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根：日军的残暴和新建县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略军于1939年5日，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兵分两路侵入我新建县广大地区。一路由安义县、奉新县杀来，另一路由涂家埠沿南浔铁路侵入。

    一、日寇在新建县的血腥统治

    新建县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兽性和帝国军国主义三光政策铁蹄下，惨遭侮辱枪杀的难计其数。据曾任县政府督练员负责群众组训工作、后任县自卫中队长（中队长一职本人有顾虑不肯说，在西山他人中了解到此情）的西山人程青云说：在西山乡和西山街一带，日本侵略军不论远近，见人就开枪，经常听到噼里啪啦的枪声，中弹身亡的老百姓占总人口的50％以上，地方上人口减少一半多。当时西山街被日本鬼子兵一把火全烧了，来不及撤走的老百姓被烧死多人。猪、牛、羊、鸡、鸭、鹅、粮油、百物被烧光和抢劫一空。妇女更是深受其害，不但不能露面，一遇上日寇或被发现了，不但遭受强奸、轮奸，命也难保。更惨无人道的是，奸后日军还要用步枪、刺刀，用扫把棍刺入妇女的阴户，有的妇女被活活刺死。年轻妇女全跑到上山或松湖街（乡）躲藏，不敢回家，只有少数中、老年妇女在家中或在附近山上照顾家庭不可少的事务，若被鬼子兵发现了也要遭难。日军无耻下流作恶，到无可复加的程度。稍不称心，拳脚相加，甚至被惨杀。日军对小孩也不放过，有个吃奶的小孩来不及带走，就地藏在西山附近山上，日兽兵发现后用步枪刺刀刺入婴儿肛门，举起以作玩乐，众兽欢天喜地哈哈大笑。是否想引诱小孩娘出来，实难猜测。婴儿之母见此情，数次要冲出救儿，在家人和乡亲劝阻下没有暴露。如鬼子发现有妇女，这一个妇女在众多的鬼子面前也是死。日军在西山街任意杀人，有一天仅仅一个时辰，日寇枪杀了我同胞八人，其中还记得几个人的姓名：程殿烈、程天池、程祥狗、程殿辉……

    二、新建县人民的抗日斗争

    新建县人民在日寇的铁骑下，忍无可忍。为了更好地打击日本鬼子，还我河山，把日本侵略军从我国国土上赶出去，在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影响和领导下，以当时在新建的新编第十师的一个工兵营和本县政府的一卫分科长共300多人，组成了麻阳部队，又叫麻阳游击队，其负责人是新建县县长常赐如，他是山西人，解放后曾在上海市政协工作过。军事科科长程华堂是本县人，另外还有新建县自卫县大队的两个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中队长弓绍周、杨放舞，每中队100人左右，总计500多人组成了游击队，进入敌后破坏日寇的活动。在新建县的南浔铁路昌北站涂家埠铁路大桥一带和从西山岺（现今湾里）至（锦江）一线，神出鬼没地打击、破坏日本侵略军，使日本侵略军秩序难以维持。

    在打击日本侵略军过程中，麻阳游击队摸过数十次炮台，最成功的一次，12名日寇除一名活捉外，11名全为我歼灭。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人民高兴，鬼子胆惊。在南浔铁路昌北至涂家埠大铁桥一线，麻阳游击队为阻止延误日寇运输，挫伤日寇锐气，在我县沦陷的头三个月间，曾三次破坏铁路，使日寇在迷迷糊糊睡眠中丧生。如正在麦收季节，日寇用列车装运从我省、市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及各种珍贵物资，运去九江、汉口上交盗运回日本帝国。列车上有随车押运的日本鬼子兵100多人。游击队选择北山地段（现北山奶牛场附近）断夜后在钢轨下埋下地雷。晚上9时左右，火车来时又是响雷，又是出轨，当我游击队要上火车抢夺物资时，被日本鬼子兵发现接火，日本鬼子兵迅速跳下车厢与我激战。由于枪炮声引来了驻守昌北的日寇铁甲车，游击队急向东边鱼目山方向撤，北边的往乐化方向撤，然后又组织东西南北少数几个队员扰乱日寇军心，放一枪就走，换一个地方又是一枪来迷糊敌人。我们是人地两熟，日寇不熟地段，暴露在明处，加上晚上两眼一抹黑，鬼子兵吓破了胆。所以夜晚到天亮，打炮放枪没有停。虽然昌北开来铁甲军，大灯光照射得很远，乐化方向又开来铁甲车和日本鬼子兵企图两面夹攻，包围消灭我共产兵，结果日军扑了空。我们全部早已撤离铁路沿线，仅留下少数熟门熟路的几个人在附近山上向日本鬼子兵放冷枪，吓得鬼子兵屁滚尿流。几天后，北山一带老百姓在火车出轨现场捡了大批粪便肥田。这一仗，大长了我县人民的意气和斗志，挫败了日本鬼子兵的锐气。

    时隔不到半个月，麻阳游击队在断夜后，在白马庙附近铁路上正东挖土埋雷。巡回工在五个日本鬼子兵押巡下前来查巡。为了不使炸路事情败露，就短兵相接，与日本鬼子兵拼杀，全歼鬼子兵，巡回工幸受轻伤，我无伤亡。由于一日本鬼子在垂死挣扎中放了一枪，引来了乐化的日寇铁甲车，游击队只得撤离白马庙。

    在白马庙之后，时隔近一个月，在鲁家桥东一线挖掘铁路埋地雷。这一次也很成功，一列军车，不少日本鬼子兵出轨于此，一夜到天亮，日本鬼子兵鬼哭狼嚎，屁滚尿流。此处虽然山多林茂，但由于我游击队弹药不足，敌众我孤，我们没有轻举妄动，避开锋芒没有接头。但对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是巨大的，并且延误了日本鬼子兵一天一晚时间抢修铁路，给日寇添了很多困难和烦恼，给了日寇一个精神上的下马威。

    在西山岺下徐家至西山乡一带形成了百里防线，在这一防线炮台林立，日寇经常在早晚向奉新、高安方向打炮，逢年过节也打炮。麻阳游击队派出兵力乘机端掉炮台，摸上炮台不少于几十次。最成功的一次，就是摸岺下上山炮台。该炮台12个鬼子，11个被我迅速解决，活捉了一个送上级处理。从此，吓得鬼子兵夜间都不敢出炮台解大小便，不得不便后裹着抛出，白天又来扫掉倒远，也不敢随便出台活动，大大限制了侵占、掳掠范围。如日寇去过松湖街（乡）一次，遭我打击，就再也不敢去了。出现了以锦江为界，江南麻阳游击队与北岸鬼子乐合卫队对峙的局面。日寇封锁西山地区人民从外来的物资，麻阳游击队就帮助老百姓运入急需的食盐等。解决了吃盐难的问题，因此，麻阳游击队在当时深受百姓欢迎称赞。

    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张，阴谋搞假抗日、真反共的投降政策，日寇在我县驻守了六年。1939年10月成立了维持会，会长熊育才担任（熊在国民党在西山乡当干事），副会长由胡先修、万发指担任。三人均系西山人。维持到第五年头上，三个会长一同曾被调到武汉去，两个副会长仍回西山，熊育才被日本疑为与中国兵有联系（实指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杀害。会长换为胡志早（胡系商人，与日本驻南昌市商人有联系），一直维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当时日本鬼子兵的宣抚班乐合卫队的团卫驻扎在石埠，矢野卫队的营部驻扎在聂家，三浦部队的连卫驻扎在上城塘。除上城塘的连长五年后调升离开上城塘外，其余日寇军官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偷偷撤离。

    在日军侵占的六年间，西山街至西山岺一带，特别是石埠、西山街鬼子兵满街都是，还有日本妇女。中国的国土成了日本人的世界，日军为长期侵占中国，实行一些安民措施，当地人民当然不敢也不愿和日本人接近和攀谈。妇女仍然不敢露面，特别是人少的地方，怕狭路相逢难脱身。日军仍然向我派苦力，抓苦力，把中国人当马一样看待一样使用。不但吃不饱饭，每天只给一餐，中餐一个饭团，也不给钱。乐合团部给过日币二角，即一餐饭钱。而且稍不称心，先是扇耳光，继是拳打脚踢，甚至动刀见血。在日军炮台附近的田地，不让种植庄稼，说会影响他们的视线。百姓只得夜间偷偷种植。到投降后要走时，日寇仍派苦力挑东西，拉百姓的牛驮运东西，带不走的东西抛入井里、塘里。有些抓走的苦力，甚至死在路上，当时，造成我西山防线一带许多的孤儿寡妇。

    在新建县人民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日寇官兵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县人民对日本鬼子兵恨之入骨，如能生吞活剥，消灭他们，才解心头之恨。所以西山岺下炮台被麻阳游击队袭击以后，日本鬼子兵一两个人也不敢单独行动，去石埠领生活必需品和粮菜等，也得叫苦力穿上他们的军装以示兵多，以壮其胆，也有把抓来的苦力做其替死鬼的，遇上游击队，百姓在前，日军穿插在百姓中。

    王绍中：成立党的联络站

    古人有句俗话：“家不和，四邻欺。”孟子也说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日本帝国主义早就看到我们中国内部不团结，经常打内战，如中国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都是此类，尤其是蒋介石，幻想消灭中国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也想趁机侵占中国领土，于九一八事变侵占我领土沈阳，进而占领东北三省。

    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发兵侵犯北平郊区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战，通电全国发动军民一致抗日。山西省省长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命执行号召，遂通电全省并分派干部在城乡普遍建立“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牲盟会”）。垣曲县王茅镇特派员姚生林召集群众开会，发表演说：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占中国，要到中国杀人放火，压迫人民，我们就要成为亡国奴。姚生林激励青年报效祖国，并为了搞好抗日工作，提出要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优抚军属等新政策。王茅村青年听取号召后，凡在18岁以上者都报名加入了牺盟会。同时青年救国会也组织起来，张新同志担任青救秘书，经常组织青年唱九一八的歌曲，发动群众，教育青年。

    1938年2月27日日寇由河南济源东上，第一次侵犯垣曲，占据县城。当时县长李景周逃跑，第二十九路军宋哲元部溃退西山一带，日寇住三天，撤退西犯。同年7月日寇仍由东边来，第二次进犯垣曲，占据县城，第二天又进犯皋落。因受国民党高双奎独立旅的从东进击，日军盘踞一星期，又向西进犯退去。9月3日，日寇分河南济源、绛县桑池、闻喜朱家三路兵力第三次进犯垣曲，这次在垣曲约住20余日即行撤退。同年9月日寇撤退后，就来了国民党十七军补充营和一个运输营，并有山西省阎锡山组织的突击团和一个精神建设委员会，突击团由垣曲县王茅镇人王世汗领导做宣传教育工作。同年9月28日，我从南山逃难回来，在王茅街上遇着一区干部党委书记马子谦，相从到文宗廉家坐了片时。马子谦交给我一卷大白纸，打开一看是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宣言。在当天夜半时刻，我就用鸡蛋清将宣言贴到街十字路口，第二天从早到晚看宣言者络绎不绝，有的人连看带念。我看见当官的看的众多，有些军队官说这是宣传工作，可能是牺盟会贴出的，还有一个小官说：“没问题。”

