他们两个都爱写作，有这样几个“共同点”，他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刘乃元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恩洪老先生是《中国画报》的摄影记者，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古典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
1955年，敖乃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毕业体检的时候，忽然发现患有肺结核，而且已经是中期。他父亲年纪大了，母亲又有病长年卧床，平时还要靠他父亲照顾，如今他也病了，母亲既无法照顾他，更不能增加父亲的负担，商量的结果，只好申请暂缓分配，让他回到常州的外婆家去休养治疗。
他外婆家在常州乡下，有一所老式的木结构房子，虽然不是很好，却宽敞而舒适，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常州是个美丽而富庶的鱼米之乡，他外婆家的屋后是一条小河，常有帆影在窗前慢慢儿移过，河水清澈，游鱼可数；屋子旁边种着几棵桃李果树，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养病的好去处。老外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很健康，也很勤劳，养了几只鸡，蛋是天天有得吃的，还常常给他炖鸡汤喝，加上小外甥善于捕鱼，经常有鲜美的活鲫鱼汤喝，可以说生活过得很舒服。那年月，肺结核已经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面有雷米封、斝.斄.斢.之类的特效药，一面有老外婆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疗养生活，无非是早晚到户外去散散步，白天在家里看看书，偶然也和姨表兄妹们聊聊天儿，日子并不难打发。
在他住房的前面，是一条通往乡村小学去的路，每天早中晚，他都能够看见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从他窗前嘻嘻哈哈、跳跳蹦蹦地走过。小学生嘛，一般只有八九岁、十几岁，但是他在这群孩子中间，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明显地要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头，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样子。说她是小学生，年龄似乎偏大了点儿，说她是老师，年龄似乎又太小，何况她与同伴们走在一起，从神弁言语中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样子来。她嗓门儿大，嗓音儿甜，隔着窗户看去，长得还相当美。由于她情况特殊，敖乃松不免多注意她一些，时间一长，他不用看，单听声音，就可以判断这个姑娘是不是在这群孩子中间。
有一次他正靠着窗子凝神观望这个姑娘，外婆正好进房来，他就问外婆：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和这群拖鼻涕的娃娃在一起上学呢？外婆告诉他说：这个姑娘叫蕾蕾，今年十六岁了，她爸爸是敖乃松外婆的侄子，这样算起来，她跟敖家也带点儿亲，可以算是乃松的小表妹。在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有病，家里要靠她这个“长女”支撑门户，只好让她弟弟一个人上学，这样一耽误，就耽误了好几年。如今母亲的病好了，这才继续上学，结果姐姐比弟弟的班级低，功课还赶不上。她父亲听说乃松回来养病，正想求他帮助辅导蕾蕾的功课呢。
这样可爱的姑娘，敖乃松当然很愿意辅导她，当时就答应了。第二天，外婆把蕾蕾带来“拜师”，还定好了每天什么时候来，都辅导哪些功课。外婆笑着说：“你能帮她把功课赶上去，你就功德无量啦！不过你也得注意，不要累着了自己哟！”
聪明的蕾蕾，从外婆的一句“不要累着了自己”，就猜到了乃松有病。从此，她常常给乃松带鸡蛋和新鲜蔬菜来。乃松知道她家境不好，靠积攒几个鸡蛋卖了给姐弟二人交学费，就婉言谢绝了。于是她就让弟弟下河去摸鱼，做好了，送来给乃松补养身体。
一个大学毕业生，辅导一个小学生，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蕾蕾的功课，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同学。这里面，当然也有蕾蕾自己的努力。乃松布置给她的作业，她都按时完成，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而且成绩都不错。他下决心要开发她的智力，利用她的聪明和过人的理解力，把失去的时间都找回来，让她在短时间内达到与她同龄姑娘应该具有的知识水平。
又过了半年，她读小说入了迷，乃松手头再也没有书可以借给她读，不得不经常为她进城去买书了。
一天，蕾蕾看完了《简·爱》，很动情地对乃松说：“我真佩服简·爱，她敢于去爱罗切斯特。”乃松说：“也应该佩服罗切斯特，他敢于接受简·爱的爱。”蕾蕾反问他：“如果你是罗切斯特，你会接受简·爱的爱吗？”乃松说：“我当然会的。如果你是简·爱，你有这样的勇气去爱罗切斯特吗？”蕾蕾没有答复，却扑进了乃松的开里，用热吻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年的时间，蕾蕾的知识长进了，青春焕发了，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儿萌动了，成熟了。那一年，蕾蕾十七岁，乃松二十二岁。
乃松把他与蕾蕾相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本来就很喜欢蕾蕾，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外婆去向蕾蕾的父母提亲，他们受宠若惊，当然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点头，他们就把事情半公开化，下一步，只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就可以把事情合法化了。
1957年初，乃松在常州已经住了整整两年，经常州的医院检查，他的肺结核终于痊愈了。正好这时候他父亲也来信叫他回家，因为他的毕业分配延期了两年，不能再拖了。他决定返回北京，一方面去接受分配工作，一方面也为了争取婚姻的合法化。
蕾蕾送乃松一个亲手做的、绣有乃松小名“海龙”二字的布书包，里面装着卤鸡蛋和烙饼，还有一个姑娘火热而赤诚的心。
