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热浪蒸腾，死后却阒然沉寂；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在他没后两千多年，远比他在世时风光得多，喧闹得多。后世的学人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贬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誉之者更是为数极多，注《庄》、解《庄》、论《庄》者，代不乏人。他们不仅从哲学的层面上解读《庄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择、客观事物解析、价值取向探究方面，渗透着异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响着一声声沉重的悲慨与叹息；特别是在文学与美学方面，更是热衷于分析、判断，赏识庄子的才情，接受《庄子》的影响。正所谓：“名理孕异梦，秀句绣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注：清·龚自珍诗。）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还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先秦诸子中，最早关注《庄子》一书的，是晚于庄子约半个世纪的赵国的思想家荀子，他对庄子曾有所论列。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引述《庄子》的内容比较多。经当代学者刘笑敢考证，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至少有十四篇曾被它们引用过，占42%；如果按五十二篇计算，就是说加上已佚的十九篇，那么，被引用的假定还有六到八篇，总数达二十至二十二篇，看来，数量是相当大的。

    汉初，贾谊最早在文赋中化用庄子的思想；淮南王刘安除自著《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外，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同样对于《庄子》作了大量征引；特别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还为庄子写了传记，并加以概括而较为全面的评论。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汉代比较重视落实，讲究“强本节用”，着眼于政治化、实用性，这样一来，相对于“道”来说，把“术”就看得更重了。这从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即可见其大概：它所强调的是“务为治”，是“立俗施事”，是“其为术也”。当时，“黄老治术”也好，“独尊儒术”也好，最后都落脚在“术”上，而以“道”为旨归的《庄子》，显然是不甚合乎时宜的。

    特别是，“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汉代初叶再生出来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站在儒家学说的法庭之前，遭受审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的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注：翦伯赞：《中国史纲·秦汉史》。）。在这种崇儒术、黜百家，其他文化思想遭到箝制的情况下，庄子之学受到冷落，对于它的研究处于沉寂状态，是势所必至的。

    迨至魏晋南北朝，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伴随着玄学的勃兴，呈现出学者群起解《庄》、注《庄》的热潮。就中以郭象的《庄子注》，对后世影响最大。此前已有向秀、崔譔、司马彪的注，据《世说新语》记载，同时注《庄》的还有几十家，可见当日“大畅玄风”之浩荡声势。当然，解《庄》、注《庄》的着眼点并不一致，多是借托以为己用，或为弘儒，或为当时士大夫的社会生活张本，成为“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注：闻一多语。）。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有“《庄》、《老》、《周易》，总谓‘三玄’”之说，并且把后出的《庄子》列为“三玄”之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庄子道脉、文脉的服膺者、传承者，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的纵情遂性，以及后来的陶潜的复返自然，“二谢（谢灵运、谢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艺术张扬，通过冲决儒家礼法的枷锁，弘扬了自由精神，滋育了任放不羁的“魏晋风度”，开启了尔后千余年的清新、飘逸的诗性品格与艺术风范。

    唐朝开国之后，伴随着老子登上教主“太上老君”的宝座，道家继起者而且集其大成的庄子也备受重视。天宝元年，玄宗皇帝下诏赐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其书为《南华真经》，《庄子》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并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当时，皇帝还下诏改离狐县为南华县（今属山东省菏泽市）。

    洎乎宋代，庄子研究呈现新的高潮，许多知名学者投入到这项活动中来，写出大量学术专著。这和朝廷对于庄子的特殊眷顾与带头倡导，也有直接关系。宋代皇帝大多崇尚道教，真宗曾诏令校定摹刻《庄子释文》；徽宗还晋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并诏令太学置《庄子》博士。政治权力的介入，固然有利于扩展庄子的影响，但对于其学说的研究、发展，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有的学者从学术发展史上分析，认为处于三教争衡的背景之下，道家与道教结合的趋势日渐突出；后来道家思想又被引入禅宗，对佛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儒学复兴，理学昌盛，更促进了庄学与儒学的结合，一些理学家在阐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纳了老庄的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庄子的影响以及对于庄学的研讨，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较少，而侧重于认识论、人生观、精神境界和文学艺术，于这些方面着力较多。