    到10月1日那天，马子谦把我唤到文宗廉家里，对我说：“我和宗廉二人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你有什么意见？”我十分兴奋，满口答应，遂填表决定候补期三个月。因王茅是空白村又因工作需要，在候补期内我就担任了王茅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马子谦正式宣布我为王茅村党支部书记，郭克忍担任组织委员，张新担任宣传委员。我们三人当即宣誓就职并布置工作，分配任务：（一）坚决保守党的秘密；（二）按时交纳党费；（三）发展党员。我们在1939年3月就发展了文在欧、关绍尼等14个党员。正月初九由王茅村党支部动员好，并经区委批准，王和义、文宗唐、周于生、张效谦四个同志考入晋东南抗日大学，并动员王发荣、马火关、马希任、安绍贤四个青年加入八路军随营学校。2月初，又经区分委批准，由我和郭克忍以开小商店为名，成立党的联络站，以便接送往来文件信函，招待党的来往同志，使工作更方便了。

    当年3月，接县政府指示，王茅村成立起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由我担任该会秘书，兼任公开的主张公道团团长，由此工作得到了更顺利的进行。党支部为了更好地掌握全面，通过县政府并由区党委支持，将王茅村旧政权改选成新村政权，为支部增加了力量。

    1939年6月21日，日寇由西边第四次侵犯垣曲，王茅驻有国民党十七军补充营，运输营共计1100余人，不战而栗，逃之夭夭了。日寇盘踞六天，向西进犯到横岭之山麓，不时向刘张、古堆等村打炮弹。两村群众提心吊胆，有家难归。同年12月，我军十八兵站发生政变事件，由于我们同志事前得到消息，即早转移北上，各方均未受到任何损失。我一区分委书记临在走前一个晚上，到我家做了联系，布置了工作：（一）下定决心坚持党的工作；（二）深入地下保持党的机密；（三）在特殊情况下随机应变保住自己身份，万勿暴露；（四）坚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以防发生意外；（五）上边如有派来同志，先看介绍信，然后接待；（六）如有往来信件，必须单线转送，坚决不能乱托别人，以防暴露机密，发生事故；（七）与陌生人说话，要看地形分场合，切勿捕风捉影，以致引起别人对自己注意等。话毕已到11点，我把书记送到五公里之外，双方分手将别时他又说：“等我抗日胜利凯旋再见。”

    1941年6月7日，日寇以步、骑、炮五个师团的雄厚兵力，向中条山发动声势浩大的猛烈攻势，8日进犯垣曲城内，飞机、炮声不绝于耳。号称中条山驻有国民党十个军，计16万多人威力的国民党，竟然一临大敌，溃不成军，除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残败自杀，十二师师长寸性奇、二十师师长王俊二人战场牺牲，为国效力捐躯外，其余军师各将领非逃即被俘。古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样有名无实的队伍岂不令人可笑吗？当时逃难群众扶老携幼，背口粮，夹铺盖，小孩啼声、老人咳嗽声、百姓哭泣声，真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惨景万分难以叙述。以往敌人来侵，三天五日便自行撤退，此次来威力大、形势猛。以文维贞为首及文在欧、马印林成立“维活会”，日本清水部队驻在王茅村。7月，敌人又成立伪县政府，韩树斗任伪县长。驻在王茅的敌人每天下乡搜索，赶拉羊、牛、猪、鸡，一扫而空，如王茅村东边的房沟、南山下边曾家沟以及村西边槐树坟、南河滩等六处已成日寇的杀人沟。我逃到南山乐尧村一带，曾看见一个20来岁的青年被日寇碰着，一枪打死。6月15日傍晚，日寇搜山，抓回国民党逃兵34个，引到村北边高堎下，只听一个日寇“呱”的一声，俘兵们立得很整齐，日寇端起机枪把34个人全部打死。有个十四五岁的娃子叫小海，日寇医院一些药针丢了，别人说是小海偷走了，日寇把小海抓住，捆到村南河滩把头割了。有个五六十岁的老汉名叫周万山，在周家庄水泉担水，被西南岭日寇看见了，两边相隔一道沟，远近足有300米，日寇一枪把他打死。8月下旬的一天，日寇扬言给农民看病，把稍有病的文开于、文约礼、张士中、王小六等20余人拉到曹家沟用刺刀刺死，埋到一个坑内。1943年10月，日寇到北山扫荡，在民兴村抓回抗日县政府第二粮站保管员张振科、民兵队长王玉焱、民兵指导员成肖等八人，押在伪县政府警备队队部。据死者常连甲表弟文景唐说：“这一批人是警备队副队长常炳华过堂审问，判成死罪，送日本军部执行杀害。”最可恨的是在8月某日，日寇杀害了共产党员常林明、史握瑛、郭盘月。

    当年10月，我听农民文好都说北山有八路军，当时我有病不能多走路，用了三天时间，走到相距40里的民兴村我大哥家才安心住下。1942年，我任小学教员。10月，与我抗日县政府县长张培民、县委书记王铭山等取得联系，经我汇报敌情，接受工作任务。1943年，我任抗日粮站站长，当时民兴还没有党员，经王铭山同志安排，由我除担任王茅村党支部书记兼粮站站长外，兼任民兴党支部书记，并任我军老二团到民兴工作的参谋长张梦龙同志的交通。不时到南山与地下党员梁文卓、刘廷桂等传送秘密文件。1944年9月，王铭山又派我回王茅敌区了解敌人活动情况，支援我们的抗日。

    我在王茅担任小学教员，不断向我们在马村所驻的区中队传地图、送情报，12月1日，我地下工作人员柴生辉同志到我校与我直接联系，我就领他看了敌人的所在地形，热情照顾他吃饭等，并护送他过敌人岗哨，保证了该同志的安全。临走柴生辉对我很感谢地说：“谢谢你，以后再见吧。”1938年11月，我任王茅村支书时，河南济源人卫有学到王茅宣传红枪会，迷信法术，念法唱佛枪刀不过，能打败日本鬼子。全村青年信以为真，三五天内就有176人组成抗日红枪会学校，王茅人数多达110人，其余66人分设西街、西坡两个分校。我向区分委及时汇报情况，分委马子谦、文宗廉二同志和村支部进行研究。为了用活的事例教育和挽救全村青年，永久打破迷信，派王茅支部以及区分委文宗廉及党员文宗唐、周于生等打入红枪会学校。分委马子谦指定我担任该校总学长职务，监视卫立学还有什么意外活动。就这样，卫每夜用朱砂、黄表纸画佛、烧香、念咒，装神弄鬼胡说乱道，说什么公关到校、玉皇下凡等口词。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下午，趁卫到西街分校查看学习情况，我们区分委文宗廉和我即刻把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在本校院20步远的地方立起木杆，装成一个人样，然后烧香、唱佛、念咒，用枪一打，把衣服打得稀巴烂，学员才醒悟这是迷信、骗财、谎人，组织即刻解散。在1941年日寇占领垣曲过程中，其他各村纷纷成立红枪会，王茅没有这一现象。

    1939年6月，日寇第四次侵垣村，我全家逃难40里以外的民兴村。该村我亲戚家驻有四川队伍，据说是川军，杀吃我亲戚三只羊，不给分文。我给该军交涉说，他不抗日本人，专坑老百姓。该军一个刘姓营部教导员声色俱厉地说：“你不是牺盟会，就是共产党员。”把我大捆小绑吊在树上，说要活埋我。经过我父母亲、各邻居求情说话，并送礼物才得脱险。

    在这次日寇侵垣曲的傍晚，王茅村组成的自卫队队长文成周主动到外打听日军消息，碰着日军哨兵与之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他把敌人肩膀咬了一口，结果被敌人按到水里淹死，日军退后，村人以他为抗日而死做了公葬。

    沈天贤：绍兴县政工队工作的点滴回忆

    一、参加政工队经过

    1940年3月间，国民党政府浙江省第三区（绍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了响应当时省政府号召，收容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青年，同时也吸收所属各乡有志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特再度组织成立浙江省第三区政治工作队[1]（以下简称三区政工队）。当时绍兴日报公开张榜登报招考，我看了建队宗旨后，激于抗日救亡的义愤，也去报名报考。结果，总算考试合格，榜上有名，从此参加了三区政工队，记得编制在第三中队为队员。

    我在未去报考政工队以前，原系绍兴城内一爿旧式书坊店——绍兴越州书店（地点在绍兴城内大善寺对面）的一个学徒，专门立框身、招揽顾客、买卖古董书籍和学校教科书以及文具用品的小店员，依靠看书自学，有点文化。学徒已两年，本来应该安心学业，做个高级职员[2]，但我认为这种买卖八股书（孟子论语、四书五经、春秋战国、幼学琼林等）、教科书、文具用品不是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救亡必须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唤醒广大群众，共同抗日，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急存亡之秋。否则只有忍受敌机头上做窝，坐以待毙而已。[3]同时，绍兴素多鲁迅先生笔下阿Q式的懦夫怯妇。它原是一座文化古城，但也有它的一个基本弱点，就是重文轻武，历来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根深蒂固的腐朽没落思想，所以我的想法是必须多做宣传工作，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义愤，让群众明白国破家亡的道理，才能齐心协力共同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实施兵役法，不是采取教育、动员说服的办法，而是采取适龄壮丁硬性抽签或摊款卖丁，抵充任务的两种办法，我深感不妥。[4]为此，我写了《对于兵役的我见》一文，投稿于绍兴《前线周刊》上，它的内容，除了批判“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个陈腐思想外，还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论点，建议我辈青年人不能甘心做亡国奴，应该学习岳飞尽忠保国的精神，自觉地拿起枪杆子，投笔从戎，走抗日救亡的道路。

    对于国事，我粗浅的认识就这样提高了，那么我自己首先应该这样做才无愧于心，于是我下决心立即冲破家庭、亲属束缚，不愿做学徒，离开旧书店这个温饱窝，投入三区政工队来了。家里人包括我的祖母、母亲都说我自己去投军吃粮，自讨苦吃。这一点不错，是我自己投的，可我完全感觉到能够吃得起这种苦，而且吃得心安理得、心情舒畅，从此，我真正投入了抗日战争的熔炉，得到了锻炼。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省会杭州，舟山、诸暨经常受敌机轰炸。日寇有随时进犯舟绍的可能，绍兴实际上已经成为抗战前线。在这条战线上，国民党部队的防守力量又很薄弱，只有一个军的兵力，分布在东阳、诸暨、舟山、绍兴一带。

    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文化抗战工作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不从思想上、文化上去夺取这块阵地，那么，我们将完全被日寇和汪伪和平军一日数起的谣言攻势所蛊惑，人心惶惶，为此，我们针对敌伪的谣言攻势做了很多工作，利用口头宣传、文字宣传、戏剧宣传、出刊报纸宣传等各种形式，来激励人心、鼓舞斗志、澄清是非。