敖乃松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如实地汇报自己这一年多来与蕾蕾相爱的经过。母亲是看着蕾蕾长大的，知道她美丽、善良而且勤劳，打她小时候就很喜欢她，既然儿子自己选择了她，并没有什么意见。父亲则认为蕾蕾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双方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要儿子认真考虑。乃松说：文化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何况蕾蕾这样年轻，接受知识的能力极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母亲又担心结婚以后户口迁不来。乃松说：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如果政府居然不允许合法夫妻在一起居住，还叫什么人民政府？再说，如果户口实在迁不来，他愿意到常州去工作，哪怕当一个乡村教师。父亲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反对。当天晚上，乃松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和极为轻松愉快的笔调给蕾蕾写信，告诉她父母这一关已经顺利通过，他们的婚事，至少在家庭中已经合法化，也可以说是已经正式订婚，最后就等她年满十八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了。
接着乃松又办了两件可心的事情。第一件是到派出所去询问：妻子家在常州农村，是不是允许把户口迁来北京。户籍警的答复是：只要有结婚证和单位证明，国家允许女方把户口迁来。（这是当时的政策，不久就不行了。）第二件是与学校取得联系，由学校出面，把他的工作落实在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当时设在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内，房屋都是清代的古建筑，地方宽敞，环境清幽，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敖乃松肺病痊愈，工作满意，妻子可心，真是三喜临门，踌躇满志，一身轻松。他上班伊始，任务不重，工作不忙，就坐在办公室里一封接着一封给蕾蕾写信，讲他的春风得意，讲他的心情愉快，讲首图的工作环境，讲他们今后共同生活的计划，日子将会过得比蜜还甜。蕾蕾尽管还是第一次写情书，但是出于她纯真的爱，信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她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如何为丈夫调理饮食起居，如何抽时间继续努力学习，以便得到工作的机会，她甚至连十年八年之内暂时不要孩子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但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十级地震”，终于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地发生了。那一年，正是历史上难忘的1957年啊！
尽管敖乃松还是个刚出校门上班才几个月的小青年，但是出于他的赤诚和对党的忠心，就自己的所见所想给领导人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见，结果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
敖乃松先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接着一声霹雳，风云骤变，又从半天云雾中一个跟头折进了十八层地狱。痛定思痛之后，他洋洋洒洒、恳恳切切地给蕾蕾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从此将没有前途，今后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得而知。因此，他不能连累她，不能害她一辈子，不能让她这朵还没有开放的花蕾在风暴中折断；千句话并作一句话，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今生今世，尽管海龙哥还像以前那样深深地爱着她，但是交情只能到此为止，今后海龙哥只能做她的海龙哥，再也不能做她的丈夫了。他鼓励她继续努力学习，求得一个适合于她的工作，然后另找一个适合的对象……
但是这样的信，对一个只有十七岁半的农家姑娘来说，是多么难于理解呀！首先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右派”，更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前途”；她只知道自己要把一切都献给世界上最好的人海龙哥，可海龙哥现在却不要她了。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可他一回到北京，有了工作，就看不上她这个年龄幼小、知识浅薄又是农村户口的乡下姑娘。离别之夜她所最担心的那件事情，果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她哭着给海龙哥写了一封情绵绵意切切的信，谴责他的变心，又盼望他不要变心。即便今后真有什么苦要受，她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保证永不变心，永不后悔。
接到这样的信，敖乃松真是啼笑皆非。他的小爱神确实太幼稚了点儿，不能责怪她对自己的不理解。他再给她写了一封信，尽一切可能解释什么叫“右派”：用当时的话来说，右派就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尽管蕾蕾生长在农村，也还是知道的，懂得的。接着又解释什么叫没有政治前途，简单地说，没前途就是不能再在首都图书馆工作，今后很可能要到农村或者工厂去从事体力劳动了。因此，他不能连累一个纯洁得像透明的水晶玻璃似的姑娘与他一起受罪，一起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甚至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这封信发出，很快就得到了蕾蕾的回信，她说：只要海龙哥不是找借口要抛弃她，她不怕当反革命家属。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农村，不能在一起生活。既然没有前途就是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那她欢迎海龙哥到农村去，两个人一起种地，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她们村子里就有受管制的“反革命”，只要老老实实，不为非作歹，一样下地种田，一样出门拜年，村里人也不特别歧视他们。为了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北京来，上车之前再给他打电报。
刚看完信，电报接着就到。敖乃松倒真佩服这个姑娘办事的痛快。看样子，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得到海龙哥，是死也不肯回头的了。
当天下午乃松到前门火车站把蕾蕾接了回来。见到了小别三月的爱人，蕾蕾先是笑，后是哭。不管乃松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只要海龙哥不变心，她永远跟着他，哪怕讨饭或者当囚犯。为了表示她的心迹，她要求立刻就结婚，又说：只要两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吃粥也香。