    明代以来，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道解庄、以文解庄，众流齐汇，使庄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代庄学史家方勇指出，明代越到后来，越是表现为心学、佛禅与老庄思想的合流，晚明时期一大批著名文人学士，既承祧王阳明心学宗旨，以获得心性的解放，同时又十分崇尚老庄思想，借此来表达其超然适性的人生态度和素朴求真的美学思想，这对庄学的复兴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于嘉靖、万历年间，注庄、释庄、论庄成为风气所尚这一现象，当代学者罗宗强认为：“明代后期是一个在思想潮流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狂禅与纵欲，在一部分士人中相当流行。对于庄子的爱好，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出现的”。他们“借着对于庄子思想的解释，加以引申，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袁小修的《导庄》，袁宏道的《广庄》，和后于他们的王夫之的《庄子通》等等。这一类著作，往往带有更多的解者个人色彩”。

    清代的《庄子》研究，由宋明学人的重义理、重心性转而为重训诂、重校勘。影响较大的，前有林云铭的《庄子因》，后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方勇先生认为，“清代的庄子学肇始于明遗民，多为借阐释《庄子》以抒发其遗民胸臆。自康熙中后期到乾隆时期，庄子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庄子》考据之学便异军突起”；到了清末，庄子学“在义理、艺术阐释和考据方面，都有高水平的著作问世，其中不少著作还自觉引进了近代的思想和学理，从而成为民国时期新庄子学的先声”。所谓“新庄子学”，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在《庄子》阐释上，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思维、新方法的主动引进和积极利用，这为庄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与广阔前景。

    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庄学研究十分活跃，硕果累累；而在当代，庄子的研究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态势。当代学者姚曼波指出：“庄子提出并试图解决的，是人类生存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人类的精神生存，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人性的保全，以及人类灵性智慧的开拓、精神潜能的开发。其哲学视野的广阔与思辨的深刻，使他的精神本体论显得博大精深，在人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如何防止异化、确立本真的自我，建立以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内心世界的关系，在在都可以从庄子思想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部庄学发展史表明，自秦汉以迄近现代，庄子的思想、精神，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举凡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读书士子的人格心理、心性修炼、道路抉择、文化生成等各个方面，无不显现其硕大的身姿，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侯外庐先生有言：“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来看，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

    作为开创性的哲学家、反传统的思想家和天才型的文学家，庄子的学术价值、精神风貌与艺术贡献，他的直观、辩证的思维方式，追求人格独立、身心自由的精神，以及“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奇文异采，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从方勇先生的《庄子学史》中可以看出，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其人其书的批评、研究，迄未中断。由于立足点、出发点不同—有的站在崇儒卫圣的立场上；有的着眼于教民励俗、世道人心方面；有的从社会发展进步或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批判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也各有差异，大别之，可分为哲学角度（学术观点，如相对主义、虚无思想），政治角度（社会发展、科学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观角度（价值取向、人生道路、处世态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各极其致：有的以儒解庄，有的以释解庄，有的以道解庄，有的以程朱之理通庄子之意；有的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有的以时文（科举时代应试之文）方法，有的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有的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庄子批评、研究的“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独特现象。这种情况，不要说在先秦诸子中为仅见；即便是在整个中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庄子在世时，就曾受到好友惠施的指责。惠施是以现实的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庄子的学问，说它大而无用，不切实际。几十年之后，又遭到荀子及其弟子韩非的批评。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斥之为“滑稽乱俗”；他还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韩非则在其著作中，不点名地批评庄子：“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天下之惑术也”。

