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光朗

    提起邵力子先生，海内老一辈人几乎无不知晓。这并非因为他办过《民国日报》，历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要职，而是因为他在历史上是一位真正热心于国共合作、主张和平建国的开明爱国之士。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在沪宁、在政界社会，邵力子先生之所以被誉称为“和平老人”，盖由于此。40年代，我跟随邵老，在其属下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兼宪政实施协进会秘书主任，多年朝夕相处，共事左右，对其为人处世、品德风貌知之较深，50年代续有交往，印象难忘。今邵老作古已十余载，若仍健在，恰刚过百岁。敬仰之余，谨记邵老在生二三事，借寄怀念之忱。

    邵老为官，清正廉明，淡泊恭俭，平易近人。这在国民党旧政权的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他自奉节俭，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在重庆时租民房而居，到南京后就住在其夫人傅学文女士创办的力学小学校舍内。他不尚浮华，毫无官架子。随便什么人有事找他，他都亲自接见，细心倾听，坦直恳谈，迎送礼遇。就像我这样差不多天天见面的老下级，去他住所晤谈或请示工作，他总是热情接待，使你感到无所拘束；而且临别，他每次都要走前开道引路，直送到大门口目送我走远方才转身回屋。平日私人通信，从不见他用公家的信封信笺，而且往往把用过的旧信封翻过来糊好了再用。邵老烟酒不沾，声色犬马就更不问津了。

    邵老用人，唯贤无私，导之有方，信任支持。他是一九四三年继王世杰之后接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职务的，主管多年很少任用私人，对秘书处各级人员一视同仁，无分亲疏。邵老与我原无私交，接任秘书长不久，以其知人之明，即命我兼任新成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秘书主任，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又指派我兼任旧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兼议事组长，委以重任。此两处均新建机构，一切无旧章可循，乃作原则指示，放手责成我制订计划，开展工作，对所请诸事均认可照准，并大力支持。有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却。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九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三次大会，会上听取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共产党代表林祖涵关于国共和谈经过的报告。报告后，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指定仇鳌、冷遹、王造时、邹韬奋等几位参政员任召集人主持研究；提出审查意见。两天后，推原中央日报主笔胡秋原参政员起草《审查报告》。哪知这位国民党极右分子在《审查报告》中竟大肆诬蔑攻击中共和新四军，胡说什么皖南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共产党、新四军不听军令政令之统一……”云云。我当时在大会秘书处主管议事工作，该稿须经我手查阅付印。我见稿，极为反感，随即携稿商之邵老，建议改写。邵老当即同意由我执笔另行起草。我赶写毕，呈邵老过目斟酌。邵老阅后认为很好，便嘱我立即分送特种审查委员会的几位召集人审阅签署，连夜付印。次日上午分发大会，一批极右分子见已易稿，大为哗然，知是我改写的以后，便起而围攻，大骂我“偷天换日”“袒护共党”……大兴问罪之师。然而，改写稿毕竟立言公允，符合和平民主、团结和解的精神，而且事前邵老嘱我分请所有召集人过了目，签了名，故会上国民党左派参政员都极力支持。如召集人仇鳌上台发言，指出改写的报告，内容符合实际，符合和谈精神；知名法学家周炳琳参政员起立发言，指出我所起草的《审查报告》有所有召集人的签名，是理所当然的法定正式文件，交大会讨论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于是，大会执行主席左舜生指定一人向大会宣读该《审查报告》，然后付诸表决，结果终以压倒多数通过，极右分子的图谋未能得逞。综观此事，实多亏邵老的除谬果断和指挥有方。后来，国民参政会机构撤销，邵老便推荐我担任了伪立法院秘书处长之职，这也是他对我的信任。

