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中：都匀前线惨景一瞥

    1944年秋，抗战形势迅速好转，我军对入侵黔、桂之敌，开始发起迅猛的反攻。陆军九十八军一六九师6月初由驻地安康出发，经20多天的强行军，于7月中旬开进至都匀前线，担任兵团预备队，随即跟进第一线。当时我是一六九师五〇五团第五连连长，我连担任团的尖兵连，首先进入都匀市。但见一个人烟稠密、建筑比邻的中等城市，已是一片焦土。全市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看不到任何一只生物，破瓦残垣下陈着死尸，有的龇牙咧嘴，表现出焚死时的痛苦，有的手里还握着一根木炭拐杖，还有那个烧焦的猫、狗，已成灰烬，尚能看出奔突求生的形态。部队通过这里，就像行进在一幅平面图上，没有市街立体的感觉。

    部队穿过都匀，走上通向独山的公路，远远就嗅到一股血腥味，直穿鼻息。再前进，见公路两侧，男女老少的尸体杂陈，三步一个，五步一堆，都是直挺挺地趴着，衣裤被血染江，倒下处一堆血浆，水沟里现出淡红，荒草也染上一片片紫红色。突然听到一阵幼儿的哭声，望过去，一位妇女横尸沟旁，好像绝命不久，只见怀中趴着一个两岁的幼儿，咬着妈妈的奶头，一双小手乱抓妈妈的纷发。这天傍晚，部队要埋锅造饭，但附近却取不到一点不带鲜血的净水。原来是日寇在放火之前，先命令当地所有居民集合逃难，驱赶上路；等他们放完火，即追上难民，用机枪全部射杀。

    我部进入南丹店，接替友军担任第一线任务，向河池县攻击前进，在里龙关大山塘地区与敌对峙，但见阵地前山峦起伏，天昏日暗，荒草凄凄，一片肃杀景象。当时，拂晓将临，突闻排哨紧急鸣枪报告，知是敌人袭击。我连立即组织火力射击，一面电话上级请示处理，经判断当面之旅拔营撤退，故作袭击掩护，命令我连立即全部出击，向敌攻击前进，目标是占领大山塘右侧306高地。我用重火器掩护，命各班、排个个跃进，经三次肉搏冲锋，打退了敌人，并占领了高地。经两小时激烈战斗，我连伤亡官兵40余人。排长周超（十七期同学）阵亡，吴箮（十八期同学）重伤。有位叫陈大发的传令兵，系河南人，当他跃进时，胸部中弹倒地，他立即将图囊卸下，吃力地投掷给我，就再不能动了。图囊内有当地军用地图及攻击路线图，得以完整保存。还有班长冯永贵，被手榴弹炸破肚皮，倒下来肠子露在地面。我走到他跟前，他一声惨叫：“连长！部队哪去了？”我告诉他部队前进了，他啊了一声，登时永别了。回忆往事，当时中华儿女为国捐躯的壮烈景象仍历历在目。

    祖仰狄：译电员回忆机要人员险渡黄河

    1938年2月在山西大宁、吉县、河津等县，我陆军第九十八军与日寇搏斗。敌人由北、南、东三面包围我们，西边是黄河。黄河西边守河防的是陕西警备第三旅，接上级命令，不准黄河东边部队渡河。在河津以北山区，黄河沿岸的小船窝、师家滩两处渡口，拥着各部队的留守人员、山西抗战民族大学人员，还有部队以及各地方机关单位家属，均非战斗人员。

    阴历正月底，正是解冻的时候，黄河两岸冰块倒塌如一堵墙那样大，向南横撞直流，非战斗人员很多，拥了一河滩，各部队、学校、行政机关，均打电话请示卫立煌，要求非战斗人员可以过黄河以西，得到卫立煌的复电同意。但是小船窝、师家滩两处渡口，仅各有船只两只，各机关、学校、部队均抢着要渡河，意见纷纷。部队、学校、各单位选出领导人开了个临时会，一致同意先让各单位女同事及家属渡河。

    次日，渡过两船，第三船装着山西抗日民族大学女学生70名、水手6人。我们在岸上看，船行至黄河中心，冰块横撞直拥，撞得船转圈圈，上去的人过多了，船户控制不住，船篙竿探不到底，向南流了五六里，全部沉没，连一个撑船的人也没逃出。我们九十八军副军长柳彦彪，合阳人，因年龄过大，于1937年秋由前方回到家乡合阳。听说我们到了河津稷山一带，情况危急，小船窝、师家滩两处渡口船只沉没，军部文职人员、电台极为重要，不能渡河，他就号召合阳沿河岸懂水性的乡亲，用油布缝了大袋子，袋子约七八尺长，粗细如大瓮那么粗，内装牲口吃的短草；用椽捆住草包，三个油布包、六根椽做一个小划子，仅能坐下六个人；两个水手手持木锨，在两边用木锨拨水。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军部非战斗人员渡河到西岸，进驻在韩城以北70华里的南窑科村。

