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时的学习班在大队部。学习内容是“老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通过有针对性的段落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学习目的是让老干部、新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联合。有些地方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村就在大队部挂了一块榆木牌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暂时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我爹光荣地成了当权派）。
后来学习班渐渐演变成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组织形式，带有牛棚的性质。学员们读报纸，念文件，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痛骂自己。遥遥无期的批斗、等待造成的精神压力，致使个别患了精神病。
后来，我爹为进“学习班”的事苦苦烦恼，终于找到了原因——又是青猴子使的坏，青猴子在大队书记面前，说我爹罗金宝在批斗地、富、反、坏、右中不积极，只是竭力抓生产，不顾阶级斗争。大队书记说，那就让他进“学习班”再教育教育吧。于是我爹就在“学习班”接受了三个月的再教育。在我爹进“学习班”期间，青猴子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队长的职务。
在学习班期间，流传着这样一篇检讨书，据说是我爹这辈子的杰作，让他罗金宝一下子成了龙润乡的知名人士。
文革期间一个生产队长的检讨书
尊敬的革命领导干部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其他生产队、其他大队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没有文化，是个大老粗，说出话来可能有些粗鲁，因而不够好听、不够文雅，甚至有些下流，请各位有文化的革命同志们以及大姑娘小媳妇们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面向台下三个方向打躬作揖）
同志们，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勤奋好学，当了这几年的干部，外出开会学习，听报告、听指示，也学到了很多知识，虽然直到现在还不能提起笔来做文章，但是嘴上功夫还可以，我估计说出话来也不会比有文化的人差到哪里去。
同志们，刚才上边来的领导讲了，今天开的是专门批判我的会。我认为不对。老子是三代贫农，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是跟工人老大哥无产阶级一样的革命的主要力量。贫下中农是农村无产阶级，批判我不是等于在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吗？所以，我不能站着接受批判，我应该有坐的权利。当然，我说到鬼火冒的时候也有可能站起来，但那也是我的权利，站和坐都是我的权利。
同志们，我不是靠造反起家的干部，我虽然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是父母都是勤劳正派的人，从小就教我要讲道德良心，不要干坏事，做人的道理我懂。我从来看不起打砸抢的人，不接受任何不属于我劳动所得的东西。我本来是在大队办的厂里干苦力的大老粗，为什么要把我弄回来当生产队长？还不是因为我出身好、做事光明正大、敢说敢干、敢啃硬骨头？
同志们，我干生产队长这几年，经济上贪了没有？对歪风邪气怕了没有？欺负老百姓了没有？农业生产、群众生活落后了没有？都没有啊！所以，老子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老子问心无愧。
同志们，我干生产队长这几年，老婆孩子被我害苦了，我天天操心队里的事，付出的体力和精力比别家的男人多，工分却比别家的男人少，生活水平比别人差；没有帮老婆挖过一墒自留地、没有帮老婆挑过一担粪，没有帮老婆喂过一次猪食。生产队没有食堂，距离街道又远，上边来的领导大部分情况下由我家接待，家里的鸡、肉、蛋，大部分用来招待他们了。因为肉食数量有限，我陪领导吃饭也是多吃菜少吃肉。老婆孩子几个月不沾肉食，饿得干筋骨瘦，他们就团结一致来反对我，其实我也实在是对不起他们。
同志们，我干生产队长这几年，为了维护集体经济，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就随时准备报复我，想尽一切办法攻击我，利用一切机会往我脸上抹黑，我真是内外交困，“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同志们，要说我有什么错误，就是我没有顺从上边个别领导执行他们那一套极左路线，（这时，有领导示意这个问题不能讲）你不要阻拦，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善于逃避矛盾、投机取巧，躲过批判蒙混过关了吗？其他坚持原则的领导被批判被夺权被“靠边站”，你这个和事佬却进了革委会照样当官。（那个领导自讨没趣，灰溜溜的坐下了）
同志们，我没有顺从他们，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有没收自留地，没有没收小片开荒，没有干对不起群众的事情，没有绝对服从领导的瞎指挥，是他们的絆脚石、眼中钉，所以他们就要批判我。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正常。你看那些年轻人，二十老几了还不敢谈恋爱，连跟姑娘牵一下手都不敢，将来怎么同床睡觉，怎么生孩子，怎么传宗接代？那个姓张的地主的小老婆，她的汉子土改时枪毙了，规规矩矩的守寡十几年，那个劳改回来的反革命分子要讨她做婆娘，他们自愿歪锅配歪灶，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张床上打滚，没有侵犯什么人的利益嘛，偏要说人家“班辈”不合，是侄儿跟婶婶，是“乱伦”，不允许结婚。人家是母亲跟儿子了吗？人家是父亲跟女儿了吗？是姐姐和弟弟了吗？是哥哥和妹妹了吗？没有！人家一个是外地嫁来的一个是本村的，人家不是直系亲属，人家班辈不合但是年龄相当，都是三十八九岁，人家还有好长的人生路要走，人家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关你屁事？扯毬鸡巴蛋，简直是乱弹琴！
