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海涅说过：“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被庄子引入了文学道路，文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大批大批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因成七律二首：
逍遥齐物葆天真，喜见蒙庄有后身。呼马呼牛随世态，无功无己做神人。千秋帝业今何在？一代天骄早化尘！唯此布衣贫叟健，悠悠文脉久传薪。
神华千古仰文宗，士有庄周后世风。耻做牺牛衣绣锦，不蕲泽雉入雕笼；自崖返矣君行远，以道观之吾志同。死而不亡仁者寿，绝尘超轶耸鳌峰。
一
魏晋南北期，就形势之混乱、人心之芜杂、世路之艰难来看，都和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有些相似。而其时，读书士子对庄子之青睐与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甚至绝后的程度。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魏晋时期，“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但是，当时有些玄学家、清谈家，不过是侈谈玄理、徒逞舌辩，并未能真正悟解庄子之道，而抉其神髓，窥其堂奥。倒是以文采与异行著称于世的魏晋之际的嵇康，神追心慕，身体力行，庶几近之。
说起这位嵇康来，人们会记起这样两件事：
“竹林七贤”之一山巨源，由选曹郎升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出于关怀与器重，郑重地举荐了他的朋友嵇康填充空出来的位置。不料，嵇康却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严加拒绝，并宣告与他断交，语意决绝，词锋犀利，借明心志。信中，嵇康详尽地说明了自己不愿做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主要是着眼于生活习惯、个性癖好方面：一是好睡懒觉，“卧喜晚起”，不堪差役呼唤；二是性喜“抱琴行吟”、钓鱼射鸟，不惯吏卒守候身旁；三是不堪正襟危坐，揖拜上官，又兼身上长满虱子，“把搔无已”，身着官服极为不便；四是“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堪公文酬答；五是不堪“降心顺俗”，吊死送丧；六是不喜与俗人共处，厌烦“宾客盈座，鸣声聒耳”；七是不堪官事烦劳，“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而“甚不可者”，则属于价值取向、天性秉赋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贯否定商汤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这些儒家崇奉的精神偶像，这是正统、礼教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信中说他，“纵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就更加放纵而毫无拘束了。上进求荣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愿做官的情怀，倒是与日俱增。就好像飞禽、野鹿，小的时候进行驯养，容易服从约制；待到长大以后，你再把它束缚起来，那就必然急遽四顾，横踢乱蹦，即使给它戴上黄金打制的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会愈加想望高大的树木，怀念丰茂的野草。
尽管信中申明，他不愿出仕，纯粹是为了脱略世事，借以养性全身，而并非自鸣清高，更不是与新朝有什么过不去；但由于其情绪愤激、语言尖刻，多处有所冲犯，最后还是为此得罪了当政的司马氏集团。显然，这封通信，无异于一篇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难怪“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
另一件事，是司马氏的亲信钟会，久慕嵇康之名，有意与他结交，这天，“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当时，嵇康正在和友人向秀在树荫下抡锤锻铁，对钟会的到来，完全不加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自觉无趣，于是，悻悻地起身，准备离开。可是，这时候，嵇康却发问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没好气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了深深的仇隙。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嵇康对于庄子，有特殊的尊崇与喜爱。《晋书》本传中，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他自己也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猗欤庄老，栖迟永年”。晋人好言老庄，但将这两位道家始祖相提并论，实始于此。作为“正始诗人”的杰出代表，嵇康存世的五十三首诗中，引证、化用、阐释《庄子》中的词句、意蕴，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思想形成与人格建构方面，嵇康从庄子身上汲取了深厚的资源。可以说，庄子是嵇康的人生导师，嵇康则是庄子思想的积极阐扬者与忠实践行者；而且，他在接受与阐发过程中，也“把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他的游心太玄，他的求之于形骸之内，求意足，已经不是空无，不是梦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是一种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注：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史载：当嵇康听说好友向秀将为《庄子》作注时，颇不以为然，他担心向秀只作章句学问，而丢弃庄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因说：“此书讵（岂）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应该说，历代文人中，真正能够理解并积极践行庄子的人生观，遵行其傲然独立的人格，皈依其养性全真、顺时应命、任顺自然的思想，对其人格风范、精神境界予以极高评价的，当以嵇康为最。嵇康接受了庄子的“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的人生准则，心之所适，意之所安，行之所由，与庄子的逍遥游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和庄子同样，不做“牺牛”，善用“减法”，又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情怀和批判精神，都属于那类“热肠冷眼”的游世主义者。