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决，一家人都很感动。但是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女方也要年满十八周岁，才能登记结婚，她只有十七岁半，又没带村里的介绍信，这婚怎么个结法？更何况敖乃松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在是等待处理阶段，究竟怎么个处理法，谁也不知道。按最好的估计，是下放劳动，去种田或者做工，按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向单位提出来要结婚，即便女方年龄合格，也不合时宜呀，何况女方还不满十八岁？
既然女方态度如此坚决，在特殊情况下，老太太做出了特殊的决定：年龄不够，干脆不登记，先把婚事办了再说，连单位也不通知。一家人藏起了烦恼，强颜欢笑，急忙买菜打酒，举办婚宴，来一个苦中作乐。——此情此景，真正应了“黄连疙瘩当箫吹”这句四川歇后语了。
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国画报》社工作，住在阜成门外二里沟文化部宿舍三楼。那是一座老式的住宅楼，楼梯在墙外。不过敖家住的是一套三居室，在住房普遍狭窄的当年说来，面积还算是大的。三间房间，老两口儿住一间，四个儿子合住一间，小保姆住一间最小的。既然是娶媳妇儿，哪怕十分仓促，非常草率，也不能让新娘子在客厅打地铺吧？于是老太太与小保姆商量，请小保姆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将就几夜，她的小房间，让给乃松作新房。
敖乃松以“待罪之身”在家里等待“处理”，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其实并没有几天。当时他们所做的最坏打算，无非是送劳动教养。而根据当年8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过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时间也不会太长，只要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好一些，就会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单位工作。所以当时他们两人对于处分的恐惧感倒并不十分强烈，令他们伤心断肠的，正是那如胶似漆的燕尔新婚，难分难舍！
几天之后，这一谁也不希望它到来的场面，终于到来了。一辆小吉普，开到宿舍楼前面停下，下来两个警察，叫开了敖家的房门，取出一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大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要敖乃松签字。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全家人都没有慌乱。敖乃松镇定自若地签了字，与父母、妻子、弟弟们告了别，拎起家里早就给他准备的铺盖行李和洗漱用具，在警察的押送之下缓步走出了家门。
这样的场面，尽管颇有几分“风萧萧兮”的悲壮感，但在当时说来，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敖乃松跟家里人有话在先，一旦出现预料中的事件，全家人第一是要镇静，千万不要慌乱，不要号哭；第二是谁也不要送行，只当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上班一样。今天的事情既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家里所有的人也都能够克制自己。与蕾蕾道别的时候，尽管她眼眶中充溢着热泪，但是紧咬着嘴唇，没有发作，表现得十分坚强。她似乎想扑过来与丈夫拥抱一下，但是一只手被老母亲死死抓住，只能用泪眼目送着丈夫转身出门而去。
当敖乃松走出家门，走下了三层楼梯，刚走到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龙哥，你要保重啊！”
敖乃松一抬头，只见蕾蕾就站在三层楼梯的转角处，披散着头发，泪流满面，分明是为了挣脱母亲的控制反抗过一阵子的。这一眼，是敖乃松有生之年看蕾蕾的最后一眼。他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此情此景，就是钢铁汉子、石头心肠，也难免要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的。他知道，这时候只要他也喊她一声，甚至只要稍一迟疑，蕾蕾肯定会冲下来。为了避免出现令人看笑话的一幕，敖乃松用最大的自制力克制了自己，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仅仅一眼，就狠起心肠，提起铺盖卷儿来，加快步伐走下楼梯，惟恐来不及似地钻进了小吉普。
直到车子开动，他都没有再看蕾蕾一眼。他怕看到意外的情景，会控制不住自己。
1966年在三余庄被队部抄走的“鸳鸯蝴蝶派反动小说”，写的就是这一段“情史”。作为一部小说，当然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不像这里“复述”的这样粗疏而笨拙。至于教养以后的故事，可能还来不及写，或者说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写，稿子就遭到了浩劫，被作为“罪证”装进他的档案袋中去了。
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的。敖乃松也和大多数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有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员们睡的是上下铺的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整整齐齐，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比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像天堂，一个像地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30几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几二十来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蕾蕾恪守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劳动教养起初是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1957年深秋到1961年的初夏，时间一晃过去了四年，改造了四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好”，连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1961年的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宣布了教养期：最短的半年，最长的3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三四年的艰苦劳动，不容易呀，说不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可是