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农村也有文化人，他们了解和适应外界的事物比较快，在文革小组开展的全国夺权运动中，一点也没有落后，各级政府被文革委员会取代形同虚设的时候，我们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召开群众社员大会开始夺权，在文革主任带领下，揪出了三代赤农、根正苗红的支部书记刘翰德进行批斗，并发动群众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由于支书平时比较公正，群众也摄于当时干部的威望，没有人出来揭发，无奈之下文革主任叫上一个曾经对支书颇为不满的人来检举他的“滔天罪行”。
这个兄弟叫狗子，在红卫兵的推拉下上了主席台，环顾一周见下面鸦雀无声，千百双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也不敢胡言乱语，想了想就说：“支书这个当权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平时他对偷鸡摸狗的人整的一点不留情，队里偷懒的人被他骂的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孤老太太生病，他亲自带着赤脚医生（当时每个大队设置的医务人员，因为不脱产就这样称呼）去帮她治病；还有他经常看望贫下中农……
文革主任一听苗头不对，揭发罪行变成了表扬大会了，分明在为支部书记邀功请赏有意开脱嘛，看样子要对这些人来个杀一儆百，立马带头高呼口号：“打倒保皇派！”
“打倒保皇派！打倒保皇派！”文革委的喽喽们呼着口号，上前把他揪了下来，关到了大队部。
接下来，当权派还是照样被打倒，狗子是保皇派，同样被吊起来严刑拷打，文革委的喽喽和红卫兵们发明了一种折磨人的方法，就是把树叶上的毛毛虫从狗子赤裸的身体上拖过，所到之处就是一条被毒刺刺伤的红肿的杠杠，狗子倒也视死如归，除了被打时发出的声嘶力竭痛苦的嚎叫声外，就是唱起革命样板戏中的李玉和受刑痛斥鸠山的那段唱腔，这还了得！把文革战士比拟成小鬼子，自己倒成了革命英雄！等待他的是更多的折磨和摧残，以致后来没有姑娘敢嫁给他！最终沦落成奸淫少女的恶棍，那是后话。
当时我爹罗金宝也在大队部，以勤快、诚实而为文革欣赏拉拢过来，眼见无辜被折磨的这些人，敢怒不敢言，只有背后给那些被点名准备批斗的人通风报信；几次下来抓不到人，知道出了“内奸”，一查知道是父亲，被安上一个“叛徒”的罪名，遣送回家，还给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记得母亲当时愤愤不平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是墙头上的草，风吹两头倒，不是党员才好呢！”
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此饶过父亲，天天敲锣打鼓往我家送批斗大字报，大字报到了，要毕恭毕敬去接，并贴到堂屋，母亲被折腾的埋怨了父亲几句，父亲也一头恼火自嘲：“正好没纸擦屁股了。”这下好了，红卫兵更不依不饶送的欢了！所幸的是父亲威望高，人缘好，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那时，“地、富、反、坏、右”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破坏分子及右派的简称；村里墙壁上刷上的标语最常见的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更有甚者：歪曲诽谤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漫画，过分夸张地画了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像一个可以吃人的怪兽，以致小时候我看到长有鹰钩鼻的人就胆战心惊，惊恐万状！
地主富农被批斗的时候，常见的是胸前挂个牌牌，上面写着大名，大名上面加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叉，游街示众。
为了加深教育程度，“不忘阶级仇，牢记阶级苦”，在学校还开展了“忆苦思甜”讲演，把旧社会的苦说出来，对比现在的甜，做一个生动活泼的教育。
记得我上小学时候，请来讲演的是父亲朋友的爸爸，旧社会是地主家里的长工，按照当时教科书里的说法和地主富农是苦大仇深，是备受压迫剥削的穷人，当他被请到讲台上却一脸的茫然，竟不知道从何说起！
校长就鼓励带启发地对他说：“老人家，你就把你在地主家吃的什么、做的什么、地主平时对你们怎样、你们又是怎样对待地主的，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就是了。”
这位爷爷是个老实人，被校长一说就有了话题，就根据自己的思维和经历，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从小没有了父母，吃饭没有灶，拉屎没有窖（窖：农村对茅坑的一种称呼），九岁就到我们村地主家放牛，长大就在他家种地，没有他我肯定饿死了，所以我帮他干活不偷懒，和我一起做长工的另外一个人不凭良心，老是和东家作对，说什么：‘菜在你家橱里，力气在咱皮里！’没有菜就磨洋工；地主为此总是把好吃的让给我俩吃，他自己的小孩只能等我们吃了才准上桌，就像现在家里请匠人干活一样对我……”
校长看他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在做长工说得是一种享受了，他哪里知道农村的小地主就是这么对长工，就是因为节俭才能够买田置地。可是，这些话虽然是事实，但不能实讲；要歪曲事实，让一个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老农来说，也没有这个水平！今天可弄巧成拙了，没有办法就打断了他的话，向全体师生宣布：“下面就请贫苦老大爷说说其他故事吧。”
