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清霜，洒在树上，洒在柴禾上，也洒在伯父的眉梢上，这让伯父显得更加苍老。他拖着一双溅满猪血和污物的兔儿嘴窝窝（一种棉鞋），走得有些疲沓，驼了的背像个突兀的山梁。我紧走几步，接过伯父提着的家什，伯父拄着杀猪必用的挺棍，明显地轻松了许多。
杀猪的人家早已预备好了滚水，伯父一到，他们就把一桶一桶的滚水注入一个硕大的木桶，木桶上就暄腾起一大团浓浓的雾霭。等待捉猪的小伙子们手脚麻利的把一口肥猪摁倒在了地上。伯父把长长的宰刀咬在残缺的门牙上，蹲下身用左手从猪的脖子捋到下颌，然后用力封住了猪的嘴巴，猪尖利地哀嚎就变成了无奈的“啍啍”声。伯父习惯性地试了试锋刃，然后把刀刺入猪的咽喉。刀在进入时，伯父的胳膊微微颤了一下，使这个一贯到底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缺乏了以往的力度，抽刀的动作显得迟迟缓缓，这让我觉得伯父已经老了，他捅进抽出的动作极不流畅。我看见伯父的额上沁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他粗粗地喘了几口气，脸涨得紫红紫红。刀退出刀口时，刀口里就汩汩地流血，血花朵一样绽放，而后就变成一种红色的喷泉，随着血的喷溢，猪的身子渐渐软了，它的后蹄抽搐了几下，就“呼嗵呼嗵”地断了气。伯父把刀往鞋壳上蹭了几蹭，刀就发出了它原有的光泽。人老了，刀仍然很快，刀在显示自己的年轻和能耐。这口刀是伯父新打的，他本来觉得起码还能陪完一口刀的。一个精力好的人就像一口钢水足的刀一样。而此时，伯父的钢水显然已经不足了，刀还快着，这似乎是对主人的一种蔑视。伯父把刀扔进了笈笈筐，刀具们碰撞出极不和谐的声音。这动作本来是伯父最忌恨的，如果遇了别人这样胡乱把刀扔进去，肯定会遭到伯父斥责的。一个优秀的匠人，对他的工具有着常人无法理喻的情感，工具是匠人身体的一部分，伤了刀具的刃口就伤了匠人的心。而今天伯父居然把自己心爱的刀扔进了筐里。我知道伯父是在恨自己，恨自己力不从心，恨刀不随人意。
伯父熟练的在后蹄上割了口，然后走到烫猪桶跟前调烫，他在滚水里注进了半桶冷水，然后用手去抓，我知道那里面也蕴藏了技巧，冬天快三把，夏天慢三把，烫出的猪才干净而没有异味。如果汤的温度过高，垢甲就紧在了猪皮上，猪肉的味道就有了腥臊；汤的温度低了猪毛就烫不下来，即使用刀尽力剔尽，过几天猪毛照样钻出猪皮。这是伯父一生的经验和技术。伯父拿了挺棍在汤桶里左三圈右三圈的搅，像个修练的道士。他要让阴阳水完全融合，达到适宜的温度。伯父再次伸下手去，汤还嫌太大，如此几番后汤水终于达到伯父需要的温度。伯父招呼小伙子们往汤桶里沉猪。记得伯父身强力壮的时候，烫猪时从来不需要别人搭手，他一手提着猪嘴上预先拴好的草绳，一手提着猪尾巴，把一口肥猪在烫桶里沉浮自如。而今天伯父指示着几个小伙烫猪，总是不能到位。伯父骂骂咧咧，帮忙的人慌慌张张，猪就烫得一踏糊涂。不是水溢出木桶，就是猪沉不到水里。拔毛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烫好的地方毛就好拔，而烫不好的地方猪毛就拔不动。伯父就说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技巧，卖臭力气，也得积累技巧，无技无巧就是笨熊。我看见伯父说这话时，眼睛朝我乜了一下，他是借了这事启发我，但我是压根也不喜欢猪匠这个行当。
