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和轩

    邵老的嘉言懿行，不胜枚举，兹仅就能记忆起的所闻所见略记数则：一九二七年，邵老从苏联回国，甫登上海码头，即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目为共产党扣押，后经蒋介石电令押解南京，邵先生才脱离虎口。这件事是和邵先生同押的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成员卢雪正亲口对我讲的。

    一九二八年，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与当时在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前身）充当训育干事的谷正纲、康泽过从，他们经常谈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如何如何和共产党留学生的种种斗争，言谈中常指摘邵先生为共产党党员打掩护，压制有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因此目邵为共产党。当时邵先生是驻莫斯科的国民党代表。

    同年，我第一次在南京平仓巷于右任先生住所见到邵老，他那时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秘书长，风度潇洒，坐在沙发上总是倾听别人的议论。他从不参与聚集在于府客厅里的人们的议论。记得就在这一年，于先生移居绣花巷。于的爱女于芝秀（屈武的爱人）从苏联回国，被南京清党委员会扣押，幸经邵老从中维护，多方疏解，始被释放出狱。

    就在这一年的某天，我们一伙青年在于老家打听中央政治会议消息。只见于老走进会客室，气呼呼地说：“真正盛气凌人，岂有此理！”大家询问出了什么事，于老说：“张静江这老家伙太可恶了！今天会上，当邵先生起立发言时，张就大声斥责他说：‘你是共产党，没有讲话资格，不能在这儿讲话！’你们说，这还成话吗？邵先生只好忍气吞声地坐下不再讲什么了。”大家听了，纷纷表示不平。这时邵先生也来了。他仍同往日一样坐在他常坐的那个位子上，拿起报纸读报，态度仍那样平静，不像是一个受过委屈的人，实在令人佩服其豁达大度。

    此后，我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断、圈定指派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而离开南京。再见到邵老，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邵老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他运用参政会的职能，联系各方人士，沟通意见，对抗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当年是驻会委员。当抗战正在紧急关头，国民党制造了几次反共高潮，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为了澄清，在一次驻会委员会（等于常委会）后，邵老留了一部分委员在油市街参政会吃午饭，饭后开座谈会，请董老（必武）参加，给大家介绍敌后情况。还有一次是在新生活俱乐部礼堂举行百多人的座谈会，由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做报告。周副主席和CC御用工具孔庚等辩论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和对八路军的态度，很激烈。结果，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打退了孔庚等的气焰。事后，人们称赞邵老对这次座谈组织得好。诸如此类的活动，不时举行。邵老经常对我们讲，国共只能团结，不能分裂，对那些摩擦专家，吃摩擦饭的人要严加驳斥。因之被国民党顽固派目为亲苏通共的危险人物，但邵老并不理睬这一套。他不仅紧密团结各党派参政员，即对某些在野名流，也多方关心。安徽耆宿光明甫（升）也是参政员，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陈独秀寓居江津时，邵老曾托他照顾。

    国民参政会由重庆迁到南京后，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的边缘，邵老忧心时局的发展。当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要他当国大代表，他坚决辞谢，曾对劝驾的洪兰友说：“竞争的人还无法安排，何必再找我凑热闹？”

    一九四九年，和谈破裂，邵老留在北平，亲眼看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说不尽的高兴。他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著作，站在党的立场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勇于负责，披肝沥胆，敢于直言，知无不言，做党的助手和党的诤友，无愧于党的知心朋友。在这些方面，我有两件大事记忆犹新：一是邵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民主党派工作上担任民革中央的社会联系工作，全国民革的社联工作，是民革的主要工作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邵老的指导下，克服了“一嫌二怕”的思想，社会联系工作蓬勃发展。就以上海一地而言，一时发展到三千多人。邵老每到上海，必要我陪他分别看望有代表性的人士，例如李思浩、冯耿光、章宗祥等知名人士。他为我们克服“一嫌二怕”树立了典范。第二是他对中国的人口发展问题，力排众议，发表他的独特见解，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这个极有远见的意见，在当时遭到了物议，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但他仍印了若干份小册子分送人们，这个胆识，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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