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我部队驻扎在洛阳西工。通过整训，官兵提高了政治认识。在师长马励武主持的出师动员大会上，官兵一致，共表“收我失地，共歼顽敌”的决心。由于孟津县城黄河以北为敌占区，经多方联系，做好渡河准备。5日夜间，由孟津—北坡渡渡河，进驻到距济源县城南约20里的柳树中村一带。当即派侦察人员，到济源县城附近和各村庄进行全面侦察。内驻有日寇王牌军土肥原师团所属克西旅团及部队。
7日，我团奉师司令部命令，内开“奉九十一军郜军长子峰作战命令：内开‘着一六六师马励武师长率部于4月11日前，务歼盘踞在济源县城内的日寇顽敌……’”
师命四九六旅刘希程属的九九二团曹玉珩团、四九八旅申茂生属的九九七团刘法舜团，两团各组织敢死队百名，以团附为队长，另做好用云梯登城一切准备。10日零点，两团以红绿信号弹为号。济源县城北门以东左翼为九九二团进攻阵地，以西右翼为九九七团进攻阵地，敢死队的人员均乔装为农民，左臂缠以白毛巾，以识别敌我，进城后举火为号。除两团参加作战外，其余为预备队。
我团奉命后，做好一切准备。官兵抗战情绪高涨，精神异常兴奋，有的人急得不能入睡，只待提前参战。部队各营连早按时到达，放好云梯，争先登城。敢死队在前，从城墙头跃入，继之是各战斗连登城。我曹团长登城后亲自指挥。迨10日零时，红绿信号弹同时在空中放光，知友团已按时到达。我团七连王连长占魁、八连张连长鸿儒，率官兵登城后，由城墙上跃下，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攻入日军阵地红福寺。斯时枪炮齐鸣，杀声震耳，城内火光冲天，敌人在建筑物上和树上架上机枪，以密集火力，向我部队还击。
张鸿儒连长，在红福寺命令参战的所有官兵，向日寇展开白刃战。张连长不幸以身殉职。其弟张鸿亮见状，为了雪国耻，复兄仇，手持大刀，向日寇克西司令部冲去，一连砍死日军门卫哨兵七人。适九九七团士兵王耠子，也冲到日军司令部，用大刀砍死日军五人。这两位同志卒以敌众我寡被俘。在日寇军官审问他们的所在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兵力配备和个人姓名时，这两位同志在敌人面前显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英雄气魄，大声道：“我是中国军，番号是中国军，指挥官也是中国军！”说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和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并咬牙切齿地说：“我今天恨不得食尔的肉，喝尔的血，在我中国的国土上，把尔等歼灭干净。”二人最后惨遭杀害，为收复失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鸿亮、王耠子砍杀日本鬼子一事，是根据日军翻译官向其亲属透露的。日军克西司令还让下级给这两位竖立了两块无名勇士木墓碑）。这两位英勇的牺牲精神，要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中国的脊梁。”
10日晨，在激烈的战况下，我到了前沿，目睹我团少校团附（敢死队队长）彭士德、三营营长吴绍周均身负重伤，和受伤官兵在团卫生队绷带所经过包扎，由民众组织的担架，护送到师野战医院后方医院。
我团八连官兵伤亡惨重，特务长王靖华带领炊事班，把战饭送到阵地时找不到八连的官兵，后来共集合到战斗士兵五人。见状，战饭虽好，实难下咽。团长在战地安慰他们说：“你们这五位战士，是胜利归来者，是我团的佼佼者，是学习的好榜样，暂归五连王连长傅仁指挥。”那五位战士异口同声地说：“我要在我们的八连……”
日寇因遭我军再次奇袭，于11日全部由济源逃往沁阳。我军部派特务一连进驻济源。
12日，我曹团长为了明了济源战役实际情况，派我到县城内深入调查了解。我在柳树村雇一民夫，带铁锨一把，备作掩埋阵亡人之用，另购备了些纸钱，以做祭灵榇之用。我从北门入城，日军在一十字街中央构筑有机枪掩体，火力能射击四面；到红福寺，见庙内塑像被手榴弹炸得缺耳少鼻，有的炸得身躯歪斜，我军的防空网满地，血染佛堂；到原日军克西司令部（系张华堂的宅院，大门口竖有“齐鲁观察”匾额，堂屋内竖有古今名人字画，据群众反映，张和其妹被克西带走），大门对面附近旷场，竖有两块日制大碑，碑上书有“故中国军无名勇士之墓”，另书昭和年、月、日。为了凭吊我国的爱国志士，我向墓碑焚纸、肃穆、立正，行三鞠躬礼，默哀时泪流面颊。我对这两位忠勇战士有感于怀，当即诵诗一首：“莫道日军有甚威，一人砍杀七个身。无名勇士震中外，留得英名万古垂。”
在城上巡视时，我发现有的阵亡官兵倒在血泊中，有的斜倚在城垛上，有的被挂在树杈上，最惨者莫过于战场，交通沟内官兵尸体是满满的，有一口大井，用尸体（包括居民）填得冒了尖……
由于我师、团有追袭敌军任务，我方县政府人员尚未入城办公，所以无人关怀此事。后军部派人商同县政府，处理死亡官兵掩埋事宜。
12日，团长派我到洛阳慰问负伤官兵，并安置阵亡官佐家属生活。抵洛后，我将豫北济源战役经过和本人来洛的任务向新闻界做了披露，13日《河洛日报》在头版头条披露“某团派代表吴鹤亭来洛慰问负伤官兵。”《行都日报》同日也发表了新闻，我带上慰问品（府绸衬衫、粮、菜等），到周公庙师野战医院、关帝冢后方医院进行慰问。我团负伤官兵见我到医院看望，精神均兴奋异常，好像见到了亲人。在医院伤患休养室，我向负伤官兵讲了几句话：“我团长在前线指挥作战，无暇来看望你们，所以派我代表进行慰问。今天，我代表团长向你们问好，并带了点微不足道的物品。希望好好养伤，如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我好汇报给团长。”我团负伤官兵高兴地说：我们见到了你吴代表，如同见到了我曹团长，你回战地请转告我团首长，我们的要求是，早日把伤养好，重赴战场杀敌。