庄子以相对主义的齐物思想，抛弃对名位、荣利的眷恋，化解对是非、好恶、生死、穷达的执着；嵇康则以“意趣疏远，心性放达”自遣，奉行“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的养性原则。庄子视富贵荣华、功名利禄如敝屣；嵇康亦甘愿“方外荣华”，“游心于寂寞”。庄子主张“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嵇康则奉行“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做人准则。庄子以先王为刍狗，嵇康则“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庄子认为：“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注：《在宥》。）；嵇康也说：“至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甚至在亲自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劳动者一员方面，二人也完全相像。庄子家贫，靠编织草鞋为生；嵇康本传中说：“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挥锤打铁）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
但是，嵇康学习庄子，终究还不到家。志在养性全身，最后却以言行愤激，得罪当局，死得很惨，终年还不足四十岁，如同一颗瞬息消逝的陨星，在穿越大气层的剧烈磨擦中，刹那间放射出夺目的光焰，上演了一出短暂而惨烈的人生悲剧。时人孙登于惋惜之余，说了一句确切的评语：“君（指嵇康）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当然，嵇康毕竟还深得蒙庄之真髓，而且，从自己的人生惨境中，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训。他在受戮之前，曾有一篇写给儿子的《家诫》，嘱咐他做人要谨慎小心，免遭不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摘引了两条：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告密的嫌疑。（原文：“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原文：“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前一条说，宦情险恶，宜多加防备，这使人想起庄子在《人间世》篇所讲的做臣子的难处和“言语风波”的困扰；后一条说，不要参与争议、辩论，这使人想到《齐物论》篇中的“辩无胜”，“论而不议，议而不辩”。可见，庄子的思想、精神已经深入到嵇康的骨髓之中。
二
嵇康，还有阮籍，这些竹林名士，在传播与弘扬庄子思想方面，起到了桥梁与纽带作用；由于他们都师承庄子，本人都是著名的诗人，文章做得出色，因而对于后来的文士，其影响相对就更深远一些。为此，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说：“归自然，得自然……授自然，与陶潜‘复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实为先驱。”
陶潜字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儒、道两家的影响，而尤以道家的影响为深。他比庄子整整晚生了六百年，但其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抉择，却是远承这位诗人哲学家。
陶潜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曾做过太守；他出生后，家道中落。由于幼年深受儒学濡染，所以，青年时代，在仕途中也曾怀抱“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但很快就发现官场政治黑暗，完全与本性乖异，于是辞职隐居；后经叔父推介，出任彭泽县令。到职八十一天，赶上浔阳郡督邮下来巡察，下属提醒他应该穿上官服，“束带迎之”，他极端反感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即赋《归去来兮辞》，挂冠而去，从此终身归隐。他从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到四十一岁辞官，为时十三年，所以，《归田园居》诗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句。
从这里说的“误入尘网中”和《归去来兮辞》中写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看得出他对于以前一段仕宦生涯的追悔。而脱离仕途之后的心理感受，则是“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真正解脱了“心为形役”的困境，回归田园，重返丘山，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陶潜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在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使灵魂逍遥在没有空间与时间之限的自然中这方面，和庄子极端相似。庄子说过，水泽里的野雉走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可是，也决不祈求被豢养在樊笼里。而陶潜则是跳出樊笼，重返自然。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时期，人们对庄子自然之道的理解，陶潜胜出一筹。确是如此。法天贵真，张扬个性，陶潜对于大自然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在他现存的一百二十余首诗歌和十几篇散文、辞赋里，欣赏自然、颂赞自然、享受自然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了陶潜诗文的骨架与灵魂中枢。在大自然中劳作，在大自然中饮酒，在大自然中会友，在大自然中啸傲，他从大自然那里汲取了无穷的乐趣，心无一累，万象俱空。诸如，“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句子，随处可见。
