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因为着凉还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正在地里干活儿，忽然一阵肚子疼，拉了一泡稀屎。我赶紧把班长请来看了，证明我确实拉稀，然后摘一张大野麻叶子包上一点儿稀屎，就捂着肚子哈着腰，到医务室看病去了。
在劳改农场，除了场部医院有正式分配来的大夫之外，各分场医务室的大夫，绝大多数是由二劳改充任的，人称“劳改大夫”或“二劳改大夫”。“劳改大夫”不问学历，只要你会开处方，不管你是祖传的也好，自学的也好，是无照行医劳改的也好，是医德败坏劳改也好，到了劳改队，就统统的都不考虑了。是否让你当大夫，不看证件，只要分场长甚至中队长点头，就可以任命。
在二劳改中，人也分三流九等。一流一等是统计员，这是坐办公室的二劳改，不但从来不下地，而且权力最大，队长、指导员不在，居然还可以代行中队长的职务。一流二等是宣传员，下地也不干活儿，只是拿个喇叭筒喊喊话，做的是所谓“鼓动”工作。平时除了写写黑板报和组织唱歌、排练节目之外，还是一切批判会批斗会的“万能批评家”。一流三等就是医务室大夫，除了大热天儿偶尔到工地“巡诊”，发放人丹、十滴水之外，也从来不下地，只在医务室坐等病人上门来看病，而且一般只在出工前半小时忙点儿，因为要鉴定病情轻重，判断并决定是否能出工。一过八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这三种人，工资都比较高，不是三级工41块6角，就是五级工47块3角。
二流一等是值班员。职责是看大门、统计出工人数、防火防盗、发放报纸信件。二流二等是电工。除了夏收、秋收脱粒要进场院盯着与“电”有关的脱粒机、扬场机等等之外，平时只要保证照明就可以，根本没什么事儿。我虽然没有电工本子，但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就干过这样的美差。二流三等是炊事员。所谓“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特别是荒年，人人都饿肚子，只有炊事员饿不着。
至于三流的三等人物，那就是工具员、正副班长和一般的二劳改了。
我当时还是三流三等人物。以我这样的身份，要上医务室开出假条来，是比较困难的。难怪我拉稀以后，不但要请班长看过，还要带上实物作为证明。我还直担心，如果碰上一个顶真的大夫，一定要亲自到厕所看我拉的是不是稀屎，而我恰恰拉不出来，还不知道怎么个结果呢！
于家岭分场东村共分五个区：分场部大院儿、教养大院儿、就业大院儿、干部家属区、就业家属区。分场医务室，却设在就业家属区。两间紧挨着的窑洞，一间是医务所，一间是大夫的住房。这是因为大夫带着家属，医务室离他住的地方近，半夜里有急诊找起来方便点儿。
我教养以前是个老病号：胃病、肺瘤、关节炎、神经衰弱……经过几年体力劳动，根本就没吃药，一身的病居然奇迹般都好了；就业以后，很少生病，到于家岭分场来，还没找大夫看过病，但是却认识这里的大夫，知道他姓缪，名鸿兴，上海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是个主治大夫，五七年整风运动中没划为右派，却因为“思想反动”被送进公安局来了。有那么点儿因缘，想到“和尚不亲帽儿亲”，所以进门以后，首先报告我是第几中队的，接着打开大麻叶子，让他看了我拉的稀屎，最后似有意似无意地说我是上海人，1957年划的右派。
我这一招还真管用，他看了一下稀屎，没有难为我，叫我把大麻叶子包好扔进污物桶里，给我开了药，不等我开口，就主动地给我开了三天假条和三天病号饭证明。在劳改农场，如果跟大夫的关系不是很“铁”，假条和病号饭证明，可都不是那么好拿的呀！
当时正好医务室里没有别的病人，他闲着也是闲着，见我是上海人，就让我多坐一会儿，跟他用上海话聊聊天儿。这一来，我跟他算是交上朋友了。
在于家岭东村的老就中，有好几个上海人。除了施有为之外，还有一个姓沈的老木匠，他不但有老婆儿子，还有五个女儿。每逢节假日，我们几个上海人常在老木匠家里聚会，包饺子吃。
缪大夫的妻子年轻而漂亮，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那儿子很聪明，还不会说话，却听得懂英语，你说dog，他指指桌上的玩具狗，你说fish，他就指指鱼缸里的鱼。只是父母过份宠爱，既怕他冻着，又怕他中暑，天冷天热都不许他出屋，好像在温室中长大的花儿，抵抗力特别弱，经常伤风咳嗽。我常常说他当大夫的居然不知道怎样给儿子保健，他就傻笑着摇摇头，说那都是他老婆宠的，他也没办法。