我师这一战役，虽两团官兵伤亡近半，但这一仗却使日军逃往沁阳，夜间也要在城头挂灯，以防重遭济源覆辙。驻军部苏联顾问对济源战役跷起大拇指，报社记者纷纷到军部采访新闻，文艺团体搜集实人实事编写书戏。我师后得到军委会嘉奖。
吴鹤亭：送军饷两突封锁线——记豫北抗战一事
1938年，我任陆军九十一军一六六师四九六旅九九二团少校军需主任。在6月12日这天，我到洛阳师军需处领6月份经费之际，接师参谋长张子谟电话通知：“吴主任，你曹团长玉珩由山西沁水县战地来电，着你送全团军饷到王乐镇。由史家滩渡黄河，师派辎重连一排兵力护送你前往。”
接电话后，我当即办理手续，13日携勤务兵王永信背上款项，并各带手枪一支，随辎重连排长文斗率部前往，渡黄河后驻冯村，经王保长把队伍安置在刘万民家。我在村内侦察情况时，发现有一农民在饭馆吃饭，听口音不是此地人，端详了一下乃我团谍报班长李玉岐。他见到我，即随同到大街说：“团长接师电后，派我来接你，我今天通过公路时，见只有日军碉堡一座，检查行人并不严格，看主任啥时动身吧！”据王保长向我介绍情况时说，村东距我村五里的村庄驻有日军，此地不宜久停，我一方面让文排长带兵回洛，另一方面请王保长雇一向导，决定夜渡封锁线。14日下午9时出发，出村走山边，天空月光很亮，在山上能看到山下日军的篝火。将接近碉堡时，忽天空浓云密布，一声雷鸣，则大雨倾盆而下。我同勤务兵等趁瓢泼大雨之机，沿山路通过碉堡，到公路时已水深及膝，乘雨际向附近村庄奔去。在农民家烘烤湿衣时，农民说：这村西的庄子驻有日军，每到天明来我村巡查，你们在这儿不便。河对面黄连树为山西省管辖。此处河水一般不深，过不了膝盖，但由于夜间下雨涨水，我们过河时，水深已越腰际。过河后到黄连树稍休息一下，天明大亮，河水突涨至一丈多深，而日军巡逻兵已抵我对岸之村并到河边，我住在一家中药铺内。勤务兵见山上有军队放哨，问其番号，哨兵说：“我们是一六六师四九六旅九九二团三营七连，来接吴主任的。”由于山涧支流水大，军士们设法用大绳拴好，把我二人接过彼岸。
到连部，见到连长高霈霖（是我在第八方面军总部学校老同学），为了安全，他安置我在连部与他同食宿，夜间并加派岗哨，以防万一。在回团的路上，路过高山森林，山上有雾，山下落雨，走了三天才到达目的地——王乐镇。据村张保长谈，“九九二团所有部队奉命已回河南济源一带”。我同七连仍由原路返回，到公路北沙滩，时为下午4点。高连长在沙滩集合全连官兵讲话：“我连的任务是保护吴主任，前面是日军碉堡，我连佯攻碉堡的日军，另以密集火力突破封锁线，哪个人胆小怕死，站出来！”全连长兵立正听候命令，“第一班抬上轻机枪冲过封锁线，其余掩护”。因为事情突然，日军没有料到。激战一小时，我们突破了封锁线，安全到达了冯村，仍驻刘万民家。适值河水泛滥，水深两丈有奇，派人到上游侦察了两天，没有找到渡河点，后与村内王保长商议渡河办法。王保长说，这河水很深，我挑选会凫水的村民，两个架护一人送到对岸，除此别无良策。我们同意了王保长的意见，22日下午2时，在村民的大力支持下，渡过了险河。沿黄河北岸走了五天，到达北坡师属兵站，用电话向王旅长之宇做了详细汇报，军饷悉数带回。夜宿旅部，用电话汇报给曹团长玉珩，团长说，吴主任，明晨早餐时等着你，饭后再出发。
28日上午5时，我带着全团军饷和七连全体官兵，回到了团部驻地——中村，全团官兵喜形于色。我当即发放军饷，完成了使命。
吴鹤亭：西邬岭击获敌机——记晋东南太岳区抗战
我国民党九十一军一六六师，1939年改制（一师三团），师长刘希程，我团编为四九六团，团长李文定，我任团少校军需主任。隶属于九十三军，军长刘戡。整编后，由豫北开赴晋东南太岳区。
在山西沁水、浮山、翼城、运城、洪洞各县，与日军进行战斗，参加了松林背战役、东邬岭战役，尤其是沁水县茶窑战役。我师长刘希程，在前进指挥所指挥作战时，日军夜间潜行上山，在将接近指挥所之际，被我师特务连哨兵发觉。问其口令，那日本军官率部不答，直向前进。适连长郭振江查哨到此，继问其口令，那日本军官用指挥刀猛砍郭连长的左臂。幸郭连长穿着皮大衣，致未被砍断，但血流如注。郭连长平时臂力过人，用尽全力，使右掌打了日本军官一个嘴巴。那日本军官当即转了一个整弯，被我哨兵一枪，将其击毙。接着即发生战斗，激战两小时后，我部队转进，日军在公路沿途用大炮掩护，用飞机投弹狂炸。我勤务兵张清林被炸死。卫生队魏队长的家属在炸弹着地炸成坑时，溅了她满脸土，被吓成病而死。
5月26日，我团奉师命参加西邬岭之战，五四〇一高地为我团防守阵线，与日军对峙。日军在阵地用炮放出了瓦斯弹，用飞机空投人员和物资，还有侦察，战斗机在我阵地肆无忌惮地往返俯冲或扫射，嚣张气焰达到了极点。我团官兵怒火冲天，我三营七连班长王金发（河南人，是有名的神枪手），喊了声：“龟孙！看家伙吧！”用七九汉阳造步枪一弹，击中其机身要害。敌机当即在我阵地坠落，机上驾驶人员有空军中尉一员、军曹一名，从机舱窜逃。我部队派人尾追，二人仍负隅顽抗，即被击毙。恐日军救援，我军当将机身上的重要机件拆下，并将机身砸毁，速派部队将飞机上的机件和日军尸体一并送缴上级。后得到上级军委会传令嘉奖，并领取奖金1000元。
李瑞霆：南桥铺联络员见闻
1940年春天，那时我在国民党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部当见习参谋。部队在湖北随县的抗日前线。
