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3-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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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讲述3人民战争

    董玉奇:抗战遇险简记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沿平绥、平汉、津浦等线,向祖国各地猖狂进犯。这时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调在原绥远省驻防的三十五军固守太原,而他却在晋军的掩护下,向晋南临汾、吉县、陕西的秋林一带撤去。

    太原失陷以后,日寇沿同蒲线迅猛南下,并在交通两侧“讨伐”骚扰,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当时我虽然很年轻,但对山河被践踏、人民遭涂炭以及我父亲在太原抗日阵亡等事实,万分愤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炎黄子孙,岂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所以,我决心投入收复失地,不当亡国奴,为抗日先烈报仇的战斗中去。

    那时山西由共产党人参加并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积极发动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交错区,甚至敌占区,展开游击战。我参加了牺盟会,于1938-1939年,在山西洪洞、赵城二县之间,汾河西岸的石止、马牧乡一带,进行了抗日救亡运动。

    我担任了石止乡(有20多个村,约5000口人)牺盟会支部的支部的宣传委员,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发动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了解敌情,铲除汉奸;组织青年人配合抗日游击军作战。由于当时农民群众觉悟很低,形势很复杂,有人竟听信汉奸造谣,认为敌人来了别跑没事,再加我刚参加救亡工作十分幼稚,所以在艰巨的环境中,我曾有三次遭到敌人的包围。

    第一次,日伪军占领赵城县以后,不断地向东西两山、丘陵、汾西两岸“讨伐”,尤其在汾河两岸的出没十分猖獗频繁。石止乡村位于赵城县,汾河西岸的南端,日伪军来这一带骚扰的规律是:上午由好义村过河南下,下午则仍龟缩回城。于是我们组织男女老幼,每天上午注视着北面各村的动态,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向游击队报告,并组织群众疏散隐藏。所以一开始敌人到石止乡村多次,没抓住年轻人。

    又过了一段时期以后,日伪军改变了战术,他们由洪洞县北上,三路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石止乡村。左路居高临下包围村西,右路隐蔽行进包围村东,中路顺大街北上,三路人马在村北堡子外会合。由于情况突然,群众不及突围,只好隐藏起来。

    我在急忙中到村东北角一个场里的厕所里蹲下。日伪军疯狂地用机枪扫射和乱打步枪,我的隐藏位置倒还安全。不久听到日伪军呜里呜啦的吼喊声、鸡飞狗叫声,妇幼惨叫声此起彼伏,而且逼近到厕所一带。我心里发慌了,很恐再转移个地方来不及了,但又担心日伪军进厕所来,于是就钻到欹在墙根的玉茭秆下,我可以看见日伪军,日伪军却看不见我。接着两个鬼子头戴钢盔,手提三八式步枪,枪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来场里抓鸡。霎时间这里的鸡群乱飞,咯咯地乱叫,我恨透鬼子啦!假若那时我有支枪的话,是消灭这俩坏蛋的最好机会。

    日伪军撤退以后,有十几个青年人,被按抗日游击队的罪名抓走,有些妇女遭到侮辱,此外还被抢去许多财物和鸡禽一类的东西。街头巷尾有人哭泣欲绝,有人愤怒若狂。铁的事实教育了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一致抗日,同时不能只注意南下的敌人,忽视了北上的敌人。

    第二次,日军占了洪、赵二县城以后,河西一带农民不再去城里卖东西,需要的粮食、牲畜、土布和其他用品,靠以物易物解决。于是在洪、赵河西交界处的马木乡村,有集市交易活动。这个村除大街上有几家饭铺、杂货铺、零星摊贩外,其余便是农民们肩挑、手提、车拉、牲口驮的东西上市。一旦发现敌情,大家立即分散转移。我在这个村又遭到日军的包围。

    事情的经过如下:农民由四面八方来到这个村,市场上熙熙攘攘正在交易之际,日军又突然包围了这里。霎时间市场上大乱起来,有的人携带东西到本村亲友家隐藏,大部人急于出村回家。人们像万马奔腾拥向村北,又似怒涛澎湃挤向村南,因到处都有日军包围着,无法逃脱。接着日军来到大街上,叽里哇啦乱吼叫乱开枪,把人们往宽场里赶,以便于他们搜抓游击队,掠夺各种财物。

    我钻进一家饭铺里,心里怦怦跳个不停。饭铺掌柜忙给我端来豆腐菜,拿了些饼子让我吃,还低声说:“沉住气。”意思是不要让敌人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领会了这番好意,便大吃大喝起来,当时实在吃不下去,但硬是往肚里咽。

