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 张丰胄

    邵力子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竭力促进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和谈，其经过略如下述。

    邵老是国民党的主和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招待文化新闻界，谈有关和谈进行事宜。有记者问，对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邵力子先生指出，元旦文告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等五条件，而语气又含有招降意味，很不妥当。这真是言人之所不敢言。一月五日新华社便发出了以“评战犯求和”为题的一篇评论，把蒋介石文告的外衣层层剥开，使它原形毕露。当时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一月十四日，中共广播电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了和谈八条件。十六日，蒋介石邀约邵力子、张治中、张群、吴铁城和民社党头目张君劢、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到黄埔路官邸晚餐，饭后就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和谈八条件征询意见。孙科说，中共所提八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和谈应在对等地位上进行才行。邵力子说，三大战役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张治中看到蒋介石脸色不对，忙转圜说，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蒋经国在日记中，把当天的会议说成“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24]

    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政会开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不参加，由孙科主持。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和，谷正纲、张道藩主战。双方尖锐对立，激烈交锋，无结果而散。张、邵成为国民党主和派，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一月十九日，蒋介石邀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陈立夫到黄埔路官邸，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会后做出决定：由行政院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会上，蒋介石说，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三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最后全部被共军消灭，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征询下野文告应如何措辞，张治中建议由邵力子起草，邵考虑到他谋和的想法未必与蒋一致，卒辞谢。

    奔走于宁沪之间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于二十二日就任代总统职，通电申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

    一月二十二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平商谈。

    一月二十三日，李宗仁请邵力子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目的在敦促他们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当时李宗仁所以请邵老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李宗仁专机飞沪，通过邵力子的介绍，分别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会晤。当日下午李飞返南京，留甘介侯协助邵老在上海联系各界人士。五日李宗仁接到报告，已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北上试探和平。但后来凌、欧、侯三人不愿前往，而甘介侯又被指为“贩卖和平分子”，不能随行。二月八日，李宗仁再到上海，续与各方联系。最后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

    随同上述四人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课长顾乐村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

    邵、章北行的成就

    邵力子和代表团一行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由上海机场起飞，下午二时一刻到达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才抵达北平。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委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到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六国饭店。

    二月十五日，叶剑英主委亲自来访，与邵、颜、章、江作了初步会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并邀董必武、聂荣臻和傅作义、邓宝珊等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热烈。十七日中共举行欢迎晚会，徐冰副市长作了有诚意言和的讲话。十八日再应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几位的宴会，又作深谈，大家感到快慰。

    二月二十日，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会。到会四百多人，邵力子与章、颜、江三老应邀参加。邵老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云云。

    二十二日邵、颜、章、江四老从北平乘专机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了两次。会谈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四老于二十四日下午飞返北平，并带有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信一封。后据章士钊、邵力子在五月十八日致函李宗仁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由此可以知道，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邵力子、章士钊多番解释，然后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而李宗仁却最后拒绝和谈协议，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简况

    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三月八日垮台，以停战谋和主张作号召的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宣告成立。二十四日何内阁第一次政务会议首先议决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二十八日又增刘斐，共六人。邵力子坚辞首席代表，改推了张治中，又派卢郁文为秘书长。中共和谈代表团成员是周恩来（首席代表）、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六人，齐燕铭是秘书长，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始和谈。在和谈期间，李宗仁和毛主席互通了电报谋和。毛主席从四月八日起，分天邀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会谈，周恩来副主席设宴于颐和园。四月十五日正式会议通过《国内和平协议》细则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并以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当晚推定黄绍竑代表偕屈武顾问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专机飞南京请示。二十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应钦复电，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即行渡江。

    力辟“和平即投降”的谬论

    四月二十日和平协定签字日期届满，解放大军渡江，那时所谓国民党主战派已如惊马骇鹿，觅路分奔；独李宗仁坐镇南京，左顾右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操千载一时之机。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看到这种情况，焦灼万状，急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这两点李都未能实行。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那时国民党劝驾说客络绎不绝，邵、章又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但李宗仁轻信蒋介石致何应钦函中所说“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轻率地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事已至此，邵、章在致李宗仁函中不禁慨然言曰：“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采，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其时，蒋介石曾有“和平协定就是投降条件”的说法。蒋经国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暂缓签订协定日期。父亲阅毕黄绍竑携回之二十四项要求后，曾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25]

    邵、章两人在致李宗仁的信中，亦就此有所论述。他们说：“某等之愚，以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因由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而亦因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馁败无能。三年之间，党府以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箨，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掬诚作最后计较，苟能为国多存一分元气，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者名耳，其实降也。欲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拼作铤而走险之末计。嘻！斯何时也，顾倒行逆施乃尔！”这些话，是专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的，意在阐明得民者昌，失民者败，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人心所向，无法违逆。邵、章的金玉良言，对今日台湾当局来说，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他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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