1940年5月，日寇大举进犯襄樊。九十二军奉命在日寇后面尾追，进击入侵之敌。约5月中旬，即闻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噩耗，部队更加猛追猛打。在部队抵达钟祥的长寿店时，部队突然奉命停驻了几天。6月初部队渡过襄河，是晚驻乐乡关。翌日中午，参谋主任姚骏逸，拿着一封公函来对我说：“李参谋你去和二十三师取得联系，二十三师驻南桥铺附近。”“到南桥铺的这段情况如何？”“我们刚到这里，那边情况摸不清，你自己放机警一点，多注点意吧！如有可能给他们要份附近的地图来。”
接到任务，我背起图囊就出发了。一看表，是中午12时整。我们师部驻地距乐乡关约3里，距南桥铺约50余里。一看时间紧迫，得抓紧，随向乐乡关行来，老远就看到房屋全被烧毁，一片瓦砾，残垣断壁，焦柱插天。一阵阵腥臭味扑鼻而来，有时觉得真呛人，四下一看在残破的屋腔子里，死尸成堆，也分不清男女老少，有的儿童仍在母亲怀里，都烧得焦头烂额，断肢残骸，惨不忍睹。一股复仇的怒火，在我心中猛烈燃烧起来。日寇对这些赤手空拳的善良人民竟如此惨无人道，真是灭绝人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由于义愤，我也不觉得害怕了。
过了乐乡关，一路上仍不时看到死人死马，白骨嶙嶙，遍地荒芜。不但看不见活人的影子，连个活的动物也见不到。
在抵达快活铺时，烧得比乐乡关还惨，还要厉害。这都是过去挺热闹的大镇，现在竟死寂得如此之惨。
在距南桥铺五六里路时，忽然碰到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圆形的小筛子，我问他：“小弟弟，你到哪去？”他见我穿着军装，有些害怕，吞吞吐吐地说：“我家里人都躲到西山里去啦。叫我拿个小筛子筛点米吃。”再问他日军和我军的情况，他是一概不知。我看他是小孩，就让他走了。
事有凑巧，在我刚走到南桥铺街口时，突然从街里走出两个人来，其中年老的约50岁左右，年轻的约30多岁。我一见他俩就忙问：“你们是干什么去？”他们可能看出我是自己人，就一五一十地给我说了起来。他说他们是被日军抓了去，叫送他们（日寇），已有10多天了，现在放他们回去。我问：“日本军队现在哪里？”他俩手往南一指说：“那不是，就在南边那个土岗子上就有鬼子的站岗的。”我看那土岗子时，距我们说话的地方，约有1000米。这是紧横在南桥铺南头一个东西向的岗子，高不超过110米。我又问他：“街里有鬼子没有？”“没有。”这时我深幸遇到他俩，不然就钻到敌人窝里去了。
说话时忽听得西边山上响起了枪声，而且还挺激烈（估计约10余里）。我一想，有枪声就有部队，就让他俩走了，也不进街了，就折向西，冲着枪声走去。走有里许，过一小河沟，忽然见到一个穿便衣的青年人。他问我：“同志，您上哪里去？”我一听他喊同志，心就落了地。估计这一定是自己人，不然就不会喊同志。我说：“我是九十二军的，来向二十三师取得联系的，你们是二十三师吗？”“我们是二十三师。我是在这里放哨的，日寇今天早晨从南桥铺向我部进犯，10点钟前，才把他们打回去，知道你们部队快来，你们来得正巧，我们左翼还没部队哩！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师部在哪里？”“师部离这里较远（他顺手向西北一指说），师长现在在前方指挥所，就是那个村，叫岩地畈，离这里有八里路。”……
于是我冲他指的方向走去，抵岩地畈师部指挥所，正巧师长和参谋长都在那里，我便呈上公函说明来意。师长李椘瀛，对人很热忱。他说还没吃饭吧？赶快叫人给我准备饭，并和我谈起来，除谈了些有关军情外，他还说：“我和你们军长李仙洲，师长侯镜如、廖运泽，我们都是一期同学。回去替我向他们问好。”吃完饭写了复函，并给了份地图，是俘获日寇的，十万分之一的，印工精美，和我们用的五万分之一的一样详尽。时已黄昏，刚想走，忽又下起雨来，他要我住下。我说：“现在部队每天都在行动，明天回去，部队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又不容易见到人，又不好打听。谢谢师长，还是我现在回去吧！”他同意了，并给找了个斗笠，又嘱咐了几句，我就往回走了。
离开岩地畈，我向着东北方向冲着宜昌至襄樊的公路走了下来。走到公路，天也黑得厉害了，雨也不下了。
一路上，一闻腥臭味，我就回忆起白天的情况，虽也觉得毛骨悚然，不过心中有复仇的烈火燃烧着，也就不害怕了。
刚走到乐乡关北头，在黑暗中迎面走来一个人。我问：“谁？”“是我，您是李参谋吗？”原来是师部管伙房的胡副官。“您干吗去？”“师部出发了，我找部队去，您没见师部吗？”“没有，您不知道部队在哪里集合吗？”“不知道。”虽然不知道部队到哪里去了，可是碰见他，我觉得心中像得到很大的安慰。
说话时见北方不远处有灯亮（公路是向东北方的），我说：“老胡，我今天走了100多里路了，我在这桥上等您会儿，您到那个灯亮处打听打听。无论有无部队情况，您一定回来，咱们再作商量。”
不多会儿，老胡回来说：“只有一个老头，问啥也不知道。”
部队既然出发了，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根据我的判断，我说：“部队只有向西北方向去，别的方向不可能，现在咱俩向西北方向去找吧！”他同意了。向西北方向并没有路，只有顺稻田埂子乱走。约走了四五里路，隐隐约约听到有嗒嗒的声音。我问：“您听到声音么？”“没有。”“您仔细听听。”我俩蹲下来。静静地听了听。他说：“是有声音。”我俩高兴了。又走了约五六里路，才赶上部队。我呈上公函、地图，完成了这次使命。时间是夜里10时左右。
孙家骥：丢了枪又缴了日寇的枪
