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三十年前，我们挂“乌鸦”招牌办《涛声周刊》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一九二七年，从初夏到深秋，这百八十天中，真是使释迦大彻大悟的大千世界！多少人从最高层跌入血污池，多少人从贫民窟爬上三十六天，多少人把自己的亲友当作牺牲品，多少人把仇敌当作亲滴滴的同志，所谓交谊，所谓政见，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那时，熟人的死讯，一起一起传来，几乎流眼泪的余裕都没有了。可是‘死’予我以启示，并不予人以威慑；我并不想活下去，但也并不想死。我问我自己：‘害怕不害怕？’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于是，我揩干我的眼泪，在这淡漠上活了下来。”

    恰好，我手边存了一篇周雍能氏写的《北伐初期的回忆》，那儿有一张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名单：邵力子先生任秘书长，马文车先生任秘书处长；那时，陈立夫和周雍能分任科长。这是北伐初期，在蒋氏左右的人物。周氏说到邵先生并未随军出发，因为政府派邵氏出国办外交，便是到莫斯科去访问苏俄当局。等到邵氏从苏俄回来，北伐军已经到了上海，国民政府也已移到了南京。不过，国共已经开始分裂，蒋介石魔手清党，却又由于宁汉分裂，他下了台，归居汉口了。邵氏回到了上海，对着这么大变动的场面，心绪十分混乱、矛盾。我几次到三益里去看他，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和宁汉双方都没有往来。有一天，他告诉我，因为蒋氏电邀他往溪口，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玩玩。我说我见了鬼怕黑，我要到杭州去，到图书馆去做鸵鸟了。以往的事，不待我来说了。

    邵氏三益里的寓所，他的书室中，挂着一条横幅，上书“青年导师”四个大字，那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狄侃所赠送的。在领导青年思想这一课题上，邵氏一直保持着《觉悟》时期的风度，和年轻人相接近的。我对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可说十分接近；但我只是“门神”，对幕后情况，实在很隔膜的。依我的看法，吴稚晖老人从极端的“无不是的青年”转到另一极端的“无一是的青年”，这是国民党的最大失败。国民党当局与青年进步分子为敌，那几位元老都该负责的。邵先生，可说是蒋氏左右最清醒的一人。国民党主政二十年，只有他并不走上官僚主义的路子。蒋氏再起时，邵氏仍任秘书长，参与帷幄中的策谋，若干重要文告，都出之于他的手笔。蒋氏虽未必言听计从，邵氏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邵氏出任陕西省主席，得应付那一错综复杂的环境。（依我推想，蒋氏刚在南昌说了“我是赞成共产党的”支持共产党的话，不到半个月，便在上海清党闹分裂了，盖与莫斯科方面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政权斗争有关，国民党元老派便想借此脱离苏联方面的控制，所以不顾一切，仓促间发动政变。这都不是我当年所能了解的。）

    西北大局面，由于瑞金赤都军政大移转，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而移到陕北延安，而造成一种新情势。到西安事变发生，又转入另一新情势；其间化干戈为玉帛，要张学良送蒋氏回京主政，周恩来总理和邵力子主席奔走之力为多；（国际共产集团，要蒋氏出面对日抗战，也是主力之一）国共再合作，邵先生出面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这便做了和平的桥梁。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一部民国史，就是这么写起来的。

    邵力子先生，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从封建社会出来的士大夫，蒿目时艰，投入革命阵线，那是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蔡氏，系清末翰林，邵氏和李叔同师，都是蔡氏的入室弟子。）辛亥革命前后，邵氏和于右任在上海望平街创办《民立报》（《民呼》《民吁》《民立》称“三民”），正是同盟会的宣传前哨。其后，又和叶楚伧先生创办上海《民国日报》，主编《觉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灯塔，又是中国社会革命集团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生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哨；为着国家民族的幸福，他一直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他是这样的“和平老人”。

    一九三八年夏间，我从南昌转往武汉，那时，军政中心集中在那儿，邵氏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那正是国共再婚蜜月期中。中共军政首要也分驻汉口、西安两地；周恩来氏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先生任第三厅厅长。我这个和政治组织不相干的闲人，居然做了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一半是萧社长同兹的大量容人，一半也是合上了邵先生的心意。那时，我已是上海救国会十一委员之一。我从徐州战线，经郑、洛回到了武汉，已经是秋初，和邵先生相见，一同出席了一处追悼上海殉难烈士的大会。我听到了邵先生所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微义，我明白“完成任务”，比“慷慨赴死”更为重要。其后，邵先生到莫斯科去任中国驻苏大使，在那个国际风云变幻中，他的任务是沉重的。朋友们把邵氏驻苏，许世英老人驻日，比之为春秋时代的晏婴呢。邵老有一天告诉我：当我国对日抗战之初，莫斯科方面，曾经对我方允诺：“只要中国能坚持对日作战六个月，苏联一定出兵东北相助。”可是我军长期抗战下去，苏俄反而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呢！国际所谓信谊，大致如此。天助自助，我国非自力更生，无以自存的。

    一九四三年暮春，我从赣南到了重庆。那时，邵氏已从莫斯科回来，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同时，国共之间若干回商谈，邵氏和张治中、王世杰诸氏，都是国方代表。他知道我将出玉门关去担任《新疆日报》社务，颇为赞成。其后，新疆人事又有变动，我也不曾出过玉门关，这和后来的政局，不无若干关系。（这儿，我不想去追述了。）

    到了抗战胜利，回京后邵老仍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最后一回的参政会，也在南京举行。那时，京沪青年学生对国事表示焦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向国民参政会去请愿。邵老首先迎接学生代表，作恳切的交谈；也正是“和平老人”的一贯风度。在那么乱糟糟的情势中，邵老对前途并不悲观。他写过如次的春联：山回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的是陆放翁的诗句，他对我说：“这是我的看法！”其后，蒋氏下野，邵老两度出任和谈代表，到过石家庄和北平。我相信代表团诸先生留在北平不南归，和老头子退居溪口，依然用手令拘囚陈仪先生的措施有关的，因为蒋氏是不择手段的人。其后八年，我才在新北京又和邵老见了面，还一同出了关去安东（丹东）迎亲（志愿军归国）呢！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329-332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