    到了汉代，扬雄以十分激烈的笔触，诋庄子“罔君臣之义”，“荡而不法”。西晋葛洪则承袭惠子的观点，指斥庄子学说不切实际，没有实用价值，就像宝剑缝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属做的船不能凌波航海一样。而在东晋时期，就连以“真率萧闲”、“高古超妙”著称的书圣王羲之，也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虚想，认为庄子的一死生、齐彭殇，是虚诞与妄作。王坦之则进一步发扬扬雄的见解，著《废庄论》，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指斥“其言诡譎，其义恢诞”，“坏名教，颓风俗”，“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唐代的李磎接着又写了《广废庄论》，批判庄子对仁义、礼乐的否定，说他“诡圣败法”，“理自乖舛”。

    宋代两个对立的学派—崇尚性理的理学和主张事功的永熹学派之间，分歧很大，但是对于庄子，都抱持批评态度。理学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哲学为准绳，批评庄子的自然主义人生哲学，以及精神修养方法、人生取向、处世态度。理学的宗师程颐态度较为决绝，据说他曾宣称一生不读《庄子》。不过也未必，因为他曾说过：“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还说：“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如果他对《庄子》真的未曾寓目，怎么会得出上述结论？朱熹对于庄子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吸收庄子的学说，赞赏其奇才卓见；一方面又对其中大量观点，抨击得不遗余力，甚至认为庄周是孔子最厌恶的“乡愿”的同类，“贼德之尤”者；还说：“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稍晚于朱熹的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说庄子“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其罪“大于诸子”；所堪虑者，是“庄周之书，祸大而长存”。南宋末年的黄震，认为《庄子》乃“乱世之书”，这原是说得不错的；但他竟然主张“一火焚之”，就未免过激了。

    明初庄学研究，包括对庄子的批评，以“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为主导。方勇教授在《庄子学史》中有专章论述。我们从中得知，正是宋濂，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庄子说成是一个“狂者”；他还说：“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人伦败坏），卒掊（终于击破）人之家国，不亦悲夫！”而他的学生、同样被推尊为大儒名宿的方孝孺则批评庄子，“其辞浩浩乎若无穷，于道邈乎未有闻”，不足以明道也。而翰林学士薛瑄的观点则是：“老庄虽翻腾道理，愚弄一世，奇诡万变，不可模拟，卒归于自私，与释氏同”；“老子、庄子不述前圣之言，自为新奇之说，所以为异端也”，尤“不可多诵”，“不可深溺”。

    清代乾嘉之际的经学家洪亮吉，则侧重于治术。他说：“老、庄、文、列四子，实三代以后治术、学术兴替分合一大关键。老子、文子上承黄帝，开西汉之治者也；庄子、列子则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者也。唐玄宗时升老、庄、文、列四子之书为经，而无所区别，此开元、天宝治乱之所以分也。”

    民国时期，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哲学观点与思维方式，对庄子的批判包括各方面的评论也更具特色。这里开列出影响颇钜的三大家：

    胡适先生对于庄子有所肯定，比如在名学方面，说“是与非是”，相反相成，“含有一个真理”；但批判却是多方位、多侧面的，而且也特别严苛。一方面说，“庄子的学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十分玄妙神秘之处，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另方面，对于庄子的“命定论”、出世思想，又看作“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他还指出，庄子一派奉行的是“怀疑主义”：在庄子看来，“一切关于是非真伪的辩论，都是不必要的和无效的”，从而“否定了辩论的价值，否定了一切逻辑的区别，更动摇了知识的地位”。特别是认为“庄子等古代圣贤”，阻碍了“中国人向外探求、改造自然和社会，增进人类工艺和物质进步”；庄子本人也被封为“守旧党的祖师”。对此，当时有人就予以批驳，说胡先生“未免拿西洋大礼服，披在老庄的身上，总觉得有些不合体”。

    鲁迅先生在许多方面，吸收、借鉴了《庄子》中的精华，但也有所批判，主要集中在庄子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不死不活的入节妙法”，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方面。