于是，爷爷搜肠刮肚努力回忆，零零落落讲起了道听途说的《封神演义》的姜太公……
那个文革被整的狗子娶不到老婆，正常的生理需要骚动着他，平时他有些小勤快，晚上没事抓青蛙，逮黄鳝什么的，邻居看到眼馋，让自己姑娘去跟他逮青蛙喂鸭子，结果被他软硬兼施给奸淫了，女孩胆小也好奇，慢慢就和他把肚子弄大了；父母发觉后，拿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毫无办法，只有以咒骂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怒气，他却充耳不闻还拿腔拿调用京腔唱起：“谁教你，要你女儿跟我去抓青蛙啊-啊-啊——”。
光杆一条，无赖一个，能拿他有啥办法？大队副支书的闺女不是被一个有夫之妇搞大了肚子，副支书除了刷了他几个耳光和摔掉他家几把热水瓶外，不也是草草了之吗？
那个年代，贞操在农村看的并不那么重要，物质生活可以远远凌驾于家庭、感情、贞操之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那个做忆苦思甜报告的老爷爷提起的，一块做长工的那个人，就是幸运儿，土改的时候，分得了地主少爷的新婚洞房，可伶了地主少爷，蜜月没有度过就被赶了出来，而少奶奶舍不得这些嫁妆财产，选择了留下改嫁长工，大势所趋，少爷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剥夺了一切，只有忍声吞气，苟且偷生。
“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们村也来过解放军“支左”宣传队。那时农村批判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的“牛、鬼、蛇、神”，在我们这里山区农村，没有地主，只有土改时期定为“富农”成分的农民。本来这些“富农”子弟们平日生活都很平和低调，加上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有的还是亲戚，为什么要斗争，大家搞不明白。
来我们村的解放军“支左”宣传队只有3个战士，最大的官是个副班长。他们进村后的第二天，就组织人员在村里村外的路旁张贴红色标语，内容大概就是“打倒地、富、反、坏、右！”“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等之类的内容。
我们村有个叫“二愣子”的农民，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说话办事不“着调”，四十几岁了也说不上媳妇，人们都有些瞧不起他。但他在解放军“支左”宣传队进村后开始，显耀了一段时日。
有一天早晨，“二愣子”来“宣传队”报告，“解放军同志可出大事了，你们贴出去的标语被人破坏了”。解放军赶忙叫“二愣子”带路到现场查看，果然村口路旁石头和树上贴的标语都给破坏了，好像有人用沾水的毛巾在标语上进行过摩擦，好多标语都被严重破损，有的只剩下几个字。特别是在一张“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的标语中只剩下“掀命高潮”几个字。这样，在当时环境下，这里真是“出大事”了。“二愣子”对解放军战士说：“这肯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这话正好说到这几个解放军战士心里，便立即宣布“二愣子”为侦破“破坏红色标语”专案组副组长，组长由解放军“宣传队”副班长担任。
“二愣子”是当地村民，解放军宣传队要他拉出几个可疑人员名单，但他不识字，只能口诉了几个“富农”成分的农民作为怀疑对象，重点怀疑对象尤其是会写大标语的知识分子——刘翰德。我们村也成立了二十几个人组成的“专案组”帮助解放军“宣传队”破案，当然都由“二愣子”领导。“二愣子”姓李，那段时间人们都称他叫“李组长”。“二愣子”让人把几个“富农”成分的农民分头关起来，把刘翰德单独关在一间狭小的牛棚里，逼他交代“破坏红色标语的经过”，但这几个“富农”成分的农民始终不肯承认。
后来“二愣子”鼓动专案组人员给这些“死硬分子”颜色看看，用绳子把他们吊起来殴打，不交代就不放下来。最后，知识分子刘翰德实在扛不住了，只好交代了“破坏红色标语”的经过。
刘翰德，又成了那时阶级斗争的典型代表。不但在全公社所有村子进行了游斗，最后还关进监狱里呆了3年。
“二愣子”为破案立了大功，公社“造反派头头”表彰他是我们村“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排头兵”，居然后来还当上了村里“造反派头头”，同时还当上了村干部。但是，后来他伙同他人晚上盗窃供销社的财物，思想压力过重，上吊自杀了。
1980年，破坏“红标语”的案件又有了新说法。一个放牛的牧人向大家说明“破坏红标语”的实情。原来当时粘贴标语都是用白面熬制的浆糊作为粘贴标语的黏贴物。他在放牛时躺在石头上睡着了，醒来一看，牛为了舔吃标语下的面浆，把好多标语都破坏了。他意识到自己闯祸了，赶快赶牛跑到其他地方。他本来想找解放军“宣传队”和村干部把这事说清，但听说村里成立专案组，吊打刘翰德，也就不敢声张这事了。
我们刘姓家族的人，大多数都是手艺人，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伯父和杀猪匠刘福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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