    我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也不甘落后，到了三区政工队，首先接触到一部分进步青年，从中得到了教育，是他们在思想上帮助我进步，在工作上帮助我提高。我记得有位楼燕为同志，我当时还不懂工作，是她领导我一同上街张贴标语、分发传单、做口头宣传工作；晚上在灯光下教我油印一些报纸，内容转发重庆或延安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战地通讯，还有八路军、新四军前线胜利的消息。这些小报纸印妥后，我们利用晚上扫大街的形式，分送到群众的家里和商店店堂里或塞进门缝里，使群众了解前线战斗情况，有时也分享胜利喜悦。

    经过一段时间，我在政工队认识了很多同志，诸如杨镇、朱左予、周勋、沈天麟、陈午韵等。我年幼无知又是学徒出身，文化不高，他们都当我小弟弟看，生活上照顾我，工作上帮助我进步提高。记得建队时，陈午韵、周勋、天麟、楼燕为四位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给我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些缺点，提出队组织上要扩大宣传网，除了继续办《战旗》《禹风》两种刊物外，还要开一爿禹风文化供应社（一下简称禹风分店），说我是书店学徒出身，办文化供应社很适宜，也有些经验，要我好好干一下。同时，他们还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鬼大胆些，我们大家支持你，有空来帮助你，不要怕。”

    二、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禹风书店经过

    接到要我办禹风文化供应社这个新任务以后，我感到很高兴。特别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专门销售书籍，发行进步的报刊杂志，这虽是一个新任务但与旧书店性质完全一样。扩大抗日宣传网，我能够做得到的事完全应该做。况且，我做过旧书店学徒，坐堂、立框身、招待顾客，和气生财，我已经有些经验。现在，这是队领导交给我的新任务，我下决心干一场。

    当时的队领导，后来我才了解到，实际就是中共绍兴县工委直接领导的三区政工队党部。陈午韵等同志是代表支部来布置我的工作。并且向我明确交代，资产、房屋、书报杂志进货站，由队领导负责安排。店面设计装潢和门户销售工作，应由我负责，同时还配备一位杨华珍同志（女，山乃县人）来帮助我管理经济财物，负责门户收钱开票。

    安排就绪，我就立即开动，首先协助找到店基，在绍兴大街轩亭口附近找到一间双开间门面（现今绍兴解放路人民旅馆楼下）。经过一番修刷，挂上大幅布制横额，写上“禹风书店”四个大字，书店就在5月中旬开张营业了。店内设备很简单，中间一顶长书桌（似乒乓球桌），着壁一直一横分上下格斗的长书架，靠左边摆一顶写字台做账桌。我专门负责照顾门市营业，杨华珍同志专门负责收钱开票。结果，开张以后生意十分兴隆。由于从早到晚门市营业时间较长，于是队领导又给以照顾，经常派队干部龚健同志前来帮助开票及管理账目，还派出队员王毅、沈天麟、郭铮（女）、许绍亚（女）、赵吭琴等同志前来轮流帮助营业。

    我们门市出售的报刊杂志，除了绍兴出版的《战旗》《越王魂》《钱江血潮》《前线》《禹风》等不定期刊物以外，还从桂林、南昌、金华、屯实等地订来了部分刊物，由于来源面广，更受到了广大社会知识青年和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国民党机关干部的认可。同时我们还办理《战旗》《禹风》《越王魂》这些刊物的征订和邮寄发行工作。因此使我们的业务更繁忙，更热闹。

    当时我们的书籍，大部分来自桂林文化出版社。我记得发行量最大的要算艾思奇同志著的《大众哲学》，因为它是学习辩证唯物论的入门读物，内容通俗易懂，而且有着普通性的指导意义，所以很受初学者的欢迎。我们每次到货，总是一销而空，有些青年要书心切，我们只好办理预约登记，货到优先供应。

    桂林文化社寄来的进步书籍较多，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有胡绳、胡愈之、徐伯昕诸同志所著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进步书籍。这些书在当时已经很畅销，年轻人看到这类书都爱不释手。至于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所著的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其余如抗战歌曲、漫画、画报都货到即光。我们门市部每次总感到货源少，供不应求（主要当时大后方印刷数量少，发货少）。

    同时我们还秘密地发行了一部分毛主席著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三本小册子，为数都很有限，每种仅50本左右。我们作为内部读物，供应对象为三区政工队员和邵书记及进步青年学生。当时书面书底呈红色厚底，书里是黄色粗糙报纸，都是在纸张和印刷条件均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印制出来的，我们深深地感到来之不易，读了更增强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时在整个绍兴来说，禹风书店是一爿独一无二的专卖进步书籍和报刊的书店，其他三家古旧书店（越州书店、墨润堂书店、星星书店）以卖八股书、教科书、文具用品为主要经营项目。我们之所以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这爿禹风书店是时代的产物，所售书报杂志反映的是时代的心声，也符合时代的脉搏。

    记得有一次有位青年读者来问我，要买一本美国记者斯诺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中译本。关于这本书我也仅仅只有听说过，但也没有看到过。我只好回答说：“没有。”他最后要求我去办办看。我就发信给桂林、金华等地各个出版社要货，回信都说无货，这很让那位读者失望。由此而深深感到，读者要求阅读进步书籍的心是很迫切的，而且面很广的，我们门市工作还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

    我在中共绍兴县工委直属三区政工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工作，初创了这样一爿红色的书店，从5月开始营业，到三区政工队解散，历时半年。书店由于营业正常，收支平衡，本来完全可以有声有色地继续办下去，但由于政治气氛骤然变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政工指导室再一次伸出了魔爪，吞噬了三区政工队。它一面命令三区政工队撤销解散，一面又把解体了的三区政工队员收编入省政工队第四大队。这一阴谋，不仅扼杀了一个进步组织，也扼杀了一爿进步书店。

    由于三区政工队的解散，禹风书店只好暂时停止营业。我根据队党支部的决定，把书店财产全部移交给倪寒若、郑吉美二位同志，由他们二位继续经营，我自己则编入省政二区，回大队去了。书店情况以后怎么样，我不够清楚了。到1941年回绍兴来，才了解一些，倪、郑二位同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终因为货源断绝、生意清淡而被迫关闭。

    总而言之，绍兴禹风书店是在中共绍兴县委三区政工队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是绍兴第一家红色书店。它时间虽短暂，但影响深远。它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绍兴文化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佚名：回忆1940-1942年对敌斗的片段事迹

    我是山东省菏泽市玉前街人，自幼家庭贫寒，1938年学校结业后，即正式从事地下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活动。1936年秋，参加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做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春，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39年秋，县政权建立前，在鲁西抗日根据地，任四区联防抗日民主政府区长。

    由于1939年以来侵华日军在我地勾结国民党地方顽军，结合会道门和地主武装，疯狂向我根据地解放区举行无情扫荡和烧杀掳掠，我城市党员干部转移农村，加强农村第一线斗争。城市情报堵塞，出于形势和对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武装斗争的配合的需要，开辟第二条战线，城市地下斗争刻不容缓。

    在地委首长的研究下，组织派我打入城里，开辟党的第二条战线，开展城市地下工作。接受任务后，我于1940年初春，只身插入敌人心脏，在菏泽伪政权警备大队部安家落了户。伪警备大队，是拥有13个中队（连）武器齐全1000多人唯一的地方汉奸武装，掌握地方伪政权。进城后为了便于隐蔽，我利用地方上层（绅董）关系，努力在下层群众和工商教育方面开展工作，与小商人及工艺教师等有力人员交朋友、拉感情、扩大统一战线面。首先，与在城南温堂一带活动的牛宗信同志取得了联系，利用伪县署教育科负责人尹兆瑞的关系，开辟了停办多年的商沙垸小，牛为校长，我任教导主任，把附近的党员同志纳入学校任教，开辟了城南第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站。后又在城里西大街路南（现立新饭店故址）的李明轩照相馆，建立了城里地下秘密联络站。相继又在东关市场、双盛永杂货门市部、朱怀仁经理处，建立东关秘密联络点，便于同志来往工作。故分区陈守谦、总站李凤德和牛宝信、彭会臣等同志都是先到商店然后再进城里，利用统战关系，在城北五里洪庙区部、李集饭店、城东辛集区部，先后建立党的秘密地下联络点，开始党的活动，便于护送转运干部和领导同志的过往、开会和汇报工作，有力配合了根据地解放区武装斗争。

    至1940年上半年，又调来武斌文同志和李翔夫同志，建立了党的支部，武打入了伪新民会“剿共突击队”，李打入伪日和区区部和伪县高传科，做争取瓦解侦察敌情工作。三年来曾做了些有益的革命工作，摘要概述回忆于下。

    一、做好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根据地、解放区武装斗争，保证扩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如在1943年七八月间，我县抗日政权正活动在沟外灵坚区吕沟一带，某日10时左右，日本驻屯军鬼子松本队长，秘密窜到伪大队附办公室，与队附李森廷叽叽咕咕。鬼子走后，李突然下令集合队伍，我有目的地顺口问：“现在集合到哪里去？”李回答：“我们出三个中队，步兵、炮兵、骑兵都去，到城南吕沟扫荡八路县政府去。”话落后，我即刻到对面路南双盛永杂货店朱怀仁同志处，骑自行车一口气到沙垸小学，学校刚放午学，我把完成情报交由牛宗信同志交交通员依次南递。下午4点多我离校来城，复回伪大队部。夜晚10时许，李率队返回，我即玩笑似的，悦耳相问说：“这次马到成功吧？”他回答说：“真好！人家的消息真灵通！刚走，咱就到了，扑了个空。”

    二、营救革命干部，增强抗日领导力量。1941年4月小麦成熟时期，我菏泽工委书记何建之同志，赴五地委联系工作，返回时路经黄庙集，被马岺岗伪区驻军放哨查路队盘查，带区关押。我闻讯后立即同在城坚持工作的武斌文同志，同赴伪区作保共三次，最后还是利用统战关系，由驻区中队长庞绍文手中放出来，交中共党员孟兆玉（何的亲戚）同志领去，送往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

    同年三四月间，我彭拎联络站负责同志彭会岺带革命群众彭凌高先生，化装商人赴定陶联系工作，路经定沟城北仿山会，被伪三角炮三楼鬼子和伪军盘查，扣押在伪据点。我们得讯后，立即和伪菏泽县新民会剿共突击队郭宝九同志赴定沟，我到由菏泽调定沟工作的鬼子斋藤处，见面后说明情况，斋藤即电话通知仿山据点放人出来。释放后，听说当天共盘查嫌疑人五人，因上四人无人作保，处决于炮楼下沿，彭会岺再晚两小时无人作保，也和前四人一样下场。看来彭也是很危险的。

    三、护迎护送同志安全过境，加强领导力量。1941年六七月间，我三地委改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以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保证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五地委一带成重要门户，菏泽是咽喉重镇，是战略战术上的必然要地，如遇不测，将牵制华北全局，故此地交通和领导及同志们的安全过境极端重要，因此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打通南自五地委的金堤、北至二地委的大高庄总长60多华里的南北通道，是十分必要的。其中洪庙联络站，则形成咽喉要塞，南往北来，是必经之地，保证护送领导和同志们的安全过境任务繁重。我地委戴晓东书记、分区司令员张耀汉同志，及其他领导和同志等的来往过境，都是我们亲自护送和亲迎，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和偏差，都达到了安全度过。

