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空舍清野

    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曲线救国”，引起了山东人民的切齿痛恨。打日本鬼子、保家乡，收复失地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胶东半岛文登县的东边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将文登、荣成、牟平县的男性青年组成了“青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具体活动由区小队领导。妇救会、儿童团也都相继组织起来，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提高了人民的抗日信心，抗日烽火很快就燃遍了齐鲁大地。

    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区小队的领导下，首先开展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空舍清野”运动。各村的“青抗先”们积极帮助群众将粮食、衣服、被子等全部埋藏起来。田地里的农作物全部砍光，农用井水放进毒物。我们的口号是“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米、一滴水、一盏灯光”，就是要与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针锋相对。

    记得那是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震耳欲聋的集合号声划破了长空，青抗先拿起了大刀、长矛，扛起了土枪、土炮，背起了铁锹、铁镐，火速赶到公路的两旁。这时隐约看到一个彪形大汉，身穿灰军装，腰里插着手枪和一排手榴弹，听说话方知是区小队的贺队长。接着铁锹、铁镐乒乒乓乓，在这公路上犹如骇浪翻滚，不一会儿20余条深壑将公路拦腰截断。这就是战斗，这战斗的热情，简直是一支支烈焰腾腾的火把。有人搬来树枝，有人在树枝上拴满了手榴弹。不久，撤退的号声冲破了云霄，青抗先离开了公路，各自回村，抓紧休息、吃晚饭，以便应付那瞬息万变的敌情。

    9点过去了，静悄悄地毫无动静。

    9点40分，隐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儿，成串的手榴弹带着青抗先的愤怒，带着胶东人民的愤怒，炸得日军血肉横飞。日军气急败坏地朝着公路附近的几个村庄猛烈开炮射击，十多辆汽车载着日军的尸体返回烟台。

    各村的青抗先早已埋伏在公路的两旁。只见一个日军指挥官拔出战刀，示意汽车从庄稼地里开过去，妄想继续前进。

    说来也巧，老天爷好像也在惩罚那些干尽了坏事的侵略者似的，突然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日军的两辆大卡车滑进了沟里，前进不得，后退不成。车上的士兵全部跳下来，前拉后堆也无济于事。

    敌人只有抛下卡车，一部分士兵乘着别的卡车，返回烟台。还有40多个鬼子兵稀稀拉拉地架起了机关枪、迫击炮。

    一阵复仇杀敌的军号声回响在天空，它显示了我们伟大民族的灵魂。各庄的青抗先个个像小老虎似的高举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在区小队武装战士的配合下，仅经过40分钟的激烈战斗，就将日军全部消灭。两辆卡车也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初战告捷，区小队、青抗先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雷鸣般的、翻江倒海似的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面前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杀！”

    夏风林：夜袭张家湾

    张家湾是一条水面平缓、河道蜿蜒的小河湾，在黑龙江省铁力县大依吉密河畔。九一八事变以前，这里还是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日本侵略者侵入东北后，对这里实行了掠夺式采伐，把一片郁郁苍苍的森林破坏得疮痍满目。因为在这伐木的一个把头姓张，人们就把这一带叫作张家湾。

    1941年，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更多山村，同时为向北进攻苏联做准备，计划在小兴安岭修一条从铁力到嘉荫的军用公路。这条公路要经过张家湾，由日本人和中国劳工组成的勘测队正在那里进行勘测。为了破坏这一罪恶计划的实施，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六支队奉命在这一带活动，我任六支队副支队长。部队就驻扎在张家湾附近密林里。

    1941年阴历正月初三傍晚，值勤的哨兵前来报告：说有两个老百姓要见队长。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会不会是我们的营地让敌人发现了？”我马上去找支队长高集贤同志商量对策。高集贤同志沉吟片刻说道：“立即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老百姓还是要见的，不过不能没有提防，得让他多绕几个弯子，越隐蔽越好。

    过了一个多小时，老百姓领来了，一老一少，老的看样子有40多岁，黑红的大脸盘，长了半圈络腮胡子；年轻的20岁上下。这一老一少，长相十分相似。经过交谈，知道他们是爷俩，让日本鬼子抓去给测量队背东西，脾气都挺倔强，受不了日军的凌辱和打骂，怀着满腔义愤逃出来，跑了好几个山沟，无意中碰上了我们的哨卡，希望我们去给他们解这个恨。据他们爷俩讲，测量队只有20多个鬼子，还有十多个劳工。

    情况掌握以后，我们支队领导开了个小会。决定挑选20多名精壮的战士，组成一个奋勇队，由我担任队长，立即出发，去夜袭张家湾，消灭日军测量队。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些高粱米饭团子，又用刺刀割开几张狍皮把鞋衣包上，以免行军时动静太大，被敌人发现。高支队长一再嘱咐我们，切切记住：“看不清日本鬼子不打，不摸到帐篷跟前不打。”

    我们趁着月黑头出发了，报信的爷俩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拉山抄近道，直奔张家湾。

    我们来到一个山头，下面燃着几堆篝火，向导说那就是张家湾。我命令队伍原地休息，亲自带了两个战士下去进一步摸情况。我们摸到就近的一堆篝火，一看都是老百姓，于是便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压低嗓门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抗联，来打日本鬼子测量队。”

    一个岁数稍大的山东人瞧瞧我问道：“你们来了多少人？”我说：“我们来了20多人。”他急切地说：“你们快走吧，今天傍黑这儿开来一个讨伐队，有四五十个日本鬼子，还有不少森林警察！”

    我们往不远处的河湾一看，火光中影影绰绰有几个帐篷，像坟丘子似的。看来日伪军100多个是真的，而我们一共才20多人，力量这样悬殊，这仗还打不打，一路上我翻来覆去地分析、考虑。最后决定还是打！日伪军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枪响以后，他们白天跑腾一天，从睡梦中醒来，一定乱作一团。只要我们火力集中，猛攻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我们一定会以少胜多取得战斗胜利。

    我把几个战斗小组的组长召集起来，谈明刺探的情况以及我的作案方案，和大家会商一下，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们便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分头向那几个帐篷摸去。我亲自带领一个小组，摸得是伪军帐篷。帐篷门口有堆篝火，站岗的两个伪军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说：“老兄，你听！林子咋有动静呢？”另一个嗓子打战地说：“是啊，我头皮都有点发麻。”

    我约摸其他小组已摸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举枪击毙了一个，另一个撒腿要跑，我接着又是一枪，把他也撂倒了。

    我的枪声就是命令，整个奋勇队的火力全打响了，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往帐篷飞去，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无处逃生。不一会儿，四个帐篷全部陷入火海中。

    一阵猛烈的火力之后，我举着驳壳枪，领着战士们向帐篷冲去，侥幸活下来的日军和伪军，因为是在睡梦中也失去了战斗力。战士们像一个个小老虎，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刺刀捅、枪托砸，连那给我们带路的爷俩也投入了肉搏战。我们从鬼子手里夺过枪，不会使就用枪托砸。100多个日本鬼子和森林警察仅活下十多人。战斗结束后，我们把缴获的东西分作几堆，能带走的枪支弹药，我们都带着，生活用品我们都给了这些民工。有愿意投奔抗联的，我们都热情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铁力林业局森调队来到张家湾，拣回了当年我们丢弃的枪支弹药，还有事后日本鬼子为追悼他们战死者亡灵而立的“忠魂牌”。

    （任利明整理）

    陈德寿：制造地雷打击日寇

    抗战时期，地雷在边区有盛誉，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它。1941年，晋察冀边委会青年抗日救国会，举办一期爆炸训练班，各县青救会和武委会都派干部参加训练。这次训练主要是培养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开展地雷战，打击敢于进犯边区的日伪军。因当年秋季扫荡学习班提前结束，受过训练的骨干回到各地后大摆地雷阵，痛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但是，民兵的地雷供应不足，影响他们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们多么渴望得到更多的地雷，狠狠打击敌人呀！

    1942年春天，雁北地委武装部决定建立一个地雷制造厂，自己制造地雷，解决民兵地雷供应不足的困难。灵邱县青救会派受过爆炸训练的吴汉庭同志和县武委会田振江同志负责创办雁北地区地雷制造所。

    一、白手起家办工厂

    雁北地区是高寒气候，农业十分落后，工业更无法提起，别说翻砂浇铸地雷，在那深山区找个铁匠都很困难，要钉个马掌，还得到小镇上才能解决。要创办工厂谈何容易，一切都得从头来。

