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

    （一）

    邵力子先生，浙江绍兴人，是我的同乡，也是我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复旦公学上学时的国文老师。他是同盟会会员，与于右任先生交谊很深。二人都是复旦公学的董事。当时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但想终身做总统，而且要当皇帝，所以大肆镇压革命人士，邵先生因此不得不长期住在租界。他在复旦公学教书时，宣传革命思想，对学生出国文课的作文题时，常常寓意反对袁世凯，给学生灌输革命的道理。

    我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五四运动时，我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这是受到邵先生的教育和感召所致。我大学毕业后去“北满”创办穆棱煤矿（现在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的一个单位）。一九二九年我出国留学，到上海上船去美国，路过南京。那时邵先生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总部设在三元巷。我去拜访阔别多年的邵先生，他勉励我学成之后要为苦难的中国多做贡献，为人民造福。一九三二年我回国以后，因九一八事变，东北全部沦陷，我家就从哈尔滨迁到南京。我参加了当时参谋本部所属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工作，这个委员会碰巧就设在三元巷原来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房子。那时邵先生已去西安做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有时到南京来，我也常去看他。

    （二）

    一九三三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派我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延安一带调查油矿资源，准备进行钻探，我就致电邵先生请予多方协助。那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潼关，邵先生就由西安派人派车到潼关来接我。潼关县县长兼陕西省政府驻潼关办事处处长张丰胄招待我在潼关耽搁了几天后，再去西安，与我同行的有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张心田。我们到西安后，邵先生又派了陕西省建设厅技正、北京大学矿科毕业的赵国宾陪同前往陕北。我们调查了陕北油矿资源分布情况后回到西安，向邵先生做了汇报，并请他将来在进行探勘时在器材运输方面给予协助，他深表欢迎和赞助。

    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高岗率领的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人员都得到了解放。那时我因应翁文灏之邀事前到了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但仍兼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原职，用无线电联系工作，直到延长解放为止。延长解放后，我曾从河南焦作到西安向邵先生报告经过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邵先生辞去陕西省主席，回到南京。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开始，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当时担任焦作中福煤矿总经理。一九三七年十月我把矿上职员、家属及部分技工和拆迁的机器设备撤退到汉口。资源委员会在湖南湘潭谭家山有一煤矿矿区，正缺少人员和器材。我因此到南京与资委会商议合作，利用中福的机器与资委会合办湘潭煤矿。那时南京已遭日军的空袭，形势很紧张。我立即返回汉口，与邵夫人傅学文同船抵汉，请她住在我家里。不久邵先生也由南京撤退到汉口，就住在我家。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常来我家找邵先生商谈，在客厅里往往大声吵闹，不欢而散。有一次蒋介石打电话给邵先生，我在旁听到蒋问邵：“你知道现在的刊物有多少是共产党的？”邵回答：“我查查嘛。”蒋大声说：“我知道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的，你做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邵仍说：“我查一查嘛。”在这以后大约一个月，邵先生回来对我说，你得给我道喜，我问什么喜啊？他说他的辞职被批准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武汉战局紧张。事前我已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谈妥，中福煤矿与四川天府煤矿合办。我们中福煤矿雇一专轮把职员家属送往重庆。我与邵先生夫妇和他的勤务员仍留在汉口，直到十月底我们才一同飞抵重庆。邵先生就住在领事巷康心之家里。后来他和夫人同去苏联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回国以后，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种种大好形势。我曾请邵先生到北碚给我主办的四川四个煤矿联合总处职员讲话，介绍苏联的情况。

    （四）

    邵先生从苏联回来后，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参政会是蒋介石设置的空洞的、形式上的所谓民意机关。抗战胜利后，参政会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邵夫人傅学文热爱儿童教育，在南京自买地建筑校园，办了一所“力学小学”。他家就在小学里，生活十分简朴。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我去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在东北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国民党一定要覆没。有一天我和钱昌照谈心，我说：“你已辞去了资委会委员长职务，现在没有事做，是否可以想法到解放区去？”他说：“我有时也曾这样想过，你的意见值得好好研究。”我于是向他透露了我想投共的心事，并建议同去找邵力子谈谈心。因为我和邵力子相知较深，据我过去了解，他和陈立夫是对立的，对蒋介石也很不满，和共产党人有联系。我想，我们去和邵力子谈谈，不会泄密，绝没有危险。于是我们同到邵力子家，和他商量，并问他有没有可与中共联系的人。他说：“过去有，现在蒋介石防范很严，已隔断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钱昌照出国去欧洲。蒋介石于淮海战役失败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台，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发布文告，以停战谋和为号召，并推动组织了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团员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他们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由上海飞北平，先与中共当局叶剑英、董必武、罗荣桓、林彪、聂荣臻等商谈，二十二日又飞往石家庄，承毛主席接见，并与周恩来会谈。并对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代表团于二月二十七日飞返南京。邵先生原拟与颜、章、江三老同去上海，向上海各界汇报。但他到南京后得悉陈仪已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在上海遭汤恩伯的扣留，卫立煌也被蒋介石软禁了，邵先生因此决定留在南京，但也不敢住在自己家里，他就住在于右任家里。因于老是国民党元老，想蒋介石还不至到于老家里来抓他。当时屈武也住在于老家里。我常去看他们。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李宗仁原拟请邵力子担任和平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但当时邵先生曾表示推让说，由张治中当首席代表为好。因此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为卢郁文。