当然，同欢娱、开朗的心境形成鲜明的对比，陶潜的物质生活却是困难与凄苦的。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这样一个孤高倨傲的生命个体相依相伴的，竟然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悲情与苦况。从他辞官归里到告别人世，二十二年间，绝大部分都是挣扎在饥寒贫困的边缘。遇到丰收年景，可以“酌春酒，摘园蔬”，聊免饥寒之累；而当灾荒年月，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有句云：“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这种困顿生涯，在诗中有全面的反映：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诗的前面有个小序，略云：“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中五六两句，较为生僻，稍作解释：“惄如”，饥饿难熬的样子。“九饭”，一个月只吃九顿饭。典出《说苑》：“子思居卫，贫甚，三旬而九食。”下句说，盛暑时还穿着讨厌的冬装。
另有一首诗，标题就叫“乞食”，开头四句是：“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此情此景，竟然发生在一个世界级的大诗人身上。确实如作者所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南史》本传记载，陶潜“躬耕自食”，“偃卧瘠馁有日矣”，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前往探问，劝他出仕，不要“自苦如此”；而他却以“志不及也”作答。临走时，檀道济馈以粱肉，也被他挥手谢绝了。看得出来，陶潜的归隐，既出于向往自然的本性，更有逃逸人世，明哲保身的考虑。他的饥寒交迫的困境和远离官场，避之唯恐不远的心态，完全与庄子相一致。
与庄子极为相似的，还有他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去世前，他写了《挽歌诗》三首，从入殓、出殡写到下葬：表现出精神上的旷达与超脱：“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为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其中第三首尤其精彩，诗情与哲理结合，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情怀和安详的心态，读来亲切感人。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潜与庄子，表现在饮酒方面，有明显的差异。陶潜嗜酒如命，贪杯成性，据徐志摩在《结算陶渊明的一笔酒账》中统计，陶诗中有酒的句子多达四十六处，酒字占三十二个，其他觞、醉、斟、壶、饮、酌、杯、酣、酤等字不下四十个，加上酒字，共七十多个。诗中有酒的句子，约占全部句子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写到死后也没有忘记饮酒，《挽歌》之二云：“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说从前没有酒喝，现在酒菜摆在面前，喝不到嘴里了。《庄子》一书中提到酒的也有十几处，《齐物论》中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达生》篇有“醉酒全生”之说—醉酒的人摔下车子，虽伤而不致死；《渔父》篇有“饮酒则欢乐”和“饮酒以乐，不选其具”；《列御寇》中说，“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看得出来，庄子对酒还是有兴致的，起码是不厌恶、不反感；但他却绝不贪杯嗜饮。之所以如是，当是出于养性贵生的考虑；当然，也可能是条件所限，由于家贫，像颜回那样，“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
古代文人嗜酒者，堪与陶潜比并的，当以李白为最。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太白有诗皆咏酒，渊明无酒不吟诗”。
三
李白的思想比较驳杂，儒道的教义与游侠之风，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一方面要做帝王的辅弼，一方面又喜爱栖隐山林，逍遥任性，入世与出世两种矛盾困扰着他的一生。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庄（周）、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李）白始。”当然，就其实质来说，李白的清逸气脉、潇洒风神，超尘拔俗、崇尚自由、落拓不羁、傲睨一切的气质，主要还是脱胎于庄子；这在后期，表现得尤其显著。
《侯鲭录》载：
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
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诗仙的神韵，真实地刻画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注：杜甫诗句。），痛饮狂歌，飞扬无忌。
这种“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的天性，和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加上残酷的现实又无情地粉碎了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就成了生活乐章的主旋律；而庄子笔下的那只抟摇直上、横绝宇宙的大鹏鸟的形象，就通过这位“谪仙人”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有人统计，李白诗歌中引用《庄子》中的典故多达七十多处；他在《大鹏赋》中，以“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领起全篇，然后，挥洒夸张、恣肆的笔墨，展现大鹏凭陵昆仑，“上摩苍苍，下覆漫漫”，“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溟涨沸渭，岩峦纷披”的雄强、健伟的形象，以诗赋形式，重现了庄子《逍遥游》篇的意境与风采。