    首先要解决熔铁炉和鼓风机问题。《论语》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工具才能干活，那熔铁炉怎么办呢？用缴获敌人的大油桶，用那铁皮做成熔铁炉腔和铁水包。鼓风机当时无法制作，就用古老的风箱来代替。习惯用的风箱是长方形的，但化铁需要高温强氧（大风），长方形风箱用大力后，中间便鼓涨起来，风力达不到要求，所以就自己动手制作圆风箱。这风箱长2米左右，粗有50厘米，外边打上几道铁箍，活像是个竹节炮。侧方留个长方形风道，拉动的风箱有七八厘米粗，顶端横柄有一米多长，可供两三个人拉动。风箱的风力要求是，在出风口一尺远的地方立一块青砖，用力拉风箱可以把砖吹倒。每当铁到熔点时，要三个壮小伙子拉风箱，几分钟就得换一次人，这是非常强的体力劳动。所有生铁完全用人力化开，再浇铸成地雷。

    耐火材料是从当地山上选的，选择那黏度强、杂质少的干子土，再加初烧未烬的硬煤粉及农民扔弃的破缸瓦片压成的缸瓦粉。

    燃料是当地小炸窑挖的硬煤，在没有焦炭的条件下，只好用硬煤做铸造燃料。但是在入熔炉前要经人工精选，并把煤砸成比核桃大一点的块，把含有杂质的都拣出去，以保证燃料的质量。

    沙模用沙，是从河滩找来的，沙子在河滩不同部位分布就有着不同颗粒，要找到适用的沙子也很困难，要像地质工作者一样，踏遍河湾内沙滩才能找到，有时徒步沿河走上十里八里才能找到。

    翻砂所需要的工具，基本上置备齐全，再加上从各地调来的十几个人，这小小的地雷制造厂，就算初步建起来了。

    二、动员群众献碎铁

    铁是地雷的主要原料之一，边区没有炼铁厂，唯一的办法是动员广大抗日群众献碎铁。抗日人民政府号召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动员起来，找铁、献铁，把家家户户存放多年的破锅、碎铧及庙里的老钟旧磬都拿出来。别看一家一户或一个人献铁数量不大，但滴水能成河，积少成多，一个县就动员出几吨或几十吨碎生铁来。他们用人背驴驮的办法，一个运输站又一个运输站向地雷厂所在地集中。人民群众的这条打不烂搞不垮的运输线，保证了当时原材料的供应，同时又把成批地雷运输到民兵手里。

    三、突破技术关

    从化铁到浇铸成地雷，其中有很多技术难关需要解决。铁水温度低，流动性能差，在砂模内没有流开便凝固了，铸不成地雷。后来，经过加大风力、精选煤炭、改进风口等措施，提高了铁水温度，总算可以成型了。但是砂芯、砂模中的空气排不出来，成活上气孔太多又太大，仍不能出成品。又派人到边区农具厂去学习，也请农具厂的师傅来传艺。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在既无技术又缺原材料设备的条件下，经过一番努力，克服道道难关，雁北地区地雷制造所的地雷终于制造出来了，源源不断地送给民兵去打击敌人。

    地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过强大的威力，吓得鬼子丧魂失魄，不敢在边区的土地上横冲直撞，走路行军十分小心，生怕踏响地雷。1944年10月，大同市、浑源县、广灵县的日伪军集中400余人，向灵邱县南山“扫荡”，灵邱县委组织各地武委会、游击小队以地雷战，游击战打击敌人，四天毙日伪军108名。其中爆破英雄姬纪海在雁翅村北黄崖角大摆地雷阵，一次毙敌11名。

    地雷在民兵中享有盛誉。记得当时有支歌，是歌颂地雷的，歌中唱道：

    地雷像个大西瓜，鬼子来了炸开花。

    炸得他

    尸骨横飞回老家，边区人民笑哈哈。

    这首歌不但唱出了地雷的威力，也歌出了边区人民的喜悦心情，而且对我们这些地雷制造者，是鼓励也是鞭策。

    四、前进中的困难

    地雷制造出来，发到民兵手里去打击敌人，在制造中又遇到新困难，地雷铁壳和木柄固定，需要两个木螺丝无法解决。曾想过很多办法都不适用，后来是从当地大山上找来木质坚硬的六道木做原料，用手工削成木钉，代替木螺丝固定地雷木柄。因手工削的木钉，长短不一、粗细不一，装配时需用木榔头往里揳，才能把两者固定住。

    1943年5月，发生了一次不幸事故，因木钉长，装配时顶在发火装置上，地雷爆炸了，同时引起旁边装好的地雷及未装配的火药爆炸，四位做配置工作的同志当场牺牲。这四位同志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生命，忠骨埋在山坡上。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接过他们遗留的工作，一刻不停地继续装配地雷，供给民兵抗日的需要。

    五、攀登新阶梯

    根据抗日形势，地雷需要量逐步增加，1943年夏，改雁北地雷制造所为雁北军分区修械所，又增加了修理枪械的任务。地雷仍是主要产品，但技术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了，把黑色炸药改为黄色炸药，进一步提高地雷的威力，还有了防潮措施。这一要求的改变，从技术上、设备上都得变化，需要攀登新的技术台阶。

    黄色炸药要用雷管才能引爆，雷汞就是困难，当时军区化工厂生产雷银来代替雷汞，但雷银稳定性差，操作稍有不甚就有爆炸的危险，给加工增加很多困难。同志们没有被危险和困难吓倒，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细心慎重，照样完成任务。边区缺少铜料，制造铜管的设备也没有，雷管外皮用人捻纸管代替，同样装雷银代替铜雷管。

    黄色炸药也是边区制造的，记得配方是：纯硝35％，硫黄16％，硝化甘油33.5％，硝化卫生球1.5％，谷糠15％，把以上成分搅拌均匀即为边区二号黄色炸药。黄色炸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地雷的爆炸威力。

    防潮原料更缺，边区没有桐油、大漆，也没有洋干漆（防水清化），只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采用山区的核桃油，用火熬制成“防水油”。配方是：核桃油十斤，土子一斤，陀僧四两，熬制时把油中的杂质变成烟跑掉，油渐渐变稠，直到涂在铁棍上不沾手为宜。将雷壳放入热油里煮一段时间，趁热取出，里外便涂上一层均匀的“防水油”。木柄上刷上三道油即可达到防水要求。

    在地雷的基础上，又制造出几种花样雷，如跳雷、子母雷和石雷等。雷的种类增多，在战斗中使用就更灵活了。跳雷特点是，当敌人踏响雷后，跳雷从坑里跳出三四尺高，腾空爆炸，这种雷爆炸面宽，杀伤威力大，即使听到雷响后卧倒，也能被炸致死，弥补了普通地雷响后卧倒减少伤亡的缺点。这种雷适用于三五成群的小股敌人。

    子母雷，是一个母雷牵动4～8个小雷，可以连环爆炸。适用于庙前、谷场、宽阔地等敌人集中的地方。一人踏响母雷，几个子雷从坑里飞到四面八方连环爆炸，一次可以报销一二十个鬼子。这种雷适用于伏击作战。

    石雷来源于民兵，开始用黑色炸药，取材方便，民兵可以自制，但威力小防潮性能差，装到石雷孔里不易再取出。后来改用黄色炸药包，分为一两、二两不同重量的，其中包括发火装置、雷管、木塞等成套装置。外面浸上一层厚厚的黄蜡，可以起到防潮作用。这种石雷炸药包，用时装在石雷孔内，不用时可以取出保存，还可以随着敌情变化重新布雷。

    六、抗日胜利之夜

    突然，一天晚上，上级打来电话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当我们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怀疑是不是通信员听错了电话。于是，同志们激动得要求通信员再打一次电话问一问，当电话机里传出清脆话音说：“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围在电话机旁的同志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没有过一袋烟的工夫，全体同志都知道了，大家奔走相告，互相传颂着这胜利的喜悦。当时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同志们就拿工作用的铁桶、水盆、小铁碗及其他能发声响的工具敲打起来。顿时，小小的山村热闹非凡。老百姓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跑出来看热闹，后来知道是日本鬼子投降了，都拿出他们收藏多年的锣鼓，加入我们欢庆的队伍中来。人们集中在小学校门前，叮铃哐啷地使劲敲，好似要把自己内心的激情全部要表达出来。大家没有一点倦意，高声歌唱抗日歌曲，从“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的救亡歌，唱到《八路军进行曲》，那嘹亮的歌声震撼着静静的山谷。

    夜已经很深了，人们自动地走进屋里，又围坐一起谈论着将来的打算，有的说：“我们抗战胜利了，今后得好好过几天好日子，再不用东跑西颠的了。”有的讲：“等打完仗，我就回老家去成家立业，将来当了爷爷，给他们讲讲抗日打鬼子的故事。”还有的说：“得到延安去见见毛主席。”越说越兴奋，使这个偏僻的山村彻夜笑声不断，话语不停。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好像也微笑着为我们庆祝胜利。屋里那盏小油灯，今夜燃得特别亮，火苗不断闪动，像是为我们跳舞，陪我们度过幸福之夜。时间过得真快呀！大家的欢乐未尽，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把人们的脸庞映得红红的。