这是伯父杀的最后一口猪，也是伯父杀的最窝囊的一个猪。剔毛的时候，那刀总是不如人意地钻进肉里，像个不听使唤的人。剔肠油的时候，几次把肠子割断使秽物溢出来。伯父青筋暴突的手失去了往昔的灵巧，伯父嘴里嘟囔着一句话：倒灶鬼日的，倒灶鬼日的。不知道他是骂刀呢，还是骂自己。本该一个时辰做完的活生，足足用了三个时辰。
一个技艺超群的匠人和他的工具早已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好的家什在名匠的手中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匠人和工具相互结合紧密团结，匠人成就了工具，工具反过来提高了匠人。而匠人和工具似乎也存在一种无法探知的契约，当契约到期时，或者是匠人扔弃了工具，或者是工具开始蔑视匠人。我发现那次伯父的刀具们都集体背离了伯父的意愿，各自随心所欲地游走，才导致了那样的窝囊结局。也许伯父已经老了，伯父的能力已不足以驾驭他的工具了。
那天下午，伯父独自一人坐在炕上发呆，我无法从他的眼神里到达他思考的区域或方位，更无法感触到他思想捕捉到的物事，他就那样痴痴地坐着，像个入静的道长。望着伯父如痴如呆的神情，我有些怕，我凑近伯父叫了一声大爹，伯父才慢慢地从渺远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他眼皮一眨，昏浊的眸子就和我的目光交融了。我说：大爹今天是不是刀磨得太快了？大伯说：不是刀磨得太快了，是人磨得太老了。时间把伯父磨老了，再灵光的工具也无法配合好一个老钝的人。那个下午，夕阳如血，斜斜地播进门，像一柄刀。伯父显得异常的苍老，像一颗盘居山崖的古松。他咳了几声，我说：大爹，你该不是生病了？大伯说：该是老了。
大伯真的病了。杀完猪的第三天，大伯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多年积攒的劳累茁壮成疾病啃噬着他的肺。他艰难地呼吸让我们极度地担忧，哥请了大夫为他输液打针，伯父的病时好时歹，无赖一样缠在了他的身体上，徘徊着不肯离去。没想到那次杀猪竟成了伯父生命里的最后一刀，那一刀成了伯父生命中最大的愧疚和遗憾。
有一天，伯父的精神出奇的好，他从堆杂物的屋里提来了盛工具的小筐，一件一件地端详那些因长时间不使唤而变得灰暗了的工具，那些工具已然失去了往昔的笑容，垂头丧气的样子。伯父拿过一块原石打凿的不规则的磨石，磨石像个纤腰的女人，瘦瘦的仿佛将要断裂。这块磨石不知道磨损了多少刀具，显得老态龙钟。伯父拿出刀，一柄一柄地磨，磨石上的水泪一样流到地上，磨好一件，伯父就用一块旧布子擦拭，刀具们在阳光里笑了，笑得光艳照人，笑的凄美无比。刀具折射出的光映在伯父的脸上，使得皱纹愈加显出沟壑纵横的沧桑。在打磨最后一把刀时，磨石断裂了，声音有些疼痛。不知道是伯父用力过猛了，还是磨石实在老得忍不住了，磨石从凹槽的最深处一分为二。伯父用半个磨石，磨完了最后一把刀，然后把刀分别用老织布一个一个缠裹起来，他怕刀锋在碰撞中打出豁口。伯父完成这一系列工序时缓慢，谨慎，他给每一件工具都注入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像一个隆重的宗教仪式。伯父为他的工具开了最后一次光，然后就把筐挂在了草房梁上的一个木质捞勾上，筐子就在风中悠来悠去地晃荡，伯父注目良久，疲惫地走出了草房。