    我们九十八军是陕军，是杨虎城将军率领下的旧部，合阳将领较多，计有少将副军长柳彦彪（字子俊）、少将旅长行海亭（字占鳌）、上校团长潘禹九、上校秘书长宋秀锋。那时我是少尉译电员，回忆起来，我的老主管、老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为的就是早日把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

    张子良：活捉日寇荒木虎雄中尉记

    1940年3月，我任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傅仲芳）一九七师（丁柄权）一一三七团副团长时，师驻湖北通山，以九宫山为根据地，进行敌后游击。军奉令组织“九九攻击队”寻机打击敌人，并将任务交一九七师执行。师派张子良为“九九攻击队”队长，率本团两营兵力向阳（新）、通（山）公路以北地区挺进；师并指令阳新、大冶、鄂城各县政府的保安团队归其统一指挥。4月，“九九攻击队”抵达大冶县境，指挥部设在打石洪（山村）。据大冶县政府敌情汇报称，驻大冶日寇将我铁山之铁矿石用小火车运往黄石港装船运往日本，敌指挥运输机构设在盛洪卿。

    “九九攻击队”决心粉碎日寇掠夺我战略物资的强盗行为，采用攻点打援方案。部署是：我团两营兵力，担任对大冶城日寇出援部队作战。命大冶县政府两个保安中队专捣盛洪卿敌运输机构。该队由于情况明、地形熟，兼有群众协力，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除缴获敌人很多文件和物品外，并活捉日寇站负责人荒木虎雄中尉一名。我军撤出战地回打石洪，即派兵一连将荒木虎雄解交师部，师转送九战区长官部处理。大冶城日寇匆忙出援，为时已晚。

    次日，连续收到各方情报，刘仁八、金牛、保安、大冶、下陆等地敌人动态异常，有的提前吃饭，有的每人发了一条白毛巾，有的轻装，有的做好出发准备。根据上述情况判明，敌人今晚必然围攻打石洪，妄图救出被俘敌人。因此，即将大冶县政府负责人请来互通情报，并商定对策：（一）从即时开始封锁各道路口，禁止外行，防止敌暗探送讯。（二）“九九攻击队”和大冶县政府暨所属，统在下午4时开饭完毕听令出发。（三）大冶县政府全部人员，先撤离现驻地，星夜翻过高山在后侧停止待命。今晚作战任务，主要由攻击队担任。（四）本团兵力，以一营先登高山占领制高点布好阵地，另一营随我殿后。

    黄昏时，我率后卫营离开打石洪登上制高点严阵待敌。午夜，闻牛角号声互相呼应，判定是敌人联络信号，由远而近包围了打石洪，结果扑了空。敌稍停续向高山侵犯，我军静以待敌，不到有效射程决不轻易开枪；规定射击时机由我用驳壳枪先连发三枪为信号，全线方可射击。敌人爬至半山未见动静，可能是判断我们带着俘虏走了，长途奔袭的敌人又在打石洪折腾一阵，爬上高山半坡已很疲劳，就坐下来休息。其坐向是背向我方。我反击时机到来，即将先组织好的三支小部队绕向敌左、右、后方出击。日寇仓皇应战，乱作一团向山下溃逃。我主力跟踪尾击，取得最后胜利。战后清扫战场，沿途敌遗尸数十具，缴获武器弹药及战利品颇多。我伤亡微小，而敌人损失多我三倍。

    战斗结束后，我军撤回防地，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滕文祥：湖南沧港一昼夜

    “沧港”位于湖南省汉寿县之西，距县城约15华里，滨湖，系汉寿通往常德孔道。日寇并没有吸取以往被国军最高指挥部在“诱敌深入聚歼”的战略决策指引下的第一二三次“湘北会战”的惨痛失败教训，又于1943年秋，以侵占我安乡、华容一带之敌，沿沙港、三仙湖等地向我进犯，企图夺我汉寿，侧击常德。当时驻防在湘阴县洞冲虞、南大之线的国军第九十九军一九七师奉命星夜兼程驰赴汉寿、沧港之线，阻击日寇。尽管寇机低空反复侦察，而师属五九〇团担任攻击沧港的第一连，还是按时利用地形地物直达指定地点待命出击。上午9时，一连连长熊明耀与连指导员滕文祥驰赴沧港东北小街口前沿阵地侦察敌情，讵料日寇一声枪响，熊连长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了。日寇乘势占我沧港。不久，寇机肆虐投掷烧夷弹，霎时烟雾弥漫着沧港上空，烈火熊熊，所有房屋付之一炬。全连官兵目睹寇军暴行，义愤填膺，复仇怒火，溢于言表。

    当时下午5时，因一连熊连长阵亡，团长徐国纲指定滕文祥代理连长。由于一连负抢占沧港艰巨任务，团长特配备一个重机枪排与一个迫击炮排，由一连统一指挥，组成一个特种加强连。

    一连受命之后，侦察知当面敌情，仅一排兵力，于是鼓足勇气、周密筹划、适当配合兵种，阻击援敌，准备聚歼。战斗准备就绪，天空突然出现攻击信号，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如脱缰之马，直冲敌人阵地，与顽敌肉搏约一小时久。敌力不支，狼狈逃窜，一连终于攻克了沧港。