我们混熟以后，才知道他的夫人是浙江奉化溪口人，跟蒋介石是同乡。她“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后，没机会上大学，只好在一家茶厂里当临时工。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缪鸿兴。当时只知道他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而且在北京当大夫，却没想到是在劳改农场，而且一个月只挣不到48元的工资，因此言谈话语中，时常流露出不满意的口吻来。这也难怪，不到48元工资要一家三口人过日子，一个人还不到16块钱，穿衣吃饭都在这里面了，的确是困难了点儿。
清河农场遍地都是药材，什么野地黄、益母草，多了去了。为了增加收入，缪夫人经常背着塑料袋四处采药，拿回来晒干了，送到汉沽中药材收购站去，卖个10块20块的，贴补家用。
那时候我负责稻田放水，稻田里有鱼，主要是鲫鱼和鲇鱼，有时候也有黑鱼和鲤鱼。到了9月份稻田落干的时候，我们放水的总是用一个箩筐接在出水口下面，几乎每天都能够收获好几脸盆鱼。我就把最大的几条挑出来给缪大夫送去，自己留下几条，其余的就随便送人了。
后来缪大夫调到一分场给犯人看病，离开了于家岭。不过每逢我抓到了大鱼，仍不忘给他送去。我凑凑合合能干点儿木匠活儿，到了星期日，就到他家里去帮忙，用他捡来的旧木料做箱子、柜子什么的。
这时候，他们夫妻开始闹离婚了。说起原因，离不开一个“穷”字。他夫人向我诉苦：从奉化到上海他家里，见他家住在上海愚园路高级住宅区，自己有一座小洋楼，打蜡的地板，红木的家具，父亲是音乐学院教授，档次挺高的，又听说他在北京当大夫，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嫁他了。谁知道到了北京，原来是劳改农场，地方偏僻不要说，挣48元工资，只够吃饭的。婚前老缪答应给她买呢子大衣、料子裤子，结果一样也没兑现。回一趟家，还要自己卖药材攒车费，这样的苦她受不了。我回浙江探亲的时候，路过上海，到老缪家里去过。他家的确在沪西最好的住宅区内。但是老缪说：家里有父母兄弟，解放后，大家的收入都不高，有特殊困难，家里也会帮忙，不过只能救急，不可能救穷。日常生活，只能在这48元中开支。自己都三四十岁了，难道还要家里供养老婆不成？
我当然只能善言相劝。但是空口说白话，解决不了穷的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他两口子分居了，急忙去看他，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妻子要离婚，他不同意，没想到她写了十六张纸的揭发材料交给中队指导员，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和偷听敌台等等罪行。幸亏指导员知道这是因为闹离婚而起，没有当真，不然，事情可就闹大了。我一听，这事儿麻烦了。从道理上说，朋友的两口子闹离婚，应该劝和，也就是俗话说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但是我却叹了口气说：“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你这个老婆不能留了。她不知利害，什么话都敢说，弄得不好，你的命都要断送在她的手里，还不如早点儿让她走了的好。”他说：“你不知道，她不仅仅要求离婚，还要我付抚养费。她说，如果她不来农场，现在肯定已经转为正式工人了。因此，一切都要我赔。我没有一点儿存款，拿什么给她呀？”我说：“这一回用得着你家里救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跟她一起回家一趟，让家里帮忙凑一笔钱，一次性付给她，了断了的好。不然，夜长梦多，指不定还要生出什么是非来呢！”
后来他们果然回了一趟家，把离婚手续办了。儿子归老缪抚养，给了女方多少钱，我不得而知。
1979年，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他也落实政策，被安置在北京第暳医院，还分配到一套房子，是我这个没有电工本子的假电工去帮他安装的电表和电灯。后来他被汕头大学借调去教英语，直到退休。不过一直没有正式的职称，因为他是以“主治大夫”的名义调过去的，教的却是英语。评职称的时候，医院因他没有参加医务工作而无法给他评医生职称，而教研室则因为他是大夫而无法给他评教授职称。好在这些身外的荣辱，他倒还看得开，何况工资都是按照教授的标准支付的。
在汕头大学，经人介绍，他与一个在奥地利开饭店的女士结了婚。该女士原来是留德的学生，学的是德语。后来定居奥地利，在旅游区开中国餐厅，生意还不错。老缪退休以后，也到了奥地利。不过奥地利不承认上海医学院的学历，所以他无法在奥地利开业当Doctor（医生）给人看病，只能在夫人开的中式餐厅里当boy（服务员）给人端盘子。我倒是真佩服他：时间不长，居然就学会了德语。虽然他精通英语，却没有学过德语，这是不同的两个语系，无法“触类旁通”的。