1940年底，随枣战役刚刚结束，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进驻天河口，部队开始整训，兼附打扫厉山一带战场，掩埋阵亡将士。1941年春，该军奉命轻装进入皖北、鲁西敌后，以正规军改装游击部队，进行游击战。笔者当时在第九十二军补充团（团长杨建，湖南长沙人，军校七期毕业）第一连充当连长。首先是隐蔽番号，师改称纵队、团称总队、营为支队、连为大队、排为分队，部队长称“先生”，冠以姓氏；其次是学习游击战，有南岳游干班派来教官任教，教士兵唱游击战歌曲，战术主要是轻装进退，避开正面，夜袭朝隐。规定连长行李八斤，营长十六斤，重炮换成迫击炮，步兵补充了枪榴弹和掷弹筒等轻武器。当时一向习惯于阵地战的官兵，对打游击战感到新鲜。后来才知道，我军之进入敌后，是为了防止共产党部队在敌后扩充地盘，迨后临泉指挥所的成立和党政分会的扩大，就是防止“异党”活动的具体措施。
同年旧历年过后，我团改装就绪，由天河口出发，经河南唐河泌阳方城，越过京汉铁路进抵上蔡，转道项城附近，到达皖北太和县。这时全军均到达阜阳、涡阳、蒙城之线，各师先遣部队沿涡南岸与日军对峙。我团驻太和、临泉雨县之间的闻、滑集一带。以上所述各县在随枣会战时，曾被日寇一度占领。迨日寇龟缩在涡河、沙河北岸亳县一带之后，我军来此时，地方秩序非常混乱，不肖之徒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所不为。这些坏人，不是为饥寒所迫，而是以此道为“好玩”，“显得是英雄”。豫南、皖北一带多有这帮歹徒，由零星聚集为股匪。当地居民实不堪其扰乱，告诉无门又恐彼等结伙报复，县府团队多系当地人，常与匪通，民众遭殃。第九十二军为巩固基地，以便进抵鲁西、豫东游击，随下令各部队以部分兵力剿匪，肃清地方，查处资敌物资等等。我团在闻、滑集一带剿匪，官兵不熟悉歹徒情况，常常一无所获。我连第三排排长及一班班长被歹徒打死。他们不是和部队有仇恨，而是为抢他二人的手枪。再如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第四二六团第二营为抓获20多名惯匪，动用了迫击炮向村内射击，结果没有逮捕一个匪徒，反而伤了老百姓，营长赵继武被撤职。这一段情况大概如此收场。这也是进入敌后游击战的插曲。
同年7月间，我团奉命进驻立德寺、大杨家一带，距日军主阵地亳县60里，沿涡河与敌对峙。我连配属一通讯排驻城父砦，距敌义门镇五里，为团之前哨连。当时义门镇驻日寇一个分队（连），分队长各冈田是个上尉，配属有炮兵共200多人和伪军张岚峰部的一个团。当时进出沦陷区，除界首外就是义门镇，有来往商贩偷渡涡河由义门镇到亳县、商丘，也是我团查处资敌的重点。与此同时，我军及后方情报人员，潜入敌区也多从此混入来往。查处物资主要是粮食、中药材和烟土、海洛因等。
1941年8月上旬，敌佐久间旅团的渡边联队（团），步炮联合，由亳县渡河向立德寺、十字河、淝河一带我团发起进攻，重点指向我团翼侧的第二营阵地，企图将我团压迫在涡河南岸边缘予以歼灭。我团的第二、三两个营战况非常激烈，第二营营长孔道硕负伤未下火线，酣战至下午2时许，敌一股迂回部队向我营阵地进攻。我连在城父砦东北方向一个前哨排，由谢排长率领，与敌先遣部队尖兵不期遭遇。因青纱帐隐蔽未及时发现，结果该排被敌击散，丢失步枪五支。据谢排长报告说，双方走了一个对面，一看不对，都向后退数十步才把轻机枪架上，开始射击。我方动作迟慢，结果被敌刺死士兵11名。营长刘家荣速令第二连支援我反攻，始将敌击退，三连长王琇腿部负伤。团长闻报后非常气愤，令我连继续反攻，找回丢失的枪支。
这时已到午后5时许，枪炮声逐渐沉寂下来，敌人似有撤退模样。营长与各连长计议，特别是我这个连损失较大，在团长严厉的命令下，如芒刺背怕无法完成任务。当时我只是25岁，缺乏作战指挥经验，不知如何弥补军人丢失枪支之耻，也许要受到军法处分，真是不知所措。营长说，北岸义门镇之敌为保护义门，在其对面的涡河南岸有一南小砦，白天驻有伪军一营，夜晚渡河撤退至义门镇，只留少数人对我方警戒（这是根据平日情报得知），遂决定至薄暮夜袭南小砦，部署我连主攻，第二连及重机枪连掩护，随时准备对由义门来援之敌战斗。估计驻义门之敌不会贸然夜间增援南砦，但必须注意一定要打沉敌人的渡船（每晚敌把渡船都集中在北岸）。我率领第一排向南小砦正面猛力佯攻，由谢排长率领二、三排，利用青纱帐绕至南小砦之背后，敌与义门镇之通道攻入砦内歼灭敌人。南小砦四周有砦滴和土围子，只有通义门镇有吊桥，我连预备了门板、长梯等攻砦工具。入夜进攻开始，我在正面攻击约一小时，望见砦内信号和火烟（点着了麦草垛），知道谢排长已攻入寨内。我连士兵个个奋勇当先爬沟涉水，出其不意杀死守卫夺取了吊桥冲入砦内，与伪军展开夜战。由此我体会了“哀兵必胜”的战法。这晚伪军驻此是一个连，除打死逃匿者外，俘虏伪军23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1支，砦墙上打死日军辅导官1名，他是日军中的下士，伪军称他为辅导官。这时已至午夜了，义门镇日军开始盲目地炮击南小砦四周。我营不便久停，遂押解俘虏及战利品，撤回原阵地。当团长杨建来我连查看时，对我说：“害怕了吧，以后要加强警备。”因为都是军校先后期同学，他一怒之下下此绝对命令，似有歉意。嗣后日寇也以小股兵力，利用青纱帐夜间向我偷袭，但我每到黄昏即将部队撤出野外露宿，避开正面，相机打击敌人。当我连出时，砦内老百姓也都锁门撤出，我连公开声称，我们撤至四周，你们家中物品及店铺杂物，不必担心遗失。敌寇虽几次侵入砦内，均无所获，他们也不敢停留，因我连在四周趁夜鸣枪警告，他们无法追踪，只好仓促撤走。这样战况一直延续到1941年底，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地段的战斗才沉寂下来。
李如群：确山县遇敌，机枪卡壳肉搏生还
1940年5月3日我在国民党军队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四团一营三连任少尉排长时，我军驻河南确山县刘庄村，奉命到确山县木寨截击由明港东犯的日军。