同志们，我也不怕露丑，就说说我和李寡妇的事吧。那天李寡妇要我帮她把一个石猪槽弄到猪圈里去，我想领导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也是应该的，就去了。李寡妇年纪轻轻，汉子遭车祸死了，暂时还没有找到对头，时间长了可能那个地方有点饥饿，他就拉住我不让走。我老婆嫌我不顾家，好几个月不理我，我也有那方面的要求。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搂抱在一起了，我帮她解决了问题她也帮我解决了问题，双方完全自愿，不属于强奸。我也没有忘记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没有和李寡妇整出娃娃，谁也干涉不了。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这人特有人情味，不是欺软怕硬的角色。你看那些地富子女，他们没有参加剥削，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不把人家当人看待？人家规规矩矩的恨不能把头都缩进脖子里去了，还老是说人家要翻天，他们敢吗？他们有那个能力吗？那些有文化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有的手里还掌握着军队，要说翻天他们才有能力。但是他们翻天了吗？他们很多人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能有中国共产党吗？能有新中国吗？我看中国大多数人脑袋里装的是豆腐渣。
同志们，我干生产队长这几年，我认为自己干得很好，很有本事。就说那些调皮捣蛋的，偷鸡摸狗的，以前就没人敢管。为什么？因为他们出身好，出身不好的不敢乱说乱动。以前的干部都是多吃多占，群众勒紧裤带节约粮食，一年也只能吃半年，干部家一年到头顿顿吃干饭还有多余的粮食饲养大量猪鸡鸭鹅改善生活；以前的干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婆儿女干轻巧活计，拿高工分；有什么招工的名额首先把自己的儿女送出去，再有机会又把自己的侄儿男女送出去；以前的干部作风腐化，看见谁家媳妇、闺女漂亮，不管人家自愿不自愿，千方百计威胁利诱都要把人家睡了。因为粮食掌握在干部手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干部自己屁股有屎，还怎么能管别人呢？但是老子不怕，老子两只手干干净净，老子站得正走得直，以理服人，说出做事没有不佩服的，再蛮横不讲理的人老子也敢管。其实那些吊儿郎当的人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们是看到干部多吃多占，欺男霸女，心里有气，又没有能力跟他们斗，就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了。我不跟他们讲什么“解放全人类”的大道理，那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接地气。我告诉他们，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走歪门邪道没有好结果。年轻人你总要过日子吧？年轻人你总要谈恋爱吧？你总要结婚生子吧？你总是希望找一个漂亮的好姑娘吧？但是有哪一个漂亮姑娘喜欢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阿飞流氓的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亲自领着他们干活，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们做人首先要勤劳，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讲道德、讲诚信，活得堂堂正正，在社会上树立一个好名声，长此以往，找到一个好姑娘、建立一个好家庭才会成为可能，子孙后代也才会成为正派的人、体面的人、有价值的人。不改变你们的坏毛病，猪狗不如！
他们听了我的话，大部分人改邪归正了，个别人没有改，这也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就是不碰南墙不回头。
话说得差不多了，没能使领导满意不是我的错，是这个社会没有包容真话的能力。其实领导们也怪可怜的，既要应付上边又要安抚下边，大部分时间是两边不讨好。今天不管领导满意不满意，反正这个生产队长我是不能再当了，像我这样不谋私利的人，再当下去可能连短裤也穿不上了。其实即使我想当也不会再让我当，因为我不是一个忠实的走狗。
我不愿意当你们也不愿意要我当，如同倒垃圾的遇上捡破烂的，恰如其分，各得其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不管谁来当，我敢说比我廉洁奉公的人是没有了。但是廉洁奉公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是和我一样的下场。
只是不知乡亲们又要落在哪个祸害的手里？
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请大家跟着我喊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检讨人：罗金宝（刘家营村八队队长）
1975年10月20日
我的中学老师——“熊大”，在文革中两次进“学习班”。熊老师进的学习班和我爹的“学习班”相比，有更多丰富的内容：