    此次战役中，一连进攻正面，计击毙鬼子5名，伤俘2名；我连牺牲连长1员，士兵6名，伤2名。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主办的《阵中日报》登载：我铅山部队（一九七师代号）上尉连指导员滕文祥参战有功，记大功两次，并通报全军；重庆军委亦电达记大功两次。

    吕洪：随着机枪连转战湖南

    一、长衡会战湘阴营田之役

    1943年的初夏，日军大规模发动攻势，企图打通粤汉线。那时我在九战区薛岳将军所属之部的陆军第九十九军（原军长傅仲芳保定三期，新军长梁汉明黄埔一期）第九十九师（师长朱志席，黄埔四期）步兵第二九六团（团长吴魁被调受训，副团长许品珍代理，黄埔八期）第二营第六连，任少尉排长。

    大战开始，炮火连天响，日军空中强盗不断地低飞向我阵地上全线侦察。我团（三营守湘阴城防）一营守防营田，二营守防黄沙街之间一线阵地。我在本排和战士们正在洗擦枪刺武器，突然一营打来电话，通知说我被调升一营机关枪连中尉排长，速去报到。二营第二连连长要求等战事结束让我去报到，一营长不同意。下级服从上级，命令如泰山，我受命后马上负了背包，冒风雨，通过炮火地带去营田阵地。报到时已经黄昏。

    正梅雨季节，阵雨阵风隔着隆隆的炮声，还霹雳雳地打雷。敌我双方激战到第二天的晚上，在大雨倾盆下，敌炮火制压我重机枪发射，日军橡皮登陆艇由空军掩护下强渡登陆，敌人还施用喷嚏性毒瓦斯向我阵地上吹来。突然一枚炮弹落在我指挥所，机一连连长负了伤下火线，命令我为代连长，指挥全连作战。接着又传来报告说，第三排排长阵亡。此时，六挺重机枪已被炸坏两挺，敌我已开始白刃战肉搏；另一部分敌人向我机枪阵地上冲来，在步枪兵掩护下机枪手拆下机身，枪架被丢。此刻，奉命重兵器（包括师、军配属的重炮、山炮）后撤，转战退却，守湘阴阵地，边打边撤，从黑夜到黎明。日军空军又出动了，掩护日军向我追击，沿途遭受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炮弹落在我身旁，被炸死的战士鲜血喷射到我身上，此际，更使我奋起杀敌报仇的雄心壮志。在营田三昼夜血战，我连士兵只剩有20多人，还有两挺半重机关枪，六条步枪。我和第二排排长率队进入城北阵地，追敌已临，大战又打响了。腹中又饥口又干，战士们携带的炒米已吃光了。在守阵堡垒里准备着一箱饼干、两箱手榴弹，我和战士们边打边吃干粮，坚守了两夜，奉命撤退。第三营有两个步兵连死守阵地作掩护，与阵地同存亡。

    因为是整个战局关系，粤汉铁路线已经全面大战，方先觉师长死守衡阳，我军奉命为外线作战，从益阳、宁乡迂回通过，转战到达耒阳、衡阳之间，包围日军。

    我率领机一连，行军作战与战士们生死与共。第二排排长经不起战火残酷的威胁与饥饿的考验，通过宁乡地区时不知不觉地溜逃了，连内只有我一个干部，排长代连长又兼司务长。我在陌生的连队与士兵患难相处，同仇敌忾，成为更亲密的战友兄弟。从湘阴退出后失去了建制，随军部行军，归军部警卫营营长陈天涯指挥，于是年秋返回二九六团。

    二、湘粤边区作战东江口之役

    1943年冬，我团驻守耒阳外围小水铺、公平圩、灯盏下之间一线，一面防守日军，一面整训补充兵员，还寻机不断地向附近敌占据点摸哨夜袭出击。寒冬风雪的腊月二十九之夜，我团奉命出发，直向高亭司、郴州之间插进，在东江口山地遭遇日军，展开作战。我机一连掩护步兵冲上制高点。次日（农历腊月三十日）拂晓，日军包围我团，双方激战，猛攻猛打，我机一连陷入重围。步兵已有动摇模样，逐步后退。我当机立断指挥机枪转移新阵地。敌方发觉我在招手指挥，狙击手发射一枪，咔嚓一声，敌弹呼地从我头上帽子顶边飞过。我迅速地用低姿势跃进洼地，即刻敌人第二颗子弹又飞来，正中我右脸上贯穿下颚，击下大牙二粒。我立足不稳，跌倒于地，被抢走护送入九三陆军后方医院，在资兴滁住疗。那际头面肿大如斗，腹饿不能进食，躺在地板上，寒冬冰雪，又冰又饥，伤口又疼痛，头重千斤不能转动。现在我右面上留下的一孔伤痕，是日本军国主义送给我终身佩戴的纪念品！

