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邵力子先生的接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政府立法院里工作时开始的。相交既晚,时间又短;但是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那时,我和金鸣盛兄同住在南京大同新村,可称是莫逆之交。金是绍兴人,与邵先生同乡。平时很稔熟,又佩服邵先生之为人,因此约我同去看望这位老人。当时邵先生住在其夫人傅学文女士主持的力学小学内。在窗明几净的会客厅里,虽然宾朋满座,却摆设得那样简朴;他的待人接物,又是这样平易,慈祥温和,真挚恳切,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是不容易见到的。
自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自己当上总统以后,形势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越来越不利,当时我们忧心忡忡,去请教这位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看来这位老人想跟共产党合作是真心实意的,他拒绝参加制造国共分裂的“行宪国大会议”,他痛惜从国民参政会以来经过各方努力达成的《双十协定》没有能够实现;忧国忧民的情绪,溢于言表!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以后,国民党内显然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与共产党作战到底,一派主张与共产党和谈成立联合政府。主和的人,对邵力子与张治中这两位和平老人寄予很大希望。我和金鸣盛兄又去到邵先生寓所,请教和与战的问题。他说,现在谈和,为时已晚了一些,虽然如此,仍旧还是和谈好。这席话表达了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
后来南京立法院推派和谈代表团去北平与中共谈判,邵力子先生也被推为代表,我们都曾到机场送行。遗憾的是在北平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仍由于南京政府没有诚意,和谈遭到失败。
大军渡江,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立法委员奉命飞赴台湾,我在上海就曾发到飞机票,可我还是放弃了飞机票回到了家乡。后来我虽迫于各种因素去到定海,又辗转台湾,但终于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回归大陆。这些虽然主要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抉择的结果,但也离不开邵先生的深远影响。
我回大陆后,邵先生亲笔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周而复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第一期的学习。
我和邵力子先生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当时他以中央爱国卫生检查团团长的身份去到宁波,住在东亚旅馆内。和我同去看望邵先生的另一位民革成员,是奉化同乡姜辅成先生,与邵先生是老朋友。他一见我们非常高兴,问这问那,还问我们生活能适应否?姜老说:“能适应,很好!”我说:“就是希望使生活能更趋合理,才回新中国的!”邵先生笑了,他说:“我也能适应新生活,新的应该比旧的好嘛!”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人,既是理智的,也是感情的。你们都是奉化人,在台湾有很多关系,希望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多做一些工作!”他是这样的在影响着我们。在纪念邵力子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回首前尘,虽往事如烟,然笑貌如见,声咳如闻,斯人云亡,能不悲悼?
安息罢,邵力子先生!巍巍昆仑山,浩浩东海水,它终将把国共推向合作,民族推向团结,祖国推向统一,家人推向团聚!
(原载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浙江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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