    卢郁文原是资源委员会的参事，他和邵先生的秘书张丰胄都是我的老朋友。张丰胄要我帮忙解决汽车和办公地点的问题。我说你们应去找行政院。张说，行政院乱哄哄的，你对和谈很热心，所以请你帮忙。卢郁文也要我帮助。我就从资委会拨一辆小汽车给邵力子专用，同时请卢郁文、张丰胄等在我家里办公。他们人少事多，卢郁文又要求我派资委会秘书张月超帮他们的忙。后来代表团北上时，卢郁文和张丰胄把张月超也作为和谈代表团秘书处成员，带到北平去了。

    在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前的一个晚上，邵先生和夫人傅学文来我家，邵先生说：“有一件事，我们二人考虑再三，解决不了，特来请你给我们出个主意。”他继续说，“现在和谈问题，蒋介石在奉化背后操纵，李宗仁失去自主权，看来和谈是不一定有成功希望的；和谈不成，我不会再回南京，这点你是知道的。因此学文一定要同我一起走，但现在外边已有谣言，说我不是去和谈的，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如果学文同我一起走，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不走吧，她一人在南京有危险，弄得进退两难，你看怎么办好？”傅学文接着说：“我一人不敢留在南京，我要一起走。”我说：“邵夫人如果一起走，我想诚如邵先生说的，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和谈不成，邵先生当然知道得最早，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届时打个电报给我说‘要衣服’。我负责代买飞机票，第二天一定送邵夫人去香港转去北平，保证她无危险。”他们二人都同意了。

    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团北上后，过了十天左右，李宗仁派在北平与中共接触的私人代表刘仲华乘专机从北平来南京，住李宗仁家里。他拿了一大布包的文件信件等对我说，这是邵先生托他交我转交上海各有关的人收。他还说：“我要去武汉见白崇禧，回来接邵夫人去北平。”后来刘仲华离南京北返前一天，邵夫人到我处辞行。我说您上飞机时设法不要给新闻记者看到。她说一定以最迅速的行动走，避免给记者们见到。但在第二天的南京报纸上还是登出了邵夫人傅学文已飞北平的消息。至于邵先生托刘仲华带来的文件信件等，我托资委会煤业总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祝福康代为分送。事后，他来汇报说，送去的地方都是门禁森严，他怕国民党的密探跟踪他，很担心。过了几天没有事，才算放了心。

    不久和谈破裂，解放大军迅速过江。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秘书长黄少谷先后打电话要我到何应钦家里，对我说解放军已过江，我们所有的人今天下午一定要坐飞机离南京。因此我于当天下午飞到上海，几天后转广州，五月一日到香港。我在香港写信给在北平的邵先生，邵转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叫我随时可到北平来。我在香港与乔冠华取得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本来可即来北平，但因与香港中共地下党联系过，为了鼓动和组织资委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起义，将在港所存钨、锑、锡等外销矿产品移交人民，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该所起义时，我才带了家眷乘轮北上，经青岛转天津到北京。邵先生特到车站来接我，几天后周总理接见了我。

    （五）

    我在香港时，劝翁文灏也回来，他认为自己有罪，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他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主席同意，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当时我同意他的话，但说：“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并说：“目前你主要做两件事：一、在你思想上必须与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二、快把老父老妻从台湾接出来，先住香港，可以自由行动。”他认真考虑我的话后，表示接受。一九四九年七月间他去台湾住了些时候，亲自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那时进出台湾还是自由的。我就写信给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国的意思，请他帮忙。邵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但要翁先写一份悔过书来，以便进言。

    翁文灏决定回国，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翁心源于九月间到香港。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离香港来北京，带了翁文灏的悔过书交邵力子。他看了，认为不够深刻，不便送上去，要我寄回，请其改写。我说：“翁心源接家眷回国，很快就到北京转去上海，等他来后再寄回去吧。”正在这时，忽见到《参考消息》载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去了。不到一个月，何以忽然变化，我很纳闷。不久翁心源来了，才知道，我走后，台湾方面派人到港请翁回去，他当然不回去。但怕像杨杰一样在港被台湾派人暗杀，因此他临时决定飞巴黎，是避难性质，回国之心不变。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在此。

    这样邵力子和我与翁心源商量，改变原意，决定把翁的悔过书先送呈周总理，虽然内容不够好，但足以表示他有返回祖国的爱国愿望。悔过书送上后，周总理同意他回来，但须稍等些时候，要向在京的民主人士方面做些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总理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正式宣布的，可放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翁文灏从法国到伦敦，乘飞机到香港，当天转广州，由广州中共组织派人送到北京。我、翁心源夫妇和孩子及党派的代表到北京车站接他，并于当天陪翁去看邵先生。当时翁心源已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一家祖孙四代，得以团聚一堂，喜出望外。后来翁由邵先生介绍参加了民革，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他回顾以往，展望前途，深深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他的宽宏大量。并深感邵先生对他的大力帮助，使他全家毕生难忘。我参加民革也是经邵先生介绍的。

    （六）

    邵先生德高望重，素性刚毅正直，一生生活朴素，平易待人，交游很广。他具有高度的爱国心和民族革命精神。早年他追随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上海复旦公学任教时，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桃李满天下。他主持上海《民国日报》时，更是大声疾呼，抨击封建军阀，宣传革命思想，鼓舞国民斗志。他对蒋介石在政治上独裁，在军事上“攘外必先安内”，发动内战，始终坚决反对并作种种抵制。解放前夕，他两次亲率代表团北上商谈和平，人民称他为“和平老人”，为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的表率。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他就留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民革中央也起到模范积极的作用。他的一生事迹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很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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