    三、长沙外围高桥、青山之役

    1944年春天，我伤愈返队，在团本部待命。我团驻军浏、平一线守防，监视长沙之敌，乘机出动，步步迫近，使日军少数兵力不敢出洞，紧紧地把它围困着。炎热的中伏天气，又闷又热，一时阵雨，一时天晴。我团奉命攻击金井、高桥方向长沙外围日军。夜我师司令部在高桥宿营，我团（一营守平江）二营、三营在长沙市街周围附近集中兵力宿营。子夜，我团与师之间的有线电话不通，电线网被敌人切断。团长命令各营提早开饭，拂晓出发！突然在师部方向传来枪炮声，代团长许品珍率领出发，命令第三营为前卫，指向高桥方向前进；命令第二营为后卫，随团部后跟进。第三营派出七连为尖兵连，到达青山下附近与敌接触开火，砰砰砰地步机枪打起来了。代团长立即命令第二营展开，跟三营后背前进增援。从拂晓开火战至黎明的太阳上升，我团两个营的兵力把青山日军两翼包围。十多支号角一齐哒哒啦——哒——吹起冲锋号，一举击败青山上来攻之日军，歼敌百余名，活俘日军大佐1名（右腿受伤），小钢炮1门，驴马3匹，以及步机枪弹药等，凯歌返回浏阳。

    我团在青山之役伤亡士兵30多人，排长3员，第七连连长张得胜阵亡，机枪第二连连长罗朝江（黄埔十四期）阵亡。那时我奉命被调机二连任上尉连长，在浏阳经整顿后继续向日军追击，不断地向占领区敌阵地袭击，摸哨。

    四、抗战胜利的欢声

    我团驻在浏阳，那天有军部文工团京剧团来慰问演戏，是夜我们与战士兄弟们一排排地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在观台上武打。正看得出神，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得震耳，又是戏台上咣咣咚咚的锣鼓打得起劲，大街上在欢呼大喊：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在观戏的全体官兵自动地一起肃立了起来，高兴地跳！蹦！戏台上演员们也跟着热烈地欢呼！

    一星期度过，我师奉命开往南浔线，驻军永修、涂家埠、周坊村一线整训待命，并接收日军武器、驴马等物。

    柳健锋：用图囊捉到一个日本兵

    1939年，我所在的部队一九七师在湖北通山阳新一带抗击日军。我在该师一一四〇团九连任排长。

    11月下旬，日军向我阵地进攻，我团各部奉令增援。拂晓从江西武陵船滩出发，翻九宫山赶到阳新龙港以南的指定地点，时近黄昏。

    我排奉命接替一一三七团的一个排哨，交防的排长戴征章（在这次战役阵亡）是我军校同学。他已将班哨撤回，等我接防后，马上归建。虽然很久未见，但因情况紧张，时间仓促，也只能略事寒暄。他简单交代一下当面敌情和周围状况，就匆匆带队走了。

    我就带领一个班至前方布置班哨，其余两个班在排哨位置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前一切准备。班哨距排哨在1000米左右，地形很好，令其游击复哨，派搜兵至前方搜索，并加强工事。部署完毕后，鉴于右翼无友军，为了熟悉地形和选择班哨撤退路线，我带着班哨的副班长和传令兵章用龙，从右边小路返回排哨。冬天的山区，黑夜来得特别早，不到7点钟，天已黑尽，又无月亮，能见度很低。我们只是辨别方向在走。翻上一个小山岗时，我嘱他们设置标志，便一个人转向山岗下走去。当来到山鞍时，见不远处有个半截黑影，蹲下来仔细看，是一个人抱枪坐在地上打盹。我以为是戴排撤离时掉队的士兵，就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并轻声叫：“喂，起来！”当我的手接触到他的衣服时，不是布而是呢的感觉，而且手指上碰上一块金属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对，断定是个日本兵，急忙向背后扯我的手枪。因我的手枪没有枪套，是用一根带子，一头拴在枪把的铁环上，一头拴在枪口的准星下，斜背在背后。殊知手枪带子与雨笠袋、米袋等绞在一起，连扯几下，没有将枪扯过来。这时，日本兵已惊醒，骤然起立。我即用双手捧起挂在左腋下的图囊，对准他叫“不准动”。日本兵起立后，持枪立正。两人面对面，更看清了他的领章和肩章，确是日本兵无疑。在这一刹那，我顺手给了他一耳光，并将他的枪夺到自己手中，日本兵仍然未动。我正准备后退端平枪要押走时，副班长和传令兵赶来，一看是日本兵，不用吩咐，两人将日本兵的手反剪过来，我急解下绑腿，将他捆起，并用毛巾塞在他口中。日本兵才知道情况不对，几次挣扎，也无济于事了。顺顺当当将他押走。到排哨后，即接到班哨报告：“阵地右前方有日军集结。”遂将俘虏送交上级，投入战斗。