伯父去了已有十多年了，伯父一去，刘营村就再也没有了真正的杀猪匠，一些人乘机钻出来替代这一工作，但都未能取得村民们的认可。他们做活时出现了一个一个意想不到的漏洞，有的人把刀捅进去来不及抽出来，猪就翻身跑了。带着利刃的猪，溅着血滴走在村道上，有些怕人，那是他的刀尖没有抵达致命的点。有的人把肠子弄的稀烂直到无法收拾。再后来，人们就拉了猪到县城的屠场去宰。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说：再也吃不出猪匠宰下的味道了。这显然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大家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说不明白。
伯父临终的时候，我们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半夜时分他吼出一声，我们赶紧问他怎么了，他眼光迷离欲起的样子，我们把他已经很清瘦的身子扶了起来，在身后垫了铺盖。他出了一身大汗，被褥都浸透了。伯父仰在铺盖上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身后数以百计、数以千万计的猪昂着血淋淋的脑袋在追他，追得让他无处可躲。伯父让哥拿来了他的宰猪刀放在枕下，他认为这样可以避邪。我们依了他，他就安安祥祥地睡着了，而且是永远地睡着了。他乘着梦的翅膀飞走了，飞到了一个很渺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利与欲地羁绊，没有苦与累的纠缠。
年过不惑后，我才知道追赶伯父的不是猪，而是滚滚而来的时间之流。一个人走出生门就被时间趋赶着前行，谁也没有能力躲在时间的后面悠闲地张望。一些灾难和疾病如拦路抢劫的土匪，待在你生命的某些路段上企图撂翻你。如果是一些胆小蝥贼，就畏惧你的强悍，退缩到他该去的地方。设若遇了蛮狠的强盗，人的生命就过不了这个坎。我们说：那叫命。命是很玄虚的东西，一切荣辱和不幸都可以用命的好坏来搪塞。生在厕所里的老鼠也是一条命，生在谷仓里的老鼠也是一条命。命运的好歹取绝于个体的命。
那一刀竟成了伯父生命里的最后一刀。
自古以来手艺人吃香。庄稼人对手艺人都高看一眼，被叫作这个“匠”那个“匠”，大事小情都往人眼前站。在我们刘家营村，就有两个真正的杀猪匠。一个是我伯父，另一个是刘福宪。刘福宪十五岁那年跟舅学会杀猪，这猪越杀越精，便进入手艺人圈子，被人们称为“杀猪匠”。
杀猪这活儿比不得木匠瓦匠纸匠，只要心灵手巧，肯吃苦就行，而杀猪得有胆量和力气，缺一不可。刘福宪小时候家里死穷，喂不起猪，进了腊月门儿，听见营子里谁家猪叫嘴里就流哈拉子。在他十五岁那年，父亲说：“今年咱也杀猪，杀不起大的杀小的，也算过一回年，不然到阎王爷收人时也屈的慌。”于是，福宪妈就实心实意地喂，福宪哥几个一心巴火盼着猪长大，把肉吃到嘴。俗话说：“没有土打不起墙。”家里人还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尽管福宪哥几个上山挖菜，下地割草，帮助喂猪，那猪还是不见长，进了腊月毛重才一百多斤。父亲说：“那也杀，就是一堆骨头也啃，不能让孩子们白盼一回。”
说是说，到杀猪那天，一家人又犯了愁：请人杀，一顿饭得炖十来斤肉，走时按规矩还得给杀猪匠带二斤，这一吃一拿小猪就得卸掉半个屁股，都心疼。
福宪想了想，把心一横，说：“我杀！”。
父眼一瞪，把福宪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问：“你行？”
福宪狠呆呆地说：“没有不行的事！”说着，就叫妈烧水，爷几个手忙脚乱进圈把猪抓住，捆牢，抬出圈，放到摆在当院的饭桌上。