    郭沫若先生认为，庄子的“处世哲学结果是一套滑头主义”；“人生只是一场梦”，“把人生说得一钱不值”，也始于庄子。

    同这些着眼于学术、心性、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后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包括《庄子》的精华部分，也一律粗暴地加以“横扫”。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初，关锋从政治需要、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庄子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他首先下了定论：庄子“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然后，从哲学体系、哲学思想、哲学观点上判断：一、“是一个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其特征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二、“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三、“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四、“庄子的唯心主义，是最坏的唯心主义”；最后指出：“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被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堕落。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这样来毒化人类的”。通过这样全盘否定、无情批判，庄子其人其书的一切价值，就都被这个“笔杆子”一笔勾消了。

    当然，我们反对对庄子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一概都应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看他为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哪些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有益的东西，又有哪些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而他却没有做的事情。

    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学说一样，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也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当代学者汪国栋认为，庄子对于权威和知识的认识存有片面性。由于他仇恨反动统治，他对曾经被利用的包括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圣智与知识，也一概加以怀疑、否定与反对，主张回复原始状态。他对于社会意识的作用也有片面的认识。他反对任何约束，否定社会意识的作用，认为礼乐、仁义都是多余的，如同骈拇、枝指一样。其实，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性和社会意识。再者，庄子在黑暗政治之下，认识当时行事之艰难，交往的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如何对待上，庄子偏向逃避一面，这应该说是消极的。对于历代中国文人人格的塑造，崇古意识与游世避祸心理，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庄子强调对功利的超越，认为“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反对“以人灭天”，主张一切顺应自然，不对自然进行人为的加工，批判人类粗暴地征服、控制、掠夺大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此而主张绝对的安命无为，反对对大自然进行任何改变，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一种偏颇。从对人生的悲叹转到对自然的屈服，从过分强调客观必然性，转到对所谓天道的盲目崇拜，从而绝对否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后倒向了宿命论，这也是不可取的。

    庄子出于对血腥、黑暗的当时社会的批判与憎恶，发出对远古“至德之世”的向往和重返人的自然本性的呼唤，这自有他的道理；但不应因此而慕古怀旧，认为“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注：《马蹄》。）最为合理，进而得出“文明原罪”的结论，把问题的产生全部记在文明的账上。文明制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其根本宗旨是建设一个有秩序的人类群体，推进社会的进步；至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偏差，甚至产生“异化”，成为一种破坏力量，这并非文明本身的过错。

    庄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为得着什么。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的（地）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笔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荅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末，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注：陈鼓应语。）否定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政治改良的种种努力，对人生、世事抱持悲观、虚无态度，这也是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

    至于庄子的这种消极悲观情绪、虚无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当代学者刘笑敢有过深入、中肯的剖析：他说：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社会发生重大动荡变革的紧要关头，许多思想单纯的人都毫不踌躇地投入了一种社会潮流，或不知不觉地跟随着一种潮流走了下去，而少数深刻的思想家却因看到的更多、想到的更远而感到进退维谷，踌躇不前。庄子的消极悲观就有似于这种情况，他比别人更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必然性，更深刻地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更懂得自己及自己所从属的社会力量是无法根本扭转混乱的社会现实的；他也比别人更清醒地认识到每一种行动、每一种愿望都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他感到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感到有所为不如无所为，有所求不如无所求，然而他又比别人更强烈地渴望精神的独立自由，这就造成了他思想上深刻的矛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说，人类是完全能够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人的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是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然而这一切在庄子的时代却是不可能的，“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注：恩格斯：《致裴·拉萨尔》。），所以庄子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庄子思想中的矛盾是历史的悲剧性冲突的反映。庄子之所以消极悲观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敏锐地看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确解决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思想深刻的人似乎比一般的人更容易犯错误的悲剧结局。

    三

    庄子的悲哀，不在于遭受到后世多方面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关注；批评只要准确，而且具有足够的深度，那它对于学说的传播与发展是绝对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的批评，失之于期望过高、要求过苛，甚至不着边际，毫无道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眼明的读者自会慎思、明辨，决定弃取。也正是为此吧，所以，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才说，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