    被俘的日军，是在我阵地右前方集结的部队中先到达的一个队，等待集中时所设的游动哨。他们从九江调来，连日行军作战十分疲劳。在游动侦察后，认为无情况，坐下来休息，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因为事情发生突然，从我拍他肩膀，到他被捆绑，仅是一瞬间；同时，我知道他是敌人，他并不知道我是他的敌人，还认为是他的长官。放哨睡觉，违犯军纪，心理上产生惧怕，再又是睡梦将醒，神志不清。所以他产生错觉，立正站好，接受处分。清醒过来时，已成为俘虏，挣扎也无用了。

    柳健锋：中国人不可辱，敢与敌同归于尽

    洞庭湖南面有座青山，与君山遥遥相对，是南宋杨幺的根据地。分为上、中、下青山，长约30余华里，宽的地方约3华里，最窄的地方仅半华里。山上居民约百户，半耕半渔。这里四面环水，到了冬季，枯水时期，也仅有一条小路由芦林潭通往该地。其东是营田，西面是畎口（传说杨幺被杀处），地处当时我军防守洞庭西岸的阵地上，位置极为重要。其前沿阵地，守军一九七师曾以一个加强营（并附工兵一个排）的兵力驻守，筑有防御工事；又因无炮火和军舰支援，另筑有核心阵地。如在敌人强行登陆的情况下，可退守核心阵地待援。

    1941年夏末，日军第二次向长沙大举进攻，在强渡新墙河的同时，利用黑夜，用军舰和汽艇将青山团团包围。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几次登陆，均被守军击退。我军乘坐木船增援，又被日舰阻止。激战一天，守军伤亡很重，无法补充人员，只得紧缩防线，退守核心阵地。敌人登陆后，猛攻我核心阵地。我西岸守军，一无远射程大炮，二无军舰汽艇，在这水天一色面前，只听青山枪炮声激烈，而无法支援。相持到第三天，电讯中断，枪声沉寂，全营壮烈牺牲，无一生还。

    敌人进攻长沙受挫，开始溃退，也正值水退之时，我军反攻。当收复该地时，全山一片瓦砾，到处是禽畜毛发和尸体，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我军战士和被杀害的群众尸体，也随处可见。山上居民，幸存者无几。青壮年男子多被杀害，妇女被奸，甚至集体奸污，骇人听闻。由于敌人的暴行，致使该山到冬季时发生了瘟疫天花，无一幸免。

    从幸存者的口中，得知不少我军民与敌斗争可歌可泣之事。有的被俘不屈，至死不降。有的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有守军十余名战士，在阵地被突破后，都身绑手榴弹，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中有一事，我印象最深，就是敌人在消灭我抵抗力量的第二天，即集合全山居民，要老乡带路，去清除地雷。老乡都说不知道。正在恼怒之际，就有一个小伙子出来说道：“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其他的老乡不知其用意，口上不敢讲，但心里都非常恨他，用恼怒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理睬，仍说“我知道”。敌人很高兴，派了一个班的鬼子同他一块儿去。他一看，就又说：“人少了，地雷很多。”并用手指着说：“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很多地方都有。”于是敌人又加派了一个班，一共20多人。他将敌人带到雷区后，就在雷区狂跑乱奔，触起地雷连续爆炸，与20余鬼子同归于尽。这时，老乡们才知道他的用意。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不可侮的气概，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惜乎年代长久，我已将这位英雄烈士的姓名忘记了。他的事迹，可与“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将满载日本兵的军车开入黄浦江的汽车司机的英勇行为相媲美。

    柳健锋：用捕鱼的滚钩活捉了日本兵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占领了我洞庭湖南面的青山阵地作为据点，用主力部队在飞机军舰汽艇的掩护下，向芦林潭、斗米嘴阵地进攻，以压倒一面的优势，强行登陆。企图打通湘江，供其运输作战物资，保证适时补给。

    芦林潭位于资水入湘江的北岸，水涨时，面积仅百余平方米。斗米嘴位于芦林潭对岸，左依靠资水，右靠湘江。两地均扼两水之口而进入洞庭湖，位置极为重要。芦林潭四面皆水，我军处于水上劣势，虽失而复得此地数次，但终为敌人占领。斗米嘴是堤院，院内是稻田，稻子已割，田内蓄水，敌人无法行动。居民房屋均建筑在堤院上。敌人强行登陆后，即遇到我军有力的抵抗（当时，我任中尉排长，在该地作战），与敌人展开逐步争夺。上级为了确保湘江适时调来火炮十余门，这样使敌人军舰汽艇失去威力。因在屋内争夺，敌人飞机也失去目标，致使敌人无法前进，双方在斗米嘴各据一半，成胶着状态。

    敌人无法打通湘江，就以兵力向我芦林潭以西至畎口阵地攻击，寻求突破，企图绕至我军背后。

    洞庭湖西岸的湖面，都是过去人口围屋被水冲毁的堤院，堤埂纵横，深浅不一，限制了敌人的军舰和汽艇行动。水面又无掩蔽，敌人很难靠近阵地，唯一顾虑，就是敌人利用黑夜涉水攻击。阵地前面一片汪洋，除布有水雷外，无法设置障碍。水雷目标太大，敌人很容易排除。为了确保阵地安全，我们利用渔民捕鱼的滚钩，密布阵地前几百米的水域。此钩只要有一钩钩住，其他各钩都来钩，越动钩就越多，并钩得越深，钩上有倒钩，只要钩住了，拔出来就要连皮带肉鲜血直淋。