5月3日下午4时30分赶到木寨山下，正准备吃饭之际，一、二连先头部队与日寇遭遇接上火，我们三连未顾上吃饭就跑步进入阵地。我排为全营预备队排，不意敌人绕到我连侧后和我连打上，连长于子贵为国捐躯壮烈牺牲，营长杜义昌眼看全营不支，自己用手绢包住左腿小腿肚用763德式卜克枪打了自己一枪，由他的警卫员李小林架着他退下战场。他临退下时命令我带全排冲上去顶住敌人。我率领全排49人冲上山头，未及侦察敌情（因木寨长满蒿草一米多高，并很稠密，遮挡住视线不能远望），敌人冲到不到20米的地方才被我发现。我用机枪打了不到20发子弹，机枪就卡了壳。这是商震先生从阎锡山处拉出时带来的晋造机枪，所以一打就卡壳。无奈，我抱定誓死卫国的决心与敌拼上刺刀。幸者，我原在商震先生办的二十集团军干训班学习时专门训练过劈刺动作，在拼刺上有一定基础，再加上那时我刚满22岁，凭年轻力壮一连刺死日寇多人。后来又有十几个日寇把我包围到当中，我四面受敌。在这紧要关头，我抱定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拉响两个手榴弹。这时敌人卧倒，我未卧倒也未受伤。乘此空子我跑下山来，敌人从山上乱射击也未射中我。我跑过一条两米深、两米宽石砌干河沟，找了一个坟地，利用坟头掩护把机枪修好，向山上敌人打了一梭子弹。当时天已黑下来了，敌人也未敢下山追击。
我连夜间到确山县碾盘沟村驻宿，团长袁方中命令我连派人把连长于子贵的尸体找回掩埋。我二次上山，带五名士兵，每个带两个手榴弹，我带一支手枪，找到连长尸体，我们用一块门板和未收撤的电话线绑了一个担架，将连长尸体抬回到碾盘沟，找了一口地主的寿棺，把尸体埋到碾盘沟野外。
我军这次战斗伤亡很重，仅我率的三排，作战前是49人，下来后剩下18人。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是：1.孤军作战没有依靠群众。2.对敌情估计不足。原来估计敌人由明港必先攻击确山，所以我们将兵力布置在确山刘庄村，打算以逸待劳地打击敌人，不料敌人由明港出来窜犯确山木寨。刘庄距木寨40华里，我们奉命急行军赶到木寨连饭也未顾上吃就和敌人遭遇打上了。这样敌情不明，再加上连简单的防御工事也未及挖一个就打上了，所以遭到失败。
熊先煜：配合百团大战，炮轰高平
1940年8月，晋东南地区格外凉爽。参谋处的几位同人，在十里村的一个院子里，围着方桌下棋，正杀得难分难解。傅参谋长走过来，看了看，又拍拍我的肩膀说：“熊主任，赶快拟一个作战计划吧！”说着，随手给了我一个电报。
电报是军部发来的，电文要旨是说，八路军决定发动一百团的兵力，向晋、冀、察三省日寇发动总攻。命令本师配合八路军作战，任务是牵制、阻止晋东南之敌沿白（城子）晋（城）公路北上增援正（定）太（原）线之敌。军部并把仅有的山炮一门配属本师。
我兴奋得不禁喊出了“好消息呀”！几位参谋也急忙凑过来看，大家喜形于色。我立刻展开地图，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当时本师驻沁河东岸十里村一带。东北的长子、东南的高平为敌盘踞。高平位于白晋公路线上，西通沁水。遂选定高平周围的敌据点旧高平关、高平关、寺庄镇、大野川、小野川为攻击目标，并依次攻击之。
我们采取夜袭、包围、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法。当攻击某一敌据点时，并于该据点的两侧交通线上选好地形，布置相当兵力，破坏交通，截击来援之敌。若敌工事坚固或因其他原因夜袭未奏效时，则于白昼以炮兵火力摧毁敌之工事，掩护步兵攻击之。
计划批准了，于8月21日开始进攻。
旧高平关，位于沁水至高平线上，仅有居民房屋一处，敌利用作据点。我师以二十二团夜袭，未成，则于白天以炮兵火力摧毁了。
次攻居民房屋稠密的高平关，敌据其中一高楼为主要据点，白天外出抢劫，无恶不作，夜间则龟缩于内。我军为避免破坏居民房屋，没有使用炮兵，仅以步兵火力攻击之。
寺庄镇在高平以北，是长治至高平之间的交通要冲。敌之主要据点构筑于镇后山腰上，工事异常坚固。师派二十三团担任攻击，主要以炮兵的中程射击摧毁之。我炮兵阵地设在寺庄镇对面山岭的反斜面上，师指挥所附近，师长陈牧农、参谋长傅砚农亲自指挥炮兵射击，发弹200余发。目击敌工事被摧毁，守敌东逃西窜，伤亡惨重。长治方面之敌，忙于当日下午5时左右派来大炮二门增援，向我炮兵阵地还击，发弹100余发。因敌判断错误，弹着点距我炮兵阵地100米以外，徒耗炮弹。我炮兵迅速安全转移，师部及直属部队亦安全无恙。
大野川、小野川在高平县城西北。师命令二十三团第三营采取强袭，分别包围攻击。高平城内敌人，派出部队增援。黄映清营长沉着指挥，与敌展开白刃交锋，杀声震天，敌我伤亡甚重。黄营长在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
黄烈士，贵州三穗人。抗战以来，英勇顽强，屡建战功。噩耗传出，全师官兵，无不惋悼。他的骨灰，曾护送回原籍安葬。他遗有一子名何年。
高平战役，从动员之日起，连续十余日，毙伤敌约100余人，圆满完成配合任务。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本师是新编第八师，隶属九十三军。在晋东南敌后抗战期间，与英勇的八路军并肩战斗，互相协助。八路军的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对我军筹粮、运输等方面帮助很大。
阎震黄：忠勇军长冤死，黄花岭惨战退却