福宪说：“看好。”就进屋找出爷爷当儿童团时用的扎枪，在缸沿上蹭得咝咝吃，转眼间雪亮。他拉开架势，一咬牙，端起扎枪照猪的心口窝捅去，血顺着扎枪杆子喷出来，两手紫红。
过后，福宪说：“杀猪有啥了不起的，我也能干！”过了年，福宪到铁匠炉打了把大号杀猪刀和一杆挺杖，便干起杀猪行当。
福宪学会杀猪，肚子里就有了油水，个头猛长，力气大得惊人，把猪杀得光腚裹脚──干净利落，找他杀猪的人也就多了起来。福宪杀猪不象别人兴师动众，人喊猪叫，从开始就单枪匹马干。他嘴叨杀猪刀，边走边系绳套儿，一偏脚跳进猪圈，把猪赶到墙角，冷不防飞起一脚踹住猪脖子，把猪象钉住似的堆在墙角。接着，随手用绳子套住一只前腿，然后再斜着套住一只后腿，四条腿交叉套牢后，抬脚跳出猪圈，东家这才叫人呼三喝六地把猪抬出圈，放在长条桌上，让福宪捅一刀子放血。接着，福宪手脚麻利地吹气、刮毛、开膛、卸肉、倒肠子，看得别人眼花了乱。福宪杀猪速度快，有时活急一天能杀十头猪，挣回几十斤肉，家里人也跟着吃香喝辣的，说：“这活儿给县长也不换！”
到二十三岁，福宪杀猪已杀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龙润乡很有些名声。一年，乡食品站雇他杀猪，讲好杀一头给十块钱。福宪问站长：“站里有多少头猪该杀？”站长说：“二十三头。”福宪说：“你就多找人收拾吧，我一天都杀了。”站长不信。福宪说，他杀不了一分钱也不要。第二天，福宪太阳出山开杀，不等太阳落山就把二十三头猪全部放倒，弄得浑身上下血淋淋，看热闹的人连声叫好，站长乐得围着福宪屁股转，晚上管足福宪一顿酒肉，结帐时又另送一副猪下水。
日子这么有滋有味儿地过着。家里有吃有喝有零花钱，腿勤的媒人盯住了福宪，龙润乡的好女人象漂亮的蝴蝶直往福宪身上飞。然而佳人命薄。福宪连娶三个俏媳妇，都过不到三年便得急病死了，连孩子也没给他生一个。人们在背后嘀咕，说福宪杀猪杀红了眼，杀的猪太多了，那些猪在阴间向他讨命，而他的命硬，收不去，就把他媳妇收去了。福宪知道这都是些屁话，可是心里也犯掂掇，觉得怪对不住死去的媳妇，想起来心里难受。
福宪身边没有牵挂，日子过得也没个规矩，睡觉没准时间，吃饭饥一顿饱一顿，在外面吃肉喝酒，在家也是喝酒吃肉，身上出汗都油汪汪的，老也不断猪毛味儿。
一天，在饭桌上，村会计对福宪说：“兄弟，再娶个人吧，不然晚上回去还得睡凉炕。”
福宪吃豆腐似地把一块肥肉片子吞下，无所谓地说：“我是个害人精，再结婚还不得把人家害了。拉倒吧。”
会计笑道：“你那几个媳妇都苗条瘦小，象是富贵人家的千斤小姐，走道一脚踩不死个蚂蚁，一看就有病，不死才怪呢。我给你介绍的是我小姨子，身子骨壮实，长得也拿得出门去。去年男人到沈阳打工出车祸死了，有个4岁的丫头。”
听说是会计的小姨子，福宪眼睛一亮，脑海中立时浮现出村会计媳妇俊俏的的模样，心里痒了痒，嘻笑道：“有孩子倒好，那我可就不劳而获喽！”
会计笑得呲牙咧嘴：“和你成了连襟可就有肉吃了。”
福宪说：“有肉吃。”
会计问：“那就相相？”
福宪说：“相相。”
有了这话，相看之前，福宪几夜睡不好，心里老想着会计媳妇，杀猪时走了神，刀尖儿刮破了手指，相会计小姨子那天手指还用药布包着。会计小姨子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这是咋的拉？”说着，伸手在他包着药布的手指上轻轻地摸了摸，福运身上立时就通了电，偷眼一瞅，见这女人比会计媳妇还俊几分。
两人同意，没用二话。时隔一周，福宪在一家喝完杀猪酒，乘着酒兴，拎二斤肉骑车子去了会计小姨子家，把肉“叭叽”扔到锅台上，说：“给孩子吃，净是瘦肉。”
女人迎上来，脸上笑出了蜜。
夜里，福宪睡在女人被窝里。完活儿，他喘着粗气说：“咱都是二茬子人了要回炉就趁早，把婚结了吧。”