    四、运用统战关系，智取敌人军事机密，采购外科用药，解除伤病员痛苦，增强抗日力量，起到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武装斗争的配合作用，更有力地消灭敌人。1942年2月间，我分区司令部要城里敌人的军事部署和城池沟渠、敌台、炮楼、碉堡分布和建筑规模等情况。接受任务后，曾考虑敌军部署易于了解，但碉堡沟堑，日伪军日夜固守难于测绘。但既系克敌制胜消灭日伪军解放县城所必需，再难也得克服，便运用伪县署建设科电话主任关振山同志的统战关系，动员说服参与碉堡设计规划监工修建及最后验收的伪建设科技术员（相当于工程师）殷振西先生。经工作后，殷振西将规划草底和验收草稿，毫无保留地献了出来，交由牛宝倍同志，转送我分区司令部，蒙首长的嘉奖。

    1942年二三月间，我教七旅敌工人员陈守谦同志，送来了法币500元购置外科用药，医治我病伤员。部分伤病员因缺药伤口溃烂化脓流水疼痛难忍。当时敌封锁甚严，尤其外科用药为最，如经查出走私，格杀勿论。在严峻的形势下，亦利用早已做好的统战关系，在中大街道北中西大药房的石镜环先生处给配备了红汞（220）、磺碘、碘片、阿司匹林、绷带、药棉、纱布各一部。为了回避检查，便利用伪大队附李森廷的纪士任玉魁同志，骑专车送出东大堤外，后由我和分区驻城秘密联络站负责人王守申同志分装前进。不料走出十里地外，路南岳陈庄伪中队长李三坏正在指挥群众修建敌堡，路北大闫庄（仅一路之隔）出现张志刚部，在阻止骚扰。两方交火，路无行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俩一鼓作气，冲出了敌人火力射程网，脱了险，直奔辛集伪区部。稍事休息，便由王守申同志带药直奔康集方向找到教七旅，完成了送药任务，解除了伤病员的缺药痛苦，支援了根据地解放区的武装斗争。

    五、瓦解敌人，政治攻心，是支援根据地解放区武装斗争的重要途径。如1941年冬，我分区敌工人员陈守谦同志送来了分区传单，宣传抗日主张及优俘政策等，经党组研究确定，由分区驻城联络员王守申同志潜赴城北王堂村，带领其亲戚王堂、进步群众王朝仁，选定晁堤口路西小庙东山垟及庙前石碑、路旁大树上贴传单，一直贴到东关太山庙集场附近（现三角花园）。次日夜里，武斌文、陈守谦、王守申组成三人小组，来到我住处（水洼街）。我们备好糨糊等用具，选定人素不大注意的考棚街和清云桥（南华公园南侧），在石碑和大树上张贴传单宣传资料。在回头路上，又用石子包裹好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投入伪大队部围墙院子里面。天明，看到街头巷尾三三两两的群众在私下小声议论，说八路军来了，八路来了我们就好过了。有的铁杆汉奸、流氓地痞说：毛狮子（暗示八路）真有种，敢向太岁头上动土。伪大队部的郭北辰也说，八路来了不要紧，凡是不杀人，等等一些不同情况的反映。敌人一时吓破肝胆，如临大敌，乱了自己的阵营和马脚，局面骤然紧张，查户口，查行人，日夜街道结队巡逻。这造成敌与群众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群众盼解放的情绪愈演愈高，打下了我解放的群众基础，动摇了敌伪阵营的思想阵地和当汉奸可耻的思想上升，从而涣散了敌人的军心，瓦解了敌人。

    申平：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可燎原

    回忆起在抗战期间，我们苏北泰县人民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下，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艰苦斗争的情景，使我们记忆犹新。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在上级党的指示下，我们组建了“泰县抗日独立县团”。它的组成是在全县各区游击队基础上组建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抗日县团这支人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到抗战后期，已发展成为泰县地区一支坚强的不可缺少的抗日队伍。日寇闻之胆战心惊，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缪家野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镇压我抗日县团的一起重大事件。

    1942年7月1日，天亮前，从大伦麦家舍的西北方传来一阵阵枪声、炮声，十分激烈。原来6月30日晚，我县团在姜（埝）黄（桥）河以东地区活动，与日本鬼子下乡扫荡的队伍遭遇，战斗相当激烈。我县团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转移到河西地区，在大伦区情报站向导带领下隐蔽宿营翟庄两天，第三天转移到缪家野。不幸由于汉奸告密，翌日清晨，驻黄桥日军约一个营的兵力突然奔走40余里，偷袭我县团宿营地缪家野。

    当时我县团政委徐克祥同志身患重病，团参谋长冷静同志又是一个刚从正规部队转到地方的营长，各方面的情况不太熟悉，加上这时县团大部分战士刚从区队升上来，未经过正规训练，战斗经验不足，战斗力不强，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情况对我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县团全体指战员没有被吓倒，人人勇敢地投入战斗，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政委徐克祥在指挥中不幸壮烈牺牲，后来战斗失利。

    这次战斗，我牺牲干部30余人，被敌俘30余人，伤亡百余人，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苏北地区闻名的事件——缪家野事件。缪家野事件虽然使我抗日县团暂时受到一定挫折，但它使我全县人民更加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嘴脸，坚定了抗日信心和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支持，县团指战员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拿起枪继续战斗，化悲痛为力量，一次又一次狠狠打击敌寇，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越打越勇，战斗力越来越强，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后来，已发展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中流砥柱，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贾克泌：难忘的两年

    1942年和1943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却的两年。这两年，是我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两年，也是创建人民武装、积蓄力量、发展武装、为抗战胜利打基础的重要两年。

    多灾多难的两年

    1942年至1943年期间，我先后担任山西垣曲县二区区党委组织委员兼抓二区武装，并任二区中队指导员、垣曲县独立二营二连指导员、中共垣南县二区党委书记兼二区中队指导员，在同日、伪、顽、匪斗争中，许多惊险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1942年3月25日这天，我从家乡槐南白动员邻居段玉木、堂弟贾红红参加二区筹建的区中队。一行三人在返回路北途中，行至河家沟岭上，遇上了七名日本鬼子兵，日本鬼子发现我穿的衣服与众不同，便起了疑心，随即拳打脚踢，接着又用枪托砸、枪口刺，后来我也就不省人事了。邻居段玉木吓得直拉稀粪，三天未过死了；堂弟也吓得生命垂危。我家中人听说我遭鬼子杀害，找人写下了牌位上书“亡室人克泌之灵位”，含泪供奉了许久。

    是年冬季某天，我二区署和区中队的全体同志进住落凹沟村。不料被汉奸告密。天拂晓，我们正在酣睡，一声枪响打破了亮明的寂静。情况不妙，日寇将我们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怎么办？坐以待毙，不如与敌同归于尽。于是，我们果断地率领同志们同敌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虽然两个战士壮烈牺牲，但保全了实力，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

    1942年春季的某天，我区中队15名战士行至狮子山，恰碰上了进山扫荡的日军鬼子兵，有三四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一个挎指挥刀的日寇军官发现了我们，如获至宝。随着晃动着指挥刀怪叫了一声，敌人的机枪、步枪像雨点一样向我们打来。在这危急时刻，我们即刻卧倒，迎击敌人，战士们临危不惧，个个都是神抢手，一连击毙了几个日军鬼子兵。日军鬼子发现我们的人数不多，像发疯恶狗一样，向我们扑来。我们不能硬拼，立即转移。我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一面隐蔽，一面还击，一面撤退，同敌人周旋了三四个小时。其间行走了20余里，敌人被拖得筋疲力尽，也没追上我们。

    当其时，垣曲县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1942秋，蝗虫铺天盖地，绿油油的庄稼，顷刻之间被一扫而光。翌年春天，蝗虫复生，播种的小麦、秋禾又被吃得一干二净。就这样，垣曲县两个秋季、一个夏季颗粒未收，群众十室十空，遇到了罕见的饥荒年景。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我们区中队不仅要和敌人打仗，还要度荒搞生产，对一个人的体力消耗是极为严重的。无吃的，树叶当食，糠皮充饥，还谈什么营养，许多同志部患了大病，我本人也因营养太差曾患大病死去活来两三次。记得1942年冬，我们驻扎在民兴生银府时，某天大雪封山，区中队战士下不了山，群众又无吃的，我和同志们有一顿没一顿，只好吃糠咽菜，吃得个人大便不通，几乎憋死我。独立营一连指导员关耀同志急得用木棍、铁柱掏粪便还不行，后来幸亏王福林父亲找来了大麻油，用后我才转危为安。

    1943年秋季的某天，我带领垣曲县独立营二连全体战士行军到东峰山，我由于身体虚弱，一时昏倒在地，战士将我抬回根据地五龙沟的徐家阴。我整日滴水不进，经医生诊断为伤寒病，曾几次死去活来，幸亏名医赫连熬精心医治，方化险为夷。县委书记王铭三听说后赶来看望我，临别赠送五个小白馍，我至今念念不忘。病中日寇又进山大扫荡，我兄长背着我钻山林与日寇周旋十余天。在此期间，全家七口仅有的口粮就是三间房子换来的五斤谷子（平常年价值1000斤谷子也不卖）。因为没有吃的，实在不能维持，我兄、嫂后来下山讨饭糊口去了，父母亲也离开我找亲戚求生了。记得离别时全家难分难舍，泣不成声，母亲用草作香烧，祈祷上帝保佑全家平安，父亲临别留下个铁瓢以代锅做饭。回忆至今，泪痕犹存。

    克难制胜的两年

    1942年、1943年，虽是多灾多难的两年，也是克难制胜的两年。

    第一，首先抓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政权。遵照县委指示，我们二区党委会从1942年3月即着手筹建革命武装。当时我们只有十来个人，两支枪，经过一段努力，发展到20余人，6支枪。是年6月，二区抗日政府及区中队同时成立，这在垣曲县的革命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因垣曲县当时是敌占区，在敌占区建立人民政府及人民武装，就意味着垣曲县是人民的天下，再不允许日寇及其顽匪侵犯骚扰。二区署及区中队的诞生，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情绪，极大震慑了敌人。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由于二区中队的大力发展，于当年12月，县委从二区中队抽调50余人、30余支枪，创建了独立营一连，三区中队等革命武装也相继诞生。到1945年，全县人民革命武装发展到将近2000人，包括民兵武装，将敌人压缩在几个碉堡内的方寸之地，为最后驱逐日寇奠定了有力基础。

    第二，军民搞生产，战胜灾荒年。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不示弱、不退缩，一面发动群众扑灭蝗虫，一面组织群众上山大采野菜、野果。区政府及区中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带头采集，带头开荒种地，仅1943年，我们就采集鲜野菜千余斤，开荒十余亩，产粮数百斤。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度过了饥荒年。