    邵老对事，实事求是，每遇争执，以理服人。记得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开会期间，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进步人士的较场口事件。参加旧政协综合委员会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同志为此非常气愤。联系到国民党训政问题，王说道：较场口事件就是国民党训政的结果，昨天小组会议已通过了结束国民党训政，就是要立即结束。其实，我也参加了小组会议，会上并没有作过结束国民党训政的决议。邵老对王若飞同志说：“是应该尽早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是，昨天小组会议上还并没有作出现在就结束训政的决议，你大概记错了。”王坚持认为已有决议，并为此与邵老争执起来。此时邵老心平气和地向王若飞同志解释说：“较场口事件必须查纠。你的心情和愿望可以理解。但小组确实不曾作过此决议，也不可能作此决议。因为，结束训政须以颁布宪法和作好实施宪政的准备为前提；目前‘五五宪草’还在讨论之中，更未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通过，训政如何结束，宪政如何开始呢？现在，我们都正是在为完成这一更迭而共同努力。”经此说明，王若飞同志也就不再有异议了。

    邵老最关心的是国共合作及和平建国。他常跟我谈起：“国共合作本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主张。历史也证明，有了国共合作，对内才有革命的胜利（指北伐战争，打倒军阀），对外才有反侵略的胜利（指抗日战争，抵御日寇）”，“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所以，对于国共和谈，邵老竭诚以赴，不辞辛劳，力求圆满成功。毛主席抵重庆时，他专程去机场迎接，并在国民参政会亲自设宴招待，为毛主席洗尘。重庆谈判中，他大小会议自始至终参加；他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遇国共双方意见相左之时，则既要考虑维护国民党的有关利益，又要考虑满足共产党的合理要求，这就难免不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非难和压力，处境之不易可以想见，难怪有时我在去他办公室商谈工作之际，听到他情不自禁地愤然叹道：“作为最高当局，常发脾气，一意孤行，实非国家之福！”虽此，邵老总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折中其间，勉为调和，力避和谈破裂，亦可谓用心良苦。无奈，国民党中顽固派势力占了上风，以致终于内战重开，和谈破裂，邵老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邵老阅历丰富，头脑敏捷，胸有卓识，颇能高瞻远瞩。他经多年体察，熟谙国民党内各种势力的复杂关系和当权派的顽固态度，故北平解放后虽两度飞往北平续议和谈之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与颜惠庆等人以社会人士代表身份前往；第二次是同年四月与张治中、章士钊、刘斐、黄绍竑等人以国民党政府代表身份前往），但他行前就估计到成功无望。记得我任伪行政院美援会秘书处长之际，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南京办事处设宴为邵老、章士钊、刘斐等部分代表饯行，并有贺耀组等人作陪。席间，章士钊先生以我曾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宪政实施协进会秘书主任以及旧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兼议事组长，始终参与了国共和谈的具体工作，情况熟悉，眼界开阔，特向邵老建议同去与张文白（治中）先生商定增聘我为代表团顾问同去北平。邵老沉吟片刻，慨然叹道：“连我这个代表都是多余的，霁光（我的别号）又何必徒劳往返呢？”这样，我便没随代表团去北平。果然，代表团在北平与中共达成的协议终究未被国民党政府接受。解放前夕，我辞去一切伪职，迁居上海，拒不去台。上海解放后，我与邵老通信，邵老来信提到，“此次改革，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所造成，实属必然。吾人虽不幸而生于此时期，须备尝种种艰苦；却亦幸而生于此时期，得以锻炼自身，度过种种艰苦，苦尽甘来，终必有日。”邵老这番话，确实很有道理，经多年的实践体验，领会尤感深切。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邵老就和马老（寅初）一样，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主张实行避孕和人工流产，以节制人口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减轻国家压力。为此他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过建议。这在上下只谈人多好处大和以“堕胎”为违法犯罪的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马寅初先生正是因为立论主张节制人口增长而被打成了右派）。邵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还这样行动。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二年秋，上海有一对四川籍的青年夫妇，年不及三十，却已有了四个子女，这年轻的妈妈又有了五个月的胎儿在身，实不胜经济、精力、精神负担之苦，因闻邵老力主节育，乃投函求助。邵老虽甚同情，但手无具体良方，便来信托我在沪觅医为之施行安全可靠的人工流产。我接信后，按址往访了这对青年夫妇。见在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他们大小六口人，其中两个小孩赤着脚倚在一条长凳跟前吃着稀饭，室内凌乱不堪，状甚狼狈。细问其详，得悉他们深受多子女之累，便约请我的一位挚友、妇科专家李医师用最好的针药法进行了安全有效、毫无痛苦的人工流产。他们喜出望外，感激涕零，特地双双前来谢我。我为他们庆幸地说：“这应该感谢邵力子先生呵。”