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不管有意见没意见，执行单位只能坚决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1957年，敖乃松仅仅给领导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见，根本不错，更不是罪大恶极，却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1956年秋天，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村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成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早一儀两断，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有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噘”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除了海龙哥，她谁也不嫁。
到了1964年，蕾蕾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中早就已经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龙哥就要回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写信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只有家在农村的，才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己身在农村，不然，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1964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打成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轻人。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二十五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筋。他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的人。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就决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面直接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抗；但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何况蕾蕾与乃松根本就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法律并不保护她的“不合法”婚姻。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同情她，反而说她痰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命劳改犯”！
自从1962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乃松合并到团河来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松回到家里，敖乃柱正好从常州回来，就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是想来一个快儀斩乱麻，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哥一听这个消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知道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惟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安局还不放他，他万念俱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64年到1966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间，蘸着血与泪，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的东西，竟被右派中的“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对敖乃松来说，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被折断了，他又一次崩溃了。
刘乃元听完了敖乃松的叙述，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题材，就恳切地鼓励他从头开始，继续写下去，并且答应尽可能地帮助他完成这部作品。在刘乃元的积极支持下，他终于又一次拿起笔来，重新用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儿地写，一点一滴地写，写得更加认真、更加投入，也更加精彩、更加有水平了。
1969年冬天，林彪发布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这些教养了十二三年的右派分子们除了少数几个“顽固派”被送到邯郸地区继续改造外，绝大部分都摘了帽子，解除教养，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去“强制就业”。刘乃元和敖乃松等二十多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有幸被留在清河农场三分场继续改造，住在远离分场部四五里路的“北砖窑”，干一些杂活儿。
北砖窑以前烧砖，曾经住过好几百号人，如今只住几十个人，空房子相当多。按规定，应该四五个人住一间房，敖乃松却自己开了一间空房子，一个人住了进去，队长知道了，也没有坚决制止。他这个人，什么苦都能吃，大冬天的室外零下十几度，屋里没有火，他也能够忍受。他之所以要忍受寒冷躲开大家，除了图个清静之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关起房门来写他的这部“绝唱”！
敖乃松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办什么事情总是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买了辆旧自行车，车子从来不上锁，还当众宣布说：“我的车，谁有事儿出去只管骑，骑坏了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自己会修。”