    第三，整建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们二区党委在发动群众打击日寇、克服灾荒的同时，大力整建了基层党组织，并创建了民兴、回村、五龙沟、埝堆、毛家、横榆、石门等党支部或小组，共发展30余名党员，其中有半数以上先后担任了抗日游击队队长、指导员和排长、班长等职务。广大党员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同敌人浴血奋战，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43年7月，闻名全县的独立营二连大战官店岭，连长臧宪光同志带领七名战士到槐南白执行任务时，碰上了顽贾真一部的50余人。他们边打边撤一直打到官店岭，不料又遇上了300余人的日军大行军。在敌顽前后夹击中，我游击队员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打击敌人。一气击毙了六个土匪、三个日军和日军的一匹战马。敌人嚣张的气焰被打下去了，趁敌人不备，七名战士突围出来。经检查，仅两名战士的衣服上被敌人的枪弹打穿了几个小窟窿。

    冯国士：抗日战争时游击区战斗生活纪实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1941年，我在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附近一带打游击。这个地方不大，南至东沟，北至薪蔒，东至钟林，西至横塘庙，三四十里路范围，与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仅一江之隔，可以说就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我们是地方武装六合县第三区纵队，是新四军二师津浦路在江南抗日根据地最南边的前哨。

    当时划子口、大河口、瓜埠、十二圩沿江一带有国民党徐喜、王柒三（外号叫大老板、二老板）的游击队。钟林靠仪征一带有大刀会、红枪会、横塘庙至六合在门街有二鬼子和史三的土匪。我们是三面处敌。

    第三区前任区长是秦超同志，不久六合县成立模范营，秦超同志任营长，三区区长张微，副区长紫立木。我当时很小，虚龄只有13岁，跟紫立木同志当小鬼。

    我们区纵队只有百十人，还分两股，一股为南武区，一股为北武区。南武区由张微同志负责，北武区由紫立木同志负责。南武区以东沟为活动中心，北武区以薪蔒为活动中心。

    我们是人没人，枪没枪，粮没粮，饷没饷。人靠自己去动员，粮靠敌人给，枪靠自己搞。白天各人回到各人的家，我们多数是便衣，目标小，好活动。回家两个任务：一是扩军，二是搞枪搞子弹。扩军主要动员贫户农家的子弟以及地主、富农家的活计，小放牛的都参军，当时就连和尚里也扩大到两三百人。二是了解谁家有枪有子弹，了解清楚，就下请帖，设宴招待，向他们宣传抗日的大道理，要他们把枪把子弹拿出来，借给我们打日本鬼子用。这些人多数是地方上的士绅，也有地主、富农，一般多少有些爱国心，有的还比较开明，只要把道理讲通，多数愿意把枪弹拿出来借给我们打日本鬼子用。但也有极少数顽固不化的死硬派，不愿抗日的。据了解，东沟镇的史雨家有四〇三驳壳枪子弹一饼干罐，我们把他请来再三向他说清道理，他始终不开口。我们只好留住他，什么时候子弹拿来，什么时候回去。也有搞错了的，六合里东面外靠近横塘庙一带有个叫白少勇的，听说就是金陵白的白少勇了，因为离敌人太近不能进一步深入了解，晚上去人把他请来了。我们再三向他说清道理，他始终说他家没有枪，冤枉了他。搞了半个多月，他还是这样说。我们又去重新了解，结果是我们搞错了，不是他这个白少勇，而是离他还有一两里路，靠近东门街的一个白少勇。既然我们搞错了，我们有错就纠正，又再三向他赔礼道歉，送他回去。他高低不回去了，要参加我们部队和我们一道打日本鬼子，说哪怕当个炊事员给我们烧饭也可以，之后就留在我们部队了。

    夜晚我们化零为整，一般在每天下午五六点就陆续回到集中地，天不黑不行动，要待天黑透了我们才走，明明走时向东，出了村庄一两里路，不是拐弯向南，就是向北或者掉转头向西，有时情况紧张一夜行军四五次，这里还未睡下那里又要走。夜晚我们睡的是稻草铺、连身倒，枪和鞋子当枕头，直到1942年4月，我和厉福寿同志，才有一条棉毯，从中间剪开各人半条，身上才有一点盖的。开始时我们人少，岗哨放在屋里，前后门闩紧，外面狗咬紧了，就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动静，动静不对头，就一个一个拉起来，开开后门提着枪，弯着腰，顺墙根溜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到第二天连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道，真是人不知、鬼不晓。

    我们根据地有的人不务正业，说轻些，他们是农民中的二流子、懒汉，说重些，他们没有爱国心，他们不靠自己的劳动种地，而是游手好闲，靠偷运粮、油、肉等到六合县城里，资助日本鬼子卖高价，就是这些人和日本鬼子亲。我们就要搞这些人，搞他们没有错。我们要封锁敌人，他们要偷运资助敌人，与我们唱对台戏和我们比高低。

    对于这些人，我们夜晚行动到离城一两里路的地方，找个村庄先住下。城里是日本鬼子，城外沿城门住的是二鬼子和平军。他们都躲在碉堡里，夜晚不敢出来，每天下午太阳快下山，城门就关闭了，早晨不到太阳一竹竿高城门不开。这些搞偷运资助敌人的人夜晚八九点、有的夜晚十一二点从家里动身，把根据地的粮、油、肉等往城里担，黑夜城门不开，进不了城，必须要等到大天亮城门开了才能进城。这些人头天夜晚把担子担到离城三四里路的野地里，找个田埂翻子隐蔽起来，等到第二天大天亮，城门开了再担进城，高价卖给日本鬼子、二鬼子伪军。我们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全部行动，把通往城里的各要道口把住，等到这些搞偷运资助敌人的人把担子担起来走上路城里去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截下来，押回我们的根据地，找个村庄住下。每人打个收条，粮、油、肉等全部没收，扁担、绳、箩、筐他们拿回去。这些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是打到什么吃什么，打到大米吃干饭，打到绿豆一天三餐煮绿豆梅子吃，打到鸡蛋吃生鸡蛋、熟鸡蛋、煮鸡蛋、煎鸡蛋、鸡蛋当饭，打到豌豆、黄豆就一天三天豌豆、黄豆。用我们家乡人的话说：“打到獐子吃獐子，打到兔子吃兔子，打不到就饿肚子。”

    津贴费那时根本不谈，也不知道什么叫津贴费，只知道白天能吃饱肚子，夜晚少行几次军，能睡好觉就可以了。1941年4月的一天，事务长突然叫我，对我说：“小鬼，来按个手印，给你一块钱。”我说：“给我一块钱干什么？”特务长说：“小鬼，你不懂得，这是津贴费。”我说：“以前怎么没有呢？”事务长说：“小鬼真傻，以前没有，从今天开始，今后每月都发一块钱津贴费给你。”

    我们人少、枪少、子弹少，只能夜晚偷袭骚扰敌人，每次偷袭骚扰敌人回来，每个战士打了几发子弹还要凭子弹壳报销。我们的粮和子弹实在太少，有的战士有枪，有的战士还没有枪，身上带一两个手榴弹或者光带一把刺刀。我们的枪也是杂七杂八的，有中正式、汉阳造、老套筒、三八式、马拐子、小金钩、俄国造，还有独子连、打兔子的鸟枪等，少数比较好的是德国制的匣子枪，子弹那就更少了，枪五花八门，子弹也就不能通用，有的枪三四发子弹，有的枪六七发子弹，有的枪十几发子弹。

    在这样艰苦、这样恶劣的游击区战斗生活环境里，我们每个同志当时要不是具有一不要命、二不要家、三不要钱、一心一意打败日本鬼子的爱国之心，是难以坚持、难以干下去的。

    卢公诚：抗日战争中浙东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组成与夭折经过

    1942年初夏，日军渡过钱塘江，沿浙赣线侵占金华后，分兵沿铁路沿公路，继续向内地长驱直入，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仓皇撤退。浙东永康、缙云、磐安、仙居、天台一带，几成真空。眼见铁蹄压境，将任日军烧杀欺凌，人心惶惶，一日数惊。

    时我在前线抗日负伤后，已调浙区战时食盐收运处任横溪站长。因为沿江一带已大部沦陷，东南内地特别是江西一带，军民几全仗浙盐供应。横溪站四面坧山，坐落在永缙仙盘台的中心，系浙盐产地分运各处之咽喉，山高路狭，除手车外，主要全靠民工肩挑。日寇沿公路占领各主要口，食盐山积，均难出运。一恨日寇凶暴，而反动派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二怕失盐资敌和亡国亡家，数千民工亦均失糊口之路，遂与正在横溪站带领民工承运主干蔡襄等人商量，拟即借失业之运盐民工和手车大队为基础之联合护运队，利用山区民枪颇多，加以组织及收容散兵游勇，自组抗日武装。蔡等欣然赞成。又蒙另一当地知名人士赵舒极力支持（赵早年倒袁拒曹贿选时国会议员后返浙原任省参议员，为人较开朗）。遂同时借用赵舒名，并号召附近各地方人士，初在横溪“桃源洞”召集各方代表开会。会上群情激昂，决定成立“永缙仙盘台”五县人民抗日联防队，随即由我与蔡立即率人往缴国民党二十一师、二十九师留存盘安两个军械库全部武器弹药，一时各地人民热烈响应，主动来投考者纷至沓来，声势大涨。

    我故乡缙云白竹原是红十三军三团之老根据地，我因二哥参加当时红军，幼受熏陶。我家先受反动派洗劫一空，继房屋亦遭反动派全部焚毁，还要抓人，我的家人四处逃亡，生活几陷绝境。我14岁时即依靠自己半工半读。后进专科学校。抗日战起，投前线杀敌，多次率部自充敢死队长，屡获战功，惜中途受重伤后，调后方第二线工作。

    蔡襄亦缙云人，幼年家境中落，靠自学，是北伐时军校学生，抗日中原亦在前线杀敌，受伤后调湘鄂赣边区阳新县长时，受诬亲共，丢职还乡，长我四岁，时在我横溪站带民工承运战盐。

    联防队虽声势大张，考虑为了巩固抗日力量必须寻一真正抗日领导。四明山有新四军离我横溪虽隔天台新昌嵊县，尚不过远。我与蔡襄均受过国民党之害，皖南事变后，更为不满，对中共本有过以上渊源，蔡襄又在离四明山附近余姚住过，地方熟悉，我俩暗商，决定由蔡襄去四明山，与新四军争取联络。临时以部队新创，各地特别是缙云一带队员还需蔡襄招呼，暂难脱身，亦怕根基未固，让赵知后反对影响当时人心，姑缓一步前往。

    各处人员仍继续来投，根据各方编队所报人数已达1万余人，给养产生问题。为了减轻人员负担，部队除部分集中已编两个总队以外，大部分编成大中分队，暂仍分散在原地生产，一面与当地反动势力斗争，需要时再归队集中，声势更大。反动顽固派见此害怕起来，其中有吕和是缙云壶镇一带恶霸地主，更肆意污蔑，给我们造成了种种困难，我们当然更强烈地以迎头痛击。接着蔡襄欲去四明山，还未出发，消息竟不胫而漏，谣言四起。赵惧众议，渐不露脸。正郑奉师管区司令周化南从新昌率残部退来盘安。周亦缙云人，黄埔学生与赵子同事，因以叔事赵舒亦与蔡识，因见我等组织联防队成绩卓著，留恋家乡，亦不想再退。蔡虑联防队虽发展甚快，而各方暗潜顽固派势力仍甚大，商我同意，借周之番号，并可利用师管区之名义得正式向各县政府借粮。周在我与蔡前表示亦坚决抗日，并建议不要限于五县，拟将联防队改名“浙东人民抗日自卫军”，遂推为司令员，蔡与我副之，各兼一个支队负责人。蔡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我为第二支队司令员，增加集中人数，加强组织训练。我与蔡商，部队由周化南挂名，权宜固可，实现抗日，能否仍站得住脚？四明山他既暂难去了，应即赶觅妥人前往。我提醒后，他亦极有同感，蔡于是暗下马上派人出发去了！