解读李白的诗，最令我们震撼的是他的丰富、奇幻的想象力。那“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的司马将军，那“坐令鼻息吹虹霓”的斗鸡儿，那“犹能簸却沧溟水”的大鹏鸟，那“大如席”的燕山雪花，那“三千丈”的缘愁白发，哪个形象不让人心神震撼，牢记终生；哪个超拔的想象，奇肆的夸张，不让人联想到《庄子》的海样襟怀，如椽巨笔！
你看诗人笔下的黄河与华山：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这种气魄，这种豪情，就诗文来说，除了《庄子》，真不容易找到堪资匹敌的。在表现手法上，正如清人方东树所说：“大约太白诗与庄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型。”至于在蕴涵、意境、格调方面，李诗、庄文相通相似之处，更是随地可见。诸如：
李白诗中反映生死观的：“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注：《拟古十二首》之九。）
写自由精神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注：《赠孟浩然》。）
描绘超然心境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注：《山中问答》。）；“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注：《忆东山》之二。）
反映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闲适生活的：“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注：《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特别是展现自然观的《日出入行》：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诬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中心是说，日出日没，四时更迭，都是自然规律，而人是不能也不应违背与变改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因而必须委顺与适应自然精神，同自然融为一体（同科），否则，就是悖逆天道，违反自然规律。遗憾的是，世上“逆道违天，矫枉实多”的蠢事，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尽管李白也有“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的向往，但他的精神境界，毕竟与庄子的超然物外、脱略世情不尽相同。经邦济世、一展长才的鸿图伟志，令他割不断同战乱中的国家、人民的缕缕心丝，时时刻刻，还不忘“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吐气扬眉，激昂青云”（注：《与韩荆州书》。）；结果呢？却是“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亏得借助于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他能寄情于诗酒风流、锦山绣水，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以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泄，这样，他便再次陷入无边无际的烦恼，悲吟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了。
作为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四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
诵读《庄子·秋水》篇中的名句，我蓦地想起了苏轼，想起了“韩潮苏海”这句成语。
是的，无论就其才华、学识、气度，还是从诗文的气势磅礴、波澜壮阔来说，苏长公确实称得上这个“海”字。
苏轼的思想，同李白相似，也是儒、释、道杂糅的。如若统观他的功业，基本上归于儒学的影响；而他的艺术成就，包括诗词、文赋、书画、茶、酒、棋、琴各个方面，则颇得力于道家的庄子。说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中国历代读书士子身上，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难怪鲁迅先生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这，一方面说明了庄子的超乎寻常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揭橥一条文艺传承的规律：在中华大地上，凡是才气纵横的艺术天才，必然结契于庄子。正如一切建功立业的政治家，必然深受孔孟思想的甄陶一样。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就非常喜欢庄子，在给友人信中说过：“某龆齿好道，倾心《庄子》”；而且有深刻的领悟：“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注：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不过，在走上仕途之后，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也曾同绝大多数读书士子一样，志在社稷，功名心切。其词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曾多次上书皇帝，希望“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其中有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弗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然哉！”对于“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之说，也曾表示过怀疑。