    第二天，上级送来胜利捷报，所长把大家集中在一块，正式向全体同志宣布日本投降的好消息。

    艰苦奋斗的抗战结束了，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抗日任务。

    戴礼：坚持北渡乡抗日斗争

    北渡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骑石区的一个乡，全乡3/7的村、组为石港镇北半片的外围，东北角与孙密接壤，北距三角渡只有一公里。而石港、孙密、三角渡三处，当时都是日伪军据点。日伪军经常下乡“清剿”，有时化装成便衣队或伪装我军，欺骗百姓，进行破坏。因此，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政权建设，坚持抗日斗争，粉碎敌伪的封锁和“清乡”，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回忆起当年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真是饶有兴味。

    1942年年初，我们曾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临时乡政委员会，成员事先经中共骑石区委考察，群众酝酿，然后由会议选举产生，并经区政府批准。其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有原乡长葛伯望，开明士绅陆馨谷、葛亚廉，小学教师沙雨巷、社会医生王士良等，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比较顺利地开展了民主政权工作。在减租减息中，各界人士配合党政干部进行宣传，在公开场合或大会上表示积极拥护政府的减租减息法令，带头行动，如原丁渡乡乡长葛伯望，以及在社会上比较有威望的人士陆馨谷、王士良等，他们的积极行动对那些思想不大开朗的地方起了很好的教育、说服作用，二五减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由于群众认真发动起来，征粮、税收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征粮、税收，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如田亩调查表、分户计算清册、粮赋串、公粮保官据，还有税收工作一整套的税票、账册，等等。这大量纸张哪里来？谁承担印刷任务？如何安全运输？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县财政局徐勃、曹卜仁等同志曾做过原则指示，由分局刘大雷同志具体经办。我们做好据点同爱国人士的工作，不仅搞到需要的大量纸张，而且找到承担印刷任务的姓郑的老板。老板出于爱国热情，利用深夜隐蔽在地下室操作。后来，为避免发生意外，秘密地将印刷机器化整为零，转移到杨曹乡一带水网地区，在船上流动印刷，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我们不仅能在边缘地区征粮、征税，而且还深入日伪据点里去收税。如原乡政府通讯员葛勋，只身秘密进入石港据点征税，并将税金伪币就地购买军需文化用品及西药等，供给部队和机关使用，从未发生意外。这也是依靠了各界爱国人士的配合与支持。在反“清乡”斗争中，广大群众协助基干民兵大搞破击，改造地形，在交通河港的水下打下树桩，组成水坝；挖断车路和码头，另拣僻静的地方做秘密通道。另外，我们还将敌伪可能用作“驻剿”的房屋拆掉。这一来，敌伪成了“睁眼瞎”，有路走不通，河上行不了船，想“驻剿”也无房屋住。而我们却处处主动神出鬼没地搞冷枪射击，搞得日伪晕头转向，只得收兵窜回据点。

    由于北渡乡的特殊地理环境，我们曾利用“伪化”来反对伪化。即与“伪化”人员约法三章，只许糊弄敌人，不准害人民，一切言行由我们指挥。不仅乡里如此，连石港的伪镇长也听我们吩咐。这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也是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的。因此，日伪军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在坚持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边华英：记日军在任丘县搞反攻誓约大会的失败

    1943年，侵华日军在我冀中地区推行治安运动。这年10月，任丘日军司令部，根据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指示，在任丘县搞所谓反共誓约试点，强制全县青壮年群众七八千人，以开大会名义，集中在任丘县圣人殿大院。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灌输所谓反共誓约六条：一、要誓死反共；二、不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三、见到共产党八路军马上报告皇军；四、一切听从皇军指挥；五、不准隐藏共产党八路军；六、不供给共产党八路军粮食等一切东西。

    会场四周布满了岗哨，架起了机枪，日军军官在大会上叫喊，谁跑就打死谁。这六条不但会念，还要会背，将大门闩死，不让出入，连续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其实能背过誓词的人也不让吃。这时日本人的阴谋已无法掩盖，日本鬼子军官又给被关押的群众训话说：“共产党讲，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这次我们要把水淘干了，看鱼到哪里去。”老百姓心里明白了，原来日本鬼子想饿死我们，大伙怒不可遏，就不顾生死往外冲。日本鬼子一时慌了手脚，一看不好办，就又耍了个阴谋，告诉大家不要走，给饭吃。到了第四天，让被押群众吃了一点饭，喝了一点水；到了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又连续三天没给饭吃，只给点水喝，这时群众没有往外冲的力气了，个个都躺在院里不能动了，有的已经饿死了；到了第八天才每天给点饭吃，给点水喝。一直关押了12天，这场灾难才结束。群众放出来后，很多人不能走路，由家属亲属接回家的。不少的人从此得了胃病，最后致死，例如毛村有两个人，一个叫边福活，一个叫郭瑞，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也有的人因把肠胃饿细了，回家后饮食过量致死，例如麻坞村崔秃就是这样死的。

    日本人的这次阴谋，是预谋已久的。首先通过伪办公人员，进行了大量欺骗宣传，说日军开大会，每人发给一个反共誓约卡片，有了这张卡片，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遇到日军保证安全没事，如果没有卡片，按共产党八路军对待，立即杀掉；还说，哪个村去得人齐，日军保证这个村的安全，哪个村敢不去一个人，日军杀死你们全村的人，烧掉你们全村的房子，鸡犬不留。

    我区地方干部得知此事，即在群众中进行工作，揭露日伪的阴谋。当时我在四区担任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青年委员，根据区委的指示，配合手枪队，夜间到任丘的东南角与林庄交界处的大道上，拦截参加所谓反共誓约大会的群众。我们从夜间九点到拂晓，根本没有见到一个人奔任丘县城去。后来才知道，我区除有两个村由于工作做得好，没去人外，其余的村都去了不少的人，是日本人怕八路军阻拦，不让老百姓走大道，让走农田小道奔任丘县里去的，所以我们在大道上没有等到。当我们地方武装得知日伪对被关押的群众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的消息，区小队配合县大队曾几次到县城去解救遇难群众，每次都跑出一部分群众，没有整个解救出来。

    日伪的阴谋更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日本鬼子采取残酷手段，搞所谓反共誓约，适得其反，群众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教育了群众更加仇恨日本鬼子，到处揭露日本鬼子的罪行。我本家一个哥哥，过去思想很落后，对抗日工作不积极，这次受难后，思想变了，通过这次亲身经历意识到日本鬼子是一群凶狼，不打倒日本鬼子老百姓没活路，对抗日工作也积极了。受难的群众回来后，都成了抗日的宣传员。都郝铺村有个受难的人，还编了一篇顺口溜，内容是：反共誓约县，老百姓受了骗，三天没喝水，七天没吃饭，饿得百姓没法办，吃屎喝尿不让人看见。当时我地方党政组织和地方武装群众团体，通过这次事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群众抗日情绪大为提高。当时任丘出现了青年参军热潮，我县区地方武装空前扩大，各项抗日工作空前顺利。

    日伪军的阴谋破产了，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又策划在高阳县搞反共誓约。由于我党组织事先宣传工作做得好，又加上任丘和高阳县邻县消息传得很快。日本鬼子在高阳搞的反共誓约大会没有群众去参加，日伪军的阴谋失败了，以后也没有再向别的县推广。

    （梁伟民整理）

    周光田：日军翻译落网记

    江苏金坛县城南门外18华里，有个下新河镇，镇上的日伪据点里，驻扎着100多个日军。抗战时期，它是金（坛）溧（阳）公路上的水路交通要镇。跟日军当翻译的滕兆钦，原是庄家大地主的狗腿子，过去对群众收租逼债，胜似虎狼，现在又当上日本翻译，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更加为非作歹。经常带日军下乡，烧杀抢劫，糟蹋百姓。据点周围二十多里的群众，对这个汉奸卖国贼恨之入骨。

    我当时担任溧阳县边区王母观乡（现属金坛县）党支部书记兼民兵大队长，率领着民兵和游击小组，就在这个据点下面与鬼子周旋斗争。根据群众的呼声，党支部研究，决定除掉这个坏蛋。向溧阳县徐明书记请示后，他不但同意我们的意图，做了周密的布置，并派做敌工工作的姚锁芳同志，协助我们摸清敌情。

    1944年2月底的一天，老姚来告诉我，姓滕的到金坛日军洪部开会去了，明天要从金坛路上回下新河据点。这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得此情报，我连夜召开党支部和几个民兵骨干会议，具体研究了行动方案。第二天一早，我带领着蔡玉林、王德顺、周小庚、潘荣小、王德全等八名健壮的民兵，来到阳庄公路段的边上，这里是金坛到下新河日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地。八个人分在公路两旁的麦田里，伪装锄草，监视公路两段。下午3点多光景，从金坛方向来了一部黄包车，后面还跟着个汪伪卫兵。游击小组长蔡玉林同志眼尖，低声对我说：“是他！是他！”