    我军防守西岸的是一九七师一个团，并配有战防炮。日寇进攻时，因不知其地形，军舰炮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但我军防卫甚严，无法得逞。到了第三天，他以为已侦知我方火力配备，集中十余艘军舰和汽艇向我畎口以东阵地进攻，以优势的火力，想靠拢我阵地。孰知在这阵地几百米处，军舰汽艇几只触着堤埂搁浅。我战防炮以猛烈火力射击，当即击中，一艘起火，二艘击伤，只得开足马力，向后退移。被击中的一艘机器失灵，无法移动，只有弃舰而逃。此一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几日来不敢窥视。但其仍不死心，有天利用黑夜分乘汽艇和木船，准备涉水偷袭。当敌人一下水，即被滚钩钩住多人，无法挣脱。在我猛烈的火力下，又无地形掩护，下水的敌人多被击毙，后面的敌人也不敢下水，只得掉转船头，弃尸逃走。到了第二天天亮时，岸上的守军，发现几百米外的水中，还有一个日本兵在水中弯着腰站着不动，知是被滚钩钩住。当即驾船收钩，将他活捉。只见他手上、腿上、臂部、腰间都挂满滚钩，鲜血淋淋。从此，敌人再不敢接近我军阵地，仅军舰在远处游弋，乱发射炮弹而已。始终无法打通湘江。

    任树蔚：崔魁义盘肠血战

    1941年，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抗击进犯湘北之日寇盘踞新墙河（现湖南岳阳县境内）之强敌。会战频繁，形成拉锯。这年秋天，新墙河以南各县以及湖湘首府长沙近郊远畿，农民在兵荒马乱中冒死耕耘的稻子一片黄熟丰稔时，日寇铁蹄南犯。

    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汨罗县全境置于炮火之中，鸡飞狗走，人群逃生，没有人想到团聚过节、赏月言欢的民族传统习俗。日寇东路扑长沙之敌，从青山铺、竹山铺（长沙县境内）以一骑兵队向西强攻土地坳，图谋贯穿会合东西。水旱两路南侵之寇，从高家场火车站南逼长沙，形成东、中、西三路吞噬长沙之势。土地坳南北两架大山对峙雄踞，崇山峻岭，为东西十分险要的咽喉，中间一狭长通道，卡在逶迤大山之间，难攻难守，军事战役地理价值极大。距我家不远，远近居民十室九空，都进入这深山密林，紫蓬棘封的岩穴中“躲兵”、“过节”，目击战火，死里求生。

    当时担负土地坳阻击日骑兵队重担的是“中央军”（老百姓对当时抗日军队的统称）九十二师（“莱阳”部队）二七四团。他们从长沙沿挖毁的铁路急行军北驰，抢占土地坳制高山地。先锋尖刀连一连人从桥驿（现桥头驿火车站）、杨桥（现杨桥火车站）往西北方向，一路狂奔直抵土地坳山麓，沿路官兵边跑边扔掉身上的长筒布米袋、篾制大斗笠，以及水缸手巾一类物资，轻身猛进，身上只剩下枪刀弹药，拼命抢山。时间的宝贵、形势的紧张，使匍匐困顿在深山中的“难民”，人人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个个心里忐忑不安：身在战场里，忧心胜败事。山坳那面日寇铁骑也在不要命地争先制高。但他们没有想到我先锋连比他们快了半个多钟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高速，抢上了一架居高临下、扼喉锁卡的山峺上，紧紧地控制了这块得天独厚“一夫当关”的祖国领土，摆开了阵势，惩罚骄横不可一世的鬼子。连长骑的一匹黑马飞似的奔驰在南北两翼和中心主站地之间，扬起久晴造成的一线浓浓的尘土。日骑兵队长驱直入，在复杂的地形中竟然没有觉察我连的严阵以待，呼拉拉地全部进入了“口袋”，后续大队人马还拖在相距20公里的铜盆寺一带。一霎时，我连“七九”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的密集炮火一齐猛烈地向敌阵倾泻，怒吼的子弹手榴弹几乎无所遗漏地全在敌人、战马身上开了花。敌骑晕头转向，乱作一团，一大片一大片人马饮弹，横尸遍野，伤亡惨重。但这时剩下70多骑的日军仍然不退，踩着自己的死尸死马，疯狂扑向我中心阵地。我左右两翼向敌背心上包抄，“围箍”很小，残敌继续倒下。但在全歼全胜即将到来的时刻，由于黑马的目标大，我连连长肚腹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滚下马来。他迅即解下脚上的绑腿布兜扎伤口，把肠子“纳”了进去，又一跃上马继续指挥杀敌，又打倒了一些敌人，他自己也再次中弹落马，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一排长翻身上马自动指挥，敌残兵败将腹背挨打，不到两个小时，敌骑兵近300人，全数覆灭，无一生还。我先锋连牺牲了连长、两个班长、20多个战士。我后续大军登山布阵，敌大部未敢继续向这里进兵而后退了。