1941年冬，国民党中央第九十三军，担任潼关至洛阳间河防，1942年夏，军奉命开赴川贵整训。1944年秋，日寇侵困衡阳，我军便进驻广西全州设防。我团作为军的前哨，进守在湘江东岸的黄花岭，坚守黄沙河，确保湘桂路。军长陈牧农当面指示，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他一贯以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教导部属并以自励。固守全州，乃蒋介石亲自给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的命令。衡阳守军（军长方先觉）被日寇围困坚守49天之后，终因弹尽援绝而致衡阳失守。
日寇侵据衡阳后，稍事整顿，便分兵两路（一由道县，一经新宁），向桂林进犯，全州将陷入敌后。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根据当前战略形势，认为全州无固守价值，即电话陈牧农军长，放弃全州，增守桂林。
陈牧农军长在山西忻口战役时，为第十师师长，作战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日寇闻名丧胆；板垣征四郎（日寇第五师团长，在平型关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将其属腰击，损失惨重）曾训令他的士众，今后遇陈牧农旅团，不可轻敌，足见其勇猛善战及所属敌忾同仇的爱国牺牲精神。他奉命固守全州，亦抱必死之决心，与全州共存亡，刻长官命令后撤，不可违抗。在接到张长官电话之后部队尚未行动之前，副军长及参谋长等，均以无书面命令，撤退不大相宜，但素性忠诚、胸怀坦率的陈军长却说：一个上级对下级说话，难道不会负责任吗？并说：我们在一战区作战时，卫长官（立煌）不是经常从电话中指挥我们行动吗？便决然奉命向桂林方向转移。
孰料事有不测，在部队撤离全州之后，被蒋介石知觉，大发雷霆，要张发奎对陈牧农的擅自行动，予以严处。这时张发奎要自我保全，将全部责任都推到陈牧农头上，并即刻要陈牧农赴桂林开紧急会议。大家又劝陈军长不去，并先电蒋介石，说明撤离全州经过，但陈军长忠耿成性，不予猜疑。又谁知，陈军长一到桂林，便被张发奎扣押并立即枪决。张向蒋介石谎告说：违抗命令擅自放弃全州的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已被正法等情。
当陈军长以极忠勇之人，落不忠勇之名，含冤以死后，全军官兵闻之，无不痛泪填膺，人心不古，正义何在？书写至此，余憾绵绵。
我团在守黄花岭时，日寇除正面向黄花岭进犯外，另分两部，从左右两翼，向桂林钳进。据悉来犯之敌，为久驻东北的关东军精锐部队。我团背江设防，士气旺盛，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接战一昼夜，因兵力悬殊，伤亡甚大，我亦头负重伤（敌弹从右耳根打进，左颧骨穿出），由警卫护渡湘江，送往医院，又转火车。由于从湖南及全州跑出的难民过多且铁路车辆拥挤，一天一夜，火车前进不了三四里地，到桂林，街上大火连天，烟雾弥漫，人心惶惶，多数又卷入难民行列。天气又热，且不时抢劫事生，只因连日奔程，饮食不给，病患缠袭，不少难民，暴尸道侧，触目伤心。
沿途无医疗处所，到金城江车站，才碰上个临时诊所，前去换药求诊。绷带解开，脸上两边弹伤，其痂亦脱，实喜出望外。当时年轻，身体健康，枪伤十天愈好，诚属快事。
后到独山医院（不住院，生活便无着落），又因日寇有进犯独山企图，随医院转到贵阳。不久，贵阳告急，各机关单位，又忙着后撤。我转重庆，目睹官场及市场情景，未免心灰意懒，为生活发愁。触景生情，万分伤心，我们在前线抗战，出生入死，为国捐躯，有啥吃啥，而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吃啥有啥，能不痛心？社会如此，徒叹奈何！
罗再启：保卫大武汉
一、我在参加保卫战之前
我参加台儿庄抗日战役后，随陆军九十三师于1938年5月中旬转移到汉口徐家棚，集中整理补充训练，以利对日军再战。由于九十三师原系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嫡系部队，全师将士95%以上的人都属两广籍，语言生活习惯与己不同，不易相处。我乃于1938年6月份请准假，来开武昌纸坊在陆军五十五师三三〇团一营二连任连长，有机会参加了1938年10月份举世闻名的保卫大武汉抗日战役。现仅就记忆片段，分述如下，供史料参考。
二、武汉空战告捷，树立了抗日必胜信念
日军向我武汉发起进攻之前，仍然使用攻击其他城市的一贯伎俩，先派飞机侦察搜索，扫射轰炸，企图压倒并摧毁我军抗日士气，造成我军将士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崩溃。以利占领武汉。当日机28架于1938年8月份侵犯武汉领空进入我防空火网领域内时，有苏联援助我的飞机和我军飞机早已临空应战截击，加上我防空对空火网严密配合，万炮齐发，我机及友机英勇善战，打得敌机混乱一团，霎时击毁击伤敌机数架，敌机根本无法进入我武汉三镇上空，只得仓皇逃跑。我同全连官兵在武昌纸坊前缘阵地上，与湖北武汉全体工农兵学商亲眼目睹敌我空军实战情况，莫不欢欣鼓舞。同声欢呼庆祝我空军空前的伟大胜利！对日空军告捷，坚定了我军抗日必胜信念。
三、保卫大武汉实况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各部院均于重庆陪都办公，武汉变得繁忙起来，军事委员会、陈诚创办的战干团、康泽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都在武汉。另外要经武汉去重庆的南京政府各院部官员，有些还滞留在武汉，蒋介石委员长指挥抗日部队，亦常来常往于武汉。武汉三镇外围则云集了华中抗日部队，后来刘湘出川抗日、韩复榘山东抗日失利，亦相继来到武昌。关于刘、韩二人，当时曾传说“蒋介石下令枪毙韩复榘害死了刘湘。”韩死后，他的灵柩停放在武昌城内一座庙内，我进城开会曾去看过。