    正在这时,一个汉奸进饭铺搜查,他先把我腰里摸了一下,问我有无手枪,然后又搜口袋,看有无宣传品文件之类的东西,结果在口袋里搜出票子来。这家伙见钱发喜,连忙把钱装进他的口袋里。这时老掌柜给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连忙坐下又吃喝起来。这个家伙搜掠了钱把我放过了。

    不久真鬼子端着步枪,带着刺刀进来了。他先把饭铺的后门用刺刀捅开,在后院搜索一番,然后又来到饭铺。这时我已把饭菜吃完,灵机一动,连忙给老掌柜洗碗揩筷子,老掌柜还让鬼子“米西米西”,日军打量了我一番认为我是本村人,是饭铺的小伙计,排除怀疑而去了。

    日军押解抓捕的人,掠夺的牲畜、物资离村以后,我出了一身冷汗,幸亏这位老掌柜的指点、掩护,否则这次决逃不脱敌人的魔掌。从此这里的集市被破坏。敌人以为这里是不会混进游击队的人马,其实他们哪能知道,一旦发动起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以后,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群众都会掩护抗日力量的。

    第三次,在秋季的一个傍晚,下着小雨。我们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气候、在这个时间,日军又突然包围石止村。我和伙伴们二十几个人迅速由村东北角突围出去,在我们快跑到庄稼地时,日军才向我们疯狂地用机枪扫射,接着石止村北面也发现枪声。我们被日军包围在汾河西岸,大家钻进玉茭高粱里,日军不敢向我们追来。

    天黑雨下得大了,枪声也停了,我们以为敌人撤去,便向村边靠拢探听情况。忽然发现一个黑影向我们走来,大家商议决定,如果是敌人一齐动手把他掐死。我们分散隐蔽,等待看清来人,谁想竟是村东北角住的一位老大爷,他给大家送来了干粮。众人感激之下,忙问村里的情况。老人家说:“鬼子在村北、村西抓了些人,住在村西南的奶奶庙上吃饭。”他还嘱咐大家,千万不要进村,于是我们只好在地里的大柳树下避雨。

    深夜,雨还在下个不止,人们的衣服湿透了,肚子咕咕乱叫,本来满地的玉茭子可以烧熟充饥,可是一无干柴,二怕暴露目标,只好啃生玉茭吃,并且互相挤到一块取暖。与此同时,大家商量决定,万一天明敌人再不退的话,只好渡过汾河,到河东敌人的后方去活动才安全。谁想后半夜汾河洪水涨发起来,波浪滚滚,汹涌澎湃。这次洪水比任何一年都大,沿河岸上的谷子、豆子地都被洪水冲塌到河中流去。对此情况,渡河的打算落空了。

    次日上午,敌人撤退了,我们回村以后,得知敌人抓去二十多个青壮年。敌人严刑拷打这些人,并往他们的肚子里灌肥皂水、辣椒水,然后踩在肚子上让往出吐,还把他们从七八尺高的戏台上一个个往下扔,鬼子拍手大笑,残忍极了。另外,敌人搜到老乡的白面,宰杀了老乡的猪羊,把大庙上的木料拆下,把老乡的嫁妆抢来烧火做饭。在搜刮东西财物时,又强奸了些妇女。

    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大家觉得敌人越来越猖狂,再不拿起武器与敌人拼个死活,说不定哪回遭到敌人的杀害,于是青年人纷纷参加到决死队、游击队里去打击日寇。

    霍书刚:忆启蒙老师协和孙大夫

    每当从屏幕上看到抗日烽烟,在冀南运东卫训队学医的一段往事,以及我的老师爱国人士孙大夫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里,叫人难以忘怀。

    那是1943年12月,我们一些部队的少年兵和后方医疗队年轻人,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念,或跋山涉水,或跨沟越桥,躲过敌人关卡来到运东卫训队,这是冀南军区在六分区所在地,即河北故城与山东武城之间的运河东边,建立的第一个卫生训练队。为了不让离驻地十几里远的敌军炮楼有所察觉,一来这里,队领导就交代我们要百倍注意隐蔽自己,不失良机,尽快把医疗技术学到手,好解救浴血奋战的伤病员。因此,我们都一一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并改穿便衣,假扮成老乡的儿子或孙子,抓紧做好学医准备。偶遇外人,就爹呀爷呀地呼喊,那股军民一家亲的热火劲,真有独到之处。

    新年到,卫训队准时开学了,课堂设置在一个便于进退的农家院子内。站在我们32名学员前面上课的不是我部军医,而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大夫、一个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爱国人士。他个子高高的,浓眉大眼,才30多岁,颌下有趣地留三绺胡须,身着黑布长袍,扎一条黑色腰带,看上去别有文人学士风度。他爱国心切,摆脱日本人的束缚,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来到我冀南军区。常言道,名师出高徒,能有这样一个难得的老医师任教,我们无不打心眼里感到幸运和自豪!