女人勾着他的脖子，甜声甜气地说：“想结婚也行，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福宪心急火燎地说：“说吧，别说一件，十件我也答应。”
“你不许再杀猪了。”
福宪一愣：“不杀猪我还能干啥？”
“杀牲口的人命硬着呢。”女人说，“何必一棵树上吊死人，现在只要不犯法，干啥不吃碗饭呀！”
福宪从眼神儿里明白了女人的心思，想了想，就说：“我听你的，从今往后不杀猪了，我到集上卖刀去，卖一份十块钱呢。”
女人无声地笑了。
福宪杀猪远近有名。从这天起，他就掖下夹着杀猪刀和砍刀在邻近几个集市转，给卖肉的掌刀，卖完了收十块工钱。福宪卖肉有道，手也麻利，买主说称多少，他手起刀落，肥瘦均匀，往秤盘上一摔，正好，卖主只管收钱。这一切都是转眼间的事，直到卖完，案上也不剩一点碎肉。有时集上卖肉的多，他就一刀卖多主，几个案子兼顾，却丝毫不乱。时间长了，谁家杀猪卖肉都愿意找福宪这把刀，说他卖肉不剩肉，还不掉秤，手艺耍得精。
一次，福宪见到女人又急了，说：“咱结婚吧。”
女人把福宪卖刀挣的钱又数一遍，说：“咱买上彩电就结婚，半辈子人了，别屈着自己。”
福宪一想也是，女人已是自己的人了，结婚早一天晚一天也没啥，就继续卖刀，挣了钱几天交给女人一次，女人就又向他报一次钱数，说：“买彩电快了。”
五月节前，福宪去边杖子集卖刀。他给一个卖主砍出一半肉的工夫，从路边小吃部晃出一个醉汉，到跟前抓过刀子，说：“我看刀快不快。”说着就往肉上砍。福宪一把抢了回来。
醉汉朝福宪抡起一只拳头：“咋？你想杀我！”
福宪阴着脸说：“我是杀猪的！”
醉汉就摇摇晃晃地骂：“吹你妈的牛×，杀猪？你把我杀了才算有尿呢！”
福宪一甩手把刀子扎在案子上，刀身抖抖地颤了一顿。
这时就围上来一群人，都瞪着眼睛不说话。
醉汉把两只手“叭”地摔在肉案上，瞪着福宪叫号：“是小子就一只手选一个指头，不是小子我砍你的！”
福宪一声冷笑，猛地把刀甩下，剁掉醉汉左手半截食指，正要再剁右手，醉汉吓得惨叫一声跳出几步远，人群便惊恐万状地炸开，眼盯着案上的半截指头发呆。
福宪被关进了县城的拘留所。后来，法院判他蹲一年牢。
女人到劳教所去看福运，见他剃着光头在干活，眼泪碎珠子似地掉下来。
福宪说：“别哭。”
女人飞快地抹了把泪，忙着说：“我不哭，不哭！”
福宪说：“等我出来时你来接我，要带着买彩电的钱，这之前就不要来了，孩子在家没人照看。”
女人用力点点头，眼泪又下来了。
期满，女人穿戴一新来接福运。两人进饭店吃饱，到商场给福宪买了身西服，穿上，又到家电柜台左挑右选买了彩电，这才坐客车回家。下了客车，两人抬着彩电往家走，路过铁匠炉，福宪站下，让铁匠给打一把杀猪刀。
女人问：“干啥？”
福宪说：“我还想杀猪，不再卖刀了，卖刀不如杀猪痛快。”
女人说：“结了婚再说吧。”
福宪说：“结了婚再说。”
两人抬着彩电往家走去。
生产队没有解散的那些年，每年腊月分肉，都是刘福宪操刀杀猪。那时他人年轻，个头魁，再大的猪，他三脚两手便给摁倒，利利索索捆了四蹄，往案板上一扔，一刀子从脖子捅进，红红的热血便涌了出来，一只大盆在下边接着。等猪血控干了，在猪蹄处割条小口，嘴对着一气猛吹，死猪便像气球似的胀大起来。这时，早有人烧好满满一锅煎水。锅是吃食堂那会留下的，三尺六的口径，平时村里用它给饲养室的牲口炒料，这会烫猪派上了用场：涨猪在锅里经煎水一烫，皮便发紧，用刮子一刮，猪毛就利利地褪了下来。猪于是便浑身光亮，白白胖胖。刘福宪收拾停当，一声吆喝，拉下手的跟着上来，一人提住一条猪腿，齐发声喊，百十斤重的猪便稳稳地倒挂在木架子上。