但是，尔后一连串的政治蹉跌，使他这个迁客、谪人，逐渐悟解了世路人生，一步步改弦更张，同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因为反对“新法”，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三十四岁。后来流离转徙，陆续到了密州、徐州、湖州；直到“乌台诗案”发生，被捕入狱；一番折磨过后，又被贬谪到黄州，先后到过汝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五十八岁那年，又横遭贬谪，到了岭南的惠州，三年后再度遭贬，谪居荒远的海南岛的儋州。经过三十年间这十二个“州”的折磨、颠簸，终于投入了庄周的怀抱。
多舛的人生，颠踬的仕途，耗损了他的生命，摧折了他的健康；如果说有所获取的话，那便是诗文的特大丰收。如同他所概括的：“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对庄学的领悟和把握。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后一项，他的诗文绝对不会有如此的丰神，如此的机锋，如此的超拔，如此的透辟。进而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庄子》的领悟，恐怕很难设想，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贬谪岁月。生命都不能正常地维持，又何谈创作的丰盈！
正因得益于庄子的“逍遥”、“齐物”之论，寻找到了精神的伊甸园、灾难的逋逃薮，苏轼的精神世界才能那么超拔、洒脱，心境才能那么旷远、达观。且听他的吟咏—这是写于以罪人身份编管黄州期间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途中遇雨了，没带雨具，同行皆很狼狈，唯有他从容不迫。他从中悟解到了有关人生的哲理。
还有一首《临江仙》词，也是写于黄州谪所，其下阕云：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身非我有”，出自《庄子·知北游》。苏轼痛恨自己不能掌握“此身”的命运，整天为功名利禄而奔走劳神，亟须以庄子思想为依托，获得心身自由。而回归“江海”自然，正是他此时的真实心境。
他还有一首纯用家常俚语写的词，题目就叫“无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
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一是说，解愁还不算达观，因为毕竟有愁要解。只有像庄子说的，忘情物我，游于自然，做到无愁要解，才称上乘；二是说，按“齐物”之说，人间本无物我之分，因而也就谈不上放情物外。
他在颍州期间，曾写过一首七古，开头四句是：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这里阐扬的是庄子的思想。《齐物论》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在黄州期间，他也曾引用《齐物论》的观点，批评战国时宋玉的《风赋》：“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他在散文《宝绘堂记》中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这些深邃的思想、超拔的见解，都源自庄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还有记游散文《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根源在于“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这里所说的“物内”、“物外”，同样也源于《庄子》。
综览苏轼诗文，脱胎于《庄子》的清言胜义，可说是比比皆是。诚如宋·邵博所言：“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注：《邵氏闻见后录》。）当代学者陶白统计：《苏轼诗集》所引《庄子》中典故、词汇，约有三千六百余处，足见其所受影响之大、陶冶之深。
五
从公元前286年伟大的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庄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伟大的文学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诞生，中间整整隔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时间长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两端，分别矗立着两座辉映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两座摩天灯塔—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分别以其哲学名著《南华经》和文学名著《红楼梦》，卓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为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伟大作家，曹雪芹距今不过二百多年，他生前的活动范围，也只有南京、北京两个地方；可是，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却十分稀少，甚至连生卒年都存在着争议，这倒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十分相像。而且，从已知的有限记载中得知，他的身世、出处、平生阅历，也和庄子大体上类似——
他同样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少年时节，家族遭遇政治剧变，从而繁华梦断，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由从前的“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时代宠儿，一变而为社会弃儿，终身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寒、困窘的生活。据友人所记：所居房舍，“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看来，《红楼梦》中所写“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当属完全写实。
他与庄子一样，都参加体力劳动：庄子是靠编织草鞋维持生活，曹雪芹则是以扎绘风筝赚取收入；庄子熟悉并能亲自操作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等工艺生产；曹雪芹除擅长扎绘风筝外，还是金石、编织、织补、印染、雕刻、烹调与脱胎漆器等工艺美术方面的行家里手。