    1942年秋，往四明山之人出发不多日，幸庆日寇已从永康缙云等处向金华撤退，谁知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所属的浙保团队要我们部队听他们改编，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即责我们是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我们更不予理睬。浙江保安团声言：“不解散就进剿。”顽固吕和音等乘机挑拨，谣言又起。吕等本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加紧逮他，吕等四处潜逃，惜未逮着，国民党军队已向我们进攻。他们势大，我们地形熟悉，又得人民相助，接触中互有胜负。而各县给养已出现拒付情况。蔡、我向周建议，将“自卫军”改名“浙东人民抗日挺进军”，向金华东阳嵊县日伪出击，前进至敌后建立根据地，过嵊县去余姚，主动朝四明山靠拢。周化南同意改名，并抵制敌军称我们是非法组织，在“浙东人民抗日挺进军”上冠“第三战区”名义，由周化南抢先向长官部呈报。但出击后向四明山靠拢之举，周尚犹豫之中，迟迟未动。正在那时“第三战区奋勇队”郭复洲的一个支队，进驻壶镇宫前一带，向我监视，狐假虎威，蹂躏地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为了替民除害，我们暗中做好布置，密传各地同齐行动，一举将郭的整个支队歼灭于壶镇、白六宫前附近。人民拍手称快，浙江保安团恼羞成怒，赶调大军向我迫紧进攻。我们急欲率队突围，立向四明山出走，怎奈四面均已被反动派重兵封锁截断去路，双方对垒。国民党军武器精锐，我们屡战不利，反动派步步进逼，一面竟用将我们内部瓦解的阴谋手段，强迫各地凡有参加我军之家属亲人，向我军来人来信索夫唤子，军心渐乱。加上抵抗国民党之进攻，弹药给养又困难日增，最后决定，一二两个支队暂都交我一人率领，原地坚持，由蔡襄化装潜出重围，连夜亲去四明山联系求援。

    1942年初冬蔡襄走后，国民党军不停向我们进攻，我们被围在缙云、仙台、盘安边境山中，日夜抵抗，粮弹殆尽，士兵逃亡者日多。周化南等惶惶不可终日，劝我将部队暂时分散隐蔽。我们考虑当时分散即等于解散，隐蔽即等于待毙，故没有接受周的建议，但粮弹更尽，国民党命各县区乡保甲强迫参加我军员兵之家属索夫唤子者更多，但逃跑也更严重。我与士兵同甘苦，一面激励士气，一面组织左右日夜巡逻，而敌军包围和进攻更紧。三十二集团军复多次送来通知，只要我们去掉“挺进军”名义，接受“国军”番号，保证我们整体，决不编散。我知他们不怀好心，仍一再拒绝，复几度力争突围，拟向四明山转移未成。周化南说我“冒险主义”徒牺牲无益，干部中不少人也起了动摇。周化南还在干部会议上建议，不知将计就计，待骗取国军部分粮弹后，再待机转移未迟。不少干部均认为周是善意，军心更混乱不堪。我极力鼓励左右，坚信蔡去四明山必能联系成功。左右考虑如能联系成功，如果能将计就计，也确实有利。那时我和我左右一班干部还不知蔡在经过天台街头途中已被保安四团劫住下狱消息。1942年10月左右，我们遂在主要干部中决定，假充开赴后吴，接受改编国民党军八十八军辎重兵团番号。

    部队开赴后吴后，周有病回家，又闻已去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任职，总之已不见面。

    八十八军一面向我们点编（只有一千余人）一面要我们赶报各种册籍，说将给我们发这发那，表面上力装伪善，我们还在急等蔡襄迅带四明山联系成功的消息回来。表面亦极表镇静，更想立即骗取部分弹药装备后向四明山转移。正在那时八十八军长何绍周要我去缙云军部开会，并说周化南已经在军部等候。要商量许多问题，不想此是军部诡计，我初亦犹豫继听人劝，也虑不去生怕军部生疑。谁知一到军部就遭软禁，竟失自由了，后吴的人直至天黑还眼睁睁地等我回去。就在那天晚上在群人无首的情况下，被八十八军所属各师重重包围袭击，大家猝不及防，激战至次晨天晓，除部分幸得冲出外，大部分因弹尽而缴械被俘……

    事情发生后，我所有部众均骂敌军手段卑劣，是皖南事变第二，人人切齿。无奈被俘虏均已身不由己，干部集中听审，士兵分遣至各师、团、营、连、排、班编散监督，幸得冲出了部分员兵探获，惊悉蔡襄已被敌“浙保”路劫牺牲消息，痛不欲生，均集“赤岩山”开会，誓要报仇，决定冒死先去缙云劫牢，救我出险。吕智渊等人赶到坚决劝说：“以卵击石，怕劫人不成反加快送我性命。”需从长计议，另设别法营救才行，又商着急派人速探我在牢中情况……以上种种，都是我越狱逃出虎口后才知，不出所料，敌八十八军确怕意外，戒备极严，我被扣留的第三日即将我从缙云解往丽水碧湖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去了！

    1942年冬，我被押碧湖，吕和音连连上书诬陷。赵与各处人民又纷纷要求保释，三十二集团军先用软的，要我自白，何时与新四军联系、经过，并诱我“只要自白后马上复自由，还保证给升迁重用”，被我痛骂，他们一无所获。继即严交军法处，说我是“共党尾巴”、“土匪”，用尽酷刑，要我交出我同党名单等，更为我不耻，仍一无所获，又继续用刑，折磨人已奄奄仅存一息。赵及家属和我家属亲朋等各处奔走，找尽门路。人也将死，断肢脚铐手铐，始移碧湖警察所的看守所内寄押，才得受药将养。守者称我硬汉，且同情我抗日受冤，暗中优待，体渐渐愈。1943年春节前，我原挺进军旧部高夏二人，故意在街上相互加暴，借违警犯法入看守所，同关一起，乘春节夜守者松疏，挖了墙洞，越狱逃出虎口……

    我逃亡后，敌军赶追我家交人，而我已去盘安黄畬冷水一带山中，收集旧部，拟再重组武装，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紧急大调部队，四处来击。在他们紧紧跟踪、疯狂追剿下，我们散而又聚，聚而又散，备尝艰苦，仍难组成，人民为我们受累，遭反动派之祸，惨不忍睹。环境日坏一日，反动派还进行了连保连坐，再聚已至无立足之地，“弱苗遇疾风”，人民同情挺进军，但强敌压力无能为力，我在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遍布罗网下走脱，从此被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通缉，所部亦被反动派追捕，四处逃亡！

    我与蔡襄所组当时的那支部队，人民是很拥护的，而我们自己受党的教育太少，经验不够，幼苗在严冬中出土，经不起严霜摧残就夭折了，但在当地人民心目中至今仍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许德功：日照武工队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的局势已经到了大变化的前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一样，感到了穷途末路。一方面，他们加紧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诱降；一方面，聚集一切力量准备最后挣扎。为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当时的滨海军区政治部决定成立几个武工队，在敌区开展武装斗争，其中有日照武工队。

    日照县位于青岛以南，东临黄海，是日伪盘踞的一个重要地区。

    记得是1943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从老团奉命调出，当时我是侦查排长。同时，还从部队抽调出一批精明强悍的年轻干部，再加上少部分地方干部，共十六七个人的样子，成立了日照武工队。队长是于镜清同志，支部书记是刘希涛同志。

    武工队先在根据地进行了较短的集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敌占区的工作特点、政策，敌伪工作纪律、秘密工作常识等项目。

    学习一结束，我们立即开赴到日照的边沿区，所谓边沿区就是我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交界处。在这儿，我们首先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日伪军政组织的情况、活动特点，还一起研究进入敌占区的办法和打入后的活动方式等，为进入敌区做准备。

    我们去日照的活动地区，划定为日照县城以南、涛雒以北、石臼所以西、傅瞳河以东。

    我们原想利用当地同志的社会关系做掩护，打入敌区。武工队支书刘希涛，家住涛雒，人地两熟，也便于隐蔽，所以决定由他带领两名队员先进入涛雒。可由于日伪对日照的残酷统治，刘的亲友不敢接近，更不敢收留，因为一旦暴露，全家性命难保。没有办法，只好返回。

    因为我掌握“家礼”（青红帮，又叫安青帮）的一般知识，就决定让我带两个同志再打入日伪军心脏。打入之前，先对该地区几个村子搞社会调查，了解每个村子有名望的人的住处，属“家里”的什么辈儿，以便于打入后接触。

    这种知识，是我在四大队（后改为教五旅、新四军独立旅）做锄奸工作时掌握了的，靠之捉住了安青帮的副官于步庆，确实是和伪军打交道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安青帮的常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帮九代”，二是传支旗号。常言说：“冒充安青古来有，提起‘三帮九代’犯忧愁。”它还有个严厉的规矩：冒充安青乱棍击死。我去冒充安青帮，一旦露出破绽，自己的性命就得搭上，这没什么，可党交给的打入敌占区的任务完不成是大事。在临行前，我进了反复的问答练习。

    首先进入的那个村名字记不住了，是陈士渠同志岳父住的那个村。我去敲一户在“家里”的人家的门，我用“杭三”这个传支旗号进行了问答。

    “请问贵姓？”对方发问。

    “好说，在下姓潘。”我回答。

    “老大从哪里来？”

    “浙江杭州武林门外。”

    “何往？”

    “北武台朝祖。”

    “经过什么地方？”

    “三闸五坝，七十二个半码头，长牵到通州坝，短牵到武林外门。”

    “吃的是哪里水，烧的是哪山柴？”

    “吃的是长流水，烧的是昆仑柴！”

    ……

    就这样，靠封建行帮的江湖义气，他就收留了我，我初步立住了脚。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八里庄子、旺明公、大岭南头、郑家屯、奎山等村庄，一般都是白天隐蔽，晚上活动。

    我们还利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开展活动。先找当地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物，如重要的伪军家属等。晚上就越墙而入，公开亮相，讲明我是八路军，借住一下。对他进行抗日道理、民族气节的教育，以他家最有价值的老人、小孩为人质，明确告诉他，去报信可以，我们就一起死，我死为抗日救国，你死为卖国求荣。一般情况下，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计，不得已收留我们。

    吃饭给钱，通过和老乡唠谈，了解附近各村庄社会情况、规定、暗号，再去敲门。

    我们的进入使日伪军惊恐万状，他们扑灭武工队的活动就更加猖獗。除日寇和汉奸部队外，还有保安队、特务队、巡逻队、石臼所伪海军等，频繁出动，严密清剿。夹仓有个汉奸头子，好像叫陈成功，最是凶狠恶毒，几乎每天都派出一帮伪军巡逻骚扰。