但就是这样的老好人，也为“积极分子”们所不容。不知道他跟谁说过“我的岗位不在这里”这样的话，被人汇报到队长、指导员那里，于是中队开批判会批判“反改造逆流”的时候，把他这个问题也捎上。不过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并不多，除了专职的中队宣传员之外，只有一个赶大车的老张头牛头不对马嘴地胡侃了几句。这个人以前给地主当长工，不识几个字，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每逢开批斗会，有那“不肯认罪”的，就由他上前摁脑袋、挥拳头、打耳光。批敖乃松没人发言，指导员直给他丢眼色，他无可奈何，又不到打人的火候，只好胡说八道一气。他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说：“敖乃松，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告诉你，凡是犯过罪的人，都是三等公民，三等公民只配种田，不配干别的，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清河农场，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很长时间被传为笑柄。不过敖乃松接受了批判，从此更加沉默寡言，更少与人说话了。
两年之后，这部另起炉灶的“绝唱”终于又写成了。这时候，刘乃元已经成了他的好朋友，他的稿子，几乎是每写出一章来就给刘乃元看的。不过这部“新版小说”依旧只写到敖乃松被送劳动教养为止，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还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感情上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他总觉得，对于像蕾蕾这样纯真的女孩子，给她这样一个结局，太不公平了。如果照实写来，简直是对蕾蕾的一种亵渎。因为她终究是又哭又喊，反抗过一阵子的。但她终究又是个弱者，她无力反抗，反抗了也没用。“别人已经损害她了，作为最最爱她的人，我怎么忍心再损害她呢？”敖乃松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对刘乃元这样说。
“你怎么就不写她死了呢？”刘乃元脱口而出。
“对呀！她的结局，即便后来没死，其实也跟死了差不多。你真聪明，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从此，他又奋笔疾书起来。不过所写小说却再也没给别人看过。也许是他觉得这种空穴来风的东西不值得给人家看，也许是他觉得把蕾蕾往死里写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他再也没给任何人看。
好不容易挨到了1972年。如果从1957年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许多在戴着帽子劳改期间表现得颇为积极的右派分子们，一旦摘了帽子，强制留场就业，等于改判了“无期徒刑”，根本看不见出路，于是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种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逆境搏斗，积极争取，尽自己的所能，与命运抗争；一种人则屈服于环境，走消极甚至沉沦的道路，毁灭自己。
积极争取的人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来硬的，与环境抗争，走逃亡的路，比如到新疆、内蒙，做个自由的流浪汉，过一天算一天。另一种人是来软的，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可奈何中，只想尽到做一个人的责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后人留下点儿什么，也以此来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出路。所以三余庄的右派分子中，从事写作、翻译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就是“另一类”与命运抗争者之一。我利用一切点点滴滴的时间，在偷偷儿地写一部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工地的休息时间，坐在树荫下写；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工具房里写，只愿像《红楼梦》的作者一样，死后三十年能有出版机会，即于愿已足。上苍没有辜负我这个苦心人，1983年，我的小说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五册170多万字，而且一炮打响，畅销70多万部。
至于消极者，则因为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因人而异，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里面，又可以分为若干种。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种人，变成了“酒鬼”。
有一个右派分子，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的科员级干部，初到劳改队的时候，西装革履，谈吐儒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然是一介书生，劳动倒也相当卖力，确实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决心。
但是十年之后，右派帽子摘了，他也确实“脱胎换骨”了，甚至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了：他失去了家庭，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惟独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绝不酗酒，每次只喝一小杯，大约一两左右。但却每餐必喝，三餐都离不开酒。当时最便宜的二锅头酒也要一块七毛钱一瓶，他三天喝一瓶，每月喝十瓶，总价就要17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但他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只有27元，17元用于喝酒，那么吃饭、抽烟、买日用品等等就只有十块钱了。这当然是不够的。他一不会偷，二不会骗，父母已经故去，老婆已经离婚，除了随带服装，更是身无长物。于是，他的料子裤子呢大衣，就一件件地变卖出去或直接用来交换二锅头。——劳改农场周围的村子中，就有许多人家是兼做这种“贸易”的。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千“窗”百孔，只怕连白送给人家也没人要的了。饮食则压缩到了最低水平，但是“一日三杯”的嗜好绝对不变。早饭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半块臭豆腐，也要喝一杯。