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着相近的个人气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曹雪芹对于庄子其人其文极度倾慕，还借助以“槛外人”和“畸人”自命的妙玉之口说：“文是庄子的好。”曹雪芹中年时节，当时任吏部侍郎并主持皇家画苑的著名画家董邦达，曾热诚聘请他到皇家画苑任职，但被他一口回绝了。他和庄子一样，都厌弃官场，绝意仕进，始终与权势者保持着严格的距离，不做“牺牛”，不肯“以身殉物”、“心为物役”。
他们都是旧的传统礼教的叛逆者，反对儒家的仁义教条，厌弃“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观念，批判专制，警惕“异化”。要之，他们都是物质生活匮乏而精神极度富有的旷世奇才。
他们的思想都与现实社会环境极不协调，甚至尖锐对立；他们的言行举止，超越凡俗，脱离固有的社会价值、伦理观念的框范，而不为世人所认同与理解。这样，处世就不免孤独，而作品更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悲凉感。
鲁迅先生针对生民处于水火之境的艰难时世，说过一句痛彻骨髓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接上又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曹雪芹和庄子都生活在社会危机严重、理想和现实完全对立、“艰于呼吸视听”的浊世，根本无路可走。这样，他们两人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梦境。一个是文人写梦的始祖，一个是织梦、述梦、写梦的集大成者。前者托出一个“蝴蝶梦”，将现实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梦境之中；后者奉献一部“红楼梦”，把诗化情感、悲剧体验、泣血生涯合盘托出，在卑鄙、龌龊的现实世界之上，搭建起一个最凄清、最干净、最美妙的理想境界，编织一场再清醒不过的人生幻梦，藉此安顿自己痛苦的灵魂，消解心中的块垒。而两部传世杰作，归根结蒂，又都是作者的“谬悠说”、“荒唐言”、“辛酸泪”。诚如《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所言：“《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应是引用《庄子》中典故、成语、词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顺手拈来，触笔成妙，看着觉得眼熟，结果一翻，竟然分别出自内篇（《人间世》、《大宗师》）、外篇（《胠箧》、《秋水》、《山木》）和杂篇（《盗跖》、《列御寇》），令人惊叹作者学识的渊博。《红楼梦》中众多人物都喜欢《庄子》，特别是宝玉、黛玉这两位主人公，对于这部哲学经典，已经烂熟于心，能够随口道出，恰当地用来表述人生境界、处世态度、思想观念、生活情趣。当然，作者称引《庄子》，绝非矜富炫博，装潢门面，而是为了彰显他的价值观、倾向性与人生态度。
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争取和捍卫人的自由的思想家。高扬自由意志，追求个性解放，可说是《庄子》的一条红线，也是庄子思想影响后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曹雪芹，则把自由的思想意志奉为金科玉律，当做终身信条，他正是通过贾宝玉这一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来集中阐扬这种精神蕴涵的。宝玉的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放纵不羁、自由任性的个性特征，以及他所赞赏的“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赤子般的精神境界，显然，其间都有庄子思想的影子。当他听到黛玉“感花伤己，哭了几声”，遂想：唯有“逃大造，出尘网，始可解释这段悲伤”。这“逃大造，出尘网”，虽然不即等同于《庄子》的逍遥游世，但在反叛世俗、离弃传统方面，有其共通之处。还有，宝玉曾多次谈到死亡，他说：“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这也让人联想到庄子关于死亡的那番旷达、超迈的话语。
人们耳熟能详的《好了歌》及其注解，还有那句至为警策的话：“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骨子里所反映的“万物齐一”、“悬崖撒手”，一切都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的观念，不也正是庄子的人生观及其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写照吗？
至于这两部天才杰作的叙述策略与话语方式，也同样有其相似之点：一个隐喻为“假语村言”，“荒唐、无稽之辞”；一个则明确地讲，“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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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先生认为，“庄子的兴趣并不在于去探究或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只是为了要突出地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即“人的本体”。嵇、陶、李、苏、曹五位大文豪，分别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与晚期，前后绵延一千五百年，他们所受庄子的影响，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接受“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即“人的本体”。而这种天才人物之间的吸收与接纳，递嬗与传承，必然作用于内在，并且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
当然，师承也好，赓续也好，只能具有相对性。天才不会重复，更没有可能“如法炮制”。庄子，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就是说，庄子在世间已经成了绝版—从他辞世那天起，原版就毁掉了，永远也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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