每隔两年他回一次中国，看看由奶奶抚养的儿子，也看看朋友们。有时候夫人也一起回来。我家，他是每次回国必定来的，每次来都要带点儿外国礼品，诸如法国香水之类。他却不知道，我的老婆、女儿都是“土包子”，从来不用香水的。他来了，有时候干脆就把当年的劳改朋友请到我家里来聚会，大家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回忆当年的二劳改生活。2007年，他从奥地利回国来了。据说是在国外生活不习惯。从此，他和儿子相依为命，靠退休金过日子。
如今，他和儿子两个人都没有结婚，父子二人共用一套坐落在汕头市市中心的200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空了，就给我打打电话。他比我小，才70多岁。我说，我都80岁了，还第四次结婚，你比我小这么多，身体健康，看上去只有60多岁，是不是还想找一个老伴儿啊？他苦笑着说：“难哪！伺候不起呀！不是没人介绍，但是一见面，女士们总是先问到哪里去旅游，国内的，国外的，一口气提了好几个旅游点。还是消停点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吧。”
特别是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收入不低，长得更是潇洒英俊，到如今快40岁的人了，居然还没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据说并不是因为要求太高，而确实是“缘份未到”。老缪几次提出要求帮他在北京找一个。北京三十多岁的“剩女”倒是不少，汕头的气候也的确最适宜居住，除了“没有婆婆”这一条可以算是缺失，也可以算是“优异”之人，条件满不错的。可是如今的独生子女，怎么可能舍下父母不管独自一人南下呢！
前面所讲，都是某个二劳改与某个女人的婚恋故事，悲欢离合，有喜剧也有悲剧。下面将要讲到的这个林大少，情况却比较特殊：不但他自己成为二劳改的经历特殊，他的婚恋故事也特殊，因为终其一生，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女性作为他的婚恋对象，哪怕是短期的、暂时的。
林大少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他父亲在北京拥有六家买卖，最大的一家绸布庄开在大栅栏，是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他家在大栅栏附近拥有一所三层四十多间住房的大公馆，即便在公私合营以后，全家人的生活都还颇为优裕。
林老板是个典型的“林家铺子”老掌柜的形象，为人忠厚本份，对子女的教育虽不特别严厉，却很认真、很传统。他只有一位夫人，却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我要介绍的这位少爷居长，所以我们都称他为“林大少”。
林大少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无忧无虑。如果不公私合营，他肯定可以继承六家买卖中的一家或两家，也成为一个大老板或小老板。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而这时候他家的买卖全都公私合营了，他父亲已经没有了人事安排的权力，于是他只好以“在家复习功课”的名义，当上了社会青年。
林大少算不上美男子，但是也相貌端正，风度翩翩。他在学校里功课中等，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但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和爱好，溜冰、游泳都会而不是太精；爱听音乐，但仅限于爵士乐和舞曲；爱好跳舞，但仅限于三步、四步。他爱惜脸面，善于修饰，出门去总是皮鞋雪亮、头发锃光，穿着整齐、打扮精细，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骑的是“三枪”车，戴的是巨型劳莱克斯手表，加上一副深色宽边墨镜。走到哪里，人家都能够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有钱的大少爷。