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开膛破肚，按人分肉。这对于盼了一年的村民们无异于盛大的节日。看吧，村里除了出远门的，除了年纪太大走不动的，几乎是所有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全都围住场子看刘福宪的表演。尽管腊月的天气还冷，背阴处的积雪还没有消融，但谁也不肯离开一会，一个个眼里流露出来的都是一种等待、兴奋和期盼的目光。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难于理解，吃肉还用分吗？分次肉用得着这么高兴、这么隆重么？
的确，这事情说到底够不上什么大事，吃顿猪肉现在看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现如今的人谁贪猪肉呢？为了减肥，人们越来越疏远肥肉，改吃鸡肉、鱼肉、鳝肉；即使买猪肉，也都是挑瘦厌肥。但三十年前不是这个情况，那时人的肚里没油水，眼巴巴地就瞅着要大肥肉。因为肥肉油多，搁锅里一炼，不只吃了肉，炼出的油冻在盆里，平时炒菜放一点，可以吃一两个月。所以年上分肉，谁也不愿意要瘦肉。要是挨上分到后腿部分的肉，就很不高兴。这也难怪，那会一个人一年分不到二斤棉籽油，油可以说比啥都金贵。有一年分油，东头春花婶的两个孩子抬个油罐，一不小心，油罐掉在地上打碎了，春花婶着了急，到邻家提了一个面盆，连土带油，一捧捧地全掬到盆里，回家后放到锅里再炼出来。全家五口人，一年就分那么几斤油，敢糟蹋一点点吗？既然分的棉籽油明显不够吃，年上分肉能分到大肥肉就显得很重要了。
而今，是一九七五年的腊月。关于这一次分肉，一个月前，队干部就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内容少不了包括：杀几头猪，杀谁家的猪，如何分肉等等。前两项决议的形成没费多大周折，因为往年已有定例，都是按人头算账，今年计划每人两斤，村里二百口人，一乘一除，杀几头猪便有了约数。至于杀谁家的猪，这自然要论个肥瘦，当然是肥猪优先，瘦猪靠后。也不完全是因为肥猪膘厚油大，还有一层原因，那会屠宰猪是要报公社批准的。瘦猪肥猪都占一个指标，那当然是要选肥猪了。这样按图索骥的结果，队长家的、牛娃哥家的、老石家的、东蛋家的猪榜上有名。对于这两项决议，村民们并不关心，都觉着那是该队干部们操心的事情，而讨论到具体的分肉方案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牵扯着每家每户的利益，所以一下子很难集中。
农村的分肉，不是事先割开若干份，部位、肥瘦搭配后再分，而是把猪头一剁，连同猪蹄下水留给饲养户，然后从猪脖子开始，一户一户地挨着往下剁肉。这样，就有个部位、肥瘦的问题，就有个怎样公平的问题。
关于分肉的具体方案，队干部是拿到社员会上征求意见的。会议一连开了两个晚上，方案提了好几套。有人主张按老办法排队，从东头一户排到西头一户；东头的人不愿意了，凭什么就该我们分血脖子呢？今年轮也轮到从西头开始；还有人说不管从东开始还是从西开始，住在村中间的人老是在中间，今年也该变一变。总之，排队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怎样个排法却怎么也讨论不到一起。看看没有办法集中，队长说：“抓阄！”结果大家都还同意，说这个办法行。村里算上五保单身，满共五十七户，团起五十七个纸蛋蛋，一家派一个代表抓阄，凭运气定谁先谁后。