    邵老工作之余，除了看书，最爱好的就是京剧艺术。在南京时，某次听梅兰芳先生演唱《宇宙锋》，戏词中有句“你连三纲五常都不要了吗”这样的说白，有感不适时宜，便在后来某次见到梅先生时直率提及，建议改为“你真正地毫无羞耻之心呵”。梅先生深表赞同，欣然接受，并连连称谢。邵老不仅自己欣赏京剧艺术，而且关心爱护和殷切提携京剧艺术人才中的后进新秀。一九五二年夏，我的湖南同乡人李香芬女士擅长青衣，欲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托我介绍，我便写信转托邵老在北京就近引荐。邵老很快复信，慨然应允，并在商得梅先生同意后嘱李女写了一份自传寄去。不多日，邵老来函约李女去京。李女到北京谒见了邵老夫妇。邵老电告梅先生，随即带李前往梅府。迨至，梅先生已迎候于门首，引进客厅后请邵老上座。这时，热心的邵老便招呼李香芬女士说：“你不是要拜梅先生为师吗？快拜呀，拜呀！”李女忙即下跪。梅先生客气地连忙双手把李女扶起，一面催人上茶，一面嘱李女试唱一段来听。听罢，梅称很好，并指出句尾拖音再延长些为宜，接着转向邵老言道：“我过去收了四十九个弟子，现在香芬恰好是第五十个。我想就此封顶，以后便不再收弟子了。”接着，邵老请梅先生开张名单，由李香芬设宴请拜师酒。梅先生说：“还是我来请客吧！”邵老固请再三，梅先生这才写了一张四人名单——梅先生夫妇及梅先生的公子梅葆玖和秘书许姬传。筵席是邵夫人傅学文同志筹订的。邵老想到李香芬女士是湖南人，便特地邀请了我也非常契识的仇鳌、章士钊、田汉等几位湖南老前辈以及田汉同志的母亲田老夫人作陪。座设百花园中，群芳争艳，幽兰飘香，文人雅士欢聚一堂畅饮畅叙，真是心旷神怡。梅先生高兴极了。仇老赞叹说，京剧艺术千锤百炼，其味无穷，令人百看不厌，百听犹新，真是魅力无比！邵老言道，京剧艺术内容题材广泛深刻，能使人受教益，京剧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京剧艺术发展到今天这样，真不知凝聚了前人和今人多少心血，已经相当精练，后人将继承下去，不断作进一步的发展，精益求精，使之更臻于完美。田汉同志接着说：“我国的京剧，有些传统剧目中的某些唱词因受过去时代的局限，今天有必要加以适当的修改，有的情节也还可以作些加工。这方面我已着手在作尝试，如《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我倘若能长寿多年，定要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去。”时夜幕降临，宫灯照明，章老随兴之所至吟道：“灯花零落酒花浓，妙语一时飞动。”大家酒酣话毕，便留影纪念，尽兴而散。

    说来，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以后，我便没能重见邵老。这是因为我不幸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两度以冤错案而身陷囹圄，直到一九七五年才重获自由，一九八一年得以复查平反，可邵老却早已离开了人世，思之怅然泪下。若邵老活到今天，他定为我伟大祖国20世纪80年代的空前大好形势和往后的无限美好前景而欢欣鼓舞，也定将不辞辛劳，为争取恢复国共和谈，为争取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统一祖国，而鞠躬尽瘁，竭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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