过了国庆，天气冷下来，待收割的稻田里已经有了薄冰，可他还穿着带窟窿的单衣。二锅头也断档好几天了。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铺位上“天天读”（每天早上7-8时是规定的读“老三篇”、即《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号称“雷打不动”，不仅劳改农场如此，几乎全国皆然），突然刮起了北风，天气更冷了。他身披棉被，就坐在我的旁边。快到出工时间了，他捅捅我说：“你能借给我五块钱么？我想买件棉背心儿。今天的风特别大，要是没有棉袄，我只能躲在房间里，出不了工了。”我说：“只要你真买棉背心儿，我给你五块钱，不要你还。不过你可别拿上钱又去买酒哇！”他当即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我要是拿这钱去买酒，我是你的儿子！”——这个当年的知识分子，如今一开口说话，和小流氓也差不多了。
下了“天天读”，他拿着我给他的五块钱快步跑到供应站，不一会儿工夫，就一手提着一瓶二锅头跑回来了。我一看气儿不打一处来，责问他为什么不买棉背心儿，他却笑嘻嘻地向我解释：“我买的这叫‘内棉袄’，是穿在肚子里面的。只要穿上这种‘内棉袄’，我就不冷了，就可以出工了……”
他终于扛不过冻饿的威胁，没等到落实政策，就死在清河农场了。
第二种人，是变成了“色鬼”。
我这样说，也许太过份、太刻薄了一些。因为孔老夫子也说过“食色性也”这样的话，一个正常的人，有食欲与性欲应该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当时对右派分子们一关就是十几二十多年的“政策”，使得许多青年步入了中年却还婚姻无着。正常的婚姻没门儿，那就不得不走歪门邪道了。
劳改农场女性极少，只有少数就业人员从外地贫困农村带来的妇女，按劳改农场的“土政策”，可以把户口落在农场，当一个“合同工”，每月挣30元工资。两口子一月60多块钱，勉强还能维持下去，一旦有了孩子，这点儿钱当然是不够的。因此有少数家属出于“挣钱贴补家用”的目的，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相好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甚至连丈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1969年林彪下达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清河农场的大批“二劳改”作为“不安定因素”集中到山西去，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竟把他们的老婆都留在清河农场，人工制造了大批的“牛郎织女”。于是一部分家属出于“难耐空房寂寞”而招“野汉子”，或曰禁不起“狂蜂浪蝶”的引诱而“失身”的，也确有人在。
有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某研究院工程师，“就业”后一个月只挣27块钱，但几乎每月都要送十块钱给这样的家属，以换取偷偷摸摸的“春风两度”，还自圆其说地声称：“我这是可怜她的那两个孩子！”
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小偷儿的，也有变成诈骗犯的。总之，在“看不见出路”的情况下，每个人潜意识中的脆弱部分，就逐渐抬头了。
消极情绪到了顶点，必然变成悲观厌世，最后走上了“自戕”的绝路。
在劳改农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自杀的人多了去了，每逢有人自杀，不过找一领苇席把死人一卷埋了就算完事大吉。“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还要召开中队会或大队会，对“自绝于人民者”进行一场例行的批判：要叫死者死了也不得安生。
自杀的方式，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比较常见的是上吊。一般都是半夜里偷偷儿跑到房后的空地里找一棵歪脖儿树把自己挂在树枝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尸体早已经僵硬了。也有人罄其所有，买一瓶酒、一斤糕点、几包花生米豆腐干儿之类，坐在河边从从容容地自斟自饮，吃饱喝醉以后，往河里一跳，死了也做个“饱鬼”。比较“出格”的是“摸高压电”。25万伏京津塘高压输电线路，其中有一段从清河农场经过，电线杆都是“门”字式水泥柱子，没有电工专用的爬电线杆子设备，一般人是无法攀登的；但是立在潮白河两岸的，则是三角结构的铁塔，只要是成年人，大都能够一级级爬上去。某一天，等到发现有人爬铁塔，那人已经爬得相当高，离高压线不远了。突然出现这样的场面，人人都知道那人要自杀。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爬上铁塔去相救，因为弄得不好，是要与自杀者同归于尽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由劳改队长在塔下喊话，善言相劝，许一些不着边际的诺言。当然，人人都知道劳改队长，也就是“狱警”，级别实在太低，他开的空头支票，永远也不会兑现。队长见诺言无效，就动员大家把被子抱来，一层层铺在铁塔的下面，以备自杀者万一触电之后掉下来不至于摔坏。但他们不知道25万伏的高压电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当时那人刚把手伸向高压电线，由于他脚踏铁塔，人体变成了导体，只见一团蓝色的火光一闪，整个人立刻变成了一个火球，熊熊燃烧了足有十几分钟，最后变成了一个比篮球略大的焦糊疙瘩遗留在铁塔上，而输电线路居然没有任何影响，直到第二天，输电系统才派人来把“遗体”清除掉。
那年月，由于自杀的人太多，身在清河农场的人，大都见怪不怪了。
1973年年初，由于环境的又一次改变，终于导致敖乃松下了决心，要和这个他所不喜欢的世界说“永别”了。
1973年3月，有确实的消息传来，说是留在北砖窑的这二十多个人，都要合并到六分场西村去。
六分场西村，就是茶淀农场西村，是个有名的“严管村”。因为“文革”中期那里办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个叫郭全斗的队长，以整人凶狠而出名。现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计划从各分场调人去组建就业中队。既然有这样一个“酷吏”在那里当队长，依旧是专政对象的“二劳改”们日子还能好过得了？因此闹得人心惶惶，都生怕这消息是真的。
那一段时间，刘乃元被分配去替班喂马，住在马号旁边一间有火的房间里。在劳改农场，能够一个人住一间带火的房子，那可是不得了的“特权”。