尽管都解放十来年了，可他最不关心的就是政治。在他的心目中，有两件事情最明确：第一是他的亲身感受，如果不“解放”，他肯定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个生活优裕的有产阶级，如今这样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十年之内还有“定息”可拿，但那是象征性的，微乎其微，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还要自己去寻觅、去争取。因此，别人是不是“解放”了、是不是生活提高了，他不太清楚。但是作为资产阶级，作为被消灭的对象，他家的生活和出路，分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第二是他的间接认知，尽管日本鬼子投降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岁，但是根据他的道听途说，总觉得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中，只有美国最好。而且这一认识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直到他的晚年都无改变。
如果他的这些想法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什么实际表现，好好地复习功课，考上一所大学，凭自己的本事认认真真地工作，安安份份地生活，也许还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的。但他偏偏想法多多，非常想到一个“最最自由幸福”的国家去寻求自己的出路。于是一部悲剧，就这样开始演出了。
当时中国大陆与美国根本就是对立的，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连商务关系都没有，两国之间的老百姓通信，都要经过香港的朋友转。不过与英国却已经有了外交接触，建立了“代办处”这样的外交机构。他虽然不关心政治，却知道通过英国到达美国是一条“通途”。于是，他开始盘算如何实现“曲线到美国”的梦想。
既然想要先到英国，总得先了解一下要办什么样的手续。英国代办处的大门口有“外使队”的警卫站岗，“闲杂人等”是无法进入的，但是大门两旁，却有好几个玻璃橱窗，陈列着有关英国的宣传文字和图片。林大少闲来无事，就常到英国代办处大门口去转转，看看宣传品，也想遇上机会跟进进出出的代办处人员打听一下如何出国的事情。
那时候，他究竟只是个不到20岁的大孩子，政治上、阅历上都还幼稚得很。他只看见大门口有穿制服的警卫，却不知道大门外还有不少穿便衣的警察。他老往代办处门口跑，而且还眉飞色舞地在宣传橱窗面前跟人家聊英国和美国。他根本没意识到人家早就已注意到他了。也许跟他聊得颇起劲儿、颇投机的“闲人”，正是公安局的暗探呢！还没等他跑第四趟，终于有人上来一拍他的肩膀，说了声“跟我走一趟吧”，把他带到公安局里去了。
其实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想当然，如果林大少真是美蒋特务或是图谋不轨的人，能那样傻里傻气地在代办处门口瞎转瞎聊么？
正因为林大少自己觉得“没做什么”，因此并不感到害怕。到了公安局，人家问他为什么老在代办处门口转，他也不加隐瞒，直言自己想打听到英国去要办什么手续。再一问，他在英国并没有亲戚朋友，根本没有“探亲”的前提。那时候有一条不成道理的道理：凡是国外没有亲友而想出国的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国分子。
于是林大少先被当作特务“礼请”到了“西安门西什库草岚子胡同4号”的羁押所。经过几个月的审问调查，基本上排除了特务嫌疑，但是在审问中他说出了想通过英国转道美国的打算，于是又被当作“反革命叛国犯”转到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第二监狱继续审查。
一查又查了好几个月，总算考虑到他“有思想没行动”，叛国罪也被否定，最终以“思想反动”为由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每换一个地方，伙食就低了一个档次：在“草岚子胡同”，是每顿饭两菜一汤；转到了“功德林”，一菜一汤之外，早饭还有豆浆油条吃；一到了教养所，可就连棒子面窝窝头也吃不到，只能吃麸子面窝头了。
1968年，我从团河农场转场到清河农场的时候，他也已经解除劳动教养，成了“二劳改”，从兴凯湖回来，和我编在一个班里。
尽管经过了近十年的劳动改造，他的“崇美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说着说着就会说这也是美国好，那也是美国好，一件美国人穿过的旧牛仔裤，他也当作宝贝，因此总是不断地被当作批判对象。不过他与我的关系处得很好，尽管在批判会上我也不能不发言，但都是“诱导性”的，不扣帽子，火力也不猛。他的字写得漂亮，也知道我在写小说，就主动帮我抄稿子。
这一段时间，二劳改中娶了老婆的人已经不少，打算娶个农村姑娘凑合成家的人也不少，我的第二位夫人琴也正和我一起住在清河农场，因此“搞对象”就成了大家经常谈论的主题。
二劳改，政治上是三等公民，经济上是“自给尚且不足”，人人都有自卑感，一谈到找什么样的姑娘，条件总是低而又低，几乎只要是“人，女人，活女人”，肯跟我们一起过苦日子的就行，根本谈不上相貌美、年纪轻、脾气好、文化高等等。