    鲁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论断：“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文人或者学人，“一瞑之后，言行两亡”；而“无聊之徒”出于“沽名获利”的目的，“谬托知己，是非蜂起”，确是堪叹亦堪悲的。

    曹雪芹为《红楼梦》自题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天才人物总要为他们的超越时代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庄子的悲哀，也正在于他的著作“解味”者不多，未能得到世人充分的、足够的理解，以至于长时期地遭到冷落，无人问津；后来的情况是，出于不同需要、不同考虑，被扭曲，被肢解，被利用，被改造。

    似乎他在生前就已经预见到自己学说的命运了。我们当能记得那句令人感慨生哀的话：“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注：《齐物论》。）对此，成玄英“疏”解为：“且世万年而一逢大圣”，“如此解人，甚为希遇”。

    当代学者张京华指出，庄子思想的精髓，既不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也不是养生哲学的社会观，而是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庄子是以抽象思辨的本体论，而非具体某种政治主张，来实现他对宇宙万物的根据和原则的探求的。庄子代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成就。道家的巅峰不是老子，而是庄子。庄子不仅继承了老子，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老子。庄子在诸子百家中的理论地位最高，而其实际境遇最差。庄子之于后世，先是被冷落，一直到两汉，寂寞达数百年；尔后，便是被借用，被改造。

    实际上，这种“被改造”的情况，从庄子“一瞑之后”甚至在世时就已经在他的后学中间开始了。按照刘笑敢的分析、判断，庄子后学可分为述庄派、无君派与黄老派。除述学派以继承、阐发庄子思想为宗旨外，无君派与黄老派对于庄子思想都曾有重要改造，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这在学术发展史上，也是无可奈何且又十分常见、十分正常的现象。

    到了汉代，太史公可说是庄子的异代伯乐，正是依凭他的史笔，后人才得知战国中后期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旷世奇才；然而，即便是知己如太史公者，他对庄子也还存在着认识不足甚至偏颇的缺陷。台湾学者王邦雄指出：

    “庄学”的厄运，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把庄子当作“老学”的生命智慧向申、韩政治权术转变的过渡人物，《庄子》是道与法之间的转关，从而造成了学术的误解，对后代的“庄学”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梁启超说，《史记》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是最得真相之见。于是，江瑔在《读子卮言》中，便认定由老转向申、韩，庄子是其中的关键。

    看得出来，司马迁评价庄子，还只是着眼于政治实践方面，“本归于老子之言”和诋孔子、剽剥儒墨，而对庄子在抽象思辨上超越儒墨方面的价值和水平，则关注得不够，像集中反映庄子发展观、矛盾观的《齐物论》，涉及道的本根的《大宗师》，体现庄子哲学精髓、崇尚精神自由的《逍遥游》这些至关重要的篇章之所以未能列出，恐怕也和这种取向有直接关系。

    晋人郭象，乃大有功于《庄子》者，他在文本的阐释与传播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劳绩；但他在解《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加杂进大量个人的私货，以致有人调侃说：“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耳！”正是由于他所秉持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观点，因而对于《庄子》的诠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比如，庄子对于现存社会、伦理、政治、人伦秩序等等，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他却从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解析，做出“名教即自然”的论证。还有，如果传世的《庄子》版本确是经他手定的，把五十二篇减为三十三篇，剩下的十九篇尽皆毁弃，那么，这究竟是功呢，还是罪呢？反正从此以后，人们就再也见不到《庄子》一书的原貌了。

    看到儒家援庄以弘儒，释家便“照单请客”，也拉拽着庄子去证佛，或者以佛解《庄》，将庄子梳妆打扮成释迦牟尼的同道。那种情景，正如宋人黄郛所说的：“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释家引之以证释。千歧百出，淆乱是非，豪夺巧偷，莫知所可。”