    我们靠上级组织，靠老百姓，顽强地扎下根，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

    有一天，我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这家只有兄弟两人，哥哥40多岁，兄弟结婚不久。

    我刚躺下，就听到一阵枪声，知道是汉奸队来了。我一个翻身拔枪在手，准备往外冲。老大急忙拉住我：“兄弟，人家人多，千万别出去！”他家就那么四间屋，无法藏身，屋后是毛竹园，土墙不高，算是条退路。

    汉奸队的嘈杂声越来越近，我把手榴弹拉出弦，套上小手指，驳壳枪在左手，准备拼了。老大紧紧拉住我的衣裳：“兄弟，你听我的，叫你打再打，千万……”我压制着自己，万不得已，不能暴露。我死了没什么，要连累老乡一家遭难……那些坏蛋在外面嘁嘁喳喳，大约半小时的光景，终于没进院走了。拉住我的老大一身是汗，我也赶紧转移了。

    我们每天晚上活动四五个地方，使日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活动规律。

    斗争越来越残酷，武工队员面临着牺牲、流血、被捕的严峻考验。

    我们的队长于镜清同志，带领队员王松年，从边沿区到敌占区来和我们联系，并带来活动经费。走到傅瞳河东岸的柳条丛中时，遭到了伪军特务队的伏击，猛然间一排枪响过，王松年同志当场牺牲。于镜清也右手负伤，枪掉了，左手摸到了枪又丢了钱袋，他摸到钱袋后，逃出柳丛，跑到一个村子的老贫农家中，经包扎抢救后，被抬到我后方医院。

    傅大同被涛雒的伪军抓去了。

    武工队的一名队员（原是副教导员），经受不住这坚苦环境的考验，开小差了。

    还有刘诚，被派到诸城去执行任务，在日伪军的酒宴美女诱惑下，无耻地投降了。为保护我们的武工队，组织派人赶到诸城，依靠我党组织，用人力车将刘诚骗出城外，就地枪决，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王明俊同志。

    丁维秀，涛雒丁家人。当时的日照有五大家族：丁、牟、秦、安、李，这位同志就出生在大家族丁家。记得他那时很年轻，又爱好文艺，能自拉自唱。我们在日伪军鼻子底下活动，情况复杂又艰险，可他一高兴，往往拉起京胡，来一段京剧，给我们这些脑袋别在腰上的人以很大的艺术享受。不幸，他被捕了，被关在日照监狱，在日伪军酷刑下，表现很坚强，宁死不屈。他的叔叔日照县伪县政府委员亲自出面劝降，说只要自首就立即释放，被他严词拒绝。这位武工队员一直被关在日伪军监狱中。

    尽管这样，我们武工队还是和敌人进行着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

    武装斗争：主要是对民愤极大、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汉奸进行镇压。哪个据点汉奸对群众骚扰得厉害，就寻机拔除。

    政治斗争：对敌情、伪组织、伪政权等实行打击。

    经济斗争：组织人民群众抗捐抗税，反抗敲诈勒索。

    文化斗争：我们把奴化教育的课本，换上解放区印的新课本。

    斗争在进行着……

    我们要经过傅瞳河，来回和我根据地联系，大桥被日伪守住，我们只能踏水而过了，这条河水挺深，枯水的冬季，还能齐腰。有时得破冰踏水，冷彻骨髓。我在这种情况下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行动越来越不便了，也被送回根据地医院治疗。

    八一五日寇投降前夕，开始了垂死前的疯狂，大肆处决政治犯。在一个晚上，日照监狱数十名政治犯惨遭杀害。丁维秀同志被透胸捅了三刺刀。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即将黎明时倒在一片血泊中。万幸的是，丁维秀同志在下半夜苏醒过来，凭他顽强的毅力，爬到附近的村庄，被我几位群众救起。第二天晚上，被送往十字路一带我根据地医院。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打泊儿的前夕，我们行军到涛雒，和这位幸存的战友见了一面。一直到1956年，我在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时，丁维秀因公去洛南，得知我在北京，便特意赴京来看我。

    老战友见面，万语千言一时无从说起。我们边喝酒边回忆着日照武工队的战斗岁月。丁维秀同志脱去上衣，露出了胸前背后的斑斑伤疤。我们全都流泪了，我女儿不敢看，躲进我的怀中……

    从此一别，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据说他去了遥远的青海省工作。

    我在日照武工队还不到一年，但我却总忘记不了这段岁月和我的战友们。

    （孙杜亭整理）

    孙善斋：神兵从天降家乡得解放

    我的家乡在山东营县最北边，与诸城、安邱、沂水等县接壤，是偏僻贫困之地，加以赋役苛重，捐税高利，贫苦人民，连年辛勤不得温饱。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忍饿受冻，连续数年，草根树皮无处寻觅。走投无路，告借无门，饥寒交迎，实难生存。

    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八路军如同神兵一样从天而降，我的家乡，迅速解放，建立了党的诸营边县工委，民主选举了三三制（党和各界人士，名传三分之一）的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民实行了减租（二五）计成息，增加工资，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诸营边独立营。我们的抗日队伍活动在营北、诸（城）西、安（邱）南一带，抗击着菴上、宋戈庄、井邱三个日军据点的日伪军，另有伪军军长张步云号称万人的一个军，还有莫正民、张希贤等三个伪军旅达5000余众。根据地扩大到200余个村庄，人口达10万左右，抗日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工、农、青、妇、文、武、儿（童）等群团组织，全都建成，形成了全县人民大团结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诸营边县工委、政府的领导下，人民抗日热潮高涨，青年参军风起云涌，出现了“娘送儿、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的新局面。我的同代人，年轻的朋友有二人奋勇杀敌，在攻克日军据点的一次战斗中，光荣地献出了他们的年轻生命，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永留人间。文娱活动当时也非常活跃，青救会、妇女识字班和儿童团办起了秧歌队，演唱“打东洋，保家乡”和“诸营边来独立营，谁来参加谁光荣……”，以及五更小调、“劝郎反正（伪军）”等歌曲。

    抗日热情高涨，我也极为兴奋，是年秋天，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兼任民主政权的村长，人们都风趣地称呼我“小村长”。在奋发图强、重振家国的浓情鼓舞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家乡的贫苦大众，温饱情况有了基本好转，人民民主政府减轻人民负担，支持人民翻身解放，在群众中流传着“翻身不忘共产党，感谢救星毛泽东”。

    次年（1944年）麦收时节，在日军扫荡抢粮的炮火声中，我离开了家门正式脱产参加了工作，当我走进革命队伍大家庭时，抗日烽火愈烧愈旺，世界反法西斯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这时在我家乡周围的三个日军据点已被拔除，广大群众重见天日，欢庆胜利。当时的欢欣快乐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使我终生难忘。真乃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幸福的今天。

    王化中：兴隆大、小黄岩无人区的抗日斗争

    1943年1月至日本投降，我在河北兴隆县大、小黄岩坚持无人区的抗日斗争。这地方当时为承（德）兴（隆）密（云）抗日联合县第四区，包括大黄岩村，小黄岩村、拦马垟、大石洞、北火道、古罄等，东西百余华里，南北约十华里，人口不到1万。

    兴隆县是当时伪满的西南境线，与长城内的密云、平谷、蓟县、遵化等县相接，这些县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向兴隆发展。1942年，伪满就惊呼延安的触角伸进了满洲，为阻止抗日斗争向伪满发展，指定了沿长城60里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并村集家，建立所谓部落，强化对人民的统治。四区全部属“无住、禁作”地带，敌伪原计划在大黄岩的刘寨子、小黄岩的好地子和大石洞建立三个部落。北火道、古罄的老百姓分别就近赶入北坎子、马圈子部落。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反对并村集家，坚持抗日斗争，日伪军的并村集家计划未按时完成。

    我是1943年1月到小黄岩工作的，由于这里群众未按敌伪规定的时间和指定地点搬迁，日伪军正准备对这里进行讨伐，情况很紧急。和区委书记张静之同志接上关系后，由区委组织干事山林同志送我到栅子沟，找到岳林区长，和岳林区长一起投入反并村集家斗争。我们由栅子沟、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一路下来，检查坚壁清野的发动情况。我们到山神庙找到十三团政治部主任王文同志，他告诉我们，日伪军已是重兵压境，随时都可能进来，地方组织要抓紧做好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损失再大，只要有群众，我们就有办法。

    农历正月十七日，各路日伪军一拥而进，大黄岩川、刘寨子、猫儿洞、网子沟、水泉沟、小黄岩川的地子、栅子沟、清水湖、黄土山、山神庙以及东部的大石洞，北火道、古罄等都住上了敌人。讨伐队这里安营扎寨二十多天，一条山沟一条山沟地扫荡，杀人、放火和抢劫。经二十多天的血洗，房屋全部烧光，粮食财物抢劫一空，群众被打死打伤几百人，抓走一百多人，仅栅子沟村就打死103人。牛羊几乎全部抢光。经过这次日寇野蛮的三光政策摧残，这里除人未被杀光，其他都给搞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组织和发动群众坚持无人区的抗日斗争。

    日伪军刚撤走，区委书记张静之、区长岳林带领我们从几路大山上回到黄土山，县委领导李守善同志也赶来了。守善同志引导我们讨论今后如何坚持斗争问题。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敌人这次毁灭性摧残，损失是巨大的，但是日伪军并未到此为止，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为更好地坚持下去，必须深入开展反并村集家的斗争。决定从现在起和敌伪机关断绝一切联系，建立单一的抗日村政权，加紧组建各村民兵和各种抗日组织，如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通过这些组织，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坚定抗日必胜信心。有了群众组织，我们在群众中生了根，站稳了脚，就有了依靠和力量。

    由于日伪军的摧残，吃和住都很困难，主力部队只能化整为零来活动。这对我们坚持斗争也是很大的支持。为了更有效地坚持无人区的斗争，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就要组织一支能劳动生产，又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的劳武结合的队伍。民兵由站岗放哨传送情况，发展成武装联防。山地路难行，为了把日伪军来扫荡的情报迅速传开，黄土山、清水湖、栅子沟等村民想了一个站山头岗的办法。日伪军一来扫荡，上下一喊都传遍了，几天工夫小黄岩七十里长川都组织起来了。边缘区的民兵加强对据点的侦察，掌握敌人动态。据点日伪军一来讨伐，山头岗一声喊，小黄岩川都传到了，老弱群众该转移的转移，武装民兵警戒和下地雷，群众该生产的照常生产。这种山头岗，在当时对打击敌人、保护人民起了重要作用，很快在大黄岩川、大石洞、北火道等地推广。