    为了庆贺“中央军”打日本鬼子的出奇制胜的大胜仗，当地老百姓从深山中回到家里，前线部队在高家坊一带驻防，老百姓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踊跃输将，以“保、甲”集中给部队送猪、送酒、送米、送菜，腾房子扎营，如鱼水相亲。安葬了阵亡官兵，连长安埋在汨罗县高家坊镇六丰村沙坪里后面青山之麓，当地人民为他修砌了一个讲究的石墓，石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崔魁义（这位英雄连长的英名）连长之墓”的字样。他是湖北省某地人，爱人也是湖北人。战后学校复课，当地元贤高级小学300多师生由校长任理带领（我当时读小学六年级），到崔连长墓前致哀，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连长的爱人也参加了追悼会。她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两天两夜，十分悲痛感人。事后她把丈夫的尸骨运回去了。

    这一仗，很是轰动，当时《湖南日报》头版通直大标题“庆祝湘北大捷——日骑兵队在长湘间全军覆没”，刊登了战胜的消息。九十二师梁师长升了副军长，副师长艾叆升了师长，在高家坊驻军，部队番号改“沙河”（高家坊镇原名沙家站）。

    陈燕宾[2]：转战湘东，忍冻受饿

    1944年端午节，我们突然接到突围命令。初六夜晚，全师与“坟墓”梓木洞[3]告别，从东南下山，向浏阳方面前进。一路上边打边行，到达高垱（又名高阳镇）、文家市一带已是5月中旬。这时田里的稻子还没有硬实，正是农家最难度过的青黄不接季节。由于几次的“长沙会战”，湘东一带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所到之处，皆呈现着村无完室、路有饿殍的凄怆景象。湘赣边界山区的幸存者们，也都面呈菜色，瘦骨嶙峋，在饥饿时疫中挣扎。

    由于补给线被敌人切断，我们朱、何二师[4]的给养只得依靠当地解决。而这里的百姓大都无粮无盐，长期以来全凭瓜果野菜度命，又哪来的粮食供我们这一万多张嘴[5]消耗？而我们所有的米袋都空瘪了，只好捆着肚子叹气。林子里天天都在饿死人，我们这支军队可以说已身临绝境。因此，师部召集了连长级别以上的人参加会议，决定向殷实户借粮。

    苏连长[6]从师部回来，立即召集我们十几个所谓“精干”分子，讨论“借粮”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寻找殷实户的夹墙、地窖子、红薯窖等藏粮。规定找到粮食就打条子给他们，好抵交粮课。[7]谁是殷实之家呢？这只有当地人知道。我们遂在夜里秘密地找到贫苦挨饿的农户商量，说明找到粮食分给他们一份。夜里行动时把带路的农民“武装”起来，他们也就不怕被人认出了。这办法虽然也起到一点效果，但收获不大，一升半斗的杂粮豆种哪能解决问题！后来有一个饥民妇女告诉我们说，张家冲有好多仓齐米，还有盐巴，问我们敢不敢去？据她说张家是本地的大富户，有人在五十八军[8]做官，冲里建有几个碉堡，住着保家卫队五六十人，都有枪，还有两架机关枪，县政府都不敢惹他。我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不能放过机会。连长就命令各排派一个班，带上村里愿去的青年男女，入夜出发，前往张家冲“借粮”。可是我们还在半路上，张家冲的枪声就响了，胆小的村民就悄悄溜回去，胆大的仍跟着我们前行。我们来到张家冲口，枪声已稀疏下来，可是被四八六团的挡住。原来他们已捷足先登，开来一连人，带上团输送连前来“借粮”，张家卫队竟敢顽抗，被他们用火力赶到后山上的一个大碉堡里，包围起来。同时在冲口戒严，让输送连开仓搬运粮食。都是本师，当然好商量。我们进入张家大院时，里面火把通明，几口仓门被打开，输送兵们在忙着装运，四八六团的士兵们不许我们插足。张家户大屋多，我们在另处屋子里找到几桶齐米和几十包盐巴，这一下可发大“财”啊！盐巴两块大洋一斤还见不到，这里却囤着几千斤。我们当然也效仿四八六团，立刻布上警戒，也不许别部来分肥。没想到我们正在装运，师部军需处的军需官却带着特务连来了，说是要由师部统一调配，接管了所有米和盐。我们已经运出的十几担米和盐，那位军需官说要扣我们一个月的给养。跟我们来的那十几位男女青年共得了三箩米和一脸盆盐，个个喜笑颜开地称庆得救。我们师也因得到张家的粮盐补充才免于饿垮。而张家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当然不肯罢休，后来借地方名义向重庆告了我们一状，说我们师“匪敌不如”。结果是军委会训令申饬长官部，长官部训令申饬一六二师了事。