    “来了！准备！”我轻声通知大家。这时只见那姓滕的翻译，半躺在黄包车上，右腿跷在左腿上，眼睛闭着，枕在后车框上的圆脑袋，不时地左右摇动。这可苦了那个汪伪卫兵，跟在车后，一支老套筒步枪，放在车上。他上衣敞开，帽子抓在手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黄包车靠近我时，我手一挥，八只“小老虎”，一拥而上，猛扑黄包车，三支土造“单打一”（只能每次打一发子弹的土造枪）对准了滕兆钦的脑袋：“不许动！举起手来！”那个卫兵伸手想去拿枪，被王德金一锄头敲在手背上，卫兵立马把手缩了回去。两个民兵上去绑了他。姓滕的刚睁开眼，蔡玉林已经从他的怀里缴下了转轮小手枪，将他捆绑起来。黄包车夫在一旁惊呆了，我当即从姓滕的衣袋里掏出了一把伪钞甩给他，又将那个卫兵推上车，叫他立即拖回金坛去。

    因为这里距离日伪据点很近，必须防止日伪军人下来拦截。我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不到两分钟就离开了现场，带着缴获的枪，押着滕兆钦飞快渡过王母观村东西两道渡口。我们刚渡过大河，就听到公路上日伪军的枪声，原来日伪军在炮楼上用望远镜看到出事地点。由于我们行动迅速，日伪军扑了一个空。这时我们加快步伐，将腾兆钦押到栏杆村西边的一片荒田里。天色已晚，我们的人中这个说：“就在这里枪毙他！”那个说：“活埋他！”滕兆钦听了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地上连声叫喊：“饶命啊！饶命啊！”又抖抖索索地说：“只要你们不杀我，我、我可以做出贡献。”“什么贡献，快说！要是不老实，饶不了你！”我狠狠地说。这时，滕兆钦供出了大地主庄老二家窝藏枪支的事，并一五一十地供出了藏枪地点。这倒使我们大为意外，立即根据他所供线索，带着他一同坐船穿过金（坛）溧（阳）漕河，来到丫阳河沟的前面。这里距敌堡不到一华里，还能看见炮楼上阑珊的灯火。滕兆钦带我们在坟堆的一口棺材里，果真搜到了四支步枪，还有20多排子弹。要知道，那刻儿武器弹药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大家高兴极了，都说：“这下子可以用‘西洋造’打东洋鬼了。”

    我们连夜押着滕兆钦，背着五支步枪，向西绕过社头敌人据点，到史塔坝联络总站，找到徐明书记，将俘虏和胜利品全部交给了他，并向他汇报了经过，得到了徐明同志的表扬和奖励。

    日军翻译滕兆钦落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胡绥坤：里应外合夺取日伪萨、托两县的重要据点

    原绥远省萨拉齐县美岱村位于萨、托两县的平川地区和黑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以小麦为主的产粮区。日伪为了换购这里的小麦及其他杂粮，除设有粮食换购站以外，还有一个百余人的武装警察署。这里经常囤积着2000万～3000万斤粮食及大量的布匹、烟、酒、糖日用百货等换粮物资。这是我们游击区内一个最肥富的日伪重要据点，如果能打下来可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对日伪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个警察署炮台坚固，防守严密，硬打伤亡太重，能否攻下还不一定。最后决定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关系暗地联系，用里应外合的办法夺取这个据点。

    根据了解，我们支队部警卫员李根焕和善岱警察署尉卢俊华有亲戚关系，还有几个士兵也与日伪警察是亲属，经过与这些人暗地联系，他们都表示同意合作，但需等待机会才能行动。此后我们便经常在附近活动并互相联系。

    1945年7月19日，我们接到卢俊华的来信，他说警察署长和日本指导官到城里开会去了，这是个好机会，不过还有一部分人不大同意，可以试一试和施加点压力也可能成功。

    我们接到来信后，很快把部队开到美岱村布置了一下，我亲自带上警卫排进村靠近了警察署，喊话让他们出来谈谈，一些不同意的人竟然向我们开枪射击，看来只有施加压力才能统一他们的意见。我们当即派出五名战士，到靠近警察署的地方向院里投了几个手榴弹，爆炸后他们的枪声停了，派人出来和我们接头。到了警察署，我们宣布，由卢俊华担任我们支队的第四大队长。

    经过了解和看了粮站的物资，有人连夜通知附近村庄的群众来领运物资，并让我们的官兵分批往亲家或自己家中运送物资。我们整整搬运了三天，基本把存粮及布匹、百货搬运完毕。放粮放物时军民欢腾，个个笑容满面，共庆胜利。由于是里应外合，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没有人给日伪报告，他们知道得较晚。三日后，日伪的部队才由托县、萨县、察素齐三路开来美岱，我们早已完成任务安然转移。他们只能垂头丧气地看一看那种失败的残局，回去报告他们的上司罢了。这就是闻名绥、包、萨、托的美岱战斗的胜利情景。

    李耀军：围攻田马策据点

    1945年春季的一天，我河北大城县第三区民兵连奉命由青（县）大（城）支队一个排带领去围攻田马策伪军据点。这个据点是当地汉奸杜福祥部队若干个据点的一个，驻有伪军一个中队。

    这天黄昏时分，全连民兵在臧屯村边一个大场里集合，区委书记郭寿同讲完话，就向12里地以外的伪军据点出发了。

    这次行动，还有六个村——臧屯、十王堂、高李庄、十里湾、九间房、九宫庄的抗日群众配合，他们带着铁锨、担架以及给养等，出发时虽是夜间，也能看出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气势磅礴。

    我们在行军中规定了纪律——不许吸烟、咳嗽、大声说话，所带的东西也不要互相碰撞，以免发出响声。

    尽管这样，队伍在向田马策村行进时还是被敌人发觉了。这个伪军据点设在村东一片开阔地上，周围挖有深沟和很高的土堤和围墙，在东北和西南两个角上设有两个四层楼房高的岗楼，敌人向我们打了两发小炮。由于我们已接近村子，这两发炮弹都打到我们身后去了。

    我们进村后，首先把邻里交通打通。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可以从村西到村东阵地前沿，不用走大街和胡同，而从老百姓的院子里向前或向后运动。然后又趁黑夜围绕敌人的据点挖了一条战壕，并布置了兵力把据点团团围住，防止敌人跑掉。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我们开始了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喊话。喊话的位置就在村子东头一个墙头内，距离敌人岗楼不过百米，夜间喊话，特别清楚。

    开始敌人很傲慢，拒听我们的喊话，除了打枪之外，他们还放留声机干扰，并用恶语骂人。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是三小队和一些土八路，天一亮你们就得跑。

    带队的青大支队的李连长决定杀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村东的一个高房上，向着敌人岗楼的上空架起机枪，嘟嘟嘟……打了一梭子子弹。

    这一阵机枪打出后，很起作用。岗楼上的留声机不唱了，骂声也停止了，一阵寂静，为我们的喊话保声扫清了障碍。

    苦守敌人一听机枪声，他们立刻就知道来的不是游击三小队，至少是县大队来了。

    敌人虽然沉默了，但不肯投降。天亮以后，他们想出来挑水，被我战士用枪打了回去。这时他们已知道被我包围封锁，但未突围逃跑，估计他们是在等待援敌的到来。可是他们的电话线早已被我割断，周围的几个伪军据点也处在我军包围中。

    就在敌人被包围的形势下，敌我对峙了一个白天。

    在这一个白天，我们抓紧时间向敌人岗楼下挖地道。计划在把地道挖到岗楼底下时，用棺材装满炸药推到岗楼底下。如果敌人不投降，就炸掉岗楼，冲进去用武力解决敌人。

    到了黄昏以后，坑道作业还未到达岗楼底下，我们为抓紧时间就又开始了政治攻势，明白地告诉敌人：地道已经挖到你们的脚下，希望你们先把西南岗楼上的人躲一躲，我们叫你们看一看岗楼“跳舞”。

    这一席话说完后，他们开始求饶了，连说：“八路爷们，你们不要拉地雷，容我们商量商量。”

    我们说：“限你们在十分钟内做出明确的答复！”

    岗楼回答：“好，好！”

    十分钟过去了，没见回音，我们说，“你们是想拖延时间是不是？为什么不按说的办？”

    岗楼回答：“这就完，这就完，请稍等。”

    在将近20分钟的时候，有人答话了，说：“八路弟兄们，我们投降。”

    我们说：“好，我们欢迎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为了说明你们投降的诚意，先把你们所有的枪栓都扔下来，这点要求你们立刻做。”