    武装民兵，要掩护群众转移，保护群众，还要找机会打击日伪军。无人区的游击队并不多，主要是靠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全区武装民兵共有步枪百余支，大量的武器是手榴弹和地雷。当时有地雷1万多（不包括下在石眼里的炸药包），各村都有几支或十几支步枪。就凭这些武器，日伪军一来讨伐，民兵就两三支枪配合一个地雷组，和日伪军周旋。每到晚上边缘区的民兵在日伪军可能进来的路上，布满地雷和石雷，经常有狼和狐狸等触雷炸死。因此，日本鬼子和讨伐队，对无人区的地雷望而生畏，到无人区来，时刻怕触到地雷。民兵地形熟，三两人一组，行动灵活，只要敌人一进来，民兵就这里打几枪，那里打几枪，打了就转移，叫日伪军摸不到头脑。这种麻雀战，日伪军只能挨打，而找不到人。地雷不但埋得巧妙，还要会引诱日伪军。1943年夏，讨伐队来割青，由清水湖往东行动，怕触地雷，不走路，靠南坡走。清水湖民兵中队长庄青山带领民兵，把地雷埋在东营南峪村西河滩上。当地人大队来到时，埋伏在北面山上的民兵对日伪军一开火，日伪军拼命地往北面山下躲避，正好中了民兵的地雷阵，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敌人再往东走，到王胡子沟口时，又有栅子沟的民兵在迎击。这样日伪军连遭打击，怕再触地雷，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好边打边走。这样使躲在山里的群众免遭搜山。还有一次，敌人在杨树沟挨了民兵的冷枪，在后深塘峪一块空坪集合，准备报复。民兵把地雷一拉火，地雷阵开花了，炸死炸伤日伪军三十多人，他们只好收尸走了。

    周家庄石棉矿，有几十名矿警，经常到附近搜刮民财，扰乱生产。1943年夏，区民兵大队长张爱国同志，想把矿警端掉，还可以搞几十条枪，但民兵和区小队武装少，又没有攻过据点。怎么办？张爱国布置一连发动两次佯攻，说是主力部队要拔掉伪矿警，两次都没有去，伪矿警也就麻痹了。这时张爱国和我带民兵和区小队30多人，警戒好以后，先截断电话线，一阵手榴弹甩进去，炸得伪矿警昏头昏脑，大叫缴枪投降。此一役缴步枪20多支，子弹几千发，俘伪矿警20多人，教育后释放。

    大石洞民兵中队长马文喜，带领民兵打击敌人非常出色。在他的打击下，在大石洞建部落未搞成。他还经常活跃在北区、梨树沟、北水泉等地，割电话线，破坏交通等，因此兴隆日伪机关恨透了他。1943年10月26日，马文喜带领民兵在罗圈沟遭敌奔袭。他打死日本特务队长生驹、解救十多位群众以后，转移时不幸遭敌伏击。马文喜等四位民兵壮烈牺牲。

    1944年冬，讨伐队加深对北火道、大石洞的扫荡，无人区的困难越来越大。当得知兴隆日伪机关要给北双洞据点运送大米、面粉、食盐的消息，恨不得一下子把物资抢过来。当民兵把情况搞清后，张爱国和我带民兵区小队去截击。在三道梁刚埋伏好，四辆马拉胶轮车来了，一开火押运的警卫就逃了，我们把马卸下来，把物资驮的驮、背的背，胜利而归，真是高兴极了。

    日寇为了置无人区人民于死地，1943年、1944年、1945年连续三年的夏天来无人区割青苗。无人区的粮食非常困难。卫生所的伤病员每人一天一斤米，游击队和区工作人员每人一斤米还要扣二两节约。实际工作人员几两米也不是自己吃，而是在谁家吃饭就把米给谁家，和老百姓一起吃糠和野菜。不少的群众和工作人员，吃山葱野菜，全身浮肿，有的泻肚，有的拉不出屎来。副区长张志峰和公安助理李庭身患重病，严重缺乏营养，走跑都很困难，只能弄点小米给他们营养一下。

    1943年前，全区共有党员50人左右。通过反并村集家的斗争和反扫荡中，涌现许多积极分子，党组织先后在积极分子中发展100多党员，建立17个村党支部。各村的干部和武装民兵基本都是党员，村里抗日活动，都是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的。

    从1943年直到日本投降，日寇讨伐队对无人区的扫荡、烧杀抢掳百余次，民兵和日伪军打麻雀战、地雷战、阻击日伪军也百余次，缴步枪20多支、子弹几千发、马车4辆，割电话线累计百余里长，打（炸）死、伤敌人百余人，炸死敌马（驮马）十多匹，截回被日伪军赶走羊百多只。几年来，在战中牺牲民兵四人，北火道党支部书记王臣、大石洞村办党员孙云同志都是1944年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的。

    游击队和区里工作人员，在无人区坚持几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和无人区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为了长期坚持下去，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游击队，搞好群众关系，把人民群众比作水，我们的干部和游击队就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以此来认识搞好群众关系的重要。我们的大多数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也是这样做的，因而取得了群众的拥护。

    日伪军制造无人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仍未能阻止住抗日的烽火燃向伪满，反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斗志。在这600平方华里的土地上，只有几千人口的无人区，在党和抗日政府领导下，全民皆兵，劳武结合，一直坚持到抗日最后胜利，出动民兵三百多人，配合主力部队十三团解放了兴隆县城。无人区的人民在抗日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做出应有的贡献。为表达我对大、小黄岩人民群众的赞颂，赋诗一首：

    黄岩人民斗志昂，不畏日伪摧残狂。

    劳武结合齐奋战，誓与长城共存亡。

    刘琰：南阳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寇占领南阳后，党即派王子荣等同志到南阳组织领导抗日。他首先和地下党邰士芳取得联系，随后以龙泉寺酒精厂为中心组织了武装千余人。不久王子荣通过上层关系当上了桥头乡乡长，组织武装六七百人。从此，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空前发展壮大，该年春正式成立了南阳人民的抗日队伍——抗日自卫总队。

    抗日自卫队设五个大队，并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了高庙、张湾、博望地方武装数百人。这些武装经常活跃在青台、刘寺、赊镇桥头一带，割电线、炸汽车、破坏公路、消灭小股日伪军，还不断地化装深入日伪军据点和城郊附近，巧妙地袭击敌人。如该年6月我抗日武装一次就割去日寇电线数十里，不久又在刘寺北炸毁日寇汽车3辆，击溃敌伪军数10人，迫使日寇长久不敢在刘寺一带活动。又如7月初，抗日自卫队员十余人在刘寺突然被20余名日寇和200余名伪军袭击，自卫总队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缴获步枪10支。抗日队伍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还不断打击、镇压那些投奔日寇、残害人民的地主、恶霸分子和土匪武装，为民除害。1945年夏，桥头北刘庄村伪保长柴均甫，组织反动武装20余人，勾结日寇抢劫，残害人民，被抗日自卫队伍一举歼灭。柴均甫被处以极刑。

    在抗日武装的影响和推动下，众多的自发抗日斗争，也在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开展开来。特别是黄池陂惠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更是可歌可颂。1945年春，伪军高俊卿率领20余人，在日军的掩护下，在抢劫烧杀茶庵以后，又疯狂地向黄池陂村进犯。黄池陂村马子来、马顺安、赛献之等24人组织全村群众千余人，奋勇抵抗，以土枪土炮等武器连续打垮敌人三次进攻；继之又组织百余人的敢死队，手抗刀茅、枪支和铲镢、棍棒等，奋不顾身地冲击寨子，打死打伤敌人12名，生擒四名缴获重机枪一挺，子弹千余发，最后日伪军被迫退回南阳城。这一次共击伤击毙日伪军120余人，缴获战马一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王剑君：太行经验在浙东一个小区生根

    1944年春，浙东新四军反顽自卫战争胜利了，主力部队带着“小弟弟”县自卫大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打开了宁波与镇海日伪据点之间的一个小三角地区——庄市区。我们便整顿重建当地的党组织和农会，作为依托组建、恢复了抗日的庄市区政权和区常备队。但怎样稳定局面，坚持斗争，发展胜利？大家心中无数。因为这个小三角，东是日海军据点镇海，西是日陆军重镇宁波，北有澥浦镇为伪军盘踞。我们小区孤悬于我军游击基本地区——三北地区（镇海、慈溪、余姚北陲）之外。我们这些小青年，刚从地下党转过来，是一批“文弱书生”，没有武装斗争经验，何况面临的是比我们强大很多倍的日伪顽势力，我们处于被夹击的形势之中。说实在的，大家热情很高，信心很足，只是经验缺乏，办法甚少。

    正在这样迷茫的情况下，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是张瑞昌同志，现名顾德欢，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印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书名凭记忆，可能有出入）。这犹如旱遇甘霖，雪中送炭。虽然工作很忙，行动频繁，我还是似饥似渴，生吞活剥地一口气读完了。我比较本区的情况，从中学经验，找办法。书中介绍的很多抗日根据地经验都很好，很有用，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小区、小游击队，直接能用到的并不多。只有一篇太行地区武工队的经验，又具体，又适用。我一边看，一边琢磨。心里一点一点地明亮起来：“对，就该像太行武工队那么办！”

    太行武工队的经验，就是要求组织精干的武装游击队，兼管抗日民主政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机动打击日伪势力。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越是临近日伪发动扫荡的前夕，日伪气焰越高涨，活动越频繁，武工队越要坚决顽强，先打击日伪势力，把勾结日伪、大肆活动的分子，坚决镇压下去。这样才能压下日伪气焰，打掉日伪耳目，使日伪军变成聋子、瞎子，从而保证反扫荡的胜利。

    正好在相近的时候，地委组织部长黄知真也讲，对日伪军斗争要坚定，对日伪军分子不要手软。他怕我们这批“文弱书生”有慈悲心肠，特地表扬了一个邻近区的同志敢于镇压日伪分子的例子，壮了我们的胆子。这对我们学习和运用太行武工队经验做了启发。

    太行武工队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和掌握了对日伪斗争的规律。我们庄市区署和区委，紧紧抓住常备队的组建训练，区署与区常备队统一行动，使之变成一个能文能武、军民结合的武工队。它同广大的农会和民兵自卫队的广泛活动相结合，以主力部队和县自卫大队为后盾，相机同日伪顽打了几仗，使局面稳定地发展。与整个斗争形势相配合，又先后果断地镇压了一些蠢蠢欲动的敌伪顽势力。直到日寇投降，我们运用太行经验，胜利地坚持到1945年9月随同整个浙东纵队北撤山东前一天。

    注释

    [1]原有浙江省第三区政治工作队，于1939年秋被收编为省政工队第三大队，1940年3月招考的，是重新再组建起来的三区政工队。

    [2]高级职员，当时越州书店业师马仰高先生任经理，已年逾。我三年学业期满，将为经理，当然继承人。

    [3]当时日寇飞机经常轰炸诸暨、萧山、绍兴，越州书店在邵兴大善寺对面，敌机经常以大善塔为目标进行轰炸，若不起来反抗，只有坐以待毙。

    [4]国民党抽壮丁，是以保为单位进行抽扦或摊款。采取两种办法：第一种，硬性抽扦，即把所有适龄壮丁集中，大家进行抽扦，谁抽中就谁去。第二种摊款买丁，抵充任务，即按户摊派，搜集壮丁出拿款到外地去买壮丁，抵充任务。关于硬性抽签抽中的壮丁，合家老小哭天哭地，汪天汪地，士无斗志，能不逃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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