抓阄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一次抓阄偏偏又是绳从细处断，越不该出现的情况越是出现。望天高是个孤寡老汉，前面提到的春花婶家里娃们多，男人又是个病秧身子，是村里头一份困难户，这两户在村里一贯是照顾对象，但他们这次抓的号却最靠前，打肉肯定在血脖子那一块。大伙都觉得这两户不该抓这两个号，可谁又该抓这个号呢？那个年代的人都穷，谁比谁也好不到哪儿去。再说，也不能因为这两户改变“抓”下来的次序，那样牵动面太大，只会是“越做醋越酸”。所以只有这样定下了。
今天的分肉就是按抓阄的次序进行的，不过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一、二号不再是望天高和春花婶，而是队长金宝叔家排在了第一号，牛娃哥家排在了第二号。这一变化据说是因为金宝队长的一个动议。队长说，今年队上杀的猪有他家的一头，按老规程他家能留个猪头，有这个猪头，他家今年能过个肥年。所以第一刀的血脖子就不要分给望天高了，他是一队之长，按道理也该排个第一。老队长一打这个头，牛娃哥是老党员，自然也不会落后。他说他今年也是“杀猪户”，队长排第一，说啥也得给他排个第二吧！这样一调整，望天高和春花婶自然而然就可以分到肋条肉了。而肋条肉在那个年代是最吃香的。
冬天的日子短，赶分完肉已是半后晌了。人越走越少，到最后，除了几个队干部，就剩下些十来岁的小娃娃了。队干部留下来是招呼摊子，而那些娃娃们则是眼巴巴地等着要猪尿泡。猪尿泡有点像现在的吹气球，吹起来有排球般大小，却又比排球轻快，拍起来嘭嘭地脆响，一大群孩子传递着玩耍，自有着另一种乐趣。
猪尿泡是归刘福宪发放的，他杀猪，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但发放也不是乱抛绣球，想给谁就给谁，而是由娃娃们玩锤子、剪刀、布，谁是最后的胜利者，猪尿泡归谁。刘福宪总是很认真地看孩子们玩这种游戏，等发完了猪尿泡，他才收拾起钩子、杀猪刀等工具。
工具是放在提笼里的，放进去的还有他家分得的猪肉。除了这，他腰里还一字排开地别着四根长短不一的猪尾巴。人一走动，那尾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这是老辈留下的乡俗，谁杀猪，猪尾巴归谁。
刘福宪走在街上，孩子们跟在后面看热闹，这是刘福宪一年里最神气的时候。一年就这么一回，刘福宪当然要挑最远的路走。路过饲养室的时候，迎面碰上生产队的饲养员老陈，正抱着一抱麦秸往回走，刘福宪问抱麦草做啥？老陈说老黄牛要下牛犊了。刘福宪道声辛苦，从腰间抽出一根最大的猪尾巴扔过去，老陈不要，田福哈哈着说，他腰里有四根资本主义尾巴，不兴割一根给你吗？
老陈也哈哈：“一年才这么一回，要是每个月分回肉该多好。”
队长金宝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饲养室，正巧接上老陈的话茬：“可不敢每月分一回，那开会还不把队干部劳死。什么时候，要是不再分肉了那才好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到街上去买。只要你有钱。”
老陈说：“那刘福宪不是失业了么？”
刘福宪说：“我盼着有这一天呢！”
这天晚上，队上的老黄牛下了一头小牛。小牛出生的那个时候，满村巷里飘溢着馋人的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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