    不一会儿，一个包袱从岗楼上扔下来，包的都是枪栓，我们数了数与掌握的情况相同。我们当即表态说，请你们离开据点列队从大门走出来，我们列队欢迎你们。

    我们指挥员、战士、民兵一部分列队对投降的伪军官兵表示欢迎，一部分进行警戒，胜利完成了任务。随后，我们把据点内有用的资料：粮食迅速搬出，很快把两个岗楼用火点着了。火焰映红了夜空，在十里地外都可以看到，震动着周围的敌人，鼓舞着抗日军民的士气。

    彭志南：特殊任务

    离队

    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班长李德荣同志叫我去连部。一进连部，只见连长崔秀楠正在和指导员郝德明交谈什么。他们招呼我坐下后，连长对我说：“营部通知，要我们连派一个同志到安泽县第六区训练民兵埋设地雷。你不是在石头坪地雷训练班学习过吗？我和指导员研究叫你去。”随后指导员接着说：“你单独一人在地方上工作，一切都要服从区干部的指挥，要注意和地方同志搞好团结。”

    我接受任务回班后，首先将接受的任务告诉了班长，然后带上全副武装，告别了本班战友，向安泽县第六区师所在地走去。

    任务变化

    当天下午5点多，我到了六区区政府。区长看完介绍信说：“先休息一下，办民兵训练班问题，晚上再研究吧。”

    吃过下午饭，日军几个区干部正在休息闲聊，突然跑来一个人给区委书记和区长报告敌情，说日军要扫荡，洪洞城里的日军出动了，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这一情况，使区上的干部立即行动起来了：区委书记给各村布置空舍清野和安排群众疏散隐蔽；武卫主任给民兵布置掩护群众转移，以及与日本鬼子周旋打游击的问题。区长把我叫去，他开口就说要给我一个特殊任务。我一听，不觉一愣，还没顾上猜想。区长接着说：“彭同志，日本鬼子要扫荡，民兵训练也搞不成了，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我们区上有两个女同志，一个叫石义，她有胃病；一个叫李艳，她有关节炎。另外我们区上的文书老孟是夜蒙眼（夜盲），你带他们到霍州大山去隐蔽，教民兵埋地雷，反扫荡结束后再搞，你看有什么问题？”我一听，带上这样几个人，尤其是两个女同志，她俩虽然只是二十四五岁，可都是病号，打不能打，跑不能跑，虽说我有枪有弹，可单枪匹马。想到这些，我真不愿接受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任务。但是，一想到临走前指导员要我“一切行动服从区干部指挥”的话，我立即给区长表态：“好！我坚决完成任务。别的我没有啥，区长能不能给我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人。”“有，有，上杏树村的村长刘采莲同志，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叫他和你们去。”

    随后，区长又召集我们五人交代任务。他说：“这位彭同志是二十五团三连的副班长，他军事知识懂得多，你们要服从他的指挥。现在回去抓紧准备，准备好了马上出发，明天天亮前一定要到达霍山隐蔽好。”

    奔向隐蔽地

    会后，我们几个人就迅速带好各自的东西，于当晚10点多就出发了。本来，区政府到霍山只有30多里路，如果正常人走只需四个钟头就够了。可我们这一行五人走起路来却显得特别长：老孟夜间走路看不见；石义和李艳同志腿上无力走不快；唯独村长和我是完人。在途中，我俩既要给他们当向导，又要为他们做拐杖。一直走到天亮时分，我们才到达霍山东南坡的一条小山沟。这里只有唯一的一户人家，这一户人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从河南逃难上来的。但这地方却有一个很好的地名——延安府。

    定计

    一到延安府，我们就开始选择隐蔽位置。我抬头向四周“扫描”，要在这周围的山坡上，选一个不被日本鬼子发现的地方作为我们的隐身地，确实比较困难。通过反复衡量比较，我将隐蔽位置选在南面小山梁的半坡上，并将其理由给四个同志做了说明。他们听后，都同意我的意见。

    由沟底到隐蔽地点要爬400多米的陡坡，村长和我只好拉着两个女同志往上爬。当我们爬到目的地，已经8点了。我们赶紧搂抱麻栎树叶，当作“伪装衣”。而后，我说：“等一下隐蔽的时候，每个同志一定要将自己从头到脚隐蔽好。就是日本鬼子搜到我们的跟前，只要他没发觉，谁也不准动，这关系到我们五个人的生死存亡。万一日本鬼子把我们搜出来了，我们就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你们看，我有四个手榴弹，如果日本鬼子搜出我们，你们就立即把我抱住，扑向敌人，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

    他们听完我的话，都异口同声地说：“到那时，也只好如此。”随后就分散隐蔽，人与人间隔距离有五六步。接着我和村长分头逐个检查，发现破绽就弥补。然后，我俩也各自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交锋

    这天上午9点多，“嗡嗡……”日军来了两架飞机，在我们头上，又是盘旋，又是投弹扫射。奇怪，这里既没有部队也没有更多的群众，干啥？啊！明白了，日军飞机来这里，可能和这个地方的地名有关。老规矩，日军一来飞机，就说明他的步兵很快要来搜山了。我说了声：“隐蔽好，不要动。”话一说完，日军就兵分三路向我们围拢来了，对面山梁一路，沟里一路，我们背后山梁一路。这帮强盗一到，就张牙舞爪地拉开了网。他们在山林中来回乱窜，又是狂吠号叫，又是往山下滚石头，真是不可一世。

    日军搜山的时候，我边听边看，不多一会儿，就看见一群日军端枪向我们走来，越走越近，眼见日军距我们只有20多米了，这时真是万分紧张，心都快跳出来了，生怕哪位同志沉不住气而白白断送五个人的生命。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胸前的手榴弹。

    真是万幸，当日军搜到离我们20多米的地方，这帮家伙就拐弯向北走去了。这时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一点，总想鬼子快点撤走。谁知，日军不但不撤走，却一直搜到下午1点多，而且还分几处在山梁上吃起饭来了。

    日军吃完饭，又在我们北面的山坡上搜了两个多钟头，直到下午4点左右，日军唆使汉奸乱喊乱叫：“我们看见你们啦，快出来吧，如果不出来皇军搜出来了那就不好办了。出来，快出来！”日军又这样闹腾了将近一小时，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在下午5时许，才不得不灰溜溜地向固冶方向撤去。

    巧解难题

    我们从树叶下面钻出来，又碰上了第二个难题——吃饭。一天一夜滴水未进，肚子早闹开了。但这种难受还得继续，因为我们不能马上下山。我问村长怎么办，他回答说：“山下那家人种的苞谷还未收，我们掰一些在他家磨碎煮成稠糊糊吃，等以后再还他钱粮。”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几个悄悄下了山，摸到那家人房前，我放哨，他们四个掰苞谷磨苞谷做饭。约个把钟头后，他们就喊我吃饭。嘿，这种苞谷糊糊饭，虽说没油没盐也没菜，可吃起来真是香极了。饭后，又做了一锅同样的饭，随身带上，准备明天山上吃。

    肚子虽然填饱了，可第三个难题又出来了——睡觉。一天一夜没合眼，上下眼皮老是打架，可又不能在这房子里睡。为防鬼子突然到来，我们还得去山沟里。

    开始，我们三个男同志睡一处，两个女同志另睡一处。可到了半夜，老孟悄悄地把我拍醒：“什么响声？”于是，我端起枪慢慢地向响声处走去，当我走了十多米，“哗”的一声，随后就是一连串的响声由近而远，啊！野兽。这下，两个女同志可害怕了。如此，只好五人挨在一处睡，我和村长当哨兵，分别睡在两边。就这样，我们以大地当床，用树叶做被地睡了个足。

    第二天拂晓，我们提着苞谷糊糊，赶忙朝原来的地点往上爬，爬到目的地天已亮了。五个人急忙吃完苞谷糊糊，各自又到原来的地方隐蔽好。今天和昨天一样，在上午9点多日军又来搜山。和昨天不同的有两点：一是今天日军没来飞机；二是日军搜山没有搜到我们跟前来。今天，日军同样一直闹腾到下午5点多才撤走。我们也采用昨天的办法，解决了吃饭睡觉的问题。

    分别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仍去原来的地方隐蔽，直到11点日军也没有来。到了下午2点多，突然听到群众喊叫，说柏树、固冶的日军都撤走了，于是，我们下山向上杏树村公所走去。到了村公所，我放哨，他们四人忙着做饭。这一顿，是小米干饭和酸腌菜。哈，三天来第一次吃上这样的饭，真香呀！我们美美地吃了个够。

    饭后，我和村长主张到对面看野兽的小草棚里睡觉，但老孟和两个女同志执意不去，他们坚持要在村公所睡，我和村长一再劝说也没用。最后村长说：“我和彭同志去草棚里睡，你们三人在村公所睡，万一有情况，我们下来喊你们。”我觉得村长的意见可行，就同意了。