    这年初冬，我们师奉令开到安仁县境的山口铺一带驻防整顿，师直属的搜索、工兵、防毒等三个连全部补充到各团。我们搜索连补充到四八五团二营，改为第五连。几天后二营移驻安仁县城以南十多里处的黑狗山一线，控制通往耒阳、永兴的公路。敌人为打通这条运输线，调来第二十七师团向我们进攻。二营前沿阵地被突破，将兵力收缩到黑狗山427高地[9]一带，凭借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经过反复拼杀，黑狗山阵地陷入敌手，四连的一座无名山头和五连山嘴阵地全被敌人突破。作为营阵地的427主峰和以南的几座山头就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于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将炮拖上了山，向我们阵地昼夜轰击，白天夜晚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连前面的一座小山包成了争夺目标。白天敌占了去，夜里我们又夺回来。几次抢夺，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从一个被击毙的鬼子身上取下战刀和他的图囊、手表等物。从他的笔记本上得知这支敌人是今年11月11日从河北唐山调出的，3月在武汉整编，5月到岳阳，6月加入“新墙河—长沙‘圣战’”。一枚椭圆形图章刻着“奥山”两字。他有战刀、图囊、铜壳军用表等物资，可能是个小队长之流的军官。

    从敌人开始进攻起，我们就一直没下过阵地。其中最紧张的阶段七天七夜未曾合眼。在阵地上，吃饭是个大问题，炊事兵被打死了几个，白天送不上来，只好饿到晚上胡乱哽些冷饭填填肚子，开水喝不上一口，全靠夜里派人到山涧里弄点冷水来解渴。一个多月没有下山，身上虱子成堆，皮带孔、子弹带缝隙都成了虱子窝。加上十一月（阴历）天气霜浓露凝，草木枯焦，而我们还是单衣短裤。在太阳底下日子倒还好过，夜里却冷得发抖。阵地上又不能烘火，只得蜷着身子熬忍着严霜的侵袭，盼望着太阳早点出来。可是出山的太阳却对我们不利，因为敌人在我们东边山上，早晨迎着太阳看不清目标，只好挨打，等到傍晚才揍还鬼子。疲劳也在侵袭我们，只有在枪声的间隙里稍事充下瞌睡。尽管我们已疲倦到了顶点，但监视哨一报警，每个人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饥寒困倦随之化为乌有。

    经过几十次的争夺战，双方终于成了对峙局面。敌人在黑狗山和以南的两座山头上修筑了掩体工事固守，我们营也采取了轮休办法，只留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余撤下山来。这年腊月，天降大雪，特别寒冷。村子里可以烤火，而阵地上的同志却仍然单衣短裤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敌人。427高地每夜都要放一个监视哨，到半山去监视黑狗山敌人的动静。这天夜里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换岗的同志从雪坡上爬到哨位去换柯福生的岗，由于雪大，埋没一切，找不到人，轻唤也无应声，后来才发现柯福生同志被雪埋在散兵坑里，身披棉被，目视前方，短枪屹立雪中，可是已无声无息地为守土抗战站完了最后一班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427高地的哨位上冻死的不只柯福生同志一人，因为我已负伤，转院江西泰和，1945年春出院后被编入一五〇师四五〇团，所以对后来冻死在阵地上的同志们也就无从知其姓名了。

    范有庆：常德桃源杀敌八百

    1941年，我由贵州独山中央军校四分校十八期八总队中校队长，转调湖南浏阳国民党一〇〇军干训班中校队长。全军在驻地整训补充，军长施中诚，副军长唐冠英。所辖三个师，即六十三师赵锡田部，一九一师唐伯寅部，七十五师朱惠荣部（全师在江西临川征兵），于同年约10月某日，奉国民党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急电，限该军率所属六十三师、十九师限皓日到达常德地区歼灭南逃之敌。作战前我调到军参谋处，军及直属部队轻装出发。军长施中诚以身作则，当时正值梅雨季节，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全军士气旺盛，战斗作风顽强。

    军部及六十三师到达常德后，即与日寇接触，激战约三个小时，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当时由于地形及河湾所限，采取分割作战，使敌人由分散到集中包围而歼灭之。据俘敌供认，属于三十六师团一〇二联队（即全部湖沼水鬼兵）。原来敌人以一部分正面作战外，以一部分在常德西门拆店铺门板搭桥南逃。军部得知情报后，迅命六十三师的三七六团顽强追击于桃源县境，并以十九师两个团从左翼牵制尾追桃源境内望自山，与敌人展开激战。战线是月牙形，交通崎岖极为不便。我军官兵涉水渡河、登悬崖与敌人决一死战，将敌人一〇二联队牵制包围于狭长地带。敌人顽强抵抗，军长施中诚、师长赵锡田亲临前线，于拂晓下总攻令，敌人大部夺路南逃。军部命十九师尾追残敌外，派一部清扫战场，日寇遗尸800余具，生俘及来不及运走者200余人（尉、少佐、士兵等），收缴日寇山炮1门、迫击炮8门、重机枪三十节式及轻机枪10余挺、战刀10把、步枪300余支，弹药及军需物资甚多。我方伤亡校尉级共20余人、士兵250余人。战后，军长施中诚令所收缴战利品运原驻地展览，以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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