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期，在武汉的还有共产党方面的领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即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国际上还有苏联空军和陆军军事顾问，加上众多的进步人士，都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这时的武汉真是冠盖如云，人文荟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上两党合作，力量倍增，协同军队保卫大武汉，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这就是当时武汉抗日的政治形势。
保卫武汉战役，由陈诚担任保卫大武汉军事司令长官并兼任卫戍司令，指挥大军部署在武汉外围，修堡垒，筑工事，挖战壕，准备与来犯日军决殊死战。我此时在国民党陆军九十四军五十五师三三一团一营二连任连长，奉命先带领全连官兵在武昌纸坊前缘防御阵地上修筑各项防御用工事，准备歼灭来犯之敌。我九十四军军长是郭忏（武汉失守后他兼任长江防守司令）。我师师长是柳际明（保定毕业，浙江人，是陈诚的表兄），他升任九十四军副军长，由李及兰继任（黄埔一期毕业，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后逃台湾），下属两个旅三个步兵团（缺一个步兵团）。旅长周宝理（黄埔三期毕业）辖三二八团，团长王嘉楠（保定六期毕业），三二九团团长张次横；旅长孙职天（保定军校毕业）辖三三〇团，团长左华虞，营长谢明（湖南衡阳人），后由姓陈的接任，营附孙世芬。
工事修筑完毕后，我连奉命进驻汉口租界日本的朝鲜馆，准备在汉口城内与敌巷战。在我们进驻朝鲜馆时发生了一件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我连驻汉口部队要通过租界。为英、法租界看门的是一些头包红帕子、身穿黄色衣、手持警棍的印度人，他们大声嘶喊，不许我连官兵走他们的门口和租界内穿过。我立即愤怒谴责他们：印度是亡了国的，你们印度人是亡国奴，对帝国主义不反抗，我们中国人有骨气，不当亡国奴，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现在正式向你们宣告，用武力强行收回，你们这些狗崽子滚出中国去。我们是从祖国的领土上通过，谁敢阻挠我们就枪毙谁。就这样，这些印度人乖乖地让我们全连官兵通过了租界。
在日租界朝鲜馆驻扎不久，日军围攻武汉已逼近武汉外围，我连奉命由汉口渡江南岸回团，在李及兰师长率领下，开赴武昌前缘，固守鄂城、葛店、华容一带阵地。我连奉命坚守公路右侧最前线阵地，凭借早已修好的钢骨水泥工事，将来犯日军阻击并全歼于阵地前。这时有苏联顾问×××（名字记不起）负责指导在长江水域内布雷，封锁长江。我连奉命协助布雷，并保护苏联顾问安全，任务完成后，护送苏联顾问回武汉。10月19日，沿长江南岸西侵之敌，向我阵地进攻。敌在空中使用气球指挥观测，先用空军侦察，后用三至五架飞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阵地，并以坦克为前锋掩护敌步兵沿公路两侧攻我阵地。我军利用有利工事掩体进行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敌我均有伤亡。我连第三排排长薛中晓（东北辽宁人）同我在一个机枪掩体内指挥对敌射击时，不幸遭敌袭击，头部中弹，当即牺牲。在战斗中，战士王聪敏、张启发、罗永富、刘隆胜、罗民乡、罗永江、赵占云等人也先后光荣牺牲在阵地上。他们的死使官兵们悲痛，也激发全连官兵坚决杀敌决心。士兵们将他们尸体就地掩埋后，又投入了更激烈的战斗。战斗过后，伤亡人数相比，敌少我多。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敌我力量悬殊，敌以海陆空优势和先进装备掌握了制空权。我九十四军以陆军步兵坚守在阵地战壕里，装备又是陈旧的汉阳造步枪、哈七开轻机枪（我连只有三挺）、落后的铁柄手榴弹、战车防御炮及两门苏罗通机关炮，又无高射炮、飞机。相比之下敌优我劣，致使我全连官兵在阵地上战壕里只能隐蔽伏击敌人，稍一暴露目标，即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白天不能移动，每日晨8时起至晚6时许，敌机临空轮番在阵地低空飞行，找目标俯冲扫射轰炸。饭也无法送上来吃，轮换守阵地只有在晚上才能进行。战斗环境，极为艰苦，但我连官兵出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心，仇恨杀敌，浴血奋战。在敌机来轰炸时，我们就伪装隐蔽起来，待敌来我阵地前约150米以内，再实行猛打，把敌人打退。战场生活极端艰难困境下，我连全体官兵始终团结一致，誓与阵地共存亡，个个争当杀敌先锋，决心同敌人决殊死战。战斗之前，老百姓早已逃光，当地已十室十空。为了防止日军坦克沿公路前进突破我防御阵地，我军官兵利用夜晚摸黑挖断公路，还将鄂城、葛让街上及沿公路两侧居民和公共机关的桌椅板凳及木材统统搬上公路上，堆放为路障，阻止敌军坦克前进。我军就用这样的方法在华容、葛店、鄂城一带构筑好防御工事，以热血和人肉与日军拼搏，辗转激战。历时数天的战斗中，我连官兵伤亡过半，敌军也死伤不少。在战场上每天听到的都是枪声、炮声、飞机声、炸弹声、冲锋杀敌声、指挥所电话铃声、伤员的痛苦呻吟声及哀痛阵亡将士的哭声。在此，我深深悼念我连在此战役中为国捐躯献出宝贵生命的全体阵亡将士。