    不料，第二天拂晓日军就气势汹汹地来了。我和村长一听到群众喊“鬼子来了”，就急忙跑进村公所又是喊又是找，可就是不见他们三人。随后，我俩出来顺路往东找，刚走出村东头100多米，就一头碰上了鬼子。村长凭着地形熟，他一个拐弯就钻进了苞谷地，我在后面死死跟着他，一口气甩开了日军。

    后来，我俩只得又往回走，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上杏树村，既没找到他们，也没看见鬼子。这时，村长对我说：“他们三人熟悉这里的情况，很可能找群众去了。他们几个找不到，我看你去找部队，我去找群众，你的意见呢？”这样，我俩又分开各走一方了。

    归队

    我和村长分别后，一直向西北走寻找连队。天黑的时候，在热流西北的一个山村里找到了我们连。我首先到连部，将区干部打算反扫荡结束后再办训练班、我们五人怎样隐蔽、怎样生活又怎样分散、我和村长怎样找人又怎样分开等情况，一一向连长和指导员做了汇报。

    连长对我说：“你和村长分开是对的，那三个同志一时难找到，地方同志人地两熟，他们会有办法的。你的这次特殊任务完成得好，办地雷训练班的事，等以后我们和区上联系好了再通知你，先回班休息休息吧。”接着，指导员也对我进行了安慰和鼓励。随后我就回到班里，和战友们唠叨着分别后的情况。

    事后了解到，老孟和两个女同志得知日军来到的消息后，当即就跑进了苞谷地隐蔽。日军走后，他们就和群众在一起。

    王书仁：晋西北青年队夜袭卧虎湾碉堡

    1941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拂晓，袭击卧虎湾碉堡的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在敌占区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卧虎湾村位于离石城通往柳林镇的公路沿线，距离石城40华里，日军碉堡坐落在村子南面一个地名叫东梁的山顶上，往东十华里的白双村和往西十华里的寨东村都有日军的碉堡据点，上白双村还设五个伪村公所，有伪人员30余人。此外，由于我军和民兵经常在这一带破坏日伪军的电话线和公路交通，所以，日伪军为了防御我方的袭击，又在卧虎湾与上白双之间的杨家岭山上增加了一个碉堡据点。卧虎湾一带的碉堡同离石各公路沿线的碉堡据点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前后呼应的态势。

    这时期，正是日寇逞凶狂、人民遭祸殃之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大天白日奸淫掳掠，人民群众不能安心生产，连晚上睡觉也不得安宁。特别是在碉堡附近的人民群众，经常挨日本鬼子的打骂，过往关卡碰见日军时还得行弯腰鞠躬礼，离碉堡15里以内的村子每天都要给日军送有事无事的情报。

    面对日军的兽行，中国人民是不甘屈辱的，从游击队到民兵以至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谈论着攻碉堡、杀日本鬼子的事。

    农历三月十二日，我（当时任青年连长）和区中队长蔡继金同志在于家沟相遇，共同商量要把卧虎湾碉堡攻下来，杀一杀敌人的威风，给老百姓出口气。第二天，我们就在距卧虎湾十多里的马保圪垯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打卧虎湾碉堡的事。参加会议的有马保圪垯青年游击小组的王有才、民兵王三卜浪和穆根来等人。大家情绪很高，一致同意我们的意见，紧接着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作为第一步，首先是要摸清碉堡内的敌情，我们决定由王志来完成这一任务。王志来是马保圪垯村人，受我方委派，在敌人碉堡里做内线工作，他以给日军担水做掩护，取得日军的信任，对碉堡内的敌情比较熟悉。初时，王志来对这次打碉堡有一些具体顾虑，主要是怕给家里惹出祸来。在他本人要求下，我和蔡继金同志连续两次到他家里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最后，他们一家人都表示愿意为打日寇承担风险。于是，我们就约定好在王志来每天下河滩挑水时，由王三卜浪跟他接头，传递日军活动的信息，又让王三卜浪以给敌人送情报为名，侦察袭击碉堡的路线。我和蔡继金住在马保圪垯村边的一孔窑洞里，每天晚上接收王志来和王三卜浪送来的情报，并与他们共同研究战斗计划。

    从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看出，日军修筑碉堡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碉堡四周挖了战壕，在朝村子的方向上设有吊桥，吊桥与进村的道路相连接，战壕外面架着铁丝网。碉堡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是堡楼，堡楼的周围共有八个射击口；下面是一孔地窖，地窖侧面又有一个小窑洞，地窖通过台阶暗道与堡楼相通。要进堡楼得先进地窖，进地窖要通过一条30多米长、拐七个弯的走道。

    碉堡内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平时有15个日军，在我们要打碉堡的那几天，由于离石城和柳村镇的日军出发时抽了这里的4个人，所以实际住11人。日军的武器装备有“六五”步枪10支，都上着顶门子弹，挂在地窖门前的墙壁上；机枪1挺，放在堡楼上；此外，还有6轮子手枪1支、子弹3箱、手榴弹5箱。日军当时的活动情况是，晚上轮流到堡楼上放哨，拂晓以后都下地窖睡觉，同时把吊桥放下来，让王志来把水挑进去。至于大白天，则是干什么的都有，有睡觉的，也有到附近村子里抓鸡摸狗或是欺负女人的。我们认定，拂晓时分是消灭日军的好机会。

    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我们召集全体参战人员一起研究了战斗计划，并进行了战斗动员。动员时强调了两条纪律：一条是要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临时脱逃者杀头；再一条是要绝对保密，泄露机密者杀头。

    三月十七日凌晨，我们按原定计划采取了行动。

    1点左右，我们从马保圪垯出发。我们的队伍总共十八九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拿了仅有的两支步枪、四把牛耳片刀和十来颗手榴弹，每人胳膊上扎一块白毛巾作为联络标志。出发后，我们经王家庄绕道鸦沟，沿庄稼地边的小路上去，潜伏在碉堡周围的地棱下面，先割断通往离石和柳村的电话线，以断绝日军的通信联络。等到雄鸡第二次啼鸣后，日军放下了吊桥，王志来把水挑进碉堡。过了十来分钟，王志来看到机会成熟，就假借出来倒脏水，朝我们打了个表示可以进去的手势。这时，我带领于殿胜、党侯厚、蔡龙、王三卜浪、穆根来等，连同王志来共七八个人，手操牛耳片刀，摸进碉堡，打算先抢武器，后杀敌人。蔡继金带领王有才等十来个人负责把守碉堡门口，他们拿了两支步枪和十来颗手榴弹，具体任务是：一方面防止日军从碉堡里冲出来；另一方面准备一旦寨东和上白双的日军来增援时，掩护进了碉堡的同志撤退上山。

    第一个进碉堡的是王三卜浪，他轻轻摸到地窖的墙根下，见墙上挂着十支枪，一下子搂回七支给了我们。这时，炕上睡觉的一个鬼子发现了动静，大喊一声扑了过来，被于殿胜一枪打死。这一下惊醒了所有的日军，其中一个从炕上猛扑下来，夺走了蔡龙手里的枪，又跳到炕上准备反抗，被我一枪撂倒。其余日军抢走了墙上剩下的三条枪，仓皇窜入暗道，涌到堡楼上去了。在我们开始跟日军厮杀的时候，王志来上堡楼去抢日军的机枪，顺便从墙上摘了一支三轮子手枪，但因他从没有使过这类武器，既不会扳手枪打日军，也不会合拢机枪腿，把机枪从射击口掀出去，当日军上了堡楼时，他很快站出射击口，从堡楼上跳了下来。由于日军上堡楼后占了有利条件，我们只好边战边撤。这时，日军的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党候厚同志不幸中弹，为这次战斗，为中华民族抗日事业，光荣地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这次战斗是离石抗日史上第一次攻打日军碉堡据点，战斗的胜利使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很受鼓舞。在区里召开的庆祝会上，区委书记阎子诚和区长扬平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的意义，表扬了全体参战人员，我们有几个同志还得到土布奖励。县委书记张庆忠和团县委书记刘舒昌同志，在县里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也赞扬了我们勇敢杀敌的革命精神。《晋绥青年》杂志上还详细报道过这次战斗的情况。

    这次战斗引起了日伪军的恐慌。战斗结束后，日军很快把外出扫荡我根据地的兵员撤回据点，驻杨家岭碉堡的日军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被迫合并到上白双据点。从此，驻这一带的日军出发次数有所减少。这次战斗也惊醒了一些投靠日寇的伪军人员，他们预感到日寇总有一天要完蛋，纷纷向我们靠拢，甚至连柳林镇的一个大汉奸也多次要求和我们取得联系，按他的说法，就是怕我们打进柳林后杀他的头。

    陈岩：猛虎扑羊夺日军机枪

    1944年夏，我们琼崖独立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奉命在占县大星乡绑牛岭进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一天，临高县党政组织派交通员送来情报，盘踞那大的日军，连日来每天早晨都派一支20多人的小分队，押送民工到和金塘附近修桥铺路。这支小分队配有一挺机关枪，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往袭击夺取。