3月27日，农历是二月二十三，虽然已经开春，但是天气还很冷。河里的冰白天化开了，到了夜里气温一降低，早上又会结上一层薄冰。那天晚上，刘乃元正在炉子上给牲口煮料豆，敖乃松突然提着一个大塑料包进来了。他从塑料包里拿出一大扎粉丝，一包黄花儿菜，半瓶酱油和一小包味精，说是天气冷，要在刘乃元这里煮点儿宵夜打个“牙祭”。那年月，有酱油煮粉丝吃，就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刘乃元当即洗干净脸盆，烧开了一盆水，把他拿来的粉丝和黄花儿菜全都煮上，满满的一盆，足够三四个人吃的。煮熟以后，加上酱油、味精，刘乃元又把仅有的一点儿猪油和五香面儿全部加上，两个人就围着炉子坐了下来，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粉丝，一面瞎聊调到六分场去的消息。敖乃松说起，六分场的房子已经腾空，调人过去也就是这几天内的事情了。反正这是近来大家聊得最多的老话题，随口聊着，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那年月，大家的肚子都很亏，吃什么都很香，食量也很大。但是那个夜晚敖乃松却吃得并不多，至少没有刘乃元吃得多。吃饱了肚子，时间已经很晚，他站起来告辞要走，忽然又从塑料包里取出一本《龙江颂》的总谱来递给刘乃元，说：“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这是一本精印的五线谱总谱，厚厚的，定价很贵，几乎相当于劳改农场就业人员半个月的工资，平时他爱护备至，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轻易不让别人摸一下。刘乃元爱好音乐，会拉拉小提琴，同时也喜欢京剧，特别喜欢用西洋乐器伴奏的京剧样板戏。今天敖乃松突然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送来给他，而且明说是“留个纪念”，这是什么意思？他突然醒悟过来，冷丁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
没想到敖乃松却并不掩饰，只是淡淡地说：“我想结束，留着它没用了。”
刘乃元不由得愕然，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劝他说：“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吧。他们不承认咱们，咱们可要承认自己。不瞒你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活不如死，我也想到过要自我了断，可是想到上有老母，下有幼女，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到做儿子、做父亲应尽的责任……”
他惨笑了一声：“我和你不一样。我的老母已经故去，妻子已经被别人霸占，老父有弟弟照顾，我想伺候也伺候不着。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说完这一句，他似乎不想跟刘乃元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拉开房门管自走了出去。
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夜，刘乃元怎么还睡得着？他在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他不想活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去队部报告么？不能。报告的结果，无非是派人把他看起来，防止他自杀。而一个决心要死的人，是谁也看不住的。看得住今天，也看不住明天和后天，何况后天之后，还有后天。本来我是他可以信任的朋友，这样一来，连我这个朋友最终也失去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更大的痛苦。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另几个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劝阻他呢？再想想，还是不行。他能够把他要死的打算告诉我，说明我是他惟一信得过的人。他相信我不会去报告，所以才把这意思透露给我。如果我去告诉了别人，别人难保不去队部报告，这样一来，结果反而会更糟。”刘乃元翻来复去地考虑了一整夜，最后做出的决定居然是：“谁也不告诉，就当我不知道。既然他决心去死，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去死是他最好的归宿，那就让他去走自己认为最应该走的路吧。”——直到今天，刘乃元都不知道当时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第二天一早，队部果然通知大家打铺盖，还开来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作为运输工具。大家刚把东西整理好运到上车的地方，见敖乃松用他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先后三次驮了一个铺盖卷儿和两箱子书，也运到了集中的地方。他招呼大家帮着他把行李装到车厢上。他说他不坐拖拉机了，他有自行车，可以自己骑车到六分场西村去。
这话是合情合理的，谁也没有起开疑，就连刘乃元这个知道他想死的人，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向大家永久告别。
出发前点名，队长见没有敖乃松，问大家他到哪里去了，大家同声回答：“他的东西在这里，他自己骑车先走了。”
但是等大家到达六分场西村，还不见敖乃松的影子。搬家之前，顺路去买点儿东西或看看朋友，也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仍没有开疑。等到天色断黑，还不见他的踪影，刘乃元就意识到事情不好，但他不能声张，只能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许多人都出去找敖乃松，几乎找遍了各分场他所认识的朋友，都说没看见过他。第三天，大家返回北砖窑寻找，果然一找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有个叫李衍德的，是个很忠厚的苏州人，被指定留在北砖窑喂马。大家返回北砖窑，第一个就先去找他。据他说：“大家都搬走以后，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敖乃松又回来过一趟，车把上挂着的书包里装着许多东西，看样子是酒。他交给我一个纸包，要我转给刘德明。又问我要一块塑料布，我就把我的塑料床单给他了。”
刘德明不是右派，而是“内矛”（内部矛盾），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这个人是个惯窃，连好朋友的东西都偷，敖乃松的东西当然也不例外，但却又很讲“义气”，朋友们托他办点儿什么事情，只要跟“钱”字不沾边儿，他想尽办法也要给你办到。敖乃松利用他的“内矛”身份和讲义气的性格，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跟他成了好朋友，目的是把写好的稿子都藏在他那里，以防稿子第二次被抄。刘乃元要李衍德把那个纸包拿出来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来了。纸包没有密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他写的小说手稿，有一寸多厚。这时候，刘乃元当然没工夫看稿子，随手一翻，这几章写的是蕾蕾的死，都是没看见过的。也就是说，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刘德明本来就是他的手稿的“窝主”，在调往六分场之前，为避免有人找碴儿生事，赶紧把手稿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不见得就是想死。大家再问李衍德：敖乃松离开他这里，往哪个方向走了？李衍德用手向养鱼池一指，大家的心立刻就凉了。
北砖窑葡萄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养鱼池，据说那是以前砖窑烧砖的取土坑，最深处约有六米。这时候葡萄还没出土，荒凉的野外，很少有人会到那里去的。敖乃松一个人到那里去干什么？大家急忙跑到养鱼池去寻找线索。只见在养鱼池岸边的一棵杨柳树上，靠着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子的后货架上，夹着一张包装纸，上面用钢笔潦潦草草地写着：