    在这个问题上，魏晋唐宋各朝的道家后继人、阐释者，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人不是把功夫下在对庄子学说的体悟上，而是如朱熹所讽刺的，他们“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

    这种情况，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建”的命运。对于有价值的但已经破损的古代建筑，有些人出于愚昧无知，有的则是以“发展经济，带动旅游”为名，按照现代的标准、规格进行改造翻修，名曰重建，实是破坏，所谓“建设”中的破坏，为害尤甚。历史上的庄子，也曾遭遇到类似的命运。

    当然，后果最严重的还是庄子及其学说被道教的绑架与利用。一个崇尚自然本性、贵虚尚静、淡泊无为的伟大哲人，竟然和那些画符念咒、烧丹炼汞、白日飞升、周旋于斋醮祭坛的方士搅合在一起，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就连他在唐代被道教推崇者封为“南华真人”，宋元之际又被封为“南华老仙”，如果地下有知，他也会挺身而出、毅然反抗的—活着他不愿做献祭的牺牛，死了又岂肯成为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有其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因素。客观上，当时道教的盛行与发展，需要借助一种理论支撑，一个“道”字把道家与道教联结在一起；就主观上分析，则和对于《庄子》本文、庄子思想的曲解、误读有直接关联。本来，庄子的道属于境界形态，并非实有，因而不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而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只在于破除我执、防止人性的“异化”；即使他在一些篇章中提到神人、真人，也只是用以体现一种精神生命境界，绝对不含宗教的色彩。诚然，庄子确曾设想“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寰宇遨游；应该说，这是文学天才的超凡想象力的产物，是形象描述、艺术构思，哪里会真正想望着展翅飞天，腾云驾雾！可是，后世的道士们，却以此作为服食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炼的依据，把它演化为长生不死、得道飞升的神仙法术，背离庄子的思想何啻十万八千里。

    郭沫若先生针对超然物外的庄子思想竟为鄙俗的方士之流所窃夺、利用的悲剧现象，曾发出如下的感慨：庄子“也在防盗，他来一套大法宝‘磅礴万物以为一’，这不仅是‘藏天下于天下’，简直是藏宇宙于宇宙了。然而依然给他盗了”；“他理想的恬淡无为，也被盗窃了成为二千多年来的统治阶层的武器。上级统治者用以御下，使天下人消灭了悲愤抗命的雄心；下级统治者用以自卫，使自己收到了持盈保泰的实惠”。

    当然，这种悲剧现象，也不只发生在庄子身上，老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即以儒学的一代宗师孔老夫子来说，他同样也未能逃出这尴尬的命运，而且更加凄惨。活着的时候，四出弘道、求售，“累累若丧家之狗”；死后，两千五百年间，一直被当成历史的傀儡，或工具，或器具，或玩具，或道具，被绑架，被利用，被肢解，被扭曲，何曾得到过片刻安宁！随之，他的命运也变幻无常，时而被捧上神坛，时而又被踩在脚下，时而被圣化，时而被丑化，时而当“王者师”，时而成“落水狗”，像一个面团那样，被揉来揉去、捏来捏去，“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注：鲁迅语。），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把玩于股掌之上。岂不悲哉！

    四

    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精神已经溶入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民间信仰、文化爱好之中，形成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学者杨义谈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同样，今天我们在还原庄子思想、形象时，也不应忽视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积淀。

    我几次深入鲁西南、豫东、皖北三个地域的一些县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那里的有关庄子的民间文化积存十分丰厚。史志记载、口头传承、说唱艺术、图画故事等，形式多种多样；特别是大量民间传说故事，蕴涵了这位古代哲人对自然的思索，对社会的审视，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等丰富的内涵。此前，山东省东明县从大量口头传说故事中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庄子遗闻轶事，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涵盖六个方面：关于庄子姓氏名号来历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漆园为吏和游历列国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隐居南华、著书授徒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升仙求道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墓、庄子观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相关物品及与当地风俗相关的传说故事。