    那时候，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主要靠从日军手中缴获，对杀伤力较强的机关枪，战士们都把它看作命根子。谁在战斗中缴获机关枪，谁就是荣立了战功，谁就受到大家的赞扬；谁要是把机关枪丢了，谁就要受到严厉处分。我们指挥员部署战斗，夺取敌人机关枪也往往成为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战士们一听有仗打，特别是听说有机关枪夺，一个个眼睛都亮了，营房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喂！这一仗有机关枪夺，你们可别忘了叫我参加战斗哟！”正在发烧躺在床上的战士小冯坐起来说。

    “你是病号，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这回就让我去啰！”瘦个子老陈用请求的语气有意大声地说给大家听，虽然前几次他都没捞着去。

    “你身体不行，夺机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一要力气大，二要动作快，三要勇敢不怕死，四嘛……反正要像我身体这么壮才行。上次都没抢上，这回该轮到我了。”高大健壮的战士老李握着拳头，有意显示自己胳臂的肌肉，好让他参加这次夺机战斗。

    “好啦！好啦！每次一听夺机枪就争，谁不想呢？我看该谁去由领导定吧！我们还是说说怎么个夺法好吗？”年纪较大点的老兵老吴说。

    “这还不容易？大家在后面用火力掩护，一个冲上去不就夺过来吗？”年仅17岁的小郭一说，又引起了大家新的争论。

    “咳，看你说得倒轻巧，没那么简单！日本鬼子敢出来修公路，必然防备很严，我们没有爆炸和地雷对付装甲车，是不容易的。再说那段公路两头都驻有日本鬼子兵，弄不好是要吃亏的。”

    “那怕什么，只要能夺到机枪，就是牺牲我也不怕！”

    “不怕牺牲的精神虽然可嘉，但盲目轻敌却是要不得的！”

    营房里战士们在争论不休。在大队部里，副支队长陈求光也正在召开大、中队干部会议，进行着热烈讨论。讨论研究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占优势，这仗应该打。特别是由于日寇蚕食从琼东转来琼西后，木排一带群众在日寇“三光”政策蹂躏下，都逃散上山去了，正好一段时间听不到歼敌的枪声了。为打破这一地区的沉寂，扩大政治影响，这一仗应该打。最后，统一意见决定打，并把战斗任务交给我和大队长吴济华。

    接到任务后，我这个大队政委不敢怠慢，又和大队长吴济华碰了头，从第一、第二两个中队和大队驳壳排中挑选了80多名身体壮实战斗经验丰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战斗队，连夜赶了六七十里路，到了临高县的木排一带根据地村庄。那时候我们部队粮食供应不足，在集训期间就经常断顿、挨饿，尽管出发前照顾参战人员吃了一点稀饭，但连夜急行军几十里，每个人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临高县县长苻英华和区乡干部见我们饿得脸发青，立即组织群众送来粮食。翌日早，老百姓还杀了一头大肥猪，送来许多新鲜瓜菜，煮了几大锅白米饭。大家好久时间见不到这么好的饭菜，都美美地吃了个饱。群众的大力支持，更使全体指战员增添了打好这一仗的决心和信心。饭后，队伍便进入附近的山林里隐蔽休息，等待命令。

    我们派中队长冯位才、张博飞等化装到公路边去侦察，结果发现敌情发生了变化。日本鬼子除了步兵外，增派了一辆装甲车在前面开路，装甲车的出现，在战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

    “我们人多对付鬼子步兵没问题，可现在增加了个‘乌龟壳’，可不好办啰！”

    “这玩意儿疙里疙瘩的，浑身包着铁，刀枪不入，怎么打它呢？”

    “我看打不了还是回去吧！不打无把握的仗嘛！”

    “回去？既然来了就打。对于敌人的‘乌龟壳’，由于我们原来谁也没见过，所以才觉得无把握嘛！难道就没办法对付它？我就不信！”

    “对！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观察发现它的规律，掌握了规律，不就变无把握为有把握了吗？”

    “就是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它，决不能回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哪！”

    听了战士们的议论，我们心中也有了底，决定这一仗还是要打。为摸清敌人行动规律，我们再次派冯、张等人前去侦察。经过连续三天的反复侦察，我们终于发现：日本装甲车总是在前头开路，隔六七十米才是日本机枪班，紧接着是十余名日本鬼子兵押着数十名民工。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研究认为：我们这次战斗的主要任务是强夺日本机关枪。为此，我们可以避实就虚，以我之长打敌之短。我们选择十几名得力的驳壳枪手，预先埋伏于公路边，把难打的敌装甲车放过去，待敌机枪班到来时，采用我们拿手的猛虎扑羊战术，突然袭击敌机枪班，乘混乱夺取机枪后立即撤离，主力则分头对付装甲车和步兵，任务完成后便全体撤出战斗。

    战斗方案公布后，战士们一致赞成，当即争先报名参加夺机枪的突击队。我们挑选了12名驳壳枪手组成敢死队，并命名为猛虎队。猛虎队中有第二中队长张博飞、第一中队副中队长肖焕耀、驳壳排长王统江、副排长吴致梓等。他们都是勇敢机智、勇于献身的共产党员。

    猛虎队经过一番战斗动员，人人立誓：“为夺机枪，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停当后，半夜时分，各战斗分队乘着夜色进入了阵地。伏击阵地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一段马鞍形公路，公路一侧是一块可阻挡装甲车前进的山埇烂泥田，田后面是一片密林高地，再后就是临高县的能仁、卜吉一带抗日根据地了。猛虎队埋伏在贴近公路两三米远的草丛中，草丛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杂草和树枝。这些树枝是不久前日本鬼子为了通过公路时安全，强迫老百姓沿公路砍倒的，现在正好为我所用。由于公路两侧遍地是半枯萎的杂草树枝，猛虎队巧妙利用来隐蔽埋伏，远看根本发现不了，即使走到跟前，不特别留意也难以发现。这个主意是冯位才、张博飞在侦察过程中想出来的。在猛虎队的后侧隔着山埇田百十米处，我们的主力分两路埋伏在树林里。一路由第一中队长冯位才、指导员何敦锦带领两个小队，配轻机枪两挺，任务是牵制敌装甲车，减少装甲车对猛虎队的威胁，一路由我和大队长吴济华带领二中队（指导员吴之）配备一挺轻机枪，负责火力掩护猛虎队夺取敌机枪，并派出一个班向那大方向警戒，防备可能出来的敌援兵。

    一切布置妥当，只等日军来了。直等到上午8点多，才听见远处传来装甲车“轰隆轰隆”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公路上出现了一个浑身铁甲的庞然大物，屁股后扬起一溜沙尘，凶神恶煞般爬了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头戴钢盔，从车顶黑洞里探出半截身子，贼头贼脑地沿路窥探着。大家首次看见这铁家伙，心里未免有些紧张，正待按预定计划让装甲车过去时，谁知这铁家伙爬了一段路却停了下来。车上那日本鬼子端起望远镜，朝我们埋伏的方向窥探，我们连忙贴紧地皮，悄悄把枪口对准了那鬼子，紧张地准备应付突变情况。那日本鬼子看了好一阵，也许是没发现什么，放下望远镜，装甲车屁股又扬起尘土朝前开动了，这时大家才不约而同地长长嘘了一口气。可是万万想不到，装甲车开到猛虎队埋伏的地段竟又突然停了下来，车上的日本鬼子又端起望远镜张望，此时，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猛虎队就埋伏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如被敌人发现，不仅战斗计划落空，猛虎队同志的生命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战士们的枪口又一齐指向了那日本鬼子，准备意外情况发生后，全力掩护猛虎队撤退。幸好，日本鬼子的望远镜只望远不看近，居然未发现埋伏在他鼻子底下的猛虎队。装甲车又嗥叫着开动了，呛人的尘土和油烟呛得猛虎队队员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硬是坚持着。装甲车走了几十米，敌步兵也一步步走了过来。两名扛步枪的日本鬼子当尖兵走在前头，接着是一个日本鬼子肩扛着机枪，其余步兵则押着民工紧跟在最后。在早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日本机枪油光贼亮，特别引人注目。战斗的时刻快到了，在后面埋伏的部队都全神贯注地望着猛虎队的方向，急切地等待猛虎队先打响，然后按计划掩护猛虎队夺机枪。