朋友们：
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因为失恋而自杀的，与政治无关，更与这次调往六分场无关。
我选择这样的时间离开你们，真不是时候。湖水太冷了，要你们下水来捞我，我实在不忍心。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你们为我收尸的时候，只要拉一下这棵杨柳树上的绳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过眼下冻土还没有开化，挖坑要打镐，很累的。我向为我挖坟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特地为你们买了两瓶二锅头，算是我对你们的慰劳吧。另外还有一瓶，是给替我换衣服的朋友准备的。
大冷天的帮我换湿衣服，我知道那滋味儿也很不好受。按理说，我应该多给你们买几瓶酒的，但是我的力量达不到了。
我这辆破车，留给大刘，作为纪念。
我的铺盖卷儿里，有一件棉大衣，留给老张。他要赶大车，棉袄已经很旧，把我的大衣给他吧。毛衣、毛裤之类，还有几双鞋，给谁都可以。那两箱子书，最好通知我家里运回去。尽管都不怎么值钱，可要买却难了。最后，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们，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别了，朋友们，一切恩恩怨怨，都没有了，都了结了。
敖乃松
1973.3.28.下午
遗书中提到的大刘，就是刘乃元；提到的老张，就是曾经以“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农场”的论点批判过敖乃松的大车把式老张头。他听说敖乃松临死之前还想到他的棉袄破旧，留给他一件棉大衣，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车子旁边的杨柳树下，铺着一块塑料床单，上面放着三瓶没开封的二锅头和一个空葡萄酒瓶。——他的酒量不大，能一次喝干一瓶葡萄酒，已经是拿出“决心赴死”的勇气来了。——此外还有些吃剩下的糕点、奶糖，一块手绢儿里，包着钢笔、手表和一些零钱，估计是赴水之前从兜儿里掏出来的。
杨柳树的主干上，拴着一根全新的麻绳，不很粗，却很长，另一头在养鱼池里。用不着说，那一头拴着的，就是他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拉那根绳子，很快就把他拉了上来。他穿着黑棉袄，鞋袜整齐，面色如生，两手蜷缩在胸前，似乎在向大家拱手作揖。在他的腰间，拴着他那个绣有“海龙”二字的布书包，只是里面装的不是蕾蕾给他的烙饼和鸡蛋，而是五六块半截儿砖。——那是他为了加速身子的下沉特地给自己增加的重量。
善良的敖乃松，与世无争的敖乃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敖乃松，失去了生活乐趣的敖乃松，就这样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窝着一肚子冤屈走了。——他郑重声明：他是“为殉情而自杀”，与政治无关。
北砖窑有个怪人叫马文才，他不是戏曲舞台上强娶祝英台的那个阔少，而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他的体力和文化来说，他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能看个堆儿打个杂，一个月挣27块钱。别看他的工资最低，却是全中队最最富有的人。那时候，二劳改们身边谁也拿不出三五十块钱来，但他手头却随时都有两三百块钱可以“周转”。不过要向他借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活脱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谁要向他借钱，先得拿东西抵押，借十块先扣两块钱利息，到期不还，抵押品就没收。他还有本事把没收的抵押品卖出去，价格绝不会低于他借出去的“本儿”。任何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向他借高利贷。
敖乃松的尸体捞出，看守的任务就落到了马文才身上。据他自己说：3月28日中午，敖乃松去找过他，要把自行车卖给他。敖乃松要价35元，马文才说这车很旧了，连挡泥板都没有（清河农场的土路，一下雨粘极了，有挡泥板的车根本没法儿骑，所有的自行车，包括队长的车，几乎都不用挡泥板），只肯给20元；或者拿车子作抵押，借他16元，一个月后拿20块钱来取。敖乃松摇摇头，没有答应。
看起来，敖乃松在临死之前，确实想给朋友们多买两瓶酒，可是以20元的低价把车子买给这个“夏洛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才决定把车子留给刘乃元。
对于这个“大好人”这样悲惨地死去，人人都很痛心。湿衣服换下来了，坟坑也挖出来了，而且挖得很深。但是尸体一直停放在水泵房里让马文才看着，没有下葬。有人说是队部要开现场批判会，有人说是要等尸亲来看过以后才入土。
4月2日，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终于来了。看过哥哥，整理了遗物，也和刘乃元见了面。直到这时候，刘乃元才知道敖乃柱也是右派，不过他没有被送劳动教养，而是下放在东北监督劳动，比他哥哥早些摘除帽子，而且允许回家自谋出路。据他说，4月1日那天，他老父因为心脏病复发，正在床上躺着，忽然来一警察，推门就进，进门就嚷：“谁是敖恩洪？”敖乃柱急忙迎上前去说：“我爸爸病了，有事您跟我说。”可是那警察不理他，径自上前把老人推醒，然后大声宣布：“你的儿子死了，自杀的，他要与人民为敌到底，这都是你平时缺乏教育的结果……”老父一听，当时就晕了过去。
敖乃柱看了哥哥的遗书，除了把两箱子书运回北京之外，根据哥哥的遗愿处理了所有的东西。刘乃元知道敖乃柱经济也很困难，就拿出全部积蓄20块钱，又向朋友们借了15块钱，凑足了35元交给他，算是买下了敖乃松的那辆自行车。
敖乃松入葬以后，敖乃柱就回到了北京。几天以后，队部果然按例召开了一次中队批判会，批判敖乃松“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不过刘乃元因为临时派有任务，没有参加。事后据说这一次批判会开得很不成功，除了队部豢养的专职宣传员不得不写篇稿子读一读之外，全中队没一个人主动发言的，连最善于胡侃的老张头也默不作声，弄得指导员下不来台，大发一通雷霆，才草草收场。
刘乃元曾经找刘德明把敖乃松最后的“绝唱”要过来读了一遍，内容写的是敖乃松解除教养，回到常州与蕾蕾团聚，但是蕾蕾不幸得了重病，敖乃松衣不解带地尽心伺候她好几个月，可惜她已经病入膏肓，药石罔效。最后蕾蕾大口吐血，死在敖乃松的开抱之中。敖乃松埋葬了爱妻，一个人流浪到秦皇岛，终于跳进了茫茫的大海。
文章写得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但是杜撰的故事，与历史背景全不合拍。刘乃元很后悔，怎么会给他出了这样一个“歪点子”，以至于把一部原本也许很有价值的小说，愣给糟蹋了。
对于这样的写法，可能他自己也很不满意，所以一直到死，都没把这部“绝唱”拿来给刘乃元过目。
刘德明现在已经故去，敖乃松的这部“绝唱”最终下落何处，也是一个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