    在安徽省蒙城县，我曾亲自听到一个“庄子求道，还家度妻”的民间传说故事；联系到京剧《大劈棺》和黄梅戏《劈棺惊梦》，发现它们的情节大同而小异——

    庄周得道之后，路遇一个新寡的少妇在丈夫坟前用力扇扇子，以便及早土干，尔后改嫁，他受到了很大刺激，遂回家试探妻子田氏。他在家中，伪装病死，封棺入殓；又幻化成楚王孙，携一家僮来家款叙。田氏接谈之后，对王孙顿生爱慕之情，决定委身于他。洞房合卺之夜，王孙忽患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挥斧劈棺，意欲挖取亡夫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自杀，庄周乃弃家出走。

    说不清楚，戏曲中所述与明末文人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何者为源，何者为流。关于冯氏这篇话本小说，台湾学者金荣华做过考证，它脱胎于明代无名氏的话本小说集《啖蔗》中的《叩盆记》。当然，总的源头还是在民间说书人那里。这使人想到南宋诗人陆游的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还有清代温州诗人郭钟岳的《瓯江竹枝词》：

    呼邻结伴去烧香，迎面高台对夕阳，锦绣一丛齐坐听，盲词村鼓唱娘娘。

    有名的“中郎”蔡邕也好，没有留下芳名的“娘娘”也好，即便是再响当当、亮光光的“权威人物”，一当退出人生舞台，也会完全丧失其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最终难免落得被后人随心所欲地恣意编排、涂红抹黑，遭曲解、被误解、受肢解的可悲下场；至于成为说书人的口头故事，在普通民众中世代流传，或者演绎成作家的话本小说和舞台戏曲，更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关于庄子的传说，其传播渠道也正是这样。这里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道教的渗透力和深远影响，使具有民间特色的研究方向趋于世俗化、宗教化、地域化，导致庄子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与变形。

    在河南省民权县的顺河乡青莲寺村，自发形成的纪念庄子的庙会，据说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据《唐会要·尊崇道德》篇记载，唐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十二日，唐玄宗追赐庄子为“南华真人”，其所著书被崇奉为《南华真经》。蒙泽村人为祭拜庄子，建寺一座，取名“青莲寺”，蒙泽村也改名为青莲村。

    山东省东明县庄寨村，以庄子后人身份，成立了宗亲会。这里自古就流传着“二月祭生、八月祭死”的习俗—每年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传说为庄子的生日和忌日），前来祭拜庄子的民众络绎不绝；直到现在，每逢这两天，河南、山东、黑龙江三省八县区三十多个村的庄氏家族代表，都齐集庄子观前，叩头祭拜“庄老爷”（对庄子的昵称）。即使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庄子观前也香火不断。在重修庄子观时，各地许多宗亲捐资献款。应该说，这种信仰的形成，来之匪易，是世世代代心理积淀的结果，绝非靠着行政指令或者金钱买动所能达致的。被神化了的庄子，在当地人心目中，成了降福消灾的神明，读书士子求他保佑高科得中，行商坐贾向他祈祷生意兴隆，种田人拜求五谷丰登，患病者叩乞消灾祛病。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就有“庄子酒楼”、“庄周山木行”；民国年间建有“大宗师讲学堂”、“秋水浴池”等。

    东明、民权、蒙城等地，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分别举办了几届庄子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和庄氏宗亲会成员代表应邀出席。这些县区都分别成立了民间庄子研究会，组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许多中学教师、方志编者、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参与进来。他们把文本研究和方志整理、地下文物发掘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整理出关于庄子的大量民间传说，编辑、撰写、出版多种学术著作、论文集，还有一些书画作品；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地方志中的庄子、古代诗词中的庄子、民众心目中的庄子，等等；发掘出不少埋入地下的明清以来纪念庄子的碑碣文物；整修与新建了一些庄子观以及博物馆、纪念堂等。

    这一切表明，这位平民思想家在后世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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