    当时根据地人民生活比较艰苦,我们卫训队每天吃豆饼,喝稀饭,根本吃不上炒菜,有点老盐咸菜就算不错了。可孙大夫毫不介意,和我们学员吃住一个样,哪管忍受饥寒,集中全力向我们传授卫生知识,每天给我们讲课,有时一次就讲两三个小时,讲得口干没开水喝也没啥。他深知,教好这批学员,尽快踏上征程,到抗日前线救死扶伤非常紧迫,所以,他讲课重点突出,常由浅入深,过细指导,连第一根血管的解剖位置以及它的走行都讲得一清二楚。他要我们学懂弄通进行急救包扎的科学依据,并亲自做示范,启发我们开动脑筋,将如何包扎得紧方能止住血的技巧,精益求精地掌握起来。孙大夫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大大激发了我们每个学员迎难而上、争当里手的劲头。大家一寸光阴一寸金,全神贯注到医学中。像我这样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少年兵也不甘示弱。学药用拉丁文,开始怕忘掉,就用土办法记,比如“苏北的马堤”,就用“司务长没马骑”,把A、B拼音保持在脑子里,土中有洋啊。这表明了我也有打败日本鬼子做一个为国献身的卫生员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六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生理解剖、急救包扎、药用拉丁文以及一般常用药、常见病的应急措施等几门课程,我们32名学员全预期毕业,分别重返抗日前线各自的战斗岗位,为部队补充了急需的有医学知识的卫生人员,对取得抗战胜利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孙大夫含辛茹苦给我们打下了学医的初步基础,为我们后来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创造了先决条件,所以我们都称他为我们的启蒙老师。很可惜,此后转战南北,直到日本投降,最后推翻三座大山,我同孙大夫老医师再没相见。我相信他还活着,他会永远活在人民医务工作者的心里。

    (杨天浦整理)

    冷德裕:宁毁家园不当亡国奴

    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中四分区机关驻苴镇季家园,苴镇一带成为当时整个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的指挥中心和可靠的后方。所以,日伪早就虎视眈眈,多次以重兵偷袭均以失败告终。

    苴镇当时虽然只有200来户人家1500余居民,但有大桥小桥五座,庙宇、大厅等多处,还有土山这样的制高点,苴镇人民知道,一旦让日寇占领,必然要成为敌伪据点。当县委负责同志提出坚壁清野,争取反清乡的彻底胜利的号召后,全镇人民深明大义,决心宁毁家园,不让日伪在苴镇立足。就在1944年9月24日,全镇人民各自动手并得到附近乡邻帮助,把苴镇连二里外的季家园1000多间房屋拆除精光,所有砖瓦木料,全部转运各自选定的乡邻处堆藏。

    不久,日伪果然集中300多兵力,于1944年10月7日夜出动。日伪军见苴镇已经成为一片瓦砾场,无法藏身,只好开赴苴镇北郊的王家潭驻足。王家潭是范公堤上的一个小庄子,日伪军一到王家潭首先拆民房、筑工事,小小几十户人家的小庄子,一下子筑起了五个碉堡、一个地堡。日伪军烧了附近农家几十户的房子,抢走农家猪、羊、粮食、鸡、鸭,连续杀害人民群众几十人。有个农民的儿子被日寇抓到后先吊打,后用厨刀割剐,而后枪杀,夜间他们还活埋老弱妇孺。日伪军一系列兽行,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决心同日伪军坚持斗争,决心把日伪军围死在王家潭。

    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一在交通要道活埋地雷,使敌人不敢乱跑;二是大道小路、桥梁河道,全部加以破坏,切断交通;三是污染水源,使日伪军吃不到淡水,海水虽可取到,但咸得不得入口;四是到处设伏,动辄挨揍。日伪军向西不得到一里远的刘家场,向南不得过一里远的李家渡,向北是大海,向东是切得一段一段的走不过去的“奈何桥”。苴镇和王家潭一带的人民群众和当地民兵一道,周围日伪军11个月。日伪军动弹不得,无可奈何,终于夹着尾巴,被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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