数天的战斗，我军为了避免伤亡过大，于1938年10月26日黄昏时刻奉命撤离，转移西进。武汉三镇遂告沦陷。
四、我军在撤离武汉前后
陆军五十五师奉命转移西进，我连团随师于10月26日黄昏时刻脱离阵地。在撤离时，被日军发现，敌以重机枪对我连实行追击射击。我身边左右士兵均遭不幸伤亡。是夜妥善处理伤亡后，我们撤至武昌纸坊稍事休整。翌日又才沿江南岸西撤，复渡江北到沔阳县集中，休整约一周，后全师奉命开往公安石首补充整编。三三〇团团长左华虞在武汉保卫战中，不听军令，作战不力，紊乱大军转移秩序，给予撤职扣押送军部以军法论处。整编后全师奉命经沙市、宜昌，过三峡到四川奉节（即夔门）补充整训，守备长江三峡江防，郭忏军长则兼任江防司令。闻名中外的悲壮的武汉战役即告结束。
陆世昭：日寇投降了
1945年8月中旬，我和电台班副郑臣智、凌云飞两人正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吃着中饭，连附戴明允在屋里走出来对我们说：“靖县军部留守处来了电话，叫我们电台明天乘坐美军顾问团的汽车到桃源去，然后转车、船，在9月前赶到广西柳州，等待随军接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吃完饭我们就收拾，准备明天出发。”日寇投降了，我们多么高兴啊！当天晚上戴连副叫伙房买了些酒菜，大家围坐着吃，简单地庆祝了一下。次日，我们电台十几个工作人员，便在戴连附的带领下，由湖南靖县经桃源进入桂北，经过十多天的车、船生活，于8月下旬赶到了柳州，向前方军部报到。
1945年四五月间，原国民党军九十四军及其所属的第五师、四十三师、一二一师在贵州省镇远县，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和以美械装备之后，于5月初在该军牟建芳军长的率领下由贵州镇远出发，经湖南靖县、桃源，与汤恩伯的部队一起向衡阳、芷江一带的日军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大批日军，收复衡阳，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紧接着，于7月间，该军又奉命南进，参与桂柳战役，攻桂林，下柳州。8月中旬，日本投降。该军即奉命于柳州就地集结，待命空运接收。
9月初，接收开始了。九十四军奉命接收上海。由副军长杨文瑔参谋长张法干及参谋处随从人员组成接收指挥部，率领一二一师首批空运上海。为了到上海后，便于与重庆联络，我们大型机电台也随着军指挥部同时空运上海。我和郑臣智两人奉命跟随指挥部乘坐的专机由柳州机场起飞时，已是半夜2点钟了。经过几小时的夜空飞行，次日早上我们终于到达上海的天空。当这架专机降落上海大场机场的时候，我从机窗朝外看，只见机场周围，人山人海。他们拿着旗子，喊着口号。是的，抗日战争胜利了。
当杨文瑔副军长走下飞机时，欢迎的人群中几个手拿鲜花的少年儿童跑到他的面前，把鲜花献给他。接着，他举起了双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在机场大约休息两三个钟点以后，我和郑臣智两人，也跟随军指挥部一起，乘坐着专门来迎接的十几辆漂亮的轿车，被送到华懋饭店落榻。
接收还在继续。11月初，九十四军及其所属第五师、四十三师、一二一师，又奉命空运平津接收。军部驻天津。
11月的天气，在南方还是温暖，但北方已经寒气袭人，我那两床薄薄的军毯，已不能御寒了。原来那床在战争中盖了五六年的破棉被，已经在柳州时丢掉了。为了御寒，我和电台班副万承荫到中原公司去购买。他是山东人，小时在天津住过，对天津熟悉。
我和万承荫两人在金钢桥附近的一个候车站等候公共汽车。突然间，一位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留着长胡须、拿着手杖的老人，慢慢地走到我们面前停下。他侧着头，凝视着我们的胸章。稍停了一会儿，他问我们两人是不是从沈阳来的。我们回答不是。“你们胸章不是印着沈阳两个字吗？”老人疑惑了。我接着说：“老人家，沈阳是我们部队的代号，我们不是从沈阳来的，是从南方来的。”老人“哦”了一下，接着说：“你们是从南方来的，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刚才看到你们胸章印着沈阳两个字，我以为你们是从沈阳来的。原来你们是国军，胜利了。”稍停了一会儿，老人又说：“我离开沈阳家乡14年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就离开沈阳，流落关内到天津来。14年了！14年了！”说着说着，老人流下了眼泪。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安慰他老人家，只好跟随着说：“14年了。但是，现在胜利了。您老人家不久就可以回沈阳了，回到那久别的家乡了。”停了一会儿，老人揩去脸上的泪，露出喜悦的样子，对我们说了声：“再见！”便慢慢地离开我们，消失在人群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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