1974年的冬天，大雪纷纷，寒潮滚滚。我被再分配到学校的第二天，就糊里糊涂地进了“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学习班”。同时也感受到了“学习班”恐怖的滋味：校园里，“工宣队”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知识分子，低三下四，狼狈不堪。早晨六点出操，一位老教师走慢了一点，“工宣队”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我们几个大学生都是“外来的和尚”，虽然不会唸经，但也不妨碍“工宣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又糊里糊涂地被接纳为“专案组”成员。当时的“专案组”，可是个令人羡慕，使人心寒的组织。有事无事可以“训”你一通，还可以“贬”你去农场劳动什么的。在专案组“梁效”写作班子里，我的工作就是抄“两报一刊”的文章，恰到好处“点”一两个学校老师的名，算是从理论上批倒批臭他们的“三反”言论。当时“梁效”是“中央文革”写作班子的笔名，后来人们总结了这几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谁敢说不抄，脑袋保不了。
“学习班”的日子，每天除“天天读”之外，还要开三个时段的会议。所谓“开会”，说穿了就是让教师们相互揭发，相互攻击，从中挑出点问题进行批判。其目的就是想多抓几个“三反分子”，以彰显文革的伟大成就。我就亲历过一次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整人”全过程：前一天召开“积极分子”的预备会，强调批判重点之所在，安排发言之顺序，发言之时间，发言之语调等等，第二天按部就班进行。预备会上安排我第一个发言，要求我带有阶级感情怒斥那个人的检查；可我一时疏忽，为看一本小册子却忘却了说话的时间，第二个发言人抢到我前面说话时，我才如梦初醒。事后领导虽只说了几句，可我再没参加过那种“积极分子”的预备会了。我想，我的那一次失误，也许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政治前途”。
这次“学习班”相当漫长，竟然搞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我参加了无奇不有的大会小会，听膩了千篇一律的“老话”“套话”，目睹了千奇百怪的整人格局；同时，我也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在《毛泽东选集》上划红线，（“工宣队”批评我，学毛泽东著作怎么连线都没划呢？）还学会了如何抄录、套用报刊上的行话等等。当然，在此期间，我也认识了一大批“老运动员”（经常参加政治运动而被整的人），他们出身“黑五类”，大学毕业多年，是些几乎磨光棱角的“才子”，也还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哪！
如果说第一次我是糊里糊涂地进“学习班”的话，第二次进“学习班”是被“工作组”强迫的。当时“四人帮”已被打倒，高考已经恢复，而“工作组”还是打着“抓革命，促教学”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学校。
十来天后，“学习班”的人又都进驻到戒备森严的县委招待所。在那儿，我们不得不接受了“五不准”的指令和老一套程序——自我交代，揭发他人。天天都能听到“工作组”耳熟能详的话：“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人们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大气都不敢出声。有位女教师帮他人洗了双运动鞋，就遭到大会小会的批评。当然，我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也同他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天，早已调离学校的老校长也来到了学习班，我就让他睡到我的铺位上看我写的材料，告诉他只有统一口径您才会马上回家。校长是个老“运动员”，一点即破，他写的“东西”，不仅首轮过关，而且还受到表扬。没两天就来与我告别，我们拉着手会心的笑了。
县委招待所的伙食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可这次是办“学习班”，领导没与我们同甘共苦，伙食仿佛越来越糟。有一天我肚子吃坏了，不巧遇见了学习班的重点人物——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这位有实践经验的老“运动员”，有意无意地讲了他当区委书记时的事：在水库工地上，有人拉起肚子，很快就传染了一大片……“工作组”的头儿水平也太低了点，立马就要来了县医院的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地区医院。第二天，一瓶吊针我的肚子好了。我的第二次“学习班”在嬉笑怒骂中也胜利结束了。
回学校后，我沾沾自喜谈了与老校长串通一气的事。一位“老运动员”却谈了他怎样从“工作组”发给他的材料纸上留下的痕迹而得到信息，又怎样通过劳动时巧妙地把信息传递给战友的故事。我惭愧极了，印象极深。
回想起我两次“学习班”的经历，真有点哭不出，笑不出的感觉。那个年代，被损害、被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太可悲了啊！
为什么邓小平宣布“三十年不搞运动”，知识分子会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呢？没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你们应该懂得了吧！
我爹在学习班的经历他一般不会详细叙述给我，或许有更多的心酸之事让他无法回忆那段黑白颠倒的岁月。
我爹进学习班，是因为替刘翰德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告密者，却是青猴子。我爹罗金宝进了学习班，青猴子如愿以偿的做了队长。这个刘翰德无形中帮了青猴子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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