独有林大少却与众不同，尽管他自己已经只作为一个“劳动力”生存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他找对象的条件始终不变：第一要漂亮，第二还是要好看，第三仍是要美女，其余因素，可以一概不考虑。至于“美”的标准，他也有“样板”：第一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其实他只在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看见过饰演这一角色的演员，并不知道真正的爱娃·勃劳恩长得究竟如何；第二个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第一夫人；第三是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如果相貌次于这三个人，他宁可终身不娶。
在劳改农场，当一名二劳改，提出这样苛刻的求偶条件，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第一是传为笑话，第二是总有人拿他打哈哈：有个二劳改，说他认识一个姑娘，长得美貌无比，可惜因为患乳腺癌切去了一只乳房，至今嫁不出去，问他一只乳房的姑娘要不要？他说：先拿照片来看看，只要姑娘的脸蛋儿确实长得漂亮，少一只乳房不要紧，反正有衣服遮着，做一只假乳房戴上就可以了。其实那人不过是耍着他玩儿，姑娘的照片，是永远寄不来的。
后来老班长王一民倒是说起过：他老家的邻居有个姑娘，长得面如桃花，只是从小不学好，十四五岁就和村里的小伙子乱搞，如今还不到20岁，就已经和好几个男人有关系，做过两次人工流产了。因为名声不好，嫁不出去，倒是愿意嫁到农场来当“舅奶奶”，问他要不要？他的答复相当干脆：只要确实漂亮，不管她以前跟几个男人有关系，他都不计较，只要以后不再乱搞就行。
我听说以后，一方面劝老班长别给他张罗，因为这样的姑娘即便肯嫁到农场来，也绝不会“从一而终”，如果在这里再办出什么风流案子来，林大少可不是那帮流氓的对手；另一方面我也去劝林大少：像咱们这样的身份，以娶个安份守己的农村姑娘过日子为妥，不要贪图漂亮，招灾惹祸。如果他愿意这样做，我可以帮他在我老家找一个。他总算很勉强地点了点头。
于是我就托我的叔叔帮他找。不久照片寄来了，姑娘长得浓眉大眼，身强力壮，我看着觉得挺不错，至少干活儿准是一把好手。把照片拿去给他一看，他立刻就摇头，对我说：“条件可以降低，可也不能降得太低了呀！你知道我喜欢的是瓜子脸儿或者长乎脸儿，个儿要高，身材要苗条。你看这一个：第一是圆乎脸儿，第二是个儿不高，第三还是个小胖子，根本就没腰身，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么？”我一听跟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把照片要了回来，就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
1979年年底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住在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在这以前，我跟他的父母和弟妹们的关系就处得很好，因此每逢节假日，都要到他家去走走，在他们家吃饺子。那时候他家的三层楼房已经被没收，全家七八口人被轰了出来，挤住在两间窄胡同似的小房间里，还没有厨房厕所，弟弟妹妹大都是工人，有两个妹妹从延安插队回来，还没安置工作，全家收入不高，生活条件相当差。但是每逢我去，全家人都热情招待。
不久，他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回北京后被安置在一家街道印刷厂里，先是刻蜡版，后来跑业务，直到退休以后，还帮厂里干活儿。被没收的三层楼房，也归还了他家。只是林大少仍坚持他“找不着美的，宁可终身不娶”的信条，尽管一有空就到舞场去转转，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他看得上眼的。至今年过花甲，即便找到一个真正的美女，他既不是大官，手上没有通行无阻的印把子，也不是大款，手上没有千儿八百万，更不是卓有成就的歌星演员、专家学者，一个真正美貌绝伦的漂亮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嫁他？
不过我却十分佩服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或曰固执的意志，办不成的事情，宁可不办，也不退让。不像我们，在他面前，一个个都是“意志薄弱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