    正当日本鬼子装甲车吃力地爬上一段斜坡，并开始向斜坡那面滑下去时，“嗒嗒嗒！”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寂。猛虎队12名队员在敌机枪手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像猛虎般一跃而起，几乎在跃起的同时猛烈地向日本鬼子发起闪电般的袭击。最先开枪的是手持手提机枪一中队副队长肖焕耀，他的任务是专打日本鬼子机枪手。这位眼明手快的神枪手不负众望，在他跃起的一刹那，一梭子弹就把鬼子机枪手撂倒在公路那边了。而就在日本鬼子机枪手到下的瞬间，吴政梓猛地冲过去夺来敌机枪，还不待敌人看清楚他要干什么，他已闪电般消失在公路对面的荒草丛林中。张博飞、王统江、肖焕耀等不待敌人发起追击，就开枪把敌人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指挥夺机枪的中队长张博飞见夺枪任务已完成，便按预定计划指挥猛虎队迅速撤出战斗。

    在猛虎队夺枪战斗打响后，被押的民工纷纷跑散趴到公路沟里。后面押送民工的日本鬼子听到枪响，急忙卧倒射击。我主力看得一清二楚，猛烈的火力一下子压过去，打得日本鬼子抬不起头来。在此同时，一中队方向也响起密集的枪声，原来日本鬼子装甲车已掉转头，在车上架起机枪向我们射击，企图救援后头的日本鬼子。冯位才、何敦锦指挥的一中队，用步枪和两挺轻枪死死盯住装甲车打。装甲车和我一中队对打了一会儿后，就想向后开去救援机枪班，但那边早已偃旗息鼓。我们部队已撤走，民工也已跑散，除剩下死伤躺满地的鬼子外，什么也找不到了。

    我们主力完成阻击，牵制敌人，掩护猛虎队安全撤离后，按计划迅速撤回能仁、卜吉一带群众住的山寨。不久，吴致梓肩扛着新缴获的机枪，也同猛虎队其他同志凯旋。大家看到刚缴获的45响新式机枪，高兴得不得了，你摸摸这，他动动那，传来传去总看不够。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我们打了胜仗，缴获了机关枪，也抬着大米、猪肉等前来祝贺，喜讯传到总队部，《抗日新闻》很快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情况，使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岛各根据地。木排地区一度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抗日军民又投入了新的斗争里程。这真是：

    猛虎队勇夺机枪，

    军民高兴敌心伤。

    抗日更得虎添翼，

    驰骋沙场美名扬。

    吴德江：政武结合，攻敌据点

    我的家乡地处河北省沧县、盐山、南皮三县之间，回族聚居，经济文化落后。从七七事变开始，和全国一样，沦陷在日寇手下，日军和收买的回汉族中的地痞流氓组成伪军，到处安据点，设岗楼，烧、杀、抢、夺，残害群众。我抗日军民不断给从据点中出来骚扰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记得在1944年一个秋季的下午，我的老师吴金星讲完课对我们说：“教师们晚上去参加对敌斗争的政治攻势。”我问：“教师们一没武器，二不会使枪打仗，怎样去参加政治攻势呢？”他说：“抗日政府既然组织这种攻势，就有一定的办法。”果然，在这天晚上，区政府组织了孟村附近的五六十名老教师，由区长带队直达辛店伪军据点外围，他们整队边走步、跑步，边呼口号，向日伪军喊话，要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和八路军共同抗日。在一个多小时内，教师们一直围据点喊转了三圈，吓得日伪军除增加岗哨外都龟缩在据点内，一动也不敢动，一枪也不敢放。我们的政治攻势大队给日伪军以很大的威慑。

    事过几天，在一天早饭后，阴云密布，细雾蒙蒙，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我回民支队80人趁机打扮成一个送粮队，有的推车，有的担担，直达辛店据点门口停了下来。这时领头的村长向炮楼上的岗哨喊话：“弟兄们！我们送粮食来了！”“哪个村的？”村长说：“赵庄的。”岗哨向下一望果真是一个村长带队，就下令放下吊桥。桥板刚一落地，我们的送粮队趁势一拥而入，先收拾了站门的伪军。一个个像天兵天将一样，以饿虎捕食的姿态，闯入据点内。几十个战士刀出鞘，弹上膛，双目圆睁，杀气腾腾，向室内的敌人喊话：“伪军弟兄们，快投降吧！缴枪不杀，别给日本鬼卖命啦！侵略者的末日快到啦！何去何从，赶快选择！”就在这一刹那，百十多件大小武器从门口、窗口咔喳喳地都扔了出来，全部伪军一枪未放，乖乖地成了俘虏。事后听说有一名伪军说：“你们晚上围着据点喊话，我们闹不清有多少八路军，所以打不敢打，跑不敢跑。今天你们突然进了据点，我们只好缴械投降以保活命。”

    事过不到一年，我八路军区队、县大队配合正规军，将我地周围的几十个据点一个一个地吃掉，孟村的伪军据点也起义投诚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十几万回汉族群众也同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附录二：王士廉：滚石歼敌

    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的一个兵工厂，设在山西黎城县下赤峪村的黄崖洞。下赤峪村的民兵，在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狠狠打击敌人，坚决保卫兵工厂。滚石歼敌，就是当年下赤峪民兵杀敌的一个故事。

    1941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出动5000多兵力，妄图以腹背夹击的办法占领黄崖洞，一并破坏我兵工厂。下赤峪的民兵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后，党支部书记、民兵指导员高文举同志，立即组织民兵干部研究了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作战方案，并连夜行动，把民兵编成三个战斗队：一队负责坚壁清野，掩护群众转移；一队负责在井口、窑口、门口埋设石雷，封锁道路；一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大路上阻击敌人，很快做好了爆炸敌人的准备。

    农历八月初十，天刚蒙蒙亮，日伪军就向下赤峪村发动了猛烈进攻。一群日伪军在手握指挥刀的军官逼赶下，像恶狼似的扑向下赤峪。日伪军还没有进村，就踏响了埋在大路上的石雷。“轰轰”一阵巨响，日伪军被炸得四处乱跑。这时，隐蔽在山头上的民兵爆破组，也抓住战机向敌人猛烈开火。日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只好丢下23具死尸，迅速撤退。直到太阳出到约摸一竿子高的时候，日伪军才在大炮的掩护下，慢腾腾地爬进了下赤峪村。日伪军费了很大劲儿，好容易冲到了村里，但是，村里空空荡荡的，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

    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下赤峪村，好像找到了立脚点，就组织重兵，向村西黄崖洞山峰轮番进攻。8月17日上午，日军又从黄崖洞沟口的左侧进攻，钻进了土地峻沟。这条沟有三里深，沟口地势开阔，比较平坦，越往里沟越窄，坡越陡。民兵们就利用这个有利地形，决定用滚石头的办法消灭敌人。他们隐蔽在各个山头，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敌人。敌人进入山地峻沟后，见山上一不打枪，二不打炮，以为民兵撤走了，更加得寸进尺，攻击速度也越来越快，很快进到后沟，簇拥在狭窄的沟底，找寻上山的道路。

    只听指挥员一声命令，全体民兵和100多名群众一齐动手，把准备好的石头朝沟底推去。刹那间，大小不等的石头，顺着陡坡滚滚而下，山坡上石头飞舞，轰轰隆隆的响声，震撼着整个山谷。山顶上滚下来的石头，又推动了山坡上的石头，大石头在山崖上被撞击成碎块，大小石头夹杂在一起，像冰雹洪水一般直泻而下，劈头盖脸地朝沟底的日伪军砸去。沟底的日伪军突然遭到这暴风骤雨般的流石袭击，吓得蒙头转向，乱喊乱叫，争相逃命。

    不大工夫，又有200多日本鬼子兵钻进了悬沟，企图从这里打开一条通道。悬沟也是一条山大陡坡、又窄又深的山沟。敌人气势汹汹，一边乱放枪，一边急速往后钻。这正好造成了消灭敌人的好机会。民兵们看到这种情况，有人高兴地说：“在土地峻沟打得虽漂亮，但是把一部分敌人放跑了，这回在悬沟，一定要卡住敌人的退路，关起门来打死狗。”民兵接受了任务，迅速编成六个战斗班，赶到悬沟山顶。他们集中两个班隐蔽在沟口的左右山头，先打断日伪军的退路，其余四个班埋伏在后沟山顶，集中力量砸退不出去的敌人。民兵们刚刚准备完毕，200多个日本兵和伪军就来到了被袭击的圈子以内。在沟口指挥战斗的民兵班长申才元一见敌人全部进了圈，就立即发布命令：“先砸尾巴后砸头，战斗开始！”日伪军想不到刚进沟就挨了揍，像一群受惊的黄蜂拥到后沟。在后沟，武委会主任王天顺带领民兵群众集中力量从后沟的各个山头往下掀石头。日伪军到处挨砸没处跑，进不得，退不了，鬼哭狼嚎，乱成一团。大大小小的石头像冰雹似的飞滚到沟底，砸得日伪军死尸遍地。一直等到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日伪军才丢下50多具死尸，仓皇逃出沟去。

    在这次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下赤峪民兵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斗争十天十夜，打退了